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上）

十、中國古代武器青銅弩的類型與演變

　　郭永淇

　　一、引言

　　弩是中國遠射兵器家族中的一員，是繼弓之後的又一遠程殺傷性武器，與弓相比，射程更遠，威力更大，準確性更高。它從產生到退出曆史舞台，發揮出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弩的分類與發展演變，對於認識弩在兵器發展史中的地位意義重大。同時，弩在發展過程中形態與結構的變化也從側麵進一步揭示出了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水平。本文將從弩的分類開始，逐步討論其發展演變的過程及追溯其源流，並對與之相關的問題進行討論。

　　二、中國古代青銅弩的類型

　　弩是一種裝有“延時結構”、利用機械力量射箭的弓，是在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弩的結構比弓複雜，但其原理是在弓上安裝木臂和簡單的機械，主要由木臂和弩弓兩部分組成。弩弓一般是用多層竹材合製的複合弓，形似扁擔，故俗稱“弩擔”。弩臂用堅木製成，前部有一橫貫的用來固定弓的容弓孔，使弩弓不能左右移動。木臂正麵有一條放置箭鏃的溝形矢道，使發射的箭能直線前進命中目標。弩機安裝在木臂的後部。牙鉤住弓弦，上麵裝有“望山”作為瞄準器，下麵裝有懸刀作為撥機。發射是把懸刀一撥，牙就縮下，牙所鉤住的弦就彈出，這樣箭鏃就發射出去了。以上介紹的是弩的基本結構與原理，是其他各種弩都共有的特點。隨著後世對弩的不斷改進，弩的結構與形態越來越複雜，故可分為兩大型：

　　A型：手持小型弩

　　其特點是個體較小，利用人體作為支架與平衡點：一手手持弩臂中部，另一手托住弩機尾端，起平衡作用。A型弩又根據其張弦方法的不同，分為：臂張弩、蹶張（腳張）弩和腰開弩等三種亞型。

　　Aa：臂張弩。

　　臂張，是因為弩機上沒有郭，完全依靠手臂力量張開弓弦，故名臂張。由於是用人臂的力量張弦，故這種弩力量不是很大，且使用起來也較為方便。臂張弩是早期弩的基本類型，從弩的產生到退出曆史舞台都一直存在。根據其發射原理及後世的不斷改進，可劃分為四種亞式：

　　AaⅠ：單發臂張弩

　　從現有的考古資料來看，出土的絕大多數弩機屬於單發臂張弩。

　　（1）無郭單發臂張弩

　　戰國弩機一般不用郭，而直接把各零件通過銷子裝到木弩臂中去。如長沙南郊掃把塘138號墓出土了一件銅弩機。木臂，前後用兩段堅木鬥合而成，通體髹黑色漆，兩端通長51.8厘米，前寬4.8、中寬2.7、後端寬2.9厘米，厚約3.4～3.5厘米。前端兩側加有一塊薄板，以增加置弓處的寬度，以防弓斷。上麵平，下邊兩端稍厚。木臂上平麵有放矢的凹槽，接近後端的槽較深且寬，是放箭尾羽的地方，距望山處12.4厘米，由此可知羽的長度。臂的前端作彎曲形，用以承弓。前端兩側各有一小耳，可能為繞繩係弓之用，也可供懸掛之用。臂的兩側中部有凹槽，便於手握。後端即為裝置機件的部位。

　　機件為銅製，有牙（鉤括）兩個（上一個有望山）和懸刀（扳機）、拴塞等組件，無銅郭。懸刀長6.7、上端寬1.5、下端寬0.5厘米。兩件牙：置於後端，用以鉤弦。使用時拉弦觸望山，牙即上升，將弦鉤住。在機件的下麵有半環形木板和小木柱，便於把握，而且張弓弦後可起保險的作用，避免隨時可能觸動懸刀。根據其同時出土的器物組合判斷，約相當於戰國晚期。

　　長沙東南郊左家塘新生磚廠15號墓和長德德山12號墓出土的銅弩機與掃把塘138號墓出土的弩機十分類似，且年代也基本相同，均屬於戰國晚期。另外，長沙掃把塘148號墓、成都羊子山172號墓、四川涪陵小田溪戰國墓和陝西臨潼秦始皇陶俑坑也發現了類似的弩機。

