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章 田中光臨遊泳池！毛澤東禮贈楚辭(22)
王洪文，1935年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郊區一個農民的家庭，自幼務農。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朝鮮戰爭爆發，應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政府的邀請，中國政府派出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參戰。王洪文於1951年4月參加中國人民誌願軍，來到朝鮮戰場，先後擔任過警衛員、師通信科通信員。雖說沒有打過仗，總算也上過幾天戰場。當兵五年半，在部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以後，複員到上海工作。
1964年，王洪文調到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工作，任保衛員，也就是個保衛幹事。這裏，成為王洪文從政的開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亂世英雄起四方”，王洪文也帶領一班人造了廠黨委的反，成為上海國棉十七廠的“造反領袖”。隨後，又殺上社會，與社會上各單位的造反派組織糾合在一起。當上海各廠的所謂“工人造反派”討論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時，王洪文以“中共黨員”“複員軍人”“保衛科幹部”三塊牌子，贏得了與會者的擁護，順利當選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核心組”成員，成為名副其實的“造反司令”。
你別看“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打倒一切”，真正到了群眾組織推選“頭頭”時，還真要找一些曆史清白，頭上沒有“小辮子”可抓的人出麵作頭麵人物呢！造反派組織中曆來缺乏中共黨員，因為黨員、幹部、勞動模範大多都是站在“保黨委”一邊的。這樣王洪文便占了便宜，得以脫穎而出。西漢末年，農民起義軍推選首領，還要找一個有西漢劉氏血緣關係的放牛娃劉盆子作名義領袖，以資號召。看起來，在中國這個封建傳統延續了幾千年的國家裏，無論是古代的草莽英雄，還是現代的“造反組織”，骨子裏還真都有點“正統觀念”呢！
王洪文成為上海“工總司”負責人後，於1967年開始與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姚文元原為上海《解放日報》編委，“文革”爆發後被越級提拔為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但並沒有幾天，就又“升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因此，人們一般不知道他曾任市委宣傳部長一職）姚文元結合在一起，根據張春橋，姚文元的旨意，大鬧上海，大亂上海，搞垮了上海市委，成為在全國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工人造反派領袖”。
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幕後策劃，王洪文率領“造反派”衝鋒陷陣，刮起了所謂的“一月風暴”，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黨、政、財、文大權，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因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遂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姚文元是當然的第一、二把手，王洪文作為“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為第三把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奪權”以後的中共上海市委成立後，張春橋任第一書記、姚文元任第二書記、王洪文任書記，依然是第三把手。
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王洪文第一次在全黨、全國人民麵前“亮相”。“工人代表”——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響亮的牌子，也許是考慮到王洪文的“代表性”，他被推選為中共九大主席團成員。在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專門提到了王洪文的“造反行動”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上的“重要地位”。林彪念道：“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毛主席及時地總結了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經驗，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
在4月14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林彪講話以後，王洪文作為工人代表第五個發了言。頓時成為引人注目的“新聞人物”。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當選為中央委員。
也許，在中共九大上，王洪文的發言已經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時，9月10日在上海停留了幾個小時，王洪文作為上海市委書記、上海警備區政治委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當時，林彪反革命集團正布置在上海暗殺毛澤東。“九一三”事件後，王洪文根據中央指示，與南京軍區派到上海的負責人一起，執行了中央關於立即逮捕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王維國（駐上海的空四軍政治委員）、陳勵耘（駐杭州的空五軍政治委員）的任務。事情辦得幹脆利落，想必進一步加深了在毛澤東頭腦裏的印象。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不久，1972年9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王洪文由上海調到中央工作，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國務院會議、中央軍委會議。實際上，從這時起，毛澤東已經開始把王洪文作為新的“接班人”來進行“考察”了。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主要議程是為召開中共十大作準備。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宣布解放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等13名老幹部；又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會議還決定：
