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13)
毛澤東見到姚文元的請示信後，在上麵批示了“同意”二字。
從此，在姚文元的“導演”下，《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評論《水滸》的各種社論、評論和理論文章，在全國掀起了一個評《水滸》的高潮。
其實，“四人幫”熱心於評《水滸》的目的，完全是別有用心，另搞一套，“醉翁之意不在酒”。自從評論《水滸》的運動開始以後，在1975年5月3日和5月27日、6月3日三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分別受到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批評、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寫過書麵檢討、一度消沉的江青，故態複萌，借評《水滸》之機，又猖狂起來。
8月下旬，江青對文化部長於會泳等人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大隊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借題發揮，含沙射影，無中生有，製造事端，大講了一通評論《水滸》“要聯係實際”問題。她說：
“首先向同誌們報告一個好消息，咱們主席的身體很健康。最近在接見西哈努克親王他們的時候，主席的眼睛都能看得見西哈努克頭上的白發，聽覺比我好。最近評《水滸》是我們主席親自批的，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不學就不能夠識別壞人嘛！林彪就學馮玉祥啊！他是大盜竊犯、大貪汙犯。說他怎麽艱苦啦，睡硬板床啦，燒煤球爐啦；什麽一塊饃饃一次吃不完留著下次吃啦，才見鬼喲！我去看了他那個床頭上有一塊很寬很大的木板，上頭盡寫著吃什麽，吃什麽有營養價值。其中還有很滑稽的事情，說什麽吃茶葉膀胱出汗。請問膀胱出汗誰知道？還說吃杏脯，吃一個不出汗，吃兩個出汗。我說好，我來試驗試驗，結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拚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為做過放射治療。那個家夥他是造謠，所以你們不要把評《水滸》看成是文學界的事。主席對學馬列的講話，有人就不提，膽敢刪掉。現在我們批《水滸》，就是要看清宋江是如何排斥晁蓋，架空晁蓋的。他把那些土豪劣紳、武將文吏請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崗位統統都占領了。不然，他那麽容易得逞？晁蓋一死，第二天全部實現了。所以說，搞修正主義很容易。我每天是‘聞雞起舞，枕戈待旦’嘛！大家要提高警惕。”
9月17日，江青又在大寨召集北京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新華社、《人民日報》、法家著作注釋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等單位的100多人進行談話。在談話中，江青再次大放厥詞，胡言亂語，攻擊別人，美化自己。她說：
“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33條語錄政治局一遍都沒有學完。”“他們反對學理論，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
“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
“最近，有那麽一些人，把主席批評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傳達的，政治局沒有討論，給傳出去了。”
“我這個人天天挨罵，修正主義罵我，共產黨員還怕挨罵嗎？”“在北京我跟他們鬥了半年多了。”
江青在大寨這兩次講話，哪裏是在評論《水滸》，分明是在借古喻今，指桑罵槐，肆意誣蔑、誹謗、影射周恩來、鄧小平和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發泄對中央政治局兩次會議批評她的不滿情緒；蓄意把評論《水滸》的矛頭指向現實的政治生活，為她和“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
在“四人幫”控製下的輿論工具，也按照“四人幫”的意圖，極盡影射之能事，鋒芒所向，“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8月28日，《紅旗》雜誌第九期發表《重視對〈水滸〉的評論》一文。文章說：“充分開展對《水滸》這部書的批判，充分發揮這個反麵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眾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麵目。”
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水滸〉》的長篇文章。說：“在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要反修防修，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必須知道投降派，識別投降派，反對投降派。”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社論。社論中把毛澤東評論《水滸》的談話用黑體字排印出來，公開發表。並強調指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
