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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莊公：小國大誌成就顯赫一方
鄭莊公（前757——前701年），名寤生，鄭國第三代國君，前743至前701年在位，他的祖父鄭桓公是周宣王之弟，受封於鄭（今陝西華縣東），周幽王時任司徒，在西周末的驪山之難時為其間兼並鄶（今河南密縣東南）和東虢（今河南滎陽東北），建立鄭國，並設關築城，鄭自此逐漸強大。鄭莊公繼位後，仍代父為周卿士，但他把主要精力用於主持本國國事上。
自周平王東遷後，周室衰弱，諸侯國逐漸強大，鄭莊公以周朝卿士和諸侯國君的雙重身份活躍於政治舞台上，他憑借自己的智謀和權術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對當時社會政治趨勢的演化起了相當的促進作用。
巧扮雙重身份
周朝遭犬戎之亂而東遷，已經到了不靠諸侯國的救護就不能自保的地步，喪失了往日的氣魄和威望。犬戎之亂又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破除了人們對周朝的迷信，向社會公開展現了禮儀製度的虛弱和強力的重要。在當時，要想號召列國，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為，依靠周室是絕對不行的，必須要有自己的實力。
鑒於這些情況，鄭莊公把自己事業的立足點堅決地放置於鄭國，不惜與自己的弟弟、母親以武力相對抗，與周天子鬧翻也決不動搖，他以極大的精力經營自己的國家，終使鄭國成為東周初期嶄露頭角的諸侯國。
鄭莊公要發展自己的國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條件的製約。
鄭處於四戰之地，南有蠻楚、北有強晉、西有東周，鄭國無法與之爭鋒，隻能向東發展，而東鄰衛、曹、魯、宋、陳、蔡諸國中，宋國國大爵尊，在東方小國中又有號召力，是鄭國發展的嚴重障礙。鑒於這種情況，鄭莊公把向外用武的目標定於宋國，這是在當時情況下的最佳戰略。為了實現對於宋國的軍事勝利，鄭莊公實行了製和包圍，他幾次和齊、魯二君約會，在攻取宋國的郜、防二邑後將其送給魯國，都是為了鞏固三國的同盟關係。第二，假借王命伐宋，號召列國。鄭是一個新起的小國，在諸侯中未孚眾望，但鄭莊公是周朝卿士，具有特殊的身份，於是莊公宣稱宋公久缺朝貢，自己以卿士的身份，承王命率兵討伐。鄭國通過這種方式糾合了更多的國家，又形成了對宋國的輿論壓力，事後還對不追隨出兵的許、鄖（今山東寧陽東北）小國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訓，幾乎滅掉許國。第三，扶植宋國內部的反對勢力。宋國前君主的兒子公子馮出奔到鄭，宋國曾為此出兵討之，鄭莊公對公子馮采取保護措施，厚相招待。宋國在一次內亂後，國人欲迎立公子馮為君，公子馮臨行前，泣拜於鄭莊公之前表示，自己返國後，“當世為陪臣，不敢貳心”（第八回）。
在鄭莊公的執政期內，鄭國確實取得了對宋國的勝利，但鄭國又從來無力吃掉宋國，這種和平勝利是鄭對於宋所能取得的惟一形式的大勝利，這裏，不利的政治地理環境起了決定的作用：鄭處在幾個大國之間，又幾乎無險可守，即使某一天有力吃掉宋國，那相鄰的大國也絕不會坐視其崛起，必然要以武裝幹涉的形式使鄭回到自顧不暇的地步。
事實上，到了春秋中後期，南北大國為了爭霸天下而鬥武，帶，因而各需鄭國以屏障的角色存在於自己身邊，但它們又要打擊對方、示威於天下，因而鄭就成了經常的用兵之地。鄭莊公之後有幾世執政，常常是朝晉暮楚，實在是源於地理環境的不得已所為。而這是鄭莊公本人所不曾料及的。
活躍於政治舞台上的鄭莊公還有一個如何對待周天子的棘手問題。作為周朝卿士，他應當盡忠於王室，他是諸侯矚目和敬重的人物，但他把自己事業的立足點放在對本國的經營上，要兼並、擴張，要破壞周朝既定的實力劃分，甚而要憑實力號召列國，那必然和周室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他既要利用卿士的角色，又不願恪守卿士的本分，這種矛盾的處境和心態決定了他對周天子在總體上采取的是又打又親的手段。當王室要限製他的發展和自由時，就打擊王室；當這種打擊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自己的需要時就親近王室，打擊王室是為了抵製王室對自己的限製，是為了向列國示威；親近王室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卿士身份，或保持自己對若幹國家的號召力。他為了防止國內反叛而久不入周供職，但當聞知周平王欲分政於虢公時即日駕車入周，可見他即使在坐鎮守國的危急時刻也密切注視著朝中動靜，他經營鄭國，同時又不願放棄周政。他和周平王交換人質，既可以施恩於太子，作為親近王室的手段，又可以加害於太子，作為打擊王室的手段。周桓王辭他回國後，他派兵搶收周地糧食，事後又準備親去謝罪修好（見第五回）。假王命伐宋是利用卿士身份而對卿士本分的嚴重背離。桓王親討莊公的假命之罪，莊公怒氣相待，而當大將射傷桓王，周兵潰退時，鄭軍急忙鳴金收軍，莊公又派人去王師稽首謝罪，要“天王憐而赦之”（第九回）！
