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夢回故苑八百春！太液水雲皆典故(12)
但時間不長，這群士兵又來了。這次士兵們好像腰杆硬了，對曹錕說：“總司令請四先生到總部去。”
此時，馮玉祥已組成中華革命軍，自任為總司令，躲在延慶樓裏的曹銳見曹錕擋不住這群士兵，便決定走一趟，看看馮玉祥到底把他怎麽樣。
但曹銳臨離開延慶樓時，將身上的所有錢財統統地掏了出去，他不想叫別人從他身上得到一分錢。並在換衣服時，偷偷吞吃了許多鴉片煙膏。爾後出門，跟馮軍士兵上了汽車。
汽車徑直開往馮玉祥的總部門口，衛兵將門打開，曹銳的身子卻從車裏滾了出來。原來曹銳服下的鴉片毒發身亡。
曹錕聞知四弟死之後，又是大哭一場。他大罵馮玉祥，要親自去北苑馮軍總部找馮玉祥算賬。但門外的士兵死守大門，無論如何他也走不出延慶樓。
而馮玉祥自有他的心計，不與曹錕見麵，隻是派兵圍困，騷擾，殺掉他身邊的人，而又不殺曹錕本人。他認為，推翻了曹錕的賄選政府，革命就達到目的了。
曹錕被囚延慶樓後，他的親信們便開始四處奔波，想方設法使曹錕恢複自由。
曹錕手下的陸軍次長王坦到延慶樓見曹錕時，曹對王無可奈何地說：“當時你們大家把我擁戴出來，這時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來，怎麽辦都可以，我沒有什麽說的。”
11月1日，馮玉祥派人傳令給曹錕，限其24小時內辭職，遷出新華宮，保證其生命安全，如不走，即行斷最後處置。
2日，馮玉祥的警備司令鹿鍾麟等人入延慶樓見曹錕，請曹錕移交總統印璽，曹錕拿著大小15顆印璽不禁放聲大哭。爾後，他表示願住東交民巷醫院養病。
11月3日，曹錕被迫辭職，宣告引退。這真是奪印人印被奪，驅人者被人驅，可歎短命總統。
曹錕於1923年10月10日上任，至下台，共做了一年零二十幾天的總統，但其下場比前幾屆總統更慘！
曹錕辭職後，暫居公府原處，所有府內舊有職員及衛兵均可隨便出入，搬運私有物件出府。曹錕的幾個太太也能入府，陪他打麻將解悶。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職，執行臨時政府職權後，下令道：“曹錕賄選竊位，禍國殃民，著內務、陸軍兩部嚴行監視，聽候公判。”這道表麵看來措詞十分嚴厲的命令，其實是掩人耳目的把戲，對曹錕，段政府不僅沒有進行公判，反而使曹錕避居六國飯店養尊處優。
1926年，曹錕被釋放，同年9月，曹錕離開北京到河南。1927年，曹錕見直係已分崩離析，回天無力，便匆匆離開河南回到天津。1938年5月15日，曹錕這位大軍閥，中國近代史上顯赫一時的人物，病死天津，終年76歲。
“東北王”曇花一現居仁堂
張作霖，在中國舊軍閥中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曾由一個土匪頭目，受撫為清廷營官；經過投機鑽營，扶搖直上，一躍而為民國師長、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後又稱兵關內，攫取北京政權，一直爬上“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寶座。在民國初年，他不僅是個“東北王”，並曾“問鼎中原”，統治華北的廣大地區。當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竊據神器”，成為橫行一時的“梟雄”，統治奉天、東北、華北達13年之久，是民國以來統治北部中國最久的軍閥。
張作霖極端仇視中國革命，鎮壓革命運動：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鎮壓、屠殺革命民主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他以“反赤”為座右銘，瘋狂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他絞殺著名的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誌，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命令奉軍及“京師警察廳”出動數百名憲兵、警察、特務，在帝國主義協助下，不顧一切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包圍、襲擊了蘇聯大使館，捕去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誌也遭逮捕。
李大釗同誌被捕後，奉係軍閥的劊子手們，用種種酷刑折磨他，剝去他雙手的指甲。但是，這位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沒有透露一句有損於黨、有損於革命利益的言詞。
張作霖逮捕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激起了北方以至全國輿論的公憤。工人、學生、教育界、學者、名流以至他的同鄉，均起而營救。
但張作霖不顧社會輿論的反對，在帝國主義和新舊軍閥及其幫凶們的合謀下，終於以最殘酷的絞刑，處死了李大釗和其他革命黨人。
絞殺李大釗等革命黨人，是張作霖犯下的又一樁滔天罪行。張作霖自以為：過去屠殺辛亥革命黨人張榕等曾使他“飛黃騰達”；現在絞殺共產黨人李大釗，定能取得中外反動派的寵愛，保住他的反革命政權。但曆史的發展總是和反動派的意願相反：盡管張作霖還有其末日的“高升”，但也隻不過是一時的回光返照罷了！
“四一二”大屠殺後，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反革命矛頭，直指武漢政府。張作霖也遙相呼應，命奉軍向武漢進攻。但奉軍的進攻，在武漢北伐軍和馮玉祥部隊的反攻下迅速潰敗。4月27日，武漢北伐軍進占駐馬店，5月7日馮軍進占了潼關。而見風使舵的閻錫山也開始與奉軍對峙。奉軍在各方麵的夾擊、包圍之下，不得不狼狽退出河南。此時此刻，張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統治已搖搖欲墜了。
