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聯 合 篇(1)
中共中央決定實行“逼蔣抗日”從7月10日起，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開始在南京舉行。7月13日，蔣介石在會上作關於外交的限度與組織國防會議之意義的報告。蔣介石在報告中說：“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擾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對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並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些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欲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②《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25頁。
但是，蔣介石在報告中又說：“半年來外交的形勢，大家相信並未到達和平絕望的時期，與其說是和平絕望，反不如說是這半年來較之以前的形勢，還有一線的希望。我敢說最近外交途徑，並未達到最後關頭。”②。
7月14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閉幕。在閉幕大會宣讀的大會宣言中稱：“中國目前形勢，非以決死之心求生存，則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舉國一致，以整齊之步驟挽救，則將無逃於各個擊破之危機。”宣言稱：“對內唯有以最大之容忍與苦心，蘄求全國國民之團結；對外則決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也決不簽訂任何侵害領土完整主權之協定。遇有領土主權被侵略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危急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897―1898頁。
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的召開以及蔣介石在會上所作的報告，無疑是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黨對日政策的一種進步。為了適應國內形勢的新變化，中共中央政治局於8月10日召開會議，討論國共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王稼祥、張浩、林伯渠、李維漢、陸定一、林彪、李克農、周興、楊尚昆、潘漢年和李德。
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並作結論。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蔣介石依靠日本，出賣投降的基本戰略沒有改變，但他準備開國防會議，實行局部的對日作戰等，戰術有所改變，而戰術的改變有可能影響其戰略的動搖。《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67頁。
毛澤東說：蔣介石過去讓出東三省，鎮壓群眾，不同我們往來。現在改變了，也說統一戰線、國防政府，要同我們往來，這是為了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日本的退讓，以鞏固他的統治。②③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67頁。
毛澤東指出：我們願意與南京談判，現在還是這個方針。在今天應該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承認統一指揮、統一編製，在許多策略方麵要有所改變，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實行真正的抗日。②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創造西北國防政府，紅軍與東北軍正在協商中，兩方麵都要做艱苦的努力，在東北軍要加強政治工作，在地方應加緊鞏固工作。③毛澤東還認為：紅二、四方麵軍的北上對於打通蘇聯，保衛蘇區，統一紅軍領導，都有很大的意義，應極力地歡迎紅二、四方麵軍，並使他們完全在中央領導之下。④。
張聞天在發言中說：毛澤東的報告，我是同意的。⑥《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56頁。
張聞天指出：全國形勢是抗日運動更推進了一步。兩廣事件更給了國民黨很多的教訓，強烈的抗日要求更促使他們分裂。“在這分裂中，不能不使南京戰術有許多變動，同時也表現他的動搖。”⑥張聞天說：“我們不僅要鞏固我們的力量，我們更要準備聯結很多力量，盡量使蔣(介石)孤立，防止蔣(介石)在統一戰線中的叛變。要記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訓。但不是用關門主義來鞏固我們的力量，而是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56頁。
周恩來在發言中主張放棄“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並指出，在與南京談判時提出停止內戰和允許人民抗日、發動抗日戰爭。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22―323頁。
周恩來指出，目前任務的中心是實現西北的大聯合，在東線開展遊擊戰爭；迎接紅二、四方麵軍北上，三個方麵軍的會合是大的勝利。③。
毛澤東在作會議結論時指出：民眾抗日已經衝破蔣介石的壓迫，但是還沒有衝破蔣介石的最高界限，即還沒有實現民主。蔣介石總是說先統一，我們則要求他先給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現在已不適合，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叛國賊。同時要注意提高對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黨的獨立性。《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67―568頁。
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確定以國民黨和南京政府作為今後談判的對手。並決定發表公開宣言和秘密文件。
這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由“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過渡的結束，決定了全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
會議結束之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於8月12日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了中央政治局8月10日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電報指出：“一、二、四三個方麵軍，有配合甲軍(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並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68―569頁。
