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4)
北戴河會議後，9月19日，中央成立基本建設委員會，接收計委原有關基建的工作，由陳雲負責。10月12日，陳雲擔任了國務院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負責領導全國的基本建設工作。他一上任，就組織召開了幾大協作區的基本建設工作會議。
當時基建戰線熱度也很高，計劃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資就有500多億元，而“一五”時期整個投資規模才400多億元。基建投資規律陡然加大，必然會造成物資全麵緊張。基建戰線盲幹浮誇風也開始蔓延。陳雲多年搞經濟工作，對此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但迫於“大躍進”環境，又不便明言，隻能委婉地告誡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質量。
9月28日，陳雲在華北協作區基本建設會議上作總結發言。在發言的開始，為了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適應“大躍進”形勢，陳雲被迫說，建設規模和物資供應之間缺口的問題，可以靠挖掘材料潛力和安排後備項目來解決，這種辦法雖然使材料供應緊張，但有利於國家大踏步前進。好比幾百萬大軍過長江，大家都叫也許不夠，但一邊叫一邊過，最後主力終於還是過了長江。亂七八糟，總是要過河的。用四平八穩的辦法建設，反而不正常。
陳雲此時雖然不便抑製全麵“大躍進”的指導思想，但在具體做法上，仍然強調要綜合配套發展。
當時基本建設也搞群眾運動，推廣快速施工法，人海戰術，搞代用材料，隻看速度，不管規章。結果速度上去了，工程質量下來了，工傷事故急劇增加。陳雲很快注意到了這一個問題。他於1958年底在杭州專門召開全國工程質量問題的現場會議，采取補救措施。
12月16日，陳雲抵杭州，視察了杭州半山鋼鐵廠。當時這個鋼鐵廠由於不注意施工質量，盲目采用由我國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設計院設計的一種還沒有完善的拱形屋架，結果發生了房屋倒塌和人員傷亡的嚴重事故。從12月22日至26日，他主持召開全國基本建設工程質量杭州現場會議。
12月23日，陳雲在會議上講話。
陳雲在講話中，針對在“大躍進”中普遍存在的頭腦發熱現象，意味深長地叮囑大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認識我們自己“本領不大”，應該小心謹慎地前進，從錯誤中取得經驗，練出本領。他說，這不是打擊群眾的積極性，而是現實問題。
12月26日，陳雲作了會議的總結發言。在發言中他大膽提出，就建築工程來說，當前全國的主要傾向已經不是保守和浪費，而是降低建築結構的質量。
12月27日至31日，陳雲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質量補救辦法的現場會。
12月31日，陳雲回到北京後致信鄧小平，送上杭州現場會的材料，並指出：目前的基本建設中，總的趨向是不適當地片麵強調節約，隻圖數量，不顧質量。
陳雲當促退派，毛澤東建議開會反思
北戴河會議後，“大躍進”氣氛很濃，毛澤東很高興。但是不久後，各地情況反映到他那裏，他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一些極端的做法，毛澤東也非常反感。以鋼為綱造成國民經濟全麵緊張，各種矛盾也日益暴露。毛澤東開始考慮要壓縮空氣。他到各地視察，頻繁地與有關部門和領導談話，陳雲也多次參加，並抓住機會就高指標等問題向毛澤東進言。
1958年10月底，毛澤東外出視察回京後，同周恩來、陳雲等人交談。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有部分領導人和若幹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這次會議開始了糾“左”。