由王洪文與張春橋、姚文元一起負責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
由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向十大提出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
8月20日，在“中共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會議上，周恩來宣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王洪文任“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任副主任。
此時，毛澤東選擇王洪文為“接班人”的意向已經十分明確了。
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擔任了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王洪文正式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後，毛澤東曾經對他寄予了厚望，從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先後16次讓王洪文陪同，會見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便在各種場合樹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動經驗。對於毛澤東的這種做法，一位英國記者作了如下評述：“三十八歲的上海造反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為毛的繼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後每一次會見外國首腦，坐在他兩側的總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歲，是毛的同輩戰友。因此，毛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來的中國，是王洪文的中國。毛顯然已經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訓，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入中共黨章。但是，毛仍明確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為毛畢竟已是八十老翁，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時，可以使人口眾多、派係紛爭激烈的中國，有一個眾所公認的領袖，避免中國的內戰和混亂……”
王洪文，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發跡，在中共十大上騰飛的“政治明星”的引人注目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廣泛關注和評論。
然而，繼林彪以後，毛澤東又一次選錯了接班人。
毛澤東學識淵博，手不釋卷，經史子集、詩詞歌賦，馬列經典，國際政治，無不了然於胸，融匯貫通，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既是偉大的革命家，又是偉大的政治家、理論家、哲學家、戰略家、思想家，是一位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曆史於一身，融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為一體，具有雄才大略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而王洪文長期浪跡於上海“十裏洋場”，擅長的是“衝衝殺殺”這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領。靠“造反”奪權，登上領導崗位後，平日裏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文件。經常是和一班狐群狗黨為伍。過著吆五喝六，呼朋喚友，吃喝玩樂，紙醉金迷，花天酒地的逍遙自在的日子。初到北京時，還能規規矩矩幾天。登上高位以後，哪裏過得慣整天開會、談話、批閱文件、一熬熬上一個通宵這種苦日子。天長地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廬山真麵目”。
中共十大以後，王洪文曾主持過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實踐證明，他根本不具備作為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應當具備的治國安邦的基本素質，沒有能力擔當如此大任。別看在上海灘“衝衝殺殺”“一呼百應”可以，在北京、在中央機關、在一個泱泱大國負責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麽簡單的了。不久，毛澤東仍然讓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平日裏，王洪文喜歡吸高檔香煙，喝高級名酒，講究穿高級衣服，坐舒適的豪華轎車；喜歡開著摩托車沿中南海兜風，晚上坐著吉普車到首都機場的草叢中去打兔子；喜歡拿著高級釣魚竿在“釣魚台”釣魚（這下子“釣魚台”可成了真正的“釣魚台”了）；喜歡打撲克，一打就打上半個通宵。整個一副上海灘十裏洋場“闊少”的模樣。就是不喜歡開會，不喜歡聽匯報，不喜歡批閱文件，自稱一讀馬列著作和書報就“頭痛”。