電報指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依據過去與南京談判的基礎，在忠實地進行抗日準備，實行國內民主與實行停止‘圍剿’等前提之下，承認與之談判蘇維埃紅軍的統一問題。”②。
8月25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公開發表。這一“公開宣言”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一貫主張，也肯定了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較之過去是有了若幹進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致國民黨書》義正詞嚴地指出：“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得不向貴黨再一次地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複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如果你們還要繼續內爭，不把向內的槍口掉轉向外，不把退讓的政策轉到抗戰，不把分離的局麵轉到團結，不把渙散的情況轉到統一，則禍患之來，不堪設想，而諸位先生千秋萬世的罪名，亦將無可挽回。”②③《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24、429、430―431頁。
《致國民黨書》鄭重宣言：“我們讚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讚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我們宣布：在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並在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製度。”②《致國民黨書》指出：“貴黨中許多有良心的分子，現在也確然憬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而開始了新的轉變，開始了對於自己黨中禍黨禍國分子之憤怒與不滿。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情於這種新的轉變，熱烈地歡迎這些有愛國心的有良心的，保存著並正在激發著中華民族英雄氣概的中國國民黨員的誌氣與覺悟，歡迎他們在民族危亡麵前願意犧牲奮鬥與勇於革新的精神。”③《致國民黨書》明確提出“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的建議，並指出：“如果貴黨真正願意擔負救亡圖存的責任，那末現在是要下決心的時候了，等到做了亡國奴的時候再講什麽合作那就會悔之無及了。至於我們方麵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地遵守這個協定。”《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32―433頁。
為了實踐《致國民黨書》中提出的“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這一莊嚴的承諾，毛澤東在同年9月又起草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草案全文如下：
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鑒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侵略之有加無已，危害中國領土主權之保全與民族之生存，一致認為惟有兩黨合作並喚起民眾，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各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與國家，實行對日武裝抗戰，方能達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保衛與恢複中國領土主權，爭取國家獨立與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雙方派遣全權代表舉行談判，訂立此抗日救國協定。
二、雙方共同承認，互矢最大之誠信與決心，一致努力於下列之偉大的政治任務：
(甲)實行對日武裝抗戰，保衛與恢複全中國之領土與主權；
(乙)實現全國各黨各派各軍之抗日救國聯合戰線；
(丙)實現依據民主綱領而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
三、為力求以上政治任務之完成起見，雙方同意實行下列各項必要的步驟與方法：
(甲)從本協定簽字之日起，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為。
(乙)中國國民黨方麵承認經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停止進攻紅軍與侵犯蘇區，取消經濟封鎖，並承認經過單獨協商，一方麵調動進攻紅軍之部隊離開現在區域開赴抗日戰線，一方麵劃定紅軍必須的與適宜的根據地，供給必需的軍械、軍服、軍費、糧食與一切軍用品，供給兵員的補充，以便紅軍安心進行對日抗戰。中國共產黨方麵承認經過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紅軍不向國民黨部隊攻擊，承認在抗日作戰時在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之條件下，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實行統一的指揮與統一的編製，紅軍擔負一定之防線與戰線。
(丙)中國國民黨方麵承認改革現行政治製度，撤廢一切限製民主權利之法令，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懲辦漢奸與親日分子，釋放政治犯，釋放已被逮捕之共產黨員，並承認以後不再破壞共產黨之組織與不再逮捕共產黨之人員。中國共產黨方麵承認停止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之言論與行動，承認在全國建立民主共和國與召集根據普選權選舉的全國國會時，蘇維埃區域選舉代表參加此國會，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製度。
(丁)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在全中國民主國會未召集與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為著實行真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召集基於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選舉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之必要，此種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有決定一切抗日救國方針與方案之權。
