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MOOK（第十四卷）

蕭軍與王實味事件

　　◎ 吳中傑

　　一

　　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後，蕭軍決定要到綏德去。這需要城防司令王震所開的通行證。毛澤東告訴他：“王旅長現去鄜縣，俟他回來，即與他談。”但是，接著，蕭軍就被卷入王實味事件，要走也走不了了。

　　王實味是一位翻譯家，一九三七年就奔赴延安，在馬列學院編譯室從事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當時延安解放社所出版的馬克思的《價格、價值和利潤》和恩格斯的《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就是他翻譯的，還有十八卷本的《列寧選集》，他也翻譯了兩卷半。王實味的工作，對革命幹部學習馬列主義是有幫助的。一九四一年七月，馬列學院改組為中央研究院，他就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別研究員。整風運動開始以後，在毛澤東提出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號召的鼓舞下，他破門而出，寫了一些雜文。一九四二年二月，在《穀雨》雜誌上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三月，又在《解放日報》副刊上發表了《野百合花》，對延安的生活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會金蓮步”，“天下烏鴉一般黑”，“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等等。並且在中央研究院的牆報《矢與的》、《輕騎隊》上直接點名批評當時主持工作的副院長李維漢。這樣，就引起了上麵的注意，認為文章風氣不正，有極端民主化傾向。再加上國民黨特務機關將王實味等人的文章編成《關於〈野百合花〉及其他》，到處散發，問題就更加嚴重化了。因為根據當時的邏輯，凡是敵人讚成的，我們一定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一定要讚成，既然王實味的文章受到國民黨的稱讚，那麽這邊就非批判不可。開始還是作為思想問題來批的，後來逐步升級，變成政治問題了。

　　蕭軍與王實味本不認識，對這件事也並不關心，開始是一位朋友李又然找他，說是王實味很有才華，聽說受到批評不服氣，氣憤之下提出要脫黨，多可惜呀，對共產黨影響也不好，要蕭軍找毛澤東問問到底是怎麽回事？因為那時蕭軍與毛澤東來往較多。蕭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果真跑去問毛澤東。毛澤東對他說：聽說王實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調查，這件事你最好別管。

　　所謂托派者，即托洛茨基派之謂也。托洛茨基是蘇聯紅軍的締造者和指揮者，為蘇維埃政權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同時又是一位理論家，他對蘇聯革命的貢獻要在斯大林之上，而政治地位更不在斯大林之下。隻因在黨內權力鬥爭中被斯大林擊敗，就從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變成了反革命。本來，這隻是聯共黨內和蘇聯國內之事，但當時中國共產黨是受共產國際領導的，而共產國際又要看斯大林的眼色行事，所以在中國，托派也就等於是反革命，甚至比一般的反革命更可怕。後來，王實味就因為托派問題被關，被殺，直到他死後半個多世紀才得到平反——原來他根本就不是托派。

　　不過既然毛澤東要蕭軍不要管這件事，蕭軍也就不去過問了。但在六月初，“文抗”接到通知，要大家到中央研究院去參加批判王實味大會，秘書長於黑丁問蕭軍去不去？蕭軍說不想去。於黑丁說，中央研究院離這裏不遠，你去聽一聽嘛。蕭軍也就答應了。可見，他原來隻是要去聽一聽的，並不想介入。但蕭軍是見不得不合理之事的，見了就要挺身而出，而一出頭講話，不管講得在理不在理，就被卷入了是非旋渦。因為批判會曆來是一邊倒的會議，不容許有一點不同意見，雖然蕭軍所提的隻是會場秩序方麵的意見，也是不能見容於人的。

　　批判會在中央研究院的大禮堂召開，幾百個人圍著王實味，七嘴八舌地亂嚷嚷，雖說是向他提出質問，卻不讓他辯解，他一說話就被大家打斷了。蕭軍忍不住說：“大家安靜點好不好，他說什麽一點也聽不清，他的觀點究竟是什麽？你讓他把話說完了再批判也不晚啊！你有理還怕他說話嗎？”這樣，王實味才有了說話的機會。他說自己不是托派，也不是反黨，但他的發言仍不時被人打斷——隻有這樣，才能顯示出與會者的義憤。散會之後，蕭軍在路上很氣憤地對同去開會的妻子說：“這他媽的開的什麽會，簡直是狗打架倒尿盆，哪像個最高學府！”不料這話被走在旁邊的一位女同誌聽到了，回到“文抗”，她當晚就向黨組織匯報了——這種行為，俗稱“打小報告”，實際上就是“告密”。但因為是在向黨組織匯報的名義下進行，所以使得這種卑劣的行為披上嚴正的外衣，而廣為流行。毛澤東在《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還將聽到什麽言論而不匯報，列為自由主義的表現之一而加以反對，在黨的組織生活中，更是把匯報自己的思想和匯報別人的思想列為經常性的課題，因而使這種行為製度化了。

