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澤

第19章 深切的懷念

　　陳凱

　　時光似流水，不覺章澤同誌離開人世已十多年了，但他那真誠正直、樸實豁達、忠厚熱情、一心革命、無愧人生的好品德、好作風，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裏，並在默默地鼓勵著我過好晚年。

　　（一）

　　章澤同誌的黨性原則是很強的，也是一貫的。無論是在順利的時候，還是在困難的時候；無論是在組織麵前，還是在同誌麵前；無論是在工作崗位上，還是在家裏，他的黨性原則始終堅定不移，表裏如一。

　　在那人妖顛倒的年代裏，他意誌堅強，頭腦清醒，心底無私，表現出了很強的組織紀律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蒙蔽的學生遊行、靜坐、絕食，衝擊西北局和陝西省委機關。在形勢已很嚴峻的情況下，他受黨組織指派多次到學生中間做工作，始終堅持黨組織的意見，既不說越軌的話，也不辦妥協退讓的事情。“造反派”奪權以後，章澤同誌靠邊站，家也被抄了，幾頂“大帽子”接二連三地扣在他的頭上。接踵而來的體罰，輪番批鬥的升級，無休止的傳訊，都不能使他屈服。“造反派”要他交待西北局、陝西省委的所謂內部情況，他嚴辭拒絕：“這是組織上的事情，你們無權過問！”“造反派”惱羞成怒，就把寫有“劉瀾濤黑爪牙，死不改悔走資派”的大牌子掛在他的脖子上遊鬥。每次被批鬥回來，他精疲力盡，隻是坐在那裏一支接一支地抽煙。我常為他的耿直脾氣和身體擔憂，總想安慰他幾句，但還不等我開口，他已開始勉勵我了，要我經得起風浪的衝擊。至今我還記得他在一次被批鬥後給我說過的話：“我們都是從延安走上革命道路的，受黨幾十年的培養，是能夠經得起任何困難的考驗的。”

　　在陝西省革委會成立前夕，“造反派”逼迫章澤同誌表態“站隊”支持他們，章澤同誌沒有投其所好。“造反派”組織把這一情況向中央文革領導小組作了匯報，康生陰陽怪氣地說：“章澤和舒同是一路子貨。”就這一句話，章澤同誌立即被關押起來，身陷囹圄，失去自由。五六年之後，他被“解放”出來，雖然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摧殘，留下了腿疾的隱患，但仍然態度坦然。我問他這些年是怎麽熬過來的，他平靜地說：“從把我關起來那天起，我就知道黨會弄清我的問題，遲早要把我放出來的。”

　　章澤同誌的黨性觀念還反映在保守黨的秘密上，這是他嚴格恪守的一條準則。他對家中任何人從不談及機關和工作中的事情。有一次他外出開會回來很晚，我隨便地問了一句：“開什麽會，這樣晚才回來？”他一本正經地說：“我開會還得向你匯報？”一句話說得我無言可對。有的同誌認為我在他身邊能多知道點情況，其實不然，不該我知道的，他一句話也不會對我講。對於這個紀律的約束，多少年來，我已成為習慣，不該我問的事情，我也從來不問。章澤同誌對文件的保密工作，也極為重視，有很高的警覺性。在十年動亂的初期，他生怕“造反派”查抄辦公室造成文件丟失泄密，多次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無論在什麽情況下，一定要把文件保管好。”有一天深夜12點左右，聽說紅衛兵要來衝擊省委，他立刻指示秘書搶先轉移文件，還親自動手幫助把文件櫃抬上汽車。

　　(二)

　　章澤同誌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他把自己的一生毫無保留地獻給了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對康生誣陷章澤同誌的卑劣行徑極為氣憤，說了自己的一些反對意見。他聽了後，雖然心情沉重，還是反複告誡我要堅信共產黨的領導，相信人民群眾，相信困難是暫時的，幹革命頭腦裏不能有任何私心雜念。在他被關押的幾年裏，從不給家裏說要生活方麵的東西，但卻多次捎話讓孩子給他把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送去。小兒子經過幾次周折，終於把書送了進去。這幾本書就成了他在被關押期間最強大的精神支柱。