　　（2）有郭單發臂張弩

　　戰國弩機大都無郭，各零件直接通過銷子裝到木弩臂中，結構不夠牢固。從漢代開始，出現了銅製弩機匣――郭。

　　如葬於漢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的馬王堆三號漢墓中，曾出土過兩件木弩模型，上麵所裝的機栝是用灰黑色的牛角製造的，外麵即裝有牛角製成的郭，也發現了類似的弩機。阜陽汝陰侯夏侯灶（死於初元十二年，即公元前165年）墓中，出土了三件鎏金銅弩機，大小不同，但都有郭。其中最大的一件郭長16.5、寬3.8、高3.3厘米，木臂已朽壞，殘長50厘米；中型的一件郭長14、寬2.7、殘存木臂長36厘米；最小的一件郭長19、寬2.6、高2.8厘米，木臂殘長48厘米。滿城漢墓中共出土16件實用弩機，全部帶郭。還有1958年長沙南郊鍾馗廟一號墓出土的東漢銅弩機和1956年長沙沙湖橋45號墓出土的西漢銅弩機也都帶郭。

　　三國時期也出土類似弩機：江陵紀南城出土黃武元年弩，武昌洪山石嘴三國磚室墓出土一件吳弩機。一直到清代的雙機弩，都帶郭。

　　AaⅡ：連弩

　　漢代已出現連續射箭的連弩，但考古出土的實物至今仍未發現，有明確記載的連弩是三國時諸葛亮發明的。《三國誌・蜀書》說：“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魏氏春秋》亦載：亮“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這裏記載的略具體些，但所謂“十矢俱發”是不對的。關於連弩，有如下記載：“又有諸葛弩，其上刻直槽，相承函十矢，其翼取最柔木為之。另安機木，隨手撥弦而上，發去一矢，槽中又落一矢，則又撥木上弦而發。機巧雖工，然力甚綿，所及二十餘步而已。此民家防竊具，非軍用器。”。《武備誌》中也有關於連弩的“諸葛分形弩圖”一幅。

　　從以上資料及考古發掘的實際情況來看，連弩主要的特點是加了一個箭槽，可以放十支短箭，另有一個張弦的扳手。發弩時隻要將扳手向後一扳就可以了，扣動扳機將箭發出，則箭槽中又有一箭掉下來，確具有“便捷輕巧”的特點。

　　連弩的使用一直延續到清代，在甲午戰爭中，中國士兵仍使用此弩，架於牆上，用來防禦。

　　AaⅢ：雙矢並射連發弩

　　1986年荊沙鐵路（荊門至沙市）考古工地江陵縣秦江嘴墓地47號楚墓中，出土了一件雙矢並射連發弩。當時與此弩一塊出土的武器還有銅箭、銅戈、長木弓、長矢、短矢和短木弓等，放置在頭箱及棺兩側。放在竹笥內的弩、短木弓和短矢保存完好。弩通長27.8、通高17.2、寬5.4厘米，髹黑漆，整體可分為矢匣、機體兩部分，機體又包括木臂、活動木臂、銅機件。

　　雙矢並射連發弩與普通單發臂張弩相比，結構要複雜得多，因而功能也比普通弩優越，可連續發射十次，每次可發射兩矢，提高了發射效率。雙矢並射連發弩的產生，是春秋戰國時期力學發展的結果，也是我國古代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成就。

　　江陵戰國晚期楚墓出土的雙矢並射連發弩是首次發現，後世的弩不見這種結構，但這已為漢代以及三國諸葛亮的連弩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因此，初步推斷三者是一脈相承的關係。

　　AaⅣ：雙機彈弓弩

　　雙機彈弓弩是清代所獨有的一種臂張弩。采用的技術也是某些火器的製作技術。弩機部分大多由圓形軸、轉盤機牙、方形軸、鐵釘帽、保險孔、扳機和彈簧片的機件組成。由於有兩個機牙，故稱雙機彈弓弩。現存的隻有故宮武備庫的一件。

