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章 善 後 篇(3)
當天晚上，張學良從奉化親筆致函楊虎城、於學忠、王以哲、吳家象、盧廣績、馬占山、孫蔚如、李興中、繆？流、董英斌、何柱國、鮑文樾、沈克、申伯純、王炳南、王菊人等第十七路軍和東北軍將領。信中寫道：“為目前救此危局，勿為亂國計，商定辦法二，請兄速下最大決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陝甘之局。關於改組政府及對日問題，準我等可在三中全會提出，公開討論。關於兩案，盼兄等速即商討，下最後果斷。如有意見補充，盼虎城派人，更盼來一軍長。如兄等認為此二案之一案無問題，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16日為限。盼諸兄為國家，為西北、為東北，請詳計之。凡有利於國者，弟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盼勿專為我個人謀計。西望雲天，無任期盼好音。”③。
當天晚上，張學良還另外寫信給東北軍將領馬占山、鮑文樾、於學忠、王以哲、沈克、何柱國、繆？流、劉多荃，信中寫道：“委座之意，對東北軍彼始終愛護，決不歧視。但在西北環境多所不便，如不遵從委座意旨，決難挽此劫運。弟一時不能離京，也不便離京，盼兄等有決心，有辦法。委座講，要自救才能救國。到此時，有大誠，有大勇，才能支此危局，才能真正抗日，才能(有)回東北之一天。弟滿腹熱淚，一眼望東北，一眼望西北，而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於國者，任何犧牲早已不計。盼諸兄計及國家利害，勿專為我個人謀也。”《張學良遺稿》，第134頁。
1月15日，米春霖攜帶著蔣介石和張學良的信飛抵西安。周恩來獲悉後，即與楊虎城商談，提出建議：“楊虎城和於學忠通電就職；派人去奉化見蔣；堅決拒絕乙案，對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須中央軍全部出甘肅，西安留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各一部；在軍事上三單位靠攏，政治上利用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年譜(1893―1949)》修訂本，第352頁。
當在晚上，周恩來、秦邦憲向毛澤東、張聞天發出“萬萬火急”電，匯報了西安的最新情況，電報說：“米春霖攜蔣(介石)、張(學良)函，大意為友張(學良)決不能即回，敦勸此間接受中央命令，至軍事善後，可於張(學良)之二方案中任擇其一，至於張(學良)之政治主張，可於三中全會公開討論。”②③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51、151―152、151―152、151―152頁。
電報還匯報了張學良信函中提出的兩個方案：“(甲)東北軍入甘，中央軍駐隴海線，十七路軍駐陝西(鐵路線外)，西安可酌留一部，如有顧慮，綏署可設三原；(乙)十七路(軍)入甘，東北軍調豫、皖，於(學忠)安徽主席，王(以哲)綏靖主任。對方案如有意見可補充，並雲中央16日待複電。”②電報還匯報說：“楊(虎城)對作戰勝利無把握”。③根據以上情況，電報提出建議：(一)為求得和平解決著想，須先由楊(虎城)、於(學忠)通電就職。(二)依我們前日電告條件派人去奉化見蔣。對乙方案堅決拒絕，對甲方案可基本接受，但須中央軍全部出甘，西安得留東北(軍)、十七(路軍)各一部，東北軍前伸至鹹陽。(三)主要的是在軍事上三單位之靠攏，政治上利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四)關於紅軍問題，得開(潘漢年)兄回音，擬不同時提出。④。
1月16日，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發表通電，楊虎城、於學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職留任”處分，分別就職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之職。孫蔚如則就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之職。通電並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來成立的一切臨時組織。同時，通電還提出要在奉化的蔣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國大計，要求準許張學良回陝。
當天中午，楊虎城派其駐南京代表李誌剛，於學忠派鮑文樾分別作為第十七路軍和東北軍的談判代表，與米春霖一起由西安飛往南京，同蔣介石進行談判。
第二天，西安方麵的談判代表李誌剛、鮑文樾攜帶談判方案在奉化麵見蔣介石，提出：(一)設陝甘綏靖主任，張學良為主任，楊虎城為副主任，行營主任顧祝同駐洛陽；或者設西安行營主任，張(學良)正，楊(虎城)、顧(祝同)副。(二)軍事善後問題，潼關、華陰由中央軍駐紮，陝甘其他地區由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紅軍分駐。東北軍駐寶雞到武威，第十七路軍駐關中、西安，紅軍駐陝北、陝南、涼州。在商談期間，中央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提出由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決定國策，抗日、聯俄、容共。《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2―353頁。
對西安方麵提出的方案，蔣介石表示難以接受。同時，蔣介石為分化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故意冷淡東北軍代表鮑文樾。鮑文樾於1月19日(或20日)返回西安。在鮑文樾返回西安的當晚，東北軍一批青年軍官來到張學良公館中共代表團所住的東樓，向周恩來、秦邦憲提出，隻要蔣介石不放張學良，就同南京決一死戰；並表示對東北軍高級將領主張和平解決十分不滿。周恩來分析了目前軍事、政治形勢，指出不能打仗，勸說他們從大局出發力爭和平解決。②《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2―353、353頁。
1月20日，李誌剛回到西安。第二天早晨，周恩來出席了當天早晨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軍政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李誌剛攜楊虎城給蔣介石的信前往奉化，表示接受蔣介石提出的甲案，並要求：(一)中央軍暫退華縣，待西安方麵軍隊穩定後再行動。(二)潼(關)寶(雞)線上，中央軍不多駐兵。(三)東北軍留一部在鹹陽到(今彬縣)的公路上，留一部在西安。(四)第十七路軍留一師在西安。(五)給不允許回陝的張學良以名義。(六)在三中全會未決定國策之前，由楊虎城接濟紅軍。②。
1月21日下午19時，周恩來、秦邦憲向毛澤東、張聞天以“絕密”電文匯報了西安方麵的這一決定和李誌剛於當日早晨由西安飛往奉化的情況。三個小時後，毛澤東、張聞天複電周恩來、秦邦憲並告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甲)問題在於是否有保證讓步而確能停止戰爭。讓步而依然是戰爭，且能出比西安事變前更壞之局麵，則不能讓步。(乙)無論和戰，應使楊(虎城)、孫(蔚如)、何(柱國)、王(以哲)、於(學忠)、繆(？流)、劉(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們處在建議與讚助地位，免致不利時招怨。”《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57頁。
1月23日，蔣介石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提出的要求允許張學良回陝的建議明確予以拒絕，並強調潼關以西軍事問題與顧祝同直接談判。
