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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夢回故苑八百春!太液水雲皆典故(1)

  第一節 元明清龍興之地中南海幾朝禦苑

  938年,遼太宗將幽州升為南京,作為四個陪都之一,奠定了成為國都的基礎。忽必烈即位後,郝經正式提出都燕的主張,理由是“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麵以蒞天下”。明代的紫禁城,這座帝王宮闕,現今保存得十分完整,至今屹立在北京城中心,巍峨壯麗,千姿百態,雕梁畫棟,金碧輝煌,它是中國古代建築的代表作,堪稱是世界建築的瑰寶。

  金世宗遷都燕京

  當年,北京的先民們沿著黃土高坡向東遷移,越過峰巒起伏的太行山,驀然發現了寬闊平坦的華北大平原,於是便在其北端聚居生息起來。這裏西北兩麵為連綿的崇山峻嶺,東臨渤海,南麵則是可供農耕的開闊富庶的平原,具有溫帶的大陸性季風氣候,由永定河、潮白河等構成發達的海河水係。山川環衛,形勢雄偉,水甘土厚,物產豐富,的確是棲息生存的好地方。

  傳說在黃帝時代,黃帝部落就在涿鹿建立了都邑,黃帝的第三代繼承者顓頊曾到“幽陵”祭祀。“幽陵”即幽州,是北京城的最早名稱。從史書的記載中,可以得到比較確定的曆史,2200多年前,即為戰國時代燕國的國都薊城。從前226年秦始皇滅燕,到唐末的1100多年間,薊城雖降為幽州,但一直是北方中國區域性的政治和商業中心,並逐步發展為軍事和交通的重鎮。

  938年,遼太宗將幽州升為南京,作為四個陪都之一,奠定了成為國都的基礎。

  金天德三年(1151)三月,完顏亮下詔,以上京僻在一隅,令尚書右丞張浩、燕京留守劉!等仿北宋汴京宮室製度、城市規模及格局,擴建燕京(今北京)。次年,又下詔,決定遷都燕京。

  為杜絕朝臣中為官不做事的弊端,完顏亮下詔,凡朝官中有稱病不治事者,尚書省則令監察禦史與太醫一同前往診治探視,若屬作假者則一律處罰,直至治罪。

  金貞元元年(1153),完顏亮正式遷都燕京。改燕京為中都,建大興府;以汴京(今河南開封)為南京,以中京為北京。完顏亮遷都至燕京後,又調整朝臣官職,以司徒單恭為太保、領三省事,平章政事蕭裕為右丞相兼中書令,右丞張浩、左丞張通古為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張中孚為左丞,蕭玉為右丞,樞密副使完顏昂為樞密使,工部尚書仆散師恭為樞密副使。

  遷都燕京,使金朝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南移,極有利於金帝擺脫守舊勢力的束縛和影響,推進改革的進行,尤其是對中央集權製度的確立與完善,以及金朝社會的發展,都有積極作用。燕京成為與南宋對峙的北部中國的政治中心。

  時間荏苒,光陰飛逝百年。統一中國的元朝統治者於1272年2月,終於將北京定為京都,從此北京跨入了它漫長曆史中最輝煌的序章,由此開始,北京連續640餘年成為元、明、清三代的都城,成為舉世聞名的偉大城市。

  但是,元、明定都北京的過程並不都是那麽一帆風順的。

  舉世聞名元大都

  1215年,蒙古軍占領金中都,改中都為燕京。將金朝府庫所積,全部運往漠北。城市遭到很大破壞。

  蒙古占領之初,燕京的秩序很不穩定,官吏殘暴,盜賊充斥,使臣征索百端,燕民甚以為苦。太宗時,雖曾用耶律楚材的建議,一度使秩序有所好轉,但並沒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在忽必烈開府漠南時,燕京的地位開始有了變化的轉機。潛邸的儒臣們鼓動忽必烈將治理的重點轉入中原,甚至一些蒙古貴族將領也支持這一主張。木華黎之孫霸突魯就主張以燕京為大汗駐蹕之所(《元史?霸突魯傳》)。忽必烈即位後,郝經正式提出都燕的主張,理由是“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麵以蒞天下”(郝經《便宜新政》)。

