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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評價蘇聯70年的發展道路
有人說經濟是曆史的骨骼，政治是曆史的血肉，文學藝術是曆史的靈魂。馬克思早就講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們要了解一個國家，就應該了解其經濟發展的曆史及綜合國力。離開對經濟史的分析就無法深刻地認識其經濟發展軌跡與潛力，也無法搞清楚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與影響。在蘇聯解體之後，許多人對蘇聯70 年（1917—1987）發展開始持懷疑態度：有人試圖全盤否定蘇聯70 年經濟發展的成就與進步，對它的發展潛力估計過低；有人又想完全肯定斯大林模式與體製，對它的成就估計過高。實際上，在這 70 年中，蘇聯經濟發展也如俄羅斯人的性格一樣，特具極性化：它的經濟發展速度快，其增長速度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少見，它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但它的經濟體製弊病嚴重，嚴重的經濟問題又成為導致聯盟解體的一個重要因素。
先讓我們認識一下蘇聯在這 70 年中經濟發展曆程。在 20世紀2 0—50 年代，蘇聯經濟處於高潮，其發展速度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明顯處於優勢。在 19 28—1 937 年間，蘇聯以年均16%的速度發展著，出現了讓世界震驚的工業化奇跡，在短短的10 年中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100 年的發展路程，為國家建立起了強大的重工業基礎，為戰勝法西斯準備了雄厚的物質條件，使蘇聯從原先落後的以自然經濟占優勢的國家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與之相比，1929—1933 年西方國家卻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西方工業生產整體下降 44%。到二戰後，蘇聯迅速恢複了戰爭創傷，5 0 年代其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於西方發達國家。1 96 4—19 74 年間蘇聯國民產值僅次於美國，領先於日本、德國，對西方世界構成了挑戰，成為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但從70 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經濟發展速度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到“十五”計劃（1975—1980）經濟發展重要指標下降趨勢最為突出；在這五年中國家資金投入增長了 39%，而國民收入隻增長了23%，產出低於投入。到1985 年之後，蘇聯經濟實際上已處於危機的邊緣，其國民總收入不僅低於美國，也低於日本。極權計劃體製弊病越來越嚴重，國力明顯下降。1 987 年，時任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的普裏馬科夫（後任俄外長）在北京講，當時蘇聯國民產值僅相當於美國的 50%。另一個蘇聯著名經濟學家博洛京講，1 987 年蘇國民產值僅是美國的38%。他的計算不是按匯率折成美元，而是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故比較接近蘇聯當時國家實力的實際情況。
到了1990 年，蘇聯經濟出現了戰後第一次負增長，1991 年其經濟大幅度下降（國民收入約下降15%），蘇聯經濟已陷入嚴重困境，導致社會危機，蘇聯甚至到了沒有西方支持就無法度日的程度。1 99 1 年6 月，蘇政府正式向西方七國集團提出了謀求經援的書麵申請，戈爾巴喬夫已低聲下氣地向西方乞求援助。這時蘇聯已無大國地位可言了。1991 年10 月12 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中央電視台節目中公開講：“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得不依靠西方夥伴的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就過不下去了。”經濟搞成這個樣子，連蘇聯人自己都無法理解。與之相反，進入80 年代之後，西方國家依靠高科技產品，迅速擺脫了經濟蕭條的被動局麵，各國經濟獲得了較長時間的穩定增長。因此，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時代裏，在高科技時代，在兩種社會製度的競賽中，蘇聯以失敗告終，他們幾度喪失了發展經濟的大好時機，喪失了以改革求發展的良好機遇，繼而使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的領導在蘇聯失去了吸引力，導致了一係列嚴重後果，並且波及世界其他地區。當然，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不能絕對地肯定或否定蘇聯70 年發展道路。盡管各國經濟專家對蘇聯經濟發展評價不一，但大家都承認其70 年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承認蘇聯在經濟上達到了俄羅斯上千年從未達到過的高度，都承認它作為全球性經濟大國在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影響與地位。