(戊)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為著實行真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迅速建立統一全國的軍事指揮機關(軍事委員會與總司令部)及由此機關采取真正對日抗戰的一切實際軍事步驟之必要。中國國民黨承認，紅軍軍事委員會及總司令部有選派代表參加全國的軍事委員會與總司令部之必要，並保證該代表等順利進行其工作；中國共產黨承認，中國國民黨人員在此種機關中占主要領導的地位。
(己)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為著實行真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與蘇聯訂立互助協定之必要，同時對日本以外之其他國家在不喪失領土主權條件下，應保持友誼並取得其幫助。
四、雙方共同承認，為完善地執行本規定起見，兩黨中央各派出同數之代表組織混合委員會，作為經常接洽與討論之機關。
五、雙方互相承認，兩黨應忠實地執行本協定所規定之一切原則與事項，但同時雙方均保持其政治上與組織上之獨立性。
六、在本協定的原則下，雙方得訂立關於許多個別問題之協定。
七、本協定在雙方代表簽字互換後發生效力。
八、本協定之修改須得雙方之同意。《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6―448頁。
毛澤東起草的這個協定草案的基本內容成為後來國共談判的基礎。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同各地方實力派談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在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公開發表之後，中共中央又於9月1日向黨內發出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說：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75頁。
在此之後的9月8日，由毛澤東起草，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毛澤東聯合署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明確指出：“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並提是錯誤的。我們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三月南京有人來接洽。我們提出一般的條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兩次來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討論了對南京的方針，大體見以前給你們的電報。”②③《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38、438―439、439頁。
電報還要求紅二、四方麵軍：“你們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地要提出聯合抗日口號。向毛(炳文)、王(均)等部派出人員進行接洽，僅在我們必要占領的地方遇到他們的反對才與之作戰，但同時進行宣傳與接洽。希望你們依據這個方針，把自己的宣傳工作改造一下。”②電文還通報了對東北軍進行統戰工作的情況，並希望“對張學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擊態度，應向他的師、團、營長寫信，向士兵作普遍宣傳。在我們與南京談判沒有成就以前，張學良指揮下的西北各部，包括東北軍在內，都還不能停止對我們的敵對行為。東北軍之何(柱國)、於(學忠)兩部受我們影響尚少，何(柱國)與蔣(介石)有聯係，張(學良)不能以聯紅事告他，你們更要加緊工作。”③。
中國共產黨確定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是一個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重大決策。這一決策的確定和實踐，為以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實現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必要的和重要的基礎。
毛澤東致函楊虎城：
“望確實表示先生之意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0日召開的會議作出了全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之後，毛澤東於8月13日致函楊虎城，信的全文如下：
虎臣先生勳鑒：
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曆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之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虛與委蛇的辦法，當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進攻綏遠，陝甘受其威脅。覆巢之下，將無完卵。蔣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國，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國各派聯合抗日漸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靜態度――若秘密之聯係，暗中之準備，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誌所望於先生者也。茲派張文彬同誌奉誠拜謁，望確實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盤之策劃。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比聞貴部將移防膚(施，即延安)洛(川)，雙方更必靠近，敝方慶得善鄰，同時切望貴部維持對民眾之紀律，並確保經濟通商。雙方關係更臻融洽，非特兩軍之幸，抑亦救國陣線之福。具體辦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聯絡等事，均囑張同誌趨前商訂。專此奉達，不盡欲言。
敬頌。
公祺。
毛澤東。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16―417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函當時擔任楊虎城部第十七路軍總參議的杜斌丞先生。毛澤東在信中寫道：“值此國難日亟，國賊猖狂，大好河山，危險萬狀。偽蒙軍向綏遠進攻，冀察政委會質量之改組，凡此種種，愈見日寇之變本加厲。弟等一再呼籲，要求全國不分黨派，一致團結禦侮。一年以來成效漸著。虎臣先生同意聯合戰線，但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時機已熟，正抗日救國切實負責之時，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願與先生勉之。特派張(文彬)同誌專謁崇階，敬祈指示一切。”《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86頁。