顧祝同(1893―1987)，字墨三。江蘇漣水人。1917年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1922年任粵軍許崇智第二軍教導隊區隊長，後升任軍部副官長。1924年6月，黃埔軍校成立，顧祝同調任該校戰術教官。同年10月任管理部代主任。此後，顧祝同先後任黃埔軍校教導團第二團第二營營長、中校團副、團長，第一軍第三師參謀長、副師長、師長等職。參加了第二次東征和北伐戰爭。1927年9月出任第九軍軍長。1928年2月，顧祝同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1929年後，顧祝同先後任武漢衛戍司令、第十六路軍總指揮兼洛陽行營主任、第一軍軍長、國民政府警衛軍軍長兼第一師師長等職，後任江蘇省政府主席。1933年9月，顧祝同出任湘鄂贛粵閩五省“剿匪”軍北路總司令，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後任南昌綏靖公署主任。1935年4月，被授予陸軍二級上將。同年9月，調任重慶行營主任。1936年8月起，兼任貴州省政府主席。1937年1月5日，顧祝同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1月9日，顧祝同在洛陽組成西安行營，並率部進駐潼關，逼近西安。
1月23日，顧祝同根據蔣介石的命令，開始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采取軍事行動，以給西安方麵造成壓力。楊虎城和於學忠等為避免爆發新的內戰，派出米春霖和軍警督察處處長謝珂前往潼關談判，表示願接受中央命令，但同時提出三項要求：(一)在張、楊各部及中共撤退時，由國民黨中央及張、楊兩部各派10人組成視察團，分作兩組，分派在兩方部隊前線，擔任監視任務，以免在撤退時遭到國民黨中央軍的攻擊；(二)張、楊部隊撤退時，請借夥食費若幹；(三)張部酌留少數部隊在西蘭公路上，楊部酌留少數在西安。對這三項要求，顧祝同全部允諾，並決定先借給張、楊部隊一個月的夥食費，同時組成由南京中央軍及張、楊各派定人員參加的視察團。這樣，楊虎城於26日正式表示接受南京中央的命令，並依據蔣介石提出的善後辦法，將所部撤至渭北指定地區。《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68頁。
1月28日，東北軍談判代表與顧祝同達成東北軍七天內將渭河南岸部隊撤到渭河北岸的協議。1月29日(或30日)，第十七路軍談判代表李誌剛前往潼關，參加潼關談判，並決定采取蔣介石提出的甲案。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4頁。
重建中共陝西省委。
1936年12月25日，秦邦憲主持召開重建中共陝西省委會議，羅瑞卿參加了會議。會議在西安北門內二府街二府園3號院內召開。秦邦憲傳達了黨中央關於重建中共陝西省委的決定和人事安排。
根據黨中央的決定，由賈拓夫擔任重建後的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賈拓夫(1912―1967)，陝西神木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共青團綏德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支部書記，共青團陝北特委委員。1928年4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曆任共青團陝西省委委員、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兼共青團西安市委書記。1931年秋調任中共陝南特委書記。1932年8月，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1933年7月，中共陝西省委機關遭到破壞。同年8月，賈拓夫離開西安去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在輾轉經過北平、上海等地後，於1934年1月到達中央蘇區瑞金，參加了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並出席了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委員。之後，賈拓夫先後任中共中央黨校白區班班主任、紅軍總政治部破壞部部長。長征途中，任紅軍總政治部白軍工作部部長。長征到達陝北後，先後任西北中央局白區工作部部長、中共陝北省委宣傳部長、中共關中特委書記。1936年11月，任中共三邊特委書記。
擔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的還有楊清(歐陽欽)、張德生、朱理治、李一氓、彭加倫、惠子俊。委員有李初黎、崔廷儒、謝華、王俊。省委秘書長由彭加倫兼任，副秘書長崔廷儒；組織部部長張德生，副部長謝華；宣傳部部長李一氓。1937年1月，省委又增設青年部，部長王俊；增設婦女部，部長危拱之。省委還下設有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朱理治；下設西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歐陽欽；下設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趙伯平。
秦邦憲在宣布重建中共陝西省委的同時，還決定撤銷中共西北特別支部。
陝西省秘密機關成立後，先設在二府園，後遷至西安城內紙坊巷。1937年1月下旬，又遷至涇陽縣雲陽鎮。
中共陝西省委重建後，主要抓了黨的各級地下組織的恢複和發展工作。到1937年5月，中共陝西省委下轄的組織，已有1個市委(西安市委，張德生任書記)、12個縣委(工委)和66個支部委員會，有黨員近千名。陝西省還廣泛開展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1937年1月，省委創辦了名為《統一戰線》的黨內刊物，主要刊登黨的工作、黨的建設方麵的文章和中共中央、中共陝西省委的重要決議。該刊從同年6月2日出版的第5期起，改名為《黨的生活》。
中共中央進駐延安。
延安位於陝北黃土高原的腹地。從戰國時期之後，即成為曆代兵家必爭之地。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即以高度的戰略目光，籌劃著奪取延安城。12月1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應即開始向延安出動，以10天至12天到達”，“能8天趕到延安最佳”。②③《任弼時年譜》，第312頁。
彭德懷、任弼時接電後即複電中央軍委主席團：“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計劃。”同時命令紅二、紅四方麵軍17日開始東進，紅一方麵軍18日出動，月底到甘泉、延安。②12月17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延安有民團守城，須打開籌糧，並將延安飛機場占領。③當天下午，周恩來等從延安機場乘坐飛機前往西安。當天晚上，陝西省政府委任的膚施縣長高錦尚棄城逃跑。延安各界民眾遂自發組織起來，搗毀了國民黨縣黨部。12月18日早晨，紅軍圍城部隊和遊擊隊開進延安城。
12月28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第二版以《延安城秩序已恢複》為題，刊登了一則消息，報道了紅軍先頭部隊進入延安城以後的情況。消息全文如下：
延安通訊，我們18日早晨入延安城。原駐城的民團，經過我們各種關係的活動，大部分接受了我們的要求，自動的願與我們聯合。除一部分願回家的，遣資回籍外，另一部分編為抗日人民保安隊。現在城內秩序尚很好。進城後，立即成立了治安委員會，以維持城市治安，並主持該城市工作。商人已經照常恢複營業了。原來學校均在照常上課，並沒有因此而中斷。交通方麵如電話、電報，亦照常進行。在群眾鬥爭起來的情勢下，正在進行抗日救國會的組織。
紅軍進入延安城後，即成立了以王觀瀾為書記的工作委員會，以李堅真為團長的群眾工作團，並決定白誌文任延安城防司令部司令員，黃春圃(江華)為政治委員。由於白誌文一直未到職履責，延安城防司令員一職即由政治委員江華代理。