　　1985年9月間，章澤同誌在北京住院治療腿病，這是他的右腿截肢後能否保住左腿的一次關鍵性治療。住院期間，有一位在學校工作的青年幹部來看望他，說到方勵之有篇講話，措辭激烈，攻擊時政，在青年中散布很廣。在章澤同誌的要求下，過了幾天，這位同誌把這篇講話稿送來了。章澤同誌看後，非常氣憤地說：“這是公開的反黨反馬列主義的言論。一定要批判！”同時，他又為大學生中的思想狀況焦慮下安。於是，他便不顧自己重病在身，找到當時的中央負責同誌，建議要警惕方勵之的錯誤觀點，加強學生和青年教師的思想教育。年末出院回到西安，他顧不上休息，立刻組織省顧委和大專院校的領導同誌批判方勵之的講話，旗幟鮮明地向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堅決鬥爭，堅持和捍衛四項基本原則，表現出他敏銳的政治嗅覺和堅定的革命鬥爭性。

　　在1989年春夏之交發生的那場政治風波中，章澤同誌立場堅定，態度鮮明。他密切注視事態發展，多次用電話向有關領導同誌和有關部門詢問情況，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一天晚上，孩子告訴他，有一夥人要去衝擊郵電大樓，他馬上轉告有關領導同誌要立即製止。與此同時，北京的形勢也在不斷惡化，我對此感到焦急擔心，他卻對我說：“你不要著急嘛，要相信中央會有辦法解決的。”果然，事過兩三天，北京市區實行戒嚴，很快就使局勢穩定下來。這場政治風波剛過，國際上的反華勢力與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遙相呼應，打著所謂維護人權的幌子，對我國施加壓力，這在國內一些人特別是―些青年人中也引起了一些思想波動。麵對這一情況，章澤同誌不顧自己年事已高，重病在身，日以繼夜地學習文件，查閱資料，趕寫講話稿，先後在省委、省政府機關和省委黨校等部門作了多場政治形勢報告，盡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政治責任。就在那段時間，他在寫給黨支部的信中深情地說：“我在黨的領導下，經曆了五十多個春秋，從未動搖過對共產主義的崇高信仰，並始終為之奮鬥不已。”

　　（三)

　　嚴於責己，寬以待人，這是章澤同誌的品質和作風的一個重要方麵。多年來，在章澤同誌身邊工作過的人員不少，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他在這些同誌麵前，從不擺官架子，不擺老資格，平等相待，坦誠相處得就像一家人。1961年從北京跟隨他到陝西工作的秘書，是一個剛出校門不久的年輕人，看到章澤同誌工作很辛苦，自己一時適應不了，幾次要求調動工作崗位。章澤同誌很理解這位秘書的心情，語重心長地鼓勵他好好學習，安心工作，並安排他到基層蹲點，接觸實際，鍛煉提高。就是這位秘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跟著章澤同誌吃了不少苦頭，最後隻身下放到陝北當了農民。章澤同誌在自己處境困難的情況下，仍然時刻掛念著這位同誌。曾讓孩子徒步百餘裏到農村看望他。1972年春天，章澤同誌從被關押中“解放”到楊梧幹校，邊勞動邊等待分配。這時候，當農民的秘書要回東北家鄉的工廠當工人，走前來幹校向章澤同誌辭行。第二天，告別時，章澤同誌踏著田間的泥濘小路將這位秘書送了一程又一程，最後站在那裏久久不肯回去。秘書一次又一次地轉過身來，噙著眼淚再三地央求章澤：“您轉身回去吧，你不走，我沒法走哇！”

　　1963年冬天的一個下午，章澤同誌到西北工業大學拜訪劉海濱校長。汽車行駛途中，被側麵開過來的一輛大卡車攔腰橫撞出很遠，章澤同誌被拋出車外，送進了醫院。當天，我和司機等同誌去看望他，他躺在病床上，一見麵就對汽車隊隊長再三叮嚀，不要給司機任何處分，要好好總結經驗，振作精神，大膽工作，這些體貼入微的話語感動得司機同誌直流熱淚。

