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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iary 308 --- 不忘中國之三十九: 重溫甲午

(2007-07-21 03:32:07) 下一個

重溫甲午,我們應該從中汲取什麽樣的教訓
來源: 密碼老不對07-07-18 14:38:06


  

重溫甲午,我們應該從中汲取什麽樣的教訓

(重寫網文。原題:《一位國內博導與大學生狂侃大清海軍之戰力》,由哼哼哈網友張貼於07/07/15)

(老部隊按:個人覺得,對於這一段曆史,有教養的中國人尤其應該了解。溫故知新,不光了解日本,也了解自己,了解今天發生在我們身邊的許許多多形形色色的事情。隻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輕易上當,不會為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式的歪論所左右。我想,人們常說的“以史為鑒”就應該包含這樣一重意思。)


一、從兩個例子開始進入正題

第一個例子是英法聯軍攻占北京 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並火燒圓明園的時候到底動用了多少兵力?答案是:英軍一萬八千,法軍七千二百。就這樣的區區二萬五千人的隊伍便能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在一個泱泱大國的首都殺人放火,肆意妄為。滿清皇帝天不亮倉皇出逃,待到回鑾,各種各樣的割地賠錢的條約就接踵而至了。這樣的故事恐怕在世界戰爭史上都能算得上一項記錄。

第二個例子是八國聯軍禍害中國 1900年,食髓知味的日本勾結英、法、德、俄、美、奧、意聯合進攻北京,這一次,八國象征性地拚湊起來的兵力甚至不足兩萬。雖然光京畿一帶號稱精兵的清軍就不下十六萬,義和團拳民兵勇更有五六十萬之眾,但依然無法改變北京陷落的命運,中國開始有簽不完的喪權辱國條約、割讓不完的權益和向八國賠款四萬萬五千萬兩白銀。

曆史在很多時候是荒唐的。以二萬人讚助性質的武裝巡遊而索取四萬萬五千萬兩白銀,逼著清廷殺害主張抗擊洋人的中國“逆端”,洋人們在中國頤指氣使,予取予奪,而堂堂朝廷卻成了侍奉洋人的二主子。“漢/奸”與“國賊”的概念第一次變得如此真實。這,或許是人類戰爭史,尤其是中國曆史上的又一項驚人記錄。

今天,我們聲討帝國主義的凶殘及其嗜血性和掠奪性,我們詛咒封建統治者的腐敗無能、卑躬屈膝、喪權辱國,為那部屈辱史我們長歎不已、揮淚不已,但這遠遠不夠。事物具有兩麵性,所謂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許多事情隻看一麵往往不夠。同時戰爭是不講道理的,羅馬非一天能建成,也不見得一天就能拆毀。戰爭最講究實力,而這個實力又絕不會由單一物質,或單一心理所構成。沒有武備自然無法一戰,但是有了先進武備勝利便能唾手而得了麽?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是國人心中永遠的痛。在這裏,問題的關鍵在於甲午海戰時期的北洋水師人數不少於日本人,艦隊在裝備方麵上也一點不比日本的所謂聯合艦隊差!當時,北洋水師排水量達7335噸的鐵甲艦“定遠”、“鎮遠”是亞洲最具威力的海戰利器,大清陸軍之毛瑟槍、克虜伯炮也絕不劣於日軍的山田銃和日製野炮,卻為何敗得如此徹底?損失如此巨大?

甲午一戰,徹底打掉了中國人的銳氣,中國從此在日本人麵前不再自信!我們所說的損失巨大便是指的有形的戰爭損失與無形的,卻更為厲害的心理傷害。不如此,我們便無法解釋緊接其後的八國聯軍侵華和此後一而再再而三的投降乞和,賣國求榮以及甘當兒皇帝的可悲心理。
  
  戰爭如果僅僅是人力與物力的算術之和,那麽古今中外的一切兵法都會變得簡單。以立誌變法維新、實業救國的洋務派如李鴻章、張之洞等人苦心操持的中國軍隊也就不至於敗得如此淒慘。“軍人生來為戰勝”。自人類為利益紛爭引發衝突並最終產生出軍人這種職業,這些人就不是為了承受失敗而聚作一堆的。食人俸祿,為人消災。軍人自身不應有利益,他的利益隻有政治,為政治而爭,為政治而鬥。在這裏,戰爭法則鋼鐵一般冰冷。一支平素慕於虛榮而荒於訓練、精於應付而疏於戰備的軍隊,一支奢靡嬌縱、沒有危機感也沒有責任感的軍隊,兵力再多、裝備再好、也絕無勝利可言。這樣的軍隊,人越多越壞事,裝備越精危害越大。

軍人最可貴之處在於忠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這樣一批不謀私利,為民族犧牲的人,這個國家就不會安寧,自不必奢談什麽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古往今來,凡稱得上英雄豪傑者莫不是舍生取義,在民族的危亡時刻挺身而出,舍得為民族為他人奉獻自己的生命。勝利也從來偏愛這樣的人,這樣的軍隊。

  一個中國人,如果僅僅會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還無法悉心體會百年來中國人的那段屈辱曆史。因為,我們的眼中不能隻看見明火執仗的敵人,我們必須在精神文明和道德化上有所領悟,有所作為。不如此,即使得逞於一時卻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就是為什麽我們今天仍然有必要回首往事,重溫那段我們其實不想直麵的屈辱史實。不了解腐朽,我們就永遠不會理解災難。