　　根據其內部結構，可歸納出以下幾點：由四部分組成，即機牙、轉盤、扳機和彈簧片，四部分由兩個軸帶動。機牙具有手柄、瞄準、夾鉛彈或掛弦三種作用。當扳機與轉盤卡住時，向下壓扳機，利用了杠杆的作用，很省力地使扳機與轉盤脫開。裝有彈簧，發射後扳機能立即恢複原狀。有保險裝置。由此可以看出，清代雙機彈弓弩比前代弩機先進得多，但隨著火器的興起，戰爭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雙機彈弓弩並沒有大規模地用於裝備軍隊，到了19世紀，最終退出了戰爭舞台。

　　Ab：蹶張弩

　　蹶張，是因為弩的弓弦拉力很大，隻有“超足而發”，即用腳踏力量張開發射，稱為“蹶張”。最早的蹶張弩大約在戰國時就已出現。秦朝使用的木郭銅弩機已是蹶張且弓力很大，弩臂長71.6厘米，木弓弘長117～140厘米。這也同時解釋了進入漢代以後為何弩機都基本上帶有銅郭的疑問。

　　漢代根據出土的實物可知，蹶張弩弓力有三石、四石、五石和六石等幾種。據北京大學所藏西漢銅權，上有“武庫一斤”銘文，稱後約252克，這即當時漢代一斤的重量。又據《漢書・律曆誌上》載：“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計算出1石=120漢斤=30.24公斤。故可知上述幾種弩力量分別為：

　　三石=3×120漢斤=90.7公斤四石=4×120漢斤=120.9公斤

　　五石=5×120漢斤=151.2公斤六石=6×120漢斤=181.4公斤

　　山東沂南漢畫像磚上有用腳張弩的圖畫，是站著開弩。可看到張弩人口銜弩箭，雙目圓睜，雙腳踏弓，雙手拉弦，形象強勁有力，栩栩如生。《武備誌》中也繪圖說明了蹶張弩的張弩方法。

　　Ac：腰張弩或腰開弩

　　腰開弩，是將“身平坐地上，以弩平放麵前，左右腳掌俱踹入擔內，緊挨弩身，掛上腰鉤，鉤住弩弦，兩手扯腰鉤索，兩腳膝掌支住前一牮（jian），身體往後一倒，一齊用力，其機自起，掛住機鉤。”

　　根據換算，七石、八石、九石弩基本上需用腰開，即200公斤以上必須用腰開。如四川郫縣太平公社的一坐晉墓中，出土了一件蜀漢景耀四年（公元261年）製作的銅弩機（缺懸刀）。弩機郭上刻有銘文“景耀四年二月卅日，中作部左興業，劉紀業、史陳深、工楊安作十石機，重三斤十二兩”33字。從十石機可看出，此蜀漢銅弩機必是腰開弩。《武備誌》中也有“上腰開弩圖”一幅。圖說中還敘述了動作要領，並提出注意，防止受傷，從此可知這種上弩法利用了全身的力量。

　　到了明代，仍有腰開弩的痕跡，清朝中期消亡。

　　B型：大型機械弩

　　大型機械弩是相對於手持弩而言，它往往是利用某種方式把若幹個弩結合起來或是利用機械支架來增強弩發射時的威力與穩定性，在戰略與戰術上往往取得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根據大型機械弩的不同形態與結構，可分為4種不同類型：床弩、雙飛弩、連城弩和伏弩。

　　Ba：床弩

　　床弩是將一張或幾張弓安裝在弩床（發射台）上，絞動後部的輪軸，利用輪與軸的半徑差產生強力並用錘擊牙以張弦。多弓床弩以幾張弓的合力發箭，彈射距離遠遠超過單人使用的各類弩。

　　床弩在我國的發明不晚於東漢。《後漢書・陳球傳》載：在一次戰爭中，陳球曾“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這種能射矛的大弩應為床弩，不過因是“弦大木為弓”，故此時的床弩可能還處在彈弓的階段。

　　南北朝時對床弩相當重視。東晉末年盧循領導的起義軍進攻建康，《宋書・武帝紀》謂：“（盧循）遣十餘艦來拔石頭柵，公（劉裕）命神弩射之，發輒摧陷。循乃止，不複攻柵。”這種威力很大的弩在《紀》中又稱之為“萬鈞神弩”，無疑是床弩。有意思的是，1960年在南京秦淮河出土了一件南北朝時期的大型銅弩機，長39、寬9.2、通高30厘米。如予以複原，其弩臂之長當在兩米以上，可見這件弩機是床弩上用的。它的出土地點接近當年盧循進軍的戰場，雖不能指此為戰爭遺物，但可以看作床弩已較前為多的實物證據。