　　章澤同誌寬以待人，對自己工作、學習則要求得很嚴格，把精力都放在了工作和學習上，對生活上的要求則是簡而又簡。他的衣著很隨便，隻有幾件換洗的衣服就行了。建國初期，他在團中央工作期間，為了出國，接待外賓，做了兩套西服，買了一雙皮鞋。在國內，西服從沒有穿過，皮鞋也隻是為了禮節才上腳。平時布鞋不離腳，幾套灰卡嘰布的中山裝，一穿就是三十多年，直到身體發胖穿不成了才放下。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上百名紅衛兵到雁塔路八號院查抄省委領導同誌的家，還就地舉辦所謂“走資派侈奢生活展覽”，麵對我家的簡單衣著用具，他們都難以置信，很不理解，又很失望。他們猜到可能是我們把東西轉移了，就圍攻逼問章澤同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最後，連他們自己也不得不相信我家沒有什麽侈奢品。這個展覽沒搞幾天就悻悻收攤了。

　　我還記得，我們家來到西安過的第一個春節正是國家困難時期的1962年。節前省委行政處給書記處的每位同誌發了―袋普通麵粉，當時工作人員沒有告訴章澤同誌。我家四個孩子都是男孩，飯量也大，在學校吃不飽，我就用這袋麵粉給孩子們烙了兩次餅。章澤同誌得知此事後，批評了我和秘書，並叫通訊員立刻把剩餘麵粉連同如數補上的糧票和錢退回行政處。還是這年春節，團省委送來打獵獲得的一隻黃羊，正當孩子們吵嚷著要吃黃羊肉的時候，卻被章澤同誌發現了，他又讓通訊員把黃羊肉送到集體灶上，做給大家吃。

　　章澤同誌對孩子們的要求也是很嚴格的，生怕他們產生脫離勞動人民的優越感。1964年夏天，章澤同誌主張送剛滿16歲的兒子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去學習鍛煉，當時我和秘書都不大同意，擔心孩子小，沒有離開過家，獨立生活能力差，怕吃不消。但章澤同誌卻堅持說：“他已經16歲了，正是學習鍛煉的好機會，到生產勞動當中去鍛煉。對他隻有好處，沒有壞處。”孩子聽他爸爸的話，高高興興離開了家，去幾千裏之外的生產建設兵團勞動鍛煉，一去就是八年，這為他以後的進步成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四)

　　學習、學習、再學習，工作、工作、再工作，這是章澤同誌一生的愛好和追求。他惟一的愛好就是看書學習，除不斷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之外。他還學習政治、經濟、曆史、教育、文學等各方麵的知識，每天吃過晚飯，他就習慣地拿起書報閱讀。有時因工作回來晚了，他就躺在床上看書報，一直看到深夜。多少年來，他每到一個地方，從來不逛百貨商店，也沒有給孩子買過任何吃、穿、玩的東西，而新華書店則是他必到之處。他每次出差帶的錢，大部分花在買書上。他非常愛惜書籍，由北京調來陝西工作時，隨身攜帶最多的是十幾箱書，其他都從簡。“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看到“造反派”接連不斷地抄家，生怕書籍受損失，便懇切地對秘書說：“家裏其他東西都可以不要，惟獨書籍可不能丟失啊！”又說：“有的書刊都是從創刊訂到現在，一本也不缺，我請你一定要把它們保管好。”章澤同誌曾當麵對兒子說過：“我死後沒有別的遺產留給你們，我惟一的遺產就是書。”他平日裏很少和孩子們閑談，節假日與孩子談話的內容主要是詢問學習和工作情況，並一再囑咐他們要把學習搞好。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麵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他愈加發奮學習，尤其注意研究經濟理論，不少同誌說，章澤同誌看問題有深度，分析問題有高度，處理問題有力度，我想這和他堅持刻苦學習是分不開的。

