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古鎮

閻良古鎮

　　紀忠仁

　　(一)

　　昔日的閻良鎮，秦漢時期歸屬古櫟陽。

　　公元前383年，秦獻公建櫟陽城，自雍遷都到此。秦孝公繼位後在這裏任用商鞅進行了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為以後統一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秦漢之際，項羽封司馬欣為塞王，曾以櫟陽為都。漢高祖二年(前205)，高祖“鎮撫關外父老，還都櫟陽”。漢高祖七年(前200)，遷都長安，置櫟陽為縣。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將櫟陽縣撤銷，渭河以北古櫟陽地區並入臨潼縣，元、明、清、民國直到公元1966年約700年間，閻良鎮一直歸屬臨潼縣。古鎮閻良距古櫟陽遺址15華裏。

　　閻良何時建鎮，宋、元以前無史料查考。據清順治《臨潼縣誌》記載：明代，本縣有鎮11個，康橋、廣陽、關山、閻良……到清康熙時，臨潼有15鎮：康橋、關山……八個大鎮，閻良、三鎮堡、武家屯……七個小鎮。又據乾隆《臨潼縣誌》載：“閻良鎮(縣北80裏，荊塬下)，轄銀劉堡、姬店堡、三田村、柳家村、繩張村、三鎮堡。”民國二十九年(1940)，實行新縣製，鄉村以鎮、保為行政區劃。閻良鎮下設七個保，共98個村，南北長約16華裏，東西寬20華裏，約60平方公裏，8.4萬畝土地，萬餘人口，鎮政府駐閻良街。

　　閻良鎮屬暖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境內有二河：清水河從鎮境西南流過，石川河從鎮境東北流經。地形明顯可劃分為塬、河穀地和渭河一、二級階地三個不同的自然區域，海拔483.2-361.7米。

　　古時，閻良水利設施見諸史書者有秦時修建的鄭國渠，由穀口東至閻良斷塬，工程采用了“橫絕技術”，即攔腰截斷石川河水，將河水匯集到幹渠之中以加大水量，過石川河到對岸的蛤蟆口再東流入洛水。利用北高南低地勢，在閻良境內形成自流灌溉網，使之成為“無凶年”的沃野之地。漢武帝太始二年(前95)，西漢所修白渠的北支渠由西入閻良境，東流入石川河，灌溉閻良大部分農田。北宋時，宰相寇準奏議引富平趙氏河水入櫟陽縣(今臨潼櫟陽鎮)，所修之渠史稱“萊公渠”。萊公渠由富平姚村流入閻良斷塬，經新合、西廣合、大小良村、渠彎村折流西南到三賢村，南流入櫟陽，從而使閻良農田得以灌溉。由於以上水利設施的興建，在兩千多年的封建農業經濟中，閻良地區的生產力基本上是先進的，其經濟也是不斷繁榮的。

　　閻良鎮北四華裏的荊塬之上有一漢太上皇陵，是漢劉邦父劉墓。高祖十年(前197)七月劉卒於櫟陽宮，葬萬年陵。太上皇陵平地起墳，墓塚呈覆鬥形，上小下大，平頂中間下凹，全用黃土築成，顯得莊嚴堅固。其形呈八角狀，閻良人稱為“八角塚”。劉邦在古櫟陽城內特設萬年縣，下轄3萬人口，以奉其父陵寢。太上皇陵背負高原，麵臨渭水，在劉邦看來，真是漢太上皇俯視兒孫萬世帝業的一塊風水寶地。今陵邊長68米，高約17米，是閻良人上原休閑、旅遊、觀光的一個好去處。

　　乾隆年本《臨潼縣誌》卷九記有閻良四景，現原錄如下：

　　櫟陽古都

　　櫟陽麵渭背荊，右擁豐岐之饒，左扼關河之險，秦獻公自雍徙都與東國爭衡，形勢便利。漢高帝還定三秦亦都於此。《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車書一統，規模宏遠，西京為最。若拓土開疆，可戰可守，唯此實稱雄圖。今城郭雖廢，氣象猶存，賦黍離者蓋不勝故都之感焉。