在這裏我們首先強調要曆史地看問題。我們應看到俄羅斯帝國給蘇聯留下的底子太薄，蘇聯接受的攤子基礎太差。19 17年之前的俄國經濟有所發展，並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但其工業水平不高。雖然俄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五個工業強國，然而，按人口計算它遠落後於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家。當時法國人口僅是俄國的1/2，其工業生產總值卻是俄國的2暢5 倍，美國工業是俄國的1 4 倍，按人均算是其22 倍。而且，這些數字隻反映了數量上的情況，從質量上看，從綜合國力上講，差距更大。俄國的工業僅集中在幾個大城市（聖彼得堡、莫斯科、頓巴斯）及巴庫、烏拉爾地區，這就好像在沙俄巨大的鄉村軀體上佩帶著幾塊裝飾，整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後。當時工人隻占總人口的 10%左右，直到 1922 年時蘇聯農民仍占總人口的82%，蘇俄仍是個典型的農業國家。到 1920 年時蘇俄仍有7 0%的居民是文盲，這比法國 1 789 年時的文盲率（65%）還要高。正如一位法國學者講的：“19 世紀俄國文學的光輝及俄羅斯優美的音樂掩蓋不住如下事實：從文化角度上看，1917 年的俄國比 178 9 年時的法國處於更深的黑暗之中。”還有人講到1 91 7年“重重黑暗籠罩著神聖的俄羅斯”。這時候俄國的許多特點都說明它還處在中世紀階段，從其居民的覺悟程度、意識水平看更是如此。今天我們從非洲、亞洲一些貧窮的國家才能看到這種狀況。我們要全麵認識蘇聯70 年發展道路，先要懂得他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在這種落後的條件下開始的。
蘇俄7 年戰爭（曆時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 3 年國內戰爭）給俄羅斯造成悲劇性的結果，更加加劇了蘇聯經濟建設的難度。1914—1917 年間除了軍火企業之外其餘多數企業破產，國家幾乎沒有工業能力可言了。農業又減產一半。192 0—19 21年度蘇俄近20 0 萬平方公裏地區遭災，災民人數達240 0 萬。死於饑餓的災民達700 多萬。這時又流行斑疹、傷寒、霍亂等瘟疫奪去了300 萬人的性命。再加上一戰中死亡的 100 萬人，內戰中死亡的150 萬人，7 年中俄國共損失了 1350 萬人。7 年裏移居國外的人數達200 萬。數百萬乞丐、流浪漢、棄兒遍布蘇俄農村各地。一戰後世界上不少地區都有白俄難民。中國的東北地區和上海就有不少白俄難民。199 3 年，俄遠東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了由奧· 斯· 謝爾蓋耶維奇撰寫的專著枟俄僑在中國東北地區經濟開發中的作用枠。書中講，20—3 0 年代從陸路和海路進入中國的俄僑總數應在 50 萬人左右（占到俄國第五次移民高潮200 萬移民的1/4）。另據俄學者阿瓦林統計，1916年時哈爾濱約有7 萬市民，俄僑就有3暢4 萬，占了近一半。30 年代初中國滿洲裏地區共有人口約 36 00 萬，其中包括持蘇聯護照的1 5 萬蘇聯公民，10 萬白俄僑民，還有此前加入了中國國籍的1暢5 萬俄僑。這些俄僑背井離鄉，生活無著，十分悲慘。因為當時中國也是兵荒馬亂，到 40 年代多數俄僑又轉道去了日本、澳大利亞及歐洲各地去謀生。這就是俄國真實的曆史。蘇俄新政權確實是在一個政治、經濟很落後的國度裏，在一種非常艱難的條件下開始其經濟建設的。隻有從這一曆史前提條件出發來評價蘇聯發展道路才能得到比較準確的結論。
在蘇維埃政權70 年曆史中，其經濟出現過三次重大突破與飛躍：19 25—1 93 7年斯大林的工業化奇跡；1 956—196 4 年赫魯曉夫改革開放時期；196 5—19 80 年勃列日涅夫穩定發展時期。1925—1937 年蘇聯是在斯大林“落後就要挨打“的口號下完成工業化的。他們通過12 年奮鬥，工業生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比例大幅度提高：1913 年工業占總產值的 42%，1937 年占到77%，1 94 0 年已占到 8 6%。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更快：193 7 年比1 91 3 年增長9 倍，其中機器製造業及金屬加工業增長近19 倍，化學工業增長 14 倍。1928 年生產資料生產占工業總產值的39暢5%，1937年已占57暢8%。蘇聯僅通過“一五”、“二五”計劃（1928—1932，1932—1937）就建成了自己獨立的工業體係，到1 94 0 年全蘇共建立起 900 0 多個大中型企業，過去許多荒無人煙的地區出現了一片片大規模廠礦區，建起了一座座新興工業城市。與此同時，全蘇建立起了一些過去沒有的、或者很薄弱的工業部門，如：機床製造業、汽車製造業、拖拉機製造業、化工企業、航空工業等。農業機械工業的發展也改變了農業生產麵貌。1932年全蘇拖拉機 10 萬台，1937 年已達60 萬台。到1937 年農業部門生產中使用的拖拉機總數比1 928 年增長了1 6 倍。這10 年蘇工業生產年增長都在兩位數以上：“一五”計劃間工業年均增長1 9暢2%（其中重工業2 8暢5%，輕工業 11暢4%）。“二五”計劃間工業年增長1 1暢7%（其中重工業1 9%，輕工業 14暢8%）。這種速度在世界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西方，這時正值1929—1933 年經濟大危機，西方各國經濟一落千丈。兩個世界，兩種製度，形成明顯對比。
蘇聯人民在20 世紀30 年代創造的工業化奇跡從根本上改變了俄羅斯民族在世界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與地位，大大縮小了蘇聯與各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差距。19 13 年時沙俄工業為世界第五位，歐洲第四位，到 1 932 年蘇聯工業超過了法國，1 93 7 年又超過了英國和德國。到 19 40 年蘇聯工業僅次於美國，升為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1913 年時俄國工業僅占世界工業的2暢6%，到1 93 7年時已上升到1 0%，到 70 年代蘇聯工業產量已占全世界工業品總產量的 20%。一句話，沒有 3 0 年代蘇聯工業化，就沒有40 年代蘇聯軍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沒有斯大林及斯大林體製，也就沒有50—80 年代蘇聯在世界格局中的強國地位。