  我們先來看一看有關甲午戰爭失敗的重大原因:北洋水師的經費問題。

  北洋水師從頭至尾被叫得震天價響的經費短缺問題其實並不僅僅源於光緒大婚和老佛爺祝壽的挪用經費。北洋海軍是近代中國建立的第一支現代化海軍。1874年的日軍因54名琉球漂流民被台灣藩屬殺害而發生的“牡丹社事件”入侵台灣,引起了清廷對水師的再一次關注,盡管按當時的滿清大臣文祥的話說日本不過是"東洋一小國……僅購鐵甲船二隻,竟敢藉端發難",但在琉球、台灣相繼陷入危機的深重時刻,慈禧老佛爺畢竟下了決心,清廷因此作出了"(當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決斷。中國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從1861年清廷決定斥巨資向英國購買一支新式艦隊起,到北洋艦隊成軍的二十七年時間內,有人統計,不算南洋海軍和廣東、福建水師,僅建成北洋海軍前後就耗銀3000萬兩。但為什麽到了1888年,即光緒十四年北洋水師成軍之後,"添船購炮"的國策又突然停止了呢?從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保存的清代奏折和批文來看,連慈禧皆在奏折上批稱:"惟念海軍關係重大,非尋常庶政可比”,卻又為何將幾近視作身家性命所係的海軍經費,突然挪作它用了呢?

二、那拉氏、愛新覺羅•載湉、李鴻章都哭了

當時的慈禧正麵對著一個煩惱。她一個由宮女出身的皇太後,曇花一現的“同治中興”過去了,唯一的兒子同治死後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關心起自己的生日過。六十歲,她一個孤兒寡母的容易嗎?如今這個過繼的兒子是不是跟自己一條心,並在自己的百年之後會不會依照大清的祖製治理國家呢?對,修園子。世上最難之事莫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你已獨當朝政,在這種一筆錢無法作兩筆花的節骨眼上最容易看出他有沒有孝心了。同時,讓那群外國人看看中國的富強有助於打消他們對中國的進一步的貪念和覬覦之心。--據許多史學家研究,這是慈禧要大辦自己六十壽誕的內心依據。

修建頤和園,估工需銀2000萬兩。戶部尚書閻敬銘據實奏稱無款可辦。海軍和壽誕,成了慈禧的兩塊心病。應該說這時的鐵甲艦和頤和園,其實是一對矛盾體,練水師為的是國本,而辦壽誕是為了讓中外同心,不讓包括“蕞爾小邦”倭本在內的洋人小看了我中華。對於慈禧來說她也並非家國不分,輕重不辨,在她的心目中,壽誕不會年年搞,而明年稅賦上來,鐵甲艦可以照買不誤。這一切似乎都天經地義,合乎邏輯。因為她沒有想過“萬一”,以及所謂的防微杜漸之類的題目。所以她既主張大辦海軍,多購艦船,練出一個能保大清江山千秋永固的水師,又對企圖阻止她修園子擺闊的大臣給予痛罵。有一回,據說她氣得哭了,老淚滂沱,弄得光緒很不忍心。

  北洋大臣李鴻章肩負著大清朝政的半邊江山,何況洋務運動因他而起,北洋海軍更像是他一手孕育一手養大一樣。對於慈禧的固執已見他是反感的,但是“大清的江山”這幾個字他不會不認得,他一個漢臣,雖權傾一時,卻與走卒販夫何異?忽忽人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是他不能抗拒的信條。聽主子的話盡自己的力為黎民社稷辦一些差是他的宏願。作為經驗豐富智商甚高的老臣,他早就感覺到宮廷的侈奢與國家防務之間的巨大矛盾。但是他充其量隻能在奏折中要求朝廷停揶“不急之需",“期為副黎民之期”,話雖說得婉轉,也還是要有一點膽量的。曾幾何時,丹心耿耿的李鴻章為籌建水師奔走呼號凡數十年,多有慷慨陳詞之勞和殫精竭慮之誠。但據說他還是被慈禧說動了,並最終加入了挪款祝壽的行列,成為其中最積極的籌劃者。聰明人而辦糊塗事,他是真的認為水師可以等一等而太後不能等一等嗎?又或許他對同治九年(1870)中日友好條約議定和1872年日本侵吞琉球之後,涉足台灣、朝鮮,甚至明治首任外相柳原前光在1870年議約中暴露的對大清江山的狼子野心估計不足嗎?還是出於什麽原因呢?

我們推測:首先他是出於對本身政治地位的憂慮。因為當時李鴻章在朝中政敵甚多。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浪必淘之”,自1866年繼曾國藩升任欽差、1870年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以來,經過同治、光緒兩朝,垂垂老矣的李鴻章已經不願意對著一群馬屁鬼開頂風船了。隻要能夠強國,對付類似日本的野心就以足夠,中國人政治裏的“有所失方能有所得”的理論他很清楚。同時,李鴻章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夠位極人臣,在一片烏壓壓的滿人官僚中間鶴立雞群,靠的仍然是慈禧的賞識。作為一個早已習慣內外交困,尤其是滿清官場內部政治角逐的老手,他懂得在這樣的矛盾發生時作何抉擇。要說有什麽怪異,恐怕隻在於在所謂忠孝不兩立的大是大非麵前,國家安危竟然被當作可以緩行的次等小事,海軍的建設費用竟可以拿來當作孝心置奉於主子奶奶的祝壽貢桌之上。李鴻章這個幾乎一生都對日本懷有高度警惕性的大臣,在事到臨頭時,對危機的感覺卻變得如此麻木!

為了說明李鴻章對日本野心的認識,我們來看一段他在同治11年編撰的《籌辦夷務始末》82卷中說的一段話。在第31頁,他說:“其人貧而多貪,詐而鮮信,其國與中土相近,往返便捷,其形貌文字,悉與華同,以此攫取我內地之利,浸移我內地之民,操術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即使在今天來看,我們也不能不讚歎他對日本人的了解入木三分!