鄭國要發展，對周王不打不行，不親也不行。鄭莊公對周王又打又親的手法，對鄭國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對周用的有效性。這是他能夠預料但卻無法避免的矛盾。
鄭莊公在率軍襲擊戴城，繼而擊潰宋、衛、蔡三國聯軍後，舉行了一次隆重的慶祝會，他自信十足地問大臣：“寡人賴天地祖宗之靈，諸卿之力，戰則必勝，威加上公，於古之方伯如何？”（第七回）方伯，即一方之長，是古代諸侯中的領袖之稱。莊公此語，吐露了他的誌向，表達了一生事業的追求目標，正是為實現這種誌向和目標，他做出了極為艱苦的努力。
夾縫中圖霸的智慧
在政治鬥爭的具體環節上，鄭莊公憑借他豐富的經驗和高超的智力，常常能準確預料事情的變化趨向，從而提早製定出應付的策略，使自己一方在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還在自己的弟弟段與母親薑氏沆瀣一氣謀圖作亂時，手下大臣勸他當機立斷，予以製裁，他私下對親信講：“寡人籌之熟矣！段雖不道，尚未顯然叛逆。我若加誅，薑氏必從中阻撓，徒惹外人議論，不惟說我不友，又說我不孝。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為，彼恃寵得誌，肆無忌憚。待其造逆，那時明正其罪，則國人必不敢助，而薑氏亦無辭矣。”
（第四回）他料定了段多行不義必自斃的結局，果然，在莊公與段公開對抗時，段賴以作亂的京城（今河南滎陽市東南）百姓都不滿於段的所為，段逃奔共城（今河南輝縣），後兵敗自殺。莊公又乘勝追擊段的兒子滑於衛國，衛桓公懼而謝罪。有一次，鄭莊公忽然聽到了衛公子州籲殺死衛桓公而自立為君的消息，不覺長歎道：“吾國行且被兵矣！”群臣問何以預料得到，莊公回答說：州籲素好弄兵，今既行篡逆，必以兵威逞誌。鄭衛素有嫌隙，其試兵（每乘約計三十人），將鄭東門圍得水泄不通，形勢非常嚴重。鄭莊公向群臣問計，大家言戰言和，紛紛不一，莊公笑著說道：“諸君皆非良策也。州籲新行篡逆，未得民心，故托言舊怨，借兵四國，欲立威以壓眾耳。魯公子翬貪衛之賂，事不由君，陳蔡與鄭無仇，皆無必戰之意。隻有宋國忌公子馮在鄭，實心協助。吾將公子馮出居長葛，宋兵必移。再令子封引徒兵五百，出東門單搦衛戰，詐敗而走。州籲有戰勝之名，其誌已得，國事未定，豈能久留軍中，其歸必速。吾聞衛大夫石碏，大有忠心，不久衛將有內變，州籲自顧不暇，安能害我乎？”（第五回）在這裏，鄭莊公首先分析了五國各自出兵的動機和要達到的目的，認為需要對付的隻有宋衛二國，然後提出兩項退兵之策，其一是將公子馮移居長葛，以此引開宋兵；其二是以詐敗形式造成衛國戰勝之名，促其速歸。鄭莊公既沒有真正出戰，也沒有乞和，他以兩項決策輕而易舉地瓦解了五國聯軍，解除了國家的危難。他料到州籲執政的衛國必有內變，後來衛石碏大義滅親，誘殺了州籲及其追隨人均如莊公所料。
鄭莊公對五國聯軍的分析及其對付的策略，顯示了他敏銳的洞察力和政治鬥爭的豐富經驗。
鄭莊公率兵假命伐宋時，宋國為了自救，分兵一支聯合衛國去攻打鄭國本土，宋將孔父嘉聞知鄭莊公正離宋返鄭，怕自己腹背受敵，遂準備借路於戴，返回宋國，戴人疑宋國來攻襲自己，閉門不開，兩家攻守對抗、相持不下。鄭莊公回國途中聞知此訊，笑著說：“吾固知二國無能為也！然孔父嘉不知兵，烏有自救而複遷怒者？吾當以計取之。”（第七回）當即令四將受計，秘密往戴城進發。鄭將公子呂假稱領兵救戴，莊公本人藏於軍中，戴國開門納入後，鄭軍即將戴君逐出，奪了戴城，之後，鄭國其他三將在城外從三麵包圍了宋、衛之兵，幾乎將其全殲。這次戰鬥中，莊公巧施時，是因為鄭莊公運用了兩個法寶，一個是妙計製敵，一個是外交勝利。而兩個法寶的運用都需要領導人高超的智謀和料事能力，這均是鄭莊公的得心應手之處。鄭莊公在一生的用武中，沒有打過敗仗，這是極少見的情況。莊公在晚年擊敗王師後，周桓王準備傳檄四方，共討莊公之罪，虢國林父勸諫說：“諸侯自陳、衛、蔡三國而外，莫非鄭黨。”（第九回）認為其他國家不會棄鄭而從周，可見莊公的外交活動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莊公長於料事和智謀，但對一件關係鄭國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卻無法應付其所料。他有十一個兒子，世子為忽，而他所偏愛的兒子突有才智，而且是一個不安居人下的人，為了維護身後的鄭國政局，他忍痛讓突出居於宋，他料到這種安排仍然不足以消除突對鄭國政局的威脅，臨死前哀歎道：“鄭國自此多事矣！”（第十回）這種哀歎反映了他對身後內亂的預察和對這種預察結果的無能為力。
善以無欲掩大欲
鄭莊公富於智謀，當殘酷的政治鬥爭需要時，他會把自己的真實感情隱藏起來而以相反的形式表達，過多的智謀必然轉化為對他人的欺詐。例如，他明明想要除掉段的叛逆，平時卻縱容不咎，姑息養奸，好在段罪惡昭著時徹底鏟除，以塞國人和母親之口；他久不朝周，明明是一直注視著段的所為，準備瞅機會消滅之，而當大臣一再向他提出製裁段時，他卻佯裝不解，對大臣說：“段乃薑氏之愛子，寡人之愛弟，寡人寧可失地，豈可傷兄弟之情，拂國母之意乎？”（第四回）為了引誘段反叛，他假傳自己要往周朝麵君輔政，薑氏聞信大喜，立即給段寫密信一封，約其興兵襲鄭，當段在共城自殺後，莊公撫段之屍大哭道：“癡兒何至如此！”似乎這樣的結局不是他所希望的。周桓王一上台就辭他離周回國，他為此怨恨不已，可見他對周室的職位還是很留戀的，但當他在先前聽到周平王欲用虢公替代自己的職務時，立即去周王麵前提出辭呈，並且認真地對平王講：“夫政者，王之政也，非臣一家之政也。用人之柄，王自操之。”（第五回）他料定當時虢公尚不敢替代自己，而周王也不敢舍棄自己，他做出辭呈的表示，既是在考察周王的反應，更是要表明自己在周室的不可替代性。
