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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恩來擺事實,講道理,讓張國燾表態同意“北上”

  毛澤東萬萬沒有料到的是,正是在這個關係到紅軍今後命運的頭等重要行動方向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難以調和的分歧。

  還在兩軍會合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紅四方麵軍領導人來電,請速決“今後兩軍行動大計”。因此,才有6 月16 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聯名發出《為建立川陝甘三省蘇維埃政權給四方麵軍電》。

  張國燾不讚成黨中央提出的戰略方針。他於17日複電黨中央,聲稱:“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再者水深流急,敵已有準備,不易過”,“沿岷江北打鬆潘,地形糧食絕無”。提出要紅軍北攻阿壩,過草地西進北上,“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首先集(中)主力打”,或者"暫時利(向)南進攻"的主張。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認為張國燾過分強調向東或沿岷江向北發展的困難,並不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而向西、向南的主張,又不利於革命形勢的發展。因此,在接電後次日,即複電張國燾等,明確指出:“目前形勢須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為向北轉移樞紐。其已過理番部隊,速經馬塘繞攻鬆潘,力求得手”。並指出:以這樣大的部隊“經阿壩和草原遊牧區進入甘、青,將感絕大困難,甚至不可能”。“望即下決心為要”。

  20 日,張國燾致電中央,堅持其西進南下主張,並說:“目前給養困難,除此似無良策”。

  當天,中央複電張國燾,強調指出:“從整個戰略形勢著想,如從胡宗南或田頌堯防線突破任何一點,均較西移作戰為有利。請你再過細考慮。”

  這樣重大的問題,不是打電報官司能解決的,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張國燾“立即趕來懋功,以便商決一切。”

  24日,毛澤東等率軍抵達懋功縣兩河口。張聞天發揮他的特長,在他所住的關帝廟,迅速揮就一篇論說充分的文章《奪取鬆潘赤化川陝甘!》,在油印的《前進報》上發表,先聲奪人。

  25日,張國燾騎馬在30多名騎兵衛隊的護送下從雜穀腦來到兩河口,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洛甫、博古等中央領導人,冒著滂沱大雨,歡迎他的到來。

  張國燾的懋功之行,受到了熱烈、真誠的歡迎。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一書中作了描述:

  “6月的一天下午5時左右,在離撫邊約3裏路的地方,毛澤東率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和一些高級軍政幹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們。我一看見,立即下馬,跑過去,和他們擁抱握手。久經患難,至此重逢,情緒之歡欣是難以形容的。毛澤東站在預先布置好的一張桌子上,向我致歡迎詞,接著我致答詞,向中央致敬,並對一方麵軍的艱苦奮鬥,表示深切的慰問。”

  隆重的歡迎儀式之後,領導人坐在一起,開始討論實質性話題:兩個方麵軍的軍事行動的戰略方針。

  涉及到這個關鍵問題,毛澤東和張國燾這兩個中共一大的代表,雖多年未見,卻話不投機。

  在歡迎會上,張國燾即公開提出“創造川康新大局麵”的主張。他說:“這裏有著廣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著優越的地勢,我們具有創造川康新大局麵的更好條件。”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也說:“我與毛澤東等在懋功初會時,雙方在政治軍事以及兩軍的關係上,就表現了針鋒相對的看法。”

  6月26 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軍委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有條不紊,擺事實,講道理。

  他先回顧紅一方麵軍離開中央蘇區後戰略方針的幾度變化。接著指出:目前,兩個方麵軍都是離開了原有根據地,要在新的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在這種情況下,製定戰略方針就是要解決“在什麽地區創造新蘇區”的問題。

  應該根據什麽原則來作出選擇呢?周恩來提出三個條件:

  一、“地域寬大,好機動。”鬆潘、理番、懋功地區雖大,但多是狹路,敵人容易封鎖,想在這些地方逼死我們,我們也不容易反攻。

  二、“群眾條件,人口較多。”過去兩個方麵軍的根據地,人口都比較多,因此能大批擴大紅軍。鬆潘、理番、懋功、溫川、撫邊這一帶,人口隻有20 萬人,而且多數是少數民族,由於民族隔閡還沒有完全消除,在少數民族中擴大紅軍是比較困難的。

