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 曆史黑洞--長征中的李德、張國燾

4.中央紅軍開始“大轉移”，李德為“大轉移”設計了一個“甬道式”前進方案

　　突圍，已刻不容緩！

　　這是1934年的10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項英發布了突圍命令。

　　下午6 時，瑞金在夜幕的遮掩下騷動起來了。急促的口令聲，壓抑的軍號聲，零亂的馬蹄聲，沉重的腳步聲……

　　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主力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紅八軍團、紅九軍團和中央、軍委直屬隊共8.6萬餘人，被迫退出中央蘇區，開始大轉移——長征。

　　部隊將所有的文件、輜重、兵工廠機器、印鈔票機器、X 光機以及各種文化課本都攜帶上路，將整個蘇維埃共和國搬上旅途——這是一次大搬家式的轉移。

　　11 日，博古宣布了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的序列組成，共分兩個野戰縱隊。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部及其直屬隊組成第一野戰縱隊，由葉劍英任司令員。在這個縱隊中，最高“三人團”成員博古、周恩來、李德及中革軍委主席朱德隨軍委第一縱隊行動。中共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和軍委後勤部、衛生部、工青婦機關組成第二野戰縱隊，李維漢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鄧發任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毛澤東、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隨第二縱隊行動。

　　13 日，中革軍委規定軍委及各部隊對外使用的代號是：軍委為“紅星”，軍委第一縱隊為“紅安”，第二縱隊為“紅章”；紅一軍團為“南昌”，紅1、紅2、紅15 師依次為“廣昌、建昌、都昌”；紅三軍團為“福州”，紅4、紅5、紅6 師依次為“贛州、蘇州、汀州”；紅五軍團為“長安”，紅13、紅34 師依次為“永安、吉安”；紅八軍團為“濟南”，紅21、紅23 師依次為“定南、龍南”；紅九軍團為“漢口”，紅3、紅22 師依次為“洛口、巴口”。

　　李德為“大轉移”設計了一個“甬道式”前進方案，即：紅一軍團為左路，紅九軍團隨後跟進；紅三軍團為右路，紅八軍團隨後跟進；中央第一、第二兩個縱隊居中，紅五軍團殿後。

　　五個野戰軍團是轎夫，中央兩個縱隊是坐轎的人，這是劉伯承的比喻。劉伯承還把中央縱隊比作轎子的座椅部位。的確，該縱隊的行動不能像作戰部隊那樣迅速，數千名挑夫和他們的重擔——傷病員和老人、各種機器設備拖了後腿。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央縱隊成了沉重的錨鏈，拖累著行動較快的作戰部隊。

　　中央紅軍的大轉移是嚴格保密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布置了幾道封鎖線，卻不知道紅軍究竟往哪個方向突圍。

　　蔣介石和他的參將們，分析了紅軍的動向後認為：

　　（一）由贛南信豐入廣東。蔣認為：紅軍利在乘虛，如進入粵境，逼得粵軍不得不拚命抵抗，倘被前後夾擊，是難以立足的，那是他們的不利之路，去了亦無足為慮。

　　（二）從贛南經粵湘邊入湘南，重建蘇區。蔣認為贛粵湘邊區是政治上薄弱點所造成的軍事上薄弱點，且中央紅軍入湘後有與賀龍會合之利，應加重視。

　　（三）進入湖南後出鄂皖蘇區再北進。蔣認為這是當年太平天國北進路線，政治上威脅較大，應予考慮。

　　（四）經湘西入黔、川北進。楊永泰以為還要考慮爾後渡長江上遊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蔣說：“這是石達開走的死路。他們走死路幹什麽？如走此路，消滅它們就更容易了？”

　　為此，蔣介石的南昌行營製定了關於“追剿”各路紅軍的計劃：

　　一、肖克、賀龍兩股匪軍，在湘西之慈利、大庸一帶合股後，似將繼續活動於龍山、鹹豐及川東地區，以圖截斷川、鄂及川、湘交通，並掠奪物資。

　　二、朱、毛股赤匪之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各軍約10 餘萬人，竄抵湘南後，將經桂北、黔東，向川南竄犯，圖與川北之徐向前股及湘西肖、賀股匪，互成掎角之勢，再行相互策應，製我川中。

　　三、第四軍團徐向前股，由陝南竄至川北之通江、南江、巴中地區後，似將繼續竄犯嘉陵江之閬中、南部一帶，以圖牽製我川中進剿軍，策應朱、毛、肖、賀各股匪軍之行動。

　　四、各該股匪均將避實就虛，沿途流竄，破壞交通，掠奪物資，宣傳赤化，以達成再度嘯集之目的。

　　……

　　21日，中央紅軍從王母渡、新田之間開始突破國民黨軍的第一道封鎖線。以紅一軍團為左路前衛，紅九軍團隨紅一軍團左側跟進；紅三軍團為右路前衛，紅八軍團隨紅三軍團後跟進；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居中，紅五軍團殿後，成甬道式序列繼續西進。25日，由王母渡、韓坊、金雞、新田一線突破粵軍防線，渡過桃江，進入粵北，突破了敵人第一道封鎖線。