此時,海軍提督丁汝昌上奏,提出在各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此項開支需銀六十萬兩,李批奏聲稱無款。一直到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他才上奏告知朝廷其實之前籌得的海軍巨款他是作為不到萬不得已不用的後備分儲在各處了。

後備分儲情況如下:"匯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四項合計共銀二百六十萬兩。"

今天,我們無法判斷他瞞報時的真實想法,但從他一經戰敗便和盤供出的行為來看,他的藏款和瞞報同樣是出於對朝廷的忠心。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藏錢為國而非中飽私囊。但是無論怎麽說,揭不開鍋的海軍和暗藏巨額備款的李鴻章還是形成了強烈的矛盾對照。挖空心思為海軍籌措經費以備不時之需的李鴻章,和戰後不得不在寫著以超過兩百倍賠款的條約上簽字畫押,並差一點把一條老命都搭在日本的李鴻章形成了多麽鮮明的對照!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一條後人能夠感慨,但這世上又哪有什麽先知先覺或吃吃後悔藥便能回到從前的事!

 當其時,清廷之所以下決心“大治水師”,是出於對至少日本的覬覦之心的洞察和一步一步從琉球而台灣,從朝鮮而遼東的防範,大敵當前,國家麵臨危亡不能不早作籌謀。早在同治九年,日本明治三年,公元1870年,首任日本外相柳原前光代表日本與清朝商定簽訂《日中修好條約》時就對我國權利多有所圖。李鴻章在他的《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8卷第49頁中指出:“第十三條,載明此在彼國有犯凶盜及諸重大案情,或聚眾十萬人以上,由地方官分別會辦,或徑行嚴辦等語,隱為前明倭寇故事,豫設防範”。足見甲午之前清廷對日本的認識就不可謂不深,防備日本的態度也不可謂不嚴厲。事實是,自明代起就反複流竄於東南沿海並一再對我閩浙海域及沿海居民構成滋擾的倭寇,在新的中央政府—明治天皇登台後就開始了新一波規模更大的行動。1871年,日本新任外務卿副島種臣設下奸計誘騙琉球王尚泰出席明治誕辰,以一套住房為誘餌並脅迫其揚棄中華藩屬國,改認日本為宗主保護國。(此項行動,日本史稱“琉球處分”)1873年,西鄉隆盛以1871年台灣牡丹社“生番”屠殺琉球漂流民54人為由,實行“征台”。中間雖經包括1872年9月4日琉球王國的浦添親方、川平親方的苦苦請求,日本也不改初衷。在這段時間裏,日本多次派人上台灣以及澎湖進行考察,駐華公使柳原前光和陸奧宗光則一再偷奸耍滑,多次親自或派人測繪我威海、大連、旅順、劉公島及大沽要地地形防務,等等,這一切更加引起李鴻章等的懷疑和警覺。中日隔海而望,失去海防幾近意味著喪失國土甚至喪失政權。自明代中期就為禍甚烈的倭寇和抗倭的艱難提醒並向朝廷敲響了警鍾。

1888年,離開甲午海戰的爆發隻有六年,在這樣的節骨眼上滿款不報,好整以暇,不將錢財用在關鍵之處,又將海軍經費全數用作孝心的表示,這無異直接危害了北洋水師的建設,削弱了國本,並直接削弱了滿清政府統治的根基。這一點,精明的李鴻章也許沒有想到,或說即使想到了又以家國不分和挪用不過一時之舉,用一句“一切應該不會如此巧合”自己麻痹了自己。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適逢農曆甲午年。7月下旬,經過長期戰爭準備的日本趁直隸總督葉誌超率領的中國軍隊應朝鮮政府幫助鎮壓東學黨人起義的要求進兵朝鮮之機,借口協助保衛朝鮮,突然出兵占領朝鮮並襲擊中國海陸各軍,8月1日,中日雙方宣戰。9月,經平壤戰役和黃海海戰,日軍控製了朝鮮全境和我黃海海域。10月,日軍分海陸兩路進攻東北,占九連城、安東(今丹東)。11月再陷大連、旅順。到第二年2月,攻占威海衛,至此,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此後,日軍接連侵占牛莊、營口、田莊台,控製了整個遼東半島。

當北洋艦隊黃海戰敗後,如夢初醒的慈禧迅即發布諭旨,宣布:"現當用兵之際,必應寬備餉需。除飭戶部隨時指撥外,著由宮中節省項下發去內帑銀三百萬兩,交戶部陸續撥用"。緊接著又下了一道懿旨,說:“因日人肇釁,六旬慶辰大典改在宮內舉行,頤和園受賀事宜即行停辦。”大敵當前,她也知道要趕緊停止精心準備、華而不實、糜費巨大的祝壽活動,且趕緊歸還一部分挪款,甚至打算以省吃儉用鼓舞士氣。其實,李鴻章早年也曾經說過:“臣愚以謂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船之費,萬不可省。”但事到臨頭,他還是糊塗了。有人說,當初呼籲籌建海軍反對修園最得力的人,後來騰挪海軍經費也最起勁。

在今天看來,清末政治中其實這種極其矛盾複雜的現象比比皆是。曆史在同一個地點同一個人身上都有可能出現發人深思的輪回。但就慈禧、光緒和李鴻章來說,這卻是一種局限和必然,這是那種封建王朝“家天下”腐朽政治製度的必然悲劇。

  這裏還有一個當時的滿朝文武皆不願啟齒的原因,那就是滿族中央權貴對漢族官員的疑慮與排斥。內鬥和內耗,使得人心渙散。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成全他人,顧全大局,沒有一點心胸氣度做不到這一點。所謂散沙就是這樣一種概念: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擔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人多反而壞事。

清朝末年,隨著滿族中央政權的日漸衰弱和式微,漢族人才卻從地方到中央紛紛出現。以李鴻章、張之洞等為代表的洋務派興辦洋務、請洋師、建局廠、練新軍,在發展洋務、興辦實業建設新軍和求新自強的口號下幹得轟轟烈烈。李鴻章是其中的集大成者。當時的上海江南製造局以及北洋海軍,以及張之洞在廣州、漢口的兵工廠和鋼鐵廠在相當一部分心存嫉妒的滿清權貴們看來,不過是李鴻章們的個人資本,而且這種個人資本對自己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