  在與阿裏不哥爭奪天下的鬥爭中,燕京起了重要作用。蒙哥死後,阿裏不哥及其支持者曾企圖將燕京作為他們控製漢地的據點,派遣脫裏赤為斷事官,行尚書省,據燕京,按圖籍,號令諸道。還在燕京周圍地區大肆擴兵,準備阻擋忽必烈回軍。忽必烈在當年年底趕回燕京,消除了阿裏不哥的勢力,控製了這座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城市,穩定了漢地的形勢。忽必烈在燕京住了幾個月,作了必要的布置和準備,1260年春,前往開平,糾集自己的擁護者舉行了忽裏勒台,建立了與阿裏不哥對峙的大蒙古國政權,兄弟間爆發了爭奪汗位的戰爭。忽必烈依靠漢人臣僚、漢軍和部分蒙古貴族將領的支持,以燕地豐富的物質資源為後盾,戰勝了阿裏不哥,取得了奪權鬥爭的勝利。為了控製漠北,他不能放棄開平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為了控製漢地,他同樣也不能忽視燕京的作用。於是他把中央行政機構設在開平,在燕京設行中書省。中統四年(1263)改開平為上都,而以燕京為陪都。第二年(至元元年,1264),在中書省臣的要求下,改燕京為中都。

  忽必烈即位後,改變了太祖至蒙哥時期以漠北為統治中心的治國方針,開始逐步按漢製製定和完善官製,並大力經營都城。至元四年(1267),在中都東北建立新城。至元八年(1271),大蒙古國正式定國號為“大元”。第二年(1272),命中都新城名為大都,於是大都成為京師,而上都降為陪都。統治中心的南移引起了部分守舊派貴族的不滿,他們遣使責問說:“本朝舊俗與漢法異,今留漢地,建都邑城郭,儀文製度,遵用漢法,其故如何?”忽必烈並未動搖,他遣使向他們解釋,大都的建設仍舊按部就班地進行。

  同上都一樣,大都新城的建設也是逐步進行的。中統元年,“建兩京殿宇,始置司以備工役”,所置祗應局,下設油漆局、書局、銷金局、裱褙局等。二年,置修內司,“掌修建宮殿及大都造作等事”,下設大、小木局、泥廈局、車局、妝釘局、銅局、竹作局、繩局等;中統四年,色目人亦黑迭兒丁建議修治瓊華島。至元元年,又在修葺故宮建築的基礎上,決定大規模建設新宮殿。

  當時,最先修建的是廣寒殿。它是在金朝離宮廣寒殿的廢墟上建造的。第二年(至元二年),命工匠製作了巨大的酒甕――瀆山大玉海,置於廣寒殿。以此為起點,瓊華島上的工程陸續展開。

  在重建瓊華島上的廣寒殿工程的同時,忽必烈也著手準備相地另建新城。新城址選定在舊城東北。參與設計、建造的除劉秉忠外,尚有趙秉溫、張柔、張宏略、段楨,蒙古人野速不花,渤海人高和色目人亦黑迭兒丁。河北曲陽石工楊瓊對大都的興建也作出了貢獻。他家世代為石工。他本人從小就學習雕石工藝,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他奉詔參與大都興建工程,負責管理石匠。城郭宮殿的許多石雕,都出自他手,靈星門內金水河上的三座石橋(周橋),就是由他設計建造的。

  至元四年正月丁未(1267年2月14日),新城正式破土動工。十三年(1276)完成,曆時近10年。二十年(1283),城內的修建工程基本完成,元政府將舊城的衙門、商鋪和稅務機關遷入新城。二十一年(1284),建立了管理大都的機構留守司和大都路總管府。二十二年(1285),製定了舊城居民遷入新城的規定(《元史?世祖紀十三》),大規模的搬遷工作開始。

  大都城呈南北略長的長方形,周圍長約28600米。明營建北京城時,北牆南移,因此,大都城的北牆和東西牆的北段,均被廢棄。現在,德勝門外尚保留有元代北牆的部分遺址。東、西兩城的南段與明清兩代北京城東、西牆一致,南牆約在今長安街南側。城牆用夯土築成,夯土中用“永定柱”(豎柱)和?木(橫木)加固,基部寬24米,城牆的基寬與高和頂寬的比例是3:2:1.

