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選注

詩人杜甫——代前言

　　杜甫是我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同時也是我國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詩人之一。他的詩，不僅具有極為豐富的社會內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充溢著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崇高精神。自唐以來，他的詩即被公認為“詩史”。

　　杜甫生於公元七一二年，死於公元七七〇年，他所處的時代，是唐帝國由盛而衰的一個急劇轉變的時代。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亂是這一轉變的關鍵。

　　杜甫經曆了安史亂前的所謂開元盛世，也經曆了安史之亂的全部過程。杜甫的一生是和他的時代、特別是安史之亂前後二十年間那“萬方多難”的時代息息相關的。他和人民共度亂離的生活。這就使他有可能深刻地描繪出那個苦難時代的生活圖畫。而詩，便是他有力的武器。

　　杜甫不是貴族，但也並非勞動人民出身。他出生於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這一曆史條件，也就規定了杜甫要成為一個同情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正是這樣表明著的。

　　杜甫的一生，約可分為四期。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讀書和遊曆時期。

　　這時正當開元盛世，他的經濟狀況也較好。詩人從小就“好學”，七歲時已開始吟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由於刻苦學習，使他能夠從“讀書破萬卷”以至“群書萬卷常暗誦”，為他的創作打下了雄厚的知識基礎。

　　從二十歲起，他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漫遊。先南遊吳、越，後北遊齊、趙。

　　在遊齊、趙期間，他結交了李白和高適，除打獵取樂外，他們也經常賦詩或論文。對這段遊曆，詩人晚年還很向往：“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鹹陽。”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快意誠然是快意，卻沒有給他的創作帶來光彩。在現存不到三十首的詩中，還沒有代表性的佳作。這隻是他的創作的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人民，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大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臥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聯百結。”詩人已喪失了他的“裘馬”了。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但他畢竟還是選擇了另一條艱苦的道路。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漸走向人民，深人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

　　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的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安史叛軍中與為宮時期。這是安史大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曆盡艱險。在陝北，他曾經和人民一起逃難；在淪陷了的長安，他曾經親眼看到安史叛軍的屠殺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國亡家破的痛苦。詩人沒有喪失氣節，消極地等待長安的恢複，而是采取了積極的行動：隻身逃出長安。在為官期間，由於和肅宗政見不合，他仍多次獲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機會。在回鄜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種慘象，他和父老們、和送行的母親們，哭在一起。安史之亂，原是由統治階級內部爆發的一次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叛亂。由於大野心家安祿山實行民族歧視，到處燒殺淫掠，這就使得唐王朝進行的平亂戰爭具有維護統一、製止分裂的正義性，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曆史表明：當時不僅大河南北的人民紛起抗擊，白麵書生也拿起了武器，“赴敵甘負戈，論兵勇投筆。”（劉長卿《吳中聞潼關失守》）詩人暢當便是其中之一。甚至婦女也自動參軍，《舊唐書：肅宗紀》；“衛州婦人侯四娘、滑州婦人唐四娘、某州婦人玉二娘，相與敵血，請赴行營討賊，皆補果毅。”回紇等少數民族也出兵“助順”。這說明平定安史叛亂是符合人民願望的。杜甫對待這次戰爭的態度也是積極的。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槍”，他一方麵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麵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係列具有高度的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公元七五九年七月，杜甫棄宮由華州經秦州、同穀，吃盡千辛萬苦，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杜甫的棄官，並不是立意要走向人民，但實際上他從此卻真是走向人民了。在漂泊的十一年中，除了幾個月的幕府生活外，他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中間的，所以說“晚憩必村墟”、“田父實為鄰”。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並有著深厚的友誼，這從“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棗熟從人打”、“藥許鄰人劚”一類詩句也就可以看出。愈愛人民也就愈憎厭官僚，所以他曾公開的說：“不愛人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鄰舍未曾嗔。”在這漂泊的十一年中，杜甫生活仍然很苦，常常不免要逃難和挨餓受凍。前人說杜甫是個“菜肚老人”（宋·劉克莊《後村詩話新集》），實際上他往往是連菜也沒得吃，而且也並不始於老年。在他逝世不久以前，還因為逃難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總是向人民看齊，覺得自己比人民還是好得多。但是，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麽地方，杜甫都是一刻也不曾忘記國家、人民和政治的。比如漂泊夔州時，關於朝廷的消息，他就是問之於地方官的，所謂“朝廷問府主”；有時也問之於過往的使者，所謂“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

　　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他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他說：“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又說：“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正是詩人忠實的自白。《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七七〇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嶽陽途中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祖國和人民最後的哀念。在人民被奴役的時代，卻要作人民的代言人，待人的身後蕭條，自不在話下。八一三年，僅由他的孫子杜嗣業一收拾乞丐，才把停在嶽陽的靈柩歸葬僵師。詩人的遺體還漂泊了四十三年。