在王觀瀾和李堅真的主持下，延安市各界抗日救國會於12月27日正式成立，並選舉了13名執行委員。救國會下設一個保安隊和東區、西區、南區、北區四個分會。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中央機關即開始進駐延安城的準備工作。12月29日，張聞天致電周恩來與秦邦憲，電文中說：“黨校與中央均開延安城。”②⑤⑥《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3―404、403―404、405―406、407頁。
同一天，張聞天還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關於創造抗日西北根據地問題，你們同張學良詳談後望即回延安開會，(王)稼祥亦以開會後出去為好。你們何時可回，望早日通知，以便我們到延安集中。”②兩天之後，也就是12月3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電報指出：“中央10日內遷移延安，南麵甘泉、北麵瓦窯堡兩城不能不交給我們，否則殊為不便，請與楊(虎城)商交出甘泉，並請楊(虎城)電高桂滋交出瓦窯堡，陝西紅軍可不進攻清(澗)、綏(德)，野戰軍可不進占旬邑、淳化、耀州為交換條件。”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3―634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電周恩來、秦邦憲：請將自12月12日起的整份西安《解放日報》、整份《申報》、整份天津《大公報》送來延安，寫明交毛澤東收。④。
在1937年1月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指出，要做好城市工作，如延安、甘泉等，有些縣他們要派縣長，但實權是在我們手裏，形式上是屬於他們的省政府。⑤第二天，毛澤東、張聞天在給王稼祥的電報中說：“中央機關10號左右遷延安。”⑥。
1月10日，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率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機關離開保安，前往延安。當晚住寺兒台(今屬誌丹縣杏河鎮)。11日晚，住高溝口(今屬安塞縣王窯鄉)。12日晚，住堞子溝(今屬安塞縣沿河灣鎮)。13日下午，經延安北關進入延安城。
在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延安之前，曾擔任紅軍教導師特派員、當時在中央保衛處工作的卓雄先期前往延安勘察地形，為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機關選擇駐地，布置警衛。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題研究延安工作問題。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何克全、林伯渠、張浩、周興、黃春圃(江華)、郭洪濤等。延安工作委員會書記王觀瀾和延安群眾工作團團長李堅真匯報了進入延安以後的工作進展情況。
毛澤東在會上發言說：延安工作方針與方法基本上是好的，產生了好的影響，應該繼續這一方針。現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歡；保護商人，商人喜歡；取消苛捐雜稅，使貧民喜歡。以後應進一步使群眾更加喜歡，使土豪的喜歡減少。應該使在延安工作的同誌明了，延安工作對全國有影響，延安的各種具體工作都應把握這一原則。關於延安的政權形式問題。抗日救國會隻是暫時的，這裏最好是不派縣長，應成立抗日革命委員會，將來要成為蘇維埃政權。因為這是我們首都所在地，不應與人共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2頁。
張聞天在發言中說，應該大大加強群眾工作，目的是要使這裏成為抗日根據地，目前要注意改善群眾的生活，如房租等，應發動群眾鬥爭，打土豪我同意用打漢奸的名義去打，不是一下子都打。除了打土豪外，還有很多辦法可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同時應加強武裝群眾，著重要擴大抗日義勇軍，其中對人的挑選很重要，這種武裝一定要在我們的手裏。《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3頁。
1月16日，《紅色中華》報在由保安遷至延安後發行的最新一期報紙第3版上，以《歡迎抗日領袖毛主席，延安人民舉行盛大歡迎》為標題，報道了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同誌抵達的消息。消息全文如下：
延安城抗日人民在聽到抗日領袖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張(國燾)總政委等到延安時，在抗日救國會積極動員下，舉行盛大的歡迎。滿街貼滿了“歡迎抗日領袖”等標語口號。當抗日領袖抵城時，各界各部隊的整齊隊伍出城歡迎，手著小紅旗，到歡迎者不下四五千餘人。“歡迎抗日領袖”的口號聲，震動了全城，空氣非常緊張(應為熱烈――引者注)。當日晚，抗日救國會並舉行歡宴。
這篇報道用樸實無華的語言，形象而生動地記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進駐延安的情景。應該指出的是，原報紙在時間印刷上誤將“1937年”印為“1936年”，從而造成《紅色中華》影印合訂本將這一期報紙誤排入1936年1月的《紅色中華》中，給研究者查閱資料造成了本應避免的麻煩。
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延安，延安從此成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總後方。
王稼祥兩進西安。
西安事變期間，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為趕赴蘇聯治療傷病，曾兩次進出西安城，並參與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決策。
王稼祥是1933年4月27日在中央蘇區江西樂安縣穀岡村負傷的。當時，他正在穀岡村的一座祠堂內主持召開全軍青年工作會議。正在會議進行期間，突然遭到六架敵機的狂轟濫炸。紅軍指戰員傷亡300餘人。王稼祥在敵機轟炸中被炸彈彈片打進了右腹部，炸傷了腸子，胯部骨盆裏也中了彈片，加上腦震蕩和耳膜出血，傷勢十分嚴重。
在出席會議的紅軍總政委周恩來的安排下，軍委衛生部部長賀誠對王稼祥進行了救護檢查，決定立即送瑞金後方醫院治療。在賀誠的護送下，經過十來天的輾轉，王稼祥住進了位於瑞金葉坪的中央醫院。由於當時環境和醫療條件的限製，在沒有使用麻醉劑的情況下，主治大夫彭真(又名龍柏)和會診大夫王斌采用保守療法，將創傷處切開引流，但未能將彈片取出，腐骨也未得到清除。王稼祥在治療過程中表現出的令人驚歎的剛毅和堅強，深深地感動了瑞金中央醫院的醫護人員。
當王稼祥的病情略有好轉，疼痛有所緩解後，他即要求出院，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一邊療養，一邊工作。在此後的戰爭歲月和艱苦環境下，王稼祥以驚人的毅力，與傷痛進行了頑強的鬥爭，走過了漫漫長征路，來到了陝北。
193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電報中指出：“(王)稼祥病非開刀取出子彈不能根本解決。”《王稼祥年譜》，第167頁。
此後，在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一同來到蘇區的美國籍黎巴嫩醫生喬治？海德姆(後改名馬海德)的治療下，王稼祥的傷痛有所緩解。到當年10月，鑒於王稼祥病情的發展和交通狀況的改善，中共中央決定送王稼祥去蘇聯治療。此後，黨中央領導同誌對王稼祥赴蘇聯治療進行了周密的安排。11月6日，毛澤東致電當時正在西安的葉劍英和劉鼎：“(王)稼祥兄擬赴滬醫病，欲從(李)毅(即張學良)得一保護證，請設法並電複，對外守秘。”②③④⑤《王稼祥年譜》，第173、173、173、173、173―174頁。