毛澤東派往西安與楊虎城進行聯絡的是擔任自己秘書的張文彬。張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到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7月參加平江起義，後任紅五軍第四縱隊政委。曾當選為第一屆和第二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長征到達陝北後，進入陝北紅軍大學學習。之後，任毛澤東的秘書。
帶著毛澤東致楊虎城將軍和杜斌丞先生的信，張文彬於8月26日來到西安。在楊虎城部憲兵營營長金閩生、副營長童陸生的安排下，張文彬住在憲兵營營副謝晉生的家中。30日晚上，張文彬與時任楊虎城隨從秘書兼機要秘書的王菊人進行了正式談話。
王菊人(1906―1985)，陝西蒲城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共青團蒲城縣委書記、中共蒲城縣委代理書記。大革命失敗後，與中共黨組織失掉聯係。後投奔楊虎城，任楊虎城的隨從秘書、機要秘書。
根據張文彬在這次談話後於9月1日晚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的報告，張文彬與王菊人所談重要問題如下：
一、近楊(虎城――下同)正覺形勢急迫，急欲與我談，要與建立交通，故對我方所提初步實現之協定完全同意並具體決定如下：
1？互不侵犯。渠表示過去即已實際執行，但民團方麵則未能做到，因不能直接命令，現可完全接近我意，以訓練為名將各地民團分別集中於指定地點抑製其活動。即有個別問題亦必保障不使繼續(此點經我再談亦認盡力做到不使發生個別問題――原注，以下均同)與發生。不組保甲。渠部隊主力集結？縣(今富縣)以南，延安、延長一帶，隻以最少數作警戒與掩飾性質，並為更利於接近我方及交通保障，擬調閻(揆要)團(警二團)，但恐孫蔚如生懷疑，故閻(揆要)雖已收〔受〕領任務但尚在省未去，欲再考慮最後決定。
2？通商與取消經濟封鎖。渠亦表示過去事實上未封鎖過，但惜未建立與我正式交通關係，現先派定二人專負此責，前麵駐一人，西京駐一人，同時我們亦派二人分駐前後。渠原欲以五輛汽車，因車夫缺，暫以二輛汽車專供交通用，較好的汽車夫已找到一個，欲請我方亦找一個，以免發生意外。除此作我通商辦法外，所有駐地允群眾自由經營出入，但不欲公開組織自由市場，恐過於公開。初則欲將前麵交通站不設延安，而以？縣(今富縣)或太白鎮(今屬甘肅省西峰市)，這一方麵，後再三談，已允在膚施(今延安)。
3？雙方聯絡，允立即做，並希雙方軍事情報密切確實，不帶宣傳性(此點渠未指明何種宣傳性，我麵述及我軍事情報素來確切而不虛偽，對友軍作實情通報性質，即一般政治宣傳亦無不根據事實發表――此點擬在與楊見麵正式確定時再申述)，渠願將蔣方一切軍事就知者告我。
二、渠提出楊以目前政治形勢之急迫(意指綏與桂)，不以上述三項協定為滿足，提擬立即在西北發動軍事行動，楊並有軍事行動計劃意見，請以我、張(學良)、楊三方會議解決(他這一問題的提法是在談上述三項協定之先)。據我觀察，渠欲以此試探我方軍事行動及張(學良)與我關係，和有無背他處。我當答複：楊主任能以救西北首先提議發動，我方甚為欣喜。願楊能提出具體意見。但第一，我、楊雙方尚無合作前提(意指上述三項初步協定)與共同意誌在事實上的表征，希能腳踏實地真誠做出，不徒空談。第二，對張(學良)方情形我不清楚，對關係第三者情事似非單方可以解決。如真有此種情勢與發展到此必要時，當由各方共同會議籌劃。屆時或有四五方、六七方麵亦未可知。但我均無事實根據。尤在此時，我、楊雙方尚未有初步、明確協定，前提似覺尚談不到，而不便作徒空推測。彼曾為此爭辯，楊方早有誠意與事實證明，而認我無誠意與合作，後仍融洽。
三、其他，第三國際援助革命問題，西北聯合領導問題，民眾運動與民主政治問題，均談及。我除根據黨的策略表示我們意見外，並建議楊即須有自己政治組織，鞏固自己部隊和防止法西斯侵入。渠表示接受，一月前已有過開始工作，但無效果。《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0―92頁。
張文彬在報告中還建議，選派與第十七路軍聯絡的“交通人才必須靈活而慎重，且在東北軍無關係之人。”②③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2―93、92―93、92―93、96頁。
張文彬建議，對已建立的與第十七路軍聯係的兩條交通線“嚴密組織不發生橫的關係，以免意外，而因小失大。”②張文彬在報告中認為：“就現在情況，我們初步提議是不成問題可以解決實現的。但其所說‘軍事變動’、‘整個軍事行動意見’則不過欲徒提空言，摸我動向，避我與他衝突，我擬適應彼之情緒與要求，除實現初步協定外，並作進一步的推動。”③。
張文彬在與王菊人商談後，一再提出與楊虎城將軍會晤，但楊虎城“托病拒見”。據張文彬在9月8日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所說，楊虎城“係因害怕與我建立合作後，其部隊群眾為我爭取，及害怕蔣之發覺而遲緩。後經我二次催促，並再三說明十七路(軍)的曆史、力量、環境、前途利害的選擇，以及我對友軍的正確策略與援助，並說明所提各點尚可磋商等，始於六日晚得見，二人密談約二小時，結果尚好。楊對我方所提各項均接受，並談及其他有關問題。”④。
張文彬在9月8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匯報了與楊虎城會晤時雙方就抗日合作問題達成的口頭協定內容：
1？互不侵犯。
A？雙方各駐防地在實際行動上取消敵對行動。
B？楊負責抑製民團活動。不在原蘇區及原有革命組織的地方組織保甲。
C？不摧殘革命組織，改善軍隊紀律，密切與群眾的關係。
2？取消經濟封鎖。
A？設專門貿易站，在十七路(軍)掩護下保障蘇(區)方(麵)國家貿易的流通。
B？不禁止群眾的自由通商。
C？蘇(區)方(麵)不禁止群眾供給十七路軍駐軍的食料等必需品的購買。
3？建立軍事聯絡。
A？雙方軍事行動事先通報，楊方除將本部屬行動通報外，並供給南京等各方情報。
B？有關雙方糾紛問題，均經雙方磋商解決。②③《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6―98頁。
張文彬在報告中說：“以上各項經我首先提出後，楊(虎城)即發言大意謂：各項均能同意，雙方意見均無衝突處。”②。
根據張文彬的報告，楊虎城在會談時表示：“因為十七路(軍)力量與環境關係，尚不能離開南京政府。”③張文彬回答說：“與南京應付是需要的，但必須努力實際的抗日準備和防止並打擊蔣(介石)的破壞陰謀。”②③④⑤⑥《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6―98、99―100、99―100、99―100、99―100、99―100頁。
在會談中，楊虎城還表示由於“自己部隊基礎的關係，不能立即與紅軍走一條路，願走‘人’字路，將來再會合。”張文彬答複說：“我方從未有此企圖，不過願其立即成為堅強的抗日友軍。”張文彬還建議楊虎城“立即進行自己的政治組織，在抗日綱領和自己的領導下鞏固和發展起來。”②在會談中，楊虎城表示：“西北要張(學良)領導，但感張(學良)部複雜，有法西(斯分子)、有漢奸分子，張(學良)亦為繼父業，非經苦經營，恐有不可靠處。”③張文彬在報告中分析了楊虎城提出這一問題的動機，“一是要慎重乘機，一是要偵察我與張(學良)究有何種關係。”④張文彬回答說：“對張(學良)本人及部隊情形我不很清楚，但因其特殊的亡國條件，有許多條件足以改變的。”⑤張文彬還希望楊虎城“根據本人革命曆史和意誌，及共處西北利害相關(的關係)，應信力推動。”⑥ 。