兵部因此有人上奏,說北洋水師有變成“李鴻章之水師”的危險,“再閱數年,(李鴻章)兵權益盛,恐用以禦敵則不足,挾以自重則有餘”。這些同樣出於一己之私的勢力要削弱李鴻章,要瓜分“李鴻章的既得利益”,就首先要鉗製李鴻章,削弱他所慘淡經營的這支艦隊。眼中釘肉中刺這種概念在某些時候是毫無道理的。因為這支軍隊的被削弱對於他們共同的大清國來說,是利是弊?這麽簡單的問題他們卻似乎全不在意。這就是權利對政治機體本身的腐蝕。限製北洋海軍就是限製李鴻章,打擊北洋海軍就是打擊李鴻章,已經成為這些人的一個心照不宣的共同行動綱領。

種種桌麵之下以及個人和集團之間的私怨私利,勾心鬥角本來就驅之不去,在外部勢力的幹擾下更是愈演愈烈,最後幾乎到了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以一部分滿清權貴為內容的這批勢力甚至對日本公使言聽計從,挖自己人的牆角。他們上折、打小報告、散布流言蜚語,處處製肘,使得李鴻章的指令無以下達。這些跟那些人嘴裏掛著的“一切皆為了大清”是本末倒置的。總之,權利傾紮不管怎麽爽快,心滿意足,其結果隻有一個:國家利益受損。這一時期,夾在大打出手的朝野權貴之間的海軍則吃虧最深。頗富諷刺意味的是,對當時主張並實施停撥海軍經費的人,僅依據他們在甲午戰爭中的激烈言辭,後來大多數的評論家稱之為"主戰派",而正是這些叫得比誰都凶的“主戰派”卻首先停止撥發軍隊打仗無以須臾離開的經費!一些曆史學家的記性不好,當然,其中記性最差的肯定是日本人,對自己幹過的事都會時時忘記並一再“失言”。

光緒皇帝在整個危機中表現激烈,極力主戰。史載,他在召見軍機大臣時“言及宗社,聲淚並發”。此情此景,我等後人今天讀之亦歎息不已。但是,我們仍然要把這位主戰的皇帝當年的錯誤公之於眾。那就在光緒大婚之際(娶的便是日後簽署了《優待清室條例》,為大清王朝送終,並在慘淡寂寞中鬱鬱而終的隆裕皇後),他的“親爸爸”,包辦了他的這一不幸婚姻的慈禧也是騰挪轉借,在婚禮上挪用花費了不該挪用的錢。因為正因這樣的款項被挪用,才導致戰事告急時無錢可用。餉銀、物資無法籌集。史料如此記載:“辦理大婚之款,四百萬兩尚不敷用。著戶部再行籌撥一百萬兩”。曆史是鐵鑄的,從來不為尊者諱。皇帝成婚竟要以相當於當時兩年的海軍經費為代價,且正值北洋水師經費短絀之機、無力再添艦船設備之時。待到大禍臨頭、危機突至,真的要亡國,要割地,要賠款了,這個雖有一腔熱血的青年皇帝也隻有淚流滿麵,悔不當初了。

三、力量對比:是真的打不過嗎?

在沒有基本透視滿清那部腐朽且龐雜的封建官僚國家機器和這支軍隊的實際戰力之前,我覺得,任何結論都是輕率的。

甲午之前,在內外利害縱橫交織、官場福禍蠅營苟且的大局勢下,連李鴻章那樣的為水師傾注了多年心血的人都不會將全部精力投入海軍建設,更不要說為之傾注全部財力了。外患未至,海軍隻是各部派閥各自政治利益角逐中的籌碼,待外患真的殺到了麵前,要動用軍隊之時,人們才想起富國強兵的道理,但為時已晚了。甲午戰爭,不論光緒還是慈禧、主戰派還是求和派、中樞重臣還是封疆大吏、滿人還是漢人,都在那場錯綜複雜、變幻莫測的政治角逐中迷失了自我,並且誰都不是勝利者,卻將國家和民族推到了幾乎永劫不複的危險境地。值得發一聲感歎的是,將如此巨大的財力、物力甚至精力用於內鬥內耗的民族,又將怎樣去迎接日本那樣的外敵的威脅和挑戰?

  北洋水師覆滅的裝備原理其實絕不僅僅在於兵力或艦船裝備、艦船的航速與炮速。這裏,有一個本來簡單卻被某些學者越弄越複雜的問題,那就是:危機麵前的北洋海軍究竟有沒有能力與日本聯合艦隊一戰?有一種流行的解釋是,因自1888年後北洋水師便未再添船購炮,清軍缺乏訓練,因此麵對如此強大的日軍,北洋海軍難以應付。

這個說法對嗎?