莊公率兵伐宋，明明是實現自己戰略目標的必要步驟，是自己的主張，但他卻布告天下，大張旗鼓地宣傳這是周王的決定，似乎自己隻是在忠實地執行周王的命令，沒有絲毫私欲摻雜其間，假命伐宋當時是對世人的一次大欺詐。鄭、齊、魯三國聯軍攻取了宋國的郜、防兩邑，這時莊公接到了國內關於宋、衛來攻的告急文書，他即時傳令班師，齊、魯兩國的隨軍大將親到軍營來見莊公詢問班師原因，莊公隱下宋衛侵鄭的實情，隻說：“寡人奉命討宋，今仰仗上國兵威，割取二邑，已足當削地之刑矣。賓君上爵，王室素所尊禮，寡人何敢多求？所取郜防二邑，齊魯各得其一，寡人毫不敢私。”（第七回）齊將覺得鄭國以王命征師，自己隻是隨從，遂固辭不受城邑，莊公便將二邑一並送魯。齊將回國向齊君匯報了這些情況，齊公以為莊公公平之至，稱歎不已。後來，鄭莊公策劃與齊魯二君一同率兵攻許，許君逃奔，齊公遂提議將許國土地讓給魯國，魯公堅辭不受，齊公又提議將許地讓給鄭國，莊公滿念貪許，但因見齊魯二君推讓，隻得佯裝推脫。恰有許大夫領著許君幼弟進前叩首乞哀，要求找個為許君祖宗安置廟祀的地方，齊魯二君顯出憐憫之意，鄭莊公見此情景，將計就計，遂轉口說道：“寡人本迫於王命，從君過罪，若利其土地，非義舉也。”並進一步提出（第七回）於是把許分為東西兩半，東邊讓新君居之，西邊派鄭國的一位大夫駐守，名為助許，實是監守。齊魯二君不知其中就裏，以為處理妥當，稱善不已。鄭莊公通過許多詐術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無求無欲的人物，表麵上的無欲掩蓋著內心極高的追求。
禮賢下士的精神
在和部下的關係上，鄭莊公有自己的特點。首先，他極為尊重部下的意見和感情，每遇一個重大的問題，他一般都有自己的考慮，但在做出決策前多要征求大臣們的意見，大臣們有好的主張，他都樂於采納，如平段之叛和追滑至衛是采納了公子呂的意見，奪食於周和假命伐宋等是采納了祭足的意見，掘地見母和征討許郕是采納了潁考叔的意見，對抗王師並排陣取勝是接受了公子元和高渠彌的意見等等。如果大臣們提不出更好的主張或來不及征求他們的意見，他才按自己的考慮去辦。如退五國聯軍、撤宋之圍和分裂許國等都是按自己的考慮行事。在鄭莊公執政期間，鄭國領導集團內的民主空氣是較濃的，如追滑入衛、搶收周禾、計退聯軍和抵禦王師等事件進行之前，大臣們都進行過激烈的辯論，各抒己見，鄭莊公的態度是有善則從。
莊公還注意尊重部下的感情，鄭齊早年的石門之會上，齊公主動提出願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鄭世子忽，鄭莊公回國後征求忽本人的意見，忽推辭說：“鄭小齊大，大小不倫，孩兒不敢仰攀。”（第五回）莊公勸兒子說，若與齊國結為婚姻，以後有事情還可以仰仗，不應該辭掉這門親事，忽回答：“丈夫誌在自立，豈可仰仗於婚姻耶？莊公為兒子有這樣的誌氣而高興，遂不強求應親。後來世乃受室而歸，外人必謂我挾功求娶，何以自明？”再三拒絕。忽回國後將辭婚之事告知父親，莊公表示：“吾兒能自立功業，不患無良姻也。”（第八回）鄭齊聯姻，從政治利益的角度考慮有極大的好處，但由於世子本人拒絕，莊公也采取了不幹涉的態度，他完全尊重當事人本人的意願。公子呂病逝後，正卿位缺，莊公欲用高渠彌繼任，世子忽密諫道：“渠彌貪而狠，非正人也，不可重任。”（第七回）莊公點頭同意。莊公覺得，今天自己所提拔的人，正是日後世子所要長期使用的人，若違背世子意願而提拔一個人，必然影響日後君臣間的關係，埋下君臣不和的禍種，於是他改變了原來的人事安排，任祭足為上卿。莊公臨終前召來祭足，商量說他想將君位傳給兒子突，征求祭足的意見，祭足對莊公說，世子忽的地位不能改變，最後表示：“廢嫡立庶，臣不敢奉命。”（第十回）莊公遂下決心傳位給世子，並使子突出居宋國。莊公的考慮是，無論哪一個兒子繼位，都必須靠祭足的扶立、輔政，祭足不同意的人，即使把他立為世子，身後也難以上台；即使上台了，也不會長久，在嗣位問題上尊重顧命大臣的意見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鄭莊公對待部下的另一個特點是頻繁地予以嘉獎，不斷鼓勵他們的進取心。祭足為他連續製定了一套假命伐宋的方案，他當麵表示：“卿之謀事，可謂萬全。”之後又拍著祭足的肩說：“卿真智士也！寡人一一聽卿而行。”（第六回）上卿公子呂病逝後，他哀痛道：“子封不祿，吾失右臂矣！”（第七回）乃厚恤其家，祿其弟公子元為大夫，他通過體恤死者而鼓勵生者。公子元提出了抵禦王師的戰鬥方案，莊公即嘉獎道：“卿料敵如指掌，呂不死矣！”（第九回）及打敗王師後，他深嘉公子元之功，為之築城於櫟邑（今河南禹縣）使其居守，作為鄭國別都，並對諸大夫各有獎賞。莊公在伐許前，為選先鋒而進行了一場帶有獎勵的比賽，潁考叔中選，他當第一功，並殺牛饗士，後來退軍時又將攻取的二城送魯，表示以此“酬公子老挑首功之勞”（第七回）。莊公從不吝於嘉獎，正是通過頻繁的獎勵，他不斷挖掘出部下的積極主動性。然而有一次例外，在抗擊王師的戰鬥中，鄭將祝聃一箭射中周王左肩，對戰鬥的勝利起了極大的作用，但在獎勵有功人員時，惟祝聃之功無賞，祝聃將這種不公平當麵講給了莊公，莊公解釋說：“射王而錄其功，人將議我。”（第十回）祝聃忿恨不已，疽發於背而死，而在祝聃死後，莊公私下厚賜其家，並命厚葬祝聃。可見，在獎勵問題上，莊公把握著以下幾個基本的原則：第一是獎勵的頻繁性、及時性和針對性；第二是對本國臣下以精神獎勵、口頭嘉獎為主，對他國之勞以物質獎賞為主；第三是不搞有任何消極後果的獎勵。