在江青一夥借著評論《水滸》，大肆鼓噪“要聯係實際”，大批“黨內的投降派”的時候，身患癌症，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對江青一夥的險惡用心是十分清楚的。早在四屆人大閉幕以後，由於“四人幫”的“組閣”陰謀在四屆人大上被徹底挫敗，氣極敗壞，就把周恩來視為他們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最大障礙，多次挑起事端，利用各種機會，進行攻擊。周恩來始終以大局為重，以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堅持黨的原則，不給“四人幫”篡權奪權的陰謀以絲毫可乘之機。但是，他也確實考慮過同“四人幫”進行堅決的毫不調和的鬥爭，可能會出現的各種後果。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在同來訪的泰國總理克立？巴莫簽署了中國和泰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以後，一部分工作人員抓住攝影記者還在的機會，圍住周恩來，要求同他合影。周恩來同意了大家的要求，但又語意深重地說：“照可以照，但將來可不要在我的臉上劃××。”（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一個人被“打倒”了，與他合過影的人，為了表示與他劃清政治界限，往往要在合影照片上的這個人臉上劃上××）工作人員聽了，心情都十分沉重。
麵對江青一夥借著評《水滸》所進行的肆意誹謗，周恩來心中充滿了悲憤。他要用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光明磊落，反擊“四人幫”這一夥躲在陰暗角落裏的卑鄙的政治小人的無恥攻擊。
1975年9月20日，在醫院對周恩來進行一次手術前。周恩來――這位把畢生的心血和精力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的革命家，這位在政治鬥爭的驚濤駭浪中拚搏了一輩子而一貫從容大度、坦然自若的著名政治家，這位既具有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又具有鋼鐵般的自製力和完美無缺的偉大人格的人民的好總理，或許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要來了自己於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用已經顫抖的手，鄭重地親筆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並注明了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來的這幾句話，擲地有聲，光明磊落，足可以驚天地而動鬼神！
這是周恩來在用自己最後的力量，來同“四人幫”這夥邪惡勢力所進行的堅決的抗爭！
這是周恩來在用自己最後的力量，來捍衛自己無私無畏，奮不顧身，衝鋒陷陣，舍身忘死，鞠躬盡瘁，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英勇奮鬥的一生的清白曆史。
這是周恩來在用自己最後的力量，來捍衛自己不容玷汙的政治尊嚴和崇高人格！
言為心聲。
惟至柔者至剛。
周恩來還在醫院一次同葉劍英的談話中，語重心長地說：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讓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落到“四人幫”手裏。周恩來的囑托，為葉劍英堅決同“四人幫”鬥爭增添了無窮的信心和力量。
在周恩來冷靜大度、風度翩翩的崇高形象中，永遠聳立著一個共產主義者所具有的勇於捍衛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鋼鐵般不可動搖的政治信念。
自1965年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以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夥是慣於借批判一本書掀起一場政治運動或打倒某個人的。請看下列事實：
1965年，江青、張春橋一手秘密策劃，背著中共中央主持一線工作的負責人，私自在上海布置姚文元撰寫了長篇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以後，揭開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罷官》的作者、著名曆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因此而受到批判，最後被置於死地。
1967年，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撰寫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的長篇文章，4月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不點名地對劉少奇進行大肆攻擊、誣蔑。不久，劉少奇即被作為“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公開批判，最後被徹底打倒，亡命開封。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撰寫的長篇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對陶鑄肆意誣蔑，並用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穿鑿附會等手法，對陶鑄過去出版的兩本書進行“無限上綱”的批判。陶鑄很快由“黨內最大的保皇派”被上升為“大叛徒”，遭到關押監禁，死於合肥。
如今，“四人幫”又企圖利用評《水滸》大作文章，故伎重演，含沙射影，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指向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以後，恢複工作，重新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的一大批領導幹部；指向四屆人大新任命的國務院和各部委負責人；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早已在曆時九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看穿了“四人幫”陰謀伎倆的中國人民，對“四人幫”的罪惡行徑表示了極大的義憤。
江青在大寨講話以後，就有正直無私的新華社記者甘冒風險，將江青的講話記錄整理後，報給了新華社負責人。新華社負責人覺得此事重大，又上報給了毛澤東，引起了毛澤東對江青的極大憤慨。