　　順利突破粵軍第一道防線，與何長工、潘漢年半月前在尋烏郊外那座兩層小樓上的談判不無關係。粵軍餘漢謀部並未頑強抵抗，除了紅一軍團在重石、版石與向安西撤退的粵軍兩個團有過幾小時的激戰之外，大部分粵軍一與紅軍交火，都是朝天放一陣空槍後倉促撤離。“借道”目的達到後，紅軍也回之以空槍，互行方便。

　　紅軍往哪兒去呢？

　　一般來說，紅軍轉移和打仗都有著非常明確的奮鬥目標。宣傳隊又為他們加油打氣。幹什麽，怎麽幹，為什麽這樣幹，都有人告訴他們。但在長征初期卻沒有這樣做。

　　哈裏森·索爾茲伯裏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這本書中描述了這個問題：

　　長征開始兩天以後，一些戰士衝到楊成武政委麵前提出問題時，李德大概是無法理解他們的。那天，隊伍在彎曲狹窄的山路上行進，沒有一個人說話，戰士們低著頭匆匆向前趕路。突然，兩名江西的戰士氣喘籲籲地跑到楊成武麵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們已經走了兩天了。我們究竟要往哪兒走啊？我們還要這樣走多少天啊？”

　　這兩名戰士——事實上整個隊伍——都處於焦慮的狀態。這是往哪兒走啊？這是在做什麽呀？到底還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鄉和親人？楊成武怎麽能回答他們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他隻能告訴他們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進；告訴他們將衝破敵人的封鎖。給國民黨沉重的打擊，並保衛蘇維埃根據地。

　　李德從未意識到，要紅軍打得好就必須提高他們的覺悟，讓紅軍戰士了解他們自己在幹些什麽。這些紅軍戰士不是機器人，沒有被訓練成普魯士軍隊或俄國軍隊那樣隻是服從命令，而從不思考，也從不提什麽問題。

　　而李德卻是一個信奉這類原則的人。他是個歐洲軍人。他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方法。他這種人和他所指揮的這些人之間幾乎沒有什麽共同點，他來指揮是由於莫斯科一些外國人的一個考慮不周的命令。在中國，李德從來沒能意識到做一名中國人是什麽滋味。在那樣艱苦的環境裏，他還經常喝咖啡，抽雪茄（隻要能搞到這些東西的話）。他吃麵包，而不吃米飯，盡管有時他不得不自己烤製麵包。至於那些“蘇俄”幫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了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們是知識分子，鍍了層莫斯科馬克思主義的金，而且這層金使他們脫離了真正的中國。他們在莫斯科學到的重要知識是如何進行官僚主義派別鬥爭。

　　但到了10月下旬，博古、李德一連沉重了好幾個星期的心情突然開朗了。

　　就在徹底突破粵軍第一道封鎖線的那一天，博古和李德得到了來自黔東的好消息：8月從湘贛蘇區出發執行西征任務的紅六軍團，在中央代表任弼時、軍團長肖克、政治委員王震的率領下，經過兩個月的長途跋涉，到達黔東根據地，與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在印江縣木黃勝利會師。

　　這個消息無論對掌握著紅軍命運的“三人團”中的博古、李德來說，還是對沒有發言權的毛澤東來說，無疑都是個好消息，它比打了一個勝仗更令人振奮。

　　紅六軍團完成了中央“投石探路”的任務。

　　於是，“三人團”堅定了循著紅六軍團西征腳步走的決心，準備去和賀龍、肖克會合，在湘黔邊另創局麵。

　　博古、李德頓時覺得輕鬆了許多，繼續指揮中央紅軍，進行大搬家式地轉移。

　　11月3日在汝城、城口之間通過敵人的第二道封鎖線，進入湘南。

　　在紅軍突破敵人第二道封鎖線後，蔣介石開始布置第三道防線，蔣介石電令各軍：

　　現在匪已竄過一、二兩線，今後倘再能竄過第三線，則撲滅更難，貽害國家不堪設想。希芸樵（何鍵）現督飭兩李（李雲傑、李韞珩）各部及軍隊、民團，並會同粵、桂兩軍，妥為部署，分別嚴密追堵，務殲滅竄匪於湘水以東；尤須注意勿使迂回粵、桂，剿辦更難。並須粵、桂兩軍嚴密防堵南竄，但壓迫於郴水以北地區聚而殲之，最為有利，又亟須設計遲滯匪之行動。

　　11月15日，中央紅軍從郴縣、良田、宜章、樂昌之間突破敵人第三道封鎖線，進入瀟水、湘水地區。

　　在紅軍突圍“大轉移”進行當中，博古和李德經常在一起研究任務，李德擔心領導幹部對前一段中央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有不同的看法，博古回答李德說：“關於黨的政治路線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於以前在軍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由於各地紅軍都轉入了運動戰，轉入了反攻，現在也都消除了。”博古擔心的是，紅軍究竟能不能突圍出去，他把希望還寄托在李德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