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下）

一、論外來文化對瓷器發展的影響

　　王長啟

　　唐代對外開放，外交活動活躍，唐長安城內外來人口很多，有突厥人、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天竺人、回鶻人等，應在5萬人以上，甚至超過10萬。受胡人影響，唐長安城內胡風大為盛行。“大批流寓而來的波斯人和粟特人，帶來了自己的文化、習俗和生活方式，那些流亡的王室貴族還帶來了許多手工藝匠人。這些人在長安生產和製造波斯風格的美術工藝品，使其廣泛流行”。“胡風”影響了唐代的生活生產，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中國瓷器的發展就與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分不開。自創燒以來，瓷器就受外來文化影響。佛教傳入中國，瓷器就有佛教文化的色彩，如三國時期越窯穀倉上除樓台亭閣、人物、飛禽走獸外，還有佛造像。兩晉南北朝瓷器的外來文化特色增多：1983年南京中華門外長崗村晉初墓出土青瓷釉下彩盤口壺，高達30多厘米，堆塑有異獸、羽人與佛像，是佛教與神仙術題材；北齊範粹墓出土的白瓷蓮瓣罐與李雲墓出土的黃釉彩蓮瓣罐上的蓮瓣紋、忍冬紋都是典型的外來紋飾；南朝齊明三年（公元485年）武昌何家大灣劉凱墓和梁代南京林山墓出土的蓮花尊，1948年河北景縣封氏墓群出土北朝4件仰覆蓮花尊，其上麵的紋飾除仰覆蓮花外，還有飛天、菩提樹葉等，華麗脫俗，受佛教藝術影響。此外，瓷器受到伊斯蘭教文化的影響。在長沙窯遺址內，發現很多帶有伊斯蘭紋飾的唐代瓷片。伊斯蘭教於公元7世紀在阿拉伯半島興起，8世紀中葉隨阿拉伯帝國（大食國）擴張而不斷吸收被征服地區（包括希達、石神福、曹明照、何文哲、何弘敬、米薩寶等，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例證。

　　研究中可以看到，瓷器生產的發展與演變與其他質料的器具有緊密聯係：瓷器燒造模仿了金銀器、銅器、玉器、石器、漆器等，反過來其他質料的器具也仿瓷器造型製作。“一個時代的遺物盡管質料不同，但是造型、紋飾、工藝等方麵常常具有共同性。”當時的瓷器有的直接受外來影響，有的是受金銀器、銅器等影響，這些金銀器、銅器等又是受外來影響的。正如宿白先生所說：“中國手工藝人不僅在金銀器製造的容器模仿薩珊朝式的器物，而且在瓷器、漆器和青銅器中也有模仿。”

　　中國瓷器發展到唐代如雨後青筍般繁榮，各地出現並形成了不同風格的瓷窯體係，瓷器質量明顯提高，瓷胎細膩堅硬，釉色溫潤瑩亮，造型典雅大方，裝飾瑰麗，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聲譽。例如陸龜蒙《秘色越器》讚曰：“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皮日休《茶甌》讚曰：“圓似月魂墜，輕如雲煙起。”此外，還有“類玉”、“類銀”、“類雪”、“類冰”等詞匯形容越窯與邢窯等瓷器。唐代的瓷器分為兩大係統，即“南青北白”，其中帶異國風彩的瓷器尤其令人注目，對唐以來出現的異國風格瓷器的研究，有助於進一步認識我國瓷器的發展與外來文化的關係，也為研究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實物資料。

　　一

　　白釉荷葉形口執壺和黑釉荷葉形口執壺，造型相同，分別出土於西安東郊韓森寨與郭家灘唐墓，現藏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口為荷葉形，縮頸，鼓腹，圈足，柄上端與口連接，下與腹連接。陝西曆史博物館還藏唐三彩荷葉形執壺，高16.5厘米，1955年西安市長樂坡唐墓出土。荷葉形口，短頸，鼓腹，底平，把為攪索狀，一端與荷葉形口相連，另一端與肩部粘連，通體施三彩釉。這類瓷執壺在河南諸窯燒造，例如藍灰釉霜斑壺，1966年河南省陝縣全興鎮附近唐墓出土，高30.9厘米，說明使用料極普遍。近幾十年來對黃堡窯進行了考古發掘，取得了很大成就，尤其是荷葉形執壺出土多件，有白釉器、黑釉器、茶葉末釉器等，從唐開始一直燒製。西安市區出土多件，說明唐長安城的臣民普遍使用這類瓷器。其造型與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子出土銀帶把壺造型相近，此壺口部有流，束頸，鼓腹，喇叭形圈足，底施聯球，弧形柄上端與口連接，並施一胡人頭，另一端與腹連接，屬粟特產品。這類壺在中亞、西亞常見，是代表性作品，7～8世紀傳入中國後很快就用瓷燒製出來。還有河北薊縣出土的青瓷龍柄鳳頭壺，為唐代製品，壺口與蓋結合起來塑成，鳳頭蓋的一端與壺結合成上下嘴，細長頸，橢圓腹，高圈足，呈喇叭形。

　　通體由數組弦紋隔成不同的裝飾區間，分別飾以聯珠、忍冬、蓮瓣、流雲、人物、葡萄、寶相花等，柄為龍形，龍頭伸向壺的口沿，前肢撫著肩部，後肢抓住底座，造型美觀，通體施青釉，胎質細膩堅硬。印度尼西亞蘇拉威西馬洛斯曾出土一件唐白瓷鳳首執壺（1959年印度尼西亞贈送照片），1959年廣州市瑞南路出土一件唐青瓷鳳首執壺，洛陽塔灣、關林、邙山葛家嶺各出土一件瓷帶把鳳首壺，燒製均精美。發現的數量多，傳統的風味濃，可以看出其已成為生活實用品，並遠銷海外。還有唐三彩鳳頭壺，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一件，1959年於西安市西郊三橋鎮唐墓出土。高34厘米，整體呈橢圓形，鼓腹小口，壺口為鳳首，鳳冠較高，平沿外侈。雙目圓瞪，嘴含寶珠，長頸，扁橢圓腹，高圈足，呈喇叭形，曲柄，柄兩端分別與壺口、肩部粘連，腹部兩側紋飾為鳳鳥紋與騎馬狩獵紋。陝西省博物館所藏一件，1959年於西安市征集，造型雷同，高32厘米，腹部兩側紋飾為寶相花，圈足施蓮瓣紋，施三彩釉。甘肅省博物館藏一件，高31厘米，甘肅天水市出土，與陝西省博物館藏造型紋飾相同，不過在腹部的寶相花周圍是凸出表現的珍珠底紋，與公元7世紀初裝飾翼駱駝紋的高頸帶把銀壺最相近，其差別在瓶口，是粟特銀瓶傳入中國後經陶瓷藝人創新而成。這種陶瓷鳳首壺尚未發現唐以前的，因而可以說此帶把壺是唐代創燒，已普遍應用。這類瓶（壺）又稱為“胡瓶”、“帶把壺”。唐玄宗曾賜過安祿山“金花大銀胡餅（瓶）”，安祿山也獻過“金寶鈿胡壺”，這裏所指的“胡瓶”正是這類銀帶把壺，當時朝廷內流行。從造型看，在5～6世紀薩珊有飾塞穆魯紋銀胡瓶，在7世紀粟特有翼駝紋銀壺，可追溯到帕提亞乃至阿契美尼德王朝時代，這類“胡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傳入我國，宿白先生認為這些器物大約是中亞、西亞的輸入品。西安市長安區博物館藏有一件白釉茶葉高足執壺，其造型有獨特之處，即高圈足，足頸上有一道凸棱。

　　1983年寧夏固原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李賢墓出土一件銀壺，高37.5厘米，腹徑12.8厘米，鴨嘴形流，長頸，器腹下部圓鼓，腹上飾有人物圖，腹部裝有帶胡人頭形把，高圈足，屬薩珊銀器，這類“胡瓶”在北周時已傳入我國。但是長安區博物館藏的白釉荷葉口執壺，除了口部與把飾不同外，均屬高圈足，長安區博物館藏的高足凸棱白釉帶把壺與日本奈良正倉院保存的一件銀平脫漆瓶相似，該器在天平勝寶八年（公元756年）的《東大寺獻物賬》上被稱為漆胡瓶，這類胡瓶被學者認為是波斯薩珊器。“胡瓶”中亞、西亞常見，羅馬到伊斯蘭時期都有發現。後來以出土器物為據，經過學者的研究，薩珊“胡瓶”絕大多數帶有較細高的圈足。總之，唐代的瓷（或三彩器）帶把壺發現不少，名稱不一，但是造型與銀“胡瓶”相似。瓷（或三彩器）帶把壺的造型是受外來“胡瓶”的影響燒製的，將其細部，如口、頸、把、腹、足與外來的銀“胡瓶”對照，不難發現由於所用原料不同，製瓷過程除了塑造，還要經過焙燒，因而造型的某些細部省略，或經改造與美化，因而瓷（或三彩器）帶把壺與外來的銀“胡瓶”有差異。從器型看，那種頸部短粗、圈足矮器是受粟特“胡瓶”影響，而細高的圈足是受薩珊“胡瓶”影響。