當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期間，江青向主持大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要求，在大會上播發她9月12日在大寨大隊群眾大會上的評《水滸》講話錄音時，華國鋒不敢作主，請示了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評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又說：“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由於毛澤東的嚴厲斥責，江青一夥妄圖利用評《水滸》製造新的政治動亂的陰謀，終於沒有得逞。
實際上，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據當年為毛澤東讀書的北京大學中文係那位女教師回憶，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本意就是回答女教師提出的關於如何評價中國幾部古典小說的問題，根本沒有包含其他意思。
女教師是這樣回憶的：
主席一向關心曆史、哲學史和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重視對作家作品的評論。當時，他老人家雖在病中，日理萬機之餘，仍是手不釋卷；尤其愛讀魯迅的文章，讀時，常常發出讚許的笑聲。偶或，他也讓我提些問題，然後，通過解答，親切慈祥地給我講點曆史、文學史和魯迅。我曾向他請教過關於一些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1975年）8月13日，我又請教了關於他提到過的那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他先講了《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幾部書的問題，然後談到了《水滸》。關於《水滸》，學術界的基本評價，向來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說，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農民運動的史詩。但到1974年，《北京日報》到北大中文係約寫一篇批判《水滸》的文章時，卻透露說《水滸》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由於不是正式消息，對精神實質理解不一，學術界在討論時，分歧又很大，這篇文章沒有發表。因此，當談到《水滸》時，我順便向主席請教了這件事。主席說，那兩句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接著我又請教他：既然如此，那麽《水滸》一書的好處在哪裏？應當怎樣讀它……
從以上這段回憶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純粹是為了答複女教師的“請教”，才談了關於如何評價《水滸》的那一番話的。
而“四人幫”所搞的評《水滸》運動，則完全是借題發揮，另搞一套。
“四人幫”企圖利用評《水滸》，發動一場政治動亂的陰謀雖然被毛澤東及時製止了，然而，隨著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的深入發展，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在如何看待和對待“文化大革命”問題上卻出現了明顯的分歧。
毫無疑問，毛澤東最初對鄧小平是信任的、是堅決支持的，對鄧小平的魄力、能力、才幹和工作作風尤為看重。不然他也不會親自提議把鄧小平放在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上，親自批準由鄧小平主持中央黨政軍的日常工作，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和“四人幫”，親自把鄧小平作為自己晚年選擇的接班人，寄予無限的希望，授予極大的權力，賦予極重的責任，多次給予高度的評價。
但是，鄧小平對全國各個方麵的全麵整頓，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所實行的許多錯誤政策，不能不逐漸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比較係統的糾正。而“文化大革命”又恰恰是毛澤東晚年極為重視的一件事。他已經知道這件事擁護的人少，反對的人多，也在“九？一三”事件以後逐漸糾正了一些他所意識到的“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多次表示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很不讚成。但總的來說，毛澤東一直沒有能夠從總體上、從全局上、從根本上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且一直在全局上對“文化大革命”持肯定的態度。而1975年全麵整頓給全國各行各業帶來的顯著變化，在事實上是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一個有力的否定。
鄧小平所進行的全麵整頓的性質，從實質上說，發展下去，將是從理論到實踐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因此，全麵整頓遭到依靠“文化大革命”才飛黃騰達、竊據黨政要職，並企圖繼續依靠“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的“四人幫”的強烈反對。
第二節 危難之秋巨星隕落華國鋒初入中南海（1）
鄧小平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在與病魔的搏鬥中耗盡了生命的最後一絲精力。華國鋒被毛澤東親自選定為國務院代總理，一下子堵住了張春橋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路子”。“億瓣心鑲人民將總理永遠懷念，萬年長青總理為人民一片丹心。”“據此免除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1分，朱德安祥地睡了，永遠永遠地睡了。23秒鍾內，唐山市發生了曆史上最大的慘劇。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政協名譽主席毛澤東逝世。