但是，斯大林體製弊病很多，斯大林建設道路問題不少。斯大林高度集權、高度集中的體製，以行政手段搞經濟，企業生產與社會需求完全脫節，生產計劃跟不上社會需求的變化，生產隻講速度不講效益，國民經濟長期處於一種失衡狀態，農業與輕工業生產長期落後，重積累，輕消費，國家強大了，人民沒有富起來。由於這種半軍事化體製僵化，缺乏活力，越來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改革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並且在20 世紀5 0—60 年代這種改革浪潮已蔓延到整個東歐。
1 95 4—19 60 年是赫魯曉夫改革最有成效的 6 年。他改革的口號是：“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福利。”改革的中心環節就是以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改革先從農業入手，推行包產到隊，經濟核算，集體農民領工資、發獎金，讓農民先富起來。1 95 4 年改革最大成效是市場大規模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這 6 年內糧食生產增長了 60%，史無前例。人們的吃穿明顯好轉。集體農民人均年收入由 1950 年的150 美元提高到 1958 年的600 美元。全國人均年肉製品消費量由1950 年的26 公斤到 1965 年的41 公斤，同期人均奶製品消費量由172 公斤增到 251 公斤，雞蛋從 60 個到 124 個（據查1980 年時中國人均年肉製品消費量為 11 公斤、奶 1暢24 公斤、蛋2暢75 公斤）。1951—1958 年間日用品生產與消費明顯增長，一些耐用日用品（如：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動縫紉機等）已成批量生產，中亞有的農莊 1958 年已看上莫斯科電視節目。小汽車也開始普及。從1 956 年起大、中、小學學生學費全免。1 95 7 年7 月蘇聯黨和政府通過了加快住宅建設的專門決議，僅1956—1958 年間新建住宅 1暢7 億平方米，許多家庭搬進了新居，僅1958 年一年中就有 1150 萬人改善了住房條件。城市基礎設施（水、電、氣、路）建設加快，195 5 年列寧格勒地鐵正式使用。各大城市幾乎每天都有新的商業大樓投入營業，新建的大飯店也如雨後春筍般湧了出來。這個時期，蘇聯人民才嚐到了市場經濟的一些甜頭。這個時期就是蘇聯市場大規模發展和人民生活明顯改善時期。
可惜好景不長，武斷專橫的行政命令管理模式又死灰複燃，改革步伐放慢。首先是農業停止增長，由於人們收入仍在繼續增加，造成了市場供應緊張狀況。食品迅速短缺，尤其是到1962—1963 年街頭上出現排長隊買麵包的現象。日用品供應水平也在下降。國營商店裏的肉、奶製品價格不斷上漲，食糖已很難保證供應。就在1 963 年這一年蘇聯第一次從國外進口糧食，過去一直是向國外銷售糧食。農業落後及市場混亂也是導致赫魯曉夫下台的一個重要原因。從總體上看，赫魯曉夫改革不成功。在斯大林去世後，在奪取權力的鬥爭中赫魯曉夫表現出超人的智慧和膽量，但在改革中他卻顯得軟弱無力，前後不一。他所做的一切，實際上是在對斯大林經濟體製修修補補。到1 960 年之後，無論是在改革的理論上，還是在改革的實踐中，赫魯曉夫已陷入混亂之中。有人評論赫魯曉夫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他是穿舊鞋走新路。有人講他一腳勇敢地跨入新時代，一隻腳卻深深陷在舊泥坑裏拔不出來。還有人講赫魯曉夫是用昨天的思維在今天幹了明天應該幹的事。這裏的要害是他仍在用斯大林的方式（用政治衝擊的辦法搞改革，用行政命令的辦法管經濟，沒有與國際經濟及市場經濟接軌）、靠斯大林式的舊官僚隊伍搞改革（上層改革，人民沉默，連省部級幹部也沒有充分發動起來），赫魯曉夫的個人理論水平太低，采用主觀主義改革，一會兒往前衝，一會兒往後退。他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個性缺點再次造成了言行不一的局麵，改革引起了社會混亂，最後他在1 96 4 年的宮廷政變中被趕下台。他的改革大業也以失敗告終。
1 96 5—19 80 年是蘇聯經濟第三次騰飛時期，其中 19 64—1975 年這10 年比較突出。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後，他整頓被赫魯曉夫搞亂了的經濟，提出了建立新經濟體製的目標，其中心內容是“完善計劃工作及建立經濟刺激新體製”。主要步驟有擴大企業自主權，發揮企業主動性，強調國家、企業、個人三方麵利益相結合。195 6 年 3 月蘇共中央決定對農業實行“固定收購，超額獎勵”的辦法。國家對農業企業固定收購指標 5 年不變，規定指標內平價收購，超出指標則高價收購，優質優價。另外，提出“實現農業生產集約化”方針，即加大對農業的投資，增強農業生產的物質基礎，發展專業化農業，加強農業科研及農業科技隊伍等。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勃列日涅夫推行的新經濟體製包括以下幾個主要內容：
第一，改革計劃體製，擴大企業自主權，調動多方積極性。過去，中央給地方企業下達的指令性計劃指標多達 30 個，19 65年之後減為9 個。從1981 年起，中央給地方下達的計劃指標不是一年的而是五年的，以便地方做長期安排。留給企業支配的利潤大大增加了。19 65 年留給企業支配的部分是總利潤的2 9%，到1 98 2年提高到 41%。獎金在職工收入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從19 65 年的8暢7%提高到19 82 年的16%。這些措施刺激了工業生產的發展。但由於沒有徹底擺脫指令性計劃體製的束縛，地方與企業的積極性也沒有完全發揮出來，人沒有盡其能，物沒有盡其用。從整體上講，蘇聯經濟仍缺乏競爭力。