　　床弩在唐代也稱為絞車弩（見杜佑《通典・兵二》）。

　　床弩在宋代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武經總要》所載床弩，自二弓至四弓，種類很多，大體上有：三弓床弩、手射床弩、鬥子弩、三弓鬥子弩、小合蟬弩、雙弓床弩、大合床弩。張弦時絞軸的人數，小型的用五至七人，大型的如所謂的八牛弩，需要一百人以上。瞄準和擊牙有人專司其事。可見，床弩在宋代發展到了巔峰，但隨著火器在戰場上初露頭角，床弩便逐漸的退出實戰領域了。

　　Bb：雙飛弩

　　《武備誌》中載有“雙飛弩圖”。弩弓放置在一個簡易的木架上，弩臂後部加以支承，拉弓上弦的繩索引到下邊，可能是兩弩的繩索共同拴在一塊木板上，這樣，如放箭，隨其高低用腳著力一踏，其機扯下弦。“去箭發遠三四百步，射人極準”。這種弩最早出現於明代，多用於防禦戰。

　　Bc：連城弩

　　連城弩是一次可發數箭的車弩，這種弩的弩床較寬，弩臂也較寬，可以並排放置四支怒箭，同時發出，威力較大。產生於唐代。

　　Bd：伏弩

　　伏弩也稱為窩弩，耕弩，是專門在設伏時使用的一種武器。這種弩出現得很早，應用也相當多，最早記載的是秦始皇修建陵墓時“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進者輒射之。”而後之漢、唐、宋、元也多用於墓中防盜。到了明代，多用於兩軍作戰時在道路上設伏。明代是伏弩發展的頂峰時期，種類較以前大為豐富。如明代窩弩，鬼箭和隔河伏弩。清代又發現有狩獵的射虎弩。後來，地雷出現以後，伏弩才逐漸被淘汰。

　　三、中國古代武器：弩的發展與演變

　　在本文第二部分：“弩的分類”中，從微觀上討論了不同型、式弩的發展變化情況，這隻是就單個情況而言，從宏觀上或是整體上來講，又有一些特殊的規律，以下就從時代著手，揭示中國古代弩的發展演變規律。

　　1.戰國時期弩的使用已較為普遍。在《史記・孫臏吳起列傳》中記載的馬陵之戰就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孫臏以“增兵減灶”之計誘使魏軍冒進，並以重兵伏於馬陵，等龐涓軍至，“萬弩俱發”，使敵軍大敗，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戰國時的弩機弓力都不大，是因為沒有銅郭的緣故。所以不是非常牢固，削弱了弩臂的強度。考古發掘出土的實物如長沙掃把塘148號墓、長沙南郊掃把塘138號墓出土的幾件戰國銅弩機均無郭。也正因為如此，戰國時期的弩基本上都是臂張弩。

　　2.秦朝的弩基本上沿襲戰國，且朝著大型化發展，出現了蹶張弩機。這也許與秦人尚武有關。

　　3.漢代是弩機發展的重要時期。從結構上講，由於漢代冶金技術的不斷進步，引起了弩機製造的重大變革：出現了銅製弩機匣――郭。前麵講過，戰國弩機不用郭，各零件直接通過銷子裝到木臂中去，這種結構不夠牢固，削弱了弩臂的強度，裝卸也不甚方便；漢代弩機增加銅郭，即銅製方匣後，先將弩牙、牛和懸刀牢固的安裝到弩郭中，再將郭嵌入弩臂上開鑿出的機槽中去，增加了弩機和弩臂的強度，裝拆也比以前方便了許多。從現有考古資料來看，幾乎看不到原先的那種無郭弩機了。如葬於漢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的馬王堆三號漢墓中，曾出土過兩件木弩模型，上麵所裝的機栝是用灰黑色的牛角製造的，外麵即裝有牛角製成的郭。阜陽汝陰侯夏侯灶墓中出土的3件鎏金銅弩機也均有郭。由於帶郭弩機明顯的增加了弩機的強度，為以後弩的發展（力量和射程不斷加大）創造了條件。

