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3.周恩來堅持由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麵軍總政委，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

　　1931年11月15日，原在上海而沒有到任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在秘密交通護送下進入閩西蘇區。同月底，到達瑞金。

　　1932年1月9日，臨時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認定：“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的鬥爭”，紅軍遊擊隊的發展，已經“造成包圍南昌、吉安、武漢等重要與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勢”。因此，要“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占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與數省的首先勝利”。這個決議完全是一個頭腦發熱的產物——中央紅軍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使他們頭腦發熱。該決議也是一個錯誤分析國內國際形勢的產物——沒有把握國內外政治局勢的重大變化。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帝國主義要武力獨占中國，民族矛盾上升。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應當高舉抗日民族革命的大旗，軍事上，紅軍應向閩浙贛邊策動，擴大蘇區。但臨時中央決策時沒有這樣的認識。

　　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在瑞金舉行，著重討論中共臨時中央提出的紅軍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問題。

　　在這個問題上，周恩來未到中央蘇區時同博古臨時中央的意見是一致的，是主張打贛州的。但到瑞金後，他發現原來在上海城裏對蘇區和紅軍的指示有許多不切實際的地方，特別是征求毛澤東意見時，毛澤東根據國民黨軍隊固守堅城和紅軍技術條件不具備等情況，說明紅軍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來接受了這個意見，致電臨時中央，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複電：原議不變，攻打城市不能動搖；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這次蘇區中央局會議就是討論選擇攻打撫州、吉安還是贛州的問題。會上，許多人認為撫州及其周圍有朱紹良部10 個師，吉安及其周圍有陳誠的5個師，在3個城市的比較中隻有贛州守軍較少，並且同周圍其他軍隊的聯係不密切。這樣，會議就開始討論如何攻打贛州的問題。

　　毛澤東堅持自己的意見，在發言中提出：贛州是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是閩粵兩省的咽喉，是敵軍必守的堅城；它三麵環水、城牆高築，易守難攻，前年3 月紅四軍曾圍攻贛州3 天，沒有結果，隻得撤圍；現在贛州南北都屯集著國民黨重兵，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很可能久攻不克，還是以不打為好。即使要打，也隻能采取圍城打援的戰術。

　　但中央局多數成員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主張向贛州出擊。毛澤東又一次成為少數。

　　1月1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攻取贛州的訓令，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線督戰。這是蘇區中央局執行“進攻路線”中的第一個軍事行動。

　　有人在途中還談道，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當然戰局沒有給他們這樣的機會。

　　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報告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和九一八事變後的全國形勢。他敏銳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係必將發生變化。

　　中央代表團有的成員卻指責說：“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否則“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批評的來勢很猛，毛澤東沉默，一言不發。會議記錄員無法再往下記。會議隻好在中途更換主持人。毛澤東的處境越來越困難。

　　會後不久，毛澤東就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休養。中央局同意他的請求。1 月下旬，毛澤東來到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休養。

　　毛澤東這次東華山養病，是第二次被排斥於軍事指揮崗位之外。第一次是紅四軍“七大”之後，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去上杭蛟洋休養。兩次均因得到周恩來支持不久即重新出山，回到前線。

　　毛澤東此時比上次更難受。上次受排斥，僅僅是在紅四軍內小範圍的一場原則紛爭所致，而這次是在中央的壓力之下，所受的批判更猛烈。毛澤東意誌堅忍，雖心中不快，但並未消沉。他人雖然在山上，心卻在山下。他不斷地看書，看報紙，看文件。記掛著山下那新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命運。一直縈繞在他心中的是兩件大事：

　　一件是日本軍國主義在繼續擴大對中國國土的踐踏。上東華山後沒有幾天，毛澤東就從報上看到1月28日日本軍隊突然進攻上海和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的消息。他抱病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寫道：“日本帝國主義，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強占中國東北三省後，繼續用海陸空軍占領上海嘉定各地，侵擾沿海沿長江各埠，用飛機大炮屠殺中國人民，焚燒中國房屋，在東北及淞滬等地，被損害的不可數計，這種屠殺與摧殘，現在仍在繼續發展。”宣言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這個宣言仍沒有提“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所以拖到4 月15 日才得以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

　　另一件是幾萬紅軍攻打贛州的安危。臨別前，他一再對周恩來和項英說：“前方有事，我隨叫隨到。”上東華山後，毛澤東更關心的是紅軍攻打贛州的作戰情況，每當山下來人，毛澤東總是詳細地問詢打贛州的戰況。

