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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識時務者為俊傑
管夷吾，齊國人，早年與鮑叔牙一塊經過商，從過軍，後為公子子糾的老師。他的叔父管至父協同連稱殺掉齊襄公立無知為君後，推薦他入朝做官，他加以拒絕，遂與子糾奔魯避居。無知被殺，他協助子糾與小白爭奪君位，不虞事敗。齊桓公小白上台後，將他重用為相，恩禮交加，尊其號為仲父，交給他全權處理齊國軍政的大權。其後，他對齊國進行了全麵的整頓治理，成效顯著，於是逐步實施尊王攘夷、爭霸列國的戰略，大約四十年的政治活動生涯中，他協助齊桓公取得了極其顯赫的政績。
管夷吾是春秋時代的一顆政治明星，他圖霸於亂世的一套戰略和策略，他一生政治活動的價值標準和取向，他豐富的智慧和獨到的思維方式，以及成係列的治國思想，都是同時代的人物所不及的。
清晰的戰略頭腦：大處著眼，小處規劃
大亂的春秋需要霸權，管仲一被召見，就向齊桓公提出了圖霸的問題。為了圖霸，他相應提出了強國的方案和恢複綱紀的方針。強國以保證自己有爭霸的雄厚實力，綱紀使自己的政治行為有鮮明的指導思想，二者如圖霸的兩翼相配合。管仲在總體上全麵地把握這些關係，由此提出了“尊王攘夷”的長遠方針。尊王活動使齊國在爭霸中利用了王室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消弭了政治舞台上的許多敵對力量，並表明了齊國領導集團對禮儀綱紀的率先遵守。攘夷活動使齊國在爭霸的舞台上揚威耀武，在中原諸侯中樹恩樹德。
管仲在戰略上始終將楚國作為爭霸的敵手。當時楚在南方發展很快，幾十年內已滅掉了自己東、南、西邊的許多國家，僭稱王號，兵鋒北指，其勢逼人。不挫敗楚的威風，齊國的霸業無從談起。管仲秉政不久就向桓公指出：“楚，僭國也，地大兵強，吞噬漢陽諸國，與周為敵。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諸侯，非攘楚不可。”（第十九回）為了挫敗楚國的氣勢，可以說管仲作了二十餘年的準備，其間實施了多項活動：第一，在前679年他實施了“欲攘楚，必先得鄭”的方針，派兵攻鄭，扶持十七年前曾被鄭大夫祭足驅逐出國而盤踞櫟城（今河南禹縣）的鄭厲公複位。把東周以來最桀驁不馴的鄭國置於齊國的翼下，掃清了伐楚的通道。之後又與楚國多次爭奪鄭國，力求鞏固這一戰略陣地。第二，救燕伐戎，穩定北方。
前664年，燕國因山戎侵伐而求救於齊，管仲向桓公建議說：“君欲伐楚，必先定戎。戎患既息，乃可專事於南方矣。”（第二十回）
破戎之後，齊國將新辟的五百裏地送與燕國，在北方廣布恩德，有效地鞏固了北方陣地，在戰略上避免了兩麵作戰的被動性。第時而動（第二十回）。他積極支持齊桓公對諸侯恩禮相待，厚往薄來。直到前657年，鄭國因楚患告救，管仲才對桓公說：“君數年以來，救燕存魯，城邢封衛，恩德加於百姓，大義布於諸侯，若欲用諸侯之兵，此其時矣。”（第二十三回）齊國多年在諸侯中廣樹恩德，爭取和團結了諸侯，終於集合了伐楚的八國聯軍。經過二十餘年的準備，在前656年，以齊國為首的聯軍兵抵楚境，與楚國盟師召陵，抑製了楚國向北擴張的勢頭，穩定了齊國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在實施具體的政治行為中，管仲也極有戰略頭腦。前681年，管仲籌謀讓桓公請王命首次組織北杏（今山東東阿縣）會盟，當時齊國初翻霸業，宋君不服，逃會而去，為了成功地討宋，管仲采取了三步戰略，一是鎮服了鄰近的魯國，造成聲勢；二是請王師參戰，造成輿論；三是先禮後兵，派人以外交方式與宋通話，達到使宋服罪請盟的程度即可，那麽，如何能鎮服魯國呢？管仲采取了三項措施：第一，派兵吃掉了魯國的附庸小國遂（今山東肥城南），以重兵壓遂，使魯悚懼。第二，遣使入魯，責其不赴北杏會盟之罪。第三，暗中派人將情況告知魯莊公的母親文薑，因文薑是出嫁於齊國之人，平時極力主張魯莊公親近齊國。魯君內迫母命，外懼兵威，在齊國來使責問時，正好感到有台階可下，於是答書請盟。采取這一係列嚴密的戰略計劃，齊國便製服了魯、宋這兩個較近的大國，在爭霸的進程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務實的思維
管仲製定軍國大計，常能采取現實的態度。毗鄰楚的兩個小國江、黃（今河南正陽、潢川兩地）不堪楚虐，恰好在齊準備伐楚之必怒，怒必加討。當此時，我欲救，則阻道路之遙；不救，則乖同盟之義。他認為齊既然保護不了江黃，就應該現實地考慮問題，不要把它們納入同盟，否則就會損傷同盟的嚴密性。管仲處事的現實主義態度，在伐楚戰役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齊國原計劃是以伐蔡為名將聯軍部隊集合於上蔡（今河南上蔡西部），給楚國來個措手不及，不料，兵至楚境，楚國早有準備。他料到有人泄露了消息，於是立即調整了軍事行動的目標。他首先向楚使提出了楚國未向周室納貢的所謂罪責，然後逼陘山駐軍，遙張軍勢，擺出要打的架勢，楚國見聯軍逗留不進，疑其有謀，又懼聯軍之眾，於是答應向周室納貢菁茅，管仲於是班師。回軍途中鮑叔牙問管仲；“楚之罪，僭號為大。吾子以包茅為辭，吾所未解。”管仲解釋說：“楚僭號已三世矣，倘責其革號，楚肯俯首而聽我乎？若其不聽，勢必交兵，兵端一開，彼此報複，其禍非數年不解，南北從此騷然矣。吾以包茅為辭，使彼易於共命。苟有服罪之名，亦足以誇耀諸侯，還報天子，不愈於兵連禍結，無已時乎？”（第二十四回）在當時變化了的情況下，如果不打班師，無功而回，勢必貽笑諸侯，損傷齊的霸主地位；但如果好大喜功，堅持硬打，在楚的本土上作戰，實在是成敗難卜，且將遺禍久長。管仲從現實主義的立場出發，把這次軍事行動的目標重定於取得象征性的勝利上。要達到這一目標，就不能向楚提出過高的要求，要考慮楚的接受程度。管仲向楚提出納貢包茅的要求，牽連王室，似乎關係重大，其實隻要一車菁茅，是楚完全能夠接受的條件。