　　章澤同誌熱愛學習，也很重視調查研究。十年浩劫後，我目睹了章澤同誌重新走上工作崗位後的那種飽滿熱情，他幾乎把過去的一切都忘掉了，隻知勤奮工作，別無他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橫遭迫害，被“解放”出來後，組織上打算讓他先到醫院檢查身體，然後到外地走走再工作。但他對這些都沒有考慮，隻是想到自己已經五十出頭了，要爭取時間多為黨工作。他對組織上說：“我現在就是要工作，其他什麽事情都談不上。”1982年，他已被確診患有肢體主動脈閉塞性硬化症，但仍帶病堅特工作，經常下基層調查研究，即便到外地治病期間，他也總是帶著各種調查題目，深入到農村、工廠、城鎮等基層單位了解新情況，研究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幾乎每次回來都向省委遞交調查報告。1984年冬天，章澤同誌的腿病開始惡化，在上海中山醫院做了截肢手術。這突然襲來的沉重打擊絲毫也沒有影響他的工作熱情。手術後，回到西安他隻休養了一個月就開始工作了。當時，他雖然退居二線，而且又是一個身患重病、坐著輪椅的殘疾人，但他並不甘心於隻坐在辦公室批閱文件，而是拄著手杖，強忍病痛，深入工廠、農村，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從他截肢到逝世的七八年間，他每年都要堅持下鄉兩三次，並深入農戶同農民交談，了解他們的要求和願望，每年都寫出五六份有分析、有觀點、有新意的調查報告。他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意見和建議，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重視。除此之外，他還經常召集各廳局同誌開座談會，係統了解情況，研究專項問題，提出建議或意見，為省委各方麵的工作當好參謀。他旺盛的工作精力和勁頭，常使身邊年輕的工作人員有時也感到難以比及。

　　(五)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章澤同誌就是具有這樣一種精神的人。1990年11月，章澤同誌住院治療血液粘稠度過高，在注射“706”代血漿的過程中，因心髒承受不了，導致嚴重心衰，經搶救轉危為安。醫生決定他住院繼續治療三個月，但他隻住了一個月就出院回機關工作了。1991年4月24日，章澤同誌突然感到心髒異常不適，經診斷因心髒缺血心絞痛造成心衰，病情很嚴重，必須馬上住院治療。在這個性命攸關的時刻，章澤同誌卻要去主持由他倡導召開的林業改革和發展問題研討會。醫生和秘書再三勸阻，他說什麽也不肯住院治療，懇切地對同誌們說：“為了開這個會，許多同誌已辛辛苦苦忙了很久，通知也發了，如果我不到會，怎麽能說得過去呢？”他頑強地拖著極度衰弱的病體，主持了他一生中最後的一次會議。這次發病後，醫生鄭重告誡章澤同誌在家靜休，注意治療，停止工作，但他隻是口頭上答應，根本沒有照辦。4月28日，他參加了省委常委會，聽取和研究西安市的供水問題。4月29日；他全天在辦公室批閱文件，4月30日，他坐著輪椅參觀了新建的陝西曆史博物館。5月3日，章澤同誌又一次出現心衰，被送進醫院，經治療病情略有好轉，他又開始看文件和報紙，還應省老齡委主任趙長河同誌之約，著手準備為《老年大學的教與學》一書寫序言。5月24日，章澤同誌病情又出現嚴重情況，但他仍安排省顧委會的同誌選寫紀念建黨70周年的文章。還拿起筆艱難地寫完自己一生中的最後一篇文章――《老年大學的教與學》序言。他放下筆隻隔了一天，5月26日下午5時50分，我親密的伴侶、敬愛的戰友章澤同誌，因心髒病突發，在殫精竭慮中溘然長逝了。他以自己畢生的精力和實際行動，實現了入黨的誓言：“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他不愧為革命的忠誠戰士。

　　回憶父親

　　章東凡在我很年輕的時候，知道父親是正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就離開學校，進入安吳堡青訓班，參加了革命，成為黨的一位領導幹部。但在我眼裏，他還是一位很普通的父親。在我的記憶中，父親天天忙於工作，很不顧及我們，隻記得小學時，他帶我去過幾次公園，教我滑冰。他似乎沒有督促過我們兄弟的學習，更沒有專門和我們促膝談心，他好像不怎麽管我們，所以我從小就知道做什麽事都必須靠自己。也許正因為有這樣的父親，才使我能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困難會克服，遇到逆境不灰心，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因此，回憶父親我竟不知道從何談起。