11月21日，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有關部長參加的政治局武昌擴大會議開幕。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工業建設的問題。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由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幾次研討會，對1959年計劃主要指標進行了調整，鋼產量由2700至3000萬噸降為1800至2000萬噸，原煤由3.7億噸提高到3.8億噸，糧食和棉花產量指標卻定為1.05萬億斤和1億擔，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由500億元降為360億元。
“大躍進”提出“以鋼為綱”。趕超英國，是以鋼的指標為標誌的。鋼的指標雖然降下來了，陳雲覺得還是難於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標仍然很高。為慎重起見，陳雲建議四大指標以不公布為好，並把這個意見向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說了，但胡喬木並沒有把這個情況告訴毛澤東。
據胡喬木後來說，他這是保護陳雲，否則到後來上海會議時，陳雲也不能恢複名譽。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向劉少奇說，不要公布會議決定，王不敢去向主席匯報，劉少奇轉告毛澤東，結果毛大發脾氣。
1959年1月，新年剛過，毛澤東請陳雲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幾位主管財經工作的副總理吃飯，彭德懷出席作陪。
席間自然要談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陳雲表示武昌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煤糧棉的生產計劃難以完成，並提出：“1959年鋼指標問題，我傾向降到1600萬噸。”
毛澤東停頓了一下，說：“那就拉倒。甚至於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我隨時準備修改總路線。”
把計劃指標的問題與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緊緊聯係到一起，具體的經濟指標變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陳雲不便再說什麽。當年7月5日，彭德懷對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不禁感歎說，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展開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
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基本的調子還是指標漲而不降，隻有少數人，如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等在會上講了困難，還提到：看來搞經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這時的空氣，就是把不同意見和指標問題與修改總路線的政治問題聯到一起。毛澤東在會上說：“完不成指標也不要如喪考妣。”當然，也就不能再議指標如何。
那時，一些人對降低指標有抵觸，還認為陳雲在“大躍進”問題上是右傾。陳雲在會上也不便再講指標需要降低的意見。
2月1日，陳雲在會上講話，介紹了年初調整鋼鐵計劃的情況。他說：1月初，總理、小平叫摸一下計劃，富春8號回來，10號開始討論。在鋼的問題上，一種認為可能，一種認為困難，我在計委、財經小組發言，都對困難看得多了些，後跟主席反映過，說1800萬噸好鋼是不是能夠完成？恐怕有點問題。
陳雲講了這些話後，就作了自我批評，檢討一番。
在這種氣氛下，北京會議基本上維持了武昌會議的指標，未能作出進一步的調整。後來，毛澤東說，他在此時實際上是希望陳雲出來對指標問題講幾句話。1964年9月毛澤東說過：“有時真理是在少數人手裏。1959年1月，我建議開會，這是陳雲跟我談了一次話的影響。我希望陳雲出來講幾句話，誰料他講的是自我批評。”這雖然表示毛澤東後來對此也不無遺憾，但當時的那種氣氛如此嚴肅，人們主觀上又是想把經濟搞得快一點，所以也就隻能硬著頭皮，繼續向下走。