第二，農業改革。農業一直是蘇聯經濟的薄弱環節，曆屆領導人都試圖改變這一局麵。勃列日涅夫執政 18 年（19 65—1982），曾召開過6 次中央全會專門討論農業發展問題。應該看到這一時期，蘇聯農業有了一定的發展。農產品產量不斷提高：1953—1964 年間蘇年均產糧 1暢17 億噸，1965—1970 年間年均1暢67 億噸，1971—1975 年為 1暢81 億噸，1976—1980 年間達2暢8 2 億噸。人均糧食產量也逐年增長：1 97 6—19 80 年間蘇人均產糧78 0公斤，豐收的1 978 年高達9 00 公斤。1 963 年時一個農業勞動力可養活5暢3人，到1 978 年時可達7暢9 人。1 980 年每頭奶牛年均產奶為2222 公斤，比1965 年時的 1987 公斤高出235公斤，比184 0 年的112 4公斤高出 109 8 公斤（參看王國傑：枟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農業枠，載枟蘇聯曆史問題枠，陝西師大曆史係編1986 年第3 期）。可見，這一時期蘇聯農業發展不慢。
縱向看蘇聯農業是發展了，但是橫向比它仍處於一個低水平、低效益的怪圈中。盡管蘇聯農業發展速度快，但其農業產值及效益仍很差。據蘇官方統計公布數字，19 65—1 97 0 年蘇農業產值是美國農業產值的7 0%。農業效率更差，1 963—198 3 年蘇聯農業生產效率隻是美國的 25%。1 980 年蘇聯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占有投資資金為9 100 盧布，而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產值僅為45 8 盧布，產出遠遠低於投入，這就明顯地表現了蘇聯農業的弊病。斯大林時期把農民坑得太苦，農民沒有積極性；勃列日涅夫時期給農民補貼太多，農民還是沒積極性；赫魯曉夫時期“轟”農業（靠搞運動抓農業），越轟農業越是粗放經營；勃列日涅夫時期“買”農業，越買農業效益越差勁。說到底還是個體製問題，沒有形成有活力的競爭體製，忽視市場調節，勞動者與勞動者利益沒有完全掛鉤，幹不幹都照樣活，一切依賴國家，致使大量的農業投資及物資設備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農業無法擺脫困境。
第三，財政金融體製改革。這項改革首先解決企業利潤留成比例問題。過去，企業 90%利潤上繳國家，企業隻留純利潤的10%，企業沒有生產積極性。19 65 年，蘇聯對企業利潤提成製度作了改革，企業要給國家上繳生產基金（占利潤的6%）、地租費（石油企業繳 4 0%，天然氣繳利潤的 60%，其餘企業隻繳10%左右），還需上繳閑置利潤稅（除生產開支、設備購置、工人工資支出以外的純利潤，需上繳45%給國家）。這些措施調整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部分地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從整體上看，經過這次改革，企業留成比例明顯增大：1 96 5 年改革初期企業能得到 29%純利潤，到 19 82 年這個比例已達到4 1%。其中僅給工人發獎金一項，其總額從 196 5 年的 13暢6 億盧布增加到 1982 年的185 億盧布，增加了 12暢6 倍。這就激發了企業和職工的生產積極性。
2 0 世紀60—8 0 年代正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良性發展的高潮期。蘇聯趕上了這個好機遇，尤其是石油漲價給蘇聯帶來很大的利益。60—80 年代蘇經濟發展及整體國力提高是有目共睹的：發電量從195 5 年的170 2 億度增至1 98 0 年的 129 50 億度；石油從1955 年的7080 萬噸增至到1980 年的6暢03 億萬噸；同期煤產量從3暢9 億噸增至7暢2 億噸；鋼從4530 萬噸增至1暢48億噸。從70 年代中期之後，蘇聯鋼、生鐵、石油、化肥、拖拉機、水泥等產量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隨著蘇聯國民經濟的增長，60—80 年代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相應地提高。19 65年生產性國民總收入為1 935 億盧布，到197 5 年已達363 3 億盧布，即10 年裏提高 88%（年均增長 8暢8%）。1965—1975 年間全蘇實際人均收入提高了 65%。6 0—80 年代全蘇平均建新房1 億多平方米，每年有100 0 多萬人改善了居住條件。195 0 年城市人均住房7 平方米，1975 年增至12暢3 平方米，1980 年達13暢1平方米。1 98 0 年時城市居民總數的80%已住進了單元套房（據查中國城鎮人口1979 年人均居住麵積為 3暢6 平方米，1986 年時增至人均6暢3 平方米。計劃到20 00 年人均8 平方米）。應該說，在勃列日涅夫執政 18 年中有不少改革良機，尤其是“利別爾曼建議“的全民討論中出現了一些改革理論上的突破。在實踐上他推行的新體製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不幸的是曆史又捉弄了一下蘇聯的社會，它把一個極其平庸之徒推上了政治的頂峰。蘇聯社會選擇了勃列日涅夫當自己的領袖，是一種悲哀與不幸。他執政18 年，對內政治改革全麵倒退，坐收赫魯曉夫的改革成果；對外窮兵黷武，倡導“有限主權論”，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挑起與中國的武裝衝突，揚言要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大舉入侵阿富汗，和美國開展核競賽。勃列日涅夫憑借自己擁有的國力，到晚年時忘乎所以，為所欲為，大把大把地亂花錢，把蘇聯推到了懸崖絕壁，為蘇聯解體埋下了禍根。