　　瓷扁壺，南北朝時期出現並流行，到唐朝仍流行，有細釉器、三彩器、白瓷器、青瓷器。漢代有銅扁壺，西安市北郊紅廟坡地區曾出土過漢代河間國邸銅扁壺，是盛水或酒的容器，其造型不同於外出使用、側麵有穿係的背壺，而是受到了外來影響而出現。正如《中國陶瓷史・三國兩晉南北朝陶瓷》載：“北朝時期的扁壺……受外來風格影響，造型別致”。1971年河南安陽洪河屯昆齊武平六年（公元575年）範粹墓出土的黃釉扁壺，高20厘米，扁腹，口微侈，短頸，腹體上窄下寬，梨子形，頸與肩連接外飾連珠紋一周，肩部凸起兩小係，可以穿帶，腹體兩麵橫印浮雕樂舞胡人的紋飾，樂舞由5人組成，中間1人在蓮花座上起舞，左右各2人，以琵琶、鈸、橫笛合奏，擊掌按拍，均著胡服，深目高鼻，神態生動，是一幅胡人歌舞的場麵，與文獻記載的胡騰舞相符。早在公元1～3世紀，西域的波斯、薩珊地區就使用扁壺，南北朝時期傳入我國，這是帶有濃鬱西域風格的釉陶器，在當時是直接仿燒而成。造型與紋飾是西域的，舞蹈者與所持樂器也是西域的，可以看出西域樂舞盛行，墓主範粹喜愛“胡樂”，才隨葬了這樣的器物。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白釉雙係扁壺，高26.5厘米，腹長23，腹寬12厘米，西安市西郊發電廠唐墓出土，小敞口，細頸，扁腹，微鼓，高橢圓形圈足，兩側各有係，便於攜帶，腹麵寬，兩側各施倒垂變形蓮花紋，通體施白釉，胎質土白。還有唐三彩舞樂人物扁壺，高15厘米，陝西省合陽縣甘井鄉唐墓出土，壺身扁圓，正麵看像梨形，盤口短頸，肩部有兩雙係，壺腹部施一舞女，周圍為蔓草紋，高圈足，體飾淺黃與褐黃二色釉。青釉人物獅子扁壺，山西太原西郊玉門溝出土，藏山西省博物館，通高28，寬16.5厘米，屬唐代初期北方產品，口橢圓形，細頸，斜肩，鼓扁腹，圈足。口沿下有突楞紋，下飾聯珠紋與並列寬肥蓮瓣，肩部是如意雲頭紋，扁腹兩麵紋飾相同，正中為深目高鼻的馴獅胡人撫摸著雄健的雙獅，兩頭獅子各蹲在他的膝前，兩側麵各飾一象頭，圈足飾連珠花瓣紋。舞獅子唐代有記載，當時盛行胡人獅子舞，即“五方獅子”和涼州獅子。是陣勢很大的歌舞，由一百四十人組成，還唱“涼州詞”。“扁壺”是後人以造型特征稱之，其用途是明確的。從紋飾看，胡人、胡舞、馴獅均由西域而來，特別是範粹墓出土的黃釉扁壺上的胡騰舞紋飾源於西域國家。

　　瓷淨瓶，又稱軍持。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多件。例如西安市西郊韓森寨唐墓出土的一件高28厘米，腹徑13厘米，管狀口，圓肩，鼓腹似橄欖形，假圈足，肩部有一短流，通體施白釉，釉白中閃黃，足底無釉。高陵縣唐墓曾出土一件白釉淨瓶（高25厘米）。此外還有黑釉器、三彩器。1976年西安市三橋鎮出土一件三彩淨瓶，現藏陝西曆史博物館，通高26厘米，腹徑12厘米，細管圓口，下設小圓平板，下又連長頸，橄欖形鼓腹，矮假圈足，肩有一流，流口為小喇叭形，通體施綠、黃、褐、白釉等，釉不到底，胎白質鬆。五代至宋，定窯燒製著名的白釉帶“官”字款淨瓶，河北省定縣宋代靜誌寺塔基曾出土，胎潔白，釉白閃黃，底無釉，製作規整，釉潔淨，高18.5厘米，腹徑12.3厘米。陝西省銅川市黃堡鎮唐代窯址共出土各類淨瓶十多件，有青釉、黑釉、三彩、茶葉末、白釉、綠彩等。《釋氏要覽》記載：“淨瓶梵語軍持，此雲瓶，常貯水，隨身用於淨手。”唐人李華《東都聖善寺無畏三碑》雲：“觀音大聖在日輪中，手執淨瓶，注水池中。”它是佛教僧侶“十八物”之一，雲遊四方時可隨身攜帶貯水，原為印度產品，隨佛教傳入中國。梵語為“捃雅迦”、“君達”、“軍持”等，中文譯為瓶或澡瓶。高僧義淨著《南海奇歸內法傳》中記載其造型與用途。唐代詩僧賈島《訪鑒玄師侄》詩：“我有軍持憑弟子，嶽陽溪裏汲寒流”，說明當時在僧侶中流行。“軍持”一詞又多出於西行求法僧人文章中，說明此器來源於印度佛教，例如文獻記載最早見於晉法顯著《佛國記》：“法顯亦以君犀及澡缸等餘物擲海中。”唐代流行，1972年西安市西郊楊家圍牆北曾出土一批唐代銅器，其中有銅淨瓶、銅帶柄薰、銅細頸瓶等，出土地原是唐代佛教寺院遺址，還出土過石舍利棺。銅淨瓶的造型與上述的定窯白瓷“官”字款淨瓶相同，高26.5厘米，腹徑11，足徑7厘米，原鎏金，日久脫落。銅帶柄香薰在當時佛教石刻造像中常常見到，供養人手持此器焚香表示虔誠。1977年西安市新城內基建時發現一具唐代青石佛座，上麵線刻“禮佛奏樂圖”，禮佛的供養人有手持帶柄香薰的，證實帶柄香薰為佛教禮佛活動中使用的器具。1987年扶風縣法門寺塔地宮曾出土鎏金三鑽杵紋閼迦瓶，盤口，細頸，圓腹，肩部有一曲流，圈足。上麵的紋飾鎏金，屬佛教色彩，圈足內墨書“南”、“北”等字樣，原是放在法門寺地宮後室，四角各放一件，後是壇場做法器之一。瓷淨瓶就是按佛教淨瓶燒造。迄今為止，我國發現最早的淨瓶是1975年江西省新建縣樂化郭台林場隋墓出土的青釉象頭瓷瓶（高23，口徑1.8厘米）。唐代許多著名瓷窯，如河北邢窯與定窯、河南鞏縣窯、湖南長沙窯、陝西省黃堡窯等都燒製瓷質淨瓶，證明這種器物流行。

　　青釉折腹碗，唐代洪州窯（現在武昌）燒製。敞口，外腹中部有一道凸棱，弧形腹，圈足，通體青釉。還有三彩折腹碗，1960年乾縣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現藏陝西曆史博物館，高7.4厘米，口徑17.2厘米，敞腹中部凸起一棱，弧形腹，圈足。通體施綠、乳白花色釉，器內以白釉為地，並有十二道綠色重條紋飾，其間夾赭色細淺紋釉。器外腹以凸棱為界，分上下兩段，乳白釉為地，中間上下自由擴散綠釉，整體色澤絢麗富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於1989年在西安東郊紡織城唐墓出土一件攪胎褐色釉折腹碗，屬低溫陶器。“折腹碗是受西方影響的器形，折腹碗器物是西方陶器，金銀器較流行的形製，折腹器對中國的影響反映在八世紀初陶器上”。唐代陶瓷器多模仿金銀器的造型，而有的金銀器模仿西方金銀器，如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唐墓出土一件鎏金花鳥折腹銀碗。何家村出土2件銀折腹碗，內部分別有墨筆書寫的“十五兩半純”與“十二兩”，口徑為17～19.2厘米，高7～7.8厘米，腹部製成折腹，可加固器身以防變形。陶瓷製折腹碗的折腹裝飾，主要是造型美觀，並不起加固作用。

