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求 索 篇(4)
就在此前後，中共中央與東北軍的聯絡工作也在緊張進行之中。2月8日，張聞天致電周恩來：“與王(以哲)通報之密本呼號已交李慶(即李克農)同誌帶來瓦窯堡，近未與王(以哲)通訊。”②③⑤《張聞天年譜》上卷，第299―300、299―300、299―300、302頁。
第二天，張聞天再次致電周恩來：“張(學良)回後如王(以哲)無消息，請去電問王以哲。”②電報還提出：“彭(德懷)毛(澤東)前方來收新聞，如有較重要消息，請電告。”③。
2月10日，周恩來在瓦窯堡親自布置李克農再次前往洛川談判事宜。周恩來說：按照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即瓦窯堡會議)的精神，先商談局部合作抗日和經濟通商問題，力爭談成；對重大問題，要及時向中央請示。《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6頁。
為了更加便利地與東北軍進行聯絡，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於2月18日致電周恩來：“陝甘省委電台可調至河口，對張學良交涉可直接通電。”⑤。
2月19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並轉張學良。電報指出：貴軍與敝軍之聯合抗日號召全國，必為蔣介石等所深恨，製造謠言以中傷破壞兩方團結，實意中事。希望貴方不為奸人謠言所動，威利所屈，堅持聯合抗日之立場。特派李克農即日起赴洛川麵談一切。《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12頁。
從2月20日20時起，紅一方麵軍主力分別從綏德縣溝口和清澗縣河口等地強渡黃河，發起東征戰役，一舉突破了閻錫山部隊的防線。至23日，紅一方麵軍主力全部控製了從辛關至三交鎮之間的黃河東岸各渡口，並占領了包括三交、留譽、義牒在內的橫寬50餘公裏，縱深35公裏的地區。在紅一方麵軍主力發起東征戰役的當天。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彭德懷：李克農明21日啟程，25日可到洛川，望告王以哲。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3頁。
2月21日，毛澤東從清澗河口東渡黃河。當天，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對後方工作予以安排，並指出：“此次李克農交涉指揮，我們前方諸人可以擔任。”③同一天，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以中共中央及軍委的名義發出給李克農的訓令。訓令指出：估計張學良“願意與我們繼續談判，準備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打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接受蔣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蘇維埃紅軍，納入三民主義的軌道。”我們的策略則是：“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協定”，“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討叛國賊不可分離”。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3頁。
訓令還指出：如張(學良)提出取消蘇維埃，則(李)克農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作取消雙方政府，成立全國人民公意的政治製度的初步討論；如張(學良)提出取消暴動，則(李)克農提出取消一切國民黨的壓迫製度、封建剝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14頁。
訓令還提出，在談判中應“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交涉的指導在於中央軍委”。③。
根據中共中央和西北軍委的安排，李克農於2月21日從瓦窯堡啟程。隨李克農一起前往洛川的還有擔任機要工作的戴鏡元、一位負責保衛工作的西北辦事處機關總支書記和高福源。
出生於1909年的戴鏡元是福建省永定縣人。192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了永定農民暴動。1929年5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任共青團永定縣委書記、福建省連城獨立團政治委員、中共連城縣委代理書記。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先後任中革軍委第二局研究員、參謀等職。長征途中，從1935年2月，任中革軍委研究員、黨支部書記。1935年11月起，在西北軍委機關工作。戴鏡元在題為《從洛川會談到延安會談》的回憶文章中記述說：
(2月)25日當天下著鵝毛大雪，路滑雪深，行走困難。中午到達富縣，在城外山下一個小村休息。高福源先進城聯絡後，山上守城部隊東北軍一個團長立即出來迎接我們進城，另外由一位師長出麵宴請我們。中午飯後，護送我們的同誌和馬夫等牽著馬回瓦窯堡去了。我們騎東北騎兵用的馬，一色純白，由東北軍護送，當天下午5時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的六十七軍軍部在洛川，王和他的參謀長趙鎮藩熱情地接待我們，排我們住在離軍部很近的一座獨院裏，這是一座四進的深院，我們住在最裏院。當天晚上，電告中央：“李(克農)等四人已安抵洛川。”我們沒有帶電台，電報是由東北軍六十七軍的電台發往山西石樓的。
同時，王以哲亦於當晚電報張學良，匯報我們到達洛川的情況。張學良回了一個電報，說他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來，要王以哲、趙鎮藩先同我們商談六十七軍和紅軍之間的局部合作問題，其餘重大問題等他回來再談。李海文主編：《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79―180頁。