管仲主張齊國在諸侯中廣布恩德，但他最終追求的是對於齊國的實際功效。北戎侵掠邢國，齊桓公會合諸侯於聶北（今山東茌平西），準備立即相救，管仲不讚成立即出兵，他對桓公說：狄寇方張，邢力未竭，敵方張之寇，其勞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相消耗後再出兵救邢。根據這一建議，數國聯軍在聶北等了約兩月，狄兵已攻破了邢國，聯軍方出師趕走了狄兵。這樣，管仲以邢國國破城亡為代價，用極小的力量付出立下了救邢存國的大功大德。管仲在剛執國政時就對桓公建議：“使人以皮幣玩好，鬻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擇其瑕者而攻之，可以益地；擇其淫亂篡弑者而誅之，可以立威。”（第十六回）管仲對齊國政治行為的設計，就是這樣以齊國實際利益為出發點的，事實上，他的救燕伐戎是為了安定齊的北方邊境，他對中原諸國廣布恩義，最終是為了役使各國，他的攘夷有自衛和樹威雙重目的，他號召諸侯尊王，是為了取得諸侯對齊霸主地位的認可等等。管仲的政治目標是現實的、實在的，因而在手段的選用上也是惟實、求實。
管仲無疑是一個重實、求實的人，然而，他沒有自己全新的思想政治綱領，他在政治上打的是維護傳統禮儀的旗號，因而在求實的行動中，不得不顧及對傳統名分的符合，現實的要求和名分的要求各牽動著他，常把他置於二難的境地。例如他所輔佐的公子子糾死後，現實要求他進行政治派別的重新選擇，以圖功業；忠臣的名分要求他從子糾而死。每當遇到這類情況，他都在行為上選擇了對於現實要求的符合；而同時又對名分的要求做出變通的解釋，名分實際上成了他說明自己行為合理性的工具。子糾死於魯國後，子糾的另一個老師召忽悲痛地表示：“為子死孝，為臣盡忠，分也！忽將從子糾於地下”（第十六回），遂即自殺。管仲先前曾與鮑叔牙約定，子糾和小白無論誰上台，他和鮑叔牙二人都要互相薦舉，後來魯國答應將他囚檻送齊時，他急忙趕程，生怕魯國反悔而追殺他，看來他心底裏根本不願意為子糾而死。他見召忽已死，遂表示：“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生臣。吾且生入齊國，為子糾白冤。”事實上，子糾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無冤可白，管仲回國薦給齊桓公時，發生了同樣的情況，現實要求他輔佐新的君主建功立業，名分則拒絕他複事於故君的仇人，從他與鮑叔牙早先的約定看，他無疑是要做出現實的選擇，但又顧慮於名分的要求，因而下不了決心，而當鮑叔牙提出：“成大事者，不恤小恥；立大功者，不拘小諒”的社會觀念時，他終於答應輔佐齊桓公，因為鮑叔牙的推薦吻合於他追求的現實要求，又為他勉強找到了名分的根據。
管仲在軍國大計的製定上明顯地帶有上述思維方式，他提出的尊王方針，首先是齊國得以號召諸侯、稱霸列國的手段，符合於現實的要求，同時又直接符合於名分的要求。伐楚時向楚提出不向周室納貢的罪名，首先是這種辭令符合爭取象征性勝利的現實要求，同時又符合尊重王室的名分要求。
管仲在政治上打著維護禮儀綱紀的旗號，因而在處事上顧及名分，然而他要在不斷更新的曆史舞台上創立前無古人的霸業，因而首先追逐的是現實的要求。顧其名，求其實，是他處事的特點，是他思維的特點。在他這裏，名分隻是用來為自己的求實行為作辯護的工具，因而他對名分的運用實質上含有自己的目的性和隨意性。
於細微處見精神
與求實的思維特點相聯係，管仲對人的看法不是從抽象的道德觀念出發，而是從人的實實在在的客觀本性出發，把人看成有情有欲的血肉之軀。這樣，他對特定人物的理解就更實際、更準確。
己相府也大建樓台，鮑叔牙認為管仲的這種做法是對桓公奢侈行為的縱容，因而對管仲當麵提出指責，管仲解釋說：“夫人主不惜勤勞，以成功業，亦圖一日之快意為樂耳。若以禮繩之，彼將苦而生怠。吾之所以為此，亦聊為吾君分謗也。”（第二十四回）管仲把齊桓公看成一個現實的人，認為他不僅有自己的事業追求；也必然會有自己的情欲要求，如果以禮儀來束縛桓公的快樂享受，必然會妨礙其事業進取心。管仲把生活快樂與事業成功聯係起來，是要以生活快樂作為人的事業進取的誘餌，以避免桓公的意誌怠惰。同時，管仲以自己的奢侈為君分謗，也意在稍稍向人們證明生活享樂的合理性和情欲表現的自然性。早先，齊桓公曾向管仲表白說，他是一個喜好女色的人，並不無歉意地問管仲，這是否會害及霸業，管仲明確地回答，這不會影響霸業。管仲把這一特點看成是人的內在情欲的自然表現，因而對桓公這方麵的行為從不幹涉和限製，有時甚而慫恿。
齊桓公身邊有三個侍臣，第一個叫豎刁，早年很得桓公歡心，因更想親近於內宮，於是自己作了宮刑進宮服侍桓公，桓公為此愈加憐愛寵信。第二個人物叫雍巫，字易牙，精於烹調之技，桓公有一次開玩笑說他未嚐過人肉的味道，易牙就殺掉自己三歲的長子，將肉炮製後獻給桓公，桓公為此而寵信易牙。第三個人物叫開方，原是衛國太子，因慕桓公之名，遂放棄太子地後萬勿親近上述三人。桓公問：“易牙烹其子，以適寡人之口，是愛寡人勝於愛子，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愛於子，其子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又問：“豎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重於身。其身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又問：“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於寡人，以寡人之愛幸之也。