11月13日，張聞天致電在蘇聯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我們正準備送王稼祥赴蘇聯治病，他的病在蘇區內是無法治好的。他來時經哪條路線為妥，請告知。”②11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並轉共產國際，電文中說：“王稼祥之傷，隻有赴蘇醫治之一法，現準備經過張學良保護，先到上海，然後設法到海參崴。他參加紅軍六年之久，情形熟悉，因此同時委任他充任中國紅軍代表與(共產)國際接洽，並加入(中共)代表團。”③11月20日，張聞天致電王明，希望通過蘇聯同新疆督辦盛世才交涉，解決張學良飛機進入新疆問題，以使王稼祥搭乘飛機經新疆進入蘇聯。④但是，盛世才堅持不同意張學良的飛機經過新疆，所以這一設想未能實現。
12月初，王稼祥在軍委衛生部部長賀誠和時任東北軍馬占山部軍務處處長的中共秘密黨員鄒大鵬的護送下，離開保安，前往西安。12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電告共產國際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此間(中革)軍委及毛(澤東)決請王稼祥同誌為正式代表常駐你處兼醫傷。”電文還告：“王(稼祥)已赴西安張(學良)處。”⑤。
王稼祥一行到達西安後，西安事變已經爆發。由於隴海鐵路潼關以東被國民黨中央軍占領，列車無法通行，王稼祥遂於12月下旬返回當時已被紅軍占領的延安城。12月29日，在延安的王稼祥電告毛澤東、張聞天：“我宜速出，待中央(機關)搬(延安)時間太長。”電文還建議：“我意你們對時局指示以密碼或快函為妥。”電文還提出希望：“請電周(恩來)速派(飛)機(或汽)車來接。”《王稼祥年譜》，第174頁。
同一天，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電報中說：“王(稼祥)主任、張心餘及(賈)托(拓)夫、(吳)德峰之妻現在延安待(飛)機。”③④《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3、404、407頁。
當天，張聞天還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關於創造抗日西北根據地問題，你們同張學良詳談後望即回延安開會，(王)稼祥亦以開會後出去為好。”③。
1937年1月3日，王稼祥在延安致電黨中央，詢問南京方麵情況。當天，毛澤東、張聞天複電王稼祥：“南京親日派當權，改組政府暫時無望。李毅(張學良)被扣，(國民黨中央軍)撤退之兵重新西進，隴海(鐵)路又斷，西安又處戰時狀態，紅軍正開進準備作戰，中央機關十號左右遷延安。”④
1月13日，毛澤東、張聞天率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延安城。第二天，毛澤東、張聞天即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決來西安，等候外出，請派乘客汽車來接。聞有小飛機一架，不知可派否？請複。”《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2頁。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王稼祥和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以及賀誠等乘汽車離開延安，經過三天的旅程，於19日到達西安。當天下午，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今天下午四時半到西安，頗安好。”《王稼祥年譜》，第175頁。
張聞天的西安之行。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當前時局和準備同國民黨談判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張國燾、何克全、張浩、林伯渠、林彪、吳亮平、郭洪濤。
毛澤東向會議作關於同國民黨談判問題的報告，指出：和平問題主要看我們決定，問題是如何保證。首先要蔣介石寫親筆信給我們，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劃清防地，第三保證給養。蔣介石有電報問我們到底要什麽地方，我們提出了八個地方，我們有了這些地方，可以監視他們並同四川取得聯係。關於防地，延安、延長、甘泉、富縣，增加瓦窯堡以及豫旺等。蔣介石已答應涼州以西歸我們，令馬步芳不要進攻。自從釋放蔣介石，我們總的方針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國對日本，中國有理；西安與南京，西安有理。現在已一般地趨向和平了，所以能趨向和平，就是因為紅軍靠近張、楊。現在的問題，就是要顧祝同不來，張學良回來。我們的讓步是潼關歸南京，最後的讓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讓給蔣介石，但蔣要少駐兵，楊虎城部駐一個師。我們不能讓步的是張學良問題。現在的困難，就是怕和平沒有保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5頁。
在毛澤東發言之後，與會同誌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張聞天發言指出：現在已有和平的趨向。所以能得到和平，就是因為有了紅軍的積極援助，與我們起到了中心領導作用。我們堅持了和平方針，這是事實。國民黨三中全會還有二十天就要開了。這是國民黨一個轉變的關鍵，其中抗日派與親日派一定會有很大的鬥爭。因為日本積極地幫助親日派，所以國民黨本身是有鬥爭的，不是很和平的。我們的方針是爭取國民黨徹底的轉變，因此要保證現在和平統一的局麵。我們不能希望他立刻宣布對日作戰，但對於中國真正停止內戰這一目的是可能做到的。為此第一，我們要動員各方麵在“團結一致對日”口號下來行動；第二，我們要擁護國民黨中派，把左派力量團結，把左派與中派的聯合鞏固起來，來壓倒親日派。會議最後，張聞天又一次發言，指出：這次我們最大勝利，紅軍是沒有蝕本的。當然這一勝利是不是有保障，相當的保障是有了，但絕對的保障要看國際形勢以及各種條件來決定的。至於蔣介石的親筆信是不是需要，不是重要的條件，著重是陝南駐我們紅軍。談判若是成功後，對蔣的態度是要有新的轉變的，應讚助他控製南京政府。過去反蔣是要反的，逼蔣是要逼的，現在要擁護蔣的時候則是要擁護的，我們這些都是有根據的。假如他要打的時候，我們就還是要打。要使他逐漸相信我們的確能給他以讚助。關於宣言，理論上不要講得很多，要知道這是很難的，至於要說明我們要消滅帝國主義，何必要這樣蠢？我們要說的是主張和平的誠意，是將陝甘的行動說明，我們的行動已得到全國的同情。我們可以說明要恢複孫中山先生的精神，但不一定要明白指出三大政策。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中，我們主要是要求他們能在停止內戰和平禦侮的口號下行動。《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6―417頁。
在聽取與會同誌的發言後，毛澤東再次發言指出：對國民黨三中全會應有表示，這次表示應有新內容。應說明不是人民陣線而是民族陣線，對西安事變問題我們的立場是和平解決。關於這些問題的說明還是不夠的。我們現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國成立就願意成為統一區域，一種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種是人民革命政府，我們蘇區是人民革命政府。我們是特別的，但應歸他管。西安事變將蔣扣留，我們是主張和平解決的。釋放蔣後，我們軍隊開去，還是為了和平。毛澤東還特別指出：西安事變後，我們通電中說，將蔣(介石)交人民裁判，是不對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5―646頁。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召開的當天，毛澤東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並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宜給張、楊以寬大，以安其心。”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4頁。
