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論劉誌丹在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中的傑出貢獻

　　center郭林

　　center（陝西省社會科學院）

　　西北革命根據地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曆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曆史地位，它是中國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為中國革命勝利作出了特殊貢獻。在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鞏固中，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紅軍的傑出將領、西北人民衷心愛戴的民族英雄、群眾領袖劉誌丹烈士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貢獻。在紀念劉誌丹烈士誕辰100周年之際，回顧他的革命一生，研究他的革命活動，學習他的光輝思想和高尚品德，對於堅定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弘揚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思想路線，繼承發揚中華民族百折不撓、團結進取、勇往直前的民族精神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堅持武裝鬥爭，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

　　武裝鬥爭是中國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就是在武裝鬥爭中實現的。劉誌丹在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武裝鬥爭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是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麵。

　　第一，劉誌丹提出了走井岡山道路、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思想，並以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在南梁建立起一支革命武裝，開辟了南梁遊擊區，為正式組建工農紅軍、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打下了基礎，準備了條件，找到了方向。

　　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慘痛教訓，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掌握革命武裝、以革命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的極端重要性。八一南昌起義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幫助下，8月7日於武漢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著名論斷。八七會議以後，黨及時發動了湖南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走上了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同一時期，黨在各地發動了百餘次武裝起義。

　　在八七會議精神指引下，陝西相繼發動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和旬邑起義。雖然三次起義都失敗了，但它們打擊了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擴大了黨在群眾中的影響，培養了我黨從事武裝革命的軍事骨幹，喚醒了人民群眾的鬥爭覺悟，積累了武裝鬥爭和建立蘇維埃的基本經驗，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就在中國革命發生偉大轉折的曆史時期，從黃埔軍校畢業並參加了北伐戰爭，在蔣介石“清黨”中從馮玉祥國民軍撤回、被中共中央從上海派回陝西工作的劉誌丹，即被派往我黨掌握的國民革命軍第八方麵軍新編第三旅中參加組織和領導渭華起義，起義中擔任了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

　　渭華起義是劉誌丹領導武裝鬥爭、建立紅色政權的首次嚐試。他不僅直接指揮了激烈的戰鬥，而且進行了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的群眾工作。鬥爭實踐極大地鍛煉了他的指揮才能，積累了寶貴的軍事工作和群眾工作的經驗，也使他進一步認識到掌握革命武裝的極端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時，從總結起義失敗的原因和處理許權中一事中，也使劉誌丹得到了深刻的教訓，這就是必須克服盲動主義、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才能不斷壯大革命力量，隻有在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地方發動起義，才有可能勝利。起義失敗，並沒有使劉誌丹喪失進行武裝鬥爭的信心，反而更堅定了他的決心，此後，他在武裝鬥爭的道路上一直走了下去。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和中共中央對陝西工作指示到達陝西之後，中共陝西省委把開展兵運工作、積蓄力量發動革命兵暴作為這一時期進行軍事活動的中心工作，並派了大批黨、團骨幹到白軍部隊中去開展工作。劉誌丹按照省委指示，在擔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並主持特委工作時認識到，槍杆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要靈活應用各種辦法，把各種民間武裝和敵人的武裝變成革命的武裝。他批評了特委負責人不搞武裝鬥爭的傾向，提出通過白色（爭取國民黨軍隊及民團的工作）、灰色（做土匪武裝的工作）和紅色（建立工農武裝）三種形式，以白色形式為主的武裝鬥爭策略，得到特委會議通過。此後陝北的兵運工作有了蓬勃發展。

　　劉誌丹親自實踐了各種形式的兵運活動。他利用白色形式先後在保安縣奪得團總，在寧夏軍閥蘇雨生、王子元，隴東軍閥譚世麟、甘肅軍閥陳珪璋部隊中取得團長、營長、旅長職務作掩護，積極安插和培養革命力量，準備兵變。他利用灰色形式在陝甘邊界南梁一帶教育哥老會上層克服封建思想，維護窮人利益，啟發哥老會群眾的革命覺悟，積極聯絡慶陽、合水一帶的民間武裝站到革命一邊。他也曾在軍閥部隊的基礎上組織起一支幾百人的武裝，但由於沒有自己的根基，兵暴活動都失敗了。