在這種氣氛下，各部基本上都是站在高指標上要東西，互相將軍，誰也不願把完不成原訂指標的責任算到自己賬上，誰也不願當“促退派”。冶金部門保證自己能完成鋼指標，條件是有煤炭和設備作保證；煤炭部門則說，煤炭產量保證上去，但得保證足夠的電力、機械設備；機械部門也說，設備的采煤機械好說，可以生產得出來，不過得要及時供應必需的鋼材。就這樣雞生蛋、蛋生雞地繞圈子，誰也不說降低指標的話。
為了完成高指標，水、電、原材料、交通運輸等等各種矛盾不斷累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造成的市場緊張，這些問題造成的壓力，最後都集中到負責抓綜合協調的計委和財經小組，陳雲不得不忙於抓配套，抓薄弱環節，盡力糾正“大躍進”的錯誤。
1959年4月，陳雲特地給中央財經小組各成員寫了一封信，專門談市場問題和計劃方法問題。
為了緩和當時市場緊張狀態，陳雲在信中提出了四個辦法：
第一，糧食要省吃儉用。
在當時一些人陶醉於高估產的假象，以為糧食已經過關、沒有問題的時候，陳雲嚴肅的指出：我國糧食問題還沒有過關。糧食定，天下定；糧食緊，市場緊。糧食現在仍然是穩定市場最重要的物資，一定要做好這一方麵的工作。
第二，組織豬、雞、鴨、蛋、魚的供應。
由於當時基建規模劇烈膨脹，市場極為緊張，銀行信貸已經失控，出現通貨膨脹的苗頭，陳雲不得不關注回籠貨幣、穩定市場的問題。
陳雲分析說，今年市場物資供應和購買力之間的差額約有450億元，如果我們想出辦法增加十億元的豬、雞、鴨、魚和蛋類的供應，也就是大體上增加1000萬頭豬，2億隻雞、鴨，2億斤蛋類和幾萬噸魚類的供應，在彌補差額上可以起很大作用，使市場緊張狀態有所改變。
針對當時人民公社化的大統一局麵，陳雲主張，發展養豬、養雞、養鴨，國營、集體、個人三種形式可以同時並行，三條腿走路。而在目前，國營飼養場和人民公社集體飼養的經驗還不很多，農戶分散喂養可能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辦法。
第三，要專門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產。
第四，壓縮購買力，認真減去去年多招收的工人。
第五，運輸緊張，要優先安排供應市場物資所需要的運輸力量，特別是要安排好短途運輸所需要的勞動力。
1958年高指標，造成國民經濟的全麵緊張，其弊端暴露無遺。陳雲雖然不久前剛受到不公正的批評，但他痛心於國民經濟遭受到嚴重損失，勇敢地重申了綜合平衡和短線平衡的計劃原則。
陳雲這封信，對“大躍進”中一係列錯誤提出了有效糾正的辦法，其出發點就是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躍進”的昏熱中，這些金玉良言都沒有能夠起到應有作用，還有人堅決反對。
於是，在無視人民生活的情況下，國民經濟盲目追隨著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跌跌撞撞地前行，終於導致全國六億多人的大饑荒、工農業生產大滑坡。
當時，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從水利建設的實際中碰到的問題出發，曾經寫了一封信，反映2000萬噸鋼的指標絕不可能完成，應趕快調整，還提出“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意見。這封信交陳雲的秘書周太和轉陳雲看了，陳雲是讚同的。當時李富春管計委，對高指標比較積極，周太和讓李銳將副本寄給李富春，以免有打小報告的嫌疑。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為了討論經濟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和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在上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這次會議開始考慮降低鋼鐵指標和把計劃定到可靠基礎上的問題。
上海會議之初，胡喬木向毛澤東談了陳雲在武昌會議期間不讚成公布1959年鋼煤糧棉四大指標的事。毛澤東在會上鼓勵大家學海瑞，勇於直抒己見，說：“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當場打死，但還是有臣下敢進言。”無非五怕：怕撤職、怕開除、怕離婚、怕坐牢、怕殺頭。他表揚陳雲：“有時真理在一個人手上。”並批評胡喬木：“你不是個秘書，副主席的意見敢不報告。”