　　白釉單柄杯，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3件，尺寸分別為：高3.3厘米，口徑5厘米；高4厘米，口徑5.5厘米；高4厘米，口徑5.8厘米。1974年潘家村新村出土，3件造型相同。敞口，口下內收，腹微鼓，足底平，上腹的一側設單柄，柄為圓形，柄上有指墊，柄下設一珠。釉不到底，露胎，胎質堅硬。這類杯以前少見。其柄部造型與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出土唐素麵碗形銀帶把杯、何家村出土仕女紋銀帶把杯相似，與粟特地區8世紀中葉以後出現的圓底碗形銀帶把杯相同。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一書在唐代粟特式金銀帶把杯章節中專門論述金銀帶把杯的淵源，還提出漢晉出現帶把器物，當時一直罕見，找不到與唐代帶把杯之間的演變關係。唐代金銀帶把杯在中國傳統器物形製中找不到演變的淵源，而在粟特器物中常見。將中國出土的金銀帶把杯分組與粟特器對照研究，有的是從粟特輸入，有的是粟特人在唐朝製造，有的是受粟特器影響製造的，帶有很深的粟特風格。何家村窖藏出土的狩獵紋八花瓣帶把銀杯，從造型與紋飾看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產品，應屬中國製造。在西安市曲江羊頭鎮唐姚無陂墓發現一件帶把銀杯，從造型與把柄看是按當時粟特器製造，但上麵刻有中國匠人名字，即“匠鄭卿”，證明唐時有的銀單把杯是中國匠人學習粟特器製作的。上述3件白瓷單柄杯是受粟特金銀器單帶把杯影響燒造的，瓷杯的環形把是粟特杯形器上一個特點，環形上有寬指墊，下有圓珠，用手持杯時將食指放入杯中，拇指按在指墊上，使手指感到舒適省力，下麵的圓珠起加固作用。西安市潘家村新村唐墓、河南杏園等出土白瓷單把杯，唐洪州窯也曾燒青釉單把杯，可見當時此種瓷杯較為流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還藏有白釉罐形帶把杯，高8.6，最大腹徑7.2，口徑6厘米。西安市文物商店也曾征集一件同樣造型的白釉罐形帶把杯，型略大，圓形口，鼓腹平底，腹上部裝有柄，柄與腹相連處粘有花紋裝飾，這是仿銀杯柄“接鉚”處的裝飾，施白釉，胎白，質堅硬。白釉罐形帶把杯出現屬偶然，與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素麵罐形銀帶把杯、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出土素麵罐形銀帶把杯造型相似。“考證中國出土的這2件器物的時代和產地，俄羅斯埃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的山羊紋銀帶把杯和俄羅斯葉尼塞河上遊的科比內2號墓出土的纏枝紋金帶杯可作參考……”。它們之間造型接近，是粟特7～8世紀盛行器物，都是中亞係統。何家村素麵形銀帶把杯應是外來輸入品，白釉罐形瓷帶把杯就是仿此類杯燒造的，該杯的把內的特征明顯是受外來影響。

　　蓮瓣形花口碗在唐代成為常見的器型，南方著名的越窯、龍泉窯、長沙窯和北方著名的邢窯、定窯、鞏縣窯、耀州窯等均燒造，雖然釉色不同，但是碗造型相似。例如1974年寧波市出土越窯青瓷帶托碗，高4.5厘米，口徑11.7厘米，托高3.5厘米，小碗做成荷花形，碗托做成沿微卷的荷葉形，青釉瑩潤，胎灰白，堅硬。在西安市北郊火燒壁出土一批晚唐時代罕見的白釉“官”字款瓷器，造型十分優美，有三尖瓣、五尖瓣、寬五瓣、雙脊五瓣等，釉白閃青，晶瑩濕潤，規整，宛如盛開的白色蓮花，真是“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白如雪”。這類造型的碗多出現在唐晚期及以後，馮先銘著《中國陶瓷史》記載：“到了晚唐，碗的形式越來越多，計有荷葉形碗、海棠式碗、葵瓣口碗等”。這類碗盤在唐代早期未曾發現，是受當時金銀器碗的影響而製作的，按器壁造型又稱多曲碗。西安市西郊何家村、西安市東郊沙坡村、西北工業大學、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塔基、陝西省銅川市背陰村、陝西省藍田楊家溝等出土了相當豐富的金銀碗等，其造型相近似。特別要說明的是1970年西安市西郊出土的纏枝紋銀碗，高4厘米，直徑11厘米，碗體八曲瓣，花形腹微曲，較淺多棱，喇叭形圈足，足底施聯珠紋，器腹內外凹凸起伏明顯，碗內心有兩層聯珠紋，外繞以八出忍冬纏枝紋，錘擊成型，花紋平鏨，紋飾塗金，從造型紋飾分析，為粟特銀碗，或者是仿粟特銀碗造型。當時粟特手工業和商業發達，其手工業品與其他商品通過絲綢之路輸入中國，因而粟特文化對內地影響大。由於中國人與粟特人的生活習俗與審美觀念不同，中國人在使用中為適應自己的需要進行了改變。多曲式碗早在公元1世紀中亞已經使用，後被中亞粟特器工藝繼承。從西安西郊纏枝紋銀碗到各地出土的多瓣形銀碗，在時間上有早晚的差別。而在廣東遂溪邊灣村南朝窯藏中發現一件多曲銀碗，其造型為花瓣口，在銀碗口沿上刻一行阿拉伯銘文。這種文字於4～5世紀時曾在粟特地區流行，經過研究考查應定為6世紀器物。在山西太原發現的隋虞弘墓出土的石槨上，後壁彩畫石刻宴飲圖中，對坐男女宴飲，觀舞圖中就持多曲杯。將不同的同類銀碗進行排列，可以看出這類銀碗的多曲造型由多而密向少而疏發展，由分瓣凸鼓與內棱深凹向分瓣不明顯發展。到8世紀中葉以後多曲碗為四瓣，五瓣，或更多，有的在口沿處分瓣形，在腹部不分瓣或分瓣不明顯。在模仿和改造中，工匠將多曲略加改變，成為花瓣型，如同花朵的銀碗在中國流行。多曲形金銀器皿雖然在唐代流行，前期與以後的多曲碗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是薩珊、粟特式，後者為四瓣、五瓣藝術花形，更具活力，更接近生活，把鮮花移植到日常生活品上，更具美的藝術效果，完全中國化了。唐代的瓷器花瓣型碗就是按照當時金銀器燒製的，帶有粟特、薩珊銀器風格的中國化瓷器，唐代多曲瓷碗主要是在晚唐燒製。江南地區的越窯是青瓷器的代表，陝西省唐法門寺遺址出土一批有明顯紀年的秘色瓷，確切年代是唐懿宗鹹通十四年（公元873年）之前，即迎佛真身到大內之前，應屬晚唐時期。1978年浙江寧波市和義路出土越窯青釉帶托碗，1980年浙江臨安縣唐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窯青釉五瓣碗，均是唐代越窯的代表作品。直到五代、宋，這種造型的碗還在流行。在遠離越窯的內蒙古哲裏木盟遼國公主墓同樣出土越窯秘色瓷花瓣口青瓷碗（相當北宋時期）。北方瓷器也是如此，例如陝西省耀縣黃堡窯遺址也出土晚唐到宋代青釉花瓣口瓷碗，五代時期遺址中發現青釉碗、洗杯等器中，多曲型也相當豐富，有口與腹多曲，凹凸明顯，與外來的多曲銀碗相近，例如Ⅰ型Ⅴ式碗851VHliB，十曲口與腹，圈足，內外施青釉，內底劃雙層菊瓣紋，壁上劃卷草紋，口徑15.2，高4.3，足徑7.6厘米。還有青瓷盞，D型I861VT648.這類碗盞數量都很多，也是多曲，凹凸不明顯，僅有5瓣，如同花朵，這明顯與外來金銀器碗差距加大，接近國內生活習慣。