　　劉誌丹在兵運活動中四次受挫，兩次被軍閥關押，經組織營救才脫險。但失敗和挫折並沒有嚇退劉誌丹，他從失敗中看到，利用軍閥隻能是暫時的，利用軍閥的公開名義也是搞不成的，準備好了條件就要拉出去單搞。他總結失敗的最根本原因是，軍事運動沒有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誌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遊擊區，即使嚴重局麵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劉誌丹的這一思想，是受到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走上井岡山的啟發，也是他多年從事武裝鬥爭的經驗教訓和實踐總結。這一認識，不僅使他自己明確了今後的奮鬥方向，而且正確指出了陝西省委受王明“左”傾錯誤影響，錯誤估計鬥爭形勢，導致了指導思想上的盲動主義，沒有深入農村，致使兵暴屢屢失敗，損失了革命力量。此後，他在探索以武裝割據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道路上一直走了下去。1931年7月，劉誌丹武裝鬥爭的方向轉向了山高林密、人口稀少、社會情況比較複雜、敵人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的陝甘邊地區。他在橋山山脈中段的子午嶺山區聯絡舊部，爭取當地饑民和綠林武裝，先後組建起三支隊伍，並指導他們在山區占據一定地盤，為實現武裝割據創造條件。同年9月，終於整編組建起黨領導下的第一支工農武裝——南梁遊擊隊，同時正式成立了中共隊委會，劉誌丹親任書記和總指揮。

　　南梁遊擊隊成立後，劉誌丹十分重視加強對部隊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斷給戰士灌輸革命道理，提高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同時注意整肅軍紀，開展群眾工作。由於有了黨的正確領導，部隊士氣旺盛，接連打了幾個勝仗，使劉誌丹和南梁遊擊隊名聲大振，隊伍迅速由300人擴大到400餘人。正因為有了這樣一支黨領導下的隊伍，這樣一塊紅色區域，才使陝北遊擊支隊有了落腳點，使兩支革命武裝的大會合有了立足點，從此壯大了陝甘邊區的革命武裝力量，為正式組建工農紅軍、建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擴大遊擊戰爭準備了條件。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軍正式成立，劉誌丹任副總指揮兼第二支隊隊長。同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正式打出了革命紅旗，這標誌著西北革命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進入了開展遊擊戰爭、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新階段。雖然劉誌丹在陝甘遊擊隊成立初期沒有擔任主要領導，但他在其中的巨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第二，劉誌丹為陝甘紅軍擇定了正確的戰略方向和軍事後方，從而開辟了陝甘邊根據地，使遊擊戰爭有了廣大的回旋餘地和可靠的後方，走上了勝利發展的新時期，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創造了良好條件。

　　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武裝鬥爭經曆了極其曲折的發展道路。從陝甘遊擊隊成立到恢複紅26軍42師，在選擇建立根據地的戰略區域和軍事活動方向上經過了幾次南下北上的爭論和行動，也幾受挫折，最後在劉誌丹的戰略構想下才走上了正確道路。這其中經過了三個重要階段。一是正寧的寺村原時期，二是耀縣的照金時期，三是慶陽的南梁時期。

　　以寺村原為中心的根據地，是在陝甘遊擊隊南下渭北、旬邑後回師正寧，在發動農民群眾鬥爭中建立的，雖然隻堅持了一個月，但它是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初創階段。在這裏，由72村的農民代表選舉成立了第一個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組織了赤衛軍、貧農團，進行了打土豪除惡霸，開倉放糧接濟饑民的群眾鬥爭，擴大了遊擊隊的政治影響。但在陝西省委要求遊擊隊選擇在關中大中城市外圍三原、渭北和西路一些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下，遊擊隊撤離寺村原南下旬邑後，正寧根據地失守。