張文彬在與楊虎城的會談中，還談到了紅軍開辟根據地問題，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三方會議的召開以及蘇聯援助問題。
張文彬在與楊虎城會談後，又於9月7日與楊虎城指派的王菊人、崔孟博二人一起，具體商定了實行口頭協定的辦法。根據張文彬在9月8日給毛澤東的報告，雙方具體商定如下：
1？十七路(軍)現尚未接防(東北軍第六十七軍防區)，將以十七師王(勁哉)派駐最前線，旅部將在？州(今富縣)、膚施(今延安)及其以北到潘〔蟠〕龍止，均以最少數部隊營連分駐(潘〔蟠〕龍是否駐還不定――原注)，十七路(軍)主力均在？州以南，以備有事。整個部署俟決定後當再電告。
但是，蔣介石在報告中又說：“半年來外交的形勢，大家相信並未到達和平絕望的時期，與其說是和平絕望，反不如說是這半年來較之以前的形勢，還有一線的希望。我敢說最近外交途徑，並未達到最後關頭。”②。
7月14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閉幕。在閉幕大會宣讀的大會宣言中稱：“中國目前形勢，非以決死之心求生存，則不能得安全之保障；非舉國一致，以整齊之步驟挽救，則將無逃於各個擊破之危機。”宣言稱：“對內唯有以最大之容忍與苦心，蘄求全國國民之團結；對外則決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也決不簽訂任何侵害領土完整主權之協定。遇有領土主權被侵略之事實發生，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危急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則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897―1898頁。
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的召開以及蔣介石在會上所作的報告，無疑是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黨對日政策的一種進步。為了適應國內形勢的新變化，中共中央政治局於8月10日召開會議，討論國共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王稼祥、張浩、林伯渠、李維漢、陸定一、林彪、李克農、周興、楊尚昆、潘漢年和李德。
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並作結論。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蔣介石依靠日本，出賣投降的基本戰略沒有改變，但他準備開國防會議，實行局部的對日作戰等，戰術有所改變，而戰術的改變有可能影響其戰略的動搖。《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67頁。
毛澤東說：蔣介石過去讓出東三省，鎮壓群眾，不同我們往來。現在改變了，也說統一戰線、國防政府，要同我們往來，這是為了得到群眾的擁護和日本的退讓，以鞏固他的統治。②③④《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67頁。
毛澤東指出：我們願意與南京談判，現在還是這個方針。在今天應該承認南京是一種民族運動的大力量。我們可以承認統一指揮、統一編製，在許多策略方麵要有所改變，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實行真正的抗日。②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創造西北國防政府，紅軍與東北軍正在協商中，兩方麵都要做艱苦的努力，在東北軍要加強政治工作，在地方應加緊鞏固工作。③毛澤東還認為：紅二、四方麵軍的北上對於打通蘇聯，保衛蘇區，統一紅軍領導，都有很大的意義，應極力地歡迎紅二、四方麵軍，並使他們完全在中央領導之下。④。
張聞天在發言中說：毛澤東的報告，我是同意的。⑥《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56頁。
張聞天指出：全國形勢是抗日運動更推進了一步。兩廣事件更給了國民黨很多的教訓，強烈的抗日要求更促使他們分裂。“在這分裂中，不能不使南京戰術有許多變動，同時也表現他的動搖。”⑥張聞天說：“我們不僅要鞏固我們的力量，我們更要準備聯結很多力量，盡量使蔣(介石)孤立，防止蔣(介石)在統一戰線中的叛變。要記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訓。但不是用關門主義來鞏固我們的力量，而是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56頁。
周恩來在發言中主張放棄“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並指出，在與南京談判時提出停止內戰和允許人民抗日、發動抗日戰爭。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22―323頁。
周恩來指出，目前任務的中心是實現西北的大聯合，在東線開展遊擊戰爭；迎接紅二、四方麵軍北上，三個方麵軍的會合是大的勝利。③。
毛澤東在作會議結論時指出：民眾抗日已經衝破蔣介石的壓迫，但是還沒有衝破蔣介石的最高界限，即還沒有實現民主。蔣介石總是說先統一，我們則要求他先給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現在已不適合，要在統一戰線下反對叛國賊。同時要注意提高對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黨的獨立性。《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67―568頁。
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和結論，確定以國民黨和南京政府作為今後談判的對手。並決定發表公開宣言和秘密文件。
這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由“抗日反蔣”向“逼蔣抗日”過渡的結束，決定了全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
會議結束之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於8月12日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通報了中央政治局8月10日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電報指出：“一、二、四三個方麵軍，有配合甲軍(東北軍)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之任務。由此任務之執行以配合並推動全國各派統一戰線，達到大規模抗日戰爭之目的。”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68―569頁。
電報指出：“認定南京為進行統一戰線之必要與主要的對手，應與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國民黨各派，同時的分別的進行談判。依據過去與南京談判的基礎，在忠實地進行抗日準備，實行國內民主與實行停止‘圍剿’等前提之下，承認與之談判蘇維埃紅軍的統一問題。”②。
