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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蔣介石要讓毛澤東成為“第二個石達開”

  毛澤東把中央紅軍安全地帶到了長江之北,但是仍有爬不完的山,過不完的河。

  中央紅軍飛越金沙江後,蔣介石急忙飛往昆明,策劃對紅軍實行新的圍追堵截。

  蔣介石一到昆明,龍雲就向他獻計,建議像清軍在大渡河邊消滅石達開一樣,把紅軍消滅在大渡河邊。蔣介石立即調兵遣將,部署大渡河戰役,妄圖在大渡河畔聚殲紅軍。

  此前,蔣介石判斷中央紅軍可能向大渡河前進,深入四川腹地,與紅四方麵軍會合。他製定了一個把紅軍封鎖於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地區,予以“根本殲滅”的作戰計劃。他除了令薛嶽率軍尾追外,急電四川軍閥劉湘派兵堵截。他命令以川軍第二十軍全部及第二十一軍之一部歸楊森指揮,火速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劉文輝將第二十四軍大渡河以南的部隊(約5個旅)統歸劉元璋率領,受薛嶽指揮,堵截我軍北上,掩護薛嶽部主力北進;令第二十四軍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嚴密封鎖,並指定楊森、劉文輝到漢源指揮。蔣介石又給大渡河南北各軍去電,大肆鼓吹“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今共軍入此漢彝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峻,給養困難的絕地,必步石軍覆轍,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勳”。蔣介石還兩次從昆明乘飛機到川康邊境前線視察,向各部隊前線指揮官空投“手令”,進行督戰。

  蔣介石部署大渡河會戰的總兵力為15萬至20萬人,其中中央軍10餘萬人,川軍5 萬至6 萬人。

  當時,駐在川康邊區的為四川軍閥劉文輝的部隊。劉文輝為國民黨第二十四軍軍長,轄第二十四軍3個師和川康邊防軍2個師,共2萬人。

  紅軍渡過金沙江後,蔣介石致電劉文輝,一方麵打氣,“大渡河天險,共軍斷難飛渡”;一方麵嚴令他“嚴密防守,務將共軍徹底消滅於大渡河以南。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職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軍法從事”。

  蔣介石還派其親信到雅安、漢源,對劉文輝部隊進行監視。

  劉文輝對形勢卻不樂觀,認為:“紅軍目前力量雖不算強大,但掃平川康這點部隊,卻遊刃有餘”;“自己力量脆弱,和紅軍硬打是打不贏的,逃避也是逃避不了的。”他希望“薛嶽追軍早到,石達開覆軍曆史重演”。他的對策是“固守金沙江、大渡河待援,力求保全實力,保住地盤”。他的部署是:以川康邊防軍司令劉元璋指揮5個旅12個團以上兵力,並發動地方反動勢力,負責扼守金沙江,確保寧屬地區(今涼山彝族自治州)防務。以第二十四軍主力,並發動大渡河沿岸反動勢力,共同確保大渡河防務,堵截紅軍過大渡河。劉文輝的軍部率警衛旅及直屬單位駐雅安,統一指揮堵截紅軍的軍事行動。

  劉元璋明白了劉文輝的指導思想,但認為守江不如守城穩當,自己兵力不足,金沙江江岸線很長,不易防守,一處被突破,可能全線崩潰。而守城隻要能堅持幾天,追兵薛嶽部大軍一到,紅軍就會離去,城市就會解圍。因此,他把兵力在會理、德昌、西昌擺成三線,而沒有把重兵擺在江沿岸。劉元璋這種部署,為紅軍北渡金沙江,向大渡河進軍,提供了有利條件。

  紅三軍團渡過金沙江圍攻會理未下,軍委即確定了一條方針:在紅軍前進路上的西昌、冕寧、越西等地,如有敵人重兵防守,用不著進攻,也不一定占領,主要是爭取先機渡過大渡河。