　　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撤銷後，劉誌丹、閻紅彥率領第三、五支隊按照省委指示進入西路、渭北地區活動，但還是不能立足。省委遂又恢複了遊擊隊總指揮部，任命劉誌丹為總指揮，他隨即發布了《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布告》，廣泛宣傳陝甘遊擊隊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與國民黨軍閥做必死鬥爭的、貧苦工農自己的武裝力量，號召勞苦群眾及白軍士兵和紅軍遊擊隊團結一致，積極參加紅軍遊擊隊，為打倒國民黨軍閥的剝削壓迫、為解放自己而鬥爭。同時，劉誌丹選擇北進作戰路線，轉戰於富縣、洛川、中部、宜君各縣，半月內九戰八勝。但韓城一戰由於考慮不周，遭到敵人重兵圍攻而失利，紅軍損失過半，隻得越過子午嶺退入正寧麻子掌一帶。在討論南下還是北上問題時，劉誌丹堅持提出北入橋山中段建立陝甘邊根據地的意見，最後得到隊委會通過，決定以正寧為中心，相繼向旬、耀、慶、合發展，在陝甘邊界建立根據地。於是不僅恢複了正寧根據地，而且在謝子長西華池起義的支持下，陝甘遊擊隊擴充成為3個大隊、500餘人。就在遊擊隊重新發展、根據地不斷擴大的時候，“左”傾教條主義的空想和瞎指揮又使紅軍遊擊隊喪失了戰機，在一月之中軍事上連遭三次敗仗，全隊分散突圍集結於馬欄時隻保存下200餘人，正寧根據地也得而複失。陝甘紅軍遊擊隊這時又麵臨著擇定比較穩固的軍事後方的問題。

　　1932年12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和陝西省委的指示下，陝甘遊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第2團，並決定以照金為中心建立根據地。這是因為照金位於耀縣、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銅川市印台區、王益區）六縣之交，這裏地形複雜，山巒疊嶂，溝壑縱橫，曾是陝甘遊擊隊開辟的遊擊區，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在建立照金根據地的鬥爭中，劉誌丹初期雖然被排斥在領導班子之外，但他依然積極協助領導工作，以聲東擊西、攻其不備的戰術，親自指揮，取得了焦坪等戰鬥的勝利。1933年1月，他擔任團參謀長後，紅2團轉戰外線，尋機打擊圍剿敵人，並取得了東進攻取金鎖關、南下三原與渭北遊擊隊協同作戰的勝利，在照金外圍開辟了新的遊擊區，地方遊擊隊迅速擴大，於是成立了陝甘邊遊擊隊總指揮部。同時劉誌丹以槍支彈藥和幹部支援陝北紅一支隊，鼓勵他們積極開展遊擊戰爭。軍事鬥爭的同時，根據地建立起黨、政、群各級組織，進行了土地分配，照金根據地不斷得到鞏固發展。紅26軍在根據地人民的支持下，在薛家寨建立了紅軍醫院、被服廠、修械所和隨營學校，儲備了大批物資，使紅軍休整有了比較可靠的後方。

　　然而，正在根據地軍民團結一致抗擊敵人“圍剿”蘇區的關鍵時刻，發生了“左”傾錯誤的代表人物杜衡強迫紅軍主力南下渭華地區的極其錯誤的行動。此時，劉誌丹堅決反對盲目南下，仍然堅持以橋山山脈中段為依托發展鞏固陝甘邊根據地的正確主張，他說：我們費盡心血才搞起這一塊根據地，哪能輕易放棄，紅軍脫離根據地就是自己毀滅自己。但卻被杜衡扣上“一貫右傾”的帽子。結果紅2團南下敵人統治力量強大的渭華地區遭到嚴重失敗，劉誌丹與少數骨幹曆經艱險才回到照金。根據地軍民在陝甘邊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領導下，與敵軍進行了頑強戰鬥，但在叛徒出賣下，薛家寨於同年10月中旬陷落。血的教訓證明劉誌丹的意見是十分正確的。