　　這匯報，很快就生效了。過了幾天，中央研究院就派來了郭小川等四人為代表，拿著一份八大團體一百零八人簽名的抗議書，指責蕭軍同情托派王實味，要他向大家承認錯誤，賠禮道歉。蕭軍一聽就火了，說：“王實味是我叫他到延安來的嗎？是我叫他入黨的嗎？是我用小米養活他的嗎？是我叫他反黨的嗎？……”立即將這些代表趕了出去。代表們走了以後，蕭軍越想越氣，連夜寫了一份《備忘錄》，準備提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寫完之後，就到作家俱樂部舞會上向抗議書的簽名者宣布：明天上午在此回答你們的問題。第二天上午大約有一百多人到了作家俱樂部，聽蕭軍宣讀他的《備忘錄》，倒是沒有人敢於起哄。讀完之後，陳學昭才站出來說：“他把咱們罵完了就走了，不應該讓他走！”大家雖然嚷嚷得厲害，但誰也沒敢攔住蕭軍，隻好讓他揚長而去。

　　十月十八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大會”，蕭軍是主席團成員，也坐在台上。輪到他發言時，他把《備忘錄》從大衣口袋裏掏了出來，當眾念了一遍，於是引起軒然大波。據蕭軍當天日記所記和蕭軍夫人王德芬在《我和蕭軍五十年》中的回憶，當時第一個出來作證人的是陳企霞，第二個是中央研究院的陳正，他們訴說那天鬥爭王實味的經過，但情況是歪曲的。接著會場開始騷亂了，蕭軍卻安然不動。台上主席團的五位黨員作家丁玲、周揚、劉白羽、柯仲平、李伯釗和兩位非黨作家艾青、陳學昭，為了表示自己的“黨性”和“革命性”，一個接一個地站了出來和蕭軍展開了大辯論。陳學昭先要摘掉蕭軍身上的魯門招牌，說：“我比蕭軍大幾歲，是他的大姐姐，他說他是魯迅的學生，我不知道魯迅先生承認不承認是他的學生？”李伯釗以恩主自居，說：我們共產黨對蕭軍待以上賓，又是借錢給他，又是幫他出刊物，沒有對不起他的地方——意思是：不夠朋友的倒是蕭軍自己。周揚則擺出一副理論家的架勢，從理論上說明，過錯全在蕭軍身上。艾青說：“蕭軍說不要用同誌的血洗自己的手，我隻見過用水洗手，沒見過用血洗手的。”柯仲平則要蕭軍不該顧惜麵子，應該承認錯誤。劉白羽高叫：“今天誰也不要走！”意思是必須辯論它個水落石出。蕭軍說：“對，誰走誰是孱頭！”蕭軍覺得他們的發言都是歪曲抵賴，指黑為白，誇大巧飾，挑撥離間，全不是一個正派共產黨員的行徑，所以他理直氣壯，毫不畏懼對方的人多勢眾，在強大的壓力下，一個人“舌戰群儒”，從晚上八點一直到午夜兩點鍾，辯論了六個多小時還沒有收場，台下一千六百多群眾無一人退席，都要看個結果，氣氛十分激烈緊張。這時，大會主席吳玉章站了起來，勸解道：“蕭軍同誌是我們共產黨的好朋友，我們一定有什麽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才使得蕭軍同誌發這麽大火，我們應當以團結為重，自己先檢討檢討。”蕭軍這個人從來不怕壓，愈壓愈硬，但卻聽不得一句好話，一聽吳玉章的話，氣就消了不少，站起來說：“吳老的話還讓人心平氣和，這樣吧，我先檢討檢討吧，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們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這時丁玲要“搶麵子”，不顧吳玉章的調解和開導，忽然站起來說：“這一點最重要，我們一點也沒錯，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錯，我們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等於九牛一毛，有沒有你蕭軍這個朋友沒關係。”蕭軍一聽氣又來了，他說：“我百分之九十九的錯都攬過來了，你們一點錯都不承認，盡管你們朋友遍天下，我這根毛啊也別附在你這牛身上。我到延安來沒帶別的，就是一顆腦袋，一角五分錢就解決了（一角五分錢可以買一顆子彈），怎麽都行，從今天起，咱們就拉——蛋——倒！”蕭軍用右手重重地頓了三下，怒氣衝衝地帶王德芬走了，大會不歡而散，群眾議論紛紛。