　　我是父親四個兒子中的老大，1952年，父親由沈陽調到北京工作，我便在北京上了小學，學校離家很遠，十幾站的車程，母親給我發交通費讓我乘公共車上學，每個星期回家一次。那時社會上非常流行集郵，我也不例外地酷愛上了集郵。回家路上常常到集郵公司看看，裏麵的郵票真美，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有新發行的，也有曆史的，特別是蘇聯發行的各種郵票真是棒極了。但很多郵票收集不到，隻能買到。可是買吧，又沒有錢！因為家裏是從來不給我們零用錢的。怎麽辦？於是我就下決心走路上學，把母親交給我乘車費積攢起來，購買喜愛的郵票，這一走就是三年多。小學五年級我轉到離家稍近的學校，接著上初中也離家不遠，這時沒有車費了，怎麽買郵票呢？幸好又有了新的任務，就是負責每星期接送我弟弟上學，這樣就又可以把母親發給我接弟弟的錢攢下來買郵票了。這一走又是三年。走十幾站車程上下學的這些年雖然很辛苦，但我得到了鍛煉，實現了集郵的願望，而且取得了一些小成就。

　　1961年，父親調任陝西擔任領導工作，那時國家正逢困難時期，人們的生活都很艱辛，作為陝西省委領導的父親也是吃食堂，和普通幹部一樣，口糧定量。當時我和大弟都上中學，正處在長身體的時期，我又熱愛運動，是學校棒球隊和田徑隊隊員，定量口糧根本不夠吃，當時父母雖然有能力給我們買些高價食品補充一下，但他們沒有這樣做，給我的還是每星期上下學的3毛錢路費。隻是父親每星期會省吃幾個饅頭，周末帶回家作為我和弟弟星期天的口糧，這樣可以使我們省下每星期回家吃飯的一斤糧票，回學校後可以多吃一點。困難時期我也忍痛不集郵了，用路費買點食品填肚子。父親雖然沒通過特殊的辦法讓我們吃得更好些，但“愛心剩飯”足以使我對那段日子的記憶是充滿快樂的。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總是要求我和弟弟們從小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樣生活，要有生活自理能力。家在北京的時候，我的兩個小弟弟還年幼，上的是日托，母親工作繁忙，無暇照顧他們，請了一個河北農村的阿姨做家務。記得一年阿姨回家收麥，父親就讓阿姨帶兩個弟弟一起去農村生活了一段時間。在農村他們見了耕牛和小毛驢就稀奇，不敢接近，每天跟農村孩子們一起在地裏拾麥穗。一個多月從農村回來後，兩人曬得黑黑的，滿身都是蚊子叮咬的紅斑。父親問他們到農村好玩不好玩？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好玩，就是蚊子多，隻咬我們，不咬阿姨的孩子。”弟弟的回答，把父親也逗笑了。

　　來到西安後，我們兄弟四人都住校。幾乎不在家裏吃飯，星期天回家就去機關大灶，有時徐秘書帶著我們照著食譜做飯吃。衣服髒了自己洗，破了自己補，家裏還買了縫紉機，在母親的指導下，我們也學會了踩縫紉機補衣服。雖然我們那時隻是中小學生，但父親沒有溺愛我們，從不讓我們在父母的蔭庇下坐享其成，我們也由此完全有了獨立生活的能力，懂得如何做人，如何工作，明白生活就得靠自己。

　　多年來父親無聲的教誨和影響使我具備了獨立處理問題的能力，知道根據自己的能力來安排自己的人生。1962年我初中畢業考高中，1965年考上大學，父親從沒過問過。其實那時我還做好了“一顆紅心，多種準備”呢，準備升學，也同時準備到工廠、農場、農村和部隊，可惜由於眼睛近視妨礙了我投筆從戎之路。