　　瓷長杯，唐代流行，很多著名瓷窯均有燒造，例如長沙窯。1983年湖南長沙窯共出土18件瓷長杯，其中藍家嘴遺址出土的一件，薄胎，杯口作海棠形，杯心印蓮花，喇叭形圈足，施青色釉，器高6，最大口徑13.4厘米，底徑5.2厘米。上海博物館藏越窯青釉海棠式長杯，高10.8厘米，口縱23.3，口橫32.2，足徑11.4厘米，敞口，斜腹，圈足外撇，在口沿外稍稍內收，腹壁也呈弧線下收，整體造型規整，線條流暢，酷似一朵盛開的海棠花。還有1978年浙江省臨安縣晚唐錢寬墓出土“官”字款白釉海棠長杯，高6厘米。杯口平麵呈近似橢圓形，弧形淺腹，腹壁有弧形內凹棱，喇叭形高圈足，內外施滿釉，瓷胎質白。在陝西省耀縣黃堡窯出土兩件青釉長杯（86IVT5：19），均殘，橢圓形，近似耳杯，斂口，口沿四曲，腹部橫曲，內外施滿釉，釉色青綠，有開片紋，玻璃質感強，底上有釘支燒痕，長10.4，寬6.1，高3.3厘米。當時著名的北方邢窯、定窯等都燒製。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一件玉八瓣形長杯與水晶八瓣形長杯。故宮博物院藏玉人物紋長杯，高4.9～8.5，口徑8.5～14.9厘米，玉質呈青色，局部有白斑，口為橢圓形，腹下收，底有圓形足。腹外陰線刻人物，衣著分別為褒衣、博帶衣，盤腿坐或跪踞於席，作飲酒暢談狀，近足外飾卷草雲紋一周。這類杯還有青銅、玻璃等器，銀質長杯多見，在陝西省有西安市城區出土的鴻雁黃鸝紋銀長杯、雙魚荷葉紋銀長杯、摩羯紋金銀長杯、鸚鵡紋銀長杯，耀縣背陰村出土一件銀長杯等。在唐代李壽墓與懿德太子墓、房陵大長公主墓的石刻棺槨和壁畫中有侍從手持長杯圖，其出現與流行時間應是8世紀中葉以後到9世紀，在金銀器長杯中分瓣為豎向“分瓣”式與橫向“分層”式，唐代流行，備受上層貴族的喜愛。《中國聖火》一書的《唐・李壽石槨線刻〈侍女圖〉〈、舞樂圖〉散記》一文與《唐代金銀器研究》中的《薩珊式金銀器多曲長杯在中國的流傳和演變》一文中介紹，在我國新疆庫車克孜爾第38窟主室頂4世紀（十六國時期）壁畫中，供養人手持的長杯是我國發現較早的，還介紹在山西大同南部北魏遺址出土八曲銀長杯並研究論述長杯的發展。“從中國出土的遺物和上述學者的研究，我認為多曲長杯是產生、流行於薩珊的銀器”。在出土北周、隋時期的安伽、虞弘、史君等墓的石榻屏風與石槨上雕刻圖中就有手持長杯的中國舞樂飲宴。這類銀杯傳入我國後為了適合習俗與實用逐漸改進，形成一類“曲瓣不那麽明顯凸鼓，曲瓣減少至四曲”的造型。唐代中晚期流行的金銀器長杯是受薩珊影響，製作並經過藝術改造，上述發現的銀長杯均是帶薩珊風格，瓷長杯是仿金銀長杯燒製的。

　　白釉雙柄壺，高31.5厘米，口徑5厘米，底徑8厘米，最大腹徑14厘米，西安市東郊韓森寨唐墓出土。盤口，細頸，斜肩，上鼓腹，下腹收，平底，在肩上有雙龍柄相對應，嘴銜口，施白釉至下腹，這是唐初盛行的器皿。還有三彩雙龍柄壺，陝西省博物館藏一件。從考古資料中看，在隋唐以前未見此類的壺，也不見它有演變發展過程與來源，但從壺體部分和柄看，與當時的雞頭壺相近，若把雞頭壺的雞頭流改為龍頭柄，與相應的柄對稱，即雙柄壺，“雙龍耳瓶的器形也同樣可以看出是在雞頭壺的基礎上吸收了外來胡瓶的特點”。這是一個突變，從實用角度與傳統觀念看，不是中國人的習慣，它是受外來影響形成的，造型美觀，挺拔端莊，帶西域風格。雞頭壺是三國末年越窯、甌窯的一種新產品，以後江南各地瓷窯都有燒製，雞頭壺是在罐子的肩對應裝飾雞頭與雞尾，雞頭係實心，均起裝飾作用。東晉時期壺身變大，前裝雞頭為引頸高冠成為流，尾部改為圓股形把手，上端粘在器口，下端貼上腹。到東晉中晚期，在把手的上端飾龍頭。南朝器身修長，更偏於實用，隋、初唐時期，其演變趨勢為雞頭由小到大，趨向於寫實，壺身由矮小到瘦長，係的形式由條狀到橋形等，這時的雞頭壺壺身較南朝更為瘦長，壺口更高，頸更細，雞頭為公雞打鳴狀，柄仍保留南北朝時期的龍形柄。雞頭壺主要在南方流行，到隋與唐初南北均流行。西安地區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李靜訓墓出土的雞頭壺與杭州靈隱寺香料廠初唐墓出土的雞頭壺為代表作，是中國傳統的器物。中亞地區木鹿發現一座大型方磚坯建築的佛教“？堵坡”，同時還發現一件高46厘米的雙耳陶瓶，屬6～7世紀，上麵施多色彩畫，內容為盛宴、狩獵、生病與出殯的場景。從人物形體、臉型、衣服、繪畫技巧看，與古代中亞繪畫一樣，雙耳（柄）的上端接口沿下，下端與肩部相連，耳（柄）近口沿處有一圈凸起。“都使我們得以確信，木鹿的彩繪陶器是當時生產的，並不是從某個薩珊王朝統治區輸入的”。雙耳（柄）瓶在當地使用較普遍，早期也曾出土，如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意大利出土墨繪式彩陶雙耳瓶2件（高31.2厘米與39厘米，公元前6世紀），巴黎國立珍寶館藏意大利島爾西出土墨繪式彩陶雙耳瓶與紅繪式彩陶雙耳瓶（分別高33厘米與56厘米，公元前6～前5世紀），可以說在中亞很多地區使用，並源遠流長。隋、初唐時期傳入中國，很快被吸收，與雞頭壺結合形成一種新造型的壺，還有一類雙腹雙柄瓶（壺），出於西安郊區隋大業四年（公元608年）李靜訓墓，盤口，長頸微縮，雙腹體即雙聯，下部各收，平底，雙柄為龍首形，其銜瓶口，下與雙腹的肩部相連，通體施白釉，造型奇特，是由單腹瓶變化而來，從柄（耳）與腹看，單腹與雙腹為一類產品。

　　塔式罐，一般是由蓋、罐、座三部分組成。塔來自梵文，漢語音譯為“？堵坡”或“浮圖”，原是安放高僧遺骨之用，以土、石、磚、木等建成，作為供養人崇拜的建築物，後為象征佛教的一種建築物。佛塔起源於印度，隨佛教傳入中國，並作為佛教三大建築（石窟、寺院、佛塔）之一在中國南北盛行，其建築造型多樣。塔式罐是仿照覆缽式塔做成，從印度桑奇？堵坡看，主體是近似半球狀覆缽，其下部有供禮拜用的附階，再下為基座，在覆缽之上有方形的平頭神邸，上立刹軒，軒上裝傘蓋。1972年陝西黃堡鎮古窯址出土黑釉瓷塔形罐，通高51.5厘米，徑長7.4厘米，器蓋為七級寶塔形，頂塑一小猴，罐為翻沿圓唇，短頸，肩腹圓鼓，下腹較長，平底，底座的邊沿砌成不規則的多邊形，在罐的下腹部堆貼長葉狀花瓣一周，底座四周捏成壁龕狀，內塑有人物、佛像、花卉等裝飾，這種瓷質的塔罐少見。在唐代墓葬中發現陶器的較多，作為隨葬品，造型分為三部分，中部為圓形罐，上為圓蓋，蓋紐為多級塔形，下為束腰圓形座，底呈喇叭型，通體彩繪，一般繪蓮花、寶相花和大朵流雲，也有人物，器型演變規律。西安市考古所藏一件紅陶塔式罐，中間的罐腹浮雕獅首與羊首各三。盛唐時期出現三彩釉塔形罐，製作精美，陝西省博物館藏有3件。其一是三彩四孝塔式罐，高50.8厘米，1970年鹹陽市契芯明墓出土，頂作寶珠形，罐體腹有一道凸棱，下浮雕四獸麵，其上雕曾子撫琴悅父、董永賣身葬父、郭巨賣兒養母、曾子汲水濟母四孝畫麵，通體施三彩釉，紅陶胎。其二是三彩塔式罐，高69厘米，1959年西安郊區中堡村唐墓出土，上部是一個高聳的帶圓錐紐蓋。其三是同墓出土的一件高70厘米的塔式罐，與上述造型相似，僅是罐腹部沒有裝飾。從造型與紋飾看，是印度風格佛塔與中國儒教傳統紋樣相結合。這種具有濃厚的佛教裝飾風格的塔式罐，是當時新的品種，塔式罐多是彩陶，主要出土於唐中宗至唐末的墓中，屬隨葬品。