父母死不奔喪，是愛寡人勝於父母，無可疑矣。”管仲解釋說：“人情莫親於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於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棄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過於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亂國！”（第二十九回）看來，管仲與齊桓公對上述三人有著截然相反的看法，齊桓公認為這些人為了他而烹子、自殘或放棄國君地位，說明是極愛自己的。管仲則拋開了這些表麵現象，他對人物進行分析的立足點有兩條，其一是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其二是認為人的活動都有其目的性。既然人的活動都有自己的目的，那麽這些人烹子、自殘或棄國，必定有另外的所求；而既然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那麽這些人的另外所求必定在於為自身謀取更大的利益，因而，這些人必是野心家無疑。管仲的分析並未到此為止，他進一步認為，人的個體行為統一於他的個體本性。既然上述三人為了自己的所求能夠烹子、自殘或不顧父母，那就證明了他們個體本性的殘忍；而本性殘忍的人要謀取自身的極大利益，實質上是敢加害於任何人的。管仲因而提醒桓公，一定不要接近上述三人。管仲死後，齊桓公並沒有真正按管仲的囑咐去辦，桓公臨終時，這三人果然在朝中興風作浪，引發了齊國的大內亂。當桓公最終被易牙和豎刁等人封鎖於宮室，饑渴交迫、無人照應時，他想起了管仲的囑咐，長歎道：“仲父不亦聖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寡人不明，宜有今日。”（第三十二回）齊桓公最終承認了管仲對三人分析的正確性。
度。在齊桓公組織的一次諸侯會盟上，鄭文公派兒子子華代替自己參加，子華私下密告桓公；請齊國出麵除掉父親身邊的三個執政大夫，管仲見子華受命會盟，暗地裏卻背著父親另作打算，認為幹這種事的必是奸佞之徒，於是讓桓公拒絕子華之請，最後有意將此事泄露出去，借鄭國之刀殺掉了子華。
管仲從現實的立場看待人，他把人的情欲看成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現，他以人的客觀本性為前提去分析人的個性品格，這是他的求實精神在人的問題上的體現，是他現實主義處事原則的深化。
左右逢源的五項絕招
從求實的原則出發，管仲善於在處事上運用靈活的策略手段。大體有如下幾種：第一，示威懼鄰。鄰近齊國的鄣久不服齊，桓公欲派兵滅之，但鄣與齊乃同一先祖，滅之有礙大義，管仲建議說：“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軍巡視紀城，示以欲伐之狀，鄣必畏而來降。是無滅親之名，而有得地之實矣。”（第二十回）紀城是齊國在齊襄公執政時滅掉的紀國，桓公用管仲之謀，鄣君果然畏懼求降。齊國運用靈活的策略手段達到了製服鄣國的目的。管仲運用軟硬兼施、內外配合和先打後拉的手段製服魯莊公，也是靈活策略的一次運用。
第二種，小題大作。伐楚時，管仲原計劃以討蔡為名，將諸侯之兵集合於上蔡，準備打楚個措手不及，然而蔡國與齊國沒有直接的利害衝突，伐蔡師出無名。於是管仲提出，蔡國和齊桓公有私仇。原來，蔡穆公的妹妹早先曾嫁給齊桓公為第三夫人，桓公深恨之。管仲借這件事大作文章，其實是伐楚的一部分策略。
第三，泄謀借刀。鄭文公的兒子子華密謀借齊國之力消除父黨。管仲深惡其為人，拒絕了子華之請，然後又故意將子華對齊桓公講過的話泄露給鄭國人。子華一回到國中，鄭文公就宣布其為賣國逆子，將子華囚而殺之。管仲用泄密的手法借刀殺人，既對鄭文公表示了齊國的坦率忠誠，立信於諸侯，又防止了因子華嗣位而可能形成的齊鄭之隙。
第四，軟逼天子。有一次齊使入周，察覺到周惠王有廢掉世子鄭而傳位於次子帶的意圖，但惠王從未明言。為了維護世子鄭的地位，從而在王室培植親齊勢力，管仲為桓公定計軟逼周王。
於是齊桓公約眾諸侯聯名奏表於周王，聲稱“諸侯願見世子，請世子出會諸侯”，因為此事名正言順，難以推辭，周王隻得許諾，桓公便在首止（又名首戴，今河南睢縣東南）與眾諸侯迎請世子鄭，並故意做出留戀不舍、極力擁戴的表示，周惠王心不悅而口難言。
惠王臨終前後，眾諸侯又各派本國大夫連轂入周請見新王，終於逼周臣扶周襄王子鄭上台。管仲在此事上讓眾諸侯極力做出擁戴世子的表示，他的考慮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雖欲廢立，亦難行矣。”（第二十四回）
第五，隱奪君意。伐楚之後齊國名聲大震，葵丘會盟，更使齊國的霸業達到了鼎盛，這時，齊桓公自以為功高無比，欲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封禪”之事。封禪乃是封泰山以祭天，禪梁父山（在今山東泰安東南）以報地。古人作為天與人歸、受命而興的盛典。當時周室反對桓公封禪，管仲也不讚成此事，但桓公固執己見，不聽他的勸諫。管仲對周室使臣說：“吾君好勝，可以隱奪，難以正格也。”（第二十四回）於是晚上去見桓公，告訴他說，封禪之典很隆重，需要鄗上之嘉黍，北裏之嘉禾，江淮之“靈茅”，要有東海比目魚，西海比翼鳥，管仲在處事的策略手法上仍然堅持了現實主義的求實精神，在他那裏，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靈活多樣的，他的高明之處，一是能正確對待目的和手段的關係，二是他思路開闊，在手段的設定和選擇上更為靈活實用。
