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漢唐文明簡本

第五節 教育

　　教育，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產物，同時，它又對社會的文明與進步起推動作用。中國的教育，產生很早，《尚書·堯典》裏，就有“作教刑”“敬敷五教”的記載。《尚書·禹貢》裏也講：“三百裏揆文教”“朔南暨聲教”。正應了《禮記·大傳》中：“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話。當然，那時候的教，還隻是官師合一，即政教合一的行政教育，主要起教化作用。到了西周，開始有了專門進行文化教育的學校。春秋時代產生的私學，使得教育日趨繁榮。漢代的學校，變成了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基地。唐代各級學校健全，以及教學科目的繁多，使得學校教育日臻成熟。

　　一、周秦時期的教育

　　周的行政教育西周以至春秋前期，官師合一，政教合一的行政教育，仍是教育的主體。當時，朝廷設有負責教育的官員。首先，是由大宰負責製定“教典”，即教育法典。具體的工作，由地官司徒負責。司徒有大司徒一人和小司徒二人。專門負責教育的屬官，主要有鄉師、鄉大夫、州長、黨正、鼓人、舞師、師氏、保氏及遂人、遂大夫等。鄉師，是遠郊六鄉的教育行政長官，“掌其所治六鄉教而聽之治”，還要負責考績。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才，察其道藝”。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間聲，教為鼓而辨其聲用”。舞師，掌教兵舞、教羽舞（祭山川時用）、教皇舞（求雨時用）、野舞（民間舞）。師氏、保氏，是專職教員（詳下學校教育）。遂人、遂大夫教稼穡，等等。可見幾乎無所不教。不僅教，而且還有相應的獎懲措施及檢查辦法。以上行政教育，是周天子直接統治的地區的行政教育，對象是大眾百姓。在各諸侯國，也應當有相應的教育。

　　周的學校教育西周及春秋的學校教育，也由司徒負責。《周禮·地官》中的師氏、保氏，就是專職的學校教員，師氏負責“以三德教國子”。國子，指貴族子弟。所謂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思想）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還要“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可見師氏所教主要是思想道德及為人處世方麵的內容，說明當時對道德品質教育的重視。保氏負責“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及六儀。所謂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禮、樂、射、馭（駕車），都是實用性的知識。六書，就是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種漢字的形體結構，屬於文字學。教之六書，就是教學生如何從根本上去識字，這是文字教育的最好辦法。九數，當是九種算術的方法，屬專業知識。所謂“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完全是貴族日常生活的容儀。可見教學的內容已相當全麵。

　　關於學校的稱名，有小學、大學之分，設在不同的地方，總名辟雍或泮宮。這是天子和諸侯一級的學校。另外地方也有學校。《禮記·學記》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遂）有序，國有學。”這可能是春秋時代的學校。家，指大夫之家。五百家一黨，六縣為遂。《左傳》裏記鄭國子產不毀鄉校，說明鄉裏有校。可見當時學校的名稱有塾、有庠、有序、有校、有學，而學又有小學大學之分，已經有了比較健全的教育體係。

　　小學是培養貴族子弟的學校。入小學的條件，“皆以齒”。就是說凡是貴族的子弟隻要達到一定的年齡，均可入學受教。大學，除作為小學的繼續教育，還用來培訓各級官員。而且國王要親自“視學”，進行檢查。

　　關於大學教育，學製一共九年，分兩個階段，前七年為小成，後二年為大成。九年之中，除第一年主要培養讀經書的能力外，以後每兩年考核一次，並各有側重。第三年主要考核敬業，第五年主要考核博習，第七年主要考核論學，第九年主要考核能否知類旁通，每次考核都兼及品行修養。可見重點還是能力的培養。尤其是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遠者懷之”作為最終目標，說明當時大學教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培養統治人才。由此可以知道，由保氏教六藝、六儀的學校，是為小學。

　　周代的私舉西周至春秋前期，上自周王室的小學、大學，下至鄉校黨庠，都屬官辦，所以稱為學在官府，“有官斯有法，有法斯有書，有書斯有學”，“天下以周文為治，故私門無著述文字”。到了春秋中期，隨著周天子權力旁落，公室衰敗，學在官府已經不能維持，甚至以前深藏在官廷秘室之中的圖書典籍，也散落民間，官學崩潰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成為必然趨勢。於是乎出現了私學，打破了貴族對文化教育的壟斷，使大批新興階層、商人及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機會。