　　漢代弩機的另一個重大改進是其上的瞄準裝置得到了改進。戰國時期弩的望山有兩個作用：一是為了便於張弩；二是進行瞄準。但由於箭在飛行過程中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產生了誤差，尤其對強弩而言就更加嚴重了。針對此種情況，漢代的工匠對弩的望山做了一些重大的改進：一方麵明顯地增加了望山的高度；另一方麵在望山上增加了刻度，使射手按刻度進行校正。在望山上增加刻度的弩機的最早標本出自河北滿城劉勝墓中。從中出土的一件帶刻度的青銅弩機，保存完好。郭長9.5厘米，其機牙露出郭麵約1厘米，而望山露出郭麵約4.5厘米，刻度大約是從郭麵以上1厘米處開始直到頂點。在這之間分為五度，從下往上度距，從7.5毫米減到6.5毫米，每度之間還有半度刻線。滿城漢墓出土的另一件弩機，它的望山麵上刻有小直槽，推測可能是為了嵌入一個帶刻度的標尺。另外，1972年湖北江陵紀南城南水門也出土了一件帶刻度的銅弩機。漢代弩機力量的不斷增強，使張弦的方式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臂張過度到蹶張再到腰張。如四川郫縣太平公社出土的銅弩機“十石機”就是腰張的。大型機械弩――床弩也在西漢中後期發明。這一時期弩的連發製造技術也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尤其是是東漢末年到三國時期諸葛連弩的發明，反映出了我國古代武器製造的高超水平。

　　4.漢代以後的弩

　　魏晉時期仍沿襲漢代的傳統。在南京石門坎、四川郫縣、江蘇宜興等處出土的這一時期的銅弩機的形製與結構仍沿襲舊製。床弩卻漸漸的發展起來，如南京出土的5件大型弩機。

　　唐代和宋代，普通弩的應用不多，在軍中裝備隻占二成，但大型床弩卻被廣泛應用於攻堅和防禦戰中，直到火器登上戰爭舞台。

　　其間，在大型機械弩中，從唐代開始的連城弩和明代出現的雙飛弩也都流行過一段時間，但隻有伏弩流行時間最長。至晚到清鴉片戰爭以前，不論是小型手持弩還是大型機械弩，都已完成了它們的曆史使命，退出了曆史舞台。

　　四、相關問題的討論

　　（一）弩的起源

　　1.文獻中對弩起源的記載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吳越春秋》則說：“楚琴氏以弓矢之勢不足以威天下，乃橫木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次說認為弩是由春秋時琴氏發明的。還說“弩生於弓，弓生於彈”。提出了形成弩的發展過程是：彈弓→弓箭→弩。

　　《事物紀元》還強調說：“即是弩之始出於楚琴氏也。”

　　《韓非子・說林》中認為後羿就曾用過弩。

　　而《禮記・緇衣》引佚書《太甲》中的話“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漢鄭玄認為：這裏所說即弩。

　　2.弩起源的考古資料

　　近年在考古工作中，在湖南、江蘇、山東和四川等地的戰國墓中，不斷有青銅弩機出土，說明戰國時由銅弩機控製發射的弩已是廣泛使用的兵器了。如果上述古籍所說春秋時代楚琴氏發明的就是這種青銅弩機的話，可能性是很大的。從考古發現的標本看，確實楚地弩的應用更為普遍。

　　關於初期弩的形態，人們已經把目光集中在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中。從民族學的方向可以看出，我國現代的少數民族中尚存在較為原始的弩，那些弩上的扳機仍用骨角等材料製造。而在不少的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中，也常發現一些帶有穿孔的小骨片。如將這些骨片與現代少數民族使用的弩扳機上的骨片加以比較的話，發現他們的形狀相當一致，尺寸也很接近。並初步判斷新石器時代的一些小骨片（長約6～9厘米）或許就是原始木弩的“懸刀”（用於發弩之扳機）。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麽弩的曆史就要上溯到新石器時代了。