隨後，李克農與王以哲從2月26日至28日進行了初步談判，並達成了三條協定草案。李克農隨即電告毛澤東。毛澤東和彭德懷於2月29日複電李克農，對同王以哲初步達成的三條協定草案提出補充意見：一、為鞏固兩軍團結一致抗日，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陝甘邊區及關中區――原注)。二、富縣、甘泉、膚施(即延安)交通可即恢複來往。三、膚施、甘泉兩城現駐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照價購買。四、恢複紅白兩區通商關係。②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17、517、519―520頁。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李克農和王以哲又進行了進一步的協商，並達成了口頭協定。②李克農將口頭協定電告中央。3月3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複電李克農，同意他與王以哲達成的口頭協定。第二天，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留守瓦窯堡的秦邦憲、李維漢、林伯渠、張雲逸，指出我軍與王以哲軍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口頭協定業已訂立，請通知陝甘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對富縣、甘泉、延安、洛川等縣，凡屬王以哲軍，務以友軍相待，對其通過蘇區者表示誠意的歡迎與招待；另要錢之光前往洛川找李克農，采辦西藥、布匹等物資。③。
根據這一指示，擔任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貿易總局局長的錢之光隨即趕往洛川。在王以哲的幫助下，錢之光前往西安，由第六十七軍駐西安辦事處給以大力協助，采購了一批西藥和布匹等物資。
3月5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聯名致電紅一方麵軍各軍，中共陝北、陝甘兩省省委負責人，指出：關於我方與東北軍整個協定，尚在磋商之中。現先與六十七軍王以哲所部訂立口頭協定，於3月5日實行，協定如下：(一)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二)紅軍同意恢複六十七軍和？縣(今富縣)、甘泉、膚施(今延安)公路上的交通運輸與經濟通商。(三)膚施、甘泉兩城現駐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秣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四)恢複紅白區之間通商。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7頁。
電文還要求陝北、陝甘省委及軍區口頭傳達協定(不得出布告――原注)，“務使我方軍民與六十七軍官兵結成親密關係，以達到進一步與整個東北軍討論抗日討叛國賊之目的。”②就在當天，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指出雙方協定雖係口頭協定，會比“尋常外交上文字協定更為誠信無欺”。《彭德懷年譜》，第141頁。
在此之前，由毛澤東起草，以總司令彭德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簽署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於3月1日正式發布。該布告全文如下：
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國主義橫行華北，無人製止。蔣介石、閻錫山、宋哲元，奴顏婢膝，媚外成性。全國喪亡，迫在眼前。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派遣本軍，東行抗日。一切愛國誌士，革命仁人，不分新舊，不分派別，不分出身，凡屬同情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軍均願與之聯合，共同進行民族革命之偉大事業。本軍所到之處，保護愛國運動，保護革命人民，保護工農利益，保護知識分子，保護工商業。本軍主張停止一切內戰，紅軍、白軍聯合起來，一致對日，凡屬愛國軍人，不論積極地與本軍聯合抗日，或消極地不反對本軍及愛國人民抗日者，本軍均願與之進行協商、協定或諒解。我中華最大敵人為日本帝國主義，凡屬食毛踐土之倫，炎黃華胄之族，均應一致奮起，團結為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既喪亡，身於何有？建義旗於國中，申天討於禹域。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以一當十，是我精神，以十當一，是我實力。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必倒，勝敗之數，不辯自明。其有大明大義，媚外殘民，甚至抵抗本軍者，是自棄於國人，本軍當以漢奸叛國賊論罪。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叛國賊！抗日民族戰爭萬歲！自由平等與領土完整的新中國萬歲！特此布告。《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83―384頁。
布告的發布，進一步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抗日主張和有關政策，擴大了紅軍東征的政治影響，也促進了全國抗日救亡高潮的興起。
在毛澤東和彭德懷複電李克農，同意他與王以哲達成的口頭協定的當天，張學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也就是3月4日，張學良親自駕駛飛機來到洛川。戴鏡元回憶說，張學良“一下飛機就到住地看望我們。他是化了裝的，身著銀灰色長袍，外套黑絨馬褂，戴禮帽墨鏡，手提文明棍，頗似富商模樣。他來到我們住地大院，有王以哲陪同，雖是第一次見麵，但大家都很親切，不感拘束”。②《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第182頁。