　　從會場出來，蕭軍和王德芬一同踏著月光回家。王德芬聽了那些人的歪話很難過，倒是蕭軍勸解她：“不要為這些難過的，這是我早預計到的，他們不說歪話怎能成為他們自己呢？我卻坦然，感到一種輕快……”蕭軍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此後“不和任何人來往，不參加任何會，靜靜地寫作，時時準備戰鬥，決不稍留情麵。要以拚命的精神應付一切。拚命這是我唯一的武器。關於此事，我也再不向共產黨中央追究了！我感到一種漠然的失望！”

　　但曆史也真會捉弄人。十五年後，這些圍攻蕭軍的“革命派”中，就有好幾位——如丁玲、陳企霞、艾青、陳學昭，都被打成“右派”，即資產階級反動派，而自稱百分之百都對，一點錯都沒有的丁玲，則被批得百無一是，整得最慘。再過九年，已經成為文藝界最高領導、經常整人的周揚，也被作為“二閻王”、“文藝黑線的總頭目”而打倒在地，其他的人，除了過世的以外，幾乎無一幸免。他們在被批鬥時，其文章和說話，也是被割裂、被歪曲、被誇大，他們也像王實味一樣，被剝奪了辯解的權利，而根本不能像蕭軍那樣地“舌戰群儒”了。不知在批鬥台上接受批鬥時，他們的腦子裏閃現過當年起勁地圍攻別人的情景否？他們對自己那時的態度是如何進行反思的？

　　二

　　在延安的政治氛圍中，凡是受到批判的人，或者被認為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不敢和他接近，否則便被認為是劃不清界線，而要惹火燒身。

　　王實味事件之後，很多人都不敢與蕭軍來往了，連多年的老朋友舒群和羅烽也有所顧忌。蕭軍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九日日記中寫道：“晚飯後芬要我去看戲，因為今天是招待文化界。因為聽說是歌劇，我去看了。先到羅烽那裏，舒群也在那裏打牌，還有陳企霞。我有一種敏感，感到烽、群他們對我存在著一種顧忌和隔閡，所以我也就不樂意和他們在一起，獨自躲開去坐著。”當然也有同情和支持蕭軍的人，但一流露出來，就要受到批判，並被扣上政治帽子。也是在一九四三年一月間，蕭軍收到了這樣一封信：

　　蕭軍同誌：

　　我是一個你的崇敬讀者，目前我所讀到的中國作家中，在我的崇敬簿上，你是第一個。

　　新年到了，現在謹以這個資格向你致意，祝福您新英雄一九四三年更加健康，更加快樂。

　　我認識你是從文藝月報《說起》的。從那以後，凡看到你的文章，我必仔細閱讀，因為從那裏麵我才完滿的尋到了我要獲得的：真理，智，仁，勇，巧。

　　最近因為我說明了我欣賞你的《盲腸與詩》》（我是寫詩的），便成了鬥爭我的導火線，弄了一個“反黨”“反革命”的帽子戴著。然而，這並不能使我心死。在負刑之餘，又找了份文藝月報來看，使我更加摯愛你的文章。《藝術家的勇氣》、《我的態度》變成了我的力量，使我更知道世界上沒有“可怕”也沒有“寂寞”。

　　我敢向任何人宣稱：我是蕭軍的崇敬者！

　　你若問我是誰，我便是和寒十坡去看你兩次的那個女同誌。

　　（關於鬥爭我的事，是我校整黨風的秘密，請勿讓第二人知道。）

　　敬禮！

　　一九四三，元旦

　　這封元旦寫好的信，住在同一城市的蕭軍要到十一日才收到。可見這位勇敢的女詩人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仍不無猶豫——但她終於還是寄出了。