　　根據地中心究竟建在什麽地方，成為薛家寨失守後紅軍指戰員和陝甘邊特委最為關心的問題。在又一次選擇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時刻，時任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參謀長的劉誌丹起了關鍵作用。在他的積極建議下，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和陝甘邊特委於1933年11月3日在合水縣包家寨召開了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聯席會議。會議總結了照金根據地的鬥爭經驗和教訓，清算了杜衡的“左”傾冒險錯誤，統一了思想。根據劉誌丹的構想，會議作出三項重要決定：1.建立紅26軍42師，撤銷臨時總指揮部。2.建立三路遊擊區，組建三路遊擊總指揮部。第一路以安定為中心，積極向南發展；第二路以南梁為中心，向南北兩麵發展；第三路以照金為中心，向北發展；紅26軍南北策應，逐步把隴東、關中和陝北連接起來，形成廣大的根據地。3.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南梁地區，包括葫蘆河發源地的各支流川道，地處橋山山脈中段大梁山南麓，中心是位於慶陽，與合水、保安、甘泉交界的南梁堡。而橋山山脈連接著陝甘寧3省18個縣，回旋餘地大，劉誌丹、謝子長曾在這裏從事兵運活動，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境內敵人多為小股地主武裝，敵人統治力量薄弱，具有建立根據地的許多有利條件。1934年1月，劉誌丹接任紅42師師長後，紅軍不斷出擊，很快建立了2、3路遊擊區，並幫助裝備了地方遊擊隊，使2、3路遊擊隊總指揮部領導的武裝力量迅速發展，根據地基本形成了主力紅軍、地方遊擊隊和赤衛軍三位一體的遊擊戰爭的軍事體係。2月，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有了統一領導。5月，恢複健全了中共陝甘邊特委，劉誌丹任陝甘邊特委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統一領導紅軍和各路遊擊隊。在他親自指揮下，根據地軍民曆時7個月，取得了第一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根據地迅速擴大，並恢複了照金蘇區。11月初，在荔園堡正式選舉成立了以習仲勳為主席的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以劉誌丹為主席的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和邊區赤衛軍總指揮部，根據地的政權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軍事建設得到全麵發展。隨著南區的發展、東區的開辟、西線慶北地區的擴大，陝甘邊的遊擊戰爭走上了軍事戰略上的統一。慶陽、保安、安塞、靖邊、富縣、甘泉、旬邑、淳化、中部、耀縣、宜君、華池、寧縣、正寧、合水等縣蘇維埃政權建立後，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這時，紅42師已經發展到5個團、1500餘人。同時，立足於南梁根據地，陝甘邊與陝北兩塊根據地，紅26軍與陝北紅軍的配合行動更加密切，隊伍日益壯大，西北土地革命的新局麵將要到來。實踐證明，劉誌丹不愧是英明的戰略家、軍事家，更是敢於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的，具有開拓精神、深邃眼光的優秀的紅軍將領和群眾領袖。

　　@@二、為統一和鞏固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建立統一的西北革命根據地和西北紅軍，可以說是劉誌丹早就有的想法。他在1932年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布告》中就宣告，陝甘紅軍的根本任務之一就是“創造西北工農紅軍”。這一想法經過數年遊擊戰爭的考驗更加明確和成熟。包家寨會議關於建立三路遊擊區的構想和決策，就是統一兩塊根據地的具體步驟。1934年7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勢與陝甘邊區黨的任務》決議中明確要求紅42師和各路遊擊隊配合地方黨的力量，“把陝北蘇區與照金蘇區打通（即是由三原的武字區起一直到綏遠的邊境止），徹底解除國民黨豪紳地主的反動武裝與肅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為此，邊區黨和紅軍積極進行了各方麵的準備工作。為提高指戰員的軍事政治水平，在南梁荔園堡開設紅軍軍政幹部學校，劉誌丹兼任校長，並親自編寫《軍事教育大綱》；在根據地周圍普遍開展遊擊戰爭，不斷擴大根據地和人民軍隊；深入土地革命，發動群眾鬥爭；開展群眾工作，組織群眾團體。7月下旬，陝北遊擊隊總指揮謝子長率領1、2、5支隊南下陝甘邊，與42師在南梁會合後，於慶陽閻家窪子召開了中共陝甘邊特委、紅42師黨委和中共陝北特委、紅軍陝北遊擊隊總指揮部聯席會議，決定謝子長兼任紅42師政委，率紅3團開赴安定、清澗一帶，配合陝北遊擊隊粉碎敵人對陝北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發展擴大革命根據地，爭取盡快地把兩個根據地連成一片。同時，在劉誌丹的熱情支持下，撥給陝北遊擊隊100支槍、數百枚銀元以作軍需。通過閻家窪子會議，加強了兄弟部隊的團結友誼，統一了紅軍步調。紅3團北上後，劉誌丹指揮紅3團和各地遊擊隊在陝甘邊南線和北線作戰，策應陝北根據地的反“圍剿”鬥爭，保衛發展了陝甘邊根據地。1934年年底，劉誌丹又親自率領26軍2團北上陝北，這樣，兩軍的相互配合支援更加密切，兩塊根據地都得到很大發展，為統一打下了基礎。