　　（二）弩與弓優缺點之比較

　　弩與弓相比有著許多明顯的優點：首先在於弓必須即拉即發，其間隻能間隔一個很短的時間，拉弓的力量與間隔的時間都受人臂的限製；而弩可以延時發射，將拉弓的時間與發射的時間間隔開來，因此拉弓的力量與間隔的時間都不受人臂力的限製。它允許用人其他部位的力量（如腰、腳、膝等）來開弓，也可以借助於簡單機械來開弓，如後來用絞車來開弩，所以弩的力量可以比弓大得多，殺傷力及射程都大得多。同時，延時發射，可以在使用中從容瞄準，瞄準時人的肌肉較為放鬆，姿勢較為自然，提高了準確性。再則，戰爭中使用弩還利於選擇理想的發射時機，增加射箭的突然性，這也加大了箭的威力。但弩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它比弓笨重，發射的準備工作費時要長些，有時比弓更緩慢。所以弓和弩各有其優點，在幾千年間它們長期並存，各有其無可取代的作用。

　　（三）弩在戰爭中與其他武器的組合及其在戰略、戰術上的應用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軍事科學大發展時期，出現了眾多軍事論著，除了對戰爭的看法和態度外，還根據戰爭的特點，提出了一套各種兵器在不同的形式下不同的組合與運用經驗：步兵與騎兵作戰時，“必依丘陵險阻，長兵強弩在前，短兵弱弩在後”；在遇到險戰時，“以武衝（戰車名）為前，大櫓（戰陣高巢車為櫓）為衛，材士強弩翼吾左右”；在敵眾我寡，準備撤退時，“長兵在前，短兵在後，為之留弩以助其急”等等。一般來說，長兵強弩居前或置左右，短兵置後。

　　從秦俑坑的發掘來看，手持弩機、弓箭，肩背矢菔的武士俑多置於東邊長廊內及兩側邊洞，中間過洞內的武士俑多手持長矛、戟等長兵器。可見當時兵器的配備是以遠射程武器為表，長兵器為裏，也就是把當時最先進的遠射進攻武器――弩機放在主要的位置上。

　　弩機作為設伏工具也頗為引人注目，戰國時著名的齊魏馬陵之戰就是最明顯的一個戰例。另外，到了唐及宋代，弩機的攻堅和防守戰術也發揮得淋漓盡致。

　　圖三三這種弩力量大，必用腰絆上弦。上好弦以後，將遊線樁隨路之闊狹，插在對過路旁，弩上安箭三支，以殺傷踏線者。圖三四用竹弩一張，作架床埋地，弩頭斜向上，用馬尾係於弩機上，攔於當路。然後用竹樁或樹枝釘子隔路，敵人的馬匹踏踐馬尾線，機動箭發，射殺敵人馬。圖三五用連弩十餘張，在河岸伏藏，然後作連架床持之，並用繩係於床上，當敵人馬匹衝踏繩索，弩箭齊發，射殺敵人馬。傳說秦始皇有一麵寶鑒，能見人肝膽，名為“照膽鏡”。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卷三載：“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洞明。人宜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即見腸胃五髒，曆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這裏所述的方鏡，是一麵約高136、寬83厘米的長方形銅鏡，它當然無法用來照人的肝膽，秦始皇利用人們對銅鏡的敬畏心理和神秘感，妄稱他的寶鏡能照人肝膽，說謊者以為在銅鏡麵前無法掩飾，自然會神色慌張，於是被認為有邪心而遭殺身之禍。雖然銅鏡在西漢晚期就已在社會上廣泛流行，但在此後的很長時間裏，人們對銅鏡的崇信有增無減。北周・庾信《鏡賦》曰：“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可見直到南北朝末期，人們對於“照膽鏡”的存在仍深信不疑。從文獻記載來看，這種銅鏡一直到清代仍在宮廷中存在。清・沈初《西清筆記・記庶品》：“勤殿何設一大鏡屏，市值銅價湧貴，上命撤以付錢局鼓鑄”。這種置於殿堂上的大鏡屏，實際上是仿秦始皇的照膽鏡而設置的，意在警示堂下之人，要有忠心，不要生邪念。然此時的天子竟全然不知古代帝王在朝堂之上設此鏡屏的良苦用心。這同時也表明，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銅鏡的神秘性已漸趨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