　　這封信對蕭軍當然是個安慰，同時也鼓舞了他的鬥誌。蕭軍在收到信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散步時我又把這信讀了一次，除開感到一些歡喜而外，同時也更堅定了對一切‘不正’戰鬥的決心和力量。我知道了，凡是真正有勇氣有膽量，個性堅強積極革命的青年，他們的心是傾注於我的。這使我一方麵增加了為他們而戰鬥的決心，同時也更增加了我的謹慎和責任感啊！我要沉默、忍耐、充實自己……”

　　蕭軍在戰鬥，同時也在思考。

　　王實味事件，不但使他看透了人情世態，而且也使他看穿了政治鬥爭的詭秘。他在同一天日記中寫道：“如今我對於一般人對於某人傳說‘有問題’這類事，我已經感到淡然了。從王實味這次事件，對於一切與政治有關的事件，我全是以‘策略’的眼光來懷疑它了。我雖然不能否定他們這些辦法，但我卻總以為這不是正路。此地‘持眾’和‘附聲隨和’的風氣很盛，這不是好現象。北冰洋的冰山據說是外麵有多大，水裏麵還有多大的。他們這種‘一切大吉’的整頓思想辦法，將來一定要有發芽的機會的。”

　　不錯，人總是要有一些切身經曆之後，才能領悟到一些事情的奧秘。

　　為了弄清當前發生的事情，蕭軍覺得，還要研究曆史。他說：“生在這複雜社會就要懂各種東西，我預備把中國近百年曆史、政治派別好好知道一番，免得將來出去上當。——先由共產黨研究起，再及國民黨，以及其他黨派——不管反動與正動。”（1943年1月11日日記）對於共產黨研究的結果，他認為：“共產黨有些地方缺乏一種連續性的執著，衝動性大，機會性大。總之，農民性、封建性、遊擊性還殘存得很厲害！”（1943年6月21日日記）

　　同時，他還研究中國古代史。由於延安缺少古籍，蕭軍所能到手的隻是範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但從這本書裏，他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他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日記中寫道：“讀《中國通史簡編》到朱元璋殺戮功臣時，使我感到今古政治有一個通則，就是用則取之，不用則棄之或消滅之，這是政治上的‘功利性’。再就是無條件地‘服從’，為無論任何帝王、政黨所不易的原則。我正缺乏這品質，所以我愈感到自己離政治旋渦再遠些，這也算明哲保身罷！因為我還願意使自己的壽命多活些時日，為人類做一點有益的事。”

　　正因為看到了這些問題，所以他自己作出了這樣的選擇：“不入黨，不做官，這是我的決定，但要站在比較自由的地位，監督革命前進——這是我的責任。”（1943年7月13日日記）

　　也正因為站在比較自由的地位，他在當時的造神運動中，能夠保持自己的一份清醒。

　　在整風運動以後，延安及其他根據地，正是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權威，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候，蕭軍雖然對毛澤東很尊重，認為中國的將來應是魯迅的文化精神和毛澤東的政治理想的融合，而且準備為這個目標而奮鬥，但是他對毛澤東始終采取平視的態度，他說：“在文學上、精神上魯迅先生是我唯一的先生，對於毛在政治上我也願以他為先生，為這政治理想而戰鬥！但我卻以兄長的地位看待他。”（1944年3月22日日記）所以他對毛澤東的代表作，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而且還要直接向毛本人提意見。他對於製造偶像的做法表示不滿，認為這是使人產生迷惑的力量。這些想法，見於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記中：

　　下午和夜間，把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又讀了一次，第一次是讀於一九四一年八月。我感到：這隻是一本概括性的、說明性的文章。它底長處是明白通順。短處，文章組織不精密，平麵化，缺乏一種深沈的、集中的、鼓動與震撼的力量。文章作風不統一，欠嚴肅，輕佻，報紙作風，感覺性的，比喻和幽默得不恰當，缺乏一種斬釘截鐵的力量。

　　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覺性的天才，後天蘊藏性不夠，是一個經驗性的天才，哲學性不夠。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政論家……但不是一個深刻的、洞徹一切的思想家。行動的力量象征，精神的崇拜象征。是一個明敏有餘，影響力不足的人。

