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慘遭劫難的敦煌珍寶

  在敦煌莫高窟16號窟入口通道的旁邊,有一個小門,這就是17號窟,即著名的敦煌藏經洞了。在莫高窟大大小小近500個石窟中,最吸引人的恐怕就要數這窟中之窟了。

  故事的起源要追溯到宋朝。北宋時,由於科技的進步,大量新的寫本印本經典湧入敦煌。於是,當時的管理者在敦煌各寺院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藏書清理活動,清出了一大批重複的、殘舊不宜再用的和一些曾流行而現在則已很少有人再讀的經卷和其他文化典籍。他們把這些典籍和各寺院以前剔除的經卷、典籍和積存多年的過時文書,廢紙以及舊的幡畫,多餘的佛像等集中在一起。

  按照我國的習俗,書紙是不能隨便亂丟的,他們將這些書、紙、畫、文書等捆好,放在第17窟中。第17窟是第16窟甬道中廢棄的耳室,隻有幾平方米大,他們將這些捆好的書紙放入洞中,用泥封了洞口,再在上麵繪上壁畫。當這批人去世後,這個廢品庫就一直不被人所知了。

  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有個叫王圓祿的道士幾經周折來到了敦煌,在此住了下來,成為莫高窟的看守人。作為一名虔誠的教徒,他多年致力於莫高窟的清沙與修補。他找來姓楊的先生在洞窟內抄經文。

  1900年5月26日,楊先生按照王道士的安排,在南區的第16號窟甬道抄經文。他在甬道中安置一案,背壁而坐。抄經之暇,習慣用芨芨草棍點煙,而且常將點完煙的草棍順手插在背後牆壁的裂縫中。那天他插草棍時感覺縫子很深,再用手敲敲,咚咚的聲音使他覺得牆後好像是空的,也許藏有什麽秘密。楊先生就把這件事偷偷地告訴了王道士。

  當晚,王道士與抄經人悄悄地來到16號窟,兩人敲擊甬道牆壁,有空音傳出。他們懷疑裏麵是空的,他們撬開發出空響的那段牆,發現一扇關閉的小門。他們清去封門的全部泥塊,打開門,鑽過一段過道,眼前的景象把王道士和楊先生驚呆了:在一個高約2.4米,寬約2.7米的小貯藏室中,堆滿了無數白布包。每個白布包中裹著十幾卷古老文書。有的布包下還有絹幡佛畫,以及古代木刻印刷品、銅木法器等等。塵封近千年的藏經洞被出現了。

  沉睡900餘年的敦煌第17號窟就這樣無意中被挖掘出來了,一個埋藏在地下900餘年的奇跡就這樣公之於世了。宋代人作為廢品處理掉的東西,過了900年後,可不是廢品了,它成了罕見的瑰寶。室內蘊藏著包羅萬象的珍貴古文獻文物,堆積如山,總計有五六萬件。

  王道士意外地發現了藏經洞,由於文化水平太低,他對藏經洞的價值一無所知。他隨便取了幾卷文書送給當時愛好古物的敦煌知縣汪宗瀚,又宴請了幾位官紳前來參觀。官紳們雖然誰也都說不出個子午卯酉,但一致認為此乃古物,應予以保存。

  1902年,著名金石學家葉昌熾做了甘肅省學台。汪宗瀚將王道士送給他的北宋乾德六年的水月觀音像、寫經等一些敦煌藏經洞文物送與葉昌熾。葉昌熾大喜,在其碑刻學名著《語石》中有所考訂,並以藏經洞藏品極為重要,立即建議甘肅省府將藏品全部運到蘭州以便保管。但因要花費五六千兩銀子,竟無人理會。

  1904年3月,甘肅省藩台向敦煌知縣汪宗瀚下文,命將藏經洞藏品進行清點,就地封存。在主持查封時,汪宗瀚又隨手拿走幾件精品,以贈新疆、甘肅的一些官員,藏經洞文物開始外流。

  1907年3月12日早晨,第一個西方探險家斯坦因頂著依然刺骨的寒風來到敦煌。斯坦因出生於一個匈牙利猶太人之家,他在21歲時就取得了博士學位。

  1905年,在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館共同資助下,斯坦因到中國進行第二次考古活動。剛到達敦煌,他並不知道藏經洞之事,後從一名烏魯木齊商人口中聽到線索,便立即從敦煌縣城出發,越過十幾公裏沙漠,來到莫高窟。當他看到藏經洞上新安的木門,多少有些失望:掌握鑰匙的王道士又為修整石窟化緣去了。但其中國“師爺”蔣孝琬多方打聽到的消息又使他充滿了希冀,據說藏經洞的“文書”能裝滿幾馬車。

  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第四次來到莫高窟。這時已聽說他來過幾趟的王道士正在“守株待兔”地等著他。斯坦因第一次見到王道士,感到“看起來他是一個很古怪的人。非常膽小怕事,還不時流露出一種令人討厭的狡猾的表情。是一個不容易對付的人。”果然,王道士對他們看藏經洞的要求不置可否。後來,斯坦因在他的《中國沙漠中的廢墟》一書中說道:“對王道士僅以金錢為誘餌是行不通的。”

  於是,斯坦因建議王道士領他看看自己為之驕傲的廟宇重修工程,並對王道士大加讚賞。後又與王道士饒有興趣地談起唐代西天取經的玄奘。這個方法頗有效果,王道士興奮地將斯坦因領到他主持新建走廊的唐僧壁畫前,並開始對斯坦因有了好感和信任。經過斯坦因和蔣師爺的攻心戰,夜裏,王道士允許蔣師爺將幾卷寫經送到斯坦因手上。