從70 年代起蘇聯經濟進入原地踏步時期，並且已逐步暴露出它的運行機製缺乏競爭力與生命力這一致命問題。它仍能支持一個霸權大國完全靠曆史的幸運：1973—1979 年世界石油價格猛漲，使蘇聯石油出口的收入猛增 10 倍以上，據西方估計這幾年裏蘇聯僅出口石油一項就淨收入 200 0 億~25 00 億美元。但這些豐富的收入被無能的勃列日涅夫揮霍掉了。他對外四處出擊，對內亂搞所謂的“世紀工程”（如北方河流改造工程等）。到1 986 年，世界石油價格暴跌，這場“黃金雨”停止了，蘇聯經濟也陷入困境。蘇聯人民必須尋找一種新的、更有活力的經濟體製，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應該全麵曆史地評價蘇聯這70 年的發展道路。在70 年裏蘇聯經濟確有一定發展：19 17—1 987 年間，蘇聯國民總產值增長1 32 倍，國民收入增長1 40 倍，工業生產增長3 20 倍，農業值也增長3 04 倍。但它主要依靠的是充足的廉價資源及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其經濟體製的不足之處是人不能盡其能，物沒有盡其用。經濟博士尼· 什梅廖夫教授在枟自由思想枠雜誌 199 6 年第7 期上撰文說，到80 年代末，蘇聯經濟就規模而言比美國小5—7 倍，可其生產的黑色金屬卻比美國多 1 倍；單位產品原材料消耗比美國多1 倍，能源消耗比西歐多 2—2暢5 倍；農業總產量隻是美國的3/4，可它生產的拖拉機比美國多 4—5 倍，農業原料比美國多11—14 倍，工業用機床比美國少1倍。蘇聯企業不少，就業崗位也多，但是人浮於事，出工不出力。據西方經濟學家估計，在蘇聯企業裏最少能多出50 00 萬人（按技術定額算，典型的人浮於事），這些人都是些潛在失業者。所有這些證明：蘇聯經濟改革的難度與深度將是空前的，而且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
先讓我們認識一下蘇聯在這 70 年中經濟發展曆程。在 20世紀2 0—50 年代，蘇聯經濟處於高潮，其發展速度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明顯處於優勢。在 19 28—1 937 年間，蘇聯以年均16%的速度發展著，出現了讓世界震驚的工業化奇跡，在短短的10 年中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100 年的發展路程，為國家建立起了強大的重工業基礎，為戰勝法西斯準備了雄厚的物質條件，使蘇聯從原先落後的以自然經濟占優勢的國家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化國家。與之相比，1929—1933 年西方國家卻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西方工業生產整體下降 44%。到二戰後，蘇聯迅速恢複了戰爭創傷，5 0 年代其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於西方發達國家。1 96 4—19 74 年間蘇聯國民產值僅次於美國，領先於日本、德國，對西方世界構成了挑戰，成為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但從70 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經濟發展速度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到“十五”計劃（1975—1980）經濟發展重要指標下降趨勢最為突出；在這五年中國家資金投入增長了 39%，而國民收入隻增長了23%，產出低於投入。到1985 年之後，蘇聯經濟實際上已處於危機的邊緣，其國民總收入不僅低於美國，也低於日本。極權計劃體製弊病越來越嚴重，國力明顯下降。1 987 年，時任蘇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的普裏馬科夫（後任俄外長）在北京講，當時蘇聯國民產值僅相當於美國的 50%。另一個蘇聯著名經濟學家博洛京講，1 987 年蘇國民產值僅是美國的38%。他的計算不是按匯率折成美元，而是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故比較接近蘇聯當時國家實力的實際情況。
到了1990 年，蘇聯經濟出現了戰後第一次負增長，1991 年其經濟大幅度下降（國民收入約下降15%），蘇聯經濟已陷入嚴重困境，導致社會危機，蘇聯甚至到了沒有西方支持就無法度日的程度。1 99 1 年6 月，蘇政府正式向西方七國集團提出了謀求經援的書麵申請，戈爾巴喬夫已低聲下氣地向西方乞求援助。這時蘇聯已無大國地位可言了。1991 年10 月12 日，戈爾巴喬夫在蘇聯中央電視台節目中公開講：“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得不依靠西方夥伴的支持，沒有他們的支持我們就過不下去了。”經濟搞成這個樣子，連蘇聯人自己都無法理解。與之相反，進入80 年代之後，西方國家依靠高科技產品，迅速擺脫了經濟蕭條的被動局麵，各國經濟獲得了較長時間的穩定增長。因此，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時代裏，在高科技時代，在兩種社會製度的競賽中，蘇聯以失敗告終，他們幾度喪失了發展經濟的大好時機，喪失了以改革求發展的良好機遇，繼而使社會主義及共產黨的領導在蘇聯失去了吸引力，導致了一係列嚴重後果，並且波及世界其他地區。當然，我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不能絕對地肯定或否定蘇聯70 年發展道路。盡管各國經濟專家對蘇聯經濟發展評價不一，但大家都承認其70 年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都承認蘇聯在經濟上達到了俄羅斯上千年從未達到過的高度，都承認它作為全球性經濟大國在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影響與地位。
在這裏我們首先強調要曆史地看問題。我們應看到俄羅斯帝國給蘇聯留下的底子太薄，蘇聯接受的攤子基礎太差。19 17年之前的俄國經濟有所發展，並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但其工業水平不高。雖然俄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五個工業強國，然而，按人口計算它遠落後於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家。當時法國人口僅是俄國的1/2，其工業生產總值卻是俄國的2暢5 倍，美國工業是俄國的1 4 倍，按人均算是其22 倍。而且，這些數字隻反映了數量上的情況，從質量上看，從綜合國力上講，差距更大。俄國的工業僅集中在幾個大城市（聖彼得堡、莫斯科、頓巴斯）及巴庫、烏拉爾地區，這就好像在沙俄巨大的鄉村軀體上佩帶著幾塊裝飾，整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都十分落後。當時工人隻占總人口的 10%左右，直到 1922 年時蘇聯農民仍占總人口的82%，蘇俄仍是個典型的農業國家。到 1920 年時蘇俄仍有7 0%的居民是文盲，這比法國 1 789 年時的文盲率（65%）還要高。正如一位法國學者講的：“19 世紀俄國文學的光輝及俄羅斯優美的音樂掩蓋不住如下事實：從文化角度上看，1917 年的俄國比 178 9 年時的法國處於更深的黑暗之中。”還有人講到1 91 7年“重重黑暗籠罩著神聖的俄羅斯”。這時候俄國的許多特點都說明它還處在中世紀階段，從其居民的覺悟程度、意識水平看更是如此。今天我們從非洲、亞洲一些貧窮的國家才能看到這種狀況。我們要全麵認識蘇聯70 年發展道路，先要懂得他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在這種落後的條件下開始的。