8月25日，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公開發表。這一“公開宣言”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一貫主張，也肯定了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較之過去是有了若幹進步”，但“基本上依然不能滿足全國人民的要求。”《致國民黨書》義正詞嚴地指出：“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得不向貴黨再一次地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複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如果你們還要繼續內爭，不把向內的槍口掉轉向外，不把退讓的政策轉到抗戰，不把分離的局麵轉到團結，不把渙散的情況轉到統一，則禍患之來，不堪設想，而諸位先生千秋萬世的罪名，亦將無可挽回。”②③《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24、429、430―431頁。
《致國民黨書》鄭重宣言：“我們讚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讚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我們宣布：在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並在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製度。”②《致國民黨書》指出：“貴黨中許多有良心的分子，現在也確然憬悟於亡國之可怕與民意之不可侮，而開始了新的轉變，開始了對於自己黨中禍黨禍國分子之憤怒與不滿。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情於這種新的轉變，熱烈地歡迎這些有愛國心的有良心的，保存著並正在激發著中華民族英雄氣概的中國國民黨員的誌氣與覺悟，歡迎他們在民族危亡麵前願意犧牲奮鬥與勇於革新的精神。”③《致國民黨書》明確提出“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的建議，並指出：“如果貴黨真正願意擔負救亡圖存的責任，那末現在是要下決心的時候了，等到做了亡國奴的時候再講什麽合作那就會悔之無及了。至於我們方麵是早已準備著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並願堅決地遵守這個協定。”《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32―433頁。
為了實踐《致國民黨書》中提出的“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這一莊嚴的承諾，毛澤東在同年9月又起草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草案全文如下：
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鑒於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中國侵略之有加無已，危害中國領土主權之保全與民族之生存，一致認為惟有兩黨合作並喚起民眾，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各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與國家，實行對日武裝抗戰，方能達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保衛與恢複中國領土主權，爭取國家獨立與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雙方派遣全權代表舉行談判，訂立此抗日救國協定。
二、雙方共同承認，互矢最大之誠信與決心，一致努力於下列之偉大的政治任務：
(甲)實行對日武裝抗戰，保衛與恢複全中國之領土與主權；
(乙)實現全國各黨各派各軍之抗日救國聯合戰線；
(丙)實現依據民主綱領而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
三、為力求以上政治任務之完成起見，雙方同意實行下列各項必要的步驟與方法：
(甲)從本協定簽字之日起，雙方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為。
(乙)中國國民黨方麵承認經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停止進攻紅軍與侵犯蘇區，取消經濟封鎖，並承認經過單獨協商，一方麵調動進攻紅軍之部隊離開現在區域開赴抗日戰線，一方麵劃定紅軍必須的與適宜的根據地，供給必需的軍械、軍服、軍費、糧食與一切軍用品，供給兵員的補充，以便紅軍安心進行對日抗戰。中國共產黨方麵承認經過蘇維埃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下令紅軍不向國民黨部隊攻擊，承認在抗日作戰時在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之條件下，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實行統一的指揮與統一的編製，紅軍擔負一定之防線與戰線。
(丙)中國國民黨方麵承認改革現行政治製度，撤廢一切限製民主權利之法令，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懲辦漢奸與親日分子，釋放政治犯，釋放已被逮捕之共產黨員，並承認以後不再破壞共產黨之組織與不再逮捕共產黨之人員。中國共產黨方麵承認停止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之言論與行動，承認在全國建立民主共和國與召集根據普選權選舉的全國國會時，蘇維埃區域選舉代表參加此國會，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製度。
(丁)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在全中國民主國會未召集與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為著實行真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召集基於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選舉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之必要，此種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有決定一切抗日救國方針與方案之權。
(戊)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為著實行真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迅速建立統一全國的軍事指揮機關(軍事委員會與總司令部)及由此機關采取真正對日抗戰的一切實際軍事步驟之必要。中國國民黨承認，紅軍軍事委員會及總司令部有選派代表參加全國的軍事委員會與總司令部之必要，並保證該代表等順利進行其工作；中國共產黨承認，中國國民黨人員在此種機關中占主要領導的地位。