　　1934年11月後，蔣介石集團調集陝、甘、寧、晉、綏5省6個師30個團約5萬軍隊，準備對陝甘邊、陝北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大規模“圍剿”。嚴峻的形勢迫切要求西北兩塊根據地和紅軍的盡快統一。於是，經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巡視員建議，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於1935年2月5日在赤源縣周家嶮召開了具有重大意義的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領導兩塊根據地黨和紅26、27軍的鬥爭。劉誌丹主持了這次會議並擔任了西北軍委主席（一說謝子長）。會前，劉誌丹於1月下旬率領紅42師2團到達陝北後，即專程前往赤源縣水晶溝看望在河口戰鬥中身受重傷的謝子長。兩人就黨和軍隊的統一問題、第二次反“圍剿”問題及西北紅軍今後的戰略、部隊建設、土地革命等問題進行了廣泛交談，他們的意見完全一致。會後，劉誌丹再次看望了謝子長。2月21日，謝子長在安定縣燈盞灣病逝。劉誌丹統一指揮反“圍剿”鬥爭。

　　劉誌丹親自起草並簽發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動員令，分析敵我鬥爭形勢，闡明反“圍剿”的重大意義和必勝條件及鬥爭策略，號召蘇區軍民積極投入戰鬥。動員令發到各地紅軍、遊擊隊、赤衛隊和黨、政、軍、團及群眾組織，產生了巨大的鼓舞和動員作用。思想準備的同時，軍事上他下令把各地紅軍遊擊隊按作戰區域統一整編為遊擊縱隊，並對各地赤衛隊隊長進行短期輪訓。劉誌丹親自上課帶操做示範，講解遊擊戰術和紅軍紀律，操練各種武器，提高赤衛隊的戰鬥力。更重要的是調集紅26軍主力北上，於5月1日在白廟岔與紅27軍會師，在當日舉行的萬人聯歡大會上，劉誌丹做了鼓舞人心的動員，部隊情緒十分高昂，接著成立了西北軍委前敵總指揮部，劉誌丹任總指揮。他不辭勞苦調查研究，親臨實地選擇有利戰場，集思廣益，製定周密的作戰計劃。他決定先采取調虎離山、誘敵出籠之計，在運動戰中打擊敵人或采取伏擊辦法殲滅敵人，消滅分散在綏德、清澗、安定、延川中心蘇區的孤立之敵。第二步集中優勢兵力向蘇區外奔襲，打擊敵人守備薄弱的據點、城鎮，力爭盡快與陝甘邊蘇區連成一片。在劉誌丹的指揮下，從2月至6月底，紅軍轉戰千裏，接連攻克了安定、延長、延川、安塞、靖邊、保安6座縣城，使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廣大的西北革命根據地，從而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二次“圍剿”，西北紅軍的實力在戰鬥中得到很大發展，根據地日益鞏固。

　　1935年7月，國民黨蔣介石又調動東北軍、山西閻錫山和寧夏馬鴻逵部隊共10萬兵力發動了第三次“圍剿”，重點進攻陝北蘇區。在西北工委領導下，劉誌丹對敵情認真分析後決定，乘敵之隙，各個擊破。他不顧疲勞，繼續指揮和率領紅軍、遊擊隊英勇作戰，取得了高家塌、慕家原子、定仙墕等多次戰鬥的勝利，迫使晉軍退回山西不敢再過黃河。紅25軍到達陝北的消息傳到正在文安驛地區休整的西北紅軍後，劉誌丹親自起草了《歡迎紅25軍的指令》，專門召開幹部會議，號召部隊指戰員向紅25軍學習，並率部回到永坪鎮。9月中旬，紅26、27、25軍在永坪勝利會師，成立了紅15軍團，劉誌丹擔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又與軍團長徐海東指揮紅軍取得了勞山戰役的勝利，為迎接中央紅軍和粉碎第三次“圍剿”打了第一個大勝仗。