　　荊塬北障

　　荊塬為邑北界，綿亙數十裏，與驪山南北相望，陂陀擁護如屏障然。

　　穀口春漲

　　櫟陽西北田高，涇渠水不能到，因從斷塬口堤石川河水以灌之，故斷塬口亦名穀口。每值“春漲”，無論男女老幼皆執插爭引，不幾日而千頃彌漫，洵可樂也。今涇渠久塞，斷塬口渠亦日漸低下，櫟陽田畝無一能灌者，意欲築防別引，未知克有戍否？

　　清川別墅

　　清河多藻荇，旭景平浮，清風徐引，滿川綠搖翠幌，耀人心目。張氏築囿於此旁，草屋數椽，野蔬半畝，抱甕灌畦，優遊自適。餘額其門曰“得閑園”。蓋自苦不得閑，而深羨慕之也。

　　這“四景”，對古閻良的地理、軍事、政治、農事活動、人文景觀等作了多方麵真實的描述，真是難得的曆史資料。

　　(二)

　　山西《大槐樹誌》記載：永樂年間，直、魯、豫、秦等省，受元末兵荒災歉，居民喪之殆盡。徙太原、平陽、洪洞、蒲、絳等處人民，動輒數十萬戶，前往填殖，並非專遷洪洞人也……蓋因遷徙之時，驅各屬人民於洪洞大槐樹下，由此點齊分遺，臨別紀念，永久弗忘。明初晉民來陝落戶閻良，是當時政府有計劃、有組織、有安排的移民活動。閻良鎮薛雷村、萬仙屯、蒲家、張大夫、紀家等村屯就是晉民移到閻良後建起的村落。經過幾十年的經濟恢複，閻良不僅改變了元末遺留下的殘敗局麵，並有了新的發展，所以說：“今閻良大地，由明代興。”

　　清同治元年(1862)五月，陝西省東部發生了回民起義，戰爭的結果，使東起大荔，西止涇陽，南北寬達幾十裏的渭河北岸，又一次遭受了曆史上罕見的大破壞。閻良鎮境人口損失大半，許多村落被毀，大量農田荒蕪。光緒三年(1877)的關中大旱，閻良持續三年無雨，城鄉凋敞，幾乎成為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光緒十年前後，山東移民相繼來陝，閻良鎮的官路、萬南、大小良村、聶家、民理、三合、鳳凰、安蘆、農興、昌平、東來、徐家、鄭家、譚家、萊蕪、閻家、民合等都是山東移民建起的新村。這一山東移民活動在閻良鎮一直延續到抗日戰爭時期。山東移民落戶閻良鎮，早者人均可得到一二十畝土地，或給本地老戶要些地畝，晚到者就多少要付些代價。好在地價不貴，土地容易到手。但來後吃、住、耕畜、籽種要自己解決。因此，移民來後許多人都先給老戶做長工、打短工，兼種自己一些土地。有些還兼做小本買賣，賺些口糧。不少人家初來時住廟宇、戲樓，以後才逐漸蓋起幾間草房。他們聚族而居，生生不息，艱苦創業，人口迅速增長，對恢複和發展閻良鎮經濟起到了巨大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東潼關外大片國土淪陷，一些河南逃難之人扶老攜幼，肩挑破舊家具，主要經渭南和鹹陽，遷來閻良鎮。他們不少人家在閻良火車站和閻良街挖地窖、搭起茅草屋居住下來。這些人迫於生計出賣苦力，幹起手藝活，開磚瓦窯、打鐵，挑起貨郎擔走街串鄉或沿門乞討。個別幸運者在閻良火車站組建起“腳子班”，承擔起車站貨物的裝卸、搬運工作；更有幸者還可加入到火車站機務、車務、護路等單位。六七十年來，河南移民已成為今閻良籍城市居民中數量可觀、在鐵路係統就業人數最多的一個群體。

