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4.毛澤東為遵義會議定下的基調是，隻談軍事，不談政治

　　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隻談軍事，不談政治。

　　在張聞天發言後，毛澤東接著作長篇發言，這是會議上最重要的講話，確定了會議的主旨和基調。

　　毛澤東在發言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結合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的大量事實，係統地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全麵地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他在發言中把“左”傾教條主義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概括為三個階段的三個主義：即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左”傾教條主義在戰略方針上采取的是“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的辦法。

　　他以第一至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事實，批判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主要歸結於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為其錯誤軍事指揮辯護的錯誤觀點。毛澤東說，第一次反“圍剿”時，敵軍是10 萬，而紅軍隻有4 萬，是2.5 比1；第二次反“圍剿”時，敵軍20 萬，而紅軍4 萬，是5 比1；第三次反“圍剿”時，敵軍3 0 萬，而紅軍3 萬，1 0 比1；第四次反“圍剿”時，敵軍50 萬，而紅軍5 萬，仍然是10 比1；第五次反“圍剿”時，敵軍50萬，而紅軍5萬，不包括地方武裝，仍然是10比1，並比以前有更多有利條件，為什麽失敗呢？正是軍事領導上實行錯誤的戰略戰術，才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造成紅軍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毛澤東尖銳地批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犯了嚴重錯誤，不懂得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從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出發，隻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考慮行軍走的是什麽路，是山地、平原，還是河道，隻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他用“路是要腳走的，人是要吃飯的”等通俗語言，來說明必須考慮戰爭實際的深刻道理。接著，毛澤東具體分析了紅軍為什麽在前四次反“圍剿”中能取勝，而第五次反“圍剿”紅軍失利的原因。他認為主要是“左”傾教條主義戰略戰術的錯誤，指出，第三次“左”傾冒險主義在“戰略戰術上的第一個錯誤是堡壘對堡壘，使敵人的堡壘主義持久戰的戰略戰術達到了目的；在戰爭指揮上，不依靠正確的戰略指導戰役，並正確運用戰術，而是靠戰術製勝。這是軍事領導、軍事理論上的絕大錯誤；三次‘左’傾第二個錯誤是分散兵力”。“為了爭取迅速反‘圍剿’勝利，不應該在敵人的突擊方向進行主力抗擊，而應誘敵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鉗製敵人，而把紅軍主力隱藏集結，待機突擊。敵人要找紅軍主力決戰，必使敵疲勞，紅軍的退卻必使敵驕傲而輕敵懈怠，這就給我以突擊的機會”；“在軍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軍事變打擊蔣介石，粉碎‘圍 剿’”。

　　毛澤東還批評了戰略轉移中的錯誤：在決定退出蘇區後依然無目的地在蘇區內同敵人拚命，大量消耗紅軍的有生力量。退出蘇區變成一種驚惶失措的逃跑與搬家式的行動，在幹部中、群眾中關於這種戰略轉變沒有解釋，組成龐大的後方機關使行軍作戰受到困難，使所有的部隊變成掩護隊，特別是戰略方針不能爭取必要的與有利時機同敵人決戰，原則不變，而使自己處處處於被動地位，遭受敵人打擊，使原定目的不能達到，紅軍大量減員。

　　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李德和博古的領導方法“極端的惡劣”，批評李德的“包辦了軍事委員會的一切工作”，“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對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製的方法”，因而“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還指出軍委內部及各軍團首長“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於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毛澤東的發言不僅高屋建瓴，擊中要害，而且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因此獲得了大多數與會者的讚同。李德在多年後回憶起遵義會議上使他難堪的那些場麵時，依稀記得“毛澤東的報告很可能是以掌聲和歡呼聲通過的”。

　　陳雲後來說，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講的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主席講話很有把握，而博古他們講的是‘洋道理’”。

　　在醞釀召開遵義會議的過程中，周恩來、朱德等同誌積極支持王稼祥關於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在遵義會議上，除了博古、李德和凱豐之外，與會的同誌都積極發言批評錯誤的軍事領導，從而否定了“左”傾錯誤的軍事領導，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獲得通過，遵義會議獲得了成功。

　　當會議上有人提出“左”傾冒險主義政治方麵的錯誤時，毛澤東機智地予以製止了。

　　為什麽毛澤東隻談軍事，隻字不提政治問題，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

　　從當時情形來看，經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和長征初期的慘重損失，毛澤東取得了反擊“左”傾路線的發言權，並且已爭取不少反對過他的人，已經由少數變成了多數，有充分的主動權，完全可以用血的事實把對手徹底擊倒，但他不觸及政治問題，留下一個尾巴。這是毛澤東的高明之處。首先，軍事問題是壓倒一切的中心問題，“把戰爭問題放在第一位，這是戰爭環境的反映”。其次，解決政治問題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因為“左”傾冒險主義有著共產國際的背景，中國共產黨內也不乏“左”的傳統，絕大多數同誌對臨時中央政治路線的錯誤還沒有認識，如果討論這個問題，會議難以獲得成功。因此，毛澤東抓住主要矛盾，首先糾正軍事路線的錯誤，這樣就減少了阻力，利於團結更多的同誌，全力以赴地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對保證會議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張聞天後來在回顧當時的情況時說：“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這在毛澤東同誌當時隻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誌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

　　周恩來後來談到遵義會議時說：“毛主席的辦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從軍事路線解決，批判了反五次‘圍剿’以來作戰的錯誤：開始是冒險主義，然後是保守主義，然後是逃跑主義。這樣就容易說服人。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比如‘左’傾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肅反擴大化，攻打城市。那些都不說，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暫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前進，這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解決矛盾首先解決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後一點嘛。”

　　事實上，由於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從而使得挽救黨中央和紅軍的問題、結束教條宗派在黨中央的統治問題，特別重要的是確立新的正確的中央領導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了。遵義會議雖然沒有解決政治路線的問題，但由於它確立了新的中央的領導，遵義會議後，“‘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被逐漸地克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