　　最早興辦私學的代表人物，是老聃和孔丘。章太炎說：“老聃、仲尼而上，學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學皆在家人。”是正確的。《史記·孔子世家》雲：“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可見其規模已相當可觀。到戰國時代，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田駢在齊，“資養千鍾，徒百人”，等等，形成了龐大的學術團體。他們的活動，既擴大了私學的影響，也傳播了文化，推動了教育及學術發展。

　　私學的教學內容，各家有側重，但總體說來，都包括思想修養、政治學說、文化知識、勞動技能等方麵的內容，較西周的官學，更為豐富實用。

　　孔子的教育孔子，是早期私學的代表。他創立儒家學派，整理先王舊典《周易》《書》《詩》《禮》《樂》，又作《春秋》，作為教材，傳播儒家思想及文化知識，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重重地寫下了一筆。孔子的教育，首先是規模宏大，影響深遠。據說他當時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這些人在孔子死後，大多又繼承孔子的事業從事教育，如子夏居西河、子張居陳國、澹台滅明居楚國“教授”，等等，最終使儒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

　　其次，有明確係統的教育思想。如他主張“有教無類”，所以隻要送上拜師禮認他為師，他都願意教育；主張分科教育，把學生分為德行、言詞、政事、文學四科；講究實事求是，要求學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認為學習要有興趣，他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主張博學，他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可以無畔矣。”又主張“多聞闕疑”，不輕易下結論。還講虛心，認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提倡“學無常師，不恥下問”。另外，他還講求學以致用，重視培養學生的實際能力。還有重要的一點，就是重視學生思想品德的培養。

　　孔子的教學方法，更是靈活多樣，主要有：1.因材施教。2.學、思結合。“學而不思則罔（被欺罔），思而不學則殆”。3.注重溫習。“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4.讓學生獨立思考。“不憤（心想明白而未明白）不啟（開導），不悱（口想說而說不了）不發（啟發）”。5.要求學生舉一反三。“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6.循序漸進。

　　稷下學宮稷，指齊國都城臨淄的稷門。稷下，指稷門外。齊桓公為了招攬天下賢士，勉勵他們著書立說講學論辯，設立了稷下學宮。到了戰國，齊威王鼓勵學者們大膽進諫，給予賞賜。於是各地學者紛至遝來，最多時達數百千人，成為一時學者薈萃的中心。宣王挑選各派學士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這些學者，除了著書論辯之外，主要是聚徒講學。所以，稷下學宮成了戰國晚期重要的教育基地。郭沫若說：當時稷下學宮“行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以之，聞文則服。溫柔教悌，毋驕恃力。誌毋虛邪，行必正直。遊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些不懈，是謂學則。”

　　秦的教育有關秦的教育的資料很少，因此我們今天我們很難對秦的教育作出係統論述，隻能據若幹零星材料，略加推測。

　　據雲夢秦簡《內史雜》記載，秦有“學室”之設，“非史子眥（也），毋敢學學室，犯令者有罪”。所謂“史子”，秦簡整理小組譯為“史的兒子”。所謂“學室”，整理小組注謂“一種學校”。據前引《內史雜》律文可知，隻有“史子”才能在“學室”學習。大家知道，古代的“史”，一般都指史官而言，正如《說文》所言：“史，記事者也。”不過其職掌，並不僅僅限於編史。蓋古代，一切文字工作皆由史官包辦，一切官書典誌也都出自史官之手；從廣義上講，大凡卜筮、天文、曆法、地理、醫術等，幾乎無不屬於史官的業務範圍。這樣，“史”事實上便成了從事文字工作官吏的統稱。由於“史”之所職係起草文書一類機要性工作，因此“史”不僅“父子疇官，世世相傳”，而且“史子”從小要接受特定的教育，以便將來更好地繼承“史”的職務。秦簡中出現的“學室”，正是這樣一種培養“史”的專門學校。它構成秦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

　　關於“學室”內“史子”學習的內容，目前尚找不到直接的文字記載，不過從一些間接材料，似可窺知大概。《說文·自敘》引漢《尉律》稱：“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並課最者以為尚書。”《漢書·藝文誌》亦載：“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吏。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這就是所謂的漢試學僮之法。有學者研究，指出此漢法係沿襲秦製而來，漢之“學僮”即秦“學室”中學習之“史子”。據此可知，秦“學室”內“史子”所學習的一是識字，即需“諷書九千字以上”；二是學寫各式字體，即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等“秦書八體”。將來“史子”經考試後，合格者便被進用為“吏”。

　　秦統一後，推行絕對主義政策，禁遊宦，禁私學，焚書坑儒，朝廷雖設博士，但並不教書，僅備顧問而巳。加之帝國短祚，隻有十五年便告滅亡，所以有關這一時期的教育，迄今隻能籠統知道所謂“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而無法說出更多的內容。

