不忘中囯之207 : 希望和幻滅的故事

希望和幻滅的故事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許知遠 2009-06-25
一開始，人們覺得舊政權實在太過專製與腐敗了，他們大規模的抗議，麵對鎮壓時勇敢無畏，一心期待一個新領袖、新政權的到來，會帶來改變。最終，舊國王流亡海外，新政權建立起來了，它是如此的眾望所歸，不僅代表政治權力的最高機構，也是道德上的仲裁者。

但很快，人們卻發現它與最初想象的不同，不僅沒有帶來自由，反而帶來更多的壓抑。多年之後，一場大規模的抗議再次興起，他們感覺到自己被深深地欺騙了。那個他們曾經無比信任與支持的政權，則決定把槍口對準他們。但與此同時，這個政權也陷入了一個兩難境界——它保持了政權，卻失去了道德上的合法性。

一切都似曾相識吧！希望和幻滅的故事，是人類曆史的主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更是不斷上演。1970年代的巴列維王朝與1940年代末的蔣家王朝，不無相似吧，都腐化、專製、嚴重的依賴美國，對廣闊公眾的需求充滿冷漠。1979年伊朗所蘊涵的希望，也有點像1949年的中國吧。伊斯蘭教義和共產主義都能為所有人、社會所有方麵提供價值上的指導，一個新政權則總是意味著種種可能性。至於2009年的德黑蘭和1989年的北京？

“誰也沒想到它會變成這樣。持續一周的露天聚會，讓德黑蘭的夜晚變成了一個大型的市民Disco，這純粹是出於偶然。人們互相張望著，奇怪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周圍這些人是誰？他們從哪裏來？”一位伊朗學生這樣寫道。與其說德黑蘭街頭的抗議，出於一個明確的政治理念，不如說它是多年壓抑情緒的釋放。人們沒想推翻現行的秩序，仍舊熱切的希望來自最高領袖的肯定，他們隻是要表明自己的不滿，並期待能夠得到回應。大規模的街頭抗議，也緣於上層的分裂，穆薩維與內賈德都是。

1989年夏天的天安門廣場不也是如此嗎？它是一場公眾的狂歡，最初人們的態度溫和，他們的要求看起來也再普通不過了。隻有當他們的溫和態度，遭遇到漠視和一種徹底否認後，情緒才開始升溫。

它們的時態也呈現意外的交匯。1979年的中國開始放棄原教旨主義式的共產主義，而伊朗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開始興起，1989年是在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理念破滅的年份，從莫斯科到東柏林，其中也包括中國，天安門的流血事件終止了這個政權在價值與道義上的合法性。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衰落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在這一年達到了巔峰，霍梅尼宣判了為作家拉什迪下的全球追緝令，隻因為後者的作品《撒旦的詩篇》中的直言不諱。

1989年後的中國，變成了另外一種極權形態。實力成為維持政權的唯一合法性。 20年之後的北京靜悄悄，恐懼尤在，6月4日的天安門廣場上到處是著裝統一的便衣警察。這個國家也正在迎來她60周年的盛大紀念，這個政權已經穩固，穩固得大大超出20年前人們的想象。1989年有著觀念衝突的上層精英們，在一場放逐之後，如今變成了相當一致的整體，大部分昔日的理念幾乎消失，隻變成了赤裸裸的利益集團。但是，它與60年前人們對她的期待，很不相同。60年前洋溢的希望、樂觀、團結，變成了四處彌漫的傲慢、腐化、嘲諷和無力感。翻閱在1940年代的《新華日報》，你會發現當年仍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對於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的批評，如今都如此恰當的適合於自身。不管你多麽胸懷理想，不受製約的權力總是強大的腐蝕劑。

而經過2009年騷亂的德黑蘭呢？和1989年的北京一樣，上層精英之間的分裂，給公眾的表達帶來了意外的生機。但隨之而來的這些流血和恐懼、那些被漠視和踐踏的希望，將會怎樣改變伊朗人的內心？

它標誌著神權政治不可避免的衰退嗎？倘若強硬派堅持它的強硬，政權或許依舊可以長久的維持，但是它變成了一種更平庸的極權形態——沒有道德合法性的實力政治。中國通過經濟增長和不負責的民族主義，來填補這種道德合法性。那麽未來的伊朗呢？

這種類比粗暴，肯定也充滿了錯誤。但誰說，在北京與德黑蘭之間不存在著很大的相似之處呢？從那個下落不明的擋住坦克的中國年輕人，到死在街頭的伊朗少女，充滿標誌性的畫麵，都暗示一些東西一去不複返。它們也都有關人類對最基本的需求的不懈掙紮——對自由的渴望。讓我們重溫一下本傑明•富蘭克林的那句名言吧：“那些願意為了一點點暫時的安全就放棄了基本自由的人，既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

曆史並非線性的前進，一些時候停滯不前，另一些時候則出現倒退。但是，當那些公司職員、小商人、學生、家庭婦女、官員，擁擠在街頭表達他們對生命基本尊嚴的捍衛時，這也往往是曆史最輝煌的時刻，也是他們或許平淡的一生中最富有光彩的時刻，這光亮足以照亮未來一代人的前程。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2009：中國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