蘇俄7 年戰爭（曆時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 3 年國內戰爭）給俄羅斯造成悲劇性的結果，更加加劇了蘇聯經濟建設的難度。1914—1917 年間除了軍火企業之外其餘多數企業破產，國家幾乎沒有工業能力可言了。農業又減產一半。192 0—19 21年度蘇俄近20 0 萬平方公裏地區遭災，災民人數達240 0 萬。死於饑餓的災民達700 多萬。這時又流行斑疹、傷寒、霍亂等瘟疫奪去了300 萬人的性命。再加上一戰中死亡的 100 萬人，內戰中死亡的150 萬人，7 年中俄國共損失了 1350 萬人。7 年裏移居國外的人數達200 萬。數百萬乞丐、流浪漢、棄兒遍布蘇俄農村各地。一戰後世界上不少地區都有白俄難民。中國的東北地區和上海就有不少白俄難民。199 3 年，俄遠東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了由奧· 斯· 謝爾蓋耶維奇撰寫的專著枟俄僑在中國東北地區經濟開發中的作用枠。書中講，20—3 0 年代從陸路和海路進入中國的俄僑總數應在 50 萬人左右（占到俄國第五次移民高潮200 萬移民的1/4）。另據俄學者阿瓦林統計，1916年時哈爾濱約有7 萬市民，俄僑就有3暢4 萬，占了近一半。30 年代初中國滿洲裏地區共有人口約 36 00 萬，其中包括持蘇聯護照的1 5 萬蘇聯公民，10 萬白俄僑民，還有此前加入了中國國籍的1暢5 萬俄僑。這些俄僑背井離鄉，生活無著，十分悲慘。因為當時中國也是兵荒馬亂，到 40 年代多數俄僑又轉道去了日本、澳大利亞及歐洲各地去謀生。這就是俄國真實的曆史。蘇俄新政權確實是在一個政治、經濟很落後的國度裏，在一種非常艱難的條件下開始其經濟建設的。隻有從這一曆史前提條件出發來評價蘇聯發展道路才能得到比較準確的結論。
在蘇維埃政權70 年曆史中，其經濟出現過三次重大突破與飛躍：19 25—1 93 7年斯大林的工業化奇跡；1 956—196 4 年赫魯曉夫改革開放時期；196 5—19 80 年勃列日涅夫穩定發展時期。1925—1937 年蘇聯是在斯大林“落後就要挨打“的口號下完成工業化的。他們通過12 年奮鬥，工業生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比例大幅度提高：1913 年工業占總產值的 42%，1937 年占到77%，1 94 0 年已占到 8 6%。生產資料的生產發展更快：193 7 年比1 91 3 年增長9 倍，其中機器製造業及金屬加工業增長近19 倍，化學工業增長 14 倍。1928 年生產資料生產占工業總產值的39暢5%，1937年已占57暢8%。蘇聯僅通過“一五”、“二五”計劃（1928—1932，1932—1937）就建成了自己獨立的工業體係，到1 94 0 年全蘇共建立起 900 0 多個大中型企業，過去許多荒無人煙的地區出現了一片片大規模廠礦區，建起了一座座新興工業城市。與此同時，全蘇建立起了一些過去沒有的、或者很薄弱的工業部門，如：機床製造業、汽車製造業、拖拉機製造業、化工企業、航空工業等。農業機械工業的發展也改變了農業生產麵貌。1932年全蘇拖拉機 10 萬台，1937 年已達60 萬台。到1937 年農業部門生產中使用的拖拉機總數比1 928 年增長了1 6 倍。這10 年蘇工業生產年增長都在兩位數以上：“一五”計劃間工業年均增長1 9暢2%（其中重工業2 8暢5%，輕工業 11暢4%）。“二五”計劃間工業年增長1 1暢7%（其中重工業1 9%，輕工業 14暢8%）。這種速度在世界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西方，這時正值1929—1933 年經濟大危機，西方各國經濟一落千丈。兩個世界，兩種製度，形成明顯對比。
蘇聯人民在20 世紀30 年代創造的工業化奇跡從根本上改變了俄羅斯民族在世界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與地位，大大縮小了蘇聯與各發達國家在經濟上的差距。19 13 年時沙俄工業為世界第五位，歐洲第四位，到 1 932 年蘇聯工業超過了法國，1 93 7 年又超過了英國和德國。到 19 40 年蘇聯工業僅次於美國，升為世界第二位，歐洲第一位。1913 年時俄國工業僅占世界工業的2暢6%，到1 93 7年時已上升到1 0%，到 70 年代蘇聯工業產量已占全世界工業品總產量的 20%。一句話，沒有 3 0 年代蘇聯工業化，就沒有40 年代蘇聯軍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沒有斯大林及斯大林體製，也就沒有50—80 年代蘇聯在世界格局中的強國地位。
但是，斯大林體製弊病很多，斯大林建設道路問題不少。斯大林高度集權、高度集中的體製，以行政手段搞經濟，企業生產與社會需求完全脫節，生產計劃跟不上社會需求的變化，生產隻講速度不講效益，國民經濟長期處於一種失衡狀態，農業與輕工業生產長期落後，重積累，輕消費，國家強大了，人民沒有富起來。由於這種半軍事化體製僵化，缺乏活力，越來越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障礙。改革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曆史潮流，並且在20 世紀5 0—60 年代這種改革浪潮已蔓延到整個東歐。