樹欲靜而風不止，“四人幫”又起“批鄧”風
1975年11月2日上午10時10分左右，一輛紅旗牌轎車在中南海遊泳池旁的一所宅院門前停下來。車門打開，一個年輕人從車裏邁出來。他是毛遠新。
毛遠新，毛澤民的兒子，毛澤東的侄子。他剛到毛澤東身邊生活時，還是一個剛剛帶上紅領巾的娃娃。他比李訥還小一歲，是在毛澤東身邊生活的孩子中最小的一個，連李訥都稱他為“小豆豆”。他那時也是最矮的一個，比李訥還低半個頭。
他的媽媽朱丹華把他交付給毛澤東時的情景，可謂是催人淚下。
朱丹華領著毛遠新穿過“菊香書屋”的過廳走到院內，正好毛澤東從辦公室裏走出來站到院子裏（可能他得到訊息，他們母子要來見他）。毛澤東僵立在辦公室門前看著朱丹華及毛澤民的遺孤向他走來，他沒有動而是木然而呆滯地站立著，麵向著西方。這個方位，正是朱丹華和毛遠新走過來的方向，也是毛澤東的親手足毛澤民烈士慘死在新疆盛世才刀下的方向。毛澤東那射向西方的茫然的視線，也許是在悼念著亡靈，是在安慰九泉之下的忠魂吧！朱丹華走到毛澤東跟前，他那呆滯茫然的神態尚未醒轉過來。他心中的默默話語大概是對自己那既是同誌，又是戰友，又是弟弟的烈士毛澤民在敘說……
這時朱丹華已經雙膝跪在了毛澤東的麵前，並接連磕了三個頭（這重大的禮節在中南海是很難看到的）。
朱丹華雙眼含著淚花說：
“主席，我就把遠新交托您撫養啦。”
“好！遠新我來撫養，你放心地走罷。”
毛澤東將右手搭在毛遠新的左肩上，毛遠新緊靠在他的左腿前，也麵向著他媽媽，毛澤東同時彎下腰去示意朱丹華起來。而後又是呆呆地平視著西方，好像仍是在憑吊他那犧牲在新疆的大弟弟毛澤民，並告他：安息吧！我會把遠新照顧好的！
朱丹華站起身來，又向毛澤東深深地鞠了一躬，這是她告別的禮節，下跪是托交毛遠新的禮節，然後她忍著難舍難分的離別之情，將身子轉了過去。朱丹華改嫁走了，她的背影消失在“菊香書屋”大門口的南側走廊裏，她頭也沒有回一下地走了……
毛澤東的視線仍然凝視著西方，是目送朱丹華遠去，也是再次懷念他的弟弟。毛遠新緊緊地偎依在他的左膝旁，看著媽媽走去的背影……
從此以後，毛澤東把毛遠新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帶他遊泳，教他讀書，常常教導他，激勵他上進。
毛遠新長大成人後，對他的婚姻大事，毛澤東也曾多次過問。他對毛遠新說：“幹部子弟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找對象不要找幹部子弟，要找工農子弟。”伯父有言在先，毛遠新隻得遵從。幹部子弟不能找，一般工農子弟哪個敢鬥膽向他求愛？於是毛遠新30多歲尚未結婚。
當時，毛遠新任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和沈陽軍區政委，始終獨身一人。有關領導看在眼裏，急在心頭。軍區參謀長楊名迪和夫人劉剛（任軍區陸軍總醫院內科副主任）商量，欲替“遠新首長”選美。決定借工作之便，在陸軍總醫院物色一個合適人選。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一番仔細察看比較，劉剛終於找到了一個十分理想的人選。此人是該院的一名護士，名叫全秀花，原籍浙江寧波，工人出身，現在家住上海。全秀花的長相在總醫院數百名女兵當中可稱首屈一指，料定毛遠新準會看中。然而好事多磨，當劉親自找全談話時方才知曉，全已是有夫之婦，其新婚丈夫是該院一名軍醫。劉大失所望，不免扼腕歎惜，誰知當全弄清究竟，馬上告訴劉剛說，她有一個小妹，尚未成婚，若論長相，比自己還要漂亮。
1971年下半年，劉剛便以學習的名義抵達上海，借口探望本院幹部家屬來到全家，見到了全秀花的小妹全秀鳳，果然生就一副麗人佳色，不負所望。且全秀鳳祖輩三人都是出大力的工人。祖父是踏三輪的，父親在滬一家工廠打工，家庭經濟狀況屬低而下之，恐怕做夢也不敢想象日後能和他們每天敬祝“萬壽無疆”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沾親。劉剛匆匆回沈，先和丈夫商量一番，夫婦認為，全的家庭出身正合毛澤東為毛遠新所定的調子，全秀鳳本人的長相無懈可擊，惟其文化水平較低，又是一個普通女工，能否配得上毛遠新尚有些拿不準，不敢冒昧。最後決定，先把此事告訴毛遠新的秘書李金德，讓他非正式地打探毛遠新的態度。不久，李回話說：“首長有意，要看看全秀鳳的照片。”劉剛夫婦如接聖旨，喜出望外。親自寫信給全秀鳳，要她火速寄一張放大的近照來，但不知何故，竟無回音。
以後，劉又接連發出兩封信，仍是泥牛入海。劉急不可耐，遂同李金德商量，索性親自去一趟上海，直截了當向全秀鳳講明，並把她帶到沈陽，讓毛遠新親眼看看。就這樣，1972年11月，劉和李一同趕到上海，將全秀鳳帶到沈陽，住在劉家，接著安排毛、全兩人見了麵。毛遠新時年32，全剛剛20.毛遠新見了全秀鳳，為她的年輕姿色所動，不但表示同意，而且向李金德暗示，盡快結婚，要讓毛澤東80大壽之前抱“孫子”。時間滿打滿算隻有一年，事不宜遲，全在沈陽住了十天，便被安排回滬辦手續，馬上來沈陽結婚。
1972年12月24日，毛遠新和全秀鳳在沈陽軍區第三招待所舉行了婚禮。婚後不久，毛遠新即帶全秀鳳進京去見了毛澤東和江青。毛澤東向他們表示祝賀，並且專門和全秀鳳交談了十分鍾，用全秀鳳的話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全秀鳳和毛遠新結婚的同時，便被批準參了軍，以後被任命為宣傳幹事，行政23級。誰料，好景不長。1975年9月，毛遠新被急調進京。第二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接著“四人幫”被粉碎。而遠在沈陽的全秀鳳對毛遠新的情況卻一無所知。入冬時，還托人給毛遠新捎去一套毛衣、褲，另有兩條高檔香煙，表示對丈夫的眷戀之情。誰知不久，竟被退了回來。正當全滿腹狐疑，中央傳達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全也接到通知，毛遠新作為“四人幫”的一員新幹將，同時被抓。這真是晴天一聲霹靂，全秀鳳茫然不知所措。經過與姐姐、姐夫商量，全秀鳳向組織表態，堅決擁護中央的英明決策，並表示堅決同丈夫劃清界限，還提出三條具體措施：一、同毛遠新離婚；二、將她與毛遠新懷的胎兒打掉；三、複員回上海，重新當工人。
