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在湖南畫史

一、中央紅軍醞釀轉移，紅六軍團奉命先遣

　　1933年10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大軍，200架飛機，以德國人為顧問，采取持久戰、“步步為營、堡壘推進”的戰略，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大規模的“圍剿”，其中以50 萬兵力進攻中央根據地，以10 萬兵力進攻湘贛根據地。敵人發動的這次“圍剿”規模之大是空前的，擺在中央紅軍麵前的形勢是嚴重的。

　　但是，隻要作戰指揮方針對頭，粉碎這次“圍剿”也是可能的。可是，自1933 年初中共臨時中央遷入中央革命根據地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就控製了黨中央，由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獨攬了中央紅軍的指揮大權，完全排斥了毛澤東代表的正確路線對黨和紅軍的領導。在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和王明“左”傾錯誤的領導下，中央革命根據地和湘贛革命根據地的反“圍剿”作戰接連失利。1934 年4月，博古、李德集中紅軍9個師，與敵11個師進行“廣昌大會戰”。經過近18 天浴血苦戰，紅軍傷亡慘重，廣昌失守。敵軍攻破了中央根據地北大門。與此同時，中央根據地南大門——會昌縣筠門嶺也被國民黨粵軍占領。中央根據地南、北大門失守後，國民黨軍從6個不同方向加快了向中央蘇區腹地進攻的步伐。到1934年5月，中央根據地西起泰和、永豐，中經廣昌，東迄建寧、泰寧、歸化、永安、連城，南至筠門嶺、尋烏、安遠一線，相繼被敵軍占領。根據地遭到嚴重破壞，紅軍遭受重大損失，最後被優勢之敵壓迫到閩贛邊境。中央紅軍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渺茫。在此嚴峻形勢下，為了使紅軍免遭覆滅的危險，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最後不得不被迫進行戰略大轉移。

　　轉移的方案，從1934 年初就開始醞釀。5 月，在中央政治局和軍委會議上，李德提出將紅軍主力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議，得到絕大多數委員的支持，並把戰略轉移方向選定向西，即到湖南西部洪江一帶建立新的根據地。6 月，這一計劃得到共產國際的批準後，中共中央立即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對紅軍主力轉移進行籌劃。為了分散和減輕敵人“圍剿”部隊主力對中央根據地中心瑞金、興國的壓力，配合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李德提議並經黨中央和中革軍委同意，決定以紅六軍團為西征先遣隊赴湖南、以紅七軍團為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閩浙皖贛開辟新的戰線。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革軍委下達了關於紅六軍團轉移到湖南創造新根據地問題《給紅六軍團及湘贛軍區 的 訓 令》。《訓令》指出：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根據地，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廣大遊擊戰爭及創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理由是湖南中部敵人力量極端薄弱，而黨在當地的群眾基礎比較好。《訓令》說，中央與軍委作出這一決定，有如下目的：1.六軍團以自己在湘中的積極行動，消滅敵人的單個部隊，最廣大地發展當地的遊擊戰爭與土地革命，直至創立新的根據地，給湘敵以致命的威脅，迫使它不得不進行戰場上及戰略上的重新部署，從而破壞湘敵逐漸緊縮湘贛根據地的計劃及輔助中央根據地作戰。2.最大限度地保存六軍團的有生力量，並在積極的遊擊活動中加倍地擴大它。3.盡量地組織與發展湖南的群眾的革命鬥爭，反帝國主義的與土地革命的鬥爭，六軍團應以自己英勇的鬥爭精神和革命的行動去改變湖南的環境，並鼓動與組織湖南的群眾鬥爭，發展為革命的遊擊戰爭，徹底的土地革命，直至建立蘇維埃政權與新的大片根據地，確立與二軍團的可靠的聯係，為江西、四川兩根據地的聯結創造條件。4.為著保衛湘贛根據地及阻止湘敵組成沿贛江東向中央根據地進攻的可能，一切軍區的獨立部隊、遊擊隊及地方武裝都應留在現有根據地及其周圍，發展積極的遊擊戰爭。

　　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在《訓令》中還對紅六軍團向湖南中部轉移的路線、行動步驟以及到達預定地域都作出了具體規定：從遂川的黃坳、上下七及其附近地域突圍，第一步到達湘南桂東地區，發展遊擊戰爭，擴大遊擊區域；第二步到達新田、祁陽、零陵地區，發展遊擊戰爭，創立新的根據地；第三步橫渡湘江，向新化、漵浦之間的山地發展，並向北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聯絡。同時要求任弼時及湘贛根據地部分黨政幹部隨軍行動。任弼時為中央代表，與蕭克、王震三人組成六軍團的軍政委員會，任弼時為主席。

　　當時，中央在電報中並沒有直接闡明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意圖，但實際上就是要紅六軍團為中央紅軍向西轉移探路。蕭克建國後撰寫的《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一文中說：“在這個電報中，中革軍委對中央紅軍的意圖沒有說明，後來我們從行動中體會到，中央紅軍也要向西撤，中央電令我們轉移，是要我們起先遣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