　　1964年，父親決定送大弟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學習鍛煉，大弟當時才16歲，他毅然聽從父親的意見，離家遠赴邊疆，在兵團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後又進工廠當工人，一呆就是八年。他學了不少生產知識，也培養起一個堅強樸實的個性。二弟1968年和廣大青年一樣，響應國家號召，到了條件艱苦的陝西彬縣插隊。後來知識青年開始返城，父親這時也得到平反，回到了原工作崗位，奇怪的是父親似乎忘記了還有一個兒子在農村，又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二弟最後一個離開農村，被分配去了寧西林業局，在山區的一個林場當伐木工人，1973年國家招收工農兵學員，他補課苦讀，靠自己努力考上了南京林業學院。我感謝父親，感謝他不僅僅是給了我們一個生命，更成就了我們健全的人格，憑著自己的能力與不懈的實幹精神立足社會。

　　記憶中的父親，在我心中他就是一個最普通的父親，甚至比不上其他父母對子女的殷殷之情。父親顧及我們很少，但他的躬親力行默默地感染著我們，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思想，讓我們不斷認識社會，了解百姓，使我們更加嚴於律己，在人生路上，雙足觸及大地，感到平和安祥，最坦然而又真實地存在。父愛如山，穩妥凝重；父愛如歌，綿延渾厚；父愛如金，永不褪色。父親因此成為我生命裏最敬愛的人。記憶中的父親

　　章東峰父親離開我們已經15年了，但每當看到桌麵上父親那張帶著淡淡微笑的照片，就又回想起……

　　小時候我和父親在一起的時間可以說很少很少。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下鄉勞動、上大學都是住校，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集體生活中度過的，所以對那個時期父親的記憶，甚至感覺是一片空白。對父親最初的認識應該是從“文化大革命”那個瘋狂的年代開始，從各種各樣的大字報中知道父親的家庭出身、職務等。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走上工作崗位，對父親的了解才真正的開始了。

　　在我的視線中，說父親是一個黨的領導幹部倒不如說他是一個勤奮的黨務工作者更加確切。父親似乎總是在工作著，即使是節假日、星期天他的身影也大都停留在辦公室。按照我們家的習慣，兄弟們周六都要回家和父母團聚，但往往最後一個坐到餐桌上的肯定是他。飯桌上的調侃及飯後觀看中央電視台的晚間新聞聯播對他來講似乎就是一種放鬆和休息。之後就又返回到他的辦公室直到深夜。這種作息習慣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終止。

　　而在我們家庭的生活當中，與其說他是父親倒不如說他像是一位領導。其一父親不做什麽家務，但總是在關鍵時間提出“絕對的意見”，諸如節假日期間，吃什麽、到哪去，盡管他本人可能不參加，但大人孩子三呼高興、同意之類的語言，這時父親的臉上又展現出一絲笑容。其二在我們全家相聚時，無論是在客廳還是在餐桌上，經常會就一些時事新聞、社會話題進行探討，甚至發生爭論，在這種時候，父親就更像一個會議的主持人、領導者，在仔細地傾聽完“各方麵”的意見與見解之後給予結論性的意見，以至於我愛人在很長一個階段都不習慣於我們家庭聚會的氛圍，說是家庭的聚會，倒像是單位裏開會。

　　在我們兄弟的工作、生活軌跡中，與其說他是父親倒不如說他更像是一位對學生嚴格要求的師長，因為他從不直接地關心或者過問我們工作是否順心，心情是否舒暢，而經常聽到是批評和建議，“指示”我們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為社會做些有益的貢獻。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父親的理念，但他確實是在這樣要求我們。一旦發現我們有偏離這條軌跡的傾向，他都會毫不猶豫地給予幹涉或製止。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我不想在企業幹領導工作，而想到政府的有關部門工作。經過我的私自運作，在幾乎已成定局的情況下，被父親知道了，其結果是可想而知，他立即親自打電話給這個部門的領導，終止我的工作調動，同時又找我進行了一次極其嚴肅而認真的談話。他說：“和工人階級在一起應該是你最好的選擇。”

　　這就是我的父親，對於黨的工作他是一個無私、敬業的黨務工作者，對於家庭他是一個缺少情趣但又十分慈祥的長者，對於子女他是一個絕對忠於黨的事業的傳播者。這就是我對父親最後的記憶――一個謙虛謹慎、淡泊名利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