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兩個凡是”定基調真理討論大展開(2)
“文化大革命”中，華國鋒負責從長沙到韶山毛澤東家鄉之間修一條鐵路，把大批紅衛兵送到韶山。他得到紅衛兵的信任，幾乎沒有受到什麽衝擊，很快當上了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廣州部隊政委、湖南軍區第一政委等職務。中共九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毛澤東和斯諾一次談話提及華國鋒，使得華國鋒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美國報刊上，而揚名海外。
華國鋒語言不多，思想深沉。他忠於領袖的純樸感情，踏實細致的工作作風和憨厚自謙的儀表，給毛主席留下了完全可以信賴的印象。因此，在“接班人”林彪1971年叛逃自我爆炸之後，毛澤東從上海調來王洪文的同時，也從長沙調來了華國鋒。黨的十大後，王洪文成為黨中央副主席，華國鋒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那時已接替病逝的謝富治擔任公安部長，不久任國務院副總理。直到最後毛澤東幾次提名他任國務院代總理。
1976年1月21日，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時說，華國鋒、紀登奎等提出，國務院請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誌牽頭，他們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此後，華國鋒開始主持國務院的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通知，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據後來毛遠新講，毛澤東曾問他：張春橋怎樣？毛遠新答：陰陽怪氣。又問：華國鋒怎麽樣？答：忠厚老實。毛澤東說：重厚少文。
據《史記？高祖本紀》載：呂後曾問劉邦，蕭何死後誰能替代。劉邦答：曹參。又問其次，劉邦說：“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毛澤東以華國鋒比周勃。
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後，首先就碰到一個“批鄧”的問題。1976年2月25日，黨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同誌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要點。華國鋒代表中央在會上講話，要求“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誌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開展起來。華國鋒提出：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對鄧小平同誌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但點名的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廣播、登報”。他提出了“批鄧”中應注意的政策界限：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對犯錯誤的同誌不要揪住不放；整個運動要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連，不搞戰鬥隊；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看得出來，華國鋒對“批鄧”的態度是明確的、積極的，但他“批鄧”的調子同“四人幫”企圖把鄧小平徹底批倒批臭的意圖還是有所不同的。
不久，華國鋒又遇到了十分棘手的天安門事件。他參與了對這件事的處理和定性，當然要負一點責任，但操縱者是江青等人。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4月7日上午，毛澤東對毛遠新說，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下午，又補充說：華國鋒還要任黨的第一副主席，並寫在決議上。“第一副主席”，這在黨的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毛澤東給華國鋒加上這一頭銜，表明他要以華國鋒作為接班人。當晚，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一致通過《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華國鋒講到全國總的形勢大好，有幾個省不太好的情況，毛澤東當即親筆給華國鋒寫了三條指示：
慢慢來，不要著急；
照過去方針辦；
你辦事，我放心。
華國鋒將這三條指示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傳達，這也是華國鋒作為接班人的“尚方寶劍”。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並波及天津、北京地區，震中地區損失慘重，累計死亡24.2萬多人，重傷16.4萬多人。8月4日，中央派出慰問團到受災地區慰問，華國鋒是慰問團的總團長。在9月18日毛澤東追悼大會上，華國鋒致悼詞。
由於華國鋒成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一大障礙，因而“四人幫”把矛頭對準了華國鋒。在黨和國家的危急關頭，華國鋒和葉劍英、汪東興一道，對“四人幫”采取了隔離審查的斷然措施。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對這一決定予以追認。
1976年，華國鋒55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有功，也試圖結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但令人遺憾的是，他始終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框框，未能把握住曆史發展的契機和時代發展的脈搏，因而不可能開創一個新的時代，不可能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袖”。
“兩個凡是”打毛澤東牌
隨著揭批“四人幫”的深入和各方麵工作的恢複和整頓，黨內外一些同誌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進行全麵清理，這就不能不涉及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
然而，撥亂反正的曆史潮流遇到了嚴重的障礙。這在客觀上是由於十年內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確實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全黨對於全麵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主觀上則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指導思想上繼續堅持“左”的錯誤，而這集中表現在他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上。
“兩個凡是”的方針最早是華國鋒提出的。1976年10月26日，他聽了中央宣傳口的匯報時說：目前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這裏實際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思想。1976年11月30日，吳德在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也講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1977年1月8日前後，在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的活動中，人民群眾很自然地提出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要求。這些要求通過大字報、大標語的形式在首都和其他一些地區反映出來。人民群眾還將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的詩詞搜集起來，編成詩選，廣為散發。華國鋒、汪東興對此是不滿意的。汪東興指責《人民日報》準備紀念周總理的文章太多，說隻要登三幾篇就行了。他批評《人民日報》社論未定稿稱周總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要把中央撇開，違反了周總理逝世時悼詞提法的口徑，命令刪掉。當《紅旗》雜誌社就批判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和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兩文請示汪東興時，汪東興指示隻能“不點名”批判文內的錯誤觀點，理由是這兩篇文章是經過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他還責怪印天安門詩選是為“天安門事件”翻案，並警告出版印刷者說：定“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是誰說的呀？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嘛！你們要翻案，翻誰呀！翻毛主席嘛！要追查詩選是誰出版誰印刷的。