電報還指示潘漢年，要堅決要求蔣介石同意：(一)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二)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之給養。(三)暫時容許一部分紅軍在陝南駐紮。(四)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五)親筆複恩來一信。③。
1月25日，張聞天致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甲、大力策動各方和平解決西安問題，此是目前時局中心關鍵。乙、用各種方法策動閻錫山出麵調停。調停方針是：(一) 陝北不駐多兵；(二)給張學良以名義；(三)保障西安民主權利。”《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8頁。
當天晚上，張學良還另外寫信給東北軍將領馬占山、鮑文樾、於學忠、王以哲、沈克、何柱國、繆？流、劉多荃，信中寫道：“委座之意，對東北軍彼始終愛護，決不歧視。但在西北環境多所不便，如不遵從委座意旨，決難挽此劫運。弟一時不能離京，也不便離京，盼兄等有決心，有辦法。委座講，要自救才能救國。到此時，有大誠，有大勇，才能支此危局，才能真正抗日，才能(有)回東北之一天。弟滿腹熱淚，一眼望東北，一眼望西北，而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於國者，任何犧牲早已不計。盼諸兄計及國家利害，勿專為我個人謀也。”《張學良遺稿》，第134頁。
1月15日，米春霖攜帶著蔣介石和張學良的信飛抵西安。周恩來獲悉後，即與楊虎城商談，提出建議：“楊虎城和於學忠通電就職；派人去奉化見蔣；堅決拒絕乙案，對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須中央軍全部出甘肅，西安留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各一部；在軍事上三單位靠攏，政治上利用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周恩來年譜(1893―1949)》修訂本，第352頁。
當在晚上，周恩來、秦邦憲向毛澤東、張聞天發出“萬萬火急”電，匯報了西安的最新情況，電報說：“米春霖攜蔣(介石)、張(學良)函，大意為友張(學良)決不能即回，敦勸此間接受中央命令，至軍事善後，可於張(學良)之二方案中任擇其一，至於張(學良)之政治主張，可於三中全會公開討論。”②③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51、151―152、151―152、151―152頁。
電報還匯報了張學良信函中提出的兩個方案：“(甲)東北軍入甘，中央軍駐隴海線，十七路軍駐陝西(鐵路線外)，西安可酌留一部，如有顧慮，綏署可設三原；(乙)十七路(軍)入甘，東北軍調豫、皖，於(學忠)安徽主席，王(以哲)綏靖主任。對方案如有意見可補充，並雲中央16日待複電。”②電報還匯報說：“楊(虎城)對作戰勝利無把握”。③根據以上情況，電報提出建議：(一)為求得和平解決著想，須先由楊(虎城)、於(學忠)通電就職。(二)依我們前日電告條件派人去奉化見蔣。對乙方案堅決拒絕，對甲方案可基本接受，但須中央軍全部出甘，西安得留東北(軍)、十七(路軍)各一部，東北軍前伸至鹹陽。(三)主要的是在軍事上三單位之靠攏，政治上利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四)關於紅軍問題，得開(潘漢年)兄回音，擬不同時提出。④。
1月16日，楊虎城、於學忠、孫蔚如發表通電，楊虎城、於學忠宣布接受南京政府“撤職留任”處分，分別就職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甘肅省政府主席之職。孫蔚如則就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之職。通電並宣布取消自1936年12月12日以來成立的一切臨時組織。同時，通電還提出要在奉化的蔣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國大計，要求準許張學良回陝。
當天中午，楊虎城派其駐南京代表李誌剛，於學忠派鮑文樾分別作為第十七路軍和東北軍的談判代表，與米春霖一起由西安飛往南京，同蔣介石進行談判。
第二天，西安方麵的談判代表李誌剛、鮑文樾攜帶談判方案在奉化麵見蔣介石，提出：(一)設陝甘綏靖主任，張學良為主任，楊虎城為副主任，行營主任顧祝同駐洛陽；或者設西安行營主任，張(學良)正，楊(虎城)、顧(祝同)副。(二)軍事善後問題，潼關、華陰由中央軍駐紮，陝甘其他地區由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紅軍分駐。東北軍駐寶雞到武威，第十七路軍駐關中、西安，紅軍駐陝北、陝南、涼州。在商談期間，中央軍停止一切軍事行動。並提出由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決定國策，抗日、聯俄、容共。《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2―353頁。
對西安方麵提出的方案，蔣介石表示難以接受。同時，蔣介石為分化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故意冷淡東北軍代表鮑文樾。鮑文樾於1月19日(或20日)返回西安。在鮑文樾返回西安的當晚，東北軍一批青年軍官來到張學良公館中共代表團所住的東樓，向周恩來、秦邦憲提出，隻要蔣介石不放張學良，就同南京決一死戰；並表示對東北軍高級將領主張和平解決十分不滿。周恩來分析了目前軍事、政治形勢，指出不能打仗，勸說他們從大局出發力爭和平解決。②《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2―353、353頁。
1月20日，李誌剛回到西安。第二天早晨，周恩來出席了當天早晨東北軍、第十七路軍軍政負責人會議。會議決定李誌剛攜楊虎城給蔣介石的信前往奉化，表示接受蔣介石提出的甲案，並要求：(一)中央軍暫退華縣，待西安方麵軍隊穩定後再行動。(二)潼(關)寶(雞)線上，中央軍不多駐兵。(三)東北軍留一部在鹹陽到(今彬縣)的公路上，留一部在西安。(四)第十七路軍留一師在西安。(五)給不允許回陝的張學良以名義。(六)在三中全會未決定國策之前，由楊虎城接濟紅軍。②。
1月21日下午19時，周恩來、秦邦憲向毛澤東、張聞天以“絕密”電文匯報了西安方麵的這一決定和李誌剛於當日早晨由西安飛往奉化的情況。三個小時後，毛澤東、張聞天複電周恩來、秦邦憲並告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甲)問題在於是否有保證讓步而確能停止戰爭。讓步而依然是戰爭，且能出比西安事變前更壞之局麵，則不能讓步。(乙)無論和戰，應使楊(虎城)、孫(蔚如)、何(柱國)、王(以哲)、於(學忠)、繆(？流)、劉(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們處在建議與讚助地位，免致不利時招怨。”《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57頁。
1月23日，蔣介石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提出的要求允許張學良回陝的建議明確予以拒絕，並強調潼關以西軍事問題與顧祝同直接談判。