(己)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共同承認，為著實行真正的對日武裝抗戰，有與蘇聯訂立互助協定之必要，同時對日本以外之其他國家在不喪失領土主權條件下，應保持友誼並取得其幫助。
四、雙方共同承認，為完善地執行本規定起見，兩黨中央各派出同數之代表組織混合委員會，作為經常接洽與討論之機關。
五、雙方互相承認，兩黨應忠實地執行本協定所規定之一切原則與事項，但同時雙方均保持其政治上與組織上之獨立性。
六、在本協定的原則下，雙方得訂立關於許多個別問題之協定。
七、本協定在雙方代表簽字互換後發生效力。
八、本協定之修改須得雙方之同意。《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46―448頁。
毛澤東起草的這個協定草案的基本內容成為後來國共談判的基礎。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同各地方實力派談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
在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公開發表之後，中共中央又於9月1日向黨內發出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示說：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蔣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在逼蔣抗日的方針下，並不放棄同各派反蔣軍閥進行抗日的聯合。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75頁。
在此之後的9月8日，由毛澤東起草，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毛澤東聯合署名，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明確指出：“中國最大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抗日反蔣並提是錯誤的。我們從二月起開始改變此口號。三月南京有人來接洽。我們提出一般的條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兩次來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討論了對南京的方針，大體見以前給你們的電報。”②③《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38、438―439、439頁。
電報還要求紅二、四方麵軍：“你們不要提出打倒中央軍及任何中國軍隊的口號，相反地要提出聯合抗日口號。向毛(炳文)、王(均)等部派出人員進行接洽，僅在我們必要占領的地方遇到他們的反對才與之作戰，但同時進行宣傳與接洽。希望你們依據這個方針，把自己的宣傳工作改造一下。”②電文還通報了對東北軍進行統戰工作的情況，並希望“對張學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擊態度，應向他的師、團、營長寫信，向士兵作普遍宣傳。在我們與南京談判沒有成就以前，張學良指揮下的西北各部，包括東北軍在內，都還不能停止對我們的敵對行為。東北軍之何(柱國)、於(學忠)兩部受我們影響尚少，何(柱國)與蔣(介石)有聯係，張(學良)不能以聯紅事告他，你們更要加緊工作。”③。
中國共產黨確定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是一個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重大決策。這一決策的確定和實踐，為以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和實現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必要的和重要的基礎。
毛澤東致函楊虎城：
“望確實表示先生之意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10日召開的會議作出了全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之後，毛澤東於8月13日致函楊虎城，信的全文如下：
虎臣先生勳鑒：
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曆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之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虛與委蛇的辦法，當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進攻綏遠，陝甘受其威脅。覆巢之下，將無完卵。蔣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國，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國各派聯合抗日漸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靜態度――若秘密之聯係，暗中之準備，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誌所望於先生者也。茲派張文彬同誌奉誠拜謁，望確實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盤之策劃。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比聞貴部將移防膚(施，即延安)洛(川)，雙方更必靠近，敝方慶得善鄰，同時切望貴部維持對民眾之紀律，並確保經濟通商。雙方關係更臻融洽，非特兩軍之幸，抑亦救國陣線之福。具體辦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聯絡等事，均囑張同誌趨前商訂。專此奉達，不盡欲言。
敬頌。
公祺。
毛澤東。
八月十三日《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16―417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函當時擔任楊虎城部第十七路軍總參議的杜斌丞先生。毛澤東在信中寫道：“值此國難日亟，國賊猖狂，大好河山，危險萬狀。偽蒙軍向綏遠進攻，冀察政委會質量之改組，凡此種種，愈見日寇之變本加厲。弟等一再呼籲，要求全國不分黨派，一致團結禦侮。一年以來成效漸著。虎臣先生同意聯合戰線，但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時機已熟，正抗日救國切實負責之時，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華北救中國之偉大事業，願與先生勉之。特派張(文彬)同誌專謁崇階，敬祈指示一切。”《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86頁。
毛澤東派往西安與楊虎城進行聯絡的是擔任自己秘書的張文彬。張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到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7月參加平江起義，後任紅五軍第四縱隊政委。曾當選為第一屆和第二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執行委員。長征到達陝北後，進入陝北紅軍大學學習。之後，任毛澤東的秘書。