  三、“經濟條件。”這一帶人煙稀少,糧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還不能自給。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習慣也不容易適應。其他需要的物資,如布、皮等,都不容易解決。

  因此,他的結論是:懋功、鬆潘、理番這塊地區的地域雖大,卻不利於建立根據地。“我們如陷在懋、鬆、理,就沒有前途。”

  應該向什麽方向前進?周恩來明確指出:應該去“川陝甘”。

  他對周圍的形勢進一步作了分析:

  回頭向南是不可能的;東過岷江,敵人在東岸有130個團,對我不利;向西北,是一片廣漠的草原;可走的隻有一條路,就是北向甘肅。在那裏,“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會遇到敵人,我可用運動(戰)消滅敵人”。如果敵人前進得慢,我們可以在這個廣闊的地區前進,並向陝西迎擊敵人。四川方麵的現有地區,可以作為遊擊區,至於到那裏後是否還要擴大地區,要在到達那裏後再決定。為了實現這個戰略方針,目前要迅速向鬆潘同胡宗南作戰,這樣才能向西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機動,使敵人對我們的估計發生動搖,使他們的部署趕不上我們的行動;而我們自己不要被敵人所牽製,不要因之妨礙我們的機動。要堅決統一意誌。兩個方麵軍部隊大,要特別堅決地實行統一指揮,遇到困難也要靠統一意誌來克服。

  周恩來的報告讓坐在一邊的張國燾挑不出毛病來,他理屈詞窮,隻好勉強表示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同時又擺出各種困難,他說“北有雪山草地,氣候嚴寒,行動不利,胡宗南部有20 餘團兵力,即便到達那裏也站不住腳”。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問題。

  毛澤東發言同意周恩來的報告,針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他指出:一、中國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陝甘建立新根據地,這是向前的方針,要對四方麵軍同誌作解釋,因為他們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有可能實現向北發展。

  二、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而是進攻,因為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們應當過山戰勝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發展。

  三、我須高度機動,這就有個走路的問題,要選好向北發展的路線,先聲奪人。

  四、集中兵力於主攻方麵,如攻鬆潘,胡宗南如與我打野戰,我有20 個團以上,是夠的。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

  五、責成常委、軍委解決統一指揮問題。

  與會人員都同意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張國燾陷於孤立,隻好表示讚成。

  周恩來根據與會者的意見作結論。他說:各位同誌都是同意的意見。我們的戰爭方針當然是進攻的。過去在路上也討論過,但那時是無後方的運動戰。現在不同了,要轉入反攻,建立根據地,進入更廣大的地區同敵人戰鬥。從兩個主力會合至到達預定地區,口號是赤化川甘陝。各部隊要行動,行動應迅速。

  按新的戰略方針迅速行動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從戰爭的角度來看,迅速突然的行動,可以使敵人無法很好地組織抵抗,無法采取防止突然襲擊的措施,這樣就可瓦解敵人的意誌,使敵人驚慌失措,達到打敗敵人的目的。

  經過3 天討論,會議記錄在最後寫道:“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

  28 日,政治局根據會議精神作出《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戰略方針》的決定。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鬆潘與控製鬆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地向甘南前進。”《決定》並且指出: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建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但事實上,張國燾是反對這一北上方針的。其原因如徐向前所指出的:

  作為第四方麵軍主要領導人的張國燾,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故意誇大向東向北發展的困難,反對中央的北上方針。他看不到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漲和中央紅軍長征的勝利,對當時的形勢做出極端悲觀的估計,認為革命處於“總退卻”階段。因此,他主張“卷起蘇維埃旗幟”,向我國荒僻的西部地區青海、新疆或川康等地實行無限製的退卻,苟安一隅,逃避鬥爭。

  對於這場北上與南下之爭,張國燾在1938年5月6日發表的《敬告國人書》中有一段話,雖然美化自己,但也佐證了這場爭論的確實性:

  民國二十四年夏毛澤東領導之一方麵軍與本人所領導之四方麵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見,毛澤東等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川西和西康地區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休戰,再圖舉國一致抗日方針之實現,因為兩種主張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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