針對群眾的呼聲，華國鋒要寫作班子把“兩個凡是”的思想寫進為他準備的一個講話提綱裏。在1月21日的講話草稿中，已經出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製止，不能容忍。”1977年1月8日和25日，中央宣傳口的一位負責人傳達華國鋒的意見說：要寫篇社論，要求把天安門事件和對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扭轉開來。還說，現在的矛頭對著誰呀？意思是說，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矛頭是對著黨中央的。要引導大家學習文件，不談這些問題。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號召學好剛剛發表的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兩個重要文件，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個綱。社論有針對性地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該文以“兩報一刊”社論的形式出現，等於是向全國人民宣告，這是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的意誌。而事實上，這篇社論是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定稿，汪東興批準發表的。“兩報一刊”負責人均不知道這篇社論起草的情況，當時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耿飆事先也毫不知情。
在“兩個凡是”方針指導下，中共中央於1977年3月10日在京西賓館召開工作會議。
在起草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葉劍英曾幾次提出，要改變報告的提法和內容，要求對鄧小平的提法寫得好一點，以利於他快一點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必須平反。這些正確的意見都未被接受。
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
在談到當前的思想政治動向時，華國鋒說，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著鄧小平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有不少議論。在這樣的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這就是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
在談到天安門事件時，華國鋒說，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製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不過，華國鋒又說，這時候，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是，應當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他指出，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問題發出過通知，應該說，這方麵的實際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告誡說，我們的同誌應該警惕“四人幫”餘黨和反革命分子的陰謀，“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了。”
在談到鄧小平的問題時，華國鋒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這是經過反複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任何借口。為了論證不能急於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理由，華國鋒依據北京市委製造的一起假案在會上宣稱：現已查獲，有那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誌，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華國鋒認為，對鄧小平同誌過去的功過，毛主席早有明確的全麵的評價。1973年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後是有成績的，也犯有錯誤。應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對鄧小平同誌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改正錯誤。總之，“問題正在解決，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上述講話顯示，華國鋒在對兩個問題的態度上已有所鬆動，承認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是“合乎情理的”，表示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但華國鋒仍堅持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認為批鄧是必要的，提出鄧小平出來工作要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才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再次要求全黨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
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有著深刻的曆史背景和現實政治原因：
第一，從社會基礎看，粉碎“四人幫”後，幾十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形成的“左”的思想及影響一時不能馬上消除，這為華國鋒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提供了思想條件。剛剛粉碎“四人幫”後一段時間，從全局看，全國人民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普遍盛行，堅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方針、政策，搞“兩個凡是”，還能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擁護。也就是說，提出“兩個凡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
第二，從華國鋒的思想理論體係看，他仍堅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在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打招呼會議上，華國鋒即提出，這一次就是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批“四人幫”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對“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現在我們著重解決有所不足。這次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要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賬。抓“四人幫”，不要因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他們的核心問題是篡黨奪權。華國鋒提出，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對“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個正確對待：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華國鋒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在黨的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在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上的講話，為慶祝《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發表的專文――《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等講話或文章中，都繼續沿用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