據戴鏡元回憶，張學良在會談中向李克農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為什麽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
二、要抗日如何抗法？共產黨對國防問題的看法如何？
三、共產黨為什麽不去寧夏，反而東渡黃河去山西？他認為寧夏靠近綏遠前線，又接近蘇聯，擔心東征會吃閻錫山的虧。
四、紅軍和東北軍如何派出代表去蘇聯？請蘇聯援助中國抗日。②。
戴鏡元回憶說：
李克農同誌根據中央瓦窯堡會議精神和黨的政策做了以下說明：
一、蔣介石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專打內戰，不抗日。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把東北三省送給了日本，華北也岌岌可危，內戰從未停止，還殘酷鎮壓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所以我們不能把蔣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內。如果蔣介石放棄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動政策，我們是可以考慮的。
二、抗日主要依靠全國人民的力量，同時也要爭取國際援助。戰爭的勝負不決定於武器，而決定於人。發動全國人民一致對敵，這個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戰勝的。另外，抗戰是長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勝，投降論和速勝論都是錯誤的。中國地廣人眾，有利於長期作戰，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三、紅軍東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為了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響大，到寧夏對全國影響小，我們對東征勝利是有把握的。東渡黃河去山西，還可以適當解決我軍軍需和兵源問題。《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第182―183頁。
李克農和張學良的會談至3月5日淩晨5時結束。李克農隨即兩次發電向毛澤東和彭德懷作了匯報。據戴鏡元回憶說：“會談達成幾項口頭協議：一、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張學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權代表，最好在毛澤東、周恩來中推出一位，與張再次商談。地點在膚施(延安)，時間由中共決定。二、紅軍代表經新疆去蘇聯，由張學良負責和盛世才交涉通道問題。三、中共派一位聯絡代表常駐西安，由張學良給予適當名義作掩護。”《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第183頁。
毛澤東和彭德懷在接到李克農的電報後，即複電李克農：“本日兩電均悉，甚慰。”“周(恩來)、博(古，即秦邦憲)均來前方商事，10號可畢，17號我方負責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代表及西安常駐代表人選即可決定。”電報還要李克農直接來石樓報告談判情況，並將王以哲設法為我方搜集的書籍、報刊等直接帶來前方。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0、521―522頁。
在李克農和王以哲談判達成口頭協定之後，王以哲決定將困守甘泉的部隊調回，由其他部隊接防。王以哲將這一情況向毛澤東作了通報。3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正率部圍困甘泉的中共陝甘省委書記兼紅二十九軍政治委員朱理治和中共陝西省委軍事部長兼紅二十九軍軍長蕭勁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換防，我們已同意。“無論王以哲是否好意，你們應執行前電不得對王(以哲)部攻擊。王(以哲)即增兵一團到甘泉，對我們也無大妨礙。”③。
張學良對這次與李克農的會談印象較深。他在1957年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寫道：“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夏間，我得王以哲、劉多荃由洛川來電報告，言‘共匪’派來代表到彼軍中，請求與我相見，可否請我蒞洛川？我急電允諾，我親到洛川。‘共匪’的代表為李克農。該時我並不知曉李克農為‘共匪’中何項人物。彼所述的大旨為：‘共匪’願擁護中央，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結束土地政策，取消紅軍名稱，聽受指揮等等。我認為這些條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能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共產黨哪？假如毛澤東或周恩來能親來見，我可以代向中央轉達。李(克農)言稱，彼所提之條件，乃是中共中央所決議者。如我能以誠相見，彼可以約請毛澤東或周恩來前來會見。彼遂返回瓦窯鋪(堡)。”《張學良遺稿》，第108頁。
李克農於3月7日離開洛川，經延長、延川等地，由清澗河口渡過黃河。3月16日到達中共中央的戰時所在地石樓。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隨即聽取了他的匯報。毛澤東等聽取匯報後，認為張學良的抗日要求是有誠意的，立即決定以周恩來為中央全權代表，前往膚施同張學良會談，共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2頁。
當天，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將中共中央的上述決定通知他，並請他告知張學良。電報還對王以哲惠贈圖書表示感謝。《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2頁。