　　二、漢代的教育

　　太學西漢立國之初，百事草創，未遑庠序之事。但隨著經濟的恢複和發展，統治秩序的鞏固，教育的問題終於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其由興辦太學開始，逐步建立了一套完備的學校教育製度，及發達的私學教育。太學，是漢代最高學府，由中央政府開辦，由屬九卿之一的太常掌管。武帝時“置五經博士”，“為博士置弟子員”，“興太學”。“博士”一詞，本是取博學多藝、學通行修，曉古文爾雅之士的含義。用這樣的人做太學教授，無疑是很適宜的。西漢的博士，主要是通過皇帝直接征召或由官員舉薦。東漢的博士，則要通過考核、“策問”等形式而選拔。一般說來，博士除過精通經典以外，還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修養，要求為人敦厚、善良、謙遜、節儉，而且身體健康。博士按經設立，—般一經一名，一經有不同傳記學派的一派一名，所以人數始終不多。東漢最多時也不過十四五人，隻有王莽執政時立古文經博士，每經設過五名。博士的首領，西漢叫仆射，東漢叫祭酒。

　　太學生的人數，西漢武帝時博士弟子隻有五十人，昭帝時增至一百人，宣帝時又增至二百人。元帝時不限名額。後因用度不足，定為一千人。成帝時，又增至三千人。東漢博士弟子稱“諸生”。桓帝時有諸生三萬人。公元2世紀的高等教育達到如此規模，這在世界教育史上絕無僅有。太學生的來源，西漢博士弟子一是由太常在京畿地區直接選拔，一是由郡國縣邑從各轄地選拔推薦。凡年滿十八歲，“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裏，出入不悖所聞”者，均可入選，不論貧富，貧者由政府發給上京入學的經費。另外公卿大夫的子弟可以破格錄取，直接入選。東漢諸生由於名額多，所以沒有考上明經的人及公卿子弟，都可以入太學補諸生。另外漢代太學還設童子科，即從十二歲至十六歲少年中挑選能通經的保送太學學習。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保送生製度。

　　漢代太學的教學內容，主要是《易》《書》《詩》《禮》《春秋》等儒家經典，一般是每個博士專講一經，各以家法教授。學生專選一經，學完一經可另修他經。另外還有《論語》《孝經》，是公共必修課。教學方法，除講授、自學以外，還注重師生共同討論與辯難。

　　漢代太學沒有肄業時間的規定，隻要通過考試，就可以畢業。西漢太學一年一考，及格的按成績高低授予一定官職。東漢太學兩年一考，通兩經者授文學掌故，通三經者授太子舍人，通五經者為郎中，不及格者可留校學習。

　　地方學校漢代的地方學校，最早由蜀郡（四川）興起。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太守，他看到蜀地文化落後，“有蠻夷之風”，於是選“開敏有材”的郡縣少吏十餘人送太學進修。幾年後學成歸蜀。文翁在成都辦起了學官，由這些人負責教學，招收郡縣的學生，免除他們的徭役，學習好的授郡縣官吏。為了提高文化人的社會地位，文翁每次出行，都讓學官的高材生陪同，使蜀地的教育事業迅速發展起來。後來武帝聽到此事，“詔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從此漢代地方學校普遍設立起來。到平帝時，王莽請立學校之製，凡郡國的學校叫學，縣道邑的學校叫校。學、校設經師一人。鄉裏的學校叫庠，聚（村落）的學校叫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學、校相當於中等學校，庠、序相當於初等學校。東漢一代，由於朝廷的重視，地方官也往往注重學校的設立與教學。各地普遍都有學校，以至“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盛況空前。

　　私學漢代的私學，可分為初等的書館和高等的“精舍”“精廬”兩種。書館，由書師自辦，主要教識字，讀《孝經》、《論語》。西漢初用的識字課本，是秦代傳下來的《蒼頡篇》，由李斯作的《蒼頡》、趙高作的《爰曆》、胡毋敬作的《博學》合編而成，六十字為一章，共五十五章，三千三百字。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了《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遊又仿《凡將篇》作了《急就篇》。成帝時，李長又作了《元尚篇》。平帝時，揚雄續《蒼頡》作《訓纂篇》，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東漢和帝時，賈魴又續《訓纂》作《謗熹篇》。後人將《蒼頡》《訓纂》《謗熹》合編，稱為《三蒼》。這類字書，都是將日常生活中的用字歸類排列。每句三字或七字，而且押韻，所以易讀易記，而且實用。學完字書，就轉而讀《孝經》《論語》。讀完《孝經》《論語》經過考試，就可以就業當小吏。