　　閻良鎮之南六華裏處有一三賢村。清康熙年間的《臨潼縣誌》記載：這個村原有田真、田慶、田廣兄弟三人，都十分孝敬父母，是遠近聞名的孝子。父母在臨終前忠告他們：“你們兄弟要和睦相處，親善鄰裏，端正處事，除非院中紫荊樹枯，絕不能分房而住。”田氏兄弟恭遵父母遺言，竭誠團結無異。然其小弟田廣之妻心生異端，為達到分家目的，某日夜偷偷用沸水澆樹，致使紫荊樹枯萎。弟兄三人抱樹痛哭，悲泣欲絕，歎惜樹枯家敗矣！誰知汪汪淚水、慈善之心竟喚起枯樹重綠，兄弟三人又團聚一起，永不分離。從此後這個村便以“三賢”得名。清末出版的《三言》選本《今古奇觀》首篇中的《三人哭活紫荊樹》即指此也。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閻良鎮閻良籍人有萬餘人，他們之中又有本地人、山東人、河南人之分。那時飛機城始建，相繼又有東北、上海、蘇杭等五湖四海之人來此匯聚，且人數超過閻良籍人數的數倍。他們帶來的各地文化在這裏交融、碰撞、沉積，重新排列組合。在數平方公裏的閻良城區，形成了閻良鎮新的多元文化。它容納了我國南北文化的精華，在中外交流中不保守、層次高、易融於世界先進文化中，堪稱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先進文化的一部分。現在的閻良人正像哭活紫荊樹的三賢村兄弟那樣，緊密團結、相互幫助、文明和諧、友好相處，為建設閻良飛機城而努力工作，努力勞動著。

　　(三)

　　古時，閻良鎮荊塬下有一東西道路，它是渭河北岸一條交通大道，似較渭河南之道發展為早。三千年前發生的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巧斷“虞芮之訟”記載的是：虞芮兩國之君爭田，久不能決，找周文王要求評斷。入境後被周禮讓之風所感，自動退還，並把所爭之田作為間田，永結友好。這裏所說的“入界”走的即是西周境從西岐東經涇陽、三原、閻良，再東渡黃河的一條大道。很久以來，閻良人稱其為東西官馬大道。自隴海鐵路開通後，此道交通運輸才較前始有衰退。直至解放前，蘭州的皮貨、白條水煙、藥材，涇陽三原的蓼花糖、各種食品等物東運；東麵大荔一帶的黃花、大棗等土特產品西往的車輛仍然走此道，路經閻良鎮停駐過夜休息。另外，閻良鎮還有往南過渭河去臨潼縣、向東南去渭南、向西南過黑策橋到高陵和西安的三條大道。以上四條道路1938年前均係土路，膠輪馬車及其他車輛過往頻繁，偶爾有汽車通過。民國三十三年(1944)後，道路有所改善，不斷有汽車往來。但路麵狹窄、坑凹不平，又無專業養護隊伍，因此，民國以前的閻良鎮實無一條公路可言。四條大道在鎮境總長57華裏。除此，閻良鎮各保各村間還有鄉間道路共18條，全長174.5華裏，均屬田間土路，既為農業生產服務，又方便集市貿易。

　　1937年“七·七”事變後，東部各省相繼淪陷，陝境煤炭日漸減少，而工廠大量西遷，人民紛紛西移，隴海鐵路陝西段運輸任務劇增。因此開發北潼關煤炭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於是，從鹹陽到北潼關鐵路逐段趕修，1939年底鹹銅鐵路通車到閻良鎮。在境內設有閻良、大程兩個車站。大程車站是個隻供旅客上下的小站，無有貨運設施和業務。閻良火車站建在閻良鎮南門外約200米處，兼營客貨業務。

　　閻良鎮山東村莊受老家生產觀念的影響，早有人家在家中從事著大織機手工織布業。織成的布幅寬三尺八九寸，每日一機可織十丈，重約八市斤，稱之一匹，人稱“洋布”。每匹布可賺錢折合小麥五鬥，比當地原有織機提高功效十多倍。