3月26日下午，薄一波報告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安排時，說煉鋼設備未能按計劃完成，毛澤東就此提出，要削減一些列入計劃的基建項目。
在鄧小平主持下，這次會議再次調整1959年鋼鐵指標。3月28日，鄧小平提出，計劃要放在切實可靠的基礎上。計劃中的問題，講出來好，應該實事求是解決。他還說，想把計劃放在1100萬噸鋼材和1800萬噸鋼上。這個意見，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讚成。
在上海會議期間，陳雲和彭德懷同住在瑞金二路五號，同席進餐，飯後一起散步，交談過不少問題，而且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比較一致。彭德懷對陳雲堅持實事求是、不隨聲附和而又勇於直言的精神，是很敬佩的。在這次會議期間的交談中，彭德懷獲得了不少的啟示。
當時基建戰線熱度也很高，計劃1959年一年的基建投資就有500多億元，而“一五”時期整個投資規模才400多億元。基建投資規律陡然加大，必然會造成物資全麵緊張。基建戰線盲幹浮誇風也開始蔓延。陳雲多年搞經濟工作，對此是有清醒的認識的。但迫於“大躍進”環境，又不便明言，隻能委婉地告誡大家注意配套，注意質量。
9月28日，陳雲在華北協作區基本建設會議上作總結發言。在發言的開始，為了和中央精神保持一致，適應“大躍進”形勢，陳雲被迫說，建設規模和物資供應之間缺口的問題，可以靠挖掘材料潛力和安排後備項目來解決，這種辦法雖然使材料供應緊張，但有利於國家大踏步前進。好比幾百萬大軍過長江，大家都叫也許不夠，但一邊叫一邊過，最後主力終於還是過了長江。亂七八糟，總是要過河的。用四平八穩的辦法建設，反而不正常。
陳雲此時雖然不便抑製全麵“大躍進”的指導思想，但在具體做法上，仍然強調要綜合配套發展。
當時基本建設也搞群眾運動，推廣快速施工法，人海戰術，搞代用材料，隻看速度，不管規章。結果速度上去了，工程質量下來了，工傷事故急劇增加。陳雲很快注意到了這一個問題。他於1958年底在杭州專門召開全國工程質量問題的現場會議，采取補救措施。
12月16日，陳雲抵杭州，視察了杭州半山鋼鐵廠。當時這個鋼鐵廠由於不注意施工質量，盲目采用由我國第一機械工業部第二設計院設計的一種還沒有完善的拱形屋架，結果發生了房屋倒塌和人員傷亡的嚴重事故。從12月22日至26日，他主持召開全國基本建設工程質量杭州現場會議。
12月23日，陳雲在會議上講話。
陳雲在講話中，針對在“大躍進”中普遍存在的頭腦發熱現象，意味深長地叮囑大家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認識我們自己“本領不大”，應該小心謹慎地前進，從錯誤中取得經驗，練出本領。他說，這不是打擊群眾的積極性，而是現實問題。
12月26日，陳雲作了會議的總結發言。在發言中他大膽提出，就建築工程來說，當前全國的主要傾向已經不是保守和浪費，而是降低建築結構的質量。
12月27日至31日，陳雲又在上海，出席了工程質量補救辦法的現場會。
12月31日，陳雲回到北京後致信鄧小平，送上杭州現場會的材料，並指出：目前的基本建設中，總的趨向是不適當地片麵強調節約，隻圖數量，不顧質量。
陳雲當促退派，毛澤東建議開會反思
北戴河會議後，“大躍進”氣氛很濃，毛澤東很高興。但是不久後，各地情況反映到他那裏，他也看到了一些問題。一些極端的做法，毛澤東也非常反感。以鋼為綱造成國民經濟全麵緊張，各種矛盾也日益暴露。毛澤東開始考慮要壓縮空氣。他到各地視察，頻繁地與有關部門和領導談話，陳雲也多次參加，並抓住機會就高指標等問題向毛澤東進言。
1958年10月底，毛澤東外出視察回京後，同周恩來、陳雲等人交談。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有部分領導人和若幹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廣泛地討論了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這次會議開始了糾“左”。