智借眾謀與天力
管仲富於智謀，但他仍然認為：“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第十六回）當初桓公欲拜他為相，他提出的首先條件就是要桓公一並任用隰朋、寧越等“五傑”。為解釋桓公有一次遇到的怪異現象，他重賞招聘到一位名叫皇子的人，借皇子的學識為君解憂。在一次伐宋途中，一位衣帽破爛的牧牛人求見管仲不得，於是托人傳話給管仲說：“浩浩乎白水！”管仲聞及此語，茫然不解，於是向隨軍的愛妾婧請教，婧告訴說：“妾聞古有《白水》之詩雲：‘浩浩白水，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人殆欲仕也。”（第十八回）管仲即命停車召之，及與對談，發現其很有才學，於是馬上作書將其推薦給行軍在後的齊桓公，此人即是後來協助管仲秉政的寧戚。管仲上台後還懸榜於國門，布告國人，征求富強之策。管仲善於借眾人智慧來增益自己或彌補自己的不足，正如齊桓公所評價的，他有“任眾之明”。
管仲不僅廣借眾人之謀，而且善於挖掘內涵於人體中的潛力。管仲曾輔佐子糾，與齊桓公小白爭奪君位，事敗後逃至魯國，齊魯二國多方交涉，最後魯國同意用檻車送管仲歸齊，管仲怕魯國反悔追殺自己，因而製成《黃鵠》之詞，教禦車的役人學唱，其歌悲壯動人，役人學會後邊唱邊走，樂而忘倦，車馳馬奔，一天走兩孤竹，齊軍跟蹤追襲，路遇一山，齊軍鑿山開道，非常勞苦，管仲於是製《上山歌》和《下山歌》兩首，教軍士學唱，大家唱起歌來，你唱我和，忘卻疲倦，勁頭煥發，車行如飛，迅速翻過了山嶺。管仲事後向齊桓公解釋這種樂而忘倦的原因說：“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悅其神者忘其形。”（第二十一回）他認為人的形體受到勞困，必然產生精神上的疲倦，而如果使人的精神感到快樂，就必然忘卻形體的疲勞。管仲能夠唯物而辯證地把握人的形體與精神的關係，他科學地利用精神對形體反作用的規律，在關鍵時刻挖掘出了潛存於人體中的力量，收到了實際的效果。
在圍剿孤竹的戰役中，齊國和無終國軍隊不幸被敵人誘至迷穀。迷穀，當地人又稱旱海，其地山穀險惡，絕無行人，風沙刮起，咫尺不辨，穀路曲折難認，大軍在穀中東衝西撞，盤盤曲曲，全無出路，軍心慌亂。管仲建議說：“臣聞老馬識途。無終與山戎連界，其馬多從漠北而來，可使虎兒斑擇老馬數頭，觀其所往而隨之，宜可得路也。”（第二十一回）桓公依言而行，終於彎彎曲曲，出了穀口。管仲巧妙地利用了老馬的本能之力，救了全軍人的性命。
老馬的本能和人體中的內在潛力均屬自然的能和力，但二者不會自然地顯露出來，服務於特定的目的，管仲深察自然規律，他巧攫天力，為己所用，表現了高超的智慧和天才。
鳥瞰全局：法家思想的萌芽
在天下大亂的春秋前期，管仲為齊國提出了一整套治國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公開打起維護傳統禮儀的旗幟，作為規範人們行動的義廉恥的精神，使人們在大亂的天下有共同的行動綱領和追求目標，他以此作為立國的前提和根本。
第二，堅持愛民的思想原則。管仲主張治國必須堅持愛民的原則，為了保證這一原則，他提出了五項具體指標，即國民的相親程度、繁衍程度、富裕程度、知禮程度和信任程度，對於每項指標的落實，他都提出了相應的措施：“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卿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他認為，在治國中堅持了愛民的原則，才能真正實現對國民的統治和領導。在愛民原則的前提下，管仲還提出了對國民的具體安置方法，他把國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類，主張各類國民世代沿襲，不變其業，以此安定國民，由此保證國家的安穩。
第三，實行內政上的整頓與改革。春秋時的軍事攻守隻針對城郭，而不針對鄙野，於是管仲讓農民住在鄙野，讓士、工、商三類國民住於城郭，並將這些人按區域分為二十一鄉：十五鄉為士，以保證兵源，六鄉為工商，以保證財源。在士鄉中，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裏，四裏為一連，十連為一鄉，五鄉合為一軍，以一家一人計，一軍共一萬人，十五鄉為三軍，共三萬人。管仲還讓士鄉的人世代居住在一塊，平時狩獵練武，互相熟悉，戰時相互配合，生死與共。
第四，繁榮工商業，收稅聚財。管仲提出“銷山為錢、煮海為鹽”，主張發展鹽鐵業，同時還提出“收天下百物之賤者而居之，以時貿易”，主張發展商業。他還提出在商人活動集中的地方建立商閭，以供行商旅途居住。國家對工商實行稅收，以此增加財政收入。
第五，治軍思想。在軍隊建設上，管仲認為“兵貴於精，不貴於多；強於心，不強於力”。他主張把主要精力應放在提高部隊素質、增加軍隊戰鬥力上，而不要放在增加部隊的人數上，認為隻有這樣輕重，可以以劍甲等武器裝備贖罪，這樣以補充武器之不足。
第六，外交方針。管仲提出了“尊周室”“親鄰國”的外交原則，並相應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方針。
第七，精辟深刻的用人思想。管仲和齊桓公有一次議論霸業，桓公問他，作為君主，怎麽樣才會損害於霸業呢？管仲回答：“不知賢，害霸；知賢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複以小人參之，害霸。”（均見第十六回）管仲特別強調領導人的用人對自己事業的影響，他為領導人提出了一種極其深刻的用人思想：領導人不僅要識才，而且要用才；不僅要委用他，而且要放手讓他去幹；不僅要放手讓他去幹，而且要保證不讓小人參與幹擾。管仲把事業的興敗歸結到用人問題上，從而提出了內容深刻的用人思想，這既是齊桓公創立霸業的重要指導原則，也是齊桓公得以成就霸業的重大經驗總結。