正當張作霖瀕於危亡之際，在蔣介石和武漢政府之間、在武漢地區內部，展開了激烈、複雜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這無疑給張作霖提供了喘息的機會。於是張作霖便利用南軍停止北進的機會進行最後掙紮。
1927年6月8日，蔣介石向張作霖提出條件：要他“信奉三民主義”，將“安國軍”改稱國民革命軍，任“東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維持東北治安，以實現“南北議和”。
張作霖為了穩定北方，繼續求得帝國主義的支持；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對等的“資格”與南方談判；為了實現其多年來的“總統夢”，決心在北京組織“安國軍政府”，登上北京政府的最高寶座。為此，從6月11日開始，張作霖在北京順承王府召集孫傳芳、張宗昌等奉係將領舉行會議，討論了“和、戰問題”和組織“安國軍政府”、推選政府的最高統帥問題。
16日，孫傳芳按照張作霖的意圖，首先提議：“推戴張作霖為大元帥，組織鞏固的‘安國軍政府’，以完成對南方的用兵問題。”
孫傳芳的提議，得到了張宗昌等參加會議的人的一致讚同。
張作霖見參加會議的人一致推舉他為大元帥，非常高興，站起身來說：“好極了，你們要怎麽辦，我都依你們就是。”
會後，孫傳芳等七名將領聯名，發出推戴通電。電文說：“因國家久無元首，致時局混亂，而討赤大業，亦在半途。因於此際推戴張大帥為大元帥，收拾時局。”
電文發出之後，即令北方各省軍隊一律改稱“安國軍”，以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陲、褚玉璞為第一至第七軍團長。
與此同時，張作霖發出了反革命的“討赤”通電，聲稱：“海內各將帥，不論何黨何派”，隻要“反赤”，“即現在之敵將來亦可為友。”這個電報暗示願與蔣介石、閻錫山進行反革命聯合。
6月18日，張作霖在懷仁堂就任了所謂“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
就職儀式顯得格外冷清，張作霖有氣無力地念了就職“誓詞”之後，他的推戴者孫傳芳、張宗昌、吳俊陲、張作相向他行了三鞠躬。就這樣，這位“大元帥”就算上任了。
張作霖上任大元帥後，便在懷仁堂發布了任命令。
任命潘複為內閣總理，發表了九個部的總長名單，發布了軍政府的“組織令”，組成了“安國軍政府”。
在組織令中規定：他這個“大元帥”，不僅統治全國陸海軍，而且“在軍政時期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國務院隻能“輔佐”大元帥執行政務。這個“大元帥”實際上就是“大總統”了。張作霖在行將滅亡之前，終於爬上了他夢寐以求的“最高寶座”。但這個北洋軍閥最後的小朝廷，已經是風燭殘年，朝不保夕了。
在張作霖就任“大元帥”的當天下午，張作霖便在他的外交部召開“茶話會”，邀請各國公使和武官參加。他在“致詞”中大談“尊重國際信義”和“保護外人生命財產”。
其實，張作霖在懷仁堂裏一直苦苦思索，尋找以後的對外策略。6月25日，他發出通電，重談其“聯蔣討赤”的老調。在通電中，他恬不知恥地自稱是孫中山的“多年老友”，他的所作所為“實以繼中山之誌”，隻是對“甘心赤化者”“問罪興師”。
張作霖的如意算盤是這樣打的：隻要堅持“反赤”，就能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就能保住他的北京政權。
但此時此刻，張作霖的如意算盤不靈了。因為此時英美帝國主義已經把注意力移向了新軍閥蔣介石，對舊軍閥張作霖已失去了興趣，就連過去一貫支持張作霖的日本帝國主義，也感到張作霖已不堪利用，而另想對策了。
再看看張作霖自己，除坐在懷仁堂大元帥府，過“大元帥”癮之外，別無他獲。
在軍事上，孫傳芳雖曾一度反攻，占領徐州、浦口等地，但不久，徐州又失守，在與閻錫山的作戰中，傷亡慘重。
在經濟上，楊宇霆想盡一切辦法，督促潘複內閣籌劃財經，但毫無結果，“經濟凋枯，達於極度”。
再看看張大元帥統治下的北京，黑暗已極，他的部下，看到末日來臨，不擇手段地誣陷、勒索人民：“北京城鄉內外，被誣報為黨人，為間諜者，傾家蕩產，身死名沒者不知有幾千幾百人。據聞隻打磨廠一街、山西商店，被強索六十萬（元），各校學生被栽贓勒贖者，何啻百人”。
麵對這些，這個當年的“東北王”，如今的“大元帥”，失去了往日的蠻橫，顯得束手無策，無能為力了。又一次在懷仁堂苦苦思索之後，決定采取籠絡部下之法，以安定人心。
1928年3月29日，張作霖在懷仁堂召集他的“文武百官”，進行了一次憂心忡忡的“訓話”。他依舊是有氣無力地說：現在國家的財政困難日甚一日，中央各部官員的困苦情形我是深知的，最近的裁員減政……各機關的薪俸不能按月發放……這實在是萬不得已的辦法……希望大家在國家艱難的時候，有臥薪償膽之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從我開始和大家共勉，“等大局安定，國家一定論功行賞”。
張作霖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入京以來，諸事操勞……一點樂趣也沒有。現已年老，對虛榮看得很輕，決不貪戀個人虛名。待大局安定後，解甲歸田，過平民生活。”
張作霖的這個“訓話”，既是一篇籠絡人心的鬼話，又是一篇自歎末日的哀鳴。
是啊，當張作霖被日本帝國主義幾次逼迫，最後不得不答應退回東北時，更加愈感到末日已經臨近了。