　　紅軍攻打贛州一月有餘，不但久攻不克，損兵折將，而且紅三軍團腹背受敵，陷入極大被動。周恩來素來敬重毛澤東的軍事才華，心急如焚，派出項英風風火火趕來東華山，請毛澤東下山，共商大計。毛澤東聽項英介紹完贛州前線的情況之後，便把受打擊的事忘到腦後，急忙收拾文件，冒雨下山。賀子珍勸他晚走一天，別讓雨淋出病來。他說：“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怎能坐視不管？”

　　毛澤東立刻帶著警衛班下山，冒著風雨趕回瑞金，複電前線指揮部，提議大膽起用起義才兩個月、原來被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以解紅三軍團之圍。當晚，他又從瑞金出發，日夜兼程，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在紅四軍支援下，紅三軍團脫出險境。

　　3 月中旬，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在贛縣江口舉行，討論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針。盡管這次攻打贛州曆時33天，城未攻下，傷亡達3000多人，但毛澤東主張向贛東北發展的意見仍被否決，相反會議決定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較大城市；以紅一、紅五軍團組成中路軍，以紅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成西路軍，分別作戰；毛澤東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身份率中路軍北上。

　　朱德1964年2月9日曾賦詩《經閩西感懷》，對毛澤東這次意見遭受否決表示惋惜：

　　不聽仙人指，尋求武夷巔。

　　越過仙霞嶺，早登天台山。

　　贛閩成一片，直到杭州灣。

　　出擊求鞏固，滅敵在此間。

　　朱德在注釋中說明，這首詩第二句開始都是毛澤東當時的指示精神，“但這一正確主張，未被采納”。

　　但毛澤東從來就不是一個盲從的人。當時，福建是國民黨軍事力量的薄弱環節，除張貞的第四十九師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隊。閩西的紅十二軍剛占領了上杭、武平兩縣，守城的地方部隊被擊潰後退往廣東。毛澤東依據閩西敵情變化，主張中路軍改變行動方向，轉向閩西。一軍團領導人林彪和聶榮臻是毛澤東的老部下，毛澤東向閩西發展的主張得到他們的讚同。林、聶報告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周恩來在瑞金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決定將中路軍改稱東路軍，同意由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領東路軍攻打閩西的龍岩，並向東南方向發展。這對毛澤東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對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顧慮：懼怕紅軍主力遠離根據地後整個根據地被占。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立刻從瑞金趕到長汀，在4月1日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闡述了這次戰役的政治意義。他還說明：“中央紅軍進攻漳州的任務是消滅張貞師，收繳軍事物資，幫助當地開展遊擊戰爭。任務完成後，就回師中央蘇區，並不是要長期占領漳州。”

　　毛澤東一到上杭，經過調查，又致電周恩來：“敵一部既入閩，我直搗漳泉部隊必須更迅速更集中，否則敵占先著，我軍將進退維穀。五軍團全部必須立即出發，取直徑急行軍……於14 日到龍岩。”

　　4月10日拂曉，毛澤東和林彪、聶榮臻指揮紅一軍團乘敵不備，向龍岩發起進攻，消滅守軍張貞部兩個團，下午攻龍岩城。19 日拂曉對漳州外圍守軍發起進攻，2 0日直下漳州，殲滅張貞部約4個團，俘敵1600多人，繳獲飛機兩架和大量軍用物資。毛澤東頭戴白色涼帽，騎著高頭白馬，隨部隊進入漳州城。

　　攻打漳州時另一大收獲是搜集到一大批書籍和報刊，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著作，如在中學圖書室找到了《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全部用汽車運回了中央蘇區。

　　這些書運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不但自己讀，有幾本書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看。彭德懷回憶道：

　　1932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種策略》，上麵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後不久，他又寄給我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麵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