　　抗戰爆發後，天津、上海、廣州、武漢相繼淪陷，陝西及西北各省的棉布供應頓成問題，抗日軍隊需要棉布，百姓生活也需要棉布。閻良鎮北距陝甘寧邊區不遠，鹹銅鐵路已通車，於是，大織機手工織布業在閻良迅速發展起來。據民國三十三年(1944)統計，閻良鎮有10506人，土地麵積83353.25畝，種植棉花20000畝，年產皮棉60餘萬斤，大織機共計1945張，遍布閻良各村莊，山東人幾乎戶戶有機。一般情況下，一張織機需三人勞作：一人漿線，一人倒線，一人織布。擁有一張織機的家需全家勞作，有的還需雇請幫工。一些大織機戶，常擁有三五張，個別大戶，如譚家譚正新、譚得道兩家，各有十五六張織機。大織機織的布大部分是白平布，也有少量的花格呢布。這些布一部分交往西安供軍需之用，更多的則由機戶在本鎮布匹市場交易。買布之人不僅有本鎮的布匹商人，更多的則是來自甘、寧、青遠路的大宗采購商及省內各處的商人。1941年後，閻良鎮由原來的二、七逢會，又加五、十，即每十日有四天過會。當時1945張織機，每日估算至少需用15560斤棉線。這些棉線一半是來自寶雞申新紗廠、鹹陽黃鶴樓紗廠、西安大華紗廠紡的“洋紗”，可作經線之用；另一半則是來至本鎮及附近縣、鎮農家自紡的“土線”，作緯線用。閻良鎮土線交易設在鎮中街路南線市場。每逢集日，上午九十點，各處客商和趕集之人在街道已形成人的洪流。若到正午，從街東頭擠到街西頭，少說也得半個小時。特別在街道中段的布線市場真是人擠人很難通過。

　　據1942年統計，閻良鎮各行業開設的店鋪有：雜貨鋪九家、粟花店(糧棉)五家、肉鋪三家、旅店五家、飯店六家、自行車修理鋪五家、文具書店一家、人醫診所五家、獸醫一家、木器店二家、木場一家、鹽店三家、理發部三家、鐵匠鋪五家、銀匠樓三家、藥鋪四家、縫紉店三家、染房三家、車馬大店二家、瓷器店三家、油坊一家、皮匠二家。這些店鋪都有固定的門麵，分別坐落在正街南北兩旁，構成鎮上商業的主體。經營的商品既有遠道而來的洋布、綢緞、鋁製品、洋瓷製品、“西洋”玩具、各種香煙，也有西安及三秦大地的各種名優產品，如西鳳白酒、各種食品、潼關醬菜、蒲城花炮、紙張、鐵器，南北二山戶的木耳、核桃及山雜土貨，還有四川卷煙、蘭州水煙、山西的潞鹽等。每逢集日，貨郎擔及小本經營戶就地擺攤設點，他們的商品小而全，鋼針、花線、紐扣、胭脂、刀剪、玩具、各種皮製品、籠筐、油漆、顏料、眼鏡、農器家具等應有盡有。為方便買賣，商會將菜市場設在東關，豬羊市場設在東門外兩個坑裏，牲口市場設在曾家巷外，線麻及麻稈市場設在後街。集日，小吃攤點約達30餘家，甑糕、粽子、油糕、醪糟、涼粉、狗舌頭油饃、羊雜糕、綠豆丸子、泡饃等遍布大街小巷。

　　抗戰時期，由於土布業的興起，鹹銅鐵路的通車，使閻良商業迅速崛起、興旺發達。趕集人之多，店鋪攤點之多，商貿交易量之大，是周邊一些縣城、大鎮遠不能相比的。當時最熱鬧繁華的地方在鎮東門外。軍武家羊肉泡，每個集日屠宰二三隻大尾巴綿羊，河南老任家麵館擀麵擊起咣當、咣當的節奏聲一直響到深夜。嶽桂、雲成飯館賓客滿堂，晚上店堂汽燈高懸直到天亮。吉利、逢春馬車店及各家客店客人充盈。夏日的夜晚，店門外房簷下經常也睡滿趕第二天早市的客商。刀客老五開的“官集”，逢會時門外擺有幾十個木涵，供賣糧人倒糧以便買家觀看成色和挑選，每個集日可交易糧食500石。富平姚村張聯弟在鎮上開的“天壽堂”中藥鋪，堂前擺放兩張八仙桌子供坐堂醫生診脈、開處方，二三名店員熟練地在藥鬥前接方抓藥。白水、蒲城及臨潼渭北十二鎮運到閻良的糧食直抵閻良火車站，車站“腳子班”要限時裝上火車皮。1942年夏某日早晨，車站站台堆放的軍麥被日寇紅頭飛機發現，遭到轟炸。