　　從以上簡單的敘述，我們已可看出杜甫和人民的關係和他如何接近人民的過程。前人說：學杜詩“須是範希丈（範仲淹）專誌於詩，又是一生困窮乃得！”（清·吳喬《圍爐詩話》卷四）不是沒有道理的。

　　杜甫的思想，淵源於儒家，但由於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對儒家學說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是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前人說杜甫的許多五言律詩都可作“奏疏”。

　　看，其實何止五律？儒家也談“節用愛民”，“民為貴”，但一麵又輕視勞動、輕視勞動人民，杜甫與之相反，他熱愛勞動人民，也歡喜勞動，並甘心為廣大人民的幸福犧牲自己。儒家嚴，“華夷之辨”，杜甫卻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這種狹隘思想，他是反對和親的，但並非無條件的反對。他說，“似聞讚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並責備唐王朝：“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由。於時代、階級的限製，他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但是杜甫的忠君是和愛國愛民密切結合的，所以蘇軾可以說杜甫“一飯未嚐忘君”，而周紫芝也可以說“少陵有句皆憂國”。對此，我們必須作具體分析，把精華與糟粕區別開來。

　　二

　　毛主席說：“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曆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采取不同態度。”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杜甫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這從以下各方麵都可看出來。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對人民的無限同情，是杜甫詩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一個特征。他不僅廣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大膽地深刻地表達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在“三吏”“三別”中，反映出各種類型的人民在殘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赴奉先詠懷》中，他正確地指出了勞動人民創造物質財富養活了剝削階級：“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並一針見血地揭穿了封建社會中的黑暗：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在《又呈吳郎》中，他通過寡婦撲棗的描寫，說出了窮人心坎裏的話：“不為困窮寧有此？”並進一步把“盜賊”的根源，歸咎於封建統治者本身的驕奢荒淫：“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在《遭田父泥飲》中，他還熱情地歌頌了勞動人民那種天真淳補的優良品質。“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在一千二百多年前，作為一個曾經侍候過皇帝的人，對待勞動人民竟能持此種態度，是極為可貴，富有進步意義的。也正因為詩人是這樣一副熱心腸，在杜甫筆下，我們才能看到如此眾多的人民形象。他對人民的同情竟達到如此高度：隻要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懷了自身的痛苦，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餓已卒”的情況下，他還是“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成卒”。當茅屋為秋風所破時，他卻發出了“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宏願，並寧願以“凍死”來換取廣大饑寒無告者的溫暖。

　　“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對祖國的無比熱愛，是杜甫詩歌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二個特征。正如上引詩句所表明的那樣，杜甫是一個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者。同時他也要求他的朋友們能夠“濟時肯殺身”、“臨危莫愛身”。因此他的詩歌滲透著愛國的熱忱。可以這樣說，他的喜怒哀樂是和祖國命運的盛衰起伏相呼應的。當國家危難的時候，他對著三春的花鳥會心痛得流淚，如《春望》：“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一旦大亂初定，他又興奮得流淚，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也可以這樣說，凡是有關國家命運的政治、軍事各方麵的重大事件，我們幾乎都可以在杜甫的詩中找到反映。杜甫從切身體會中感到，要抵抗敵人，就必須拿起武器，進行戰鬥。因此，他大聲疾呼：“猛將宜嚐膽，龍泉必在腰！”（《寄董卿嘉榮》）而“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秦州雜詩》），也決不隻是寫的一匹“老驌驦”，而是蘊含著一種急欲殺敵致果的報國心情在內的詩人自己的形象。因此，“三吏”“三別”，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並非隻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詩，同時也是愛國詩篇。因為在這些詩中也反映出並歌頌了廣大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的高度的愛國精神。“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這是人民的呼聲、時代的呼聲，也是詩人通過新娘子的口發出的愛國號召。黃家舒說：“均一兵車行役之淚，而太平默武，則誌在安邊；神京陸沉，則義嚴討賊。”（《杜詩注解》序）