鄭莊公多方獎勵部下，但他獎勵的僅僅是部下的進取心，他對臣下發展個人勢力的事情極為反感。他的弟弟段曾以射獵為名在外招兵買馬，上卿公子呂建議予以製裁，理由是：“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第四回）即認為為臣的不應該有私人武裝，莊公對這一觀點事實上是接受了的。有一次，世子忽對莊公講：“渠彌與子亹私通，往來甚密，其心不可測也。”（第八回）子亹是莊公的另一兒子，莊公聽了世子忽的反映，即召來高渠彌當麵給予指責。莊公所要求的是部下對他的忠誠和袒露，超出這種範圍，他就會給予製裁和批評。
傳統禮教的反叛者
鄭莊公出身於世家貴族，他熟知傳統禮教，但又不滿傳統禮教，他是春秋政治舞台上桀驁不馴、最先反叛禮教的人物。傳統弟的叛亂，鄭莊公辭別母親，假稱往周，其實卻往廩延（在今河南延津東北、古黃河南）準備圍殲叛軍。叛亂平息後，他將母親與段的往來書信轉送薑氏觀看，命人將她送往潁地安置，並傳話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第四回）人死了被葬於地下，才見到黃泉之水，鄭莊公的話對母親沒有一點客氣。後來在諫臣潁考叔的說服和感化下，對他母親又作了重新安置。在與周王的關係上，他和傳統禮教離得更遠。除過搶收周禾和假命伐宋外，周鄭交質和射王中肩兩件事極大地震動了列國，周天子第一次在戰場上敗給了曾向自己納貢稱臣的諸侯國君，蒙上了奇恥大辱，從此，周室對諸侯國的非禮所為隻能苟且隱忍，而不敢妄加幹涉。例如，後來齊宋等四國伐衛，周莊王欲出兵救衛，朝中大臣多不讚成，他們的理由是：“王室自伐鄭損威以後，號令不行，今齊……不可敵也。”“伐鄭之役，先王親在軍中，尚中祝聃之矢，至今兩世，未能問罪，況四國之力，十倍於鄭。”（第十四回）周朝君臣援引周鄭交戰之事，完全放棄了對諸侯行為的幹預。而有些諸侯國也援引射王事件，公然蔑視王室，僭越禮儀。例如地處南方的楚君熊通當時請周桓王給他封以王號，桓王不同意，熊通斥責周王說：“鄭人射王肩，而王不能討，是無罰也，無賞無罰，何以為王！”
蔑視王室的先河。
鄭莊公是一個不安於本分的人物，他懷大誌於胸，不屑於在傳統禮教所允許的狹小空間窒息自己旺盛的活動力，他要在廣闊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地顯現自己，要衝破對自己個性的束縛和限製，因而要反叛禮教。然而，他生長和活動於禮教意識極為濃厚的社會，他個人能夠掌握的力量又一時有限，因而又必須在許多方麵借助於禮教的作用力：例如母親薑氏曾請求將製邑（今河南滎陽市汜水鎮，又名虎牢）封給段，而製邑地勢險要，先前曾有大臣居之造反的先例，莊公不想予段，於是對薑氏講：“製邑岩險著名，先王遺命，不許分封。”（第四回）對付薑氏，隻能打出先王旗號，借助於恪守先王遺命的禮教；後來實施伐宋的戰略目標，為了糾集更多的國家相助，他又假傳周王之命，借助於“奉天討罪”的禮教。因為這個原因，他對傳統禮教又有所讓步和屈服。例如他已發誓和母親再不相見，但不久後悔，最後作了重新安置；他將周太子留質於鄭，在鄭厚加相待；他搶收周禾、射王中肩，二事之後都向周王謝罪道歉；他對射王中肩的肇事人祝聃勞而不賞，以示無功。鄭莊公對傳統禮教的反叛是不徹底的，他對禮教的讓步和屈服，既是一種政治策略，又體現著他所能達到的思想境界。
在春秋初期，敢於在政治舞台上充當傳統禮教的叛逆先驅，需要巨大的精神勇氣。鄭莊公叛逆意識的萌發和形成有其個人環境和經曆上的原因：鄭莊公是他母親在睡夢中生下的，薑氏睡醒方覺，吃了一驚，故為他取名寤生，心中有不快之意。莊公的弟弟段生得一表人才，深得薑氏寵愛，莊公自然從小受到母親的冷遇，和母親缺乏正常的溝通和理解，無論是對於作為自己孝敬對象的母親薑氏，還是作為自己盡忠對象的國母薑氏，他都少有感就了他自尊自傲的性格，他不會過分地壓抑自己，對誘導自己實行自我壓抑的傳統禮教必然產生不滿，而一旦他具備了力量，就要公開反叛。從個人經曆方麵來講，鄭莊公親眼看到了西周敗亡的事實；耳聞了西周末王室政治的昏暗，他自繼位以來，又繼父職為周朝卿士，參與周朝最高統治層的決策和管理，他和周王同朝共事，喪失了人們普遍具有的對於天子的迷信感，他甚而自信周王的能力趕不上自己，他看到了傳統禮教並不是神聖的，故而有勇氣反叛。
鄭莊公在思維方式上能夠跳出傳統的窠臼，他早年與母親關係不和，自然受其壓製不少，但他對自己的兒子則不是把這種關係移植過來，而是寬大為懷。例如對世子忽的婚事，他隻講清利害，表明自己的意見，而不加包辦和幹涉。莊公一執政，就受到弟弟段的威脅，他嚐到了這種苦頭，於是在臨終前把最有篡位可能的愛子突安置於別國，他不希望發生於自己一代的悲劇重演於下一代。能跳出傳統的窠臼，這是鄭莊公思維品格的一大優點，也是他身上叛逆意識得以形成的主觀因素。