　　精廬、精舍，是經師大儒自己開設的學堂。漢代經師大儒滿天下，這些人大都聚徒教授，而且人數眾多。直接聽講的稱“及門弟子”，另外還有所謂“著錄弟子”，即是在經師門下掛個名不必到堂聽講的弟子。如此眾多的學生，不可能由經師一人親自授課，所以往往還有經師的高弟“以次相傳”。如馬融門徒四餘百人，“升堂進者”即直接入堂聽講的，隻有五十餘人。連鄭玄在門下，也“三年不得見，乃使事業弟子傳授於玄”。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才被“召見於樓上，因從質諸疑義”。這類私學的教育，不僅學生眾多，而且有的已相當正規。如馬融的講堂，四周“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可能是在課間演奏樂舞。至今陝西扶風縣有絳帳鎮，據說就是馬融當年講學的地方。

　　三、唐代的教育

　　學校設置唐代的教育，較前代有較大的發展。突出的表現，一是學校增加，二是科目增多，三是教育製度完善。

　　隋代以前，一直到漢代，國家教育都是由太常兼管。周人的司徒，也隻是兼管教育。隋文帝設“國子監”，負責全國的教育事業。這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專設的中央教育行政機構。國子監的首領稱“祭酒”，是專職的中央教育行政官員。唐代沿襲了這一製度，中央也設國子監，負責全國的教育事業，但學校設置則有了較大的發展。唐代中央一級屬國子監直接領導的學校，有六學一館，即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廣文館、律學、書學、算學。

　　國子學，也稱國學，是專為三品以上官員子弟開設的學校，學生名額三百人。太學，限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入學，名額五百人。四門學，是招收勳官官員的子弟及平民的俊異子弟的學校，名額一千三百人。廣文館，相當於進士進修班，名額七十人。律學，招收八品以下官員及平民的子弟。書學、算學：招收有專長的學生。六學一館，均屬高等教育性質。

　　中央一級不屬國子監直接領導的學校有兩館三學。兩館指弘文館和崇文館，是皇室貴族高等學校，專門招收皇帝的近親、皇太後近親及宰相大臣散官一品、京官三品以上官員的兒子入學。崇文館歸東宮掌管，弘文館由門下省管理。“三學”指“崇玄學”“醫學”及“小學”。崇玄學，屬道教學校，歸禮部領導。“醫學”，由太醫署領導。“小學”，屬初等教育的貴胄學校，由秘書省領導。

　　另外中央政府的業務部門也興辦專業學校。如司天台，培養天文、曆算人才；太仆寺，培養獸醫人才；太卜署，培養卜筮人才；東觀校書郎，培養古籍整理人才等。這些相當於高等專門教育，是業務部門附設學校的開端。

　　地方學校中歸國子監直接領導的有各府的府學、各州的州學、各縣的縣學，相當於中等教育。鄉、市有小學。不屬國子監領導的學校有各府州的醫學、崇玄學，相當於中等專業學校，也歸中央的太醫署和禮部領導。

　　府、州、縣學由當地長史管理，長史直屬國子監管理。府州縣學的學生，都有定額。設在京都的府學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的府學及上州的州學六十人，京縣的縣學五十人，上縣的縣學四十人，中縣的縣學三十五人，下縣的縣學二十人。當時全國共三百二十八個府州，一千五百七十三個縣。以平均數計算，當時全國地方中等學校的學生當有八九萬名。

　　學校的教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主要仍是學習儒家經典，但經典較前代增多，並劃分為大、中、小三類。其中《禮記》《左傳》為大經；《詩經》《周禮》《儀禮》為中經；《尚書》《周易》《公羊傳》《？梁傳》為小經。大經、中經為分科必修，小經為選修。另外還有《孝經》《論語》。國子學設博士五人，分經教授，各領學生六十人。又有助教五人，幫助教授分經教授；直講四人，類似輔導員。太學設博士助教各六人。四門學博士、助教各六人，直講四人。

　　律學，主要學習法律、法令，兼學格式、法例等。書學，主要學習文字、書法，內容包括《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及篆、隸、草三體書法，兼學時務策及《國語》。算學，主要學習數學，包括《五曹》《九章》《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算》《綴術》《緝古》《記遺三等數》等古醫學，分醫學、針灸、按摩、咒禁四門。醫學門又分體療、瘡腫、少小、耳目口齒、角法五科，都以《本草》和《甲乙脈經》為必修科目。針灸門學習人體經脈孔穴之道及針術。按摩門學習按摩技術。咒禁門學習用咒禁之法驅除邪惡鬼魅。