適應齊桓公圖霸的雄心，管仲提出了一係列的戰略、策略和治國方針，並在實踐中充分發揮了他處事的獨到智慧。貫穿管仲整個思想的是求實的精神，這些精神和思想成就了齊國的霸業，影響了春秋的趨勢和進程，造就了東周初期的一顆思想政治明星。
管夷吾是春秋時代的一顆政治明星，他圖霸於亂世的一套戰略和策略，他一生政治活動的價值標準和取向，他豐富的智慧和獨到的思維方式，以及成係列的治國思想，都是同時代的人物所不及的。
清晰的戰略頭腦：大處著眼，小處規劃
大亂的春秋需要霸權，管仲一被召見，就向齊桓公提出了圖霸的問題。為了圖霸，他相應提出了強國的方案和恢複綱紀的方針。強國以保證自己有爭霸的雄厚實力，綱紀使自己的政治行為有鮮明的指導思想，二者如圖霸的兩翼相配合。管仲在總體上全麵地把握這些關係，由此提出了“尊王攘夷”的長遠方針。尊王活動使齊國在爭霸中利用了王室的政治影響力，尤其是消弭了政治舞台上的許多敵對力量，並表明了齊國領導集團對禮儀綱紀的率先遵守。攘夷活動使齊國在爭霸的舞台上揚威耀武，在中原諸侯中樹恩樹德。
管仲在戰略上始終將楚國作為爭霸的敵手。當時楚在南方發展很快，幾十年內已滅掉了自己東、南、西邊的許多國家，僭稱王號，兵鋒北指，其勢逼人。不挫敗楚的威風，齊國的霸業無從談起。管仲秉政不久就向桓公指出：“楚，僭國也，地大兵強，吞噬漢陽諸國，與周為敵。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諸侯，非攘楚不可。”（第十九回）為了挫敗楚國的氣勢，可以說管仲作了二十餘年的準備，其間實施了多項活動：第一，在前679年他實施了“欲攘楚，必先得鄭”的方針，派兵攻鄭，扶持十七年前曾被鄭大夫祭足驅逐出國而盤踞櫟城（今河南禹縣）的鄭厲公複位。把東周以來最桀驁不馴的鄭國置於齊國的翼下，掃清了伐楚的通道。之後又與楚國多次爭奪鄭國，力求鞏固這一戰略陣地。第二，救燕伐戎，穩定北方。
前664年，燕國因山戎侵伐而求救於齊，管仲向桓公建議說：“君欲伐楚，必先定戎。戎患既息，乃可專事於南方矣。”（第二十回）
破戎之後，齊國將新辟的五百裏地送與燕國，在北方廣布恩德，有效地鞏固了北方陣地，在戰略上避免了兩麵作戰的被動性。第時而動（第二十回）。他積極支持齊桓公對諸侯恩禮相待，厚往薄來。直到前657年，鄭國因楚患告救，管仲才對桓公說：“君數年以來，救燕存魯，城邢封衛，恩德加於百姓，大義布於諸侯，若欲用諸侯之兵，此其時矣。”（第二十三回）齊國多年在諸侯中廣樹恩德，爭取和團結了諸侯，終於集合了伐楚的八國聯軍。經過二十餘年的準備，在前656年，以齊國為首的聯軍兵抵楚境，與楚國盟師召陵，抑製了楚國向北擴張的勢頭，穩定了齊國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在實施具體的政治行為中，管仲也極有戰略頭腦。前681年，管仲籌謀讓桓公請王命首次組織北杏（今山東東阿縣）會盟，當時齊國初翻霸業，宋君不服，逃會而去，為了成功地討宋，管仲采取了三步戰略，一是鎮服了鄰近的魯國，造成聲勢；二是請王師參戰，造成輿論；三是先禮後兵，派人以外交方式與宋通話，達到使宋服罪請盟的程度即可，那麽，如何能鎮服魯國呢？管仲采取了三項措施：第一，派兵吃掉了魯國的附庸小國遂（今山東肥城南），以重兵壓遂，使魯悚懼。第二，遣使入魯，責其不赴北杏會盟之罪。第三，暗中派人將情況告知魯莊公的母親文薑，因文薑是出嫁於齊國之人，平時極力主張魯莊公親近齊國。魯君內迫母命，外懼兵威，在齊國來使責問時，正好感到有台階可下，於是答書請盟。采取這一係列嚴密的戰略計劃，齊國便製服了魯、宋這兩個較近的大國，在爭霸的進程中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務實的思維
管仲製定軍國大計，常能采取現實的態度。毗鄰楚的兩個小國江、黃（今河南正陽、潢川兩地）不堪楚虐，恰好在齊準備伐楚之必怒，怒必加討。當此時，我欲救，則阻道路之遙；不救，則乖同盟之義。他認為齊既然保護不了江黃，就應該現實地考慮問題，不要把它們納入同盟，否則就會損傷同盟的嚴密性。管仲處事的現實主義態度，在伐楚戰役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齊國原計劃是以伐蔡為名將聯軍部隊集合於上蔡（今河南上蔡西部），給楚國來個措手不及，不料，兵至楚境，楚國早有準備。他料到有人泄露了消息，於是立即調整了軍事行動的目標。他首先向楚使提出了楚國未向周室納貢的所謂罪責，然後逼陘山駐軍，遙張軍勢，擺出要打的架勢，楚國見聯軍逗留不進，疑其有謀，又懼聯軍之眾，於是答應向周室納貢菁茅，管仲於是班師。回軍途中鮑叔牙問管仲；“楚之罪，僭號為大。吾子以包茅為辭，吾所未解。”管仲解釋說：“楚僭號已三世矣，倘責其革號，楚肯俯首而聽我乎？若其不聽，勢必交兵，兵端一開，彼此報複，其禍非數年不解，南北從此騷然矣。吾以包茅為辭，使彼易於共命。苟有服罪之名，亦足以誇耀諸侯，還報天子，不愈於兵連禍結，無已時乎？”（第二十四回）在當時變化了的情況下，如果不打班師，無功而回，勢必貽笑諸侯，損傷齊的霸主地位；但如果好大喜功，堅持硬打，在楚的本土上作戰，實在是成敗難卜，且將遺禍久長。管仲從現實主義的立場出發，把這次軍事行動的目標重定於取得象征性的勝利上。要達到這一目標，就不能向楚提出過高的要求，要考慮楚的接受程度。管仲向楚提出納貢包茅的要求，牽連王室，似乎關係重大，其實隻要一車菁茅，是楚完全能夠接受的條件。
