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5.王稼祥做張國燾的工作，從太陽落山一直談到午夜三點

　　盡管中共中央在“組織問題”上對張國燾是作出了重大讓步，此時的張國燾已經擁有了對紅軍的統率權，但他又節外生枝，要求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

　　原因是紅軍還有一條重要的建軍原則，那就是“黨指揮槍”。張國燾認為即便擔任了總政治委員，但還沒有在完全意義上指揮紅軍。因為自己在政治局“勢單力孤”。為了扭轉這種被動局麵，當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行進至毛兒蓋時，張國燾突然提出要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

　　應張國燾的要求，8月4日，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又召開了“沙窩會議”。

　　會上，張國燾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9 人名單，都是四方麵軍的幹部，目標是將他們增補進政治局。當時中央政治局一共有8 個委員，任弼時不在，實際在崗的政治局委員是7人，張國燾一下就提出增補9人，目的就是改組政治局，控製政治局，使他的勢力在政治局中形成多數。

　　針對張國燾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線的觀點，毛澤東同在遵義會議時的態度一樣，不主張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線，軍事問題具有最緊迫的意義的形勢未變，更何況張國燾此舉是別有用心。因此，會議重申了遵義會議對這個問題的結論，即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錯的是軍事路線，並且在遵義會議上已得到糾正。這就保證了中央的團結統一。

　　在組織問題上，紅一、四方麵軍會師一個多月來，毛澤東為了紅軍的內部團結，一直極力地避免著與張國燾發生正麵衝突，甚至在身邊的人都無法忍受張國燾趾高氣揚的情況下，他也表現出了極度的忍讓。但“9 人方案”拋出來後，毛澤東氣憤地譴責張國燾說：“你這是開的督軍團會議。”

　　即使這樣，毛澤東為了爭取和團結四方麵軍共同北上，還是說服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對張國燾作了讓步。他說：紅四方麵軍中有很多好幹部，我們隻提出補幾個同誌為中央委員，這是很慎重的。本來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央委員，現隻是在特別情形下這樣做。其他幹部可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

　　會議討論後決定增補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為中央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為候補中央委員；陳昌浩、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陳昌浩還兼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在毛澤東和與會大多數同誌的批評教育下，張國燾又一次被迫同意中央關於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突出強調了加強一、四方麵軍的團結，加強黨的絕對領導以及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等問題。對張國燾的錯誤，決議沒有點名批評，但明確指出“一切有意無意的破壞一、四方麵軍團結一致的傾向，都是對於紅軍有害，對敵人有利的。”

　　在這場反對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的鬥爭中，王稼祥積極讚成毛澤東北上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並為維護團結作了許多努力。

　　在兩河口會議，他說：“這個地區有許多好條件：首先是一、四方麵軍匯合後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國主義的幹涉遠，敵人又隔離，群眾受壓迫，易於接近我們。”“有這麽好的條件，但是能否成為蘇區，要看我們能否消滅敵人，後退無窮，這就錯了。這是躲避鬥爭，不看到進，隻看到退。當然在有的情形下要退，但現在主要的問題不是在這裏，而是要堅決鬥爭擴大蘇維埃區域。我們到這個地區，主要是為了消滅敵人。”

　　這些話，都有針對性。兩軍會師後，張國燾曾於6 月17 日給中央來電，提出紅軍經阿壩“占領青海、新疆”，如遇困難就“暫時向南進攻”的主張。王稼祥在發言中雖然沒有點張國燾的名，但都是針對張的主張說的。

　　至於“戰爭怎樣打？”王稼祥說：“敵人采取堡壘戰對付我們，因此我們應有大的區域，便於機動，在運動戰中去消滅敵人。”王稼祥認為，要打到川陝甘廣大地區去，關鍵是必須迅速從鬆潘打出去。“目前的地區處在高山深穀，狹路不便，敵人不容易來，使紅一、四方麵軍能夠匯合；但是，紅一、四方麵軍已經匯合了，這個地區就很不利於我軍作戰。現在應該迅速打出去。敵人想把我們限製在這裏，逼到草地，我們必須從北邊打出去。”

　　他申述理由，強調必須爭取時間，堅決、迅速，動作要快，“如果時間上拖久了，從鬆潘方麵就打不出去；要迅速，使敵人的兵力還未來得及部署，這就有利於我們去消滅敵人。從鬆潘打出去是個關鍵。如果我們動作快，麵臨的困難就少。如果我們的動作慢，麵臨的困難就多，敵人就會增調兵力，向北過草地到了冬天更困難，紅軍的糧食、衣服等給養問題也勢必困難重重。”

　　王稼祥最後說：“蔣介石很機動，但是機動的紅軍總是超過他，隻要指揮正確，堅決、迅速，我們就能戰勝困難，戰勝敵人。”

　　王稼祥十分珍惜紅一、四方麵軍會師後的有利局麵，大力維護兩軍的團結。他受中央委托，同李富春、林伯渠、李維漢、劉伯承等組成慰問團，到紅四方麵軍駐地進行慰問，傳達解釋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的決定和《鬆潘戰役計劃》。後因病傷發作，慰問團工作由李富春負責。

　　王稼祥因為傷病發作，不能行動，未參加沙窩會議。據當時擔負王稼祥護理工作的陳光遠回憶說：在藏族地區毛兒蓋附近的沙窩，“他傷口又發炎了，發高燒，腸子腐爛，大便從傷口裏流出來，病得很厲害，一點不能動，大部隊都到毛兒蓋去了，中央二隊派了醫生進行搶救，並派了一個連隊加強警衛。在沙窩，大約住了將近一個月，待稼祥同誌病好以後就到毛兒蓋去。到毛兒蓋，王稼祥同誌的傷情已經好多了，能活動，拄著拐杖參加了毛兒蓋會議”。

　　王稼祥雖然未能參加沙窩會議，但當他知道沙窩會議決定精神後，積極加以貫徹。他不顧病痛，耐心地同張國燾談話，做說服工作。據當時擔任王稼祥警衛員的邱仁華回憶：“紅軍到達藏族地區的毛兒蓋，為了糾正張國燾分裂紅軍的錯誤路線，朱總司令請王稼祥同誌做張國燾的工作。為了照顧王稼祥的身體，談話地點就在他的房子裏。王稼祥同誌和張國燾從太陽落山一直談到午夜3點多鍾。他們在裏間房子裏談，我們在外間房子裏等著，聽到王主任耐心說服張國燾，使他提不出任何反對的理由，最後隻好同意北上。”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談到在毛兒蓋，王稼祥同他有過一次談話，所述不乏歪曲之詞，其中說到，“他求我暫勿批評中央的政治路線，留待以後再行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