1 95 4—19 60 年是赫魯曉夫改革最有成效的 6 年。他改革的口號是：“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福利。”改革的中心環節就是以經濟手段來管理經濟，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改革先從農業入手，推行包產到隊，經濟核算，集體農民領工資、發獎金，讓農民先富起來。1 95 4 年改革最大成效是市場大規模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改善。這 6 年內糧食生產增長了 60%，史無前例。人們的吃穿明顯好轉。集體農民人均年收入由 1950 年的150 美元提高到 1958 年的600 美元。全國人均年肉製品消費量由1950 年的26 公斤到 1965 年的41 公斤，同期人均奶製品消費量由172 公斤增到 251 公斤，雞蛋從 60 個到 124 個（據查1980 年時中國人均年肉製品消費量為 11 公斤、奶 1暢24 公斤、蛋2暢75 公斤）。1951—1958 年間日用品生產與消費明顯增長，一些耐用日用品（如：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動縫紉機等）已成批量生產，中亞有的農莊 1958 年已看上莫斯科電視節目。小汽車也開始普及。從1 956 年起大、中、小學學生學費全免。1 95 7 年7 月蘇聯黨和政府通過了加快住宅建設的專門決議，僅1956—1958 年間新建住宅 1暢7 億平方米，許多家庭搬進了新居，僅1958 年一年中就有 1150 萬人改善了住房條件。城市基礎設施（水、電、氣、路）建設加快，195 5 年列寧格勒地鐵正式使用。各大城市幾乎每天都有新的商業大樓投入營業，新建的大飯店也如雨後春筍般湧了出來。這個時期，蘇聯人民才嚐到了市場經濟的一些甜頭。這個時期就是蘇聯市場大規模發展和人民生活明顯改善時期。
可惜好景不長，武斷專橫的行政命令管理模式又死灰複燃，改革步伐放慢。首先是農業停止增長，由於人們收入仍在繼續增加，造成了市場供應緊張狀況。食品迅速短缺，尤其是到1962—1963 年街頭上出現排長隊買麵包的現象。日用品供應水平也在下降。國營商店裏的肉、奶製品價格不斷上漲，食糖已很難保證供應。就在1 963 年這一年蘇聯第一次從國外進口糧食，過去一直是向國外銷售糧食。農業落後及市場混亂也是導致赫魯曉夫下台的一個重要原因。從總體上看，赫魯曉夫改革不成功。在斯大林去世後，在奪取權力的鬥爭中赫魯曉夫表現出超人的智慧和膽量，但在改革中他卻顯得軟弱無力，前後不一。他所做的一切，實際上是在對斯大林經濟體製修修補補。到1 960 年之後，無論是在改革的理論上，還是在改革的實踐中，赫魯曉夫已陷入混亂之中。有人評論赫魯曉夫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他是穿舊鞋走新路。有人講他一腳勇敢地跨入新時代，一隻腳卻深深陷在舊泥坑裏拔不出來。還有人講赫魯曉夫是用昨天的思維在今天幹了明天應該幹的事。這裏的要害是他仍在用斯大林的方式（用政治衝擊的辦法搞改革，用行政命令的辦法管經濟，沒有與國際經濟及市場經濟接軌）、靠斯大林式的舊官僚隊伍搞改革（上層改革，人民沉默，連省部級幹部也沒有充分發動起來），赫魯曉夫的個人理論水平太低，采用主觀主義改革，一會兒往前衝，一會兒往後退。他剛愎自用、自以為是的個性缺點再次造成了言行不一的局麵，改革引起了社會混亂，最後他在1 96 4 年的宮廷政變中被趕下台。他的改革大業也以失敗告終。
1 96 5—19 80 年是蘇聯經濟第三次騰飛時期，其中 19 64—1975 年這10 年比較突出。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後，他整頓被赫魯曉夫搞亂了的經濟，提出了建立新經濟體製的目標，其中心內容是“完善計劃工作及建立經濟刺激新體製”。主要步驟有擴大企業自主權，發揮企業主動性，強調國家、企業、個人三方麵利益相結合。195 6 年 3 月蘇共中央決定對農業實行“固定收購，超額獎勵”的辦法。國家對農業企業固定收購指標 5 年不變，規定指標內平價收購，超出指標則高價收購，優質優價。另外，提出“實現農業生產集約化”方針，即加大對農業的投資，增強農業生產的物質基礎，發展專業化農業，加強農業科研及農業科技隊伍等。這些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勃列日涅夫推行的新經濟體製包括以下幾個主要內容：
第一，改革計劃體製，擴大企業自主權，調動多方積極性。過去，中央給地方企業下達的指令性計劃指標多達 30 個，19 65年之後減為9 個。從1981 年起，中央給地方下達的計劃指標不是一年的而是五年的，以便地方做長期安排。留給企業支配的利潤大大增加了。19 65 年留給企業支配的部分是總利潤的2 9%，到1 98 2年提高到 41%。獎金在職工收入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從19 65 年的8暢7%提高到19 82 年的16%。這些措施刺激了工業生產的發展。但由於沒有徹底擺脫指令性計劃體製的束縛，地方與企業的積極性也沒有完全發揮出來，人沒有盡其能，物沒有盡其用。從整體上講，蘇聯經濟仍缺乏競爭力。
第二，農業改革。農業一直是蘇聯經濟的薄弱環節，曆屆領導人都試圖改變這一局麵。勃列日涅夫執政 18 年（19 65—1982），曾召開過6 次中央全會專門討論農業發展問題。應該看到這一時期，蘇聯農業有了一定的發展。農產品產量不斷提高：1953—1964 年間蘇年均產糧 1暢17 億噸，1965—1970 年間年均1暢67 億噸，1971—1975 年為 1暢81 億噸，1976—1980 年間達2暢8 2 億噸。人均糧食產量也逐年增長：1 97 6—19 80 年間蘇人均產糧78 0公斤，豐收的1 978 年高達9 00 公斤。1 963 年時一個農業勞動力可養活5暢3人，到1 978 年時可達7暢9 人。1 980 年每頭奶牛年均產奶為2222 公斤，比1965 年時的 1987 公斤高出235公斤，比184 0 年的112 4公斤高出 109 8 公斤（參看王國傑：枟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農業枠，載枟蘇聯曆史問題枠，陝西師大曆史係編1986 年第3 期）。可見，這一時期蘇聯農業發展不慢。