管仲主張齊國在諸侯中廣布恩德，但他最終追求的是對於齊國的實際功效。北戎侵掠邢國，齊桓公會合諸侯於聶北（今山東茌平西），準備立即相救，管仲不讚成立即出兵，他對桓公說：狄寇方張，邢力未竭，敵方張之寇，其勞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相消耗後再出兵救邢。根據這一建議，數國聯軍在聶北等了約兩月，狄兵已攻破了邢國，聯軍方出師趕走了狄兵。這樣，管仲以邢國國破城亡為代價，用極小的力量付出立下了救邢存國的大功大德。管仲在剛執國政時就對桓公建議：“使人以皮幣玩好，鬻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擇其瑕者而攻之，可以益地；擇其淫亂篡弑者而誅之，可以立威。”（第十六回）管仲對齊國政治行為的設計，就是這樣以齊國實際利益為出發點的，事實上，他的救燕伐戎是為了安定齊的北方邊境，他對中原諸國廣布恩義，最終是為了役使各國，他的攘夷有自衛和樹威雙重目的，他號召諸侯尊王，是為了取得諸侯對齊霸主地位的認可等等。管仲的政治目標是現實的、實在的，因而在手段的選用上也是惟實、求實。
管仲無疑是一個重實、求實的人，然而，他沒有自己全新的思想政治綱領，他在政治上打的是維護傳統禮儀的旗號，因而在求實的行動中，不得不顧及對傳統名分的符合，現實的要求和名分的要求各牽動著他，常把他置於二難的境地。例如他所輔佐的公子子糾死後，現實要求他進行政治派別的重新選擇，以圖功業；忠臣的名分要求他從子糾而死。每當遇到這類情況，他都在行為上選擇了對於現實要求的符合；而同時又對名分的要求做出變通的解釋，名分實際上成了他說明自己行為合理性的工具。子糾死於魯國後，子糾的另一個老師召忽悲痛地表示：“為子死孝，為臣盡忠，分也！忽將從子糾於地下”（第十六回），遂即自殺。管仲先前曾與鮑叔牙約定，子糾和小白無論誰上台，他和鮑叔牙二人都要互相薦舉，後來魯國答應將他囚檻送齊時，他急忙趕程，生怕魯國反悔而追殺他，看來他心底裏根本不願意為子糾而死。他見召忽已死，遂表示：“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生臣。吾且生入齊國，為子糾白冤。”事實上，子糾是政治鬥爭的失敗者，無冤可白，管仲回國薦給齊桓公時，發生了同樣的情況，現實要求他輔佐新的君主建功立業，名分則拒絕他複事於故君的仇人，從他與鮑叔牙早先的約定看，他無疑是要做出現實的選擇，但又顧慮於名分的要求，因而下不了決心，而當鮑叔牙提出：“成大事者，不恤小恥；立大功者，不拘小諒”的社會觀念時，他終於答應輔佐齊桓公，因為鮑叔牙的推薦吻合於他追求的現實要求，又為他勉強找到了名分的根據。
管仲在軍國大計的製定上明顯地帶有上述思維方式，他提出的尊王方針，首先是齊國得以號召諸侯、稱霸列國的手段，符合於現實的要求，同時又直接符合於名分的要求。伐楚時向楚提出不向周室納貢的罪名，首先是這種辭令符合爭取象征性勝利的現實要求，同時又符合尊重王室的名分要求。
管仲在政治上打著維護禮儀綱紀的旗號，因而在處事上顧及名分，然而他要在不斷更新的曆史舞台上創立前無古人的霸業，因而首先追逐的是現實的要求。顧其名，求其實，是他處事的特點，是他思維的特點。在他這裏，名分隻是用來為自己的求實行為作辯護的工具，因而他對名分的運用實質上含有自己的目的性和隨意性。
於細微處見精神
與求實的思維特點相聯係，管仲對人的看法不是從抽象的道德觀念出發，而是從人的實實在在的客觀本性出發，把人看成有情有欲的血肉之軀。這樣，他對特定人物的理解就更實際、更準確。
己相府也大建樓台，鮑叔牙認為管仲的這種做法是對桓公奢侈行為的縱容，因而對管仲當麵提出指責，管仲解釋說：“夫人主不惜勤勞，以成功業，亦圖一日之快意為樂耳。若以禮繩之，彼將苦而生怠。吾之所以為此，亦聊為吾君分謗也。”（第二十四回）管仲把齊桓公看成一個現實的人，認為他不僅有自己的事業追求；也必然會有自己的情欲要求，如果以禮儀來束縛桓公的快樂享受，必然會妨礙其事業進取心。管仲把生活快樂與事業成功聯係起來，是要以生活快樂作為人的事業進取的誘餌，以避免桓公的意誌怠惰。同時，管仲以自己的奢侈為君分謗，也意在稍稍向人們證明生活享樂的合理性和情欲表現的自然性。早先，齊桓公曾向管仲表白說，他是一個喜好女色的人，並不無歉意地問管仲，這是否會害及霸業，管仲明確地回答，這不會影響霸業。管仲把這一特點看成是人的內在情欲的自然表現，因而對桓公這方麵的行為從不幹涉和限製，有時甚而慫恿。
齊桓公身邊有三個侍臣，第一個叫豎刁，早年很得桓公歡心，因更想親近於內宮，於是自己作了宮刑進宮服侍桓公，桓公為此愈加憐愛寵信。第二個人物叫雍巫，字易牙，精於烹調之技，桓公有一次開玩笑說他未嚐過人肉的味道，易牙就殺掉自己三歲的長子，將肉炮製後獻給桓公，桓公為此而寵信易牙。第三個人物叫開方，原是衛國太子，因慕桓公之名，遂放棄太子地後萬勿親近上述三人。桓公問：“易牙烹其子，以適寡人之口，是愛寡人勝於愛子，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愛於子，其子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又問：“豎刁自宮以事寡人，是愛寡人勝於愛身，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重於身。其身且忍之，何有於君？”桓公又問：“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於寡人，以寡人之愛幸之也。父母死不奔喪，是愛寡人勝於父母，無可疑矣。”管仲解釋說：“人情莫親於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於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棄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過於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亂國！”