　　瓷高足杯，在古代瓷器中發現較為豐富，古瓷窯址中出土數量也多。例如湖南長沙窯，包括楓樹嘴，蘭岸咀，王田坪，都司坡等地窯址都出土了一批殘高足杯，其他窯址也發現高足杯，說明當時大量燒製。長沙南部M3墓出土晉代青瓷高足杯，河南安陽北齊範粹墓、山西太原隋代斛律切墓、廣東英德唐墓、湖南長沙市黃土嶺唐墓、山西太原南郊唐墓（M5）均有出土。從考古資料看南方出土的較北方多，高足杯用瓷燒造在唐以前發現很少，在唐代及五代、宋、元、明、清各代都燒製瓷質高足杯。高足杯在西方羅馬帝國時代已廣泛使用，在《三國誌》、《西漢書》、《舊唐書》、《新唐書》中均有記載。中國出土的銀質高足杯是受羅馬――拜占庭影響的，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一書對此多有論述。唐代墓葬出土的金銀高足杯，有的是西方生產的，有的具有很濃的西方風格，也就是說在製作過程中，不是全然地接收、仿製，而是適應本國人民的喜好而改進，呈現一種新的風格，包括紋飾與裝飾內容。仿製外來的高足杯除銀質外，還有銅、玉質的，瓷質則最多。“總之，高足杯最初是羅馬風格的器物，拜占庭時仍沿用。唐代的高足杯類，可能源於拜占庭的影響”。同時“中國通過南海與羅馬――拜占庭交往曆史悠久，因此隋唐時期中國南方出土較多的陶、瓷、銅、錫高足杯，均是仿羅馬――拜占庭同類器物的可能性更大”。早在戰國秦漢時期就出現不同質料的高足杯，如秦阿房宮遺址範圍內的小蘇村出土一件秦玉高足杯，另外廣州市南越王墓與廣西各出土一件玉高足杯，這3件造型相同，紋飾也相近。1970年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遺址出土3件鎏金高足杯，對高足杯的源流研究同樣具有重要價值。隋唐時期的銀高足杯出土數量豐富，除西安地區的何家村窖藏、沙坡村窖藏、臨潼慶山寺、隋李靜訓墓等外，外地也較多。山西大同出土的鎏金高足杯和李靜訓墓出土的銀高足杯被認定是西方輸入。6～7世紀初的粟特銀碗上有希臘羅馬神話圖，人們在飲宴中手持高足杯，近幾年來發現入華祆教西域人的墓葬中出土石槨與石榻圍屏中宴飲圖有使用高足杯，表明高足杯是外來器物，同時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使用高足杯的場景。葬於唐鹹亨四年（公元673年）的房陵大長公主墓也有持高足杯的侍女圖，反映高足杯傳入國內後，社會上層人物已普遍使用。

　　提梁白瓷皮囊壺，出於西安市西郊，現藏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高21厘米，寬18厘米，邢窯產品。上部扁形，中間有提梁，流口圓形，壺下部飽滿，平底，左右兩側有線紋凸起，有縫線痕紋，形為皮囊壺，前後兩麵劃花紋飾。在河北省曲陽縣邢窯遺址出土有此類型瓷片及殘器，證實邢窯燒此類壺。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一批金銀器中也有一件舞馬銜杯提梁銀壺。皮囊壺是草原遊牧民族使用，又稱馬蹬壺、雞冠壺、提梁壺，有銅質、錫質、銀質以及瓷質等。唐代以後遼代燒製此類壺較多，是遼代典型器之一，除了周邊少數民族使用外，西域也使用皮囊壺。6～8世紀中亞的東北地區――恰奇（今塔什幹地區）、費爾幹納和土河地區（今吉爾吉斯北部和哈薩克南部），處在粟特強有力的文化影響之下，同時還受突厥人影響。在庫瓦出土的一件青銅項鏈，上麵有庫別拉――印度酒神和自然創力之神的形象，印度酒神有件皮革製酒具――中亞6～8世紀特有的皮酒囊，這件皮酒囊也就是皮囊壺，它是西域駝群通過絲綢之路必需器具。瓷皮囊壺是唐代的新產品，與周邊少數民族、遊牧民族與西域有關。從造型與紋飾看，中國瓷器不僅善於借鑒外來文化，而且善於學習和吸收周邊少數民族的有益文化，以豐富本民族的文化。

　　花釉瓷腰鼓，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一件，經過修複為完整器。兩端呈喇叭口，中部細腰，口與腰部共有弦紋五道，通體施黑釉，上有灰白花斑如流雲，即花釉，又稱“羯鼓”，屬陝西省黃堡窯燒造。近幾十年來黃堡窯發現很多花瓷鼓殘片，經過整理基本上能確認瓷鼓的形製，說明黃堡窯在唐代大量燒製花瓷腰鼓。20世紀70年代在河南省魯山、內鄉、禹縣，山西交城以及早年在河南郟縣等地窯址都發現唐代花瓷產地，同時也有腰鼓標本瓷片，這與唐南卓《羯鼓錄》：“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魯山花瓷”的記載相符。從而可知，在河南、山西、陝西的唐代名窯都燒花瓷羯鼓。羯鼓原是西域樂器，唐代諸樂中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羯鼓。在唐代或更早時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陶俑、壁畫與棺槨刻畫中，常見到奏樂舞蹈者，例如西安市東郊唐金鄉縣主墓出土一組騎馬女樂俑，演奏者分別持腰鼓、箜篌、鈸、琵琶等，陝西三原焦村出土唐李壽墓石槨線刻畫中有一組奏樂圖，其中就有打腰鼓者，唐代形成的龜茲部中樂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等，毛員鼓、都曇鼓等都是腰鼓。龜茲樂演奏時其效果或如驚風急雨，會使樂曲表現出節奏感極強的特色，因而樂舞中龜茲樂很重視用鼓。腰鼓是從西域隨龜茲樂東傳到中原，在中原大量燒製，可見外來音樂在當時的影響。王建《涼州行》寫道“城頭山雞鳴角聲，洛陽家家學胡樂。”正如《中國陶瓷史・隋唐五代的陶瓷》所載：“唐代樂器的拍鼓原是西域樂器，唐人不僅吸入唐樂，而且用花瓷燒製鼓腔，這也是罕見的，使人想到唐人的氣派與風格。”到了宋代瓷腰鼓仍在燒製，在耀州窯遺址內發現4件殘器，造型與唐代腰鼓相似，體有凸弦紋，內外施青黃釉，通體刻畫紋，腰上刻蕉葉，喇叭壁上刻纏枝忍冬和纏枝菊花，說明到了宋代此樂器仍在使用，成為我國的傳統樂器。

　　唐代瓷器向海外開拓市場，從考古發掘與調查看，陸上絲綢之路通西亞、中亞等地區，海上“瓷器之路”通往巴基斯坦、印度、伊拉克、波斯灣及埃及、朝鮮、日本等國家，這裏均發現當時的瓷片。這些瓷片記載著偉大的中國人民在陶瓷科學技術史上取得的成績，記載著在漫長的、艱難的“瓷器之路”上，往返商賈及友好“使者”的遺跡。1974年寧波餘姚出海口發現唐代乾寧五年（898年）前後的沉船，這艘船滿載著瓷器準備到國外進行貿易，卻遭遇海浪襲擊沉入海底。船裏裝的大部分是長沙窯、越窯、邢窯瓷器。證明中國的對外貿易繁榮，並以陶瓷器為主要商品。為了迎合外國風俗，唐代瓷器藝人吸收外來文化，與本地傳統文化融為一體，燒造出新的造型與裝飾圖案的瓷器。唐以前已出現蓮花、忍冬、聯珠等西亞、中亞藝術紋樣，同樣流行葡萄、纏枝卷草、寶相花、雄獅、奔鹿、犀牛等外來紋樣。以長沙窯為例，1983年湖南省博物館與長沙市文物工作隊對該窯址進行發掘（包括以前發掘與調查），發現很多唐長沙窯的殘瓷器與瓷片，上麵有很多西方文化的紋樣，如椰子樹、杪欏樹（又稱摩訶婆羅樹），椰棗紋（又稱大食棗、箐棗、海棗、波斯棗）、菩提樹、茅廬、浮圖（佛塔）、寶袋圖案、蓮花、摩羯、獅子寶袋及伊斯蘭世界的火花、行雲、蔓草、聯珠、三角、方形、圓形等幾何圖案。椰棗主要產於非洲、伊拉克、阿曼等地，7世紀阿拉伯、波斯商人將其作為珍貴禮品贈送宮廷，有特殊意義。9世紀時美索布達米亞的白釉藍綠陶器上，幾乎都是用椰子樹花紋裝飾，它是從波斯陶瓷裝飾中移植過來的。杪欏樹，據載佛陀在此樹下降生，又在此樹下講經說法和涅�。據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前卷十八記載：“婆羅、巴陵有寺，僧房下忽生一木，隨砍隨生，外國僧曰：此婆羅樹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佛教徒稱其為“聖樹”，有的在此樹下飾有珍禽，如鴿子、鸞鳥、鴛鴦等紋飾。茅廬為蘆葦編織紮結而成，代表佛陀苦練修行場所，其旁的樹木為佛院苦修成道的菩提樹。摩羯是梵語譯音，或作摩伽羅，似龍首魚體，由印度傳入我國，被視為生命之本。獅子，稱神獅，有的作人立狀，有的與佛教菩提組合在一起。獅子不但在古代埃及、希臘雕塑中出現，而且與佛教連為一體，稱為護法獅子。幾何紋與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教有關，9世紀前後傳入我國，我國為了適應外銷需要而燒造幾何紋瓷器，它們深受外國人喜愛，也大大豐富了我國瓷器裝飾的內容與題材。