全秀鳳提出的三條要求，其中最緊迫的就是墮胎問題。有關領導對全的離婚與回上海暫未理睬，隻答覆說：考慮到全已懷孕七個月，不能墮胎。全隻好懷著毛遠新留下的這顆不祥的種子，在極度惶恐不安中苦熬度日。1977年1月，全秀鳳臨產，生下一個女孩，取名全莉莉。女孩長得酷似全秀鳳，十分漂亮可愛。但不久便發現，莉莉原來又聾又啞，這是因為全秀鳳在保胎期間服用了過多的藥物，使這個無辜的生命受到嚴重傷害。1978年，全秀鳳被定性為“說錯話，作錯事”，可以保留黨籍，複員回滬。上海有關部門將她安置在針織×廠第二車間當一名收發員。1989年走出監獄的毛遠新被安排在西安居住。於是全秀鳳提出申請，經過批準，前不久她帶上女兒由上海遷居西安，同毛遠新團聚。這是後話。
從此，在姚文元的“導演”下，《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評論《水滸》的各種社論、評論和理論文章，在全國掀起了一個評《水滸》的高潮。
其實，“四人幫”熱心於評《水滸》的目的，完全是別有用心，另搞一套，“醉翁之意不在酒”。自從評論《水滸》的運動開始以後，在1975年5月3日和5月27日、6月3日三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分別受到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批評、向毛澤東和中央政治局寫過書麵檢討、一度消沉的江青，故態複萌，借評《水滸》之機，又猖狂起來。
8月下旬，江青對文化部長於會泳等人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大隊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借題發揮，含沙射影，無中生有，製造事端，大講了一通評論《水滸》“要聯係實際”問題。她說：
“首先向同誌們報告一個好消息，咱們主席的身體很健康。最近在接見西哈努克親王他們的時候，主席的眼睛都能看得見西哈努克頭上的白發，聽覺比我好。最近評《水滸》是我們主席親自批的，因為我們黨內有十次路線錯誤，今後還會有的。不學就不能夠識別壞人嘛！林彪就學馮玉祥啊！他是大盜竊犯、大貪汙犯。說他怎麽艱苦啦，睡硬板床啦，燒煤球爐啦；什麽一塊饃饃一次吃不完留著下次吃啦，才見鬼喲！我去看了他那個床頭上有一塊很寬很大的木板，上頭盡寫著吃什麽，吃什麽有營養價值。其中還有很滑稽的事情，說什麽吃茶葉膀胱出汗。請問膀胱出汗誰知道？還說吃杏脯，吃一個不出汗，吃兩個出汗。我說好，我來試驗試驗，結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拚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為做過放射治療。那個家夥他是造謠，所以你們不要把評《水滸》看成是文學界的事。主席對學馬列的講話，有人就不提，膽敢刪掉。現在我們批《水滸》，就是要看清宋江是如何排斥晁蓋，架空晁蓋的。他把那些土豪劣紳、武將文吏請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崗位統統都占領了。不然，他那麽容易得逞？晁蓋一死，第二天全部實現了。所以說，搞修正主義很容易。我每天是‘聞雞起舞，枕戈待旦’嘛！大家要提高警惕。”
9月17日，江青又在大寨召集北京電影製片廠、長春電影製片廠、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新華社、《人民日報》、法家著作注釋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等單位的100多人進行談話。在談話中，江青再次大放厥詞，胡言亂語，攻擊別人，美化自己。她說：
“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33條語錄政治局一遍都沒有學完。”“他們反對學理論，反對限製資產階級法權。”
“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
“最近，有那麽一些人，把主席批評我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傳達的，政治局沒有討論，給傳出去了。”
“我這個人天天挨罵，修正主義罵我，共產黨員還怕挨罵嗎？”“在北京我跟他們鬥了半年多了。”
江青在大寨這兩次講話，哪裏是在評論《水滸》，分明是在借古喻今，指桑罵槐，肆意誣蔑、誹謗、影射周恩來、鄧小平和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發泄對中央政治局兩次會議批評她的不滿情緒；蓄意把評論《水滸》的矛頭指向現實的政治生活，為她和“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
在“四人幫”控製下的輿論工具，也按照“四人幫”的意圖，極盡影射之能事，鋒芒所向，“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8月28日，《紅旗》雜誌第九期發表《重視對〈水滸〉的評論》一文。文章說：“充分開展對《水滸》這部書的批判，充分發揮這個反麵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眾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麵目。”
8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水滸〉》的長篇文章。說：“在社會主義曆史階段，要反修防修，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必須知道投降派，識別投降派，反對投降派。”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社論。社論中把毛澤東評論《水滸》的談話用黑體字排印出來，公開發表。並強調指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