（第二十九回）看來，管仲與齊桓公對上述三人有著截然相反的看法，齊桓公認為這些人為了他而烹子、自殘或放棄國君地位，說明是極愛自己的。管仲則拋開了這些表麵現象，他對人物進行分析的立足點有兩條，其一是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其二是認為人的活動都有其目的性。既然人的活動都有自己的目的，那麽這些人烹子、自殘或棄國，必定有另外的所求；而既然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那麽這些人的另外所求必定在於為自身謀取更大的利益，因而，這些人必是野心家無疑。管仲的分析並未到此為止，他進一步認為，人的個體行為統一於他的個體本性。既然上述三人為了自己的所求能夠烹子、自殘或不顧父母，那就證明了他們個體本性的殘忍；而本性殘忍的人要謀取自身的極大利益，實質上是敢加害於任何人的。管仲因而提醒桓公，一定不要接近上述三人。管仲死後，齊桓公並沒有真正按管仲的囑咐去辦，桓公臨終時，這三人果然在朝中興風作浪，引發了齊國的大內亂。當桓公最終被易牙和豎刁等人封鎖於宮室，饑渴交迫、無人照應時，他想起了管仲的囑咐，長歎道：“仲父不亦聖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寡人不明，宜有今日。”（第三十二回）齊桓公最終承認了管仲對三人分析的正確性。
度。在齊桓公組織的一次諸侯會盟上，鄭文公派兒子子華代替自己參加，子華私下密告桓公；請齊國出麵除掉父親身邊的三個執政大夫，管仲見子華受命會盟，暗地裏卻背著父親另作打算，認為幹這種事的必是奸佞之徒，於是讓桓公拒絕子華之請，最後有意將此事泄露出去，借鄭國之刀殺掉了子華。
管仲從現實的立場看待人，他把人的情欲看成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現，他以人的客觀本性為前提去分析人的個性品格，這是他的求實精神在人的問題上的體現，是他現實主義處事原則的深化。
左右逢源的五項絕招
從求實的原則出發，管仲善於在處事上運用靈活的策略手段。大體有如下幾種：第一，示威懼鄰。鄰近齊國的鄣久不服齊，桓公欲派兵滅之，但鄣與齊乃同一先祖，滅之有礙大義，管仲建議說：“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軍巡視紀城，示以欲伐之狀，鄣必畏而來降。是無滅親之名，而有得地之實矣。”（第二十回）紀城是齊國在齊襄公執政時滅掉的紀國，桓公用管仲之謀，鄣君果然畏懼求降。齊國運用靈活的策略手段達到了製服鄣國的目的。管仲運用軟硬兼施、內外配合和先打後拉的手段製服魯莊公，也是靈活策略的一次運用。
第二種，小題大作。伐楚時，管仲原計劃以討蔡為名，將諸侯之兵集合於上蔡，準備打楚個措手不及，然而蔡國與齊國沒有直接的利害衝突，伐蔡師出無名。於是管仲提出，蔡國和齊桓公有私仇。原來，蔡穆公的妹妹早先曾嫁給齊桓公為第三夫人，桓公深恨之。管仲借這件事大作文章，其實是伐楚的一部分策略。
第三，泄謀借刀。鄭文公的兒子子華密謀借齊國之力消除父黨。管仲深惡其為人，拒絕了子華之請，然後又故意將子華對齊桓公講過的話泄露給鄭國人。子華一回到國中，鄭文公就宣布其為賣國逆子，將子華囚而殺之。管仲用泄密的手法借刀殺人，既對鄭文公表示了齊國的坦率忠誠，立信於諸侯，又防止了因子華嗣位而可能形成的齊鄭之隙。
第四，軟逼天子。有一次齊使入周，察覺到周惠王有廢掉世子鄭而傳位於次子帶的意圖，但惠王從未明言。為了維護世子鄭的地位，從而在王室培植親齊勢力，管仲為桓公定計軟逼周王。
於是齊桓公約眾諸侯聯名奏表於周王，聲稱“諸侯願見世子，請世子出會諸侯”，因為此事名正言順，難以推辭，周王隻得許諾，桓公便在首止（又名首戴，今河南睢縣東南）與眾諸侯迎請世子鄭，並故意做出留戀不舍、極力擁戴的表示，周惠王心不悅而口難言。
惠王臨終前後，眾諸侯又各派本國大夫連轂入周請見新王，終於逼周臣扶周襄王子鄭上台。管仲在此事上讓眾諸侯極力做出擁戴世子的表示，他的考慮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雖欲廢立，亦難行矣。”（第二十四回）
第五，隱奪君意。伐楚之後齊國名聲大震，葵丘會盟，更使齊國的霸業達到了鼎盛，這時，齊桓公自以為功高無比，欲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封禪”之事。封禪乃是封泰山以祭天，禪梁父山（在今山東泰安東南）以報地。古人作為天與人歸、受命而興的盛典。當時周室反對桓公封禪，管仲也不讚成此事，但桓公固執己見，不聽他的勸諫。管仲對周室使臣說：“吾君好勝，可以隱奪，難以正格也。”（第二十四回）於是晚上去見桓公，告訴他說，封禪之典很隆重，需要鄗上之嘉黍，北裏之嘉禾，江淮之“靈茅”，要有東海比目魚，西海比翼鳥，管仲在處事的策略手法上仍然堅持了現實主義的求實精神，在他那裏，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靈活多樣的，他的高明之處，一是能正確對待目的和手段的關係，二是他思路開闊，在手段的設定和選擇上更為靈活實用。
智借眾謀與天力