  全城共設十一門,東、西、南各三,而北麵有二。東三門為光熙門(今和平裏東,俗稱廣熙門)、崇仁門(今東直門)、齊化門(今朝陽門);南三門是文明門(今東單南,又稱哈達門,“哈達大王府在門內,因名之”,朱彝尊《日下舊聞錄》)。後世把崇文門也稱作哈達門,實則崇文門在哈達門址之南、麗正門(今天安門南)、順城門(今西單南);西三門是平則門(今阜成門)、和義門(今西直門)、肅清門(今學院路西端,俗稱小西門)。十一門象征哪吒三頭六臂兩足:南三門為三頭,東、西六門為六臂,北二門為兩足。這可能是設計者劉秉忠的主意。劉秉忠既為僧,也崇道,還精通“天文、地理、律曆、三戊六壬遁甲之屬”(《元史?劉秉忠傳》),由他作出這種設計安排是很自然的。蒙古貴族對各種學說、各種思想能兼收並蓄,忽必烈對這一設計也是容易接受的。

  大都城四角各有角樓,城外有護城河。

  大都全城規則整齊,井然有序。它的中軸線,南起麗正門,穿過皇城的靈星門、宮城的崇天門和厚載門,經萬寧橋(又稱海子橋,即今地安門橋),直達城市中央的中心閣。中心閣西15步,有一座“方幅一畝”的中心台,台正南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這就是大都城的中心所在。“在城市設計和建造時,把實測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確的標誌,這在我國城市建設史上是沒有先例的創舉”。

  中心閣在今北京城內鼓樓以北。中心閣和中心台之西就是當時的鼓樓,也叫齊政樓。鼓樓上有壺漏、鼓、角。壺漏是計時的儀器,鍾鼓為報時的工具。

  大都的街道縱橫豎直,互相交錯。相對的城門之間,都有寬廣平直的大道。全城的街道都有統一的標準,大街寬24步,小街寬12步。貴族、功臣主要住西城。當達官貴人們占據了合適的地方住定之後,才允許普通百姓作室。

  元朝中央的統治機構中書省在麗正門內,千步廊東。樞密院在皇城東側。禦史台在文明門內、皇城以東不遠的地方。

  大都的管理機構大都路總管府和負責大都治安的警巡院,在全城中央,中心閣之東。全城有50坊,坊各有門,門上署有坊名。全城有兩個商業區――市,一個在皇城之北,鍾鼓樓周圍地區;一個在皇城之西,緊靠海子的斜街。

  大都的水道分為兩個係統,一條是金水河,為宮苑用水。一條是高梁河、海子、通惠河,為漕運係統。城內還有完整的排水係統,南北主幹大街兩旁的排水渠,是用石條砌成的陰渠,寬1米,深1.65米,有的地方覆蓋有石條。其排水方向則與城市自北向南的地形坡度一致。

  大都的皇城在城市的中央地區。它的東牆在今南北河沿的西側,西牆在今西皇城根,北牆在今地安門南,南牆在今東西華門大街以南。

  皇城三麵臨水,南麵有門稱靈星,它南與麗正門相對。兩門間是宮廷廣場。廣場兩側有長約700步的千步廊。

  將宮廷廣場置於皇城南而不是沿襲前此廣場在宮城正門之南的布局,在建築設計上是一大突破,它加強了從大都城正門到宮門正門之間在建築上的層次和序列,從而使宮闕的布置更加突出,門禁更加森嚴。

  皇城北牆東北段和東牆外有通惠河,西牆和北牆西段為金水河。金水河在西牆南端入皇城,在靈星門北數十步,河上有石橋三座,稱周橋。橋身雕有龍鳳祥雲,橋周遍植楊柳。

  皇城內圍繞著中心太液池有三大建築群:宮城、隆福宮和興聖宮,以外還有禦苑。

  宮城在皇城的東部,呈長方形,有南三、東西北各一共六門。南門正中者為崇天,左為星拱,右為雲從;東門為東華,西門為西華,北門為厚載。宮城東、西牆與今故宮東、西牆相近。北牆當今北海少年宮前。

  宮城內的建築分南北兩大部分。南麵以大明殿為主,北麵以延春閣為主。大明殿、延春閣與緊靠延春閣的清寧宮,成一直線,坐落在全城的中軸線上。

  大明殿又稱長朝殿,建成於至元十年(1273),是舉行重大儀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慶壽等重大活動,都在這裏舉行。大明殿內,設有“七寶雲龍禦榻,白蓋金縷褥,並設後座”(柯九思《宮詞》)。元朝與曆代不同的是凡遇大典,帝後同登禦榻,接受朝拜。這是蒙古族的傳統,元代的皇後可以參與政事的處理。皇帝死後,常常由皇後暫理朝政。