鄭莊公在春秋初的政治舞台上風雲了一生，他以稱霸諸侯為目標，憑借自己富有的智謀和獨特的性格在身邊掀起了不少的波瀾，確也稱雄一時，然而正像諫臣潁考叔曾當麵指出的那樣，他尚是一個不夠格的“方伯”（見第七回）。盡管如此，他對當時曆史演進的促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他對周室的不敬和打擊加速了天下王綱不振、禮崩樂壞局麵的形成；他倡導的稱霸之風被齊桓公、晉文公發揚弘大，成了春秋時代的顯著標誌；他的智謀、能力和思維品格對後來之人也有不少的啟迪。
自周平王東遷後，周室衰弱，諸侯國逐漸強大，鄭莊公以周朝卿士和諸侯國君的雙重身份活躍於政治舞台上，他憑借自己的智謀和權術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對當時社會政治趨勢的演化起了相當的促進作用。
巧扮雙重身份
周朝遭犬戎之亂而東遷，已經到了不靠諸侯國的救護就不能自保的地步，喪失了往日的氣魄和威望。犬戎之亂又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破除了人們對周朝的迷信，向社會公開展現了禮儀製度的虛弱和強力的重要。在當時，要想號召列國，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為，依靠周室是絕對不行的，必須要有自己的實力。
鑒於這些情況，鄭莊公把自己事業的立足點堅決地放置於鄭國，不惜與自己的弟弟、母親以武力相對抗，與周天子鬧翻也決不動搖，他以極大的精力經營自己的國家，終使鄭國成為東周初期嶄露頭角的諸侯國。
鄭莊公要發展自己的國家，首先遇到的是地理條件的製約。
鄭處於四戰之地，南有蠻楚、北有強晉、西有東周，鄭國無法與之爭鋒，隻能向東發展，而東鄰衛、曹、魯、宋、陳、蔡諸國中，宋國國大爵尊，在東方小國中又有號召力，是鄭國發展的嚴重障礙。鑒於這種情況，鄭莊公把向外用武的目標定於宋國，這是在當時情況下的最佳戰略。為了實現對於宋國的軍事勝利，鄭莊公實行了製和包圍，他幾次和齊、魯二君約會，在攻取宋國的郜、防二邑後將其送給魯國，都是為了鞏固三國的同盟關係。第二，假借王命伐宋，號召列國。鄭是一個新起的小國，在諸侯中未孚眾望，但鄭莊公是周朝卿士，具有特殊的身份，於是莊公宣稱宋公久缺朝貢，自己以卿士的身份，承王命率兵討伐。鄭國通過這種方式糾合了更多的國家，又形成了對宋國的輿論壓力，事後還對不追隨出兵的許、鄖（今山東寧陽東北）小國以“抗命”的罪名予以教訓，幾乎滅掉許國。第三，扶植宋國內部的反對勢力。宋國前君主的兒子公子馮出奔到鄭，宋國曾為此出兵討之，鄭莊公對公子馮采取保護措施，厚相招待。宋國在一次內亂後，國人欲迎立公子馮為君，公子馮臨行前，泣拜於鄭莊公之前表示，自己返國後，“當世為陪臣，不敢貳心”（第八回）。
在鄭莊公的執政期內，鄭國確實取得了對宋國的勝利，但鄭國又從來無力吃掉宋國，這種和平勝利是鄭對於宋所能取得的惟一形式的大勝利，這裏，不利的政治地理環境起了決定的作用：鄭處在幾個大國之間，又幾乎無險可守，即使某一天有力吃掉宋國，那相鄰的大國也絕不會坐視其崛起，必然要以武裝幹涉的形式使鄭回到自顧不暇的地步。
事實上，到了春秋中後期，南北大國為了爭霸天下而鬥武，帶，因而各需鄭國以屏障的角色存在於自己身邊，但它們又要打擊對方、示威於天下，因而鄭就成了經常的用兵之地。鄭莊公之後有幾世執政，常常是朝晉暮楚，實在是源於地理環境的不得已所為。而這是鄭莊公本人所不曾料及的。
活躍於政治舞台上的鄭莊公還有一個如何對待周天子的棘手問題。作為周朝卿士，他應當盡忠於王室，他是諸侯矚目和敬重的人物，但他把自己事業的立足點放在對本國的經營上，要兼並、擴張，要破壞周朝既定的實力劃分，甚而要憑實力號召列國，那必然和周室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他既要利用卿士的角色，又不願恪守卿士的本分，這種矛盾的處境和心態決定了他對周天子在總體上采取的是又打又親的手段。當王室要限製他的發展和自由時，就打擊王室；當這種打擊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自己的需要時就親近王室，打擊王室是為了抵製王室對自己的限製，是為了向列國示威；親近王室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卿士身份，或保持自己對若幹國家的號召力。他為了防止國內反叛而久不入周供職，但當聞知周平王欲分政於虢公時即日駕車入周，可見他即使在坐鎮守國的危急時刻也密切注視著朝中動靜，他經營鄭國，同時又不願放棄周政。他和周平王交換人質，既可以施恩於太子，作為親近王室的手段，又可以加害於太子，作為打擊王室的手段。周桓王辭他回國後，他派兵搶收周地糧食，事後又準備親去謝罪修好（見第五回）。假王命伐宋是利用卿士身份而對卿士本分的嚴重背離。桓王親討莊公的假命之罪，莊公怒氣相待，而當大將射傷桓王，周兵潰退時，鄭軍急忙鳴金收軍，莊公又派人去王師稽首謝罪，要“天王憐而赦之”（第九回）！
鄭國要發展，對周王不打不行，不親也不行。鄭莊公對周王又打又親的手法，對鄭國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他對周用的有效性。這是他能夠預料但卻無法避免的矛盾。