王洪文的這種“十裏洋場的闊少爺”作風，切不說中央機關其他人無不側目而視，就連“四人幫”中老謀深算的張春橋也頗有微詞。當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時，張春橋私下發牢騷說：“王洪文他算老幾，他憑什麽主持中央工作。”但牢騷歸牢騷，他們畢竟是一丘之貉，在重大問題上，王洪文還是一切聽命於張春橋指揮的。
對於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後的生活作風，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是最清楚不過的了。曾擔任王洪文警衛工作的王愛清揭發說：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輛汽車。他到外地坐飛機，三叉戟還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來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滿意，大發牢騷說：廚師不給好的，理發椅子型號不對，枕頭不好，床單不好，台燈不好，給的橘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為了圖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給他推拿一兩個小時。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
一日三餐，頓頓是雞、鴨、魚、肉，還嫌不夠，又提出要吃燕窩。經常吃烤蛤蜊，有時還吃炸牛排、牛尾湯等法國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參”“三鞭”等名酒。
他不讀書，不看報，經常要秘書廖祖康代他劃圈批文件，他把絕大多數時間和精力用來玩牌、下棋、釣魚、打獵、打鳥、看電影。為了打獵，甚至不參加會議，不接電話。他釣魚有時從早上四五點鍾一直釣到九十點鍾，從下午三點一直釣到晚上八九點鍾。他用的釣魚杆，有的是從外國進口的，一根100多元，他用的釣餌還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戰備為名，從部隊弄來吉普車，裝上專用燈光，經常深更半夜帶人驅車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還經常打野鴨子，要工作人員為他趕鴨子。
他還經常在住地周圍打鳥玩。他共有獵槍、鳥槍12枝。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個小時，打撲克有時長達十幾小時。王洪文有時竟摔手表玩，一邊摔一邊說什麽：反正戴手表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
1976年，王洪文從國家體委要了一輛“佳娃”牌摩托車，一日數次騎著玩。
王洪文的秘書沈少良在“四人幫”被粉碎後，也揭發說：
“王洪文到北京後，生活上已有補貼，但他還每年數次向上海大量要錢，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來北京，他立即要人用專車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談，這已成為慣例。對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經常用請客送禮等手段，進行陰謀活動。王洪文在住地請客，用的都是高級酒、菜、煙、茶，但他感到還不闊氣，就到大飯店設宴招待，中國菜吃膩了，還要做外國菜。他這些小兄弟經常比誰被請的次數多，吃得高級，誰最受王的信任……”
在政治上，王洪文在上海時就聽慣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指示”，習慣於按照張、姚的“指示”辦事，現在，雖然躍居於張春橋、姚文元之上，成了張、姚的上級和領導，但仍然是張、姚怎麽說他就怎麽做，一切聽命於張、姚的意見。同時，又與江青建立了直接聯係。於是，在中央政治局內，正式形成了一個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為成員的“四人小宗派”。毛澤東批評他們為“四人幫”。平時，人們因其以上海人居多，也稱之為“上海幫”。
王洪文擔任中央副主席以後的言行，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深思——王洪文根本就不具備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基本素質，根本就不是一個合適的接班人。
這時，毛澤東已經是80高齡的老人了。在與外國政治家的會見中，毛澤東雖然仍以慣常的幽默和機敏開著玩笑，但幽默的話語裏亦不無幾分無奈。“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是毛澤東幾次談到的一個話題。
毛澤東，這位中國人民無比敬仰的偉大領袖和導師，在自己的暮年，是多麽急於找到一位合適的接班人嗬！80高齡的老人家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後事嗬！
時間不等人。毛澤東決心重新選擇新的接班人。
在現有的第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朱德、董必武均是與自己同時代的人，年齡大體上不相上下。
李德生是一位軍隊幹部（關於毛澤東是否考慮過培養李德生為接班人的問題，筆者將在另一本書中詳細論述）。
王洪文，實踐已經證明，不是理想的接班人選，但也不宜一下子立即撤掉，隻好留在原來的位置上，繼續考察了。
張春橋是一個文人，寫寫文章還可以，委以“接班人”的重任顯然不妥。況且，許多老同誌、老幹部，都對這個“眼鏡蛇”一般的人物極為反感。有的老同誌還反映張春橋有“曆史問題”。
經過反複思考、反複比較、反複權衡，毛澤東想到了鄧小平。
鄧小平現任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能治國，能安邦，會打仗，善外交，具有長期的指揮革命戰爭的豐富經驗；具有“文化大革命”前連續十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豐富經驗；具有在國際舞台上同蘇聯霸權主義作鬥爭的豐富經驗。他文能治國，武能安邦，內政外交，無不精通。並且辦事果斷，雷厲風行，思想敏銳，性格剛毅，立黨為公，不搞幫派，處事沉穩，深得眾望。早在50年代，就曾對鄧小平寄予了厚望，隻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才打斷了事物發展的正常進程。
想到這裏，毛澤東下定了決心，對鄧小平委以重任。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會議在毛澤東的書房兼會客室進行。