第三，從華國鋒的資曆、能力和學識看，他也難提出一套新的東西，隻能搞“兩個凡是”。在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中，華國鋒的資曆是很淺的，知識和水平均有限。麵對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大國和擁有3000多萬黨員的大黨，華國鋒提不出一整套新的符合實際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他沒有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特別是沒有認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係。他沒有認識到，也缺乏能力和膽識來解決既要徹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在華國鋒看來，要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否定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見和決定。這樣，華國鋒終究隻能繼承和維護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理論。鄧小平曾稱華國鋒是“一個過渡”，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
第四，從華國鋒被提為接班人的特殊曆史條件看，他必然要搞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以表明他是真正高舉毛澤東旗幟，是毛澤東忠實可靠的接班人。毛澤東選定華國鋒作為接班人，一是出於對華國鋒的信任，二是當時黨內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華國鋒在這種特定條件下接班，就要標榜自己既不同於“四人幫”，也不同於鄧小平，隻有他能夠把毛澤東晚年路線繼承下來，不愧為毛澤東親自選定的合格的接班人。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在粉碎“四人幫”後迅速作出修建毛主席紀念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決定，就是行動上的證明，而公然提出“兩個凡是”可視為華國鋒的政治宣言。
第五，從政治鬥爭的需要看，毛澤東對華國鋒的信任和確定他為接班人，這是他的最大資本。打出毛澤東的旗幟，就能達到抬高和鞏固自己的聲望和地位，打擊政治對手的雙重目的。因此，華國鋒掌握黨政軍最高權力後，就大搞對毛澤東和他本人的個人崇拜來樹立自己的威信。他把廣大幹部群眾強烈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糾正左傾錯誤的呼聲，看作是對他的挑戰和威脅。而撤銷鄧小平的職務和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澤東作出的。提出“兩個凡是”的直接政治用意，就是借助毛澤東的威望和名義，以阻止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延緩鄧小平出來工作。
關於“兩個凡是”的實質，鄧小平於1980年6月27日指出：“兩個凡是的論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1980年12月5日通過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指出：“提出‘兩個凡是’，實際上是要把毛澤東同誌晚年‘左’的一套繼續照搬下去。”
華國鋒不願鄧小平三進中南海
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複出。這一年，他73歲。
鄧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使他很富有傳奇色彩。
華國鋒語言不多，思想深沉。他忠於領袖的純樸感情，踏實細致的工作作風和憨厚自謙的儀表，給毛主席留下了完全可以信賴的印象。因此，在“接班人”林彪1971年叛逃自我爆炸之後，毛澤東從上海調來王洪文的同時，也從長沙調來了華國鋒。黨的十大後，王洪文成為黨中央副主席，華國鋒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那時已接替病逝的謝富治擔任公安部長，不久任國務院副總理。直到最後毛澤東幾次提名他任國務院代總理。
1976年1月21日，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時說，華國鋒、紀登奎等提出，國務院請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誌牽頭，他們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此後，華國鋒開始主持國務院的工作。2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通知，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據後來毛遠新講，毛澤東曾問他：張春橋怎樣？毛遠新答：陰陽怪氣。又問：華國鋒怎麽樣？答：忠厚老實。毛澤東說：重厚少文。
據《史記？高祖本紀》載：呂後曾問劉邦，蕭何死後誰能替代。劉邦答：曹參。又問其次，劉邦說：“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天下者，必勃也。”毛澤東以華國鋒比周勃。
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後，首先就碰到一個“批鄧”的問題。1976年2月25日，黨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同誌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要點。華國鋒代表中央在會上講話，要求“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誌的修正主義路線錯誤”，“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開展起來。華國鋒提出：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對鄧小平同誌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但點名的大字報不要上街，不要廣播、登報”。他提出了“批鄧”中應注意的政策界限：注意不要層層揪鄧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對犯錯誤的同誌不要揪住不放；整個運動要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進行，不搞串連，不搞戰鬥隊；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看得出來，華國鋒對“批鄧”的態度是明確的、積極的，但他“批鄧”的調子同“四人幫”企圖把鄧小平徹底批倒批臭的意圖還是有所不同的。
不久，華國鋒又遇到了十分棘手的天安門事件。他參與了對這件事的處理和定性，當然要負一點責任，但操縱者是江青等人。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4月7日上午，毛澤東對毛遠新說，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下午，又補充說：華國鋒還要任黨的第一副主席，並寫在決議上。“第一副主席”，這在黨的曆史上是從未有過的，毛澤東給華國鋒加上這一頭銜，表明他要以華國鋒作為接班人。當晚，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一致通過《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
1976年4月30日，華國鋒向毛澤東匯報工作。華國鋒講到全國總的形勢大好，有幾個省不太好的情況，毛澤東當即親筆給華國鋒寫了三條指示：
慢慢來，不要著急；
照過去方針辦；
你辦事，我放心。
華國鋒將這三條指示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傳達，這也是華國鋒作為接班人的“尚方寶劍”。