  整個後半夜,斯坦因都在全神貫注地閱讀這些文書。說來也巧,這幾卷經文正是從玄奘當年從印度帶回的原著中翻譯的。第二天,他們再一次使王道士相信這是玄奘顯靈。於是,王道士的心理負擔完全消除,在他的油燈引導下,斯坦因第一次進入藏經洞。

  後來他追記道:“這所小屋裏所展現的情景,真使我大開眼界。在道士小燈的幽暗光線下,依稀可以看見大量地但卻又是雜亂無章地堆積在一起的整捆整捆的手稿,其高度有十尺左右。至於它所占的空間,據後來測量的結果,則得近五百立方尺。”

  由於藏經洞堆滿了文書,幾無立足之地。為了保密,王道士便每次將一捆文書搬到附近一個小屋,安排斯坦因在那裏閱讀。如此這般,7天中斯坦因閱讀了用漢文、梵文、康居文、藏文,形似古代北歐文字的突厥文和維吾爾文字以及其他未知文字所寫的大量手稿。

  其中大多數帛畫由於幾百年的重壓,已縮成了既硬且脆的小小一疊,以致無法分開。後來在英國博物館的實驗室中,對這些書籍進行了外科手術式的剝離工作,進行了近7年才結束。

  斯坦因在另一部著作《古中亞旅行記》中回憶:“(王道士)似乎已經認識到,我為了西方的學術而拯救所有那些古代佛教文學與藝術的遺物,是一種虔誠的行為。否則,這些東西由於當地的漠不關心,遲早是要損失的。”於是,在貢獻一筆捐助和嚴守秘密的承諾下,斯坦因將“所有24隻裝滿手稿的箱子和5隻裝有經過精心包紮的繪畫、繡製品和類似的古代藝術品”全部運到了倫敦大英博物館。

  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莫高窟,用500兩銀子從王道士手上又買下5大箱570卷寫經。他先後在藏經洞所獲9000多卷寫經和500多幅佛畫,把他的考古生涯推向了頂峰。牛津和劍橋均贈授予他博士學位,他也因而成為英國正式公民。西方學界稱讚他是“他的同時代人當中的一位集學者、探險家、考古學家和地理學家於一身的最偉大的人物”。

  繼斯坦因到莫高窟的另一個人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他是一位語言學家,熟悉13種語言,22歲就已當上了越南河內遠東學院的漢語教授。

  1906年,他與助手、負責測繪地圖、采集標本的路易・瓦蘭博士和攝影師查爾斯・努埃特組成遠征隊,從巴黎前往中國。當他到達新疆喀什,用流利的中文與中國官員交流並熟練地引用中國古書及朗讀客廳懸掛的對聯文字時,他讓所有的人都大吃一驚。

  1908年7月,伯希等一行三人來到敦煌,經過近一個月的周旋,終於進入他夢寐以求的藏經洞。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況說:“我簡直驚得呆若木雞。”據他粗略估計,洞內的手稿大約在1.5萬至2萬卷之間,如要打開每一卷而適當審查的話,他至少要花6個月時間。他憑借著微弱的燭光,花了三周如同幽閉的時間,對積滿塵土如同小山的手稿進行挑選,幾乎每天要看1000份手卷。他的助手努埃特將他認為有價值的每一件東西拍下,共拍攝照片數百張,後來印出6大本。最後,伯希和說服了王道士,花500兩銀子將他精心挑選的兩堆文書約6000餘卷賣給了他。在他確認文物已裝箱上船運往法國後,他才帶了一箱手稿樣品,前往北京。

  藏經洞藏品的流失震驚了那裏的羅振玉、李盛鐸等中國學者和收藏家。在他們的呼籲下,清廷政府才如夢方醒。學部馬上電令陝甘總督“請飭查檢齊千佛洞書籍解放京”,並正式撥款6000兩白銀。這時已是1909年,是藏經洞發現後的第九個年頭了。

  劫後餘生的藏經洞藏品運往北京的過程也是令人痛心。所有寫本用席子草草包捆,用大車裝運,運送途中大官小吏層層拔毛,丟失嚴重,運抵學部時,隻剩下8600多部殘卷。而當時學部大臣李盛鐸又將其中的精華細心篩選,據為己有,再以較長的卷子撕裂數段,以充足數。

  1935年,李盛鐸去世前後幾年中,他本人及後人曾一次以8萬日元賣給日本人400卷,其他亦在社會上散售。藏經洞的藏品最後浩劫是李盛鐸這位近代著名藏書家的一大汙點。而藏經洞藏品運京前,王道士還偷偷藏匿了部分經卷。

  1910年至1911年,日本的桔瑞超來到莫高窟,便購得經卷約600種。1914年,斯坦因重返莫高窟又買走大量寫本。同年,俄國佛國藝術史專家奧登堡也從王道士手中擠出了相當數量的寫本。

  1923年,當翻閱斯坦因《中國沙漠中的廢墟》一書時,而“由於妒忌而不再能讀下去”的美國東方學專家華爾納來到敦煌時,藏經洞的文物已蹤影皆無。於是,他的手又伸向了莫高窟精品的壁畫。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而發現後的藏品流失,則堪稱是中國收藏史上最令人傷心的事件。今天藏經洞文物散存於中、英、法、俄、日、德、美等國博物館、圖書館中,以研究藏經洞文物為主要目標之一的敦煌學早已蜚聲世界,但藏經洞發現的百年曆史留給我們的思考則是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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