兩天之後，周恩來電報指示朱理治、蕭勁光和時任中共陝甘省委組織部長的歐陽欽：依目前我們與東北軍的關係，我們決不應組織或同意在東北軍中的兵變和士兵暴動，如果有人來和我們接頭，我們應盡力勸阻，以免影響統一戰線的進行。《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8頁。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精心運作下，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逐步達到了較為密切的程度。
第二天，張聞天再次致電周恩來：“張(學良)回後如王(以哲)無消息，請去電問王以哲。”②電報還提出：“彭(德懷)毛(澤東)前方來收新聞，如有較重要消息，請電告。”③。
2月10日，周恩來在瓦窯堡親自布置李克農再次前往洛川談判事宜。周恩來說：按照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即瓦窯堡會議)的精神，先商談局部合作抗日和經濟通商問題，力爭談成；對重大問題，要及時向中央請示。《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6頁。
為了更加便利地與東北軍進行聯絡，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於2月18日致電周恩來：“陝甘省委電台可調至河口，對張學良交涉可直接通電。”⑤。
2月19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並轉張學良。電報指出：貴軍與敝軍之聯合抗日號召全國，必為蔣介石等所深恨，製造謠言以中傷破壞兩方團結，實意中事。希望貴方不為奸人謠言所動，威利所屈，堅持聯合抗日之立場。特派李克農即日起赴洛川麵談一切。《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12頁。
從2月20日20時起，紅一方麵軍主力分別從綏德縣溝口和清澗縣河口等地強渡黃河，發起東征戰役，一舉突破了閻錫山部隊的防線。至23日，紅一方麵軍主力全部控製了從辛關至三交鎮之間的黃河東岸各渡口，並占領了包括三交、留譽、義牒在內的橫寬50餘公裏，縱深35公裏的地區。在紅一方麵軍主力發起東征戰役的當天。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彭德懷：李克農明21日啟程，25日可到洛川，望告王以哲。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3頁。
2月21日，毛澤東從清澗河口東渡黃河。當天，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周恩來、秦邦憲，對後方工作予以安排，並指出：“此次李克農交涉指揮，我們前方諸人可以擔任。”③同一天，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以中共中央及軍委的名義發出給李克農的訓令。訓令指出：估計張學良“願意與我們繼續談判，準備訂立互不侵犯協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打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接受蔣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蘇維埃紅軍，納入三民主義的軌道。”我們的策略則是：“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協定”，“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討叛國賊不可分離”。③《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3頁。
訓令還指出：如張(學良)提出取消蘇維埃，則(李)克農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國代表大會中作取消雙方政府，成立全國人民公意的政治製度的初步討論；如張(學良)提出取消暴動，則(李)克農提出取消一切國民黨的壓迫製度、封建剝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14頁。
訓令還提出，在談判中應“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交涉的指導在於中央軍委”。③。
根據中共中央和西北軍委的安排，李克農於2月21日從瓦窯堡啟程。隨李克農一起前往洛川的還有擔任機要工作的戴鏡元、一位負責保衛工作的西北辦事處機關總支書記和高福源。
出生於1909年的戴鏡元是福建省永定縣人。192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了永定農民暴動。1929年5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任共青團永定縣委書記、福建省連城獨立團政治委員、中共連城縣委代理書記。1933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先後任中革軍委第二局研究員、參謀等職。長征途中，從1935年2月，任中革軍委研究員、黨支部書記。1935年11月起，在西北軍委機關工作。戴鏡元在題為《從洛川會談到延安會談》的回憶文章中記述說：
(2月)25日當天下著鵝毛大雪，路滑雪深，行走困難。中午到達富縣，在城外山下一個小村休息。高福源先進城聯絡後，山上守城部隊東北軍一個團長立即出來迎接我們進城，另外由一位師長出麵宴請我們。中午飯後，護送我們的同誌和馬夫等牽著馬回瓦窯堡去了。我們騎東北騎兵用的馬，一色純白，由東北軍護送，當天下午5時左右到了洛川。
王以哲的六十七軍軍部在洛川，王和他的參謀長趙鎮藩熱情地接待我們，排我們住在離軍部很近的一座獨院裏，這是一座四進的深院，我們住在最裏院。當天晚上，電告中央：“李(克農)等四人已安抵洛川。”我們沒有帶電台，電報是由東北軍六十七軍的電台發往山西石樓的。
同時，王以哲亦於當晚電報張學良，匯報我們到達洛川的情況。張學良回了一個電報，說他因事要去南京，一下子回不來，要王以哲、趙鎮藩先同我們商談六十七軍和紅軍之間的局部合作問題，其餘重大問題等他回來再談。李海文主編：《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79―180頁。