　　權威的力量，偶像的力量，可以使人發生迷惑！

　　隻有真正懂得本質的人，才能不為它所影響，走出這影響。

　　我預備把那份關於文藝戰鬥計劃寄給他。我知道他需要我很多幫助（至少在文化一方麵），我有的一些優點他是沒有的。但我卻應該默默地幫助他，不使別人知道，不傷到他的自尊。我集中的，消除一切的力量可以影響任何人，不管對方承認不承認。

　　蕭軍不但不讚成在政治上樹立偶像，而且也反對在文化上確立班頭，因為文化領域更應該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當時中國共產黨要把郭沫若樹立為繼魯迅之後的文化班頭，蕭軍對此就很反感。他在一九四二年九月七日的日記中寫道：

　　今天算為休息，沒有寫作，讀了一些雜誌，在一本《抗戰文藝》上看到一些人為郭沫若祝壽的文章，平心而論這是應該的，但這些人總是夾雜些不正的、江湖的、行幫氣的東西，使人可厭。郭沫若這人越來越淺白庸俗，做士大夫，好名，要繼魯迅而為文化班頭，但卻總是“不老實”。因此自己決定，一定要離這“文壇”遠些，沉靜地從事自己的工作，任何團體、集會均不參加，決不為這些班頭們去做站班。我卻是有著要征服這些醜類的雄心，但這不是現在，而是要以我的藝術，而不是以一種不正的拉攏手段，弄幾個嘍囉保自己作大王。我是應該強健自己，長期忍耐……

　　蕭軍的看法不錯。郭沫若這個文化班頭，在文化上的確沒有帶好頭。他離開了“五四”時期魯迅等人所開創的正視現實的文學道路和獨立自由的文化思想，走上了服從政治、配合任務、宣傳政策、歌頌領袖的道路，而且還影響了一大批作家和文化人，產生了消極的作用。

　　蕭軍有很大的抱負，有很強的自信，但是他並不自滿。他在踏實地工作，努力地充實自己。他在日記中自策道：“努力創作，不斷學習哲學、政治、經濟以及其他知識，普遍、深刻觀察各麵生活以為將來創作準備，盡可能參加各方麵活動……這就是我的路。”“一個作家僅靠了一點原始性的‘天才’與淺薄的一點文學上的基本知識，他底創作生命一定要死滅。他一定學得更多更深，思索得更多更深；生活得更多更深；戰鬥得更多更深……才有望。”（1943年6月22日日記）

　　三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提出：“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這個號召很快就得到了落實。一九四三年一開春，“文藝家抗敵協會”的作家們紛紛下鄉下廠下部隊去深入生活，“文抗”這個機構也撤消了，原來的地址成為“中央組織部招待所”。

　　那時，王實味已被定為“托派分子”，還有幾個與王實味稍有來往的青年理論幹部，也一並被打成“五人反黨小集團”，成為延安審幹運動中的一個大案。蕭軍因為與王實味並不認識，無法圈進這個“小集團”裏去，但仍被扣上了一頂“同情托派王實味”的帽子，成為問題人物，哪個單位也不敢接愛，隻好仍住在原處，繼續寫他的小說《第三代》。

　　但這裏的氣氛，使他無法繼續寫作。

　　住在招待所裏的，都是從外地調回延安參加整風審幹運動的幹部，經這一審，都審出了重大問題，不是內奸、特務，就是反革命。蕭軍在日記中說：“這招待所幾乎成了個‘內奸’世界，這裏住了一百五十——二百人，大約百分之七十是特務或有政治問題的。”這使他感到迷茫、困惑。一方麵，這是以黨組織的名義宣布的案情，他不能不相信，覺得形勢很嚴峻，應該保護這個黨和它的領袖毛澤東；另一方麵，又有感於問題的複雜性，再次表示不想入黨，說：“這還不是我到黨內去戰鬥的時機，還長留於外邊，這對於作戰更方便些。”（7月20日日記）經過一番觀察與思考，他想要換一種方式生活：“我決定到年終要去尋毛澤東談一明白，我不想再過這種機關生活，同時我也表明自己的主張和態度，省得一些黨人們在那裏枉費心機要領導我，教育我！”（9月13日日記）