1928年6月3日夜間，張作霖出帥府西門，乘上黃色的鋼製汽車出發。汽車在警戒嚴密的夜色中開往車站。“月台上晃晃的燈光照射著衛兵的刺刀，充滿著森嚴、沉悶的空氣”。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等都帶著掃興的表情，前來送別。張作霖在告別時，故作“鎮靜愉快”，但當“回顧中南海時，卻異乎尋常地在他眼裏閃耀著淚花”，留戀他既得的北京政權。
但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火車啟動了，隆隆作響的車輪帶走了他昔日的輝煌，而駛向他死亡的墓地。
1928年6月4日5時半，火車開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滿兩路交叉處的橋洞時，日本埋下的地雷突然爆炸，全橋塌下，張作霖所乘的包車被炸得粉碎。
就這樣，張作霖終於死在過去他曾依靠的日本帝國主義手下，落得個悲慘的結局。
第三節 風雲變幻幾春秋美酒旌歌皆往矣（3）
北平行轅設在中南海
1946年9月1日，北平行營改稱為國民政府北平行轅，李宗仁被委以主任之職。
李宗仁，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數的政治領袖和英雄人物。1891年出生於桂林，青年時就讀於陸軍速成學校，後參加同盟會。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次年任營長。1920年第一次粵桂戰爭後，任陳炯明屬下粵桂邊防第三路軍司令。1922年任廣西自治軍第二路軍總司令，駐防玉林。次年秋將部隊改稱廣西定桂軍，占領西江。1924年底任廣西全省綏靖督辦公署督辦，尋求統一廣西，為新桂係首腦之一。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北伐戰爭中曾參加指揮汨羅江、賀勝橋攻擊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追隨蔣介石，實行清黨反共。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後，任第三路軍總指揮、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第四集團軍總司令。1929年5月發起成立護黨救國軍，進行反蔣活動。次年參加倒蔣的國民黨北平擴大會議及中原大戰。失敗後，退踞廣西。1931年與孫科、陳濟棠等在廣州組織“政府”，再次反蔣。1936年發動兩廣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漢中行營主任，曾指揮台兒莊之戰、徐州會戰和武漢保衛戰等……
從李宗仁簡單的履曆中，得知他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指揮官，其仕途也可算平坦。但他被委任北平行轅主任，又是怎樣一個情形呢？
李宗仁在到北平就任之前，說出了這樣一段話：“但是以我和蔣先生相處數十年的經驗所得，我深知蔣先生絕不會信任我而授我以實權。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負華北全局安危之責，而無絲毫調兵遣將、控馭下屬之權。主官無權，政出多門，則治絲愈棼，華北前途必不堪設想。但我又未便向蔣先生訴苦，因為說穿了反而啟其疑竇，於事無補。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實感無限沉重。既辭謝不得，隻有盡我所能。”
北平行轅是一個兼管軍事、政治的機構，建製上設有秘書長一職，李宗仁權衡再三，選定了西北大學教授蕭一山來擔任。
9月初，李宗仁派遣參謀處十餘人由漢中飛往北平，9月20日，蕭一山秘書長、王鴻韶參謀長也飛往北平布置北平行轅成立事宜。
10月26日，李宗仁率副參謀長甘沛澤、主任秘書黃雪等乘專機飛到北平。北平市民聽說李宗仁到來，竟全城出動，從機場到城內夾道歡迎。華北同胞為敵偽壓迫長達八年之久，今天重獲自由，對政府派來坐鎮華北的最高軍政長官的熱烈歡迎，確實是出於至誠。
北平行轅辦公地址設在中南海居仁堂，屋宇華麗寬敞，非漢中所能比。不過北平行轅名義上雖為華北軍政最高官署，委員長也曾電令中央在華北接收的各級機關要聽行轅主任的命令行事，但事實上，這命令隻是敷衍李宗仁麵子的虛文。各機關仍是直接聽命於他們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與行轅風馬牛不相及，行轅也根本管不著他們。尤其是負責在華北肅奸的特務人員，他們自稱“見官大三級”，哪裏會聽北平行轅的命令。甚至空軍人員在北平也成特權階級，亂事接收，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當時在北平的所謂“接收”，確如民間報紙所譏諷的，實在是“劫收”。這批接收人員吃盡了抗戰八年之苦，一旦飛入紙醉金迷的平、津地區，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肆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便變成罪惡的淵藪。中央對於接收職權的劃分也無明確規定，各機關擇肥而噬。有時一個部門有幾個機關同時派員接收，以致分贓不均，大家拔刀相見。無法解決時，便來行轅申訴，我這身為最高長官的行營主任竟成了排難解紛的和事佬。
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於敲詐人民，故意製造恐怖氣氛，隨意加人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亂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戰期間沒有退入後方的人，都人人自危。於是頗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學者和居民來向我泣訴，希望能稍加製止。