鄭莊公在率軍襲擊戴城，繼而擊潰宋、衛、蔡三國聯軍後，舉行了一次隆重的慶祝會，他自信十足地問大臣：“寡人賴天地祖宗之靈，諸卿之力，戰則必勝，威加上公，於古之方伯如何？”（第七回）方伯，即一方之長，是古代諸侯中的領袖之稱。莊公此語，吐露了他的誌向，表達了一生事業的追求目標，正是為實現這種誌向和目標，他做出了極為艱苦的努力。
夾縫中圖霸的智慧
在政治鬥爭的具體環節上，鄭莊公憑借他豐富的經驗和高超的智力，常常能準確預料事情的變化趨向，從而提早製定出應付的策略，使自己一方在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還在自己的弟弟段與母親薑氏沆瀣一氣謀圖作亂時，手下大臣勸他當機立斷，予以製裁，他私下對親信講：“寡人籌之熟矣！段雖不道，尚未顯然叛逆。我若加誅，薑氏必從中阻撓，徒惹外人議論，不惟說我不友，又說我不孝。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為，彼恃寵得誌，肆無忌憚。待其造逆，那時明正其罪，則國人必不敢助，而薑氏亦無辭矣。”
（第四回）他料定了段多行不義必自斃的結局，果然，在莊公與段公開對抗時，段賴以作亂的京城（今河南滎陽市東南）百姓都不滿於段的所為，段逃奔共城（今河南輝縣），後兵敗自殺。莊公又乘勝追擊段的兒子滑於衛國，衛桓公懼而謝罪。有一次，鄭莊公忽然聽到了衛公子州籲殺死衛桓公而自立為君的消息，不覺長歎道：“吾國行且被兵矣！”群臣問何以預料得到，莊公回答說：州籲素好弄兵，今既行篡逆，必以兵威逞誌。鄭衛素有嫌隙，其試兵（每乘約計三十人），將鄭東門圍得水泄不通，形勢非常嚴重。鄭莊公向群臣問計，大家言戰言和，紛紛不一，莊公笑著說道：“諸君皆非良策也。州籲新行篡逆，未得民心，故托言舊怨，借兵四國，欲立威以壓眾耳。魯公子翬貪衛之賂，事不由君，陳蔡與鄭無仇，皆無必戰之意。隻有宋國忌公子馮在鄭，實心協助。吾將公子馮出居長葛，宋兵必移。再令子封引徒兵五百，出東門單搦衛戰，詐敗而走。州籲有戰勝之名，其誌已得，國事未定，豈能久留軍中，其歸必速。吾聞衛大夫石碏，大有忠心，不久衛將有內變，州籲自顧不暇，安能害我乎？”（第五回）在這裏，鄭莊公首先分析了五國各自出兵的動機和要達到的目的，認為需要對付的隻有宋衛二國，然後提出兩項退兵之策，其一是將公子馮移居長葛，以此引開宋兵；其二是以詐敗形式造成衛國戰勝之名，促其速歸。鄭莊公既沒有真正出戰，也沒有乞和，他以兩項決策輕而易舉地瓦解了五國聯軍，解除了國家的危難。他料到州籲執政的衛國必有內變，後來衛石碏大義滅親，誘殺了州籲及其追隨人均如莊公所料。
鄭莊公對五國聯軍的分析及其對付的策略，顯示了他敏銳的洞察力和政治鬥爭的豐富經驗。
鄭莊公率兵假命伐宋時，宋國為了自救，分兵一支聯合衛國去攻打鄭國本土，宋將孔父嘉聞知鄭莊公正離宋返鄭，怕自己腹背受敵，遂準備借路於戴，返回宋國，戴人疑宋國來攻襲自己，閉門不開，兩家攻守對抗、相持不下。鄭莊公回國途中聞知此訊，笑著說：“吾固知二國無能為也！然孔父嘉不知兵，烏有自救而複遷怒者？吾當以計取之。”（第七回）當即令四將受計，秘密往戴城進發。鄭將公子呂假稱領兵救戴，莊公本人藏於軍中，戴國開門納入後，鄭軍即將戴君逐出，奪了戴城，之後，鄭國其他三將在城外從三麵包圍了宋、衛之兵，幾乎將其全殲。這次戰鬥中，莊公巧施時，是因為鄭莊公運用了兩個法寶，一個是妙計製敵，一個是外交勝利。而兩個法寶的運用都需要領導人高超的智謀和料事能力，這均是鄭莊公的得心應手之處。鄭莊公在一生的用武中，沒有打過敗仗，這是極少見的情況。莊公在晚年擊敗王師後，周桓王準備傳檄四方，共討莊公之罪，虢國林父勸諫說：“諸侯自陳、衛、蔡三國而外，莫非鄭黨。”（第九回）認為其他國家不會棄鄭而從周，可見莊公的外交活動也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莊公長於料事和智謀，但對一件關係鄭國長治久安的重大問題卻無法應付其所料。他有十一個兒子，世子為忽，而他所偏愛的兒子突有才智，而且是一個不安居人下的人，為了維護身後的鄭國政局，他忍痛讓突出居於宋，他料到這種安排仍然不足以消除突對鄭國政局的威脅，臨死前哀歎道：“鄭國自此多事矣！”（第十回）這種哀歎反映了他對身後內亂的預察和對這種預察結果的無能為力。
善以無欲掩大欲
鄭莊公富於智謀，當殘酷的政治鬥爭需要時，他會把自己的真實感情隱藏起來而以相反的形式表達，過多的智謀必然轉化為對他人的欺詐。例如，他明明想要除掉段的叛逆，平時卻縱容不咎，姑息養奸，好在段罪惡昭著時徹底鏟除，以塞國人和母親之口；他久不朝周，明明是一直注視著段的所為，準備瞅機會消滅之，而當大臣一再向他提出製裁段時，他卻佯裝不解，對大臣說：“段乃薑氏之愛子，寡人之愛弟，寡人寧可失地，豈可傷兄弟之情，拂國母之意乎？”（第四回）為了引誘段反叛，他假傳自己要往周朝麵君輔政，薑氏聞信大喜，立即給段寫密信一封，約其興兵襲鄭，當段在共城自殺後，莊公撫段之屍大哭道：“癡兒何至如此！”似乎這樣的結局不是他所希望的。周桓王一上台就辭他離周回國，他為此怨恨不已，可見他對周室的職位還是很留戀的，但當他在先前聽到周平王欲用虢公替代自己的職務時，立即去周王麵前提出辭呈，並且認真地對平王講：“夫政者，王之政也，非臣一家之政也。用人之柄，王自操之。”（第五回）他料定當時虢公尚不敢替代自己，而周王也不敢舍棄自己，他做出辭呈的表示，既是在考察周王的反應，更是要表明自己在周室的不可替代性。