在江青一夥借著評論《水滸》，大肆鼓噪“要聯係實際”，大批“黨內的投降派”的時候，身患癌症，重病在身的周恩來，對江青一夥的險惡用心是十分清楚的。早在四屆人大閉幕以後，由於“四人幫”的“組閣”陰謀在四屆人大上被徹底挫敗，氣極敗壞，就把周恩來視為他們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的最大障礙，多次挑起事端，利用各種機會，進行攻擊。周恩來始終以大局為重，以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為重，堅持黨的原則，不給“四人幫”篡權奪權的陰謀以絲毫可乘之機。但是，他也確實考慮過同“四人幫”進行堅決的毫不調和的鬥爭，可能會出現的各種後果。1975年7月1日，周恩來在同來訪的泰國總理克立？巴莫簽署了中國和泰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以後，一部分工作人員抓住攝影記者還在的機會，圍住周恩來，要求同他合影。周恩來同意了大家的要求，但又語意深重地說：“照可以照，但將來可不要在我的臉上劃××。”（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一個人被“打倒”了，與他合過影的人，為了表示與他劃清政治界限，往往要在合影照片上的這個人臉上劃上××）工作人員聽了，心情都十分沉重。
麵對江青一夥借著評《水滸》所進行的肆意誹謗，周恩來心中充滿了悲憤。他要用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光明磊落，反擊“四人幫”這一夥躲在陰暗角落裏的卑鄙的政治小人的無恥攻擊。
1975年9月20日，在醫院對周恩來進行一次手術前。周恩來――這位把畢生的心血和精力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的革命家，這位在政治鬥爭的驚濤駭浪中拚搏了一輩子而一貫從容大度、坦然自若的著名政治家，這位既具有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又具有鋼鐵般的自製力和完美無缺的偉大人格的人民的好總理，或許意識到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他要來了自己於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用已經顫抖的手，鄭重地親筆簽上了自己的名字，並注明了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在進入手術室時，周恩來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來的這幾句話，擲地有聲，光明磊落，足可以驚天地而動鬼神！
這是周恩來在用自己最後的力量，來同“四人幫”這夥邪惡勢力所進行的堅決的抗爭！
這是周恩來在用自己最後的力量，來捍衛自己無私無畏，奮不顧身，衝鋒陷陣，舍身忘死，鞠躬盡瘁，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英勇奮鬥的一生的清白曆史。
這是周恩來在用自己最後的力量，來捍衛自己不容玷汙的政治尊嚴和崇高人格！
言為心聲。
惟至柔者至剛。
周恩來還在醫院一次同葉劍英的談話中，語重心長地說：要注意鬥爭方法，無論如何不能讓黨和國家的領導權落到“四人幫”手裏。周恩來的囑托，為葉劍英堅決同“四人幫”鬥爭增添了無窮的信心和力量。
在周恩來冷靜大度、風度翩翩的崇高形象中，永遠聳立著一個共產主義者所具有的勇於捍衛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鋼鐵般不可動搖的政治信念。
自1965年醞釀和發動“文化大革命”以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一夥是慣於借批判一本書掀起一場政治運動或打倒某個人的。請看下列事實：
1965年，江青、張春橋一手秘密策劃，背著中共中央主持一線工作的負責人，私自在上海布置姚文元撰寫了長篇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以後，揭開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罷官》的作者、著名曆史學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因此而受到批判，最後被置於死地。
1967年，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撰寫了《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的長篇文章，4月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不點名地對劉少奇進行大肆攻擊、誣蔑。不久，劉少奇即被作為“中國的赫魯曉夫”“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公開批判，最後被徹底打倒，亡命開封。
1967年9月8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姚文元撰寫的長篇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對陶鑄肆意誣蔑，並用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穿鑿附會等手法，對陶鑄過去出版的兩本書進行“無限上綱”的批判。陶鑄很快由“黨內最大的保皇派”被上升為“大叛徒”，遭到關押監禁，死於合肥。
如今，“四人幫”又企圖利用評《水滸》大作文章，故伎重演，含沙射影，把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指向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以後，恢複工作，重新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的一大批領導幹部；指向四屆人大新任命的國務院和各部委負責人；其狼子野心，何其毒也。早已在曆時九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看穿了“四人幫”陰謀伎倆的中國人民，對“四人幫”的罪惡行徑表示了極大的義憤。
江青在大寨講話以後，就有正直無私的新華社記者甘冒風險，將江青的講話記錄整理後，報給了新華社負責人。新華社負責人覺得此事重大，又上報給了毛澤東，引起了毛澤東對江青的極大憤慨。
當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召開期間，江青向主持大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要求，在大會上播發她9月12日在大寨大隊群眾大會上的評《水滸》講話錄音時，華國鋒不敢作主，請示了毛澤東。毛澤東當即批評江青的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又說：“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由於毛澤東的嚴厲斥責，江青一夥妄圖利用評《水滸》製造新的政治動亂的陰謀，終於沒有得逞。