我不得已，召集黨政軍臨時聯席談話會，尤其對特務機關負責人馬漢三曉以大義，申斥一頓。我說，你們對“漢奸”一詞的定義，應該依法有明確的規定，不可用來作為勒索人民的借口，須知在敵人侵入國土之時，我政府無力保國衛民而被迫撤退，我們對留下來任敵人宰割的人民已覺慚愧不堪。今敵人幸被逐出國土，我們應與民更始，重慶升平。你們不此之圖，反欲混水摸魚，借口敲詐，成何體統。我一再告誡馬漢三說，嗣後凡非附敵有據的，概不得濫予逮捕。爾部下如有不聽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經人民告發，查明屬實，當惟爾是問。
在北平，我不僅竭力製止軍警和學生衝突，且令軍警保護遊行學生，等他們把怒氣、熱情發泄盡了，自會散隊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學潮聖地的北平居然平安無事。國民黨的職業學生固然不敢過於越分，共產黨的職業學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動的口實。不過我的作風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務在中央授意之下，卻另有打算。
某日淩晨，北平市長何思源忽然倉皇趕來看我。我忙問何事？
何說：“各大、中學學生今天又要大規模遊行示威。”
我說：“讓他們遊行好了。”
何說：“特務機關這次可忍不住了，他們已經準備有所行動！”
我說：“如何行動法？”
何說“他們預備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務，手槍、手提機關槍都有，今天他們要製造個大屠殺場麵來顯示他們的威風！”
我說：“他們真準備製造血案？”
何說：“他們已經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條槍……李主任，你千萬要製止他們，否則這一場屠殺是萬難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氣不像是危言聳聽，我乃立刻打電話給馬漢三，叫他務必即來行轅見我。馬漢三來了，我便問他道：“聽說你們今天要製造血案，是不是？”
馬漢三道：“報告主任，學潮愈鬧愈不像話了。我看不犧牲幾個人恐怕鎮壓不了。”
我說：“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幾個學生？我告訴你，這事千萬做不得。你以為打死幾個學生和教授就可把風潮壓下去嗎？”
馬說：“他們是受共產黨煽動的。”
我說：“你打死了學生，不是更替共產黨製造反政府的借口嗎？無論怎樣，你務必速將派出去的便衣隊撤回！你必須馬上就辦！”
馬漢三聞言頗有難色。我聲色俱厲地告訴他說“你務必照辦！上麵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負責！”馬漢三仍然默默無言。
我說：“你如不聽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務便衣隊全部繳械。以後特務如和學生有任何衝突，惟你馬漢三是問！”
於是馬說：“我聽李主任命令就是。”說畢便唯唯而退。
當日午後二時，果然又是一次學生大遊行。北平城門關了，城外學生爬城而入，情緒激昂，但終沒出事。不久，遊行也就散了。
事過之後，何思源又來看我，拍手稱慶道：“要不是德公當麵嚴令馬漢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幾十條人命誰能負責？”最奇怪的是馬漢三也來向我報告說，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則打死了學生，他也擔當不了。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麵的密令，如沒有我堅決阻止，他何敢擅自撤消呢？
這場血案雖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軍統局特務後來仍然午夜爬牆進入師範大學宿舍提人，秘密嚴刑審訊，間有殺死、投屍於城外溝渠中的事。各大學負責人遇有學生失蹤，總是來向我請求營救。其實特務橫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們也從不向我報告，不過出了亂子，則責任必然是我的。不僅特務係統如此，其他中央駐平的軍事機關、憲兵團也莫不如此。他們皆獨斷專行，根本不向我報告，我也管不著他們。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屬的更調，北平市政府與河北省政府和行轅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換首長時，連通知也不給我一個。例如何思源被調職時，我正在南京開會，翌日飛回北平，有人示我以當日報紙說，何思源市長聞已被撤職。我說，根本是謠言，因為我昨日剛自南京回來，行前還見到蔣先生，他並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經證實，何思源調職了。北平市可說是北平行轅的直屬機關，北平市長撤換，我身為行轅主任，連事先知道的權利都沒有，我的實權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這行轅主任對部下人員撤換的消息還不及一個CC係報紙的新聞記者靈通，蔣先生硬要我頂這個空名義，又何必呢？所以我說，我任北平行轅主任三年，實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著地呢！