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並波及天津、北京地區，震中地區損失慘重，累計死亡24.2萬多人，重傷16.4萬多人。8月4日，中央派出慰問團到受災地區慰問，華國鋒是慰問團的總團長。在9月18日毛澤東追悼大會上，華國鋒致悼詞。
由於華國鋒成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一大障礙，因而“四人幫”把矛頭對準了華國鋒。在黨和國家的危急關頭，華國鋒和葉劍英、汪東興一道，對“四人幫”采取了隔離審查的斷然措施。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對這一決定予以追認。
1976年，華國鋒55歲，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他在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有功，也試圖結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亂。但令人遺憾的是，他始終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傾錯誤的框框，未能把握住曆史發展的契機和時代發展的脈搏，因而不可能開創一個新的時代，不可能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英明領袖”。
“兩個凡是”打毛澤東牌
隨著揭批“四人幫”的深入和各方麵工作的恢複和整頓，黨內外一些同誌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越來越強烈地要求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進行全麵清理，這就不能不涉及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
然而，撥亂反正的曆史潮流遇到了嚴重的障礙。這在客觀上是由於十年內亂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確實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全黨對於全麵清理左傾錯誤的思想準備還很不夠；主觀上則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在指導思想上繼續堅持“左”的錯誤，而這集中表現在他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上。
“兩個凡是”的方針最早是華國鋒提出的。1976年10月26日，他聽了中央宣傳口的匯報時說：目前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這裏實際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思想。1976年11月30日，吳德在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也講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1977年1月8日前後，在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的活動中，人民群眾很自然地提出了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要求。這些要求通過大字報、大標語的形式在首都和其他一些地區反映出來。人民群眾還將1976年天安門事件中的詩詞搜集起來，編成詩選，廣為散發。華國鋒、汪東興對此是不滿意的。汪東興指責《人民日報》準備紀念周總理的文章太多，說隻要登三幾篇就行了。他批評《人民日報》社論未定稿稱周總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要把中央撇開，違反了周總理逝世時悼詞提法的口徑，命令刪掉。當《紅旗》雜誌社就批判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和姚文元《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兩文請示汪東興時，汪東興指示隻能“不點名”批判文內的錯誤觀點，理由是這兩篇文章是經過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他還責怪印天安門詩選是為“天安門事件”翻案，並警告出版印刷者說：定“天安門事件為反革命事件”是誰說的呀？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嘛！你們要翻案，翻誰呀！翻毛主席嘛！要追查詩選是誰出版誰印刷的。
針對群眾的呼聲，華國鋒要寫作班子把“兩個凡是”的思想寫進為他準備的一個講話提綱裏。在1月21日的講話草稿中，已經出現“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必須擁護，不能違反；凡是損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須堅決製止，不能容忍。”1977年1月8日和25日，中央宣傳口的一位負責人傳達華國鋒的意見說：要寫篇社論，要求把天安門事件和對鄧小平問題的注意力扭轉開來。還說，現在的矛頭對著誰呀？意思是說，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矛頭是對著黨中央的。要引導大家學習文件，不談這些問題。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發表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號召學好剛剛發表的毛澤東《論十大關係》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這兩個重要文件，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幫”這個綱。社論有針對性地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該文以“兩報一刊”社論的形式出現，等於是向全國人民宣告，這是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的意誌。而事實上，這篇社論是中央理論學習組起草定稿，汪東興批準發表的。“兩報一刊”負責人均不知道這篇社論起草的情況，當時中央宣傳口負責人耿飆事先也毫不知情。
在“兩個凡是”方針指導下，中共中央於1977年3月10日在京西賓館召開工作會議。
在起草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時，葉劍英曾幾次提出，要改變報告的提法和內容，要求對鄧小平的提法寫得好一點，以利於他快一點出來工作；天安門事件是個冤案，必須平反。這些正確的意見都未被接受。
3月14日，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
在談到當前的思想政治動向時，華國鋒說，最近一個時期，在黨內和群眾中圍繞著鄧小平的問題和天安門事件的問題，有不少議論。在這樣的一些問題上，我們要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要有一個根本的立足點，這就是要高高舉起和堅決維護毛主席的偉大旗幟。
在談到天安門事件時，華國鋒說，在“四人幫”迫害敬愛的周總理，壓製群眾進行悼念活動的情況下，“群眾在清明節到天安門去表示自己對周總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不過，華國鋒又說，這時候，確有極少數反革命分子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乘機進行反革命活動，製造了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但是，應當肯定，當時去天安門廣場的絕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是悼念周總理的，其中許多人是對“四人幫”不滿的、反對的。不能把他們，包括純屬反對“四人幫”而被拘捕過的群眾，說成是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他指出，1976年12月5日中央曾就此問題發出過通知，應該說，這方麵的實際問題已經解決了。他告誡說，我們的同誌應該警惕“四人幫”餘黨和反革命分子的陰謀，“不要在天安門事件這樣一些問題上再爭論了。”