顧祝同(1893―1987)，字墨三。江蘇漣水人。1917年考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1922年任粵軍許崇智第二軍教導隊區隊長，後升任軍部副官長。1924年6月，黃埔軍校成立，顧祝同調任該校戰術教官。同年10月任管理部代主任。此後，顧祝同先後任黃埔軍校教導團第二團第二營營長、中校團副、團長，第一軍第三師參謀長、副師長、師長等職。參加了第二次東征和北伐戰爭。1927年9月出任第九軍軍長。1928年2月，顧祝同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1929年後，顧祝同先後任武漢衛戍司令、第十六路軍總指揮兼洛陽行營主任、第一軍軍長、國民政府警衛軍軍長兼第一師師長等職，後任江蘇省政府主席。1933年9月，顧祝同出任湘鄂贛粵閩五省“剿匪”軍北路總司令，參加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後任南昌綏靖公署主任。1935年4月，被授予陸軍二級上將。同年9月，調任重慶行營主任。1936年8月起，兼任貴州省政府主席。1937年1月5日，顧祝同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1月9日，顧祝同在洛陽組成西安行營，並率部進駐潼關，逼近西安。
1月23日，顧祝同根據蔣介石的命令，開始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采取軍事行動，以給西安方麵造成壓力。楊虎城和於學忠等為避免爆發新的內戰，派出米春霖和軍警督察處處長謝珂前往潼關談判，表示願接受中央命令，但同時提出三項要求：(一)在張、楊各部及中共撤退時，由國民黨中央及張、楊兩部各派10人組成視察團，分作兩組，分派在兩方部隊前線，擔任監視任務，以免在撤退時遭到國民黨中央軍的攻擊；(二)張、楊部隊撤退時，請借夥食費若幹；(三)張部酌留少數部隊在西蘭公路上，楊部酌留少數在西安。對這三項要求，顧祝同全部允諾，並決定先借給張、楊部隊一個月的夥食費，同時組成由南京中央軍及張、楊各派定人員參加的視察團。這樣，楊虎城於26日正式表示接受南京中央的命令，並依據蔣介石提出的善後辦法，將所部撤至渭北指定地區。《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68頁。
1月28日，東北軍談判代表與顧祝同達成東北軍七天內將渭河南岸部隊撤到渭河北岸的協議。1月29日(或30日)，第十七路軍談判代表李誌剛前往潼關，參加潼關談判，並決定采取蔣介石提出的甲案。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4頁。
重建中共陝西省委。
1936年12月25日，秦邦憲主持召開重建中共陝西省委會議，羅瑞卿參加了會議。會議在西安北門內二府街二府園3號院內召開。秦邦憲傳達了黨中央關於重建中共陝西省委的決定和人事安排。
根據黨中央的決定，由賈拓夫擔任重建後的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賈拓夫(1912―1967)，陝西神木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曾任共青團綏德省立第四師範學校支部書記，共青團陝北特委委員。1928年4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曆任共青團陝西省委委員、組織部長、宣傳部長兼共青團西安市委書記。1931年秋調任中共陝南特委書記。1932年8月，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宣傳部長。1933年7月，中共陝西省委機關遭到破壞。同年8月，賈拓夫離開西安去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在輾轉經過北平、上海等地後，於1934年1月到達中央蘇區瑞金，參加了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並出席了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委員。之後，賈拓夫先後任中共中央黨校白區班班主任、紅軍總政治部破壞部部長。長征途中，任紅軍總政治部白軍工作部部長。長征到達陝北後，先後任西北中央局白區工作部部長、中共陝北省委宣傳部長、中共關中特委書記。1936年11月，任中共三邊特委書記。
擔任中共陝西省委常委的還有楊清(歐陽欽)、張德生、朱理治、李一氓、彭加倫、惠子俊。委員有李初黎、崔廷儒、謝華、王俊。省委秘書長由彭加倫兼任，副秘書長崔廷儒；組織部部長張德生，副部長謝華；宣傳部部長李一氓。1937年1月，省委又增設青年部，部長王俊；增設婦女部，部長危拱之。省委還下設有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朱理治；下設西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歐陽欽；下設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趙伯平。
秦邦憲在宣布重建中共陝西省委的同時，還決定撤銷中共西北特別支部。
陝西省秘密機關成立後，先設在二府園，後遷至西安城內紙坊巷。1937年1月下旬，又遷至涇陽縣雲陽鎮。
中共陝西省委重建後，主要抓了黨的各級地下組織的恢複和發展工作。到1937年5月，中共陝西省委下轄的組織，已有1個市委(西安市委，張德生任書記)、12個縣委(工委)和66個支部委員會，有黨員近千名。陝西省還廣泛開展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1937年1月，省委創辦了名為《統一戰線》的黨內刊物，主要刊登黨的工作、黨的建設方麵的文章和中共中央、中共陝西省委的重要決議。該刊從同年6月2日出版的第5期起，改名為《黨的生活》。
中共中央進駐延安。
延安位於陝北黃土高原的腹地。從戰國時期之後，即成為曆代兵家必爭之地。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即以高度的戰略目光，籌劃著奪取延安城。12月1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應即開始向延安出動，以10天至12天到達”，“能8天趕到延安最佳”。②③《任弼時年譜》，第312頁。
彭德懷、任弼時接電後即複電中央軍委主席團：“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計劃。”同時命令紅二、紅四方麵軍17日開始東進，紅一方麵軍18日出動，月底到甘泉、延安。②12月17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任弼時：延安有民團守城，須打開籌糧，並將延安飛機場占領。③當天下午，周恩來等從延安機場乘坐飛機前往西安。當天晚上，陝西省政府委任的膚施縣長高錦尚棄城逃跑。延安各界民眾遂自發組織起來，搗毀了國民黨縣黨部。12月18日早晨，紅軍圍城部隊和遊擊隊開進延安城。
12月28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第二版以《延安城秩序已恢複》為題，刊登了一則消息，報道了紅軍先頭部隊進入延安城以後的情況。消息全文如下：
延安通訊，我們18日早晨入延安城。原駐城的民團，經過我們各種關係的活動，大部分接受了我們的要求，自動的願與我們聯合。除一部分願回家的，遣資回籍外，另一部分編為抗日人民保安隊。現在城內秩序尚很好。進城後，立即成立了治安委員會，以維持城市治安，並主持該城市工作。商人已經照常恢複營業了。原來學校均在照常上課，並沒有因此而中斷。交通方麵如電話、電報，亦照常進行。在群眾鬥爭起來的情勢下，正在進行抗日救國會的組織。
紅軍進入延安城後，即成立了以王觀瀾為書記的工作委員會，以李堅真為團長的群眾工作團，並決定白誌文任延安城防司令部司令員，黃春圃(江華)為政治委員。由於白誌文一直未到職履責，延安城防司令員一職即由政治委員江華代理。
在王觀瀾和李堅真的主持下，延安市各界抗日救國會於12月27日正式成立，並選舉了13名執行委員。救國會下設一個保安隊和東區、西區、南區、北區四個分會。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中央機關即開始進駐延安城的準備工作。12月29日，張聞天致電周恩來與秦邦憲，電文中說：“黨校與中央均開延安城。”②⑤⑥《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3―404、403―404、405―406、407頁。