　　劉誌丹以卓越的戰略家眼光和軍事指揮才能、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和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經過多少次出生入死的戰鬥和鬥爭，在艱苦探索中，雖遠離中央，但能從革命實踐中體會馬列主義的精髓，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西北具體實際相結合，終於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建立起人民的軍隊，創立了西北革命根據地。這塊根據地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唯一沒有喪失的一塊革命根據地，從而成為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落腳點，由此出發，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全國勝利，劉誌丹在其中的巨大貢獻是永不磨滅的。

　　@@三、以堅強的黨性和高尚的品德維護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大局

　　在創建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劉誌丹的傑出貢獻，不僅是率領人民軍隊進行了革命戰爭，單純是一個軍事將領，更使黨和人民群眾永遠敬佩、熱愛、懷念他的是，他那全心全意為人民謀解放、與人民群眾心連心的血肉感情；艱苦奮鬥、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革命意誌；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黨性原則；胸懷大局、不計名利、勇於犧牲的高貴品質和處處以大局為重的耿耿丹心。正因為他是一個具有崇高品德的領袖人物、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所以才能在艱苦的環境中得到人民群眾和紅軍戰士的信任和支持，才能堅持黨的正確路線，與“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才能在黨和紅軍中享有崇高威望，從而凝聚起民心、軍心、黨心，不僅使武裝鬥爭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建立起革命根據地，而且維護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維護了西北根據地的大局。這是劉誌丹對西北革命根據地作出的又一巨大貢獻。

　　劉誌丹來自貧窮的陝北農村，雖然出生在比較殷實的人家，但從小生活在群眾之中。軍閥官僚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壓迫和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以及民間富有反抗精神的傳統，孕育了他對舊勢力仇恨的種子。他在榆林中學讀書時曾將黑暗勢力比做萬惡的狂風，將自由、光明和革命風暴比做清風使者、細雨神仙，將勞苦大眾比做被狂風肆虐的小草、小樹葉。他呼喊著小草、小樹葉要“趕緊召集同伴，拿起百折不回的精神，拚命的與狂風飛沙相抵抗”，爭取自由與光明。他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立誌改造舊社會、渴望組織民眾投入鬥爭的壯誌雄心躍然紙上。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更堅定了他為祖國、為人民求解放的信念。他表示要“不怕犧牲，殺開血路”，“決心為民要共產”。在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劉誌丹緊緊依靠群眾，密切聯係群眾，時時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心上。他走到哪裏，就把革命道理講到哪裏，了解民情的工作做到哪裏，帶領軍隊積極配合地方黨組織開展群眾工作，建立地方蘇維埃政權，組建人民武裝，發動群眾打土豪、鬥惡霸，分糧分田，為窮苦百姓解決困難。同時，他還非常善於啟發、團結那些同情革命、傾向革命的各種人一起奮鬥，他認為“革命需要建立統一戰線，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要靈活運用各種方法團結廣大民眾，團結各界人士。因此，團結在他周圍的人越來越多。人民群眾十分熱愛劉誌丹，熱愛紅軍遊擊隊，編了許多民歌歌頌他們。廣大人民群眾的無私奉獻、支持和信任，是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得以壯大發展的力量源泉。

　　劉誌丹是西北紅軍的主要領導人，但他虛懷若穀，作風樸實，平等待人，處處關心、愛護戰士。在極端艱苦的遊擊戰爭中，他和普通戰士一樣行軍打仗，同甘苦共患難。一到宿營地，他總是搶著查崗哨，幫著碾米做飯，照料傷員。籌集的衣物他也總是讓先發給傷員和別的同誌。行軍中他的戰馬經常讓給傷病員騎，並親自牽馬。他的夫人給戰士幹部縫衣做被已成為經常。每當革命受到挫折，他總是循循善誘地鼓舞士氣，教導指戰員們堅定革命信念。他常說，革命在一時一地的失敗算得了什麽，失敗了再幹，“咱們道理正，窮苦人都站在咱們這邊”。正如朱德評價的那樣，劉誌丹這種百折不回的精神和毅力是建軍的基本條件。他從不攬功歸己、委過於人，打了敗仗首先自己承擔責任，做自我批評。他這種無私的戰友深情、自覺的模範行為、不怕艱難險阻的革命精神和英明幹練的指揮才能樹立了共產黨人的光輝榜樣，戰士幹部都非常信賴他、支持他。正因為如此，雖然經過了無數次失敗，但失敗和挫折並沒有壓倒以劉誌丹、謝子長為傑出代表的西北革命戰士。從南梁遊擊隊到紅26、27軍的建立，從南梁遊擊區到大塊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開辟，人民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