  從軟件方麵看。首先,北洋海軍建立之初是參考了西方各海軍強國的做法,製定了一套周密的規程製度的。這些規程包括船製、官製、餉製、儀製、鈴製,涵蓋軍規、統領、校閱、武備等方麵。表麵上,這些組織規程已經相當完備,對各級官兵都有具體詳盡且相當嚴格的要求。

  其次,北洋艦隊前期的訓練應當說是相當刻苦並富有成效的。從英國聘請的琅威理時為水師總教習,據說監督極嚴,成效顯著。資料記載其:“刻不自暇自逸,嚐在廁中猶命打旗傳令”;“日夜操練,士卒欲求離艦甚難,是琅精神所及,人無敢差錯者”。此等嚴格的要求和訓練,據說即使在文化素質上也使北洋官兵達到了較高水準。當時的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斐利曼特爾曾在視察後評價說:“其發施號令之旗,皆用英文,各弁皆能一目了然。是故就北洋艦隊而論,誠非輕心以掉之者也。”

  再從硬件上說。“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直到甲午海戰爆發前,仍然是亞洲國家最令人生畏的軍艦。此二艦都是當時世界比較先進的鐵甲堡式鐵甲艦,各裝有12英寸大炮4門,裝甲厚度達14寸。兩艦在黃海大戰中"身中數百彈,又被“鬆島”艦的13寸大彈擊中數次,而無一彈能夠鑽入船身,艦上死者亦不多,這都證明它們是威力極強的海戰利器。日本以此二艦為最大威脅,因而在戰前的準備中加速了造艦計劃,搞出了專門用以對付“定遠”、“鎮遠”二艦的“三景”艦,但就日本海軍的整體實力而言,直到海戰爆發時也末獲得能夠達到二艦性能和威力的軍艦。

北洋艦隊的裝甲水平普遍超過日本艦隊。除“定遠”、“鎮遠”護甲厚14寸外,“經遠”、“來遠”的護甲也厚達9點5寸。即使日本的“三景”艦,也缺乏像“定遠”、“鎮遠”那樣的大規模的裝甲防護。

  火炮方麵。據日方記載,200毫米以上的大口徑火炮日、中兩艦隊之間之比為11門對21門。我方記載此口徑火炮北洋艦隊則有26門。小口徑火炮,北洋艦隊也有92門,而日軍僅有50門,這兩項中國都占有絕對優勢。日方隻有在中等口徑的火炮方麵以209門比我方的141門占優。當然,因為中等口徑火炮在當時多為速射炮,所以其在火炮射速方麵的優勢還是明顯的。但因為大、小口徑火炮的對比上北洋艦隊所占的優勢同樣不小,所以總體上不能說在火炮上全部是日方占優。

  再看看船速方麵。就平均船速說,日艦每小時快了1點44節,有優勢,但優勢似乎並不像人們形容的那麽大。有人說當時北洋艦隊將10艦編為一隊,使得高速艦隻為相互照顧而失速,僅達八節,因此不利爭取主動。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麽日本艦隊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艦,其艦隊失速亦不在北洋艦隊之下。

  所以就射速和船速方麵的差距看,北洋艦隊也遠沒有到不能一戰的地步。開戰之初,世界輿論普遍看好中國。北洋海軍前總教習琅威理在英國發表談話,大談北洋艦隊船堅炮利不容忽視。自1892年起擔任日本外相的陸奧宗光則在其外交記錄中寫道:“…英國亦自始與其他列國同抱最後勝利將歸中國之臆測。”日本精心策劃了這場戰爭,但礙於北洋海軍的艦船優勢,它也沒有必勝的把握。時任首相的伊藤博文在豐島海戰後對他的同僚說:“似有糊裏糊塗進入(戰爭)海洋之感”,對能否取勝仍無把握。其統帥下的大本營一共製訂了三種預案,為勝敗皆做好了準備。之所以如此,與日本的底氣與實力有關,因為再貪婪的強盜也會顧忌對手的拳頭,日本覺出了自己海軍力量的不足。

  首先,日本海軍的投入少於滿清海軍。據統計,日本從1868年至1894年3月,對海軍撥款隻相當於同期清廷對海軍投入的百分之六十。

其次,其聯合艦隊的組建時間相當倉促。1894年7月19日豐島海戰前六天,日本海軍聯合艦隊才剛剛編成。此時距黃海海戰也隻不過六十天時間。另外,其主力戰艦多是1890年以後下水的船隻,艦齡短,官兵受訓和船上適應時間也短。相形之下,北洋海軍自1888年成軍後,艦隊合操訓練已經六年,多數官兵在艦訓練時間更長達十年以上,這也是倉促成軍的日本聯合艦隊所無法比擬的。

  再其次,聯合艦隊的艦隻構成混雜,其中有的艦隻戰鬥力十分低下。根據日方統計,聯合艦隊共12艘軍艦參加黃海海戰,總排水量為40840噸。而北洋海軍14艘軍艦參戰,共計35346噸。(有關這部分資料,我方大多數資料統計北洋艦隊參戰艦隻共10艘,皆不算入開戰後趕來增援的“平遠”、“廣乙”兩艦及另外兩艘魚雷艇。)但戰鬥是在中國海域進行,日本補給困難,同時異土作戰對士兵心理不利。日方在總噸位上的優勢也隻是貌似強大。比如它的“西京丸”,戰前剛剛由商船改裝而成,其船體大大高出水麵,不適於作戰,卻比較適合當活靶子。其排水量號稱4100噸,卻隻有一門120mm火炮,日方自己都稱其為“偽裝出來的巡洋艦”,充其量僅是一艘武裝商船而已。這艘船在黃海海戰中,由日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乘坐,目的隻為觀察戰況。因此,戰鬥未開始它就被排在日艦戰鬥隊形的非戰鬥一側,企圖用其它軍艦的艦體遮掩掩護其安全。再比如他們的“赤城”號炮艦,排水量隻有622噸,航速十節。海戰中它也被安排在尾隨“西京丸”之後,依靠別的艦隻的掩護躲避北洋艦隊的直接炮火。這兩艘日艦的戰鬥力和防護力均較弱,被形容為“羈絆手足、老朽遲緩之二艦”,日方在海戰中根本無法依靠它們發揮戰鬥力。此外日方“比睿艦”則是一艘1877年下水的全木結構的老艦,船身的首尾三根高聳的木桅杆便它看上去完全不像一艘現代軍艦,倒“極似中世紀的海盜船”(引自外方評論日艦編隊)。