　　弘文館，設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主要學書法。崇文館也設學士，掌經籍圖書，相當於國家圖書館，考試標準較低，“以其資陰全高，試取粗通文義”。

　　崇玄學自玄宗注老子《道德經》以後創辦，兩京各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後改稱學士，教授《道德經》、《莊子》、《列子》、《文子》等道家經典。

　　府、州、縣學主要學儒家經典，學生六十名以上設博士一人，助教二人；五十名以下設博士、助教各一人。學生能通一經者可升入“四門學”，稱“俊士”。

　　司天台的學校，設天文博士二人，教授天文觀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設曆（曆法）博士一人，教授曆生五十五人。太仆寺的學校，設獸醫博士四人，教授學生一百人。太卜署的學校，設卜正博士二人，卜筮助教二人，教卜筮生四十五人。門下省的校書郎，有令史、典書、拓書手、筆匠、楷書等，招收學生三十人，學習校理典籍，勘正錯誤及其他書籍技術。

　　學校的管理首先，唐代學校對學生入學的資格，有明確規定；人學年齡，有比較嚴格的限製。如太學一級，限製在十四歲到十九歲之間。學習的年限，國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醫學都是九年，律學六年。地方學校沒有年限，隻要能通一經以上便可畢業。畢業以後，或者升人四門學當俊士，或者等候大比之年參加科舉考試，個別也可以由州縣長官委派適當的官職。

　　學校有嚴格的學業成績考試製度，廢除了以往畢業考試合格就授予官職的辦法。學業考試分三科：旬考（或月考）、歲考、畢業考試。旬考每十天考一次，分背誦和講解兩種方式。歲考，即年終考試，口問大義十條，答對八條為上等，答對六條為中等，五條為下等。參加畢業考試，必須是修業年限已滿，所學課程考試及格的學生，而且俊士必須通三經，其餘學生必須通二經。畢業考試國子監生由博士出題，國子學祭酒監考，考試及格後方可參加科舉考試的省試。願意繼續學習的，四門學的畢業生可補入太學，太學畢業生可補入國子學。

　　學校有重讀與退學製度，學生歲考不及格者必須重讀，參加下一年歲考。歲考連續三次不及格者，可延長至在校學習的最高年限九年。九年仍不及格，令其退學。另外太學還規定，凡學生品行惡劣、不堪教育者和請假逾期不返校者均應退學。

　　學校每年放長假兩次：五月一次，稱“田假”；九月一次，稱“授衣假”。每次一個月，學生可回家探親。路途在二百裏以外者酌情延長。逾期無故不歸者令退學。除過兩次長假外，學生一律要求在學校學習。學習期間每十天有短假一天，相當於星期日。

　　在校期間，太學一級學生的膳食，一律由政府負擔，而且也不繳納學費，但須行“束眧”禮，即向教師送拜師禮，一般是絹三匹。

　　留學生教育與私學唐代昌盛的學校教育及繁榮的經濟與文化，吸收來了大量的外國留學生。當時的新羅、百濟、高麗、高昌、吐蕃、日本等，都向唐帝國派遣了留學生。其中尤以日本為最多，僅玄宗開元、天寶年間（715-748），日本就向中國派了五百五十名留學生。這些外國留學生，有的來學中國曆史，有的來學儒家經典，有的來學法律，有的來學天文曆術，有的來學算學，也有的來學文學詩詞，有的甚至能夠學到兼通。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呂、吉備真備，大和長岡等，皆其佼佼者。21世紀初，西北大學博物館征集到一方唐代日本留學生井真成墓誌，為上述史實提供了有力的考古證據。發達的留學生教育，為傳播中國文化及加強與各國的友好往來起了重要的作用，並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唐代私學的最大特點，與官學一樣，也是科目增加，不再局限於儒家經典的教學。例如江都曹憲，主要用《昭明文選》做教材，屬於文學。由於他的影響，同郡的魏模、公孫羅，江夏（今湖北武昌）的李善，句容的許淹等人，也研究《文選》，形成了江南“文選派”。又如絳州（今山西新絳）的尹知章，主要講授《老子》《莊子》。也有講史學的，也有講書學、算學的，等等。這些都與當時的科舉、製舉相適應。所以，私學實際上是官學的輔助教育。另外，私學也是學術活動的中心，流傳至今的唐學術著作，大部分應該說都是私學名家的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