　　1942年春，鎮上人在刀客老五開的鹽店第一次觀看到無聲電影，國外都市、民眾生活的鏡頭令人大開眼界，使人好奇，難以忘懷。那時西安及一些縣劇團常來閻良鎮演出。集日雜耍、魔術、跑馬、說書、耍猴、拉西洋片者隨地拉開場子助興演出，圍觀看熱鬧的多是閑人，特別是小孩最多。

　　1945年，中國人民八年抗戰贏得了最後的勝利，閻良鎮也沉浸在勝利的歡呼聲中。隨著中國人民對淪陷區的接收，全國商品流通有了顯著改善，閻良鎮繁華的商業隨之日漸冷淡起來。靠手工生產的棉布難以抗衡沿海大工業機織布，因而不少織機戶停產倒閉。閻良鎮這一特定曆史時期形成的畸形地方手工業，自然而然地又走向正常的自給自足自然經濟下的商貿活動了。

　　閻良鎮過去古廟會有兩處：三月十八坡底村的娘娘廟會，四月初八廟前村古廟會。兩廟會會期都在一個星期內，都有秦腔大戲為“神”助興演出，都有地方強人借機設賭場、招引賭徒晝夜參賭收“份子”錢。不過四月八廟前村廟會正值小麥即將開鐮收割之際，農器家具、牲口交易成了主要內容，貨源充足、交易量大，引來了不少八方商客，其規模影響涉及周圍數縣。兩處傳統廟會年年舉辦，一直延續到解放後。

　　(四)

　　閻良百姓在曆史上多遭苦難，但勤勞的人民戰勝困難的意誌、抵抗邪惡的精神卻是一貫的，富有光榮傳統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閻良地區就有林祿娃、張明軒(人稱牛刀客)等多人參加了西安反正鬥爭。後來對“革命”失去信心，他們便回鄉組成“渭北刀客”，獨樹旗幟，殺官兵替天行道，打財主殺富濟貧，混打在軍閥混戰之中。民國十五年(1926)春，奉係軍閥在河南的代理人劉鎮華率十萬之眾企圖占領西安。把守東潼關的陝軍團長範文道(閻良鎮譚家村人)及團副李森林(閻良鎮官路村人)遭到叛變後的麻振武和劉軍的腹背夾攻，致使潼關失守。4月12日，劉軍包圍了西安，麻軍一路尾隨，進駐閻良鎮。閻良地麵遭到麻軍燒殺搶掠，不少人逃難他鄉。閻良街幾乎被焚，鄉間村舍門窗無一完整，農器家具無一剩存。好多年後，年長的人提起此事，無不咬牙切齒地罵：“麻老九，日你媽，你把閻良糟蹋了個紮。”李虎、楊虎“二虎”堅守長安，守城將士精誠團結，殊死抵抗，在長達八個月曠日持久的堅守戰中，許多閻良人為西安守城戰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們的事跡至今在人民中盛傳不衰。西安反圍城有力地策應了國共兩黨領導的北伐軍順利北伐。1927年大革命時期，閻良人民就組織起農民協會，拿起農器家具就地交農，以反抗反動政府的苛捐雜稅。1928年，閻良聶家堡有王殿英、張華林等人參加了渭華暴動。