看上去毛澤東很虛弱。一年前，他曾患心肌梗塞，一度垂危。經全力救治，終未發生不幸。不過，這次病重後，他的身體始終未完全恢複。
政治局委員們用心地聆聽毛澤東的發言。對他們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與其說是來參加黨的會議，不如說是來接受長者的訓導和教誨。
毛澤東批評政治局和軍委。
“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
早在這年初，毛澤東就曾批評“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
毛澤東說：“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後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開會，到這裏來。我毫無辦法，我無非是開個政治局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麵講。”
接著，毛澤東又換了一個話題：
“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
他麵朝葉劍英：
“你是讚成的，我讚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誌，他們也讚成。”
毛澤東建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於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員便一齊唱“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從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已不止一次地在開會或接見下級時，讓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希望全黨步調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其實，在那個動亂時期，不要說全黨步調一致，政治局的步調就難以一致，盡管在毛澤東麵前一齊唱唱歌。僅僅是歌詞一致而已。
唱完歌，毛澤東又談。
“牛長角幹什麽？無非是鬥嘛！”毛澤東主張鬥爭哲學。
“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這是講各大軍區司令員。他認為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坐鎮，一呆就是20年，就會出現消極因素。
稍頃，毛澤東宣布重要決定。他指著剛剛複出的鄧小平說：
“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員靜靜地聽著，從他們的麵部表情看，似乎看不出對毛澤東宣布的這個決定有什麽不同的反映，但在他們的內心是有的要拍手叫好有的要氣得跺腳的。
“我們現在請了一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
毛澤東又轉身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棉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
這話，與其是說批評，不如說是讚許。
毛澤東講話常常是漫談，話題很廣，但始終貫穿他要闡明的觀點和思想。現在，他又換了一個話題。
“現在這麽多人看不起兒童團，我也是兒童團過來的，你們都是吧。”毛澤東一邊說，一邊環顧在座諸位，“你們那個青年時期，十幾歲二十幾歲就那麽高明，我就不信。”他強調不要看不起年輕人。
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中央召開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12月20日，毛澤東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高級將領。
毛澤東坐在書房的中央，左首坐著朱德總司令，右首坐著剛參加軍委工作的鄧小平，周恩來、江青等幾位政治局委員依次站立在毛澤東的右後側。王海容站在毛澤東的左後側，她是給毛澤東當“翻譯”的：把方言譯成普通話。
接見開始，毛澤東拍拍朱老總的肩膀：“這是好司令啊，是我們的紅司令啊，不是黑司令。”
毛澤東簡單地講了幾句之後，便與站立在一側的肖勁光、陳士榘、田維新和馬寧四位高級將領握手談話。
第一位是肖勁光大將，海軍司令員。毛澤東握著肖勁光的手問道：“身體好嗎？”
與陳士榘上將握手時，毛澤東問：“身體怎麽樣？”陳士榘立正回答說：“托主席的福，身體還好。”
“井岡山下來的人不多了。”毛澤東感歎了一句。
第三位與毛澤東握手的是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少將。
毛澤東問：“田維新同誌，你是哪兒人？”
“山東東阿人。”田維新答。
“曹植埋在什麽地方啊？”毛澤東又問。
“魚山。”田維新一麵回答，一麵想，主席是有準備的！
毛澤東又問：“左邊有個湖，是什麽湖？”
田想了一下說：“嗯，要說湖，那離魚山還遠，是東平湖。”
“噢，那就對口羅！”毛澤東考問完畢，話鋒一轉，說：“總政治部就交你負責了！”
聽到毛澤東的話，田維新毫無準備，感到很突然。不過他還是很快作出了反應：“德生同誌走了，總政就我一個副主任了。讓我繼續留在總政工作是需要的。請主席委派主任。”
“不，就是你負責了！”毛澤東以十分明確的語氣說。
田維新說：“我資曆、經驗都不夠，還請主席派個主任吧！”
毛澤東不再回答，開始與第四位將軍，空軍司令員馬寧握手談話。
與馬寧作了一番風趣幽默的談話之後，毛澤東再次開始向全體人員講話。講著講著，他向坐在前排的許世友問道：“我要你讀《紅樓夢》，你讀了沒有？”
“讀了。”許世友回答得很幹脆。
“讀了幾遍？”
“一遍。”
“一遍不夠，要讀三遍。”毛澤東隨口背了《紅樓夢》第一章中的一大篇文字。
自從毛澤東要求許世友讀《紅樓夢》以後，在座的高級將領幾乎都認真讀過這部古典文學名著。但是，無論是做軍事工作的，還是做政治工作的，沒有誰能大段大段地背誦《紅樓夢》。80高齡的毛澤東的這一番即席背誦，令在座的高級將領人人敬服不已。
背完《紅樓夢》，毛澤東還要許世友學周勃。周勃是西漢初年劉邦手下的名將，“重厚少文”，是劉邦去世後安劉滅呂的柱石。
第二天上午，會議分組討論。田維新分在周恩來所在的那個小組。參加這個小組討論的有紀登奎與北京、南京、沈陽三個大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以及唐聞生、王海容和毛遠新等。
討論結束時，當時主管組織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問周恩來：“命令怎麽寫？”周恩來指指田維新：“你問田維新。”說完就走了。