　　但是，等不到年終，他在招待所就住不下去了。

　　因為招待所裏住的都是被審查的幹部，所以在生活上就比較苛求，比如吃飯，都要自己上食堂吃，不準帶回宿舍。而招待所主任夫婦和學委會的委員們，則要小服務員送到山上窯洞裏吃，以顯示身份的不同。蕭軍夫婦雖然不是審幹對象，但既然蕭軍是問題人物，當然也要自己上食堂吃飯。蕭軍倒不計較這些，隻是天氣漸冷，夫人王德芬懷孕臨產，每日三餐從山上窯洞到山下平房食堂吃飯，很不方便，而且結冰地滑，也有危險。十二月初蕭軍就向招待所負責人蔡主任提出，可否由他把王德芬的一份飯菜帶上山去？蔡主任為了顯示自己的革命性，很不客氣地回絕了，說是任何人都不準特殊化！蕭軍一再說明困難情況，要求照顧，蔡主任仍舊堅持己見，絕不通融。於是蕭氣憤地反問他們自己為什麽特殊化？蔡主任一聽，提意見提到自己身上來了，就大發雷霆，竟擺出了官架子來壓人：“我是主任，你敢批評我？”蕭軍向來最不吃這一套，別說是小小的招待所主任，最大的官兒他也不會放在眼裏，於是大吵起來。蔡主任惱羞成怒，竟下起逐客令來：“你嫌這不好，可以走！”蕭軍本來就不想在這裏再住下去，馬上就回答說：“走就走！”而且立即行動。

　　十二月四日一早，蕭軍收集好簡單的行李，領著懷孕的妻子和兩歲多的兒子蕭鳴，冒著蒙蒙細雨，離開了招待所。他們在邊區政府開了介紹信，到延安縣川口區第六鄉的劉莊落戶，在一位劉大娘的石窯裏安了家。這石窯是劉大娘存放糧食用的，半地下室，沒有門板，牆上沒有抹灰，寒氣襲人。蕭軍每天到山下小河溝裏挑水，到十五裏外的荒山上砍柴，不久，妻子生產了，他還自己接生，生下的女兒取名為蕭耘，以紀念這段時期的農耕生活。

　　當地的老鄉原以為蕭軍是個反革命，要不然，一個幹部怎麽會打發到鄉下來勞動呢？但看他帶著婆姨、兒子來，又有點不像。後來一打聽，原來是個大作家。他們不知道“作家”是個什麽玩意兒，但看到蕭軍很能吃苦，肯幫助人，還能自己接生，很能幹，都對他有好印象。左鄰右舍見他們什麽吃的也沒有，就送來了自種的白菜、土豆、蘿卜和自製的豆腐、豆芽。王德芬生了孩子以後，又送來了小棗、小米、紅小豆、豇豆。過春節時，還給他們送來了饅頭、豆包、年糕、炸焦圈、炸糕餅這些年貸。有一家曾經得到蕭軍幫助過的老鄉，認定他是一個好人，一定要與他結拜為兄弟，並將自己放羊所得的小米，分一半給蕭軍家。當然，群眾本有各色人等，也有賣菜給蕭軍家時，故意抬高價格的。

　　但蕭軍一家三口吃飯，單靠鄉親接濟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自己開荒種地，也要等下一個收獲季節才有糧食。他必須向公家借糧。區裏指示鄉長，給他發放三個月救濟糧，每人每月以一鬥一升六合計，一家三口人，共一石零四升四合。蕭軍在借到糧食時，曾經產生一種幻想：“回來路上，感到很愉快，糧食問題解決了，明年我可以安心種地了，決心種兩年地，積累一些路費離開邊區。”（1943年12月29日日記）但以後卻再也借不到糧食了，縣政府通知他，要對他按照居民的待遇，政府一切不負責任。蕭軍知道，這是對他一種新的政治壓力，要用饑餓來壓倒他。但是他是寧死也不肯屈服的。他準備變賣衣物來維持一段時期的生活，並且和妻子商量，“將來一切賣完而後，就‘賣藝’走出邊區去……”而且，在困境中，也更加看清了一些人的嘴臉：“這鄉上的幹部——鄉長，指導員等——幾乎全是流氓成分，鬼鬼祟祟，全無正氣。因此我想到，共產黨如果不認真勵精圖治，訓練、篩選、提拔……像樣的幹部，它負起改造中國的大任是不可能的，將要有新的力量代替它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那是不能談的。”“吃著老百姓的公糧，而不給老百姓辦事——這是可恥的啊！”（1944年2月25日日記）