　　二

　　宋、遼、金是我國瓷業發展史上又一個繁榮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瓷器燒造的地區擴大，品種增多，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宋瓷巧奪天工，其“作品都是我國陶瓷曆史畫廊中的傑作與瑰寶，它們的儀態和風範也是後世陶瓷業長期追仿的榜樣，千載之下，至今仍然使我們讚歎和傾倒。”。同時瓷器的對外輸出量比以往大得多，宋代海外貿易更加活躍，政府還派遣使臣到海外諸國開拓貿易，在廣州、杭州、明州（寧波）、泉州等地設立市舶司。出口貨物主要是瓷器，陸路與海路運輸都繁忙不停，當時摩洛哥旅行家阿巴杜拉在遊記中記述了在廣州的見聞：“市場優美，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其間最大者，莫過於瓷器市場，商人由此轉運瓷器至中國各省及印度、也門”，“中國人將瓷器轉運出口至印度諸國，以達世界故鄉摩洛哥，此種瓷器真是世界最佳者。”瓷器在發展中既借鑒外來造型與紋飾，又兼收並蓄，成為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由於使用習慣與社會習俗不同，審美的變化，有的器型和紋飾也在消失。例如唐代燒造的蓮花瓣口與海棠型碗盤，帶有外來風格，經過改進創新，到宋代的越窯、龍泉窯、景德鎮窯、定窯、耀州窯、磁州窯等均燒製，說明其使用極為普遍。如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哲裏木遼陳國公主墓出土的越窯秘色瓷花口纏枝菊紋盤；北京市門頭溝龍泉窯的遼代白釉托盤，托上的盞為六曲型（彎曲凹凸明顯）；1987年浙江鬆明、水南鄉塘遼村出土北宋龍泉窯六瓣蓮花盤，整體為六曲，敞口，口六曲處凹進，下有內凹棱線，內底周邊有凹弦紋一周，圈足，施青釉。其造型已是中國化了，與佛教思想與粟特等西方國家的盤碗的內涵完全不同。蓮花成為傳統裝飾花卉，象征“純潔”，寓意“吉祥”，又因“蓮”與“廉”同音，因而以蓮花表示廉潔。宋代瓷器以蓮花紋作裝飾的也多，諸如碗、盤、瓶、罐、壺、枕等使用。有的從裝飾藝術角度出發，將蓮瓣進行藝術加工，成為變型蓮瓣紋。蓮瓣的形式豐富，有圓頭蓮瓣、尖頭蓮瓣、單勾線蓮瓣、雙勾線蓮瓣，有的是雙層或更多層。宋龍泉窯碗、瓶、罐等，蓮瓣造型豐富多彩，姿態優美，酷似一花獨放，承托著如玉類冰的碗、盤。串枝葉紋飾也很豐富，構圖變化多，使用普遍，是由唐代寶相花、忍冬、纏枝等紋飾發展而來，枝葉波折不斷，任意延伸，形成二方連續與四方連續紋樣裝飾在器物腹上。瓷器上的裝飾紋樣主要是美化器物，起觀賞作用，是人們世界觀、社會習俗與審美觀念的反映，是各個朝代社會與精神的體現。這些紋飾傳入中國後，經過改造形成了各種變體，其變體有助於斷代。串枝蓮紋飾是中國傳統的雲紋、勾連雲紋與西方忍冬紋、蓮花相結合形成的紋樣，唐代流行，變化多，宋代不同於唐代，又有新的變化。看來在中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中國瓷器不但造型受西方影響，裝飾紋飾也受其影響。

　　軍持隨佛教傳入我國，宋代仍燒造。1969年河北定縣宋靜誌壽、眾院兩塔基出土了24件定窯白釉淨瓶，最大的高60.7厘米，器型莊重精細。宋代以後淨瓶的造型逐漸發生變化，腹部刻畫紋飾，有的在流口加子母蓋，有的裝飾成龍首，頂部加長。而南方所製形體小，例如1976年在福建德化縣屈鬥宮窯址發現大量殘瓷器，其中淨瓶是特殊器，器型較小，口小、長頸、溜肩、鼓腹、圈足，頸間飾以相輪，釉色青白，質地堅硬，通高17.5，口徑2.1，腹徑5.4厘米。浙江龍泉博物館藏元代龍泉窯帶座吉字瓶（即帶座淨瓶），直口，長頸，頸上有相輪，鼓腹下收，圈足。座外折，平唇，束頸，鼓腹，鏤壺門四個，下有附加四足，通體施青釉。瓶高16，口徑21，足徑37，座高8.2，口徑8.3厘米，說明宋元時期燒造範圍很廣。而另一類口為喇叭形，細頸，多數有流無把，有的有把，鼓腹，平底，實足，其腹部皆為模印蓮瓣紋或雲水紋等，釉影青色。元代仍在南方沿海一帶燒造，器型不大，為10餘厘米。總之，淨瓶雖與佛教有關，但宋元時式樣有差異，南方沿海地區各窯仍在大量燒造，而北方窯燒造逐漸減少，這種變化與外貿輸出有關。其使用範圍擴大，不限於佛教僧侶，伊斯蘭教徒也使用。隨著海外貿易擴大，為了降低運輸成本及減少運輸中的破碎損失，沿海地區除燒白瓷外，還燒青瓷，青白瓷等。為了適應海外需要，軍持也按海外的形式製作，例如1974年在泉州灣打撈沉船時發現兩件陶質軍持，“寬沿，長頸，鼓腹，肩腹交接處附流”，經研究斷定不是國內燒製，而是為東南亞當地生產的樣品。南洋當地人信奉回教，習慣用軍持，並用軍持“拜功”，“到天方朝覲也用”。東南亞地區發現很多宋元時期德化窯軍持，而在德化窯窯址中也發現了堆積如山的殘破軍持，說明其在中國國內流行。例如，元朝僑居泉州的蒲壽庚《心泉學詩稿》的《山中井》詩句：“明月照我牖，獨取攜軍持。”宋代詩人陸遊《巢山》詩有：“穿林雙不惜，取水一軍持。”

　　瓷把杯在唐代瓷器中仿西方銀把杯，瓷把杯的“把”最有特色。南宋郊壇下官窯燒製青釉瓷把杯，浙江省吳興縣皇賁山宋墓出土龍泉窯把杯，現藏湖州市博物館。高3.5厘米，口徑9厘米，足徑4.6厘米。斂口，腹微鼓，平底，圈足較小，腹上部裝一把手，即在環形把上有一如意形“橫指墊”，通體施粉青釉。南宋瓷把杯的造型起變化，由於帶把使用方便，一直使用。

　　元代瓷器在造型和紋飾上，有繼承也有創新，新品種有青花、釉裏紅、卵白釉等。青花原料曾經從國外引進，具有特殊的藝術效果。創新品種還有霽紅、霽蘭（即銅紅釉、鈷藍釉），為以後的瓷業發展奠定了基礎。僧帽壺與多穆壺是前朝未有的新造型，原是蒙古族、藏族等少數民族貯存奶液之類的盛器，到明清仍在燒製。還有高足杯，如圓碗形，僅是圈足加高，是宋代高足的延續，生產量大。例如景德鎮窯、浙江龍泉窯、福建德化窯、河南鈞窯、河北磁州窯、山西霍縣窯均燒製。