　　民國十八年(1929)陝西遭受三年大旱，赤地千裏，全省災民多達655萬，其中死亡人數竟達200餘萬之多。閻良很多人逃向南北二山，未逃走人家為了糊口度日，隻有賣地、賣房、賣家具，無有房屋土地可賣者，甚至賣兒賣女、典當妻子以度饑荒。當年農曆十一月初某夜，突然天降大雪，連續一月不晴，平地雪厚三尺，死屍遍地，十分陰森恐怖。民國十九年，春暖解凍，飽受災荒之苦的農民，勒緊褲帶搶墒下種，禾苗倒還長勢喜人。誰料五月底大批蝗蟲遮天蔽日從西飛來，莊稼全被吃光。那時，土匪群起，遍地狼煙，一些貪婪之徒趁機搶劫燒殺，擾害人民，加之惡狼常越牆鑽洞進村覓食傷生，百姓更恐懼不安。北塬鐵鍁溝和石川河、清河河道中群狼經常出沒，閻良街南“十坊院”竟有惡狼潛隱破廟之中，甚至在白晝也敢進街。民國二十一年九月，閻良地麵傳染病“虎烈拉”流行。人一染上此病多則一天，少則半天就沒命了。鎮內幾乎村村都有傳染、死人，甚至絕戶。在這場劫難中，街道曾家巷之人全逃向北山；斷塬子朱村逃走15戶，後僅回10戶，另五戶是死是活至今不知；鳳凰村東頭原有四大姓，魏姓四支逃走三支，張姓兩支全逃，蘆姓五支全逃，唯賈姓沒走。

　　民國三十年(1941)國民政府為強化統治推行保甲製。閻良鎮公所編製為：鎮長、副鎮長、鎮隊副各一人；文化股由中心小學校長兼；戶籍、文書、會計、主任各一人，幹事三人。鎮政府有鎮丁約20餘人，駐閻良鎮東門樓樓之上。當時，鎮上還駐有：臨潼縣警察局閻良鎮警察派出所，編製約20人；稅務和郵政代辦所；中央銀行臨潼縣分行閻良鎮支行；火車站護路隊及青紅幫組織等。這些黨政軍警、地痞流氓、反動會道門、惡霸地主常勾結一起，盤剝群眾、無惡不作。

　　閻良人民並沒有屈服於各種反動勢力的統治壓迫，而是與其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孫旭斌，閻良鎮坡底村人，在親戚習仲勳引導下，13歲開始做革命工作，1935年春，正式加入陝北紅26軍，擔任少先隊隊長。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被編入紅一方麵軍一師通訊排任排長。1936年11月，孫旭斌奉命帶著30名十五六歲的小紅軍戰士回到閻良鎮擴紅。他們便衣化裝，以打短工、做零活為掩護走街串鄉，接觸貧苦孩子，啟發其階級覺悟，勸他們參加紅軍。“雙十二”事變爆發後，紅軍總部進駐涇陽縣雲陽鎮，很快為他們送來槍支、衣物。孫召集小紅軍戰士駐進閻良鎮西頭“二老爺”家，公開了紅軍身份。每天早晨在街西打麥場出操、訓練、唱歌，進行抗日演講。此舉招來許多群眾圍觀，特別是青少年更為羨慕。不到一月時間，他們便在閻良鎮及周邊地區擴紅130餘人。1936年12月，孫帶著這支新擴的紅軍到達三原西陽鎮，全部交給紅一師一團陳正相團長。

　　王治德，閻良鎮聶家人。1933年隻身去張家口尋找本村時任十八師師長的許權中要求參加抗日同盟軍。1934年回家，動員有誌青年在黨組織領導下組織了“抗日救國十人團”。1938年又成立了渭北“西北青年救國會”。1942年，其共產黨員身份暴露後，胡宗南一個騎兵連於9月上旬一天半夜包圍聶家捉拿王治德。由於事前得到情報，在本村地下黨員聶景堂、聶誌強、趙學文、王殿英的掩護下，王治德進了邊區。1946年夏，新四軍在李先念、王震的率領下從中原地區突圍，主力部隊一部分到達陝南，創建鄂豫陝邊區。根據形勢需要，黨中央調派當時任中共陝西省工委書記的汪鋒去任鄂豫陝邊區黨委書記，兼部隊政治委員和政府主席。他們離開馬欄後，汪鋒一路扮作國民黨二十二軍少將參謀長，王治德和胡達明扮成上尉隨從副官和參謀，一行六人分乘三匹戰馬、兩頭騾子，活像國民黨高級將領巡視工作的一支小分隊。8月18日午後到達閻良鎮鐵鍁溝。稍事休息後下塬到閻良鎮街西，經鳳凰村、木匠楊村到達聶家。在地下黨安排下，六人分住聶家、老仵堡，安全休息了三四天。8月23日深夜，他們離開閻良，渡渭河，繼續向陝南走去。