　　正在這時，事情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變化。有一天，對蕭軍一向態度不好的縣委書記王丕年忽然帶著胡喬木來訪。胡喬木說是路過這裏，順便來看看他們，問日子過得怎麽樣？蕭軍說：“好極啦！我和老鄉們交上了朋友，生活沒問題，一開春就開荒種地，咱有的是力氣。”王丕年與胡喬木對了對眼神，說：“老蕭，這裏的衛生條件太差，村裏連個醫生都沒有，萬一孩子生了病，也買不到藥，我看，你還是回到城裏去吧！”蕭軍說：“謝謝二位啦，讓我好好考慮一下再回答你們好嗎？”

　　胡喬木是毛澤東的秘書，他一向按毛澤東的意誌行事，對於蕭軍這樣人物的處置、安排，他是不能自作主張的。要蕭軍回去，顯然是毛澤東的意思。因為共產黨還要在國民黨統治區搞統戰工作，蕭軍畢竟是個知名作家，把他困死在鄉下，怕影響不好。但並不直接說出是毛澤東的意思，而且連胡喬木也不開口，隻讓縣委書記來勸說他回城，那是一種政治技巧。其實蕭軍也懂得其中的含意，隻是心照不宣而已。

　　蕭軍下鄉遇到困難之後，原是決心“在這流戍地以滾釘板的精神忍上兩年”的，他說：“他們可以餓死我、軟禁我……但我的意誌卻不能屈服，我倒要看一看這政治鬥爭無情到什麽‘無情’的程度。”（1943年12月9日日記）但後來，他的想法有所改變。他說：“我要改變戰略了，要韌性的，和平的，柔軟的，忍耐的，不動聲色的……戰鬥！為了我的作品，為了芬和孩子們，必須如此啊！爭吵，暴躁全是無益的。”（1944年1月20日日記）

　　正是在這樣的考慮下，蕭軍本來就有意回延安，當然也就同意了他們的建議。但他知道，即使回去，將來的艱難險阻一定還多。他在二月二十六日日記中就寫道：“我知道回去也決不會如何順利，他們要刁難我，冷落我，甚至用各種方法折磨我……我準備忍受——我必須忍受——從這‘死泥潭’裏拔出去，為了我將來的工作，我不能精疲力竭在這裏，以至毀滅在這裏……”

　　蕭軍一家在鄉下住了約四個月，於三月七日離開劉莊，回到延安去。

　　四

　　蕭軍回到延安後，被安排到黨校三部學習。許多文化界人士都在這裏參加整風審幹運動，其中有蕭軍的朋友，也有很多當時圍攻過蕭軍的人。但此時形勢已經大不相同，許多先前以革命派自居的人，現在都成為審查對象，問題纏身，掙脫不開。比如丁玲，就因被拘留在南京期間仍與叛徒丈夫馮達同居一事被纏住不放，非常苦惱，不複有當年那種盛氣淩人之勢。倒是蕭軍不計前嫌，在舞會上主動邀請她跳舞，使她感動。蕭軍說：“對於一些過去傷害過我的人，我應該如此的看法：如今他們是犯了罪，站在革命的外麵了——雖然他們不承認過去他們是借了黨底掩護把我作為‘外麵人’來看的——如今他們既然被剝了那身花衣裳——黨員外套——在實質上——雖然我還沒穿上這件外套——而確是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場上來赦免他們的罪，洗淨他們罪的人——這樣來確定自己的地位，對於一切也就心平氣和了……”（1944年3月24日日記）

　　但蕭軍也並不完全相信審幹審出來的“問題”，對於他所了解的人和道理上講不通的事，他還是要站出來辯護，比如，羅烽、白朗夫婦受到汙蔑，蕭軍就據理力爭：“回想起在哈爾濱一些朋友、同誌……如今死的死了，無消息的無消息，僅僅餘下了幾個人，他們千辛萬苦逃出了敵人各種侮辱和迫害，身上還帶著敵人所給予的未好的創疤來到延安，滿想把自己最後一滴血加進革命隊伍裏來……誰想到所得的卻是如此的結果……不管他們的理性上如何明白……但在一生的靈魂上究竟是一個可悲痛的負擔……至於那說白朗和日本人睡過覺的人，如今退一萬步說，即使如此，是為了什麽呢？為了把一個於革命有用的丈夫送回革命隊伍裏來，這行為是偉大的，這和說這類話的人是不能夠並列的，前者不獨失掉了一個黨員資格，也失了為‘人’的資格……”在延安整風審幹運動中，能公開說出這番話來的，大概舍蕭軍而外，沒有第二個人了。而對於有些受到領導上信任的人，蕭軍也敢於提出尖銳的意見，如說：“周揚他是一貫以殘害同誌為作風的，他指過胡風為內奸，馮雪峰為假共產黨員，文藝青年柏山為內奸，結果入獄……不知道他如今是否改變了這作風……”