　　東路軍在漳州停留了49 天，發動群眾，籌款100 多萬元，動員了近1000名群眾參加紅軍，還調撥幾百枝槍給閩南遊擊隊，編成中國工農紅軍閩南獨立第三團。

　　為什麽毛澤東堅決反對打贛州，卻主張打漳州？原因就在於這兩個城市的具體條件不同。親身經曆過這兩次戰役的聶榮臻回憶道：

　　打贛州，沒有打下來，吃了個大苦頭。打漳州，打下來了，吃了一個甜頭。兩者相距一個多月。兩相比較，究其原因，贛州，是敵人的強點，又有國民黨大部隊增援，再加上我們偵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虧，毛澤東同誌一開始就不主張打。漳州，是敵人的薄弱點，毛澤東同誌就讚成我們打，並且親自指揮我們打，取得了勝利。所以，選擇敵人的弱點打，應該是我們處於劣勢的部隊絕對要遵守的一個軍事原則。此外，即使漳州打下來了，也不能引申說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當時條件下顯然是錯誤的。“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奪取中心城市”等口號顯然更是戰略性的錯誤。這是我跟隨毛澤東同誌東征領會的戰略思想。

　　正當毛澤東率東路軍進攻龍岩、漳州的時候，臨時中央常委會卻認為11 月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提到反對“機會主義”的路線高度。會後，臨時中央先後於在4月14日和5月20日發出文件嚴厲批評贛南會議和蘇區中央局，重申“日本占領滿洲是帝國主義重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的危險的步驟”，並說“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箭在弦上”。信中說，國民黨政府“正積極在向著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作全線的新的總進攻”。信中提出：“擴大蘇區，消滅國民黨的武力，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是與帝國主義決戰的準備，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是真正的擁護蘇聯的革命爭鬥。”最後強調提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黨目前的主要危險。”王明的“進攻路線”對毛澤東的“積極防禦”方針的鬥爭升級。

　　毛澤東接到來電後，於5月3日複電蘇區中央局，針鋒相對：“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采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包圍之外，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

　　這份複電裏，毛澤東提出了在三次反“圍剿”勝利後，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這是在新條件下作出的一個重要概括，是對江口會議上提出以“出擊求鞏固”思想的發展。

　　臨時中央打著共產國際旗號發號施令，蘇區中央局頂不住，隻好服從和檢討。5月11日，中央局在長汀作出決議：目前事變的發展，更加證明了國際與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確與中央局估量的絕對錯誤。中央局承認“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於目前政治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表示要“徹底糾正”這種“錯誤”。

　　這時，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圍剿”開始了。他們先集中兵力進攻鄂豫皖、湘鄂西兩個蘇區，企圖得手後再大舉進攻中央蘇區。6月初，在中央蘇區的周圍，國民黨集中了40 個師以上的兵力，粵軍已向北進攻贛南。毛澤東率東路軍撤離漳州、龍岩地區，回師贛南。

　　毛澤東回到長汀，看見蘇區中央局5月11日在他沒有出席的情況下作出的決議，十分不滿。他在9 年後曾寫道：“6 月回到長汀，見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啟。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的。”

　　東路軍回師後，紅軍編製作了調整，恢複紅一方麵軍總部，仍轄紅一、紅三、紅五這三個軍團，由朱德兼任總司令、王稼祥兼任總政治部主任。臨時中央對毛澤東不信任，沒有恢複他總政治委員的職務，毛澤東仍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隨紅一方麵軍總部行動。

　　在贛南前線，紅一方麵軍總部根據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關於“解決入贛敵軍”的意圖，組織了南雄、水口戰役。7 月上旬，在贛南及粵北的南雄、水口等地擊潰粵軍15個團，使入侵贛南的粵軍退回南雄。聶榮臻後來說：“粵敵經過這次教訓，全部退出贛南根據地，以後很長時間未敢輕舉妄動，使我贛南根據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時間，這對於我們爾後的北線作戰是很有利的。”但這次戰役由於兵力不夠集中，沒能大量地殲滅敵人，紅軍自身的傷亡也相當大，打成一個擊潰戰。

　　7月21日，臨時中央再次批評蘇區中央局及蘇區閩贛兩省委：“沒有及時采取進攻的策略，積極地擴大蘇區，將爭取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任務放到全部工作的議事日程上麵。”在這種情形下，周恩來壓力很大，立即趕到前線。後方工作由中央局副書記任弼時和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主持。

　　此前，毛澤東一直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名不正，言不順。一向務實的周恩來同其他領導人商量後，即與毛、朱、王聯名向後方中央局發出部隊“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的建議電。後方中央局當然不會接受這一提議，而提出以周恩來為總政委。29 日，周恩來乃以個人名義專門複信後方中央局，指出，如果由自己任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並強調說明，“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且“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一再堅持以毛澤東為總政委。

　　周恩來的懇切說明打動了後方中央局，8月8日，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的名義發布了正式任命毛澤東為紅一方麵軍總政委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