莊公率兵伐宋，明明是實現自己戰略目標的必要步驟，是自己的主張，但他卻布告天下，大張旗鼓地宣傳這是周王的決定，似乎自己隻是在忠實地執行周王的命令，沒有絲毫私欲摻雜其間，假命伐宋當時是對世人的一次大欺詐。鄭、齊、魯三國聯軍攻取了宋國的郜、防兩邑，這時莊公接到了國內關於宋、衛來攻的告急文書，他即時傳令班師，齊、魯兩國的隨軍大將親到軍營來見莊公詢問班師原因，莊公隱下宋衛侵鄭的實情，隻說：“寡人奉命討宋，今仰仗上國兵威，割取二邑，已足當削地之刑矣。賓君上爵，王室素所尊禮，寡人何敢多求？所取郜防二邑，齊魯各得其一，寡人毫不敢私。”（第七回）齊將覺得鄭國以王命征師，自己隻是隨從，遂固辭不受城邑，莊公便將二邑一並送魯。齊將回國向齊君匯報了這些情況，齊公以為莊公公平之至，稱歎不已。後來，鄭莊公策劃與齊魯二君一同率兵攻許，許君逃奔，齊公遂提議將許國土地讓給魯國，魯公堅辭不受，齊公又提議將許地讓給鄭國，莊公滿念貪許，但因見齊魯二君推讓，隻得佯裝推脫。恰有許大夫領著許君幼弟進前叩首乞哀，要求找個為許君祖宗安置廟祀的地方，齊魯二君顯出憐憫之意，鄭莊公見此情景，將計就計，遂轉口說道：“寡人本迫於王命，從君過罪，若利其土地，非義舉也。”並進一步提出（第七回）於是把許分為東西兩半，東邊讓新君居之，西邊派鄭國的一位大夫駐守，名為助許，實是監守。齊魯二君不知其中就裏，以為處理妥當，稱善不已。鄭莊公通過許多詐術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無求無欲的人物，表麵上的無欲掩蓋著內心極高的追求。
禮賢下士的精神
在和部下的關係上，鄭莊公有自己的特點。首先，他極為尊重部下的意見和感情，每遇一個重大的問題，他一般都有自己的考慮，但在做出決策前多要征求大臣們的意見，大臣們有好的主張，他都樂於采納，如平段之叛和追滑至衛是采納了公子呂的意見，奪食於周和假命伐宋等是采納了祭足的意見，掘地見母和征討許郕是采納了潁考叔的意見，對抗王師並排陣取勝是接受了公子元和高渠彌的意見等等。如果大臣們提不出更好的主張或來不及征求他們的意見，他才按自己的考慮去辦。如退五國聯軍、撤宋之圍和分裂許國等都是按自己的考慮行事。在鄭莊公執政期間，鄭國領導集團內的民主空氣是較濃的，如追滑入衛、搶收周禾、計退聯軍和抵禦王師等事件進行之前，大臣們都進行過激烈的辯論，各抒己見，鄭莊公的態度是有善則從。
莊公還注意尊重部下的感情，鄭齊早年的石門之會上，齊公主動提出願把自己的女兒嫁給鄭世子忽，鄭莊公回國後征求忽本人的意見，忽推辭說：“鄭小齊大，大小不倫，孩兒不敢仰攀。”（第五回）莊公勸兒子說，若與齊國結為婚姻，以後有事情還可以仰仗，不應該辭掉這門親事，忽回答：“丈夫誌在自立，豈可仰仗於婚姻耶？莊公為兒子有這樣的誌氣而高興，遂不強求應親。後來世乃受室而歸，外人必謂我挾功求娶，何以自明？”再三拒絕。忽回國後將辭婚之事告知父親，莊公表示：“吾兒能自立功業，不患無良姻也。”（第八回）鄭齊聯姻，從政治利益的角度考慮有極大的好處，但由於世子本人拒絕，莊公也采取了不幹涉的態度，他完全尊重當事人本人的意願。公子呂病逝後，正卿位缺，莊公欲用高渠彌繼任，世子忽密諫道：“渠彌貪而狠，非正人也，不可重任。”（第七回）莊公點頭同意。莊公覺得，今天自己所提拔的人，正是日後世子所要長期使用的人，若違背世子意願而提拔一個人，必然影響日後君臣間的關係，埋下君臣不和的禍種，於是他改變了原來的人事安排，任祭足為上卿。莊公臨終前召來祭足，商量說他想將君位傳給兒子突，征求祭足的意見，祭足對莊公說，世子忽的地位不能改變，最後表示：“廢嫡立庶，臣不敢奉命。”（第十回）莊公遂下決心傳位給世子，並使子突出居宋國。莊公的考慮是，無論哪一個兒子繼位，都必須靠祭足的扶立、輔政，祭足不同意的人，即使把他立為世子，身後也難以上台；即使上台了，也不會長久，在嗣位問題上尊重顧命大臣的意見才是最明智的選擇。
鄭莊公對待部下的另一個特點是頻繁地予以嘉獎，不斷鼓勵他們的進取心。祭足為他連續製定了一套假命伐宋的方案，他當麵表示：“卿之謀事，可謂萬全。”之後又拍著祭足的肩說：“卿真智士也！寡人一一聽卿而行。”（第六回）上卿公子呂病逝後，他哀痛道：“子封不祿，吾失右臂矣！”（第七回）乃厚恤其家，祿其弟公子元為大夫，他通過體恤死者而鼓勵生者。公子元提出了抵禦王師的戰鬥方案，莊公即嘉獎道：“卿料敵如指掌，呂不死矣！”（第九回）及打敗王師後，他深嘉公子元之功，為之築城於櫟邑（今河南禹縣）使其居守，作為鄭國別都，並對諸大夫各有獎賞。莊公在伐許前，為選先鋒而進行了一場帶有獎勵的比賽，潁考叔中選，他當第一功，並殺牛饗士，後來退軍時又將攻取的二城送魯，表示以此“酬公子老挑首功之勞”（第七回）。莊公從不吝於嘉獎，正是通過頻繁的獎勵，他不斷挖掘出部下的積極主動性。然而有一次例外，在抗擊王師的戰鬥中，鄭將祝聃一箭射中周王左肩，對戰鬥的勝利起了極大的作用，但在獎勵有功人員時，惟祝聃之功無賞，祝聃將這種不公平當麵講給了莊公，莊公解釋說：“射王而錄其功，人將議我。”（第十回）祝聃忿恨不已，疽發於背而死，而在祝聃死後，莊公私下厚賜其家，並命厚葬祝聃。可見，在獎勵問題上，莊公把握著以下幾個基本的原則：第一是獎勵的頻繁性、及時性和針對性；第二是對本國臣下以精神獎勵、口頭嘉獎為主，對他國之勞以物質獎賞為主；第三是不搞有任何消極後果的獎勵。