帶著毛澤東致楊虎城將軍和杜斌丞先生的信，張文彬於8月26日來到西安。在楊虎城部憲兵營營長金閩生、副營長童陸生的安排下，張文彬住在憲兵營營副謝晉生的家中。30日晚上，張文彬與時任楊虎城隨從秘書兼機要秘書的王菊人進行了正式談話。
王菊人(1906―1985)，陝西蒲城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共青團蒲城縣委書記、中共蒲城縣委代理書記。大革命失敗後，與中共黨組織失掉聯係。後投奔楊虎城，任楊虎城的隨從秘書、機要秘書。
根據張文彬在這次談話後於9月1日晚寫給毛澤東、周恩來的報告，張文彬與王菊人所談重要問題如下：
一、近楊(虎城――下同)正覺形勢急迫，急欲與我談，要與建立交通，故對我方所提初步實現之協定完全同意並具體決定如下：
1？互不侵犯。渠表示過去即已實際執行，但民團方麵則未能做到，因不能直接命令，現可完全接近我意，以訓練為名將各地民團分別集中於指定地點抑製其活動。即有個別問題亦必保障不使繼續(此點經我再談亦認盡力做到不使發生個別問題――原注，以下均同)與發生。不組保甲。渠部隊主力集結？縣(今富縣)以南，延安、延長一帶，隻以最少數作警戒與掩飾性質，並為更利於接近我方及交通保障，擬調閻(揆要)團(警二團)，但恐孫蔚如生懷疑，故閻(揆要)雖已收〔受〕領任務但尚在省未去，欲再考慮最後決定。
2？通商與取消經濟封鎖。渠亦表示過去事實上未封鎖過，但惜未建立與我正式交通關係，現先派定二人專負此責，前麵駐一人，西京駐一人，同時我們亦派二人分駐前後。渠原欲以五輛汽車，因車夫缺，暫以二輛汽車專供交通用，較好的汽車夫已找到一個，欲請我方亦找一個，以免發生意外。除此作我通商辦法外，所有駐地允群眾自由經營出入，但不欲公開組織自由市場，恐過於公開。初則欲將前麵交通站不設延安，而以？縣(今富縣)或太白鎮(今屬甘肅省西峰市)，這一方麵，後再三談，已允在膚施(今延安)。
3？雙方聯絡，允立即做，並希雙方軍事情報密切確實，不帶宣傳性(此點渠未指明何種宣傳性，我麵述及我軍事情報素來確切而不虛偽，對友軍作實情通報性質，即一般政治宣傳亦無不根據事實發表――此點擬在與楊見麵正式確定時再申述)，渠願將蔣方一切軍事就知者告我。
二、渠提出楊以目前政治形勢之急迫(意指綏與桂)，不以上述三項協定為滿足，提擬立即在西北發動軍事行動，楊並有軍事行動計劃意見，請以我、張(學良)、楊三方會議解決(他這一問題的提法是在談上述三項協定之先)。據我觀察，渠欲以此試探我方軍事行動及張(學良)與我關係，和有無背他處。我當答複：楊主任能以救西北首先提議發動，我方甚為欣喜。願楊能提出具體意見。但第一，我、楊雙方尚無合作前提(意指上述三項初步協定)與共同意誌在事實上的表征，希能腳踏實地真誠做出，不徒空談。第二，對張(學良)方情形我不清楚，對關係第三者情事似非單方可以解決。如真有此種情勢與發展到此必要時，當由各方共同會議籌劃。屆時或有四五方、六七方麵亦未可知。但我均無事實根據。尤在此時，我、楊雙方尚未有初步、明確協定，前提似覺尚談不到，而不便作徒空推測。彼曾為此爭辯，楊方早有誠意與事實證明，而認我無誠意與合作，後仍融洽。
三、其他，第三國際援助革命問題，西北聯合領導問題，民眾運動與民主政治問題，均談及。我除根據黨的策略表示我們意見外，並建議楊即須有自己政治組織，鞏固自己部隊和防止法西斯侵入。渠表示接受，一月前已有過開始工作，但無效果。《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0―92頁。
張文彬在報告中還建議，選派與第十七路軍聯絡的“交通人才必須靈活而慎重，且在東北軍無關係之人。”②③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2―93、92―93、92―93、96頁。
張文彬建議，對已建立的與第十七路軍聯係的兩條交通線“嚴密組織不發生橫的關係，以免意外，而因小失大。”②張文彬在報告中認為：“就現在情況，我們初步提議是不成問題可以解決實現的。但其所說‘軍事變動’、‘整個軍事行動意見’則不過欲徒提空言，摸我動向，避我與他衝突，我擬適應彼之情緒與要求，除實現初步協定外，並作進一步的推動。”③。
張文彬在與王菊人商談後，一再提出與楊虎城將軍會晤，但楊虎城“托病拒見”。據張文彬在9月8日寫給毛澤東的報告中所說，楊虎城“係因害怕與我建立合作後，其部隊群眾為我爭取，及害怕蔣之發覺而遲緩。後經我二次催促，並再三說明十七路(軍)的曆史、力量、環境、前途利害的選擇，以及我對友軍的正確策略與援助，並說明所提各點尚可磋商等，始於六日晚得見，二人密談約二小時，結果尚好。楊對我方所提各項均接受，並談及其他有關問題。”④。
張文彬在9月8日給毛澤東的報告中，匯報了與楊虎城會晤時雙方就抗日合作問題達成的口頭協定內容：
1？互不侵犯。
A？雙方各駐防地在實際行動上取消敵對行動。
B？楊負責抑製民團活動。不在原蘇區及原有革命組織的地方組織保甲。
C？不摧殘革命組織，改善軍隊紀律，密切與群眾的關係。
2？取消經濟封鎖。
A？設專門貿易站，在十七路(軍)掩護下保障蘇(區)方(麵)國家貿易的流通。
B？不禁止群眾的自由通商。
C？蘇(區)方(麵)不禁止群眾供給十七路軍駐軍的食料等必需品的購買。
3？建立軍事聯絡。
A？雙方軍事行動事先通報，楊方除將本部屬行動通報外，並供給南京等各方情報。
B？有關雙方糾紛問題，均經雙方磋商解決。②③《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6―98頁。
張文彬在報告中說：“以上各項經我首先提出後，楊(虎城)即發言大意謂：各項均能同意，雙方意見均無衝突處。”②。
根據張文彬的報告，楊虎城在會談時表示：“因為十七路(軍)力量與環境關係，尚不能離開南京政府。”③張文彬回答說：“與南京應付是需要的，但必須努力實際的抗日準備和防止並打擊蔣(介石)的破壞陰謀。”②③④⑤⑥《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96―98、99―100、99―100、99―100、99―100、99―100頁。
在會談中，楊虎城還表示由於“自己部隊基礎的關係，不能立即與紅軍走一條路，願走‘人’字路，將來再會合。”張文彬答複說：“我方從未有此企圖，不過願其立即成為堅強的抗日友軍。”張文彬還建議楊虎城“立即進行自己的政治組織，在抗日綱領和自己的領導下鞏固和發展起來。”②在會談中，楊虎城表示：“西北要張(學良)領導，但感張(學良)部複雜，有法西(斯分子)、有漢奸分子，張(學良)亦為繼父業，非經苦經營，恐有不可靠處。”③張文彬在報告中分析了楊虎城提出這一問題的動機，“一是要慎重乘機，一是要偵察我與張(學良)究有何種關係。”④張文彬回答說：“對張(學良)本人及部隊情形我不很清楚，但因其特殊的亡國條件，有許多條件足以改變的。”⑤張文彬還希望楊虎城“根據本人革命曆史和意誌，及共處西北利害相關(的關係)，應信力推動。”⑥ 。
張文彬在與楊虎城的會談中，還談到了紅軍開辟根據地問題，紅軍和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三方會議的召開以及蘇聯援助問題。
張文彬在與楊虎城會談後，又於9月7日與楊虎城指派的王菊人、崔孟博二人一起，具體商定了實行口頭協定的辦法。根據張文彬在9月8日給毛澤東的報告，雙方具體商定如下：
1？十七路(軍)現尚未接防(東北軍第六十七軍防區)，將以十七師王(勁哉)派駐最前線，旅部將在？州(今富縣)、膚施(今延安)及其以北到潘〔蟠〕龍止，均以最少數部隊營連分駐(潘〔蟠〕龍是否駐還不定――原注)，十七路(軍)主力均在？州以南，以備有事。整個部署俟決定後當再電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