也正是諸多原因的攪和，使李宗仁感到北平行轅這一有職無權，徒有虛名的空殼該是敲碎而棄之的時候了。於是，他經過千思萬慮，在1948年3月11日，正式宣布：參加副總統競選。
李宗仁這一驚人的宣布，把蔣介石氣得捶胸頓足，覺得“好比一把刀指著胸膛那樣難過”。
但無論形勢如何，李宗仁以1438票的多數戰勝了孫科，當選民國副總統，並於1948年5月20日就職。
李宗仁就任副總統後，便向蔣介石請辭北平行轅主任一職。蔣介石在接受李宗仁的辭職之時，索性也把北平行轅的機構裁撤了。
但不想，北平行轅裁撤不久，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又成為“華北剿總司令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在居仁堂又是怎樣一番表演呢？這當屬後話。
此時，馮玉祥已組成中華革命軍，自任為總司令，躲在延慶樓裏的曹銳見曹錕擋不住這群士兵，便決定走一趟，看看馮玉祥到底把他怎麽樣。
但曹銳臨離開延慶樓時，將身上的所有錢財統統地掏了出去，他不想叫別人從他身上得到一分錢。並在換衣服時，偷偷吞吃了許多鴉片煙膏。爾後出門，跟馮軍士兵上了汽車。
汽車徑直開往馮玉祥的總部門口，衛兵將門打開，曹銳的身子卻從車裏滾了出來。原來曹銳服下的鴉片毒發身亡。
曹錕聞知四弟死之後，又是大哭一場。他大罵馮玉祥，要親自去北苑馮軍總部找馮玉祥算賬。但門外的士兵死守大門，無論如何他也走不出延慶樓。
而馮玉祥自有他的心計，不與曹錕見麵，隻是派兵圍困，騷擾，殺掉他身邊的人，而又不殺曹錕本人。他認為，推翻了曹錕的賄選政府，革命就達到目的了。
曹錕被囚延慶樓後，他的親信們便開始四處奔波，想方設法使曹錕恢複自由。
曹錕手下的陸軍次長王坦到延慶樓見曹錕時，曹對王無可奈何地說：“當時你們大家把我擁戴出來，這時又由大家把我看管起來，怎麽辦都可以，我沒有什麽說的。”
11月1日，馮玉祥派人傳令給曹錕，限其24小時內辭職，遷出新華宮，保證其生命安全，如不走，即行斷最後處置。
2日，馮玉祥的警備司令鹿鍾麟等人入延慶樓見曹錕，請曹錕移交總統印璽，曹錕拿著大小15顆印璽不禁放聲大哭。爾後，他表示願住東交民巷醫院養病。
11月3日，曹錕被迫辭職，宣告引退。這真是奪印人印被奪，驅人者被人驅，可歎短命總統。
曹錕於1923年10月10日上任，至下台，共做了一年零二十幾天的總統，但其下場比前幾屆總統更慘！
曹錕辭職後，暫居公府原處，所有府內舊有職員及衛兵均可隨便出入，搬運私有物件出府。曹錕的幾個太太也能入府，陪他打麻將解悶。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就職，執行臨時政府職權後，下令道：“曹錕賄選竊位，禍國殃民，著內務、陸軍兩部嚴行監視，聽候公判。”這道表麵看來措詞十分嚴厲的命令，其實是掩人耳目的把戲，對曹錕，段政府不僅沒有進行公判，反而使曹錕避居六國飯店養尊處優。
1926年，曹錕被釋放，同年9月，曹錕離開北京到河南。1927年，曹錕見直係已分崩離析，回天無力，便匆匆離開河南回到天津。1938年5月15日，曹錕這位大軍閥，中國近代史上顯赫一時的人物，病死天津，終年76歲。
“東北王”曇花一現居仁堂
張作霖，在中國舊軍閥中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曾由一個土匪頭目，受撫為清廷營官；經過投機鑽營，扶搖直上，一躍而為民國師長、奉天督軍、東三省巡閱使。後又稱兵關內，攫取北京政權，一直爬上“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寶座。在民國初年，他不僅是個“東北王”，並曾“問鼎中原”，統治華北的廣大地區。當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竊據神器”，成為橫行一時的“梟雄”，統治奉天、東北、華北達13年之久，是民國以來統治北部中國最久的軍閥。
張作霖極端仇視中國革命，鎮壓革命運動：在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鎮壓、屠殺革命民主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初期，他以“反赤”為座右銘，瘋狂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他絞殺著名的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誌，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命令奉軍及“京師警察廳”出動數百名憲兵、警察、特務，在帝國主義協助下，不顧一切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包圍、襲擊了蘇聯大使館，捕去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同誌也遭逮捕。
李大釗同誌被捕後，奉係軍閥的劊子手們，用種種酷刑折磨他，剝去他雙手的指甲。但是，這位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沒有透露一句有損於黨、有損於革命利益的言詞。
張作霖逮捕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和革命誌士，激起了北方以至全國輿論的公憤。工人、學生、教育界、學者、名流以至他的同鄉，均起而營救。
但張作霖不顧社會輿論的反對，在帝國主義和新舊軍閥及其幫凶們的合謀下，終於以最殘酷的絞刑，處死了李大釗和其他革命黨人。
絞殺李大釗等革命黨人，是張作霖犯下的又一樁滔天罪行。張作霖自以為：過去屠殺辛亥革命黨人張榕等曾使他“飛黃騰達”；現在絞殺共產黨人李大釗，定能取得中外反動派的寵愛，保住他的反革命政權。但曆史的發展總是和反動派的意願相反：盡管張作霖還有其末日的“高升”，但也隻不過是一時的回光返照罷了！