在談到鄧小平的問題時，華國鋒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幫”後，中央決定當時要繼續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這是經過反複考慮的。這樣做，就從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幫”及其餘黨和其他反革命勢力利用這個問題進行反革命煽動的任何借口。為了論證不能急於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理由，華國鋒依據北京市委製造的一起假案在會上宣稱：現已查獲，有那麽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著讓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旗號，迫使中央表態，然後攻擊我們違背毛主席的遺誌，從而煽動推翻黨中央，“保王洪文上台”，為“四人幫”翻案。所以，“如果我們急急忙忙讓鄧小平出來工作，就可能上階級敵人的當。”華國鋒認為，對鄧小平同誌過去的功過，毛主席早有明確的全麵的評價。1973年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後是有成績的，也犯有錯誤。應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對鄧小平同誌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改正錯誤。總之，“問題正在解決，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上述講話顯示，華國鋒在對兩個問題的態度上已有所鬆動，承認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是“合乎情理的”，表示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但華國鋒仍堅持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仍認為批鄧是必要的，提出鄧小平出來工作要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時才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再次要求全黨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都必須維護；凡是損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須製止。”
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有著深刻的曆史背景和現實政治原因：
第一，從社會基礎看，粉碎“四人幫”後，幾十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形成的“左”的思想及影響一時不能馬上消除，這為華國鋒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提供了思想條件。剛剛粉碎“四人幫”後一段時間，從全局看，全國人民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還缺乏深刻的認識，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普遍盛行，堅持毛澤東晚年的路線、方針、政策，搞“兩個凡是”，還能得到相當一部分人的擁護。也就是說，提出“兩個凡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
第二，從華國鋒的思想理論體係看，他仍堅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在剛剛粉碎“四人幫”的打招呼會議上，華國鋒即提出，這一次就是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批“四人幫”一定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辦。對“文化大革命”要肯定，現在我們著重解決有所不足。這次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不要算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賬。抓“四人幫”，不要因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點錯誤，他們的核心問題是篡黨奪權。華國鋒提出，要“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對“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個正確對待：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華國鋒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在黨的十一大的政治報告，在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典禮上的講話，為慶祝《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發表的專文――《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等講話或文章中，都繼續沿用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
第三，從華國鋒的資曆、能力和學識看，他也難提出一套新的東西，隻能搞“兩個凡是”。在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中，華國鋒的資曆是很淺的，知識和水平均有限。麵對一個擁有10億人口的大國和擁有3000多萬黨員的大黨，華國鋒提不出一整套新的符合實際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他沒有從根本上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特別是沒有認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係。他沒有認識到，也缺乏能力和膽識來解決既要徹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要維護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地位這樣一個複雜的問題。在華國鋒看來，要肯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否定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見和決定。這樣，華國鋒終究隻能繼承和維護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理論。鄧小平曾稱華國鋒是“一個過渡”，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
第四，從華國鋒被提為接班人的特殊曆史條件看，他必然要搞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以表明他是真正高舉毛澤東旗幟，是毛澤東忠實可靠的接班人。毛澤東選定華國鋒作為接班人，一是出於對華國鋒的信任，二是當時黨內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華國鋒在這種特定條件下接班，就要標榜自己既不同於“四人幫”，也不同於鄧小平，隻有他能夠把毛澤東晚年路線繼承下來，不愧為毛澤東親自選定的合格的接班人。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在粉碎“四人幫”後迅速作出修建毛主席紀念堂和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決定，就是行動上的證明，而公然提出“兩個凡是”可視為華國鋒的政治宣言。
第五，從政治鬥爭的需要看，毛澤東對華國鋒的信任和確定他為接班人，這是他的最大資本。打出毛澤東的旗幟，就能達到抬高和鞏固自己的聲望和地位，打擊政治對手的雙重目的。因此，華國鋒掌握黨政軍最高權力後，就大搞對毛澤東和他本人的個人崇拜來樹立自己的威信。他把廣大幹部群眾強烈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和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糾正左傾錯誤的呼聲，看作是對他的挑戰和威脅。而撤銷鄧小平的職務和把天安門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澤東作出的。提出“兩個凡是”的直接政治用意，就是借助毛澤東的威望和名義，以阻止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延緩鄧小平出來工作。
關於“兩個凡是”的實質，鄧小平於1980年6月27日指出：“兩個凡是的論點就是想原封不動地把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堅持下去。”1980年12月5日通過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報》指出：“提出‘兩個凡是’，實際上是要把毛澤東同誌晚年‘左’的一套繼續照搬下去。”
華國鋒不願鄧小平三進中南海
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複出。這一年，他73歲。
鄧小平一生中“三落三起”，使他很富有傳奇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