同一天，張聞天還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關於創造抗日西北根據地問題，你們同張學良詳談後望即回延安開會，(王)稼祥亦以開會後出去為好。你們何時可回，望早日通知，以便我們到延安集中。”②兩天之後，也就是12月31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電報指出：“中央10日內遷移延安，南麵甘泉、北麵瓦窯堡兩城不能不交給我們，否則殊為不便，請與楊(虎城)商交出甘泉，並請楊(虎城)電高桂滋交出瓦窯堡，陝西紅軍可不進攻清(澗)、綏(德)，野戰軍可不進占旬邑、淳化、耀州為交換條件。”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3―634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電周恩來、秦邦憲：請將自12月12日起的整份西安《解放日報》、整份《申報》、整份天津《大公報》送來延安，寫明交毛澤東收。④。
在1937年1月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指出，要做好城市工作，如延安、甘泉等，有些縣他們要派縣長，但實權是在我們手裏，形式上是屬於他們的省政府。⑤第二天，毛澤東、張聞天在給王稼祥的電報中說：“中央機關10號左右遷延安。”⑥。
1月10日，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率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機關離開保安，前往延安。當晚住寺兒台(今屬誌丹縣杏河鎮)。11日晚，住高溝口(今屬安塞縣王窯鄉)。12日晚，住堞子溝(今屬安塞縣沿河灣鎮)。13日下午，經延安北關進入延安城。
在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延安之前，曾擔任紅軍教導師特派員、當時在中央保衛處工作的卓雄先期前往延安勘察地形，為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機關選擇駐地，布置警衛。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題研究延安工作問題。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何克全、林伯渠、張浩、周興、黃春圃(江華)、郭洪濤等。延安工作委員會書記王觀瀾和延安群眾工作團團長李堅真匯報了進入延安以後的工作進展情況。
毛澤東在會上發言說：延安工作方針與方法基本上是好的，產生了好的影響，應該繼續這一方針。現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歡；保護商人，商人喜歡；取消苛捐雜稅，使貧民喜歡。以後應進一步使群眾更加喜歡，使土豪的喜歡減少。應該使在延安工作的同誌明了，延安工作對全國有影響，延安的各種具體工作都應把握這一原則。關於延安的政權形式問題。抗日救國會隻是暫時的，這裏最好是不派縣長，應成立抗日革命委員會，將來要成為蘇維埃政權。因為這是我們首都所在地，不應與人共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2頁。
張聞天在發言中說，應該大大加強群眾工作，目的是要使這裏成為抗日根據地，目前要注意改善群眾的生活，如房租等，應發動群眾鬥爭，打土豪我同意用打漢奸的名義去打，不是一下子都打。除了打土豪外，還有很多辦法可以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同時應加強武裝群眾，著重要擴大抗日義勇軍，其中對人的挑選很重要，這種武裝一定要在我們的手裏。《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3頁。
1月16日，《紅色中華》報在由保安遷至延安後發行的最新一期報紙第3版上，以《歡迎抗日領袖毛主席，延安人民舉行盛大歡迎》為標題，報道了毛澤東等黨中央領導同誌抵達的消息。消息全文如下：
延安城抗日人民在聽到抗日領袖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張(國燾)總政委等到延安時，在抗日救國會積極動員下，舉行盛大的歡迎。滿街貼滿了“歡迎抗日領袖”等標語口號。當抗日領袖抵城時，各界各部隊的整齊隊伍出城歡迎，手著小紅旗，到歡迎者不下四五千餘人。“歡迎抗日領袖”的口號聲，震動了全城，空氣非常緊張(應為熱烈――引者注)。當日晚，抗日救國會並舉行歡宴。
這篇報道用樸實無華的語言，形象而生動地記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誌進駐延安的情景。應該指出的是，原報紙在時間印刷上誤將“1937年”印為“1936年”，從而造成《紅色中華》影印合訂本將這一期報紙誤排入1936年1月的《紅色中華》中，給研究者查閱資料造成了本應避免的麻煩。
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延安，延安從此成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為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總後方。
王稼祥兩進西安。
西安事變期間，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為趕赴蘇聯治療傷病，曾兩次進出西安城，並參與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決策。
王稼祥是1933年4月27日在中央蘇區江西樂安縣穀岡村負傷的。當時，他正在穀岡村的一座祠堂內主持召開全軍青年工作會議。正在會議進行期間，突然遭到六架敵機的狂轟濫炸。紅軍指戰員傷亡300餘人。王稼祥在敵機轟炸中被炸彈彈片打進了右腹部，炸傷了腸子，胯部骨盆裏也中了彈片，加上腦震蕩和耳膜出血，傷勢十分嚴重。
在出席會議的紅軍總政委周恩來的安排下，軍委衛生部部長賀誠對王稼祥進行了救護檢查，決定立即送瑞金後方醫院治療。在賀誠的護送下，經過十來天的輾轉，王稼祥住進了位於瑞金葉坪的中央醫院。由於當時環境和醫療條件的限製，在沒有使用麻醉劑的情況下，主治大夫彭真(又名龍柏)和會診大夫王斌采用保守療法，將創傷處切開引流，但未能將彈片取出，腐骨也未得到清除。王稼祥在治療過程中表現出的令人驚歎的剛毅和堅強，深深地感動了瑞金中央醫院的醫護人員。
當王稼祥的病情略有好轉，疼痛有所緩解後，他即要求出院，重新回到工作崗位上，一邊療養，一邊工作。在此後的戰爭歲月和艱苦環境下，王稼祥以驚人的毅力，與傷痛進行了頑強的鬥爭，走過了漫漫長征路，來到了陝北。
193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電報中指出：“(王)稼祥病非開刀取出子彈不能根本解決。”《王稼祥年譜》，第167頁。
此後，在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一同來到蘇區的美國籍黎巴嫩醫生喬治？海德姆(後改名馬海德)的治療下，王稼祥的傷痛有所緩解。到當年10月，鑒於王稼祥病情的發展和交通狀況的改善，中共中央決定送王稼祥去蘇聯治療。此後，黨中央領導同誌對王稼祥赴蘇聯治療進行了周密的安排。11月6日，毛澤東致電當時正在西安的葉劍英和劉鼎：“(王)稼祥兄擬赴滬醫病，欲從(李)毅(即張學良)得一保護證，請設法並電複，對外守秘。”②③④⑤《王稼祥年譜》，第173、173、173、173、173―174頁。
11月13日，張聞天致電在蘇聯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我們正準備送王稼祥赴蘇聯治病，他的病在蘇區內是無法治好的。他來時經哪條路線為妥，請告知。”②11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並轉共產國際，電文中說：“王稼祥之傷，隻有赴蘇醫治之一法，現準備經過張學良保護，先到上海，然後設法到海參崴。他參加紅軍六年之久，情形熟悉，因此同時委任他充任中國紅軍代表與(共產)國際接洽，並加入(中共)代表團。”③11月20日，張聞天致電王明，希望通過蘇聯同新疆督辦盛世才交涉，解決張學良飛機進入新疆問題，以使王稼祥搭乘飛機經新疆進入蘇聯。④但是，盛世才堅持不同意張學良的飛機經過新疆，所以這一設想未能實現。