11月21日，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央有關部長參加的政治局武昌擴大會議開幕。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工業建設的問題。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由劉少奇主持召開了幾次研討會，對1959年計劃主要指標進行了調整，鋼產量由2700至3000萬噸降為1800至2000萬噸，原煤由3.7億噸提高到3.8億噸，糧食和棉花產量指標卻定為1.05萬億斤和1億擔，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由500億元降為360億元。
“大躍進”提出“以鋼為綱”。趕超英國，是以鋼的指標為標誌的。鋼的指標雖然降下來了，陳雲覺得還是難於完成，另外的三大指標仍然很高。為慎重起見，陳雲建議四大指標以不公布為好，並把這個意見向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說了，但胡喬木並沒有把這個情況告訴毛澤東。
據胡喬木後來說，他這是保護陳雲，否則到後來上海會議時，陳雲也不能恢複名譽。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向劉少奇說，不要公布會議決定，王不敢去向主席匯報，劉少奇轉告毛澤東，結果毛大發脾氣。
1959年1月，新年剛過，毛澤東請陳雲和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幾位主管財經工作的副總理吃飯，彭德懷出席作陪。
席間自然要談經濟問題和工業問題。陳雲表示武昌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煤糧棉的生產計劃難以完成，並提出：“1959年鋼指標問題，我傾向降到1600萬噸。”
毛澤東停頓了一下，說：“那就拉倒。甚至於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我隨時準備修改總路線。”
把計劃指標的問題與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緊緊聯係到一起，具體的經濟指標變成了嚴重的政治問題，陳雲不便再說什麽。當年7月5日，彭德懷對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談起這件事的時候，不禁感歎說，有些問題不能很好展開討論，有的是不便說話，有的是不能說話，有的是不多說話。
1月底至2月初，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工作會議，基本的調子還是指標漲而不降，隻有少數人，如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等在會上講了困難，還提到：看來搞經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這時的空氣，就是把不同意見和指標問題與修改總路線的政治問題聯到一起。毛澤東在會上說：“完不成指標也不要如喪考妣。”當然，也就不能再議指標如何。
那時，一些人對降低指標有抵觸，還認為陳雲在“大躍進”問題上是右傾。陳雲在會上也不便再講指標需要降低的意見。
2月1日，陳雲在會上講話，介紹了年初調整鋼鐵計劃的情況。他說：1月初，總理、小平叫摸一下計劃，富春8號回來，10號開始討論。在鋼的問題上，一種認為可能，一種認為困難，我在計委、財經小組發言，都對困難看得多了些，後跟主席反映過，說1800萬噸好鋼是不是能夠完成？恐怕有點問題。
陳雲講了這些話後，就作了自我批評，檢討一番。
在這種氣氛下，北京會議基本上維持了武昌會議的指標，未能作出進一步的調整。後來，毛澤東說，他在此時實際上是希望陳雲出來對指標問題講幾句話。1964年9月毛澤東說過：“有時真理是在少數人手裏。1959年1月，我建議開會，這是陳雲跟我談了一次話的影響。我希望陳雲出來講幾句話，誰料他講的是自我批評。”這雖然表示毛澤東後來對此也不無遺憾，但當時的那種氣氛如此嚴肅，人們主觀上又是想把經濟搞得快一點，所以也就隻能硬著頭皮，繼續向下走。
在這種氣氛下，各部基本上都是站在高指標上要東西，互相將軍，誰也不願把完不成原訂指標的責任算到自己賬上，誰也不願當“促退派”。冶金部門保證自己能完成鋼指標，條件是有煤炭和設備作保證；煤炭部門則說，煤炭產量保證上去，但得保證足夠的電力、機械設備；機械部門也說，設備的采煤機械好說，可以生產得出來，不過得要及時供應必需的鋼材。就這樣雞生蛋、蛋生雞地繞圈子，誰也不說降低指標的話。
為了完成高指標，水、電、原材料、交通運輸等等各種矛盾不斷累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造成的市場緊張，這些問題造成的壓力，最後都集中到負責抓綜合協調的計委和財經小組，陳雲不得不忙於抓配套，抓薄弱環節，盡力糾正“大躍進”的錯誤。