實際上，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據當年為毛澤東讀書的北京大學中文係那位女教師回憶，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本意就是回答女教師提出的關於如何評價中國幾部古典小說的問題，根本沒有包含其他意思。
女教師是這樣回憶的：
主席一向關心曆史、哲學史和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重視對作家作品的評論。當時，他老人家雖在病中，日理萬機之餘，仍是手不釋卷；尤其愛讀魯迅的文章，讀時，常常發出讚許的笑聲。偶或，他也讓我提些問題，然後，通過解答，親切慈祥地給我講點曆史、文學史和魯迅。我曾向他請教過關於一些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1975年）8月13日，我又請教了關於他提到過的那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他先講了《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幾部書的問題，然後談到了《水滸》。關於《水滸》，學術界的基本評價，向來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說，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農民運動的史詩。但到1974年，《北京日報》到北大中文係約寫一篇批判《水滸》的文章時，卻透露說《水滸》是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由於不是正式消息，對精神實質理解不一，學術界在討論時，分歧又很大，這篇文章沒有發表。因此，當談到《水滸》時，我順便向主席請教了這件事。主席說，那兩句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接著我又請教他：既然如此，那麽《水滸》一書的好處在哪裏？應當怎樣讀它……
從以上這段回憶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毛澤東純粹是為了答複女教師的“請教”，才談了關於如何評價《水滸》的那一番話的。
而“四人幫”所搞的評《水滸》運動，則完全是借題發揮，另搞一套。
“四人幫”企圖利用評《水滸》，發動一場政治動亂的陰謀雖然被毛澤東及時製止了，然而，隨著鄧小平主持的全麵整頓的深入發展，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在如何看待和對待“文化大革命”問題上卻出現了明顯的分歧。
毫無疑問，毛澤東最初對鄧小平是信任的、是堅決支持的，對鄧小平的魄力、能力、才幹和工作作風尤為看重。不然他也不會親自提議把鄧小平放在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上，親自批準由鄧小平主持中央黨政軍的日常工作，親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和“四人幫”，親自把鄧小平作為自己晚年選擇的接班人，寄予無限的希望，授予極大的權力，賦予極重的責任，多次給予高度的評價。
但是，鄧小平對全國各個方麵的全麵整頓，不能不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所實行的許多錯誤政策，不能不逐漸發展成為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比較係統的糾正。而“文化大革命”又恰恰是毛澤東晚年極為重視的一件事。他已經知道這件事擁護的人少，反對的人多，也在“九？一三”事件以後逐漸糾正了一些他所意識到的“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多次表示對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打倒一切，全麵內戰”很不讚成。但總的來說，毛澤東一直沒有能夠從總體上、從全局上、從根本上認識到“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並且一直在全局上對“文化大革命”持肯定的態度。而1975年全麵整頓給全國各行各業帶來的顯著變化，在事實上是對“文化大革命”錯誤的一個有力的否定。
鄧小平所進行的全麵整頓的性質，從實質上說，發展下去，將是從理論到實踐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因此，全麵整頓遭到依靠“文化大革命”才飛黃騰達、竊據黨政要職，並企圖繼續依靠“文化大革命”篡黨奪權的“四人幫”的強烈反對。
第二節 危難之秋巨星隕落華國鋒初入中南海（1）
鄧小平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合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在與病魔的搏鬥中耗盡了生命的最後一絲精力。華國鋒被毛澤東親自選定為國務院代總理，一下子堵住了張春橋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路子”。“億瓣心鑲人民將總理永遠懷念，萬年長青總理為人民一片丹心。”“據此免除鄧小平的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1976年7月6日下午3時1分，朱德安祥地睡了，永遠永遠地睡了。23秒鍾內，唐山市發生了曆史上最大的慘劇。1976年9月9日零時10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政協名譽主席毛澤東逝世。
樹欲靜而風不止，“四人幫”又起“批鄧”風
1975年11月2日上午10時10分左右，一輛紅旗牌轎車在中南海遊泳池旁的一所宅院門前停下來。車門打開，一個年輕人從車裏邁出來。他是毛遠新。