　　1946年11月下旬，閻良鎮地下黨員王殿英、穆春發、王福元三人又護送新四軍五師副政委戴季英和張經武、顧大春、吳若崖等五人由藍田經閻良鎮到達延安。

　　閻良小學是愛國將領楊虎城資助千元大洋於1935年建起的一所完全小學。在全民族抗戰之際，學校政治空氣濃厚，組織的救亡宣傳隊經常演出。演出的話劇、唱的歌曲對各界民眾教育深刻，影響深遠。那時閻良鎮地下黨貫徹執行白區工作的新方針——隱蔽精幹、開展合法鬥爭，組織安排部分黨員打入敵人基層政權，建立“外白內紅”的兩麵政權。於是，共產黨員亓彥斌、劉一青等人便分別到一些小學以教師身份作掩護為黨工作。當時閻良地區地下黨統戰工作做的很有成績，鎮上具有實力的人物“牛刀客”張明軒、小良村的亓彥成和薛雷村的雷誌純(閻良鎮副鎮長)等人都已成為共產黨比較可靠的朋友。

　　1948年，解放戰爭不斷推進，全國勝利在望。閻良鎮敵我鬥爭更加激烈，已有繩張西荒地餘德豐等共產黨人拿起武器，建立起武裝組織，秘密活動在鎮境。1949年陰曆四月初八，閻良鎮徹底獲得解放，從此閻良的曆史揭開了新篇章。

　　(五)

　　新生的閻良鎮人民政權為“臨潼縣第九區人民政府”。其編製為：區長、副區長、區委書記、副書記、民兵營長、財經助理員、建設助理員各一人，幹事四人，共計11人。新政權對舊的保甲政權維持約半月之後，將保改為“鄉”。一鄉鄉政府駐官路村、二鄉駐廟前村、三鄉駐三賢村、四鄉駐聚合村、五鄉駐中和村、六鄉駐東任村、七鄉駐閻良街。九區人民政府領導全鎮人民開展了支前、鎮反、動員參加誌願軍、進行土地改革、取締反革命封建迷信組織一貫道、組織互助組等一係列群眾運動後，全鎮一派欣欣向榮，群眾覺悟大大提高，區鄉幹部與百姓打成一片，猶如魚水一般。

　　1953年2月3日，閻良九區接到臨潼縣下達的國家決定在閻良鎮鐵路南10華裏處修建一個機場的決定。3月29日破土動工，9月10日竣工，經鑒定為國家二級機場。1954年7月，交由空軍十一航校使用。此間，鎮境修建了飛機場——閻良火車站第一條正式的沙石公路(閻良人稱斜斜路)。修建機場時為了運料方便，又修了閻良火車站西閘口經鳳凰、安蘆、南孫、三賢到機場的火車專用鐵路線。

　　1954年4月20日，臨潼縣民政局第227號文件要求修建由閻良火車站至三原葦之的公路，全長12200米，寬12米，閻良境內征用土地219.6畝。此條公路基本上是在原閻良鎮東西官馬大道的基礎上，由“民工建勤”拓寬路麵修成的。這是閻良鎮通三原的第一條沙石公路。

　　1958年，我國進入第二個五年計劃。3月，國家計委批準待建的中型轟炸機工廠由甘肅張掖遷到閻良鎮。5月8日開始動工修建。該廠代號“172”，是我國“二五”重點建設項目之一，由蘇聯援助建設。1960年五六月份，中蘇關係徹底破裂，7月份在華專家撤退。接著國家遭遇三年自然災害，直到1966年，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172廠才基本建成。