  禦榻前,陳列著自動報時的七寶燈漏、酒甕和樂器。在宮殿中陳列酒甕,也是元朝特有的規矩,除大明殿外,其它宮殿也有,如廣寒殿的瀆山大玉海。

  大明殿後為延春閣,閣下稱延春堂,是舉行佛、道等宗教儀式和宴會的地方。大明殿和延春閣的後麵都有寢殿。延春閣後為清寧宮。宮城後牆的厚載門上也有高閣,其上可表演歌舞。

  宮城北為禦苑,種植花木,以供觀賞;還有用以勸農的“熟地”。

  宮城西為玉液池。池中滿栽芙蓉,有龍船可供遊戲。池中有兩小島,南者為瀛洲,即今團城的所在,上有儀天殿,也稱圓殿。北麵者為瓊華,至元八年改稱萬歲山。山上有大都城建設最早的廣寒殿。

  太液池西有兩組大的建築群,南麵者為隆福宮,北麵者為興聖宮。隆福宮為皇太子的居處,也稱太子宮或東宮。主要建築是天光殿。後來,因皇太後居此,遂改名隆福。興聖宮的主要建築是興聖殿。殿後有延華閣,東、西鹿殿,畏吾兒殿和其它附屬建築。興聖宮內有專門收藏圖書的奎章閣(後更名為宣文閣)。

  元代宮殿的建築形式和基本結構是以漢族傳統為主的,但同時也吸收了我國各兄弟民族在建築方麵的一些特點,在技術、結構、材料以及建築裝飾方麵都有一些創造。

  新城建成後,原來的燕京城就被稱為舊城。因為新城在北,故新城也稱北城,舊城則稱南城。大多數居民遷入新城,舊城逐漸衰落。但南城有許多名勝古跡,是遊覽的好地方。故大都居民歲時遊觀,仍以舊城為盛。大都西郊外,有著名的風景區西山。

  朱棣思念“龍興之地”

  經過四年的靖難之役,朱棣在南京應天府登上了帝位。在全國形勢大體穩定之後,立即開始準備遷都北平。明初政治中心與軍事中心的分離,已經顯示出明顯的弊病。朱棣本身興起於北平,他深知,倘若不將全國政治中心北移,北平的軍事優勢必然會造成新的軍事勢力,像他一樣威脅中央的安全。

  其實,早在洪武年間,朱元璋曾考慮建都北平的問題。《長安客話》載:“皇祖既克元都,置北平布政司,親策問廷臣:‘北平建都可以控製胡虜,比南京何如?’翰林修撰鮑頻謂:‘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及是百年,地氣已盡,南京興王之地,不必改圖。’遂都南京。”鮑頻所謂北平“地氣已盡”,顯然沒有什麽道理,但江淮為朱元璋軍事力量之集中地區,確實是明初定都南京的主要原因。然而,隨著北方軍事活動的不斷加強,北平越來越顯示出它對於全國的重要地位,所以一直到朱元璋晚年仍在考慮遷都北京的問題。他說:“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而且當時太子剛死,太祖心情頹沮,遷都之意遂罷。所以,明成祖遷都北京,隻不過是繼承了朱元璋的遺願。

  仔細考察起來,永樂帝遷都北平是有多方麵的原因,既有曆史的原因,又有現實的需要;既有國家的要求,也有朱棣個人的利害;既有社會的動因,亦有客觀自然環境的原因。歸納起來,有以下幾方麵因素:

  第一,封建社會後期,全國民族鬥爭、民族融合和軍事形勢的大趨勢,以及明代軍事鬥爭的特殊環境,決定北京成為最理想的政治中心。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曆代建都與民族融合的大趨勢都有關係。漢代定都長安,一則因關中富庶;二則因西北地區匈奴、突厥民族強悍所致。所以,到了唐代,雖然經濟中心仍然在關中,但已開始向江淮轉移,仍以長安為都城,稱西京;而以洛陽為陪都,稱東京。唐代以後,契丹、女真、蒙古相繼崛起,民族鬥爭和民族大融合的重點,明顯地轉移到北方和東北方,特別是以北京及其周圍地區為中心。於是遼代以南京為陪都,金代以燕為中都,元代以燕為大都。從漢族的傳統觀念講,都城定在北京是偏於北方,且遠離經濟中心,而就全國民族大融合的趨勢而言,則是整個中華民族走向最後全麵統一的必然趨勢。北方民族建都燕地,固然與其草原、山林根據地有關。漢族政權,在北方民族不斷崛起的情況下,不考慮控扼廣大的北方地區,也很難保全自己的勢力。所以,永樂遷都,乃是民族鬥爭形勢之必然。後來,永樂帝屢度陰山,掃除蒙古殘餘勢力,而有明一代與蒙古的關係一直比較緊張,這種事實本身證明,遷都的決定是正確的。