鄭莊公多方獎勵部下，但他獎勵的僅僅是部下的進取心，他對臣下發展個人勢力的事情極為反感。他的弟弟段曾以射獵為名在外招兵買馬，上卿公子呂建議予以製裁，理由是：“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第四回）即認為為臣的不應該有私人武裝，莊公對這一觀點事實上是接受了的。有一次，世子忽對莊公講：“渠彌與子亹私通，往來甚密，其心不可測也。”（第八回）子亹是莊公的另一兒子，莊公聽了世子忽的反映，即召來高渠彌當麵給予指責。莊公所要求的是部下對他的忠誠和袒露，超出這種範圍，他就會給予製裁和批評。
傳統禮教的反叛者
鄭莊公出身於世家貴族，他熟知傳統禮教，但又不滿傳統禮教，他是春秋政治舞台上桀驁不馴、最先反叛禮教的人物。傳統弟的叛亂，鄭莊公辭別母親，假稱往周，其實卻往廩延（在今河南延津東北、古黃河南）準備圍殲叛軍。叛亂平息後，他將母親與段的往來書信轉送薑氏觀看，命人將她送往潁地安置，並傳話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第四回）人死了被葬於地下，才見到黃泉之水，鄭莊公的話對母親沒有一點客氣。後來在諫臣潁考叔的說服和感化下，對他母親又作了重新安置。在與周王的關係上，他和傳統禮教離得更遠。除過搶收周禾和假命伐宋外，周鄭交質和射王中肩兩件事極大地震動了列國，周天子第一次在戰場上敗給了曾向自己納貢稱臣的諸侯國君，蒙上了奇恥大辱，從此，周室對諸侯國的非禮所為隻能苟且隱忍，而不敢妄加幹涉。例如，後來齊宋等四國伐衛，周莊王欲出兵救衛，朝中大臣多不讚成，他們的理由是：“王室自伐鄭損威以後，號令不行，今齊……不可敵也。”“伐鄭之役，先王親在軍中，尚中祝聃之矢，至今兩世，未能問罪，況四國之力，十倍於鄭。”（第十四回）周朝君臣援引周鄭交戰之事，完全放棄了對諸侯行為的幹預。而有些諸侯國也援引射王事件，公然蔑視王室，僭越禮儀。例如地處南方的楚君熊通當時請周桓王給他封以王號，桓王不同意，熊通斥責周王說：“鄭人射王肩，而王不能討，是無罰也，無賞無罰，何以為王！”
蔑視王室的先河。
鄭莊公是一個不安於本分的人物，他懷大誌於胸，不屑於在傳統禮教所允許的狹小空間窒息自己旺盛的活動力，他要在廣闊的政治舞台上充分地顯現自己，要衝破對自己個性的束縛和限製，因而要反叛禮教。然而，他生長和活動於禮教意識極為濃厚的社會，他個人能夠掌握的力量又一時有限，因而又必須在許多方麵借助於禮教的作用力：例如母親薑氏曾請求將製邑（今河南滎陽市汜水鎮，又名虎牢）封給段，而製邑地勢險要，先前曾有大臣居之造反的先例，莊公不想予段，於是對薑氏講：“製邑岩險著名，先王遺命，不許分封。”（第四回）對付薑氏，隻能打出先王旗號，借助於恪守先王遺命的禮教；後來實施伐宋的戰略目標，為了糾集更多的國家相助，他又假傳周王之命，借助於“奉天討罪”的禮教。因為這個原因，他對傳統禮教又有所讓步和屈服。例如他已發誓和母親再不相見，但不久後悔，最後作了重新安置；他將周太子留質於鄭，在鄭厚加相待；他搶收周禾、射王中肩，二事之後都向周王謝罪道歉；他對射王中肩的肇事人祝聃勞而不賞，以示無功。鄭莊公對傳統禮教的反叛是不徹底的，他對禮教的讓步和屈服，既是一種政治策略，又體現著他所能達到的思想境界。
在春秋初期，敢於在政治舞台上充當傳統禮教的叛逆先驅，需要巨大的精神勇氣。鄭莊公叛逆意識的萌發和形成有其個人環境和經曆上的原因：鄭莊公是他母親在睡夢中生下的，薑氏睡醒方覺，吃了一驚，故為他取名寤生，心中有不快之意。莊公的弟弟段生得一表人才，深得薑氏寵愛，莊公自然從小受到母親的冷遇，和母親缺乏正常的溝通和理解，無論是對於作為自己孝敬對象的母親薑氏，還是作為自己盡忠對象的國母薑氏，他都少有感就了他自尊自傲的性格，他不會過分地壓抑自己，對誘導自己實行自我壓抑的傳統禮教必然產生不滿，而一旦他具備了力量，就要公開反叛。從個人經曆方麵來講，鄭莊公親眼看到了西周敗亡的事實；耳聞了西周末王室政治的昏暗，他自繼位以來，又繼父職為周朝卿士，參與周朝最高統治層的決策和管理，他和周王同朝共事，喪失了人們普遍具有的對於天子的迷信感，他甚而自信周王的能力趕不上自己，他看到了傳統禮教並不是神聖的，故而有勇氣反叛。
鄭莊公在思維方式上能夠跳出傳統的窠臼，他早年與母親關係不和，自然受其壓製不少，但他對自己的兒子則不是把這種關係移植過來，而是寬大為懷。例如對世子忽的婚事，他隻講清利害，表明自己的意見，而不加包辦和幹涉。莊公一執政，就受到弟弟段的威脅，他嚐到了這種苦頭，於是在臨終前把最有篡位可能的愛子突安置於別國，他不希望發生於自己一代的悲劇重演於下一代。能跳出傳統的窠臼，這是鄭莊公思維品格的一大優點，也是他身上叛逆意識得以形成的主觀因素。
鄭莊公在春秋初的政治舞台上風雲了一生，他以稱霸諸侯為目標，憑借自己富有的智謀和獨特的性格在身邊掀起了不少的波瀾，確也稱雄一時，然而正像諫臣潁考叔曾當麵指出的那樣，他尚是一個不夠格的“方伯”（見第七回）。盡管如此，他對當時曆史演進的促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他對周室的不敬和打擊加速了天下王綱不振、禮崩樂壞局麵的形成；他倡導的稱霸之風被齊桓公、晉文公發揚弘大，成了春秋時代的顯著標誌；他的智謀、能力和思維品格對後來之人也有不少的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