田維新說：“我也沒有經曆過調動八大軍區司令員的事。”
“那，明天上午，河北廳議。”紀登奎說。
次日上午，紀登奎、郭玉鋒（中央組織部部長）、田維新等人來到人民大會堂河北廳，草擬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
這天下午，政治局開會討論任免事項。盡管毛澤東事先已經表了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總理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元帥都在會上一度支持田維新出任總政治部主任，江青一夥卻堅決反對，並推出政治局常委張春橋為總政主任人選，此事隻好擱置了起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1975）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
1964年，王洪文調到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工作，任保衛員，也就是個保衛幹事。這裏，成為王洪文從政的開端。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亂世英雄起四方”，王洪文也帶領一班人造了廠黨委的反，成為上海國棉十七廠的“造反領袖”。隨後，又殺上社會，與社會上各單位的造反派組織糾合在一起。當上海各廠的所謂“工人造反派”討論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時，王洪文以“中共黨員”“複員軍人”“保衛科幹部”三塊牌子，贏得了與會者的擁護，順利當選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核心組”成員，成為名副其實的“造反司令”。
你別看“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打倒一切”，真正到了群眾組織推選“頭頭”時，還真要找一些曆史清白，頭上沒有“小辮子”可抓的人出麵作頭麵人物呢！造反派組織中曆來缺乏中共黨員，因為黨員、幹部、勞動模範大多都是站在“保黨委”一邊的。這樣王洪文便占了便宜，得以脫穎而出。西漢末年，農民起義軍推選首領，還要找一個有西漢劉氏血緣關係的放牛娃劉盆子作名義領袖，以資號召。看起來，在中國這個封建傳統延續了幾千年的國家裏，無論是古代的草莽英雄，還是現代的“造反組織”，骨子裏還真都有點“正統觀念”呢！
王洪文成為上海“工總司”負責人後，於1967年開始與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姚文元原為上海《解放日報》編委，“文革”爆發後被越級提拔為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但並沒有幾天，就又“升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因此，人們一般不知道他曾任市委宣傳部長一職）姚文元結合在一起，根據張春橋，姚文元的旨意，大鬧上海，大亂上海，搞垮了上海市委，成為在全國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工人造反派領袖”。
1967年1月，張春橋、姚文元幕後策劃，王洪文率領“造反派”衝鋒陷陣，刮起了所謂的“一月風暴”，篡奪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黨、政、財、文大權，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因受到毛澤東的批評，遂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張春橋、姚文元是當然的第一、二把手，王洪文作為“工人造反派”的代表人物為第三把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奪權”以後的中共上海市委成立後，張春橋任第一書記、姚文元任第二書記、王洪文任書記，依然是第三把手。
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王洪文第一次在全黨、全國人民麵前“亮相”。“工人代表”——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響亮的牌子，也許是考慮到王洪文的“代表性”，他被推選為中共九大主席團成員。在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專門提到了王洪文的“造反行動”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曆史上的“重要地位”。林彪念道：“具有革命傳統的上海工人階級，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廣大革命群眾、革命幹部聯合起來，於1967年1月自下而上地奪了舊市委、舊市人委中走資派的權力。毛主席及時地總結了上海一月革命風暴的經驗，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
在4月14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林彪講話以後，王洪文作為工人代表第五個發了言。頓時成為引人注目的“新聞人物”。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當選為中央委員。
也許，在中共九大上，王洪文的發言已經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時，9月10日在上海停留了幾個小時，王洪文作為上海市委書記、上海警備區政治委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當時，林彪反革命集團正布置在上海暗殺毛澤東。“九一三”事件後，王洪文根據中央指示，與南京軍區派到上海的負責人一起，執行了中央關於立即逮捕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王維國（駐上海的空四軍政治委員）、陳勵耘（駐杭州的空五軍政治委員）的任務。事情辦得幹脆利落，想必進一步加深了在毛澤東頭腦裏的印象。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不久，1972年9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王洪文由上海調到中央工作，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國務院會議、中央軍委會議。實際上，從這時起，毛澤東已經開始把王洪文作為新的“接班人”來進行“考察”了。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主要議程是為召開中共十大作準備。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宣布解放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等13名老幹部；又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