“四一二”大屠殺後，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的反革命矛頭，直指武漢政府。張作霖也遙相呼應，命奉軍向武漢進攻。但奉軍的進攻，在武漢北伐軍和馮玉祥部隊的反攻下迅速潰敗。4月27日，武漢北伐軍進占駐馬店，5月7日馮軍進占了潼關。而見風使舵的閻錫山也開始與奉軍對峙。奉軍在各方麵的夾擊、包圍之下，不得不狼狽退出河南。此時此刻，張作霖感到在北方的統治已搖搖欲墜了。
正當張作霖瀕於危亡之際，在蔣介石和武漢政府之間、在武漢地區內部，展開了激烈、複雜的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這無疑給張作霖提供了喘息的機會。於是張作霖便利用南軍停止北進的機會進行最後掙紮。
1927年6月8日，蔣介石向張作霖提出條件：要他“信奉三民主義”，將“安國軍”改稱國民革命軍，任“東北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維持東北治安，以實現“南北議和”。
張作霖為了穩定北方，繼續求得帝國主義的支持；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對等的“資格”與南方談判；為了實現其多年來的“總統夢”，決心在北京組織“安國軍政府”，登上北京政府的最高寶座。為此，從6月11日開始，張作霖在北京順承王府召集孫傳芳、張宗昌等奉係將領舉行會議，討論了“和、戰問題”和組織“安國軍政府”、推選政府的最高統帥問題。
16日，孫傳芳按照張作霖的意圖，首先提議：“推戴張作霖為大元帥，組織鞏固的‘安國軍政府’，以完成對南方的用兵問題。”
孫傳芳的提議，得到了張宗昌等參加會議的人的一致讚同。
張作霖見參加會議的人一致推舉他為大元帥，非常高興，站起身來說：“好極了，你們要怎麽辦，我都依你們就是。”
會後，孫傳芳等七名將領聯名，發出推戴通電。電文說：“因國家久無元首，致時局混亂，而討赤大業，亦在半途。因於此際推戴張大帥為大元帥，收拾時局。”
電文發出之後，即令北方各省軍隊一律改稱“安國軍”，以孫傳芳、張宗昌、張學良、韓麟春、張作相、吳俊陲、褚玉璞為第一至第七軍團長。
與此同時，張作霖發出了反革命的“討赤”通電，聲稱：“海內各將帥，不論何黨何派”，隻要“反赤”，“即現在之敵將來亦可為友。”這個電報暗示願與蔣介石、閻錫山進行反革命聯合。
6月18日，張作霖在懷仁堂就任了所謂“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
就職儀式顯得格外冷清，張作霖有氣無力地念了就職“誓詞”之後，他的推戴者孫傳芳、張宗昌、吳俊陲、張作相向他行了三鞠躬。就這樣，這位“大元帥”就算上任了。
張作霖上任大元帥後，便在懷仁堂發布了任命令。
任命潘複為內閣總理，發表了九個部的總長名單，發布了軍政府的“組織令”，組成了“安國軍政府”。
在組織令中規定：他這個“大元帥”，不僅統治全國陸海軍，而且“在軍政時期代表中華民國行使統治權”；國務院隻能“輔佐”大元帥執行政務。這個“大元帥”實際上就是“大總統”了。張作霖在行將滅亡之前，終於爬上了他夢寐以求的“最高寶座”。但這個北洋軍閥最後的小朝廷，已經是風燭殘年，朝不保夕了。
在張作霖就任“大元帥”的當天下午，張作霖便在他的外交部召開“茶話會”，邀請各國公使和武官參加。他在“致詞”中大談“尊重國際信義”和“保護外人生命財產”。
其實，張作霖在懷仁堂裏一直苦苦思索，尋找以後的對外策略。6月25日，他發出通電，重談其“聯蔣討赤”的老調。在通電中，他恬不知恥地自稱是孫中山的“多年老友”，他的所作所為“實以繼中山之誌”，隻是對“甘心赤化者”“問罪興師”。
張作霖的如意算盤是這樣打的：隻要堅持“反赤”，就能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就能保住他的北京政權。
但此時此刻，張作霖的如意算盤不靈了。因為此時英美帝國主義已經把注意力移向了新軍閥蔣介石，對舊軍閥張作霖已失去了興趣，就連過去一貫支持張作霖的日本帝國主義，也感到張作霖已不堪利用，而另想對策了。
再看看張作霖自己，除坐在懷仁堂大元帥府，過“大元帥”癮之外，別無他獲。
在軍事上，孫傳芳雖曾一度反攻，占領徐州、浦口等地，但不久，徐州又失守，在與閻錫山的作戰中，傷亡慘重。
在經濟上，楊宇霆想盡一切辦法，督促潘複內閣籌劃財經，但毫無結果，“經濟凋枯，達於極度”。
再看看張大元帥統治下的北京，黑暗已極，他的部下，看到末日來臨，不擇手段地誣陷、勒索人民：“北京城鄉內外，被誣報為黨人，為間諜者，傾家蕩產，身死名沒者不知有幾千幾百人。據聞隻打磨廠一街、山西商店，被強索六十萬（元），各校學生被栽贓勒贖者，何啻百人”。
麵對這些，這個當年的“東北王”，如今的“大元帥”，失去了往日的蠻橫，顯得束手無策，無能為力了。又一次在懷仁堂苦苦思索之後，決定采取籠絡部下之法，以安定人心。
1928年3月29日，張作霖在懷仁堂召集他的“文武百官”，進行了一次憂心忡忡的“訓話”。他依舊是有氣無力地說：現在國家的財政困難日甚一日，中央各部官員的困苦情形我是深知的，最近的裁員減政……各機關的薪俸不能按月發放……這實在是萬不得已的辦法……希望大家在國家艱難的時候，有臥薪償膽之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從我開始和大家共勉，“等大局安定，國家一定論功行賞”。
張作霖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入京以來，諸事操勞……一點樂趣也沒有。現已年老，對虛榮看得很輕，決不貪戀個人虛名。待大局安定後，解甲歸田，過平民生活。”
張作霖的這個“訓話”，既是一篇籠絡人心的鬼話，又是一篇自歎末日的哀鳴。
是啊，當張作霖被日本帝國主義幾次逼迫，最後不得不答應退回東北時，更加愈感到末日已經臨近了。