毛遠新，毛澤民的兒子，毛澤東的侄子。他剛到毛澤東身邊生活時，還是一個剛剛帶上紅領巾的娃娃。他比李訥還小一歲，是在毛澤東身邊生活的孩子中最小的一個，連李訥都稱他為“小豆豆”。他那時也是最矮的一個，比李訥還低半個頭。
他的媽媽朱丹華把他交付給毛澤東時的情景，可謂是催人淚下。
朱丹華領著毛遠新穿過“菊香書屋”的過廳走到院內，正好毛澤東從辦公室裏走出來站到院子裏（可能他得到訊息，他們母子要來見他）。毛澤東僵立在辦公室門前看著朱丹華及毛澤民的遺孤向他走來，他沒有動而是木然而呆滯地站立著，麵向著西方。這個方位，正是朱丹華和毛遠新走過來的方向，也是毛澤東的親手足毛澤民烈士慘死在新疆盛世才刀下的方向。毛澤東那射向西方的茫然的視線，也許是在悼念著亡靈，是在安慰九泉之下的忠魂吧！朱丹華走到毛澤東跟前，他那呆滯茫然的神態尚未醒轉過來。他心中的默默話語大概是對自己那既是同誌，又是戰友，又是弟弟的烈士毛澤民在敘說……
這時朱丹華已經雙膝跪在了毛澤東的麵前，並接連磕了三個頭（這重大的禮節在中南海是很難看到的）。
朱丹華雙眼含著淚花說：
“主席，我就把遠新交托您撫養啦。”
“好！遠新我來撫養，你放心地走罷。”
毛澤東將右手搭在毛遠新的左肩上，毛遠新緊靠在他的左腿前，也麵向著他媽媽，毛澤東同時彎下腰去示意朱丹華起來。而後又是呆呆地平視著西方，好像仍是在憑吊他那犧牲在新疆的大弟弟毛澤民，並告他：安息吧！我會把遠新照顧好的！
朱丹華站起身來，又向毛澤東深深地鞠了一躬，這是她告別的禮節，下跪是托交毛遠新的禮節，然後她忍著難舍難分的離別之情，將身子轉了過去。朱丹華改嫁走了，她的背影消失在“菊香書屋”大門口的南側走廊裏，她頭也沒有回一下地走了……
毛澤東的視線仍然凝視著西方，是目送朱丹華遠去，也是再次懷念他的弟弟。毛遠新緊緊地偎依在他的左膝旁，看著媽媽走去的背影……
從此以後，毛澤東把毛遠新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看待。帶他遊泳，教他讀書，常常教導他，激勵他上進。
毛遠新長大成人後，對他的婚姻大事，毛澤東也曾多次過問。他對毛遠新說：“幹部子弟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找對象不要找幹部子弟，要找工農子弟。”伯父有言在先，毛遠新隻得遵從。幹部子弟不能找，一般工農子弟哪個敢鬥膽向他求愛？於是毛遠新30多歲尚未結婚。
當時，毛遠新任遼寧省革委會副主任和沈陽軍區政委，始終獨身一人。有關領導看在眼裏，急在心頭。軍區參謀長楊名迪和夫人劉剛（任軍區陸軍總醫院內科副主任）商量，欲替“遠新首長”選美。決定借工作之便，在陸軍總醫院物色一個合適人選。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一番仔細察看比較，劉剛終於找到了一個十分理想的人選。此人是該院的一名護士，名叫全秀花，原籍浙江寧波，工人出身，現在家住上海。全秀花的長相在總醫院數百名女兵當中可稱首屈一指，料定毛遠新準會看中。然而好事多磨，當劉親自找全談話時方才知曉，全已是有夫之婦，其新婚丈夫是該院一名軍醫。劉大失所望，不免扼腕歎惜，誰知當全弄清究竟，馬上告訴劉剛說，她有一個小妹，尚未成婚，若論長相，比自己還要漂亮。
1971年下半年，劉剛便以學習的名義抵達上海，借口探望本院幹部家屬來到全家，見到了全秀花的小妹全秀鳳，果然生就一副麗人佳色，不負所望。且全秀鳳祖輩三人都是出大力的工人。祖父是踏三輪的，父親在滬一家工廠打工，家庭經濟狀況屬低而下之，恐怕做夢也不敢想象日後能和他們每天敬祝“萬壽無疆”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沾親。劉剛匆匆回沈，先和丈夫商量一番，夫婦認為，全的家庭出身正合毛澤東為毛遠新所定的調子，全秀鳳本人的長相無懈可擊，惟其文化水平較低，又是一個普通女工，能否配得上毛遠新尚有些拿不準，不敢冒昧。最後決定，先把此事告訴毛遠新的秘書李金德，讓他非正式地打探毛遠新的態度。不久，李回話說：“首長有意，要看看全秀鳳的照片。”劉剛夫婦如接聖旨，喜出望外。親自寫信給全秀鳳，要她火速寄一張放大的近照來，但不知何故，竟無回音。
以後，劉又接連發出兩封信，仍是泥牛入海。劉急不可耐，遂同李金德商量，索性親自去一趟上海，直截了當向全秀鳳講明，並把她帶到沈陽，讓毛遠新親眼看看。就這樣，1972年11月，劉和李一同趕到上海，將全秀鳳帶到沈陽，住在劉家，接著安排毛、全兩人見了麵。毛遠新時年32，全剛剛20.毛遠新見了全秀鳳，為她的年輕姿色所動，不但表示同意，而且向李金德暗示，盡快結婚，要讓毛澤東80大壽之前抱“孫子”。時間滿打滿算隻有一年，事不宜遲，全在沈陽住了十天，便被安排回滬辦手續，馬上來沈陽結婚。
1972年12月24日，毛遠新和全秀鳳在沈陽軍區第三招待所舉行了婚禮。婚後不久，毛遠新即帶全秀鳳進京去見了毛澤東和江青。毛澤東向他們表示祝賀，並且專門和全秀鳳交談了十分鍾，用全秀鳳的話說：“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
全秀鳳和毛遠新結婚的同時，便被批準參了軍，以後被任命為宣傳幹事，行政23級。誰料，好景不長。1975年9月，毛遠新被急調進京。第二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接著“四人幫”被粉碎。而遠在沈陽的全秀鳳對毛遠新的情況卻一無所知。入冬時，還托人給毛遠新捎去一套毛衣、褲，另有兩條高檔香煙，表示對丈夫的眷戀之情。誰知不久，竟被退了回來。正當全滿腹狐疑，中央傳達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全也接到通知，毛遠新作為“四人幫”的一員新幹將，同時被抓。這真是晴天一聲霹靂，全秀鳳茫然不知所措。經過與姐姐、姐夫商量，全秀鳳向組織表態，堅決擁護中央的英明決策，並表示堅決同丈夫劃清界限，還提出三條具體措施：一、同毛遠新離婚；二、將她與毛遠新懷的胎兒打掉；三、複員回上海，重新當工人。
全秀鳳提出的三條要求，其中最緊迫的就是墮胎問題。有關領導對全的離婚與回上海暫未理睬，隻答覆說：考慮到全已懷孕七個月，不能墮胎。全隻好懷著毛遠新留下的這顆不祥的種子，在極度惶恐不安中苦熬度日。1977年1月，全秀鳳臨產，生下一個女孩，取名全莉莉。女孩長得酷似全秀鳳，十分漂亮可愛。但不久便發現，莉莉原來又聾又啞，這是因為全秀鳳在保胎期間服用了過多的藥物，使這個無辜的生命受到嚴重傷害。1978年，全秀鳳被定性為“說錯話，作錯事”，可以保留黨籍，複員回滬。上海有關部門將她安置在針織×廠第二車間當一名收發員。1989年走出監獄的毛遠新被安排在西安居住。於是全秀鳳提出申請，經過批準，前不久她帶上女兒由上海遷居西安，同毛遠新團聚。這是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