會議還決定：
由王洪文與張春橋、姚文元一起負責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
由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向十大提出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
8月20日，在“中共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會議上，周恩來宣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王洪文任“十大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任副主任。
此時，毛澤東選擇王洪文為“接班人”的意向已經十分明確了。
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擔任了大會主席團副主席；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王洪文正式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後，毛澤東曾經對他寄予了厚望，從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先後16次讓王洪文陪同，會見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便在各種場合樹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增加他的政治活動經驗。對於毛澤東的這種做法，一位英國記者作了如下評述：“三十八歲的上海造反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為毛的繼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後每一次會見外國首腦，坐在他兩側的總是周和王。周已七十五歲，是毛的同輩戰友。因此，毛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來的中國，是王洪文的中國。毛顯然已經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訓，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入中共黨章。但是，毛仍明確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為毛畢竟已是八十老翁，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時，可以使人口眾多、派係紛爭激烈的中國，有一個眾所公認的領袖，避免中國的內戰和混亂……”
王洪文，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發跡，在中共十大上騰飛的“政治明星”的引人注目的崛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廣泛關注和評論。
然而，繼林彪以後，毛澤東又一次選錯了接班人。
毛澤東學識淵博，手不釋卷，經史子集、詩詞歌賦，馬列經典，國際政治，無不了然於胸，融匯貫通，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既是偉大的革命家，又是偉大的政治家、理論家、哲學家、戰略家、思想家，是一位集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曆史於一身，融中華民族五千年燦爛文化為一體，具有雄才大略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而王洪文長期浪跡於上海“十裏洋場”，擅長的是“衝衝殺殺”這一套“造反派”的看家本領。靠“造反”奪權，登上領導崗位後，平日裏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習文件。經常是和一班狐群狗黨為伍。過著吆五喝六，呼朋喚友，吃喝玩樂，紙醉金迷，花天酒地的逍遙自在的日子。初到北京時，還能規規矩矩幾天。登上高位以後，哪裏過得慣整天開會、談話、批閱文件、一熬熬上一個通宵這種苦日子。天長地久，便耐不住寂寞，露出了“廬山真麵目”。
中共十大以後，王洪文曾主持過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實踐證明，他根本不具備作為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應當具備的治國安邦的基本素質，沒有能力擔當如此大任。別看在上海灘“衝衝殺殺”“一呼百應”可以，在北京、在中央機關、在一個泱泱大國負責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麽簡單的了。不久，毛澤東仍然讓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平日裏，王洪文喜歡吸高檔香煙，喝高級名酒，講究穿高級衣服，坐舒適的豪華轎車；喜歡開著摩托車沿中南海兜風，晚上坐著吉普車到首都機場的草叢中去打兔子；喜歡拿著高級釣魚竿在“釣魚台”釣魚（這下子“釣魚台”可成了真正的“釣魚台”了）；喜歡打撲克，一打就打上半個通宵。整個一副上海灘十裏洋場“闊少”的模樣。就是不喜歡開會，不喜歡聽匯報，不喜歡批閱文件，自稱一讀馬列著作和書報就“頭痛”。
王洪文的這種“十裏洋場的闊少爺”作風，切不說中央機關其他人無不側目而視，就連“四人幫”中老謀深算的張春橋也頗有微詞。當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時，張春橋私下發牢騷說：“王洪文他算老幾，他憑什麽主持中央工作。”但牢騷歸牢騷，他們畢竟是一丘之貉，在重大問題上，王洪文還是一切聽命於張春橋指揮的。
對於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後的生活作風，在他身邊工作的人是最清楚不過的了。曾擔任王洪文警衛工作的王愛清揭發說：