1928年6月3日夜間，張作霖出帥府西門，乘上黃色的鋼製汽車出發。汽車在警戒嚴密的夜色中開往車站。“月台上晃晃的燈光照射著衛兵的刺刀，充滿著森嚴、沉悶的空氣”。張學良、楊宇霆、孫傳芳等都帶著掃興的表情，前來送別。張作霖在告別時，故作“鎮靜愉快”，但當“回顧中南海時，卻異乎尋常地在他眼裏閃耀著淚花”，留戀他既得的北京政權。
但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火車啟動了，隆隆作響的車輪帶走了他昔日的輝煌，而駛向他死亡的墓地。
1928年6月4日5時半，火車開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滿兩路交叉處的橋洞時，日本埋下的地雷突然爆炸，全橋塌下，張作霖所乘的包車被炸得粉碎。
就這樣，張作霖終於死在過去他曾依靠的日本帝國主義手下，落得個悲慘的結局。
第三節 風雲變幻幾春秋美酒旌歌皆往矣（3）
北平行轅設在中南海
1946年9月1日，北平行營改稱為國民政府北平行轅，李宗仁被委以主任之職。
李宗仁，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屈指可數的政治領袖和英雄人物。1891年出生於桂林，青年時就讀於陸軍速成學校，後參加同盟會。1917年參加護法戰爭，次年任營長。1920年第一次粵桂戰爭後，任陳炯明屬下粵桂邊防第三路軍司令。1922年任廣西自治軍第二路軍總司令，駐防玉林。次年秋將部隊改稱廣西定桂軍，占領西江。1924年底任廣西全省綏靖督辦公署督辦，尋求統一廣西，為新桂係首腦之一。1926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北伐戰爭中曾參加指揮汨羅江、賀勝橋攻擊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追隨蔣介石，實行清黨反共。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後，任第三路軍總指揮、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第四集團軍總司令。1929年5月發起成立護黨救國軍，進行反蔣活動。次年參加倒蔣的國民黨北平擴大會議及中原大戰。失敗後，退踞廣西。1931年與孫科、陳濟棠等在廣州組織“政府”，再次反蔣。1936年發動兩廣事變。抗日戰爭爆發後，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漢中行營主任，曾指揮台兒莊之戰、徐州會戰和武漢保衛戰等……
從李宗仁簡單的履曆中，得知他是一位身經百戰的指揮官，其仕途也可算平坦。但他被委任北平行轅主任，又是怎樣一個情形呢？
李宗仁在到北平就任之前，說出了這樣一段話：“但是以我和蔣先生相處數十年的經驗所得，我深知蔣先生絕不會信任我而授我以實權。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負華北全局安危之責，而無絲毫調兵遣將、控馭下屬之權。主官無權，政出多門，則治絲愈棼，華北前途必不堪設想。但我又未便向蔣先生訴苦，因為說穿了反而啟其疑竇，於事無補。所以在奉命之日，心情上實感無限沉重。既辭謝不得，隻有盡我所能。”
北平行轅是一個兼管軍事、政治的機構，建製上設有秘書長一職，李宗仁權衡再三，選定了西北大學教授蕭一山來擔任。
9月初，李宗仁派遣參謀處十餘人由漢中飛往北平，9月20日，蕭一山秘書長、王鴻韶參謀長也飛往北平布置北平行轅成立事宜。
10月26日，李宗仁率副參謀長甘沛澤、主任秘書黃雪等乘專機飛到北平。北平市民聽說李宗仁到來，竟全城出動，從機場到城內夾道歡迎。華北同胞為敵偽壓迫長達八年之久，今天重獲自由，對政府派來坐鎮華北的最高軍政長官的熱烈歡迎，確實是出於至誠。
北平行轅辦公地址設在中南海居仁堂，屋宇華麗寬敞，非漢中所能比。不過北平行轅名義上雖為華北軍政最高官署，委員長也曾電令中央在華北接收的各級機關要聽行轅主任的命令行事，但事實上，這命令隻是敷衍李宗仁麵子的虛文。各機關仍是直接聽命於他們中央主管官署的命令，與行轅風馬牛不相及，行轅也根本管不著他們。尤其是負責在華北肅奸的特務人員，他們自稱“見官大三級”，哪裏會聽北平行轅的命令。甚至空軍人員在北平也成特權階級，亂事接收，趾高氣揚，不可一世。
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當時在北平的所謂“接收”，確如民間報紙所譏諷的，實在是“劫收”。這批接收人員吃盡了抗戰八年之苦，一旦飛入紙醉金迷的平、津地區，直如餓虎撲羊，貪贓枉法的程度簡直駭人聽聞。他們金錢到手，便窮奢極欲，大肆揮霍，把一個民風原極淳樸的故都，旦夕之間便變成罪惡的淵藪。中央對於接收職權的劃分也無明確規定，各機關擇肥而噬。有時一個部門有幾個機關同時派員接收，以致分贓不均，大家拔刀相見。無法解決時，便來行轅申訴，我這身為最高長官的行營主任竟成了排難解紛的和事佬。
最令當時平、津居民不能忍受的，便是這批接收官員為便於敲詐人民，故意製造恐怖氣氛，隨意加人以漢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一時漢奸帽子亂飛，自小商人以至大學教授隨時有被戴上漢奸帽子坐牢的可能。因而凡是抗戰期間沒有退入後方的人，都人人自危。於是頗有一些年高德劭的學者和居民來向我泣訴，希望能稍加製止。
我不得已，召集黨政軍臨時聯席談話會，尤其對特務機關負責人馬漢三曉以大義，申斥一頓。我說，你們對“漢奸”一詞的定義，應該依法有明確的規定，不可用來作為勒索人民的借口，須知在敵人侵入國土之時，我政府無力保國衛民而被迫撤退，我們對留下來任敵人宰割的人民已覺慚愧不堪。今敵人幸被逐出國土，我們應與民更始，重慶升平。你們不此之圖，反欲混水摸魚，借口敲詐，成何體統。我一再告誡馬漢三說，嗣後凡非附敵有據的，概不得濫予逮捕。爾部下如有不聽命令，明知故犯的，一經人民告發，查明屬實，當惟爾是問。