　　劉誌丹不同於一般的人格魅力和高貴品質體現在他那光明磊落、襟懷坦白、既堅持真理又能顧全大局、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赤膽忠心和黨性原則上。劉誌丹1924年入團，1925年轉黨，在榆林中學時是團組織負責人和“宣傳成績最佳”最活躍的黨團員，經常受到組織表揚。黃埔軍校的深造、大革命軍隊工作的錘煉和血與火的考驗，更賦予他堅忍不拔、堅定不移的軍人氣質和知識與膽魄。回到陝西後，他就任過西北工農革命軍軍事委員會主席、陝西省委候補常委、陝北特委軍委書記並主持一段特委工作。這些高層職務使原本就具有領導才能又忠誠熱情的劉誌丹更加成熟和具有了全局眼光。正像武裝鬥爭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道路充滿曲折一樣，劉誌丹個人的政治道路也因為堅持正確路線而不斷被杜衡等黨內錯誤路線代表者指責為“遊擊主義”、“梢山主義”、“逃跑路線”、“右傾機會主義”，受到不公平待遇，幾起幾落，甚至被關入牢房。麵對個人的得失，劉誌丹從不計較，無私無畏，襟懷坦白，堅持自己正確意見的同時，處處以大局為重，仍然積極工作，盡一切可能維護黨和軍隊的團結，體現了極強的黨性原則。

　　三嘉塬繳槍事件中，他以極大的耐性，協助謝子長穩定隊伍；西北反帝同盟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時沒有給身為同盟軍副總指揮的劉誌丹安排任何職務，他也毫不計較，依然按組織安排去省委匯報工作；在寧縣麻子掌南下北上、分與不分的爭論中，他堅持北上把部隊帶到橋山中段南梁地區活動的主張，更堅持紅軍不能分裂的原則。1932年底，紅26軍第2團成立時，劉誌丹、謝子長等陝甘遊擊隊的創立領導者卻被杜衡開除出部隊。由於廣大指戰員的強烈要求，劉誌丹才被留下，任政治處長。他不計職位高低，熱情支持、幫助王世泰團長指揮作戰。就是在1934年7月的閻家窪子會議上，紅26軍仍然受到“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濃厚的土匪色彩”等等不實之詞的指責。永坪會師後，他又被不公正地排斥在新的省委和軍委領導之外。更具有曆史性也更能體現劉誌丹高貴品質和黨性原則的是他在錯誤“肅反”中的大義凜然和高風亮節。

　　勞山戰役剛剛勝利之後，還在大敵當前之時，“左”傾錯誤的執行者竟然在革命隊伍內部進行“肅反”。他們誣陷劉誌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領”、“白軍軍官”，以欺騙手段將身為紅15軍團副軍團長的劉誌丹調離前線要逮捕入獄。而逮捕密令及人員名單恰巧送到了劉誌丹的手中。在這種情況下，劉誌丹可以有躲避危險的多種選擇，但他為了不使黨分裂，不使紅軍分裂，不使西北革命根據地斷送在敵人的“圍剿”和內部的火並之中，麵對被槍斃的可能，他毅然作出了犧牲個人、保全革命大局的選擇，立即去到瓦窯堡。果然他一到，就被不由分說地投入監獄，戴上手銬腳鐐，受盡折磨，就連五歲的女兒也不能幸免被監禁的苦難。幸虧中共中央及時到達陝北才糾正了錯誤“肅反”，將劉誌丹和被捕人員全部釋放，挽救了唯一幸存、可以落腳的西北革命根據地。劉誌丹在嚴肅批評“左”傾錯誤的執行者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與瘋狂病的同時，不僅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而且一再強調團結，強調要相信黨中央和毛主席。他經常對受過監禁的同誌做說服工作，勸慰他們說，過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路線問題，黨中央會解決好，要求大家以大局為重積極工作。他向部隊講話時，每次都強調革命利益高於一切，要絕對服從中央領導，聽從中央調遣，向中央紅軍和兄弟部隊學習。在劉誌丹崇高精神境界的影響下，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指戰員和人民群眾緊密團結，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放在了陝北。對於劉誌丹在維護黨和紅軍團結、維護西北革命根據地大局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黨中央給予高度評價，稱他為人民英雄、紅軍模範、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共產黨員，是值得我黨學習和效法的。