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輛汽車。他到外地坐飛機，三叉戟還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
王洪文的住地，本來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滿意，大發牢騷說：廚師不給好的，理發椅子型號不對，枕頭不好，床單不好，台燈不好，給的橘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為了圖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給他推拿一兩個小時。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
一日三餐，頓頓是雞、鴨、魚、肉，還嫌不夠，又提出要吃燕窩。經常吃烤蛤蜊，有時還吃炸牛排、牛尾湯等法國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參”“三鞭”等名酒。
他不讀書，不看報，經常要秘書廖祖康代他劃圈批文件，他把絕大多數時間和精力用來玩牌、下棋、釣魚、打獵、打鳥、看電影。為了打獵，甚至不參加會議，不接電話。他釣魚有時從早上四五點鍾一直釣到九十點鍾，從下午三點一直釣到晚上八九點鍾。他用的釣魚杆，有的是從外國進口的，一根100多元，他用的釣餌還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戰備為名，從部隊弄來吉普車，裝上專用燈光，經常深更半夜帶人驅車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還經常打野鴨子，要工作人員為他趕鴨子。
他還經常在住地周圍打鳥玩。他共有獵槍、鳥槍12枝。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個小時，打撲克有時長達十幾小時。王洪文有時竟摔手表玩，一邊摔一邊說什麽：反正戴手表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
1976年，王洪文從國家體委要了一輛“佳娃”牌摩托車，一日數次騎著玩。
王洪文的秘書沈少良在“四人幫”被粉碎後，也揭發說：
“王洪文到北京後，生活上已有補貼，但他還每年數次向上海大量要錢，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來北京，他立即要人用專車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談，這已成為慣例。對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經常用請客送禮等手段，進行陰謀活動。王洪文在住地請客，用的都是高級酒、菜、煙、茶，但他感到還不闊氣，就到大飯店設宴招待，中國菜吃膩了，還要做外國菜。他這些小兄弟經常比誰被請的次數多，吃得高級，誰最受王的信任……”
在政治上，王洪文在上海時就聽慣了張春橋、姚文元的“指示”，習慣於按照張、姚的“指示”辦事，現在，雖然躍居於張春橋、姚文元之上，成了張、姚的上級和領導，但仍然是張、姚怎麽說他就怎麽做，一切聽命於張、姚的意見。同時，又與江青建立了直接聯係。於是，在中央政治局內，正式形成了一個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為成員的“四人小宗派”。毛澤東批評他們為“四人幫”。平時，人們因其以上海人居多，也稱之為“上海幫”。
王洪文擔任中央副主席以後的言行，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深思——王洪文根本就不具備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基本素質，根本就不是一個合適的接班人。
這時，毛澤東已經是80高齡的老人了。在與外國政治家的會見中，毛澤東雖然仍以慣常的幽默和機敏開著玩笑，但幽默的話語裏亦不無幾分無奈。“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是毛澤東幾次談到的一個話題。
毛澤東，這位中國人民無比敬仰的偉大領袖和導師，在自己的暮年，是多麽急於找到一位合適的接班人嗬！80高齡的老人家不能不考慮自己的後事嗬！
時間不等人。毛澤東決心重新選擇新的接班人。
在現有的第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朱德、董必武均是與自己同時代的人，年齡大體上不相上下。
李德生是一位軍隊幹部（關於毛澤東是否考慮過培養李德生為接班人的問題，筆者將在另一本書中詳細論述）。
王洪文，實踐已經證明，不是理想的接班人選，但也不宜一下子立即撤掉，隻好留在原來的位置上，繼續考察了。
張春橋是一個文人，寫寫文章還可以，委以“接班人”的重任顯然不妥。況且，許多老同誌、老幹部，都對這個“眼鏡蛇”一般的人物極為反感。有的老同誌還反映張春橋有“曆史問題”。
經過反複思考、反複比較、反複權衡，毛澤東想到了鄧小平。
鄧小平現任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能治國，能安邦，會打仗，善外交，具有長期的指揮革命戰爭的豐富經驗；具有“文化大革命”前連續十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豐富經驗；具有在國際舞台上同蘇聯霸權主義作鬥爭的豐富經驗。他文能治國，武能安邦，內政外交，無不精通。並且辦事果斷，雷厲風行，思想敏銳，性格剛毅，立黨為公，不搞幫派，處事沉穩，深得眾望。早在50年代，就曾對鄧小平寄予了厚望，隻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才打斷了事物發展的正常進程。
想到這裏，毛澤東下定了決心，對鄧小平委以重任。
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會議在毛澤東的書房兼會客室進行。
看上去毛澤東很虛弱。一年前，他曾患心肌梗塞，一度垂危。經全力救治，終未發生不幸。不過，這次病重後，他的身體始終未完全恢複。
政治局委員們用心地聆聽毛澤東的發言。對他們其中的大多數人來說，與其說是來參加黨的會議，不如說是來接受長者的訓導和教誨。
毛澤東批評政治局和軍委。
“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
早在這年初，毛澤東就曾批評“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
毛澤東說：“軍委不議軍，政治局不議政，以後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開會，到這裏來。我毫無辦法，我無非是開個政治局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麵講。”