1959年4月，陳雲特地給中央財經小組各成員寫了一封信，專門談市場問題和計劃方法問題。
為了緩和當時市場緊張狀態，陳雲在信中提出了四個辦法：
第一，糧食要省吃儉用。
在當時一些人陶醉於高估產的假象，以為糧食已經過關、沒有問題的時候，陳雲嚴肅的指出：我國糧食問題還沒有過關。糧食定，天下定；糧食緊，市場緊。糧食現在仍然是穩定市場最重要的物資，一定要做好這一方麵的工作。
第二，組織豬、雞、鴨、蛋、魚的供應。
由於當時基建規模劇烈膨脹，市場極為緊張，銀行信貸已經失控，出現通貨膨脹的苗頭，陳雲不得不關注回籠貨幣、穩定市場的問題。
陳雲分析說，今年市場物資供應和購買力之間的差額約有450億元，如果我們想出辦法增加十億元的豬、雞、鴨、魚和蛋類的供應，也就是大體上增加1000萬頭豬，2億隻雞、鴨，2億斤蛋類和幾萬噸魚類的供應，在彌補差額上可以起很大作用，使市場緊張狀態有所改變。
針對當時人民公社化的大統一局麵，陳雲主張，發展養豬、養雞、養鴨，國營、集體、個人三種形式可以同時並行，三條腿走路。而在目前，國營飼養場和人民公社集體飼養的經驗還不很多，農戶分散喂養可能是最可靠而收效最快的辦法。
第三，要專門安排一下日用必需品的生產。
第四，壓縮購買力，認真減去去年多招收的工人。
第五，運輸緊張，要優先安排供應市場物資所需要的運輸力量，特別是要安排好短途運輸所需要的勞動力。
1958年高指標，造成國民經濟的全麵緊張，其弊端暴露無遺。陳雲雖然不久前剛受到不公正的批評，但他痛心於國民經濟遭受到嚴重損失，勇敢地重申了綜合平衡和短線平衡的計劃原則。
陳雲這封信，對“大躍進”中一係列錯誤提出了有效糾正的辦法，其出發點就是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可惜，在“大躍進”的昏熱中，這些金玉良言都沒有能夠起到應有作用，還有人堅決反對。
於是，在無視人民生活的情況下，國民經濟盲目追隨著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跌跌撞撞地前行，終於導致全國六億多人的大饑荒、工農業生產大滑坡。
當時，水電部副部長李銳，從水利建設的實際中碰到的問題出發，曾經寫了一封信，反映2000萬噸鋼的指標絕不可能完成，應趕快調整，還提出“寧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意見。這封信交陳雲的秘書周太和轉陳雲看了，陳雲是讚同的。當時李富春管計委，對高指標比較積極，周太和讓李銳將副本寄給李富春，以免有打小報告的嫌疑。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為了討論經濟工作、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和國家機構的人事配備，在上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這次會議開始考慮降低鋼鐵指標和把計劃定到可靠基礎上的問題。
上海會議之初，胡喬木向毛澤東談了陳雲在武昌會議期間不讚成公布1959年鋼煤糧棉四大指標的事。毛澤東在會上鼓勵大家學海瑞，勇於直抒己見，說：“明朝皇帝搞廷杖，甚至當場打死，但還是有臣下敢進言。”無非五怕：怕撤職、怕開除、怕離婚、怕坐牢、怕殺頭。他表揚陳雲：“有時真理在一個人手上。”並批評胡喬木：“你不是個秘書，副主席的意見敢不報告。”
3月26日下午，薄一波報告計劃執行情況和第二季度安排時，說煉鋼設備未能按計劃完成，毛澤東就此提出，要削減一些列入計劃的基建項目。
在鄧小平主持下，這次會議再次調整1959年鋼鐵指標。3月28日，鄧小平提出，計劃要放在切實可靠的基礎上。計劃中的問題，講出來好，應該實事求是解決。他還說，想把計劃放在1100萬噸鋼材和1800萬噸鋼上。這個意見，得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讚成。
在上海會議期間，陳雲和彭德懷同住在瑞金二路五號，同席進餐，飯後一起散步，交談過不少問題，而且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比較一致。彭德懷對陳雲堅持實事求是、不隨聲附和而又勇於直言的精神，是很敬佩的。在這次會議期間的交談中，彭德懷獲得了不少的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