　　@@四、打通東進抗日北路通道，為民族解放英勇獻身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和瓦窯堡會議的召開，標誌著中國革命開始了由失敗走向勝利的新局麵。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體製隨著有了重大變動，成立了西北中央局、西北軍委和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統一領導西北根據地黨、政、軍的工作。1935年11月劉誌丹出獄後擔任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後方辦事處副主任、瓦窯堡警備司令、紅軍北路軍總指揮、紅28軍軍長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為保衛、擴大根據地和紅軍，為準備抗日，不懈地工作。他指揮地方部隊有力配合了直羅鎮戰役。12月8日，與毛澤東、彭德懷聯名發表《告陝甘蘇區勞苦群眾書》，號召根據地工農群眾踴躍參軍，粉碎敵人進攻，保衛蘇區，保衛家園，並受毛澤東派遣，考察黃河沿岸地形，為東進抗日作準備。

　　1936年初，為首先在西北實現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和推動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共中央決定組織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進行東征，準備對日作戰。2月17日發表《東征宣言》，宣傳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1月25日，劉誌丹與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將領共同發表了《為紅軍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號召東北軍退出內戰，與中國蘇維埃和紅軍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在黨中央、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指揮下，劉誌丹率領紅28軍擔任側翼，為東進掃清北路通道。黨中央交給紅28軍的任務是：“主力須移於吳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達撤退，肅清吳堡、佳縣、神木、府穀一帶；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裝相繼渡河，向柳林、軍渡以北山西地方發展蘇區。”

　　2月下旬，紅28軍首先在綏德義合打垮敵人一個團，接著在佳縣閻家峁打垮敵86師六個騎兵連和幾個步兵連的堵截，於3月中旬經佳縣城北和通秦寨以南到達神府特區境內，20日，在佳縣楊家堰殲滅敵人一個營。神府特委在賈家溝為紅28軍舉行了熱烈的歡迎祝捷大會，劉誌丹在會上作了東進抗日的重要講話，並參加了一次特委常委擴大會議，與特委同誌共同研究擴大蘇區加強地方工作的許多問題。接著他率軍攻占了神木縣沙峁鎮後，部隊沿窟野河南下到達靠黃河不遠的賀家川一帶休整，準備渡河，月底，紅軍占領吳堡、神木。劉誌丹對神府特區的領導非常尊重，經常向他們通報紅軍的戰鬥情況。神府蘇區的黨、政機關和人民群眾積極為紅軍渡河準備了充足的糧食、鞋襪、船隻和水手，許多群眾把自己的樹和門板都捐獻出來，並幫助紅軍偵察敵情。劉誌丹親自和木匠、水手交談，登上天台山觀察敵情，選擇渡河地點。

　　3月31日拂曉，按照西北軍委命令，紅28軍在劉誌丹指揮下，冒著敵人的炮火，於當天渡過黃河，占領了興縣羅峪口鎮，開始掃除羅峪口至黑峪口一段黃河封鎖線，連獲勝利，並給神府特區支援了許多槍支彈藥。4月6日，毛澤東、彭德懷致電劉誌丹，指示紅28軍逐步向南行動，並從即日起直屬本部指揮。4月13日，為恢複黃河交通，打通前方與陝北的聯係，配合南線紅軍進逼汾陽，劉誌丹按軍委指示，率領紅28軍向離石以南黃河沿岸進擊。部隊從白文鎮出發進至中陽縣三交鎮（今屬柳林縣）。14日，當劉誌丹親自到第一線觀察戰鬥情況時，敵人的子彈擊中了他的左胸，不幸壯烈殉職，英勇犧牲。他以鮮血與生命實踐了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奮鬥到死的誓言。

　　劉誌丹的一生是短暫的，他犧牲時隻有33歲，然而他短暫的生命卻是偉大光輝、永垂不朽的。他高尚的情操、優秀的品質、寬闊的胸懷、頑強不屈的鬥爭精神和赤膽忠心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光輝榜樣。他對中華民族和中國革命作出的傑出貢獻永遠銘記在人民心中，鐫刻於中華史冊，千秋傳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