四、兩強相遇,勇者勝

以上對比說明,中日海軍,各有優劣。而兵法言,即使是旗鼓相當、勢均力敵的對手,其戰爭勝負隻能取決於士氣。1894年初秋,當雙方終於在海上正式相遇、行將拉開世界戰爭史上首次蒸汽艦船大戰的序幕之時,誰都非常緊張。當戰場不再是操演場,冒著黑煙的艦船互相照麵時,麵對逐漸逼近的敵艦,北洋艦隊首先陷入了混亂。

“定遠”艦的管帶劉步瞻指揮首先發炮,但末擊中目標,炮擊反而震塌了駕駛艙前部搭於主炮上的飛橋,丁汝昌和英員泰萊皆從橋上摔下,嚴重受傷,無法繼續指揮。海戰伊始就使北洋艦隊失去了總指揮,實在是清軍的最大不幸。泰萊後來回憶道:“此橋之名甚佳,而其竟真的能飛,於是丁與予亦隨之飛起。鴨綠江之戰以是開始”。

這場命運攸關國運的大海戰持續了四個多小時,北洋艦隊卻自始至終都在沒有統一指揮的狀態下分散作戰。而劉步瞻、林泰曾二位總兵既有經驗又有地位,竟無一人挺身而出替代丁汝昌的指揮位置。直到戰鬥行將結束時,才有“靖遠”艦的管帶葉祖圭升旗代替旗艦,而其升起的也不過隻是一麵收隊旗:指揮收攏各殘餘艦隻撤出戰鬥而已。

“節製精嚴”、“訓練有素”"的北洋艦隊在海戰中也毫無節製可言,打得既無章法,攻擊效力又極低,擊之不中,中之不沉,互不協調,一盤散沙。

在激戰中,落伍的日艦“比睿”號冒險從水師艦群中穿過,“來遠”艦在相距其400米的距離上發射魚雷,不中,令其僥幸逃出。武裝商船“西京丸”經過“定遠”艦時,“定遠”向其連發四炮,僅中兩炮。“福龍”號魚雷艇趕來向其連發三顆魚雷,最近的發射距離僅為40米,竟也無一命中,又讓其僥幸逃走。排水量僅六百餘噸的“赤城”號在炮火中蒸汽管破裂,艦長阪元八太郎陣亡,其前炮彈藥斷絕、大檣摧折居然也不沉,再被其僥幸逃出。

有資料統計,黃海海戰中日艦平均中彈為11點17發,而北洋各艦平均中彈則為107點71發。日艦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艦隊達九倍以上!

戰場上的北洋海軍諸方麵如此失序,就像一支完全末加訓練的菜鳥艦隊。“旗艦僅於開仗時升一旗令,此後遂無號令”。而組建時間很短的日本聯合艦隊,卻在整個作戰過程中隊形不亂,“始終信號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 這裏的經驗教訓,決不是一本海軍操演手冊所能解決的。

北洋海軍崩潰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預料,也讓中外觀察家大跌眼鏡。

五、痛定思痛,速敗的原因何在?

對軍人來說,鬥誌沒有替代品。戰場上決定勝利的是人,而不是物。這也就是說,物質條件再好也經不住一群敗家子在血與火的戰場上折騰。多種資料證明,北洋海軍在一片慵懶承平的中後期,軍紀風氣被各種腐敗習氣嚴重毒化。

  首先,《北洋海軍章程》明文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但實情卻是:自“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摯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甚至在海軍公所所在地劉公島蓋起了鋪屋,將鋪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以牟利。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對這種視規章製度如兒戲的舉動,李鴻章並非不知情,但他卻始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直到對日宣戰前一日的7月31日,他才急電丁汝昌,命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準回家”。

  其次,章程同樣規定官兵不得酗酒聚賭,違者嚴懲。但“定遠”艦水兵在管帶室門口公然賭博,卻無人過問。甚至提督也置身其中,賭得不亦樂乎。資料載:“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見海軍提督正與巡兵團丁同坐鬥竹牌(即打麻將)也”。

再次,滿清兵部所定之《處分則例》明文規定:“官員宿娼者革職”,但“每值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

因此,在北洋艦隊最為艱難的威海之戰後期,“來遠”、“威遠”艦竟然被闖入軍港的日軍魚雷艇漏夜偷襲擊沉!資料記載:“是夜‘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登岸逐聲妓未歸,擅棄職守,苟且偷生”。更有甚者,“靖遠”艦在港內中炮沉沒時,“管帶葉祖圭已先離船在陸”!

  此外,海軍章程規定的船製與保養也形同虛設。艦船要麽不保養,要麽就是擅自移作他用。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裴利曼特爾曾談過一段他對中國艦艇的觀感,說:“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汙狼藉。”

北洋水師艦隊後期實行行船公費管帶包幹製度,節餘歸己,更使各船管帶平時惜費應付,鮮於保養維修,結果戰時後果嚴重。“致遠”、“靖遠”二艦水密門橡皮年久破爛,一直末加整修。致使兩艦在海戰時中炮後速即沉沒。至於艦隊內部投親攀友,結黨營私更是無王管。

政令不通,內部傾紮,軍無鬥誌。直隸總督葉誌超畏敵怯陣,指揮無能,所率赴朝軍與日軍每戰皆敗,卻一再謊報軍情,平壤失敗後,向清廷報稱大捷,清廷誤信,使其不降反升,獲授為援朝諸軍總統。終至9月中旬棄糧械軍資,狼狽逃歸,原形畢露,被震怒的清廷革職監禁。而北洋海軍大半為閩人,水師提督、淮人陸將丁汝昌“孤寄群閩人之上,遂為閩黨所製”。甚至在黃海之戰後,“有若幹命令(下達),船員全體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閩黨之首劉步蟾則被人們稱為“實際上之提督者”。原英國總教習琅威理因“督操甚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劉步蟾乃以計逐琅威理”。“督帶粵人鄧世昌,素忠勇,閩人素忌之”。更有“‘致遠’戰酣,閩人相視不救”的可怕現象出現!凡此種種,這支所謂的新式軍隊的風氣,不消數年就被滿清八旗綠營的腐敗軍風腐蝕得一幹二淨了。