縱向看蘇聯農業是發展了，但是橫向比它仍處於一個低水平、低效益的怪圈中。盡管蘇聯農業發展速度快，但其農業產值及效益仍很差。據蘇官方統計公布數字，19 65—1 97 0 年蘇農業產值是美國農業產值的7 0%。農業效率更差，1 963—198 3 年蘇聯農業生產效率隻是美國的 25%。1 980 年蘇聯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占有投資資金為9 100 盧布，而每個農業勞動力平均產值僅為45 8 盧布，產出遠遠低於投入，這就明顯地表現了蘇聯農業的弊病。斯大林時期把農民坑得太苦，農民沒有積極性；勃列日涅夫時期給農民補貼太多，農民還是沒積極性；赫魯曉夫時期“轟”農業（靠搞運動抓農業），越轟農業越是粗放經營；勃列日涅夫時期“買”農業，越買農業效益越差勁。說到底還是個體製問題，沒有形成有活力的競爭體製，忽視市場調節，勞動者與勞動者利益沒有完全掛鉤，幹不幹都照樣活，一切依賴國家，致使大量的農業投資及物資設備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農業無法擺脫困境。
第三，財政金融體製改革。這項改革首先解決企業利潤留成比例問題。過去，企業 90%利潤上繳國家，企業隻留純利潤的10%，企業沒有生產積極性。19 65 年，蘇聯對企業利潤提成製度作了改革，企業要給國家上繳生產基金（占利潤的6%）、地租費（石油企業繳 4 0%，天然氣繳利潤的 60%，其餘企業隻繳10%左右），還需上繳閑置利潤稅（除生產開支、設備購置、工人工資支出以外的純利潤，需上繳45%給國家）。這些措施調整了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部分地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從整體上看，經過這次改革，企業留成比例明顯增大：1 96 5 年改革初期企業能得到 29%純利潤，到 19 82 年這個比例已達到4 1%。其中僅給工人發獎金一項，其總額從 196 5 年的 13暢6 億盧布增加到 1982 年的185 億盧布，增加了 12暢6 倍。這就激發了企業和職工的生產積極性。
2 0 世紀60—8 0 年代正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良性發展的高潮期。蘇聯趕上了這個好機遇，尤其是石油漲價給蘇聯帶來很大的利益。60—80 年代蘇經濟發展及整體國力提高是有目共睹的：發電量從195 5 年的170 2 億度增至1 98 0 年的 129 50 億度；石油從1955 年的7080 萬噸增至到1980 年的6暢03 億萬噸；同期煤產量從3暢9 億噸增至7暢2 億噸；鋼從4530 萬噸增至1暢48億噸。從70 年代中期之後，蘇聯鋼、生鐵、石油、化肥、拖拉機、水泥等產量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隨著蘇聯國民經濟的增長，60—80 年代蘇聯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相應地提高。19 65年生產性國民總收入為1 935 億盧布，到197 5 年已達363 3 億盧布，即10 年裏提高 88%（年均增長 8暢8%）。1965—1975 年間全蘇實際人均收入提高了 65%。6 0—80 年代全蘇平均建新房1 億多平方米，每年有100 0 多萬人改善了居住條件。195 0 年城市人均住房7 平方米，1975 年增至12暢3 平方米，1980 年達13暢1平方米。1 98 0 年時城市居民總數的80%已住進了單元套房（據查中國城鎮人口1979 年人均居住麵積為 3暢6 平方米，1986 年時增至人均6暢3 平方米。計劃到20 00 年人均8 平方米）。應該說，在勃列日涅夫執政 18 年中有不少改革良機，尤其是“利別爾曼建議“的全民討論中出現了一些改革理論上的突破。在實踐上他推行的新體製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不幸的是曆史又捉弄了一下蘇聯的社會，它把一個極其平庸之徒推上了政治的頂峰。蘇聯社會選擇了勃列日涅夫當自己的領袖，是一種悲哀與不幸。他執政18 年，對內政治改革全麵倒退，坐收赫魯曉夫的改革成果；對外窮兵黷武，倡導“有限主權論”，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挑起與中國的武裝衝突，揚言要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大舉入侵阿富汗，和美國開展核競賽。勃列日涅夫憑借自己擁有的國力，到晚年時忘乎所以，為所欲為，大把大把地亂花錢，把蘇聯推到了懸崖絕壁，為蘇聯解體埋下了禍根。
從70 年代起蘇聯經濟進入原地踏步時期，並且已逐步暴露出它的運行機製缺乏競爭力與生命力這一致命問題。它仍能支持一個霸權大國完全靠曆史的幸運：1973—1979 年世界石油價格猛漲，使蘇聯石油出口的收入猛增 10 倍以上，據西方估計這幾年裏蘇聯僅出口石油一項就淨收入 200 0 億~25 00 億美元。但這些豐富的收入被無能的勃列日涅夫揮霍掉了。他對外四處出擊，對內亂搞所謂的“世紀工程”（如北方河流改造工程等）。到1 986 年，世界石油價格暴跌，這場“黃金雨”停止了，蘇聯經濟也陷入困境。蘇聯人民必須尋找一種新的、更有活力的經濟體製，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
應該全麵曆史地評價蘇聯這70 年的發展道路。在70 年裏蘇聯經濟確有一定發展：19 17—1 987 年間，蘇聯國民總產值增長1 32 倍，國民收入增長1 40 倍，工業生產增長3 20 倍，農業值也增長3 04 倍。但它主要依靠的是充足的廉價資源及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其經濟體製的不足之處是人不能盡其能，物沒有盡其用。經濟博士尼· 什梅廖夫教授在枟自由思想枠雜誌 199 6 年第7 期上撰文說，到80 年代末，蘇聯經濟就規模而言比美國小5—7 倍，可其生產的黑色金屬卻比美國多 1 倍；單位產品原材料消耗比美國多1 倍，能源消耗比西歐多 2—2暢5 倍；農業總產量隻是美國的3/4，可它生產的拖拉機比美國多 4—5 倍，農業原料比美國多11—14 倍，工業用機床比美國少1倍。蘇聯企業不少，就業崗位也多，但是人浮於事，出工不出力。據西方經濟學家估計，在蘇聯企業裏最少能多出50 00 萬人（按技術定額算，典型的人浮於事），這些人都是些潛在失業者。所有這些證明：蘇聯經濟改革的難度與深度將是空前的，而且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