  過德昌,劉元璋的一個旅長許劍霜率1個團又1個營在此布防,據險扼守,防堵紅軍北上。許是劉伯承在川軍時的老部下,曾參加過順慶、瀘州起義。劉伯承親自寫信,追述舊誼,曉以大義,希望他不阻止紅軍北上抗日。因此紅軍未遇抵抗,進入德昌縣境。民國修訂本《西昌縣誌》卷九《兵寇誌》記載,紅軍一路“洋洋而來,如入無人之境”。

  在德昌至西昌之間,是彝族土著地主武裝鄧秀廷部。劉伯承利用自己是川中名將的聲名,致信借道,信中說:紅軍係北上抗日,路經貴防,不以彝民為敵,彝民打槍我不還擊,但路是一定要過的。請鄧考慮。

  鄧懾於劉伯承和紅軍的軍威,眼看著紅軍通過,未敢主動出擊。幾個彝民打了十幾槍,亦被鄧製止。

  西昌是寧屬地區統治中心,紅一、五軍團通過偵察獲悉西昌城高3丈,且很堅固,城內有守敵4 個團和部分彝族士兵的情況後,決定繞過西昌,除派部分警戒部隊監視該城守敵,防其出擊外,主力從西昌西南15 裏的馬道子直插西昌北,經過禮州,直奔瀘沽。在城內坐臥不安、以亮城為名燒街道、燒民房的劉元璋,也未敢妄動。

  5 月中旬,中央紅軍風馳電掣地繼續北上,一路上越過西昌、冕寧數縣。

  然而,擺在紅軍麵前的任務還是十分艱巨的。

  從會理到大渡河計程約500公裏。從瀘沽到大渡河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經登相營、越崔(今越西)到大樹堡渡河,對岸是富林(今漢源),這是走雅安、成都的大路;另一條是經冕寧、大橋、拖烏到安順場,這是一條險峻崎嶇的小路,而且要經過彝族聚居區。蔣介石判斷紅軍必走第一條路,因而把兵力重點部署在富林方向。

  軍委組成了兩支先遣隊:第一先遣隊由紅一軍團第一師第一團組成,劉伯承為司令員,聶榮臻為政委;第二先遣隊由紅一軍團第二師第五團組成,由左權、劉亞樓指揮。先遣隊原定經越西向大樹堡前進。

  正當先遣隊整裝待發之時,中共冕寧地下黨主動派人到瀘沽,向劉、聶首長匯報敵情,紅一團偵察組亦匯報了兩條行軍道路的裏程、居民、給養和敵軍布防情況。劉伯承認為,敵人顯然已判定我軍將走西昌富林大道,把富林作為防守的重點。我軍如從富林渡河,正遇敵人主力,不易成功,建議軍委改變行軍路線走冕寧、安順場小路。聶榮臻同意劉伯承的意見,並提出讓左權、劉亞樓帶第五團往越西方向佯動,迷惑和鉗製敵人。當即由劉伯承起草電報,發給軍委,因軍委在行軍中,電台聯絡不上。劉、聶果斷決定,紅一團先開冕寧,到冕寧後再與軍委聯絡。

  21 日淩晨,紅一團到達冕寧,與軍委取得聯絡。軍委和毛澤東完全同意劉、聶的正確建議,出敵不意,紅軍主力改經冕寧,直插安順場,把攻擊點選在敵人的薄弱部。同時還充分利用和擴大敵人的判斷錯誤,再次“示形於東而擊於西”,讓紅五團則繼續經越西北進,向大樹堡前進,擺出一副由此渡江直取雅安、進逼成都的態勢,以吸引、迷惑並鉗製大道上正麵之敵。軍委強調必須“絕對保守改道秘密”,“嚴密搜捕敵探”。於是,第一先遣團在劉伯承、聶榮臻的率領下,以日行120 裏的速度,從小路向安順場進發。

  這次紅軍改道走小路向安順場前進,充分體現了紅軍高級指揮員實事求是、主動創造的精神,又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一貫的民主作風。將帥協和,機動靈活,團結一致,集思廣益,這是紅軍長征勝利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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