　　宋初伊斯蘭教所屬國（指大食國所屬阿拉伯半島、兩河流域、伊朗、阿富汗、敘利亞、埃及、北非等）與宋朝通好。中國的瓷器、絲綢等大量運往伊斯蘭教國家。伊斯蘭商人紛紛來華，在廣州、泉州等海岸城市長期居住，把阿拉伯文明與商品傳入中國，還興建清真寺，故宋・周密《祭帝雜談》中說：“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元朝盛行伊斯蘭教，伊斯蘭教社會地位提高。《馬可・波羅遊記》載：“大都及今西北、雲南、山西各地均有回回教徒。”《伊本・巴圖塔遊記》載：“中國各城市都有專供回回教徒居住的地區，有供舉行禮拜用的大寺。”總之，宋元時期伊斯蘭文化在華夏大地傳播，中國瓷器在伊斯蘭教國家大量使用。元、明、清時代，伊斯蘭教在中國發展，使國內絲綢、金銀器、漆器與陶瓷器帶有伊斯蘭風格。為了迎合伊斯蘭教國家的審美情趣，中國工匠設計出帶伊斯蘭教文化或者按伊斯蘭教生活器具仿製的瓷器，被他們“視之如寶”，有的被鑲嵌在神廟的牆壁上，至今，元代和明永樂、宣德朝青花瓷器在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印度、敘利亞等國還有收藏，尤以伊朗的阿德比爾宮博物館和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博物館最為豐富。

　　三

　　明清是中國陶瓷發展又一個高峰時期，不論是燒造質量與選料、製作技術等均達到高峰。瓷器外銷國家更多，數量更大，除了考古資料外，還有文獻記載，例如《宋史》、《宋會要輯稿》、《諸蕃論》、《島夷誌略》、《大明令典》、《星槎勝覽》、《中國交通史料匯編》、《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瓷器》等等。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瓷器正像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所說：“遠銷全世界，瓷器運輸的陸路與海路，是中外文明的紐帶和橋梁。”明清時期曾一度實行海禁，海上貿易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瓷器出口並沒有停止。其輸出主要是政府對外饋贈、入貢使節的回程貿易和民間的對外貿易，還有明初鄭和大規模遠航貿易，通過這些渠道我國的瓷器暢銷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美國、俄國、瑞典、丹麥、巴西、比利時、埃及、土耳其、印度、泰國、菲律賓、日本、朝鮮等國，在世界上影響很大。《明史》載：洪武十六年（1383年）就曾贈予占城羅和真臘瓷器各一萬九千件。明朝中期以後，特別是成化到嘉靖年間，民間的海外貿易發展，如明張燮《東西洋考》載：私商李錦、潘秀、郭震等人與荷蘭進行瓷器、生絲、茶葉貿易。明隆慶五年（1571年）菲律賓著名的馬尼拉港開放，每年約有三四十艘中國大帆船來這裏出售瓷器，並從此轉運歐洲銷售。明萬曆十二年（1584年）荷蘭皇宮通過葡萄牙、西班牙向中國訂購瓷器九萬六千件，1602～1682年有1200萬件瓷器被荷蘭商船運載到荷蘭和世界各地，其中98%以上為中國瓷器。1604年荷蘭襲擊葡萄牙商船得到中國瓷器約六十噸。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英國商舶“馬克利斯菲爾”號返航時，運載了五十三箱瓷器。1715年成立東印度公司以後，估計約二千九百萬到三十萬件中國瓷器運到倫敦等港口。1784年（乾隆四十四年）第一艘到廣州的美國商舶“中國皇後”與中國直接進行貿易，在廣州購置瓷器九百六十二擔。海上考古表明，亞、非洲許多國家通過貿易購買大量中國瓷，如埃及福斯塔特出土有7～17世紀的中國瓷器12000件，其中有一定的數量的青花瓷片。瓷器外銷的迅猛發展促進了瓷器質量的提高，正如《飲流齋說》記載：“……由近年西人輜金重購，業此者各自競爭，美術因之進步，顏料選工……所以最精最難辨者，大率皆最近之品”。瓷器銷售量增大，不僅刺激質量提高，同時促使不斷擴大再生產規模，瓷器作坊和窯廠增多，製瓷工匠隨之增加。以當時的景德鎮瓷器窯場為例，正如法國傳教士登退爾科爾所述“景德鎮，周圍坊裏之大工業也，人口近百萬，窯三千，晝間白煙掩蓋天空，夜間則色焰燒天。”增加的工匠是從周圍農村招來，有的變成獨立手工業者進行製瓷。“饒州七縣以及南昌、都昌等地之人，雜聚窯業，擁工為生”，正是“工匠八方來，器成天下走”。宋應星《天工開物》、唐英著《陶冶圖說》都詳細記載了當時製瓷業分工協作的生產工序。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記載：“每個中國之瓷廠，皆莫不有自己專技，若計算之，直至造成賣出之時止，每件瓷器需經工人之手五十六”。從而看出瓷器製作分工明確，已成“流水線”生產，生產效率提高，工藝技術精益求精。浙江龍泉窯、廣東石灣窯、福建德化窯等與江西景德鎮窯一樣，憑借著自己的地理資源和技術優勢發展瓷業商品生產，使整個窯場成為活躍的商品生產基地。隨瓷器貨源增加，國際市場日益擴大，反過來又刺激國內瓷業商品生產。

　　這時的瓷器造型與紋飾帶有明顯的異國風格。陶瓷專家馮先銘先生曾指出，明早期有明顯外來風格的瓷器，例如天球瓶、如意耳葫蘆瓶、執壺、花澆、魚簍尊、折沿盆、盤座、直流壺、扁壺等。它們有的摹仿陶器，有的摹仿青銅器，有的摹仿金銀器，以摹仿青銅器物的較多。天球瓶是仿敘利亞同式銅瓶製作的，伊朗阿迪比爾寺廟收藏一件天球瓶，頸肩之間有雙耳，腹施青花，有阿拉伯文字、卷枝紋、鳳紋與乳丁紋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永樂宣德青花天球瓶就是仿此類瓶燒製，是中國傳統與敘利亞風格結合的器物。如意葫蘆扁瓶，有兩式，一式上部葫形小口，下部扁圓形，另一式為下部稍大於上部，兩種瓶的兩側均有如意形耳，下均為長方形圈足，除上部略有變化，與西亞地區同形的陶瓶，銅、銀雙耳葫蘆扁瓶相同，主體紋飾相仿。洗口如意耳扁瓶，其形式為洗形小口，瓶腹較大，圓而扁，口肩連以如意形雙耳，寬圈足，肩部左右各凸起一個圓餅，是元明時期仿西亞地區器，青花紋飾卻是伊朗特色。青花執壺，小口，一側設有？形流，相對處有一曲柄，豐肩，肩下漸收，腹部近垂直形，圈足，宣德時期較常見，此為仿伊朗銀壺與銅壺，此壺又稱帶把壺。青花帶柄花澆，口頸相連，鼓球形腹，口肩有相連龍曲柄，仿西亞地區銅器。青花魚簍尊，有斂口與直口之分，口以下漸廣，腹下鼓，圈底，是仿西亞地區黃銅魚簍尊。青花折沿盆，盆口沿外撇，盆身上微窄，下略闊，盆體近垂直，平底，此仿敘利亞陶彩繪盆與伊朗黃銅盆。這時受外來影響的瓷器有的可追溯到更早時期，如青花執壺與荷葉形執壺造型相似，唐代已流行。還有一種大扁壺，小直口，壺身為圓扁形，正麵微鼓，中心有圓凸臍，背麵近平，中心為臥足，中有相應的圓形凹臍，左右肩部各有一活環係，正麵凸臍上多繪八角星儀，外圍有的繪纏枝蓮，邊緣為海水紋，側壁一周繪纏枝蓮紋，背麵無紋飾。近年來在陝北地區發現一件宋元時期扁壺，通體施褐色釉，口沿有斜凸棱，細頸，圓扁腹，一麵微鼓，一麵平，無釉為底，一側各有一係，可以看出這類壺較早時期就在我國流行。至於裝飾紋樣，有的早在瓷器上出現，明清時期青花瓷器使用的更為普遍，例如永樂時如意葫蘆扁瓶的寶相、花洗口如意耳扁瓶纏枝花、大盤的西蕃蓮（又稱回回花）等，特別是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藏永樂青花臥足碗，花紋是以阿拉伯文作裝飾，意為“主啊！保佑我們！”到了明正德時期使用阿拉伯文更為普遍。