  海軍中腐敗風氣的蔓延,同樣很快便發展到戰訓中的弄虛作假和欺上瞞下的程度,雇請洋師洋員並不能改變這一現狀。使得這支成軍年齡不過十七年的年輕水師未老先衰,外麵看上去烈烈轟轟,內囊子卻盡上來了。1894年的春季大閱時,“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主炮的戰時用彈竟然僅餘存三枚!其中“定遠”僅餘一枚,“鎮遠”隻剩兩枚,在水師洋氣的彈藥庫裏隻有練習用的空包彈“庫藏尚豐”!致使跑進場庫想親自察看炮彈庫存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嚇出一身冷汗”來!雖然“前此一年,鴻章已從漢納根之議,令製巨彈,備戰鬥艦用”,卻一直沒有落實。下撥的經費卻被人“指名吃空”,也就是謊報人頭吃了空餉了。而這時戰爭已迫在眉睫,與戰備如此性命交關的事情,既不見劉步蟾、林泰曾二管帶向丁汝昌報告,又不見丁汝昌向李鴻章報告。大敵當前,不管丁汝昌與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多深,直至北洋艦隊全軍覆滅,“定遠”、“鎮遠”二艦到底有幾枚12英寸主炮的戰時用彈,人人諱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使北洋海軍大口徑火炮方麵的優勢立成烏有。後人在研究甲午戰爭資料時甚至提出,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對日海戰中二艦的主炮其實在絕大部分時間內,一直在用練習彈與敵艦作戰,似乎也隻有打空包彈才有可能出現上述11點17比107點71的敵我中彈比率!

軍紀風氣腐敗殆盡的結果,必然使戰時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力圖隱瞞這種腐敗和所付出的代價,就必然要借助謊報軍情。事實上,這也成了戰爭進行中北洋海軍的一個特點。

  豐島海戰中,“廣乙”沉沒,“濟遠”受傷,北洋海軍首戰失利。但是丁汝昌卻報告李鴻章,說:“風聞日提督陣亡,‘吉野’傷重,中途沉沒”。使得戰戰兢兢的慈禧和信心滿滿的光緒完全不了解實情。

黃海海戰,一場我方損失如此嚴重的敗仗,卻被丁、李二人在奏折中形容為“以寡擊眾,轉敗為功”。扣除李也完全可能被蒙在鼓裏和不願被此時已經升格為“主戰派”的政敵們落井下石的政治考慮,李鴻章仍然難逃欺君之罪。一時間,除了那些參戰的知情者外,舉國上下都跌進了“損失最小最小,成績最大最大”自我欺騙自我安慰的奇怪氛圍之中。在這樣的氛圍裏,不能戰,以為能戰;本已敗,以為持平,或以為勝,嚴重加劇了對局勢的誤判和及時采取應急措施的可能性。直至整個北洋水師覆滅的那一天,這樣的謊報軍情未曾停止。

1894年9月下旬,隨著葉誌超大敗,朝鮮戰場的陸路已經沒有阻擊日軍的部隊,據記載,一部分被俘清軍被押回日本,下落不明。而此時的清廷根本管不到那些,繼續把寶押在“船堅炮利”的水師身上。11月,“鎮遠”艦在回到威海港時為了避開水雷浮標,誤觸礁石,“傷及機器艙,裂口達三丈餘,寬五尺”。管帶林泰曾見破損嚴重難以修複,深感責任重大,自殺身亡。這樣一起明顯的嚴重事故,經丁汝昌、李鴻章層層奏報,卻成了“鎮遠擦傷,未傷戰力”,以致清廷真以為如此,下諭旨僅稱:“林泰曾膽小,為何派令當此重任?”滿朝文武還以為大清水師仍然具有不菲的戰力,可以與日本再戰呢!

謊報軍情甚至使作戰計劃都發生了改變。

1895年2月,魚雷艇管帶王平駕艇帶頭出逃,至煙台後先謊稱丁汝昌令其率軍衝出,再謊稱威海已失。陸路援兵得訊,撤銷了對威海的增援。成為威海防衛戰失敗的一個直接原因。

  艱難的處境最考驗軍隊。而北洋海軍在威海圍困戰後期,軍紀更是蕩然無存。首先是逃兵,部分人員不告而別。當時醫院中人手奇缺,北洋海軍醫務人員,臨戰先逃,洋員院長倒反而服務至最後,相形之下更為可恥。其次是有組織、甚至攜帶船艇的大規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艦總攻劉公島。交戰之中,北洋海軍十艘魚雷艇及兩隻小汽船在管帶王平、蔡廷幹率領下結夥逃逸,兩艇開足馬力企圖從劉公島西口衝出逃命,結果逃艇同時受我方各艦岸上火炮攻擊和日軍艦炮的轟擊。就這樣,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在戰爭中毫無建樹,卻在逃跑中丟盡臉麵地自我毀滅了。

事情的最後更發展到集體嘩變與投降。

資料記載:“劉公島兵士水手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麵對這樣一種全軍潰滅的局麵,萬般無奈的丁汝昌“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諸將不應,汝昌複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致汝昌入艙仰藥而死”。官兵猶“恐取怒日人”而不肯沉船,使得“鎮遠”、“濟遠”、“平遠”等十艘艦船為日軍俘獲,喧赫一時的北洋艦隊至此全軍覆滅!整個甲午戰爭至此結束。

隻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敵。北洋軍風、軍紀敗壞如此,不由不亡。

六、重溫甲午,我們可以從中汲取什麽樣的教訓?