　　是頗得要領的。

　　“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一個愛國愛民的詩人，對統治階級的各種禍國殃民的罪行必然會懷著強烈的憎恨，而這也就是杜詩深刻的思想性的第三個特征。他的諷刺麵非常廣，也不論對象是誰。在《兵車行》中，他諷刺的矛頭直指封建最高統治者唐玄宗，揭露他的窮兵黷武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嚴重災難：“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宰相楊國忠兄妹，當時炙手可熱，勢傾天下，但杜甫在《麗人行》中卻譏諷他們的奢侈荒淫，在《赴奉先詠懷》中並把他們這種生活和人民的苦難連係起來，和國家命運連係起來。他一方麵唱出“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另一麵他又一再警告統治者要節儉，認為：“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唐肅宗、代宗父子信用魚朝思、李輔國和程元振一班宦官，使掌兵權，杜甫卻大罵“關中小兒壞紀綱”，認為隻有把他們殺掉，國家才會有轉機：“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在《冬狩行》中，他諷刺地方軍閥隻知打獵取樂：“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鹹陽宮！”伴隨著叛亂而來的，是官軍的屠殺奸淫，《三絕句》之一作了如下的暴露：“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宮軍中！”當官吏的貪汙剝削有加無已，《歲晏行》）

　　就揭露：“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針對這些現象，作為一個同情人民疾苦的詩人，就難怪杜甫有時竟是破口大罵，把他們比作虎狼和凶手：“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萬姓瘡瘦合，群凶嗜欲肥。”

　　但階級的局限，使杜甫隻能把希望寄托在統治者身上：“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並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忠告他的朋友們要作清官：“眾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真是“告誡友朋，若訓子弟”（《杜詩胥鈔》）。

　　除上述三方麵這些和當時政治、社會直接有關的作品外，在一些詠物寫景的詩中，也都滲透著人民的思想感情。比如說，同是一個雨，杜甫有時則表示喜悅，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即使是大雨，哪怕茅屋漏了，隻要對人民有利，他照樣是喜悅：

　　“敢辭茅葦漏，已喜禾黍高。”（《大雨》）但當久雨成災時，他卻遏不住他的惱怒：“籲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丸日寄岑參》）可見他的喜怒是從人民的利益出發，以人民的利益為轉移的。

　　詠物詩中，如《螢火》、《虎》等，也都可以看作政治諷刺詩。吳喬說“詩出於人，有子美之人，而後有子美之詩”，並指出杜甫的為人，是“於黎民，無刻不關其念”（《圍爐詩話》卷四），這話很有見地，也是確實的。

　　杜甫熱愛生活，熱愛祖國的河山，他那些抒情詩和描寫山川風物的紀行詩，也同樣可以看到他同情人民的思想感情。

　　“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於”，祖國的江山竟成了詩人的肺腑。

　　三

　　“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白居易說得對，人民的確是要好詩的，杜甫也確實沒有辜負人民的期望，留下了許多好詩。他的詩，是我國最可寶貴的文化遺產的一部分。

　　杜甫異常重視詩的藝術功夫，除《戲為六絕句》外，和李白、高適、岑參、孟雲卿等也常常提到“論文”的事。他對於一篇詩的要求非常嚴格，即所謂“毫發無遺憾”。為了達到這種完美無缺的藝術境界，他的創作態度也是非常嚴肅認真的。他不隻是“頗學陰何苦用心”、“新詩改罷自長吟”，而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因此，杜甫的詩不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內容和形式是統一的。

　　我們可以先談談他的敘事詩。這類詩特別值得我們珍視。杜甫以前，文人寫的敘事詩是很少的，敘人民之事的就更少。杜甫的敘事詩，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表現他的現實主義特色最為突出，最為充分。

　　我覺得，杜甫的敘事詩中，有許多藝術特色值得我們重視。例如，詩人善於選擇並概括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現象，他的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便是通過典型化而收到震撼人心的藝術效果的。杜甫還善於選擇和塑造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往往從同一類型的許多人物中隻著重描寫一個，通過個別，反映一般。例如《兵車行》，隻寫他和那行人的談話，但千萬行人的悲慘命運也就顯示無餘。《前出塞》、《後出塞》等，同樣可以作為例證。

　　寓主觀於客觀，也就是將自己的主觀意識、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觀的具體描寫中，而不明白說出。這是杜甫敘事詩最大的特點，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領。

　　比如白居易也是現實主義的大詩人，他的《新豐折臂翁》同樣是反對窮兵黷武的名篇，但作者是站出來發言的，我們隻要拿來和《兵車行》一對照，馬上就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孰優孰劣，還可研究，但這差異卻是明顯的。

　　杜詩中很注意對話的運用和人物語言的個性化。為了把人物寫得生動，杜甫吸收了漢樂府的創作經驗，常常運用對話或人物獨白，並做到了人物語言的個性化。這種例子很多。《新婚別》寫那位新娘子的語言尤為成功。本來是柔腸寸斷，痛不欲生，但又不能不顧慮到自己還是個剛過門的新娘子的身份，所以語帶羞澀，備極吞吐。由於語言傳神，所以我們讀杜甫這類詩，總有一種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感覺。

