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抗戰損失初步研究

1.民間對日索賠的法理基礎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作為由日本發動的這場侵略戰爭最大的受害國，同時也作為在抗擊日本法西斯中貢獻最大的國家之一，根據近代以來的國際法準則，向日本索取戰爭賠償是天經地義的事，但由於戰後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國內政權的更替，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在戰爭實際結束27年後，即1972年，雙方才在一份恢複邦交的《聯合聲明》中宣告結束。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出於為了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美好願望，主動地放棄了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1978年，中日兩國又正式簽訂了《和平友好條約》，確認了1972年的《聯合聲明》是兩國間和平友好關係的基礎，《聯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這個條約在同年8月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正式批準。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侵略中國所致的中國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問題最終以中國方麵的放棄得以結束，也就是說，中國以國家為主體的對日索賠問題已經畫上了句號。

值得慶幸的是，不管當初中國政府是出於有意還是無意，《中日聯合聲明》隻字未提到中國人民的民間對日索賠問題，這就給中國人民民間對日索賠留下了極大的“可作為”餘地。

將戰爭賠償區分為國家賠償和民間賠償是世界近代以來有關戰爭的國際法不斷豐富和發展的結果。早在1907年10月，在荷蘭海牙會議上通過的《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中就規定了戰爭必須遵守的準則，違反這些規則的交戰國當事者，在造成迫害時負有賠償損害的責任，交戰當事者對其組成的軍隊的人員的一切行為負有責任。這些規定重在限製戰爭對於平民的傷害。在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凡爾賽和約》中，不但規定了戰敗國對戰勝國以國家為主體的賠償，而且也規定了戰敗國對戰勝國平民的損失和損害賠償。1949年的《日內瓦公約》則進一步明確，在戰爭中不得將平民作為攻擊對象，不得把民用建築作為攻擊目標，禁止殺害傷殘人員，不得對平民進行集體性處罰，要保護婦女兒童等，否則加害者應承擔對受害者的賠償責任。

可以說近代以來的國際法已經非常明確了如果戰爭對於平民造成了傷害，加害方必須承擔賠償責任的原則。日本學者金子道雄將有關國際法的戰爭賠償問題作了更為明確的表述：即戰爭賠償應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指國家對國家的賠償，二是指國家對受害者個人的補償，以法律上看，對不法行為要同時追究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因此，即使國家對國家的賠償責任消失了，但受害者個人對於加害者的民事請求權利應另當別論，不管是放棄了戰爭賠償要求的國家還是接受了戰爭賠償的國家，一般平民和其遺族都應保有對不法行為要求賠償的請求權，而且這種請求權與國內法不同，它沒有時效。

從國際法的實踐來看，歐洲的德國就能夠比較嚴格地遵守上述國際法的有關準則。德國對戰爭受害者在以國家為主體進行賠償的同時，也對受害者個人作了補償。更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作為既是戰爭受害者又是戰勝國的美國也通過了《市民自由法》，對於其在二戰中扣留的日裔美國人給予每人2萬美元的補償，在發放這些補償費時還附上了一份謝罪文：

“用金錢和語言無法換回流失的歲月和消除痛苦的回憶，更不能充分表達我國糾正錯誤和支持個人權利的決心。我們雖然不能完全徹底地糾正過去的錯誤，但我們可以鮮明地站在正義的立場上，認識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給日籍美國人施加了嚴重的不正義行為。由於製定了有關賠償損失和衷心謝罪的法律，在真正意義上表明了美國人應重新負起對實現自由平等、正義這一理想的傳統性責任，為諸位和家屬的將來謀幸福。”

中國的戰爭受害者意識到戰爭賠償除了國家賠償之外還有民間賠償一事是在20世紀80年代。進入90年代後，對日民間索賠問題進一步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不斷有全國人大代表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提出對日本進行民間索賠的建議案。中國政府也以特有的外交辭令對此給予首肯，如前任外交部長錢其琛就說過：“關於日軍侵華所帶來的複雜問題，日本政府理所當然應當給以適當處理。”“中日聯合聲明並沒有放棄中國人民以個人名義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賠償的權利。”

1992年江澤民主席在回答記者提到的中國民間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賠問題時，也作了如下回答：“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害，對一些戰爭遺留問題，我們曆來主張應該本著實事求是、嚴肅對待的原則，通過相互協商，使這些問題得到合理妥善解決，這樣有利於我們兩國友好合作，共同發展和增進兩國人民的友誼。”

國際法的法理基礎、國際社會履行國際法的實踐以及中國政府的明確態度，再加上日本國內政府和民間不斷出現的否認侵略戰爭的論調和行動的刺激，終於使無法忘記那場殘酷戰爭的中國人民拿來起了法律武器，走上了對日民間索賠的漫長而又艱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