　　1966年6月25日飛行研究院遷來閻良鎮，接收空軍在閻良的十一航校，從而結束了我國沒有飛行試驗研究機構的曆史。

　　1963年底，閻良鎮境內已有部、省屬企業和縣辦事業單位30餘個，城鎮人口已愈3萬人。這時，閻良鎮地方黨政機構、市政設施建設和管理、社會生活服務和物資供應等已遠遠不能適應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一個相當於縣級的省轄特區或西安市轄的遠郊區的呼聲愈來愈迫切。於是，1966年6月4日陝西省人民委員會報經國務院批準，將臨潼縣閻良鎮從1966年8月1日起劃歸西安市管轄，設立“西安市閻良區”，區政府駐地在今延安街中段。此時的閻良區南北長7.2公裏，東西寬6公裏，總麵積約22.4平方公裏。其中耕地麵積20556畝，城區麵積約7平方公裏。

　　閻良古鎮是個人傑地靈的地方，境內有不少遺址、遺道、陵址等古文物遺存。唐、宋、元、明、清各個時期，境內荊塬、清河、石川河、溝川處多為屯兵養馬之地。此外，還有道、佛、天主、基督等宗教建築和遺址多處。

　　在閻良鎮西北六華裏荊山塬半坡上過去有一龍遊宮，傳說漢武帝曾幸遊於此。據說，有一年，漢武帝來荊山遊“望名寺”，隻見廟門南半塬上長著一棵參天古柏，莖幹有三摟粗，粗糙的樹幹上呈現出獅子滾繡球和九龍戲水等圖像，微風吹來枝葉擺動，龍獅搖頭，像是向皇上行叩頭拜見禮。武帝見狀大喜，遂賜名為“神柏”(1967年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時神柏被伐)。在古柏的北麵矗立著一座碑石，碑文說“望名寺”是當初漢高祖為太上皇陵修的一座寺院。古柏之南有一眼水井，雖在高崗之上，水深不足一丈，但清澈見底，味甜可口，燒茶煮飯味道香美。武帝到方丈坐定以後，和尚請武帝賜寺名，武帝禦筆親書“龍遊宮”三字。回京後，立即撥庫銀2萬兩，重修“望名寺”。唐貞觀時，曾將龍遊宮辟為皇家道觀，名盛一時。

　　1971年6月，西韓鐵路閻良至禹門口段通車營運，閻良火車站遷至新站，且車站移向鐵道南，麵向172廠。1975年，西安飛機設計研究所從鳳翔遷來閻良。20世紀80年代初，閻良鄉政府(當時的閻良區是一鄉一區)各辦事機構及其人員也陸續遷往鐵路南600米處鳳凰街南段的新院辦公。

　　上街趕集，是曆史上形成的一種群眾的商品交換形式。為獲得農具或其他生活必需品，或者為了丁點零花錢，農民把自己生產的農副產品在固定的日子拿到集市上出售或交換，就叫趕集或上街。趕集雖說是小買小賣，但卻是符合客觀規律的一種經濟行為，對於促進商品流通、經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都有著重要意義。然而在極“左”思潮統治的年代，發展市場經濟是不允許的。於是，為了鏟除“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資產階級”的土壤，那時的打辦(區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等單位聯合行動，每到閻良鎮二、七逢會便驅趕、攔截群眾上街趕集。就這樣，古鎮閻良街集市被人為地硬性取締。當然，隨著鄉政府及閻良的交通、文化、商業、教育、衛生等中心南移後，閻良街隨之也失去了往日的繁榮，由鎮變為了自然村。

　　今日的閻良，已是一個集飛機研究設計、生產製造、試飛鑒定、科研教學於一體的航空城，其影響和聲譽遠比閻良古鎮大得多。隨著航空高技術產業基地和新型工業園的開發與建設，我們相信未來的閻良必將走向世界，成為一個讓華人驕傲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