俗話說凡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滿清政府及其軍隊和北洋水師概莫能外。

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史到現代史,中國軍隊與入侵之外敵交戰時武器裝備差距最小的一次戰爭。它又是近代史到現代史上中國軍隊敗得最慘的一次戰爭。為什麽會出現如此反差巨大的結局?清代自焚燒英國人的鴉片煙的林則徐以後,中國人都領教到了西方所恃的無非堅船利炮,也清楚地知道沒有堅船利炮就要割地賠款,稱洋人大爺。很多國人以為過去的失敗盡在船不堅炮不利,卻不大探討人的因素。素質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北洋成軍,甚至與來犯的日本人相比,船不可謂不堅,炮也不可謂不利,為什麽還是失敗,還要割地賠款,而且很不幸是更大規模的割地賠款?自那以後,日本人挾持以小擊大、以弱勝強的餘威一次又一次地欺負中國,而中國的許多人也是憑籍著記憶,一味地畏日,一觸及日本這個名頭,投降論立即甚囂塵上,溜須拍馬,當奴才唯恐不及。中國人究竟是怎麽了?

我們不妨提出幾種假設。

  假設一,北洋經費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如何?有人仍然以為北洋艦隊敗於裝備性能,敗於經費不足。同是主力艦,隻備有一兩枚主炮實彈去作戰的海軍,給它再強的兵器也歸於無用。同是魚雷艇,中方管帶王平、蔡廷幹冒死率艇衝出港外爭相逃命、丟臉地毀滅之時,日方艇長鈴木貫太郎卻冒死率艇衝入港內、創下了世界近代海戰史上魚雷艇首次成功夜襲軍艦的戰例。這裏麵的差距,是船速炮速能彌補的麽?

單就軍事來說,甲午海戰中最令人銘心刻骨的結局,莫過於龐大的北洋海軍艦隊整體覆滅的同時,對方艦隊竟然一艘末沉。就此一點,任何經費短絀方麵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麵的考證,以致對叛徒逃兵的聲討和對英雄烈士的謳歌,旨在這個殘酷的事實麵前成了蒼白無力的開脫。一支平素疏於訓練卻精於應付的艦隊,戰時無論也難以組合成有機的整體合力。

  假設二,北洋艦隊為何要聽從洋人計謀,死打硬拚?為何不多用謀略,比如讓日艦進入我近海加以伏擊,以眾擊寡,各個殲滅,以避短揚長?尤其是那艘“三景”艦,調動整個艦隊,或以“定遠”、“鎮遠”二艦合力圍攻將其擊沉,整個海戰局麵肯定不同,連日本人自己都設想了這樣一種敗局,我們卻完全沒有想到。李鴻章從始至終都在失敗地運用謀略。清廷的兩手準備也不過是“打得過打,打不過請洋人出麵調停”,似乎英法聯軍燒圓明園的事一點都沒在心裏留下影子。在外交上清廷一直在殫精竭慮地疏通英、法、俄、美、德等國,老想用它們去鉗製日本,連增援朝鮮的運兵船都自以為得計地雇傭了英輪“高升”號,以為這樣一來日艦必不敢開炮。

自琅威理被辭退之後,北洋艦隊總教習的位置在李鴻章看來,不再是一個利於艦隊訓練作戰、提高其整體素質的位置,而成了一個拉攏上述洋人國家關係的位置。他先用德國人漢納根,後用英國人馬格祿。漢納根是一個陸軍退役軍官,隻精於建築炮台,處理海岸布防;馬格祿則不過是一艘英國拖輪的船長。他們都不是海軍出身,對海上作戰茫然無知。李鴻章這樣用人,有其頗為自得的考慮:通過任命德國、英國人充任北洋海軍總教習,既可以聯絡與英、德兩國的感情,又不至於真正讓艦隊指揮權落入外人之手。至於此舉對可能發生的海上作戰會帶來什麽影響,卻一直未在其考慮之列。李鴻章一直以為,英德同屬海軍先進的西方國家,鐵甲軍艦既然出自其國,其人也必定嫻熟於使用,甚至戰法。客觀地說,這種算計不可謂不精,但卻恰恰忽略了戰爭極其簡單的道理:戰爭就是兵力的較量,兵器的較量,掌握兵力與運用兵器的人的較量。它包括人的勇氣、意誌和素質。任何脫離這種基本原理、缺乏實力支撐的謀略,哪怕再高深,都是華而不實的。

甲午戰爭是整部近代史中最讓中國人痛心的戰爭,因此它最能激勵國人的愛國之心。因此孫中山先生便以之發動了辛亥革命,隨之又有五四運動、反對二十一條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甲午戰爭又是整部近代史上最能讓日本人沾沾自喜忘乎所以的戰爭,它以為中國就是一塊肥肉,從此它的胃口變得越來越大,要不是後來由中國共產黨參與的、國共兩黨領導的全民族的抗日戰爭,恐怕直到今天,中國都是日本的殖民地。

甲午戰爭又是近代史上對中國人的自信心和民族鬥誌腐蝕最大的戰爭。從此“漢/奸”一詞有了具象的現實意義。

曆史是公正的,任何不與之相適應的東西都將遭到淘汰。孫中山先生說:“曆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個潮流指的是什麽?就是國家興旺,人民幸福。什麽才是防止甲午悲劇再次出現的根本出路?我願借用鄧小平的一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

曆史又是殘酷的。它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任何掩蓋曆史扭曲曆史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對於今天的軍人來說,甲午的教訓之一就是:武器本身並不是戰鬥力,哪怕是再先進的武器。我們重武器論,但不唯武器論。正如一位導師所說:“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離開了意誌品質、鐵的紀律,任你有多少人、手裏拿著什麽樣的武器,都是不可能戰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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