接著，毛澤東又換了一個話題：
“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
他麵朝葉劍英：
“你是讚成的，我讚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誌，他們也讚成。”
毛澤東建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於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員便一齊唱“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從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已不止一次地在開會或接見下級時，讓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毛澤東希望全黨步調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其實，在那個動亂時期，不要說全黨步調一致，政治局的步調就難以一致，盡管在毛澤東麵前一齊唱唱歌。僅僅是歌詞一致而已。
唱完歌，毛澤東又談。
“牛長角幹什麽？無非是鬥嘛！”毛澤東主張鬥爭哲學。
“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這是講各大軍區司令員。他認為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坐鎮，一呆就是20年，就會出現消極因素。
稍頃，毛澤東宣布重要決定。他指著剛剛複出的鄧小平說：
“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員靜靜地聽著，從他們的麵部表情看，似乎看不出對毛澤東宣布的這個決定有什麽不同的反映，但在他們的內心是有的要拍手叫好有的要氣得跺腳的。
“我們現在請了一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
毛澤東又轉身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棉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
這話，與其是說批評，不如說是讚許。
毛澤東講話常常是漫談，話題很廣，但始終貫穿他要闡明的觀點和思想。現在，他又換了一個話題。
“現在這麽多人看不起兒童團，我也是兒童團過來的，你們都是吧。”毛澤東一邊說，一邊環顧在座諸位，“你們那個青年時期，十幾歲二十幾歲就那麽高明，我就不信。”他強調不要看不起年輕人。
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中央召開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12月20日，毛澤東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高級將領。
毛澤東坐在書房的中央，左首坐著朱德總司令，右首坐著剛參加軍委工作的鄧小平，周恩來、江青等幾位政治局委員依次站立在毛澤東的右後側。王海容站在毛澤東的左後側，她是給毛澤東當“翻譯”的：把方言譯成普通話。
接見開始，毛澤東拍拍朱老總的肩膀：“這是好司令啊，是我們的紅司令啊，不是黑司令。”
毛澤東簡單地講了幾句之後，便與站立在一側的肖勁光、陳士榘、田維新和馬寧四位高級將領握手談話。
第一位是肖勁光大將，海軍司令員。毛澤東握著肖勁光的手問道：“身體好嗎？”
與陳士榘上將握手時，毛澤東問：“身體怎麽樣？”陳士榘立正回答說：“托主席的福，身體還好。”
“井岡山下來的人不多了。”毛澤東感歎了一句。
第三位與毛澤東握手的是總政治部副主任田維新少將。
毛澤東問：“田維新同誌，你是哪兒人？”
“山東東阿人。”田維新答。
“曹植埋在什麽地方啊？”毛澤東又問。
“魚山。”田維新一麵回答，一麵想，主席是有準備的！
毛澤東又問：“左邊有個湖，是什麽湖？”
田想了一下說：“嗯，要說湖，那離魚山還遠，是東平湖。”
“噢，那就對口羅！”毛澤東考問完畢，話鋒一轉，說：“總政治部就交你負責了！”
聽到毛澤東的話，田維新毫無準備，感到很突然。不過他還是很快作出了反應：“德生同誌走了，總政就我一個副主任了。讓我繼續留在總政工作是需要的。請主席委派主任。”
“不，就是你負責了！”毛澤東以十分明確的語氣說。
田維新說：“我資曆、經驗都不夠，還請主席派個主任吧！”
毛澤東不再回答，開始與第四位將軍，空軍司令員馬寧握手談話。
與馬寧作了一番風趣幽默的談話之後，毛澤東再次開始向全體人員講話。講著講著，他向坐在前排的許世友問道：“我要你讀《紅樓夢》，你讀了沒有？”
“讀了。”許世友回答得很幹脆。
“讀了幾遍？”
“一遍。”
“一遍不夠，要讀三遍。”毛澤東隨口背了《紅樓夢》第一章中的一大篇文字。
自從毛澤東要求許世友讀《紅樓夢》以後，在座的高級將領幾乎都認真讀過這部古典文學名著。但是，無論是做軍事工作的，還是做政治工作的，沒有誰能大段大段地背誦《紅樓夢》。80高齡的毛澤東的這一番即席背誦，令在座的高級將領人人敬服不已。
背完《紅樓夢》，毛澤東還要許世友學周勃。周勃是西漢初年劉邦手下的名將，“重厚少文”，是劉邦去世後安劉滅呂的柱石。
第二天上午，會議分組討論。田維新分在周恩來所在的那個小組。參加這個小組討論的有紀登奎與北京、南京、沈陽三個大軍區的司令員和政委，以及唐聞生、王海容和毛遠新等。
討論結束時，當時主管組織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紀登奎問周恩來：“命令怎麽寫？”周恩來指指田維新：“你問田維新。”說完就走了。
田維新說：“我也沒有經曆過調動八大軍區司令員的事。”
“那，明天上午，河北廳議。”紀登奎說。
次日上午，紀登奎、郭玉鋒（中央組織部部長）、田維新等人來到人民大會堂河北廳，草擬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
這天下午，政治局開會討論任免事項。盡管毛澤東事先已經表了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總理和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元帥都在會上一度支持田維新出任總政治部主任，江青一夥卻堅決反對，並推出政治局常委張春橋為總政主任人選，此事隻好擱置了起來。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1975）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任命張春橋為總政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