　　這時，蕭軍的政治地位起了微妙的變化。劉白羽、胡喬木先後找他談入黨問題，胡喬木還要他把在鄉下的日記給彭真看，以便領導上對他有更多的了解。他考慮了一下，也同意了。彭真是兩年前在毛澤東窯洞裏認識的，蕭軍認為他比較直爽，還談得來。現在他是延安黨校副校長，代表校長毛澤東進行具體領導。他與蕭軍談得很坦率，說：“你的《八月的鄉村》沒有問題，是革命的，你在延安解放報上發表的文章也是革命的，但有時候你卻總不能和黨靠攏，有時甚至是對立的……這就使我懷疑了。同時又知道你認識一些不好的人，又是從東北來的……也許和日本人有些關係罷？……”後來談到王實味事件和招待所事件，彭真明確地說：“這是他們不對，把友人造成了敵對形勢！”他們又談到蕭軍的入黨問題。蕭軍在鄉下決定要改變鬥爭策略時，也曾經考慮到要入黨，但總有點猶豫，所以他說：“我是征求你們的意見，如果你們全覺得我在黨外好，我也就不入黨了——這正中我的下懷……”同時還開玩笑說：“我底入黨等於孫悟空戴上了緊箍咒一樣。”在場的人聽到全都哈哈大笑。彭真倒很實在，他深知蕭軍的性格，就說：“黨的基本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領導你的人工作能力不一定比你強，有時候多數人的決定也不一定就比少數人的意見正確，你能做到絕對服從嗎？”蕭軍不假思索地說：“不能！我不能！我認為對的我會堅持到底！誰要是命令我，我會產生一種生理上的反感，不能絕對服從，看來我還是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算啦，我還是在黨外跟著跑吧！別給黨添麻煩！”彭真說：“等你什麽時候想通了再來找我吧！”

　　黨校結業之後，大家都重新分配工作。這時，舒群在魯藝文學係做係主任，他邀請蕭軍去任教。經過整風運動以後，周揚的宗派主義暫時有所收斂，所以對蕭軍也表示歡迎。這樣，蕭軍一家就搬到了魯藝。從一九四四年三月七日由鄉下回延安，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六日從黨校三部搬出，他在黨校整整住了一年。

　　魯藝的學員，都知道蕭軍是魯迅的學生，他們大部分都讀過蕭軍的書，也有在星期文藝學園做過蕭軍的學生，所以對蕭軍都很歡迎。蕭軍上課很多，有時上下午共上六個鍾點，主要講魯迅生平和魯迅作品。而且還兼任一些社會工作，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的籌備委員、魯藝教育會議的成員等，蕭軍認為，隻要不是虛應故事，不是虎頭蛇尾，他都願意全力以赴，盡力而為。應該說，他在魯藝的生活還是愉快的。

　　他在魯藝沒有工作多久，日本就投降了。蕭軍在日記中記道：“昨夜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這幾乎瘋狂了所有的人，各處山頭點起了野火，下麵鑼鼓齊鳴，人聲呐喊，火炬揮舞，我對此情景猶如夢中，感情卻極度平靜，隻是感到一種沉重和悲酸！”

　　他還預料道：“大約我不久就該離開此地了！”

　　蕭軍的預料沒有錯。這年十一月，他就隨著“魯藝”人員離開延安，次年八月，被任命為東北大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九月份回到了久別了的東北。但他不願意做官，不久就辭去了院長之職，在哈爾濱創辦了魯迅文化出版社，並出版了《文化報》，以“求真”的精神而受到讀者的歡迎。但正因為麵向真實，敢於說話，卻受到政治的打擊，這也就是魯迅所說的“文藝與政治的歧途”罷。於是，《文化報》被迫停辦，蕭軍也被扣上“反蘇，反共，反人民”的帽子，而且被擠出文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