  第二,與北平“金湯之固”的地理形勝有關。

  北平背靠燕山,南瞰中原,左環滄海,右依太行,一向稱為易守難攻之地。北平周圍由西南而東北,有紫荊關、居庸關、古北口、鬆亭關、山海關等要隘,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足以保障京師安全。再從全國地理環境而論,宋代大理學家朱熹曾概括北京形勢說:“冀都天地間好個大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前麵黃河環繞。泰山聳左為龍,華山聳右為虎。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為三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過於冀都。”這種大風水觀,即使用現代地理理論分析,亦不無道理。北京南控中原、北製朔漠,出山海關控製東北大平原。在中華大地上,在上古、中古或各為方國,或言華夏,自然以黃河為中樞。而當整個中華民族大匯合、大交融的形勢到來之後,幽燕之地,成為民族融合的樞紐,也形成統帥全國的樞紐,就愈顯示出其巨大的地理優勢。

  第三,明代遷都北京有曆史因果關係。

  唐代以前,幽燕一向稱為邊塞之地。自五代以來,形勢開始發生變化。遼、金、元三代經營,已使燕京成為一個相當成熟的政治城市,在這裏聚集過大量的文化人才和政治人才。北京自遼以來,在全國的地位不斷遞升,使它取得豐富的政治經驗,這是一個都城所必備的條件。北京最大的缺點,就是距當時的經濟中心太遠,物資比較貧乏。然而,東北地區,自唐代建渤海國開始,又經遼、金、元三代的開發,早已成為富庶的農業區;山後諸州的漁鹽之利,也在很大程度上補充了它的經濟缺陷。特別是著名大運河的修通和海運的大興,使這一地區得到河海漕運之便。所以,曆史的發展,從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麵,都促使北京繼續承擔統領全國的重任。

  第四,與朱棣本人的早期活動和“靖難功臣”們的心態和強烈要求有關。

  朱棣起自北平,其巨大的影響和軍事實力,自然在北方。建文帝從幼生活在南京,並在南京繼位,有一定勢力。朱棣奪位後,雖然當時仍以南京為都,但對他的奪位之舉,受到南京不少遺臣的非議,也有死黨妄圖卷土重來。與南京比較,北平曾是自己的根據地,有大批的嫡係和得到當地人民的擁護,更利於鞏固其統治地位。另外,朱棣登位後,朝廷重臣自然換上了自己的親信,大多是北平三衛的宿將和靖難功臣。封丘福為淇國公,朱能為成國公,張武等13人為侯,徐祥等11人為伯。這些人多是原北平都司屬下將校,尤以燕山三護衛將校為主。這些文臣宿將,久居燕地,跟隨燕王多次出征蒙古有功,在燕地多有恒產定業,又有妻兒親朋,不願搬到南京,因而當然支持遷都北平。所以,當朱棣提出遷都的意見,很快得到這些人的竭力支持和擁護。他們說北平是“龍興之地”,或說是燕王的發祥之地,都城自然應該回到“龍興之地”。

  由於以上種種原因,永樂帝遷都北平,已成必行之事。所以,朱棣登基僅5個月後,便接受禮部尚書李至剛的建議,決定南都北遷。

  遷都的準備工作

  雖然說北平具備作為都城的種種條件,但明朝在南京建都已30多年,遷都畢竟是一件涉及全國的大事,確非易舉。所以,成祖朱棣在與他的謀臣們正式宣布遷都前,作了各種精心準備。

  首先,提高北平的政治地位,作為升為正式首都的前奏。永樂元年初,詔以北平改稱北京,設北京留守行後軍督府、行部、國子監,改北平府為應天府。三月,又改北平行都司為大寧都司,徙於保定。這樣,就改變了北平僅是重要軍鎮的地位和性質,加強了政治功能。

  其次,恢複幽燕的經濟,充實北京及其周圍地區的勞動力。自元末以前,北方戰爭頻仍,災害不斷,使這一地區田園荒蕪,人煙稀少,經濟凋敝。明朝建國後,這裏又是進一步掃清蒙古殘餘勢力、進軍大漠的前哨陣地。長期的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雖然早在洪武年間,徐達等通過墾荒、屯田,力圖恢複北平經濟,但不久又“靖難”起兵,使該地區重被戰火,所以經濟恢複一直比較緩慢,這種狀況與都城的需要很不相稱。為解決這個問題,朱棣采取的主要辦法是,一移民充實勞動力;二減租賑災,盡量給予北平地區以比較寬鬆的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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