　　國外青花料的大量輸入，加快了青花瓷器生產發展的步伐。青花瓷器呈色鮮豔，給人以明淨素雅之感，紋飾永不褪脫。在元末多采用青花進口料燒瓷，並且“通過來到我國的中亞國家匠師以及與中亞等國的貿易，我國學習了阿拉伯國家青花色料和青釉技法……這些也是受阿拉伯國家的影響”。明清以後青花瓷器著稱，其青花料同樣“多來自外國，如明初用蘇泥勃青，至成化時因蘇泥勃青用盡，乃用回青。紅色則用三佛齊之紫緋、渤泥紫礦、胭脂石”。明初鄭和從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七次出使“西洋”，前後達28年，每次返航時，帶回大量製瓷青花料。明・王世懋《窺天外乘》載：“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為貴……以蘇麻離青為飾，以鮮紅為寶”。還有明高濂《遵生八箋》、清唐衡鑫《文房肆考》、朱琰《陶說》、蘭浦《景德鎮陶錄》等都提到“蘇泥渤青”料（名稱譯音略有出入）。這種青花含錳量較低，含鐵量較高，其色澤如寶石藍花一樣鮮豔，常常有“黑疵斑點”，這種自然形成的黑色斑點與濃豔青藍色相映成趣，可謂“恰到好處”，這也是明洪武、永樂、宣德瓷器生產有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後，進口蘇泥渤青料用竭，貿易進口青花料發生變化，加之燒製技術的改進，青花瓷器的色澤特征也發生改變。燒製青花瓷器除使用平等青外，有的也加進口料，其官窯青花色澤的特征為柔和、淡雅而透徹的藍色，或藍中閃紫，因而稱“成化、弘治、正德”三期的官窯青花，則是進口青科和國產青科雜用期。《窺天外乘》還載：“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鐺鎮之南得之，經練石為偽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窯器，用之果佳”，進口的“回青燒製的青花瓷”不同於成化淺淡，其為藍中閃紫，濃重、鮮豔、幽青可愛。以正德嘉靖至萬曆青花瓷器使用回青較為突出。當時宋應星在《天工開物》載：“因青乃西域之青，美者，亦名佛頭青”。李時珍（1518～1593）在《本草綱目》中說“而今貨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佛頭青，種種不同，而回青尤貴”。《明會典》載：“吐魯番於嘉靖三十三年進貢回回青三百一十八斤八兩，兩斤值銀二兩”。從這些珍貴資料可知，西域國家輸入的回青色料非常重要，使用較多，《明史・食貨誌》、《大明會典》、《江西大誌・陶書》、《豫章大事業記》、《浮梁縣誌》等均有記載。僅嘉靖一朝官窯燒造瓷器近六十萬件，青料的用量必然相當大。“回青”料瓷器“幽菁可愛”，燒製商品瓷器的民窯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也想盡辦法得到回青，除了從外商購買外，他們不惜高價從禦廠的官匠中間去私買，官匠因有利可圖就合夥竊取，所以民窯也燒製“回青”料青花瓷。還有，據1786年《關於中國化學和醫學外科的觀察報告》載：“大青，這是由玻璃的粉末（是鈷的一種金屬灰）和打火石粉末，這兩種粉末混合熔化成的，從歐洲運到廣州，此外，波斯的藍色顏料也進口廣州（燒成後），仍然發出深沉而美好的色澤”。當時青料除西域進口外，還有一部分是從歐洲進口的。清代史料《戶都則例》記載，福建省海關的稅品目中有大青、宛青，說明到清代仍然使用進口青花料。由此可見，我國明清青花瓷器裝飾藝術精湛絕倫，著稱於世，是與外國的青花料分不開的。

　　當時專門為某個國家、民族審美需要而燒製的外銷瓷豐富多彩，如清末瑪利亞肖像碗、北海漁民捕鯨圖盤、綠地彩繪紋雙耳大蓋碗、乾隆彩繪盤，彩繪蘇格蘭士兵盤等，還有明代專燒克拉克瓷，這種風格青花瓷器屬外銷瓷，保留中國傳統畫法，卻具國外風格。廣州洋彩瓷始於18世紀，發展到19世紀成為銷往世界的彩瓷工藝產品。外銷瓷器是按國外瓷器“樣本”或“粉本”燒製，同時學習國外的技術配方，反映他們的社會、習俗、審美與愛好等。陶瓷藝人生產外銷瓷的過程就是學習國外文化藝術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引進外來藝術、燒製技術，在外來文化藝術中吸收營養，提高本國瓷器的質量，增加瓷器的品種與“花色”。目前，在美國紐約藝術博物館和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意大利那不勒斯等地博物館藏明代正德、嘉靖年間西方國家特殊定貨燒製的外銷瓷。在南亞地區也遺存明代釉裏紅、青花瓷等。具體的瓷器有回回文三彩大盤、龍雲奔馬回回文白地青花大盤、八卦龍鳳海馬外文三彩大盤。英國旅行者William Hickey於1769年參觀廣州的一間廣彩工場，看到約200工人在瓷上繪圖案，例如瓷軍持在廣州、福建等地大量燒造，造型優美，質地實用，頗受當地人民喜愛。明萬曆按東南亞人的習慣，把軍持的流改為乳狀流運銷海外，銷量大增。1994年5月《南洋商報》報導：1994年初，在丹絨比拉岸外三海裏外處，打撈出沉沒於嘉慶二十九年（1817年）的“戴安娜”號船，此船是由澳門滿載中國貨物駛往加爾各答時意外觸礁沉沒，據說從船上的貨單看，僅各種瓷器就有兩三萬件，有中國傳統式樣、中西結合式樣與純國外式樣瓷器，主要是江西民窯產品。清代的外銷瓷同樣按照國外市場需要生產。如《景德鎮陶錄》記載：“燒製外國樣式瓷，銷往國外。洋器，專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多粵東人，販去與鬼子互市，式樣奇巧”，外銷瓷的品種有餐具、咖啡具和“紋章”瓷。還有景德鎮燒好的白瓷運往廣州燒彩，再出售給國外，這就是所謂的廣州彩花瓷，簡稱“廣彩”。清・劉子芬《竹園陶說》載：“海通之初，西南之來中國者，先至澳門，後則至廣州。清代中葉，海舶雲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瓷，運至粵垣，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於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洪染，製成彩瓷，然後售之西商。”這些外銷瓷也在國內進行貿易，至今仍是我國彩瓷中的一個品種。筆者在征集、收購傳世文物中就發現很多具有歐洲特色的瓷器，其圖案、裝飾、造型均是異國風味。

　　明嘉、萬曆時期，西方傳教士羅明堅、利瑪竇等相繼來中國，帶來大量西方宗教畫，傳播西方美術。康熙二十二年（1684年）開放海禁以後，歐洲的繪畫、琺琅金屬工藝、掐絲畫、玻璃工藝製品等從廣州等港口傳入內地。西方畫家郎世寧、艾啟蒙等曾在宮內傳授西方繪畫，西方工藝美術在中國得以流傳。明末清初中國繪畫受西方影響並發生變化，明末名畫家曾鯨采用西方技法繪畫，以後又有謝彬、徐易、張遠等以西方技法繪畫，在社會上流傳。清宮內的著名畫家冷枚、焦秉楨、唐岱、陳權等以西方繪畫糅合在中國繪畫內，新創一派，代表作品有《萬壽盛典》、《平定台灣》、《平定準噶爾》等，內容是一些歌功頌德的軍事畫、曆史畫，具有一定的曆史價值，並影響民間。這種繪畫藝術在國內影響各種美術領域，也影響瓷器繪畫，陰陽凹凸渲染、點透視等技術以及西方幾何圖案作為彩瓷飾地，大大豐富了瓷器彩繪內容。中國青花瓷器的繪畫表現原為中國傳統水墨畫效果，所繪的青花紋樣屬勾勒平塗，到明晚期，青花瓷器出現“分水技法”，即青花分層有色階變化，它是以不同濃淡青料，有意識繪成多種深淺不同的色階，到清朝康熙時期成熟。色階變化多到九層，有凹凸變化，遠近之分，具有立體感。所繪人物生動真實，衣褶變化豐富，質感強；飛禽走獸羽翅、皮毛栩栩如生；山水畫麵，群嶺環繞，層巒疊嶂，河溪瀑布，由遠而近，若聽見潺潺的流水聲；花卉樹木有陰陽變化，蒼翠鮮豔，四季分明，如臨其境。

　　琺琅彩瓷與粉彩瓷器，色彩原料均含“砷”，是清代康熙年間學習西方燒製的。康熙皇帝喜愛西方琺彩畫，於康熙五十九年在宮內造辦處燒製成功，雍正六年琺彩料於宮內造辦處自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