管仲富於智謀，但他仍然認為：“大廈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闊，非一流之歸也。”（第十六回）當初桓公欲拜他為相，他提出的首先條件就是要桓公一並任用隰朋、寧越等“五傑”。為解釋桓公有一次遇到的怪異現象，他重賞招聘到一位名叫皇子的人，借皇子的學識為君解憂。在一次伐宋途中，一位衣帽破爛的牧牛人求見管仲不得，於是托人傳話給管仲說：“浩浩乎白水！”管仲聞及此語，茫然不解，於是向隨軍的愛妾婧請教，婧告訴說：“妾聞古有《白水》之詩雲：‘浩浩白水，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人殆欲仕也。”（第十八回）管仲即命停車召之，及與對談，發現其很有才學，於是馬上作書將其推薦給行軍在後的齊桓公，此人即是後來協助管仲秉政的寧戚。管仲上台後還懸榜於國門，布告國人，征求富強之策。管仲善於借眾人智慧來增益自己或彌補自己的不足，正如齊桓公所評價的，他有“任眾之明”。
管仲不僅廣借眾人之謀，而且善於挖掘內涵於人體中的潛力。管仲曾輔佐子糾，與齊桓公小白爭奪君位，事敗後逃至魯國，齊魯二國多方交涉，最後魯國同意用檻車送管仲歸齊，管仲怕魯國反悔追殺自己，因而製成《黃鵠》之詞，教禦車的役人學唱，其歌悲壯動人，役人學會後邊唱邊走，樂而忘倦，車馳馬奔，一天走兩孤竹，齊軍跟蹤追襲，路遇一山，齊軍鑿山開道，非常勞苦，管仲於是製《上山歌》和《下山歌》兩首，教軍士學唱，大家唱起歌來，你唱我和，忘卻疲倦，勁頭煥發，車行如飛，迅速翻過了山嶺。管仲事後向齊桓公解釋這種樂而忘倦的原因說：“凡人勞其形者疲其神，悅其神者忘其形。”（第二十一回）他認為人的形體受到勞困，必然產生精神上的疲倦，而如果使人的精神感到快樂，就必然忘卻形體的疲勞。管仲能夠唯物而辯證地把握人的形體與精神的關係，他科學地利用精神對形體反作用的規律，在關鍵時刻挖掘出了潛存於人體中的力量，收到了實際的效果。
在圍剿孤竹的戰役中，齊國和無終國軍隊不幸被敵人誘至迷穀。迷穀，當地人又稱旱海，其地山穀險惡，絕無行人，風沙刮起，咫尺不辨，穀路曲折難認，大軍在穀中東衝西撞，盤盤曲曲，全無出路，軍心慌亂。管仲建議說：“臣聞老馬識途。無終與山戎連界，其馬多從漠北而來，可使虎兒斑擇老馬數頭，觀其所往而隨之，宜可得路也。”（第二十一回）桓公依言而行，終於彎彎曲曲，出了穀口。管仲巧妙地利用了老馬的本能之力，救了全軍人的性命。
老馬的本能和人體中的內在潛力均屬自然的能和力，但二者不會自然地顯露出來，服務於特定的目的，管仲深察自然規律，他巧攫天力，為己所用，表現了高超的智慧和天才。
鳥瞰全局：法家思想的萌芽
在天下大亂的春秋前期，管仲為齊國提出了一整套治國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公開打起維護傳統禮儀的旗幟，作為規範人們行動的義廉恥的精神，使人們在大亂的天下有共同的行動綱領和追求目標，他以此作為立國的前提和根本。
第二，堅持愛民的思想原則。管仲主張治國必須堅持愛民的原則，為了保證這一原則，他提出了五項具體指標，即國民的相親程度、繁衍程度、富裕程度、知禮程度和信任程度，對於每項指標的落實，他都提出了相應的措施：“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斂，則民富矣。卿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他認為，在治國中堅持了愛民的原則，才能真正實現對國民的統治和領導。在愛民原則的前提下，管仲還提出了對國民的具體安置方法，他把國民分為士、農、工、商四大類，主張各類國民世代沿襲，不變其業，以此安定國民，由此保證國家的安穩。
第三，實行內政上的整頓與改革。春秋時的軍事攻守隻針對城郭，而不針對鄙野，於是管仲讓農民住在鄙野，讓士、工、商三類國民住於城郭，並將這些人按區域分為二十一鄉：十五鄉為士，以保證兵源，六鄉為工商，以保證財源。在士鄉中，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裏，四裏為一連，十連為一鄉，五鄉合為一軍，以一家一人計，一軍共一萬人，十五鄉為三軍，共三萬人。管仲還讓士鄉的人世代居住在一塊，平時狩獵練武，互相熟悉，戰時相互配合，生死與共。
第四，繁榮工商業，收稅聚財。管仲提出“銷山為錢、煮海為鹽”，主張發展鹽鐵業，同時還提出“收天下百物之賤者而居之，以時貿易”，主張發展商業。他還提出在商人活動集中的地方建立商閭，以供行商旅途居住。國家對工商實行稅收，以此增加財政收入。
第五，治軍思想。在軍隊建設上，管仲認為“兵貴於精，不貴於多；強於心，不強於力”。他主張把主要精力應放在提高部隊素質、增加軍隊戰鬥力上，而不要放在增加部隊的人數上，認為隻有這樣輕重，可以以劍甲等武器裝備贖罪，這樣以補充武器之不足。
第六，外交方針。管仲提出了“尊周室”“親鄰國”的外交原則，並相應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方針。
第七，精辟深刻的用人思想。管仲和齊桓公有一次議論霸業，桓公問他，作為君主，怎麽樣才會損害於霸業呢？管仲回答：“不知賢，害霸；知賢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複以小人參之，害霸。”（均見第十六回）管仲特別強調領導人的用人對自己事業的影響，他為領導人提出了一種極其深刻的用人思想：領導人不僅要識才，而且要用才；不僅要委用他，而且要放手讓他去幹；不僅要放手讓他去幹，而且要保證不讓小人參與幹擾。管仲把事業的興敗歸結到用人問題上，從而提出了內容深刻的用人思想，這既是齊桓公創立霸業的重要指導原則，也是齊桓公得以成就霸業的重大經驗總結。
適應齊桓公圖霸的雄心，管仲提出了一係列的戰略、策略和治國方針，並在實踐中充分發揮了他處事的獨到智慧。貫穿管仲整個思想的是求實的精神，這些精神和思想成就了齊國的霸業，影響了春秋的趨勢和進程，造就了東周初期的一顆思想政治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