隨後，李克農與王以哲從2月26日至28日進行了初步談判，並達成了三條協定草案。李克農隨即電告毛澤東。毛澤東和彭德懷於2月29日複電李克農，對同王以哲初步達成的三條協定草案提出補充意見：一、為鞏固兩軍團結一致抗日，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包括陝甘邊區及關中區――原注)。二、富縣、甘泉、膚施(即延安)交通可即恢複來往。三、膚施、甘泉兩城現駐部隊所需糧柴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照價購買。四、恢複紅白兩區通商關係。②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17、517、519―520頁。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李克農和王以哲又進行了進一步的協商，並達成了口頭協定。②李克農將口頭協定電告中央。3月3日，毛澤東和彭德懷複電李克農，同意他與王以哲達成的口頭協定。第二天，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致電留守瓦窯堡的秦邦憲、李維漢、林伯渠、張雲逸，指出我軍與王以哲軍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口頭協定業已訂立，請通知陝甘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對富縣、甘泉、延安、洛川等縣，凡屬王以哲軍，務以友軍相待，對其通過蘇區者表示誠意的歡迎與招待；另要錢之光前往洛川找李克農，采辦西藥、布匹等物資。③。
根據這一指示，擔任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貿易總局局長的錢之光隨即趕往洛川。在王以哲的幫助下，錢之光前往西安，由第六十七軍駐西安辦事處給以大力協助，采購了一批西藥和布匹等物資。
3月5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秦邦憲、彭德懷聯名致電紅一方麵軍各軍，中共陝北、陝甘兩省省委負責人，指出：關於我方與東北軍整個協定，尚在磋商之中。現先與六十七軍王以哲所部訂立口頭協定，於3月5日實行，協定如下：(一)確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則。(二)紅軍同意恢複六十七軍和？縣(今富縣)、甘泉、膚施(今延安)公路上的交通運輸與經濟通商。(三)膚施、甘泉兩城現駐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秣等物，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四)恢複紅白區之間通商。②《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07頁。
電文還要求陝北、陝甘省委及軍區口頭傳達協定(不得出布告――原注)，“務使我方軍民與六十七軍官兵結成親密關係，以達到進一步與整個東北軍討論抗日討叛國賊之目的。”②就在當天，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指出雙方協定雖係口頭協定，會比“尋常外交上文字協定更為誠信無欺”。《彭德懷年譜》，第141頁。
在此之前，由毛澤東起草，以總司令彭德懷、總政治委員毛澤東簽署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於3月1日正式發布。該布告全文如下：
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國主義橫行華北，無人製止。蔣介石、閻錫山、宋哲元，奴顏婢膝，媚外成性。全國喪亡，迫在眼前。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派遣本軍，東行抗日。一切愛國誌士，革命仁人，不分新舊，不分派別，不分出身，凡屬同情於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軍均願與之聯合，共同進行民族革命之偉大事業。本軍所到之處，保護愛國運動，保護革命人民，保護工農利益，保護知識分子，保護工商業。本軍主張停止一切內戰，紅軍、白軍聯合起來，一致對日，凡屬愛國軍人，不論積極地與本軍聯合抗日，或消極地不反對本軍及愛國人民抗日者，本軍均願與之進行協商、協定或諒解。我中華最大敵人為日本帝國主義，凡屬食毛踐土之倫，炎黃華胄之族，均應一致奮起，團結為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既喪亡，身於何有？建義旗於國中，申天討於禹域。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以一當十，是我精神，以十當一，是我實力。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必倒，勝敗之數，不辯自明。其有大明大義，媚外殘民，甚至抵抗本軍者，是自棄於國人，本軍當以漢奸叛國賊論罪。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叛國賊！抗日民族戰爭萬歲！自由平等與領土完整的新中國萬歲！特此布告。《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383―384頁。
布告的發布，進一步宣傳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抗日主張和有關政策，擴大了紅軍東征的政治影響，也促進了全國抗日救亡高潮的興起。
在毛澤東和彭德懷複電李克農，同意他與王以哲達成的口頭協定的當天，張學良由南京返回西安。第二天，也就是3月4日，張學良親自駕駛飛機來到洛川。戴鏡元回憶說，張學良“一下飛機就到住地看望我們。他是化了裝的，身著銀灰色長袍，外套黑絨馬褂，戴禮帽墨鏡，手提文明棍，頗似富商模樣。他來到我們住地大院，有王以哲陪同，雖是第一次見麵，但大家都很親切，不感拘束”。②《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第182頁。
據戴鏡元回憶，張學良在會談中向李克農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
一、為什麽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
二、要抗日如何抗法？共產黨對國防問題的看法如何？
三、共產黨為什麽不去寧夏，反而東渡黃河去山西？他認為寧夏靠近綏遠前線，又接近蘇聯，擔心東征會吃閻錫山的虧。