　　采用俗語，是杜詩語言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國詩歌語言發展上的一大革新。自一般士大夫丈人觀之，這種俗語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但杜甫在抒情詩中用俗語很多，在敘事詩中則更豐富。因為這些敘事詩許多都是寫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語，自能增加詩的真實性和親切感，並有助於人物語言的個性化。如《兵車行》的“爺娘妻子走相送”、“牽衣頓足攔道哭”，《新婚別》）的“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至如《前出塞》的“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更是有同謠諺。

　　他提高了俗語的地位，豐富了詩的語言，使詩更接近生活，接近人民群眾；另一方麵又通過千錘百煉創造出珠玉般的、字字敲得響、“字字不閑”的詩句。盧世評“萬姓瘡痍合，群凶嗜欲肥”說：“合字肥字，慘不可讀。詩有一字而峻奪人魄者，此也。”這種例子是很多的。在這方麵，還很值得我們研究、學習。

　　作為一個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抒情詩也有自己的風格。抒情一般易流於抽象，杜甫卻寫得形象和具體。在敘事詩中，杜甫寄情幹事，在抒情詩中，則往往寄情於景，融景人情，情景交融。這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情景同時出現，如他的名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江山如有待，花無私”等；另一種是好象隻見景，不見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但其中仍透露了憂國念亂的心情。“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高江急峽雷霆鬥，古木蒼藤日月昏。”其中也同樣有著詩人跳動的心和那個混亂時代的影子。在敘事詩中，杜甫盡量地有意識地避免發議論，在抒情詩，具體他說在政治抒情詩中，卻往往大發議論，提出自己的政見和對時事的批評。為了適應內容的要求，杜甫的敘事詩概用伸縮性較大的五七言古體，而抒情詩則多用五七言近體，因之這類詩，語言特別精煉，音樂性也強，耐人含詠。

　　由於杜甫是一個“集大成”的詩人，因此他對後代的影響和貢獻，也是多方麵的、深遠的和巨大的。在我國詩歌的發展過程中，他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把現實主義推向了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他的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和那“即事名篇”的寫作方法，直接開導了中唐時期以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他那些敘事詩，如《兵車行》、“三吏”、“三別”等等，實際上就是新題樂府。

　　杜甫運用了當時所有的一切詩體，並充分地發揮了各種詩體的功能，為各種詩體樹立了榜樣。詩，在他手裏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他用詩寫傳記，寫遊記，寫自傳，寫奏議，寫書劄，總之，凡是他人用散文來寫的，他都可以用詩的形式來寫。在他之前，七言律詩，照例是用來歌功頌德或應酬的，但他卻用來反映現實，這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變革。

　　最後，有一點我們還必須談到：杜甫是一個具有政治抱負的愛國愛民的詩人，同時也是一個具有樂觀精神和頑強意誌的詩人，盡管吃盡苦頭，也從不曾悲觀消極。這也就決定了他的現實主義，不可能是一種淺薄的現實主義，而是有理想的現實主義。《洗兵馬》可為代表。詩一開始就以飄風急雨的筆調寫出大快人心的勝利形勢：“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熱情地歌頌了祖國的中興，讚揚了郭子儀等中興諸將，充滿著鼓舞人心的力量。

　　但另一方麵又提醒統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並以幽默而誇張的口吻嘲弄那班因人成事、趨炎附勢的王侯：“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也沒有忘記人民的生計：“田家望望惜雨幹。布穀處處催春種。”詩的結尾，進一步通過美妙的幻想提出了千千萬萬人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共同願望：“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賓長不用！”全詩的基調是樂觀的，氣勢磅礴，色彩絢麗，但又兼有清醒的現實主義的批判精神。王安石選杜詩，以此篇為壓卷，是有眼光的。此外，《鳳凰合》、《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也都是較突出的現實主義的作品。偉大的詩人杜甫，他的成就是難以盡書的，他對後代的影響也不隻是在文學方麵。大政治家王安石、民族英雄文天祥、愛國詩人陸遊和顧炎武等，都無不受到這位詩人的教益。

　　一千二百五十年過去了，但當我們讀到這位詩人的作品時，還宛如對麵。

　　人民是不朽的，深切關懷人民的杜甫的詩篇，在人民心目中，也必愈益光輝燦爛，萬古長存！

　　本書由拙作《杜甫研究》中的詩選部分改編而成，書的《例言》基本上也就是該卷的《前言》。關於注解，除新注外，對於舊注，也作了較大的修改和補充。這些補充，一般附見於每首詩注的末尾。這篇文章原為紀念杜甫而作，用代前言，似尚無不可，但也作了必要的充實。衷心希望讀者的指教！

　　蕭滌非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一九七八年五月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