在北平，我不僅竭力製止軍警和學生衝突，且令軍警保護遊行學生，等他們把怒氣、熱情發泄盡了，自會散隊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學潮聖地的北平居然平安無事。國民黨的職業學生固然不敢過於越分，共產黨的職業學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動的口實。不過我的作風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務在中央授意之下，卻另有打算。
某日淩晨，北平市長何思源忽然倉皇趕來看我。我忙問何事？
何說：“各大、中學學生今天又要大規模遊行示威。”
我說：“讓他們遊行好了。”
何說：“特務機關這次可忍不住了，他們已經準備有所行動！”
我說：“如何行動法？”
何說“他們預備在各重要街口埋伏便衣特務，手槍、手提機關槍都有，今天他們要製造個大屠殺場麵來顯示他們的威風！”
我說：“他們真準備製造血案？”
何說：“他們已經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條槍……李主任，你千萬要製止他們，否則這一場屠殺是萬難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氣不像是危言聳聽，我乃立刻打電話給馬漢三，叫他務必即來行轅見我。馬漢三來了，我便問他道：“聽說你們今天要製造血案，是不是？”
馬漢三道：“報告主任，學潮愈鬧愈不像話了。我看不犧牲幾個人恐怕鎮壓不了。”
我說：“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幾個學生？我告訴你，這事千萬做不得。你以為打死幾個學生和教授就可把風潮壓下去嗎？”
馬說：“他們是受共產黨煽動的。”
我說：“你打死了學生，不是更替共產黨製造反政府的借口嗎？無論怎樣，你務必速將派出去的便衣隊撤回！你必須馬上就辦！”
馬漢三聞言頗有難色。我聲色俱厲地告訴他說“你務必照辦！上麵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負責！”馬漢三仍然默默無言。
我說：“你如不聽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務便衣隊全部繳械。以後特務如和學生有任何衝突，惟你馬漢三是問！”
於是馬說：“我聽李主任命令就是。”說畢便唯唯而退。
當日午後二時，果然又是一次學生大遊行。北平城門關了，城外學生爬城而入，情緒激昂，但終沒出事。不久，遊行也就散了。
事過之後，何思源又來看我，拍手稱慶道：“要不是德公當麵嚴令馬漢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幾十條人命誰能負責？”最奇怪的是馬漢三也來向我報告說，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則打死了學生，他也擔當不了。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麵的密令，如沒有我堅決阻止，他何敢擅自撤消呢？
這場血案雖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軍統局特務後來仍然午夜爬牆進入師範大學宿舍提人，秘密嚴刑審訊，間有殺死、投屍於城外溝渠中的事。各大學負責人遇有學生失蹤，總是來向我請求營救。其實特務橫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們也從不向我報告，不過出了亂子，則責任必然是我的。不僅特務係統如此，其他中央駐平的軍事機關、憲兵團也莫不如此。他們皆獨斷專行，根本不向我報告，我也管不著他們。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屬的更調，北平市政府與河北省政府和行轅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換首長時，連通知也不給我一個。例如何思源被調職時，我正在南京開會，翌日飛回北平，有人示我以當日報紙說，何思源市長聞已被撤職。我說，根本是謠言，因為我昨日剛自南京回來，行前還見到蔣先生，他並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經證實，何思源調職了。北平市可說是北平行轅的直屬機關，北平市長撤換，我身為行轅主任，連事先知道的權利都沒有，我的實權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這行轅主任對部下人員撤換的消息還不及一個CC係報紙的新聞記者靈通，蔣先生硬要我頂這個空名義，又何必呢？所以我說，我任北平行轅主任三年，實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著地呢！
也正是諸多原因的攪和，使李宗仁感到北平行轅這一有職無權，徒有虛名的空殼該是敲碎而棄之的時候了。於是，他經過千思萬慮，在1948年3月11日，正式宣布：參加副總統競選。
李宗仁這一驚人的宣布，把蔣介石氣得捶胸頓足，覺得“好比一把刀指著胸膛那樣難過”。
但無論形勢如何，李宗仁以1438票的多數戰勝了孫科，當選民國副總統，並於1948年5月20日就職。
李宗仁就任副總統後，便向蔣介石請辭北平行轅主任一職。蔣介石在接受李宗仁的辭職之時，索性也把北平行轅的機構裁撤了。
但不想，北平行轅裁撤不久，北平中南海居仁堂又成為“華北剿總司令部”，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在居仁堂又是怎樣一番表演呢？這當屬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