12月初，王稼祥在軍委衛生部部長賀誠和時任東北軍馬占山部軍務處處長的中共秘密黨員鄒大鵬的護送下，離開保安，前往西安。12月4日，中共中央再次電告共產國際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此間(中革)軍委及毛(澤東)決請王稼祥同誌為正式代表常駐你處兼醫傷。”電文還告：“王(稼祥)已赴西安張(學良)處。”⑤。
王稼祥一行到達西安後，西安事變已經爆發。由於隴海鐵路潼關以東被國民黨中央軍占領，列車無法通行，王稼祥遂於12月下旬返回當時已被紅軍占領的延安城。12月29日，在延安的王稼祥電告毛澤東、張聞天：“我宜速出，待中央(機關)搬(延安)時間太長。”電文還建議：“我意你們對時局指示以密碼或快函為妥。”電文還提出希望：“請電周(恩來)速派(飛)機(或汽)車來接。”《王稼祥年譜》，第174頁。
同一天，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電報中說：“王(稼祥)主任、張心餘及(賈)托(拓)夫、(吳)德峰之妻現在延安待(飛)機。”③④《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3、404、407頁。
當天，張聞天還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關於創造抗日西北根據地問題，你們同張學良詳談後望即回延安開會，(王)稼祥亦以開會後出去為好。”③。
1937年1月3日，王稼祥在延安致電黨中央，詢問南京方麵情況。當天，毛澤東、張聞天複電王稼祥：“南京親日派當權，改組政府暫時無望。李毅(張學良)被扣，(國民黨中央軍)撤退之兵重新西進，隴海(鐵)路又斷，西安又處戰時狀態，紅軍正開進準備作戰，中央機關十號左右遷延安。”④
1月13日，毛澤東、張聞天率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延安城。第二天，毛澤東、張聞天即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決來西安，等候外出，請派乘客汽車來接。聞有小飛機一架，不知可派否？請複。”《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2頁。
在周恩來的安排下，王稼祥和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以及賀誠等乘汽車離開延安，經過三天的旅程，於19日到達西安。當天下午，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今天下午四時半到西安，頗安好。”《王稼祥年譜》，第175頁。
張聞天的西安之行。
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當前時局和準備同國民黨談判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張國燾、何克全、張浩、林伯渠、林彪、吳亮平、郭洪濤。
毛澤東向會議作關於同國民黨談判問題的報告，指出：和平問題主要看我們決定，問題是如何保證。首先要蔣介石寫親筆信給我們，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劃清防地，第三保證給養。蔣介石有電報問我們到底要什麽地方，我們提出了八個地方，我們有了這些地方，可以監視他們並同四川取得聯係。關於防地，延安、延長、甘泉、富縣，增加瓦窯堡以及豫旺等。蔣介石已答應涼州以西歸我們，令馬步芳不要進攻。自從釋放蔣介石，我們總的方針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國對日本，中國有理；西安與南京，西安有理。現在已一般地趨向和平了，所以能趨向和平，就是因為紅軍靠近張、楊。現在的問題，就是要顧祝同不來，張學良回來。我們的讓步是潼關歸南京，最後的讓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讓給蔣介石，但蔣要少駐兵，楊虎城部駐一個師。我們不能讓步的是張學良問題。現在的困難，就是怕和平沒有保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5頁。
在毛澤東發言之後，與會同誌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張聞天發言指出：現在已有和平的趨向。所以能得到和平，就是因為有了紅軍的積極援助，與我們起到了中心領導作用。我們堅持了和平方針，這是事實。國民黨三中全會還有二十天就要開了。這是國民黨一個轉變的關鍵，其中抗日派與親日派一定會有很大的鬥爭。因為日本積極地幫助親日派，所以國民黨本身是有鬥爭的，不是很和平的。我們的方針是爭取國民黨徹底的轉變，因此要保證現在和平統一的局麵。我們不能希望他立刻宣布對日作戰，但對於中國真正停止內戰這一目的是可能做到的。為此第一，我們要動員各方麵在“團結一致對日”口號下來行動；第二，我們要擁護國民黨中派，把左派力量團結，把左派與中派的聯合鞏固起來，來壓倒親日派。會議最後，張聞天又一次發言，指出：這次我們最大勝利，紅軍是沒有蝕本的。當然這一勝利是不是有保障，相當的保障是有了，但絕對的保障要看國際形勢以及各種條件來決定的。至於蔣介石的親筆信是不是需要，不是重要的條件，著重是陝南駐我們紅軍。談判若是成功後，對蔣的態度是要有新的轉變的，應讚助他控製南京政府。過去反蔣是要反的，逼蔣是要逼的，現在要擁護蔣的時候則是要擁護的，我們這些都是有根據的。假如他要打的時候，我們就還是要打。要使他逐漸相信我們的確能給他以讚助。關於宣言，理論上不要講得很多，要知道這是很難的，至於要說明我們要消滅帝國主義，何必要這樣蠢？我們要說的是主張和平的誠意，是將陝甘的行動說明，我們的行動已得到全國的同情。我們可以說明要恢複孫中山先生的精神，但不一定要明白指出三大政策。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中，我們主要是要求他們能在停止內戰和平禦侮的口號下行動。《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6―417頁。
在聽取與會同誌的發言後，毛澤東再次發言指出：對國民黨三中全會應有表示，這次表示應有新內容。應說明不是人民陣線而是民族陣線，對西安事變問題我們的立場是和平解決。關於這些問題的說明還是不夠的。我們現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國成立就願意成為統一區域，一種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種是人民革命政府，我們蘇區是人民革命政府。我們是特別的，但應歸他管。西安事變將蔣扣留，我們是主張和平解決的。釋放蔣後，我們軍隊開去，還是為了和平。毛澤東還特別指出：西安事變後，我們通電中說，將蔣(介石)交人民裁判，是不對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45―646頁。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召開的當天，毛澤東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為避免內戰一致對外，我們原則上不反對蔣之方針，並應勸告西安服從南京統一方針，蔣宜給張、楊以寬大，以安其心。”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4頁。
電報還指示潘漢年，要堅決要求蔣介石同意：(一)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二)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之給養。(三)暫時容許一部分紅軍在陝南駐紮。(四)令馬步芳停止進攻河西紅軍。(五)親筆複恩來一信。③。
1月25日，張聞天致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甲、大力策動各方和平解決西安問題，此是目前時局中心關鍵。乙、用各種方法策動閻錫山出麵調停。調停方針是：(一) 陝北不駐多兵；(二)給張學良以名義；(三)保障西安民主權利。”《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1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