四、紅軍和東北軍如何派出代表去蘇聯？請蘇聯援助中國抗日。②。
戴鏡元回憶說：
李克農同誌根據中央瓦窯堡會議精神和黨的政策做了以下說明：
一、蔣介石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專打內戰，不抗日。九一八事變以來，蔣介石把東北三省送給了日本，華北也岌岌可危，內戰從未停止，還殘酷鎮壓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所以我們不能把蔣介石列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內。如果蔣介石放棄反共、反人民和不抗日的反動政策，我們是可以考慮的。
二、抗日主要依靠全國人民的力量，同時也要爭取國際援助。戰爭的勝負不決定於武器，而決定於人。發動全國人民一致對敵，這個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戰勝的。另外，抗戰是長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勝，投降論和速勝論都是錯誤的。中國地廣人眾，有利於長期作戰，最後勝利是我們的。
三、紅軍東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為了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響大，到寧夏對全國影響小，我們對東征勝利是有把握的。東渡黃河去山西，還可以適當解決我軍軍需和兵源問題。《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第182―183頁。
李克農和張學良的會談至3月5日淩晨5時結束。李克農隨即兩次發電向毛澤東和彭德懷作了匯報。據戴鏡元回憶說：“會談達成幾項口頭協議：一、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張學良提出：中共派一位全權代表，最好在毛澤東、周恩來中推出一位，與張再次商談。地點在膚施(延安)，時間由中共決定。二、紅軍代表經新疆去蘇聯，由張學良負責和盛世才交涉通道問題。三、中共派一位聯絡代表常駐西安，由張學良給予適當名義作掩護。”《中共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記》第一編，第183頁。
毛澤東和彭德懷在接到李克農的電報後，即複電李克農：“本日兩電均悉，甚慰。”“周(恩來)、博(古，即秦邦憲)均來前方商事，10號可畢，17號我方負責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代表及西安常駐代表人選即可決定。”電報還要李克農直接來石樓報告談判情況，並將王以哲設法為我方搜集的書籍、報刊等直接帶來前方。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0、521―522頁。
在李克農和王以哲談判達成口頭協定之後，王以哲決定將困守甘泉的部隊調回，由其他部隊接防。王以哲將這一情況向毛澤東作了通報。3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致電正率部圍困甘泉的中共陝甘省委書記兼紅二十九軍政治委員朱理治和中共陝西省委軍事部長兼紅二十九軍軍長蕭勁光：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換防，我們已同意。“無論王以哲是否好意，你們應執行前電不得對王(以哲)部攻擊。王(以哲)即增兵一團到甘泉，對我們也無大妨礙。”③。
張學良對這次與李克農的會談印象較深。他在1957年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寫道：“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夏間，我得王以哲、劉多荃由洛川來電報告，言‘共匪’派來代表到彼軍中，請求與我相見，可否請我蒞洛川？我急電允諾，我親到洛川。‘共匪’的代表為李克農。該時我並不知曉李克農為‘共匪’中何項人物。彼所述的大旨為：‘共匪’願擁護中央，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結束土地政策，取消紅軍名稱，聽受指揮等等。我認為這些條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能可以代表整個中國共產黨哪？假如毛澤東或周恩來能親來見，我可以代向中央轉達。李(克農)言稱，彼所提之條件，乃是中共中央所決議者。如我能以誠相見，彼可以約請毛澤東或周恩來前來會見。彼遂返回瓦窯鋪(堡)。”《張學良遺稿》，第108頁。
李克農於3月7日離開洛川，經延長、延川等地，由清澗河口渡過黃河。3月16日到達中共中央的戰時所在地石樓。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隨即聽取了他的匯報。毛澤東等聽取匯報後，認為張學良的抗日要求是有誠意的，立即決定以周恩來為中央全權代表，前往膚施同張學良會談，共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根本大計。《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2頁。
當天，毛澤東和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將中共中央的上述決定通知他，並請他告知張學良。電報還對王以哲惠贈圖書表示感謝。《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522頁。
兩天之後，周恩來電報指示朱理治、蕭勁光和時任中共陝甘省委組織部長的歐陽欽：依目前我們與東北軍的關係，我們決不應組織或同意在東北軍中的兵變和士兵暴動，如果有人來和我們接頭，我們應盡力勸阻，以免影響統一戰線的進行。《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08頁。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精心運作下，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逐步達到了較為密切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