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功大過亦大

一、武帝的曆史功績

關於漢武帝的曆史功績,東漢人班固曾有一段評語: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

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枟六經枠。

遂疇谘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

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

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枟詩枠枟書枠所稱,何有加焉!

無可否認,班氏所論,確有故意抬高的地方,但就其所舉的不少史實來看,如尊儒術、舉俊秀、興太學等,列為武帝的功績,應該說還是不差的。

對一個曆史人物功績的評判,不能脫離他所處的時代,不能以今天的標準去苛求。

這裏,擬在班氏總結的基礎上,對漢武帝的曆史功績重新縷析如次——(一)強化中央集權世上萬事萬物,都不可絕對化。

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集權政治亦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譬如戰爭時期,就需要集權政治,如果事事還要民主,那就會貽誤戰機,帶來不堪設想的嚴重後果。

就漢武帝所處時代來看,雖然當時的社會經濟得以恢複和發展,並出現了一定的繁榮景象,但仍麵臨著諸侯王與匈奴兩大社會難題。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無論是解決諸侯王問題,還是解決匈奴侵擾問題,都需要強化中央集權。

武帝作為一代君主,他的一係列舉措,像實行“推恩令”,削弱相權,設立中朝,調整官製,改革軍隊等等,正符合了這種需要,因而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武帝強化中央集權政治的措施,使自秦代創立的帝國製度更臻完善,其對推動帝國時期的曆史前進,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確立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先秦時期的諸子百家,各自基於對人情、人性和人智的不同估計和認識,均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國平天下的方案,從而形成不同的學術流派,其中道、儒、法是最主要的三家。

眾所周知,秦以法家學說治國,取得了統一天下的勝利。

然而秦二世而亡的曆史教訓,使繼立的西漢王朝不得不另外尋求治國的指導理論。

漢初,出於與民休息的客觀需要,道家的黃老學派盛行一時,統治者無為而治,確實收到了“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的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黃老的無為政治越來越同客觀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

從武帝策問良屢提“廢興”“受命”一類問題,已經不難看出這位青年皇帝盼望變革的急切心情。

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學的大一統理論,終於使武帝得到了滿意的答案。

這樣,遂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

當然,武帝所尊之儒術,已不是純粹的先秦儒學,而是以儒家為“表”,以兼容各家之長,特別是法家學說為“裏”的新儒學。

這種“霸王道雜之”的理論,由於更適合於帝國時期的政治需要,所以自漢武確立為正統思想之後,垂兩千年而弗改。

在帝國時期的思想建設上,武帝顯然是一位開山式的人物。

(三)完善選官製度選官製度關係人才的選用,是政權建設至關重要的環節,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重。

西漢立國之初,武力功臣壟斷仕途;直到文帝朝詔舉賢良,才有了察舉選官的新製度。

不過終文景兩代,僅察舉過兩次,且隻限於已仕官的範圍。

這表明當時的察舉製度還很不完善。

武帝將察舉同尊儒活動相結合,創建歲舉孝廉等新科目,從而使察舉麵向所有吏民,成為漢帝國選官製度的主體,並開啟隋唐以後科舉製度的先河,在整個中國古代選官製度發展史上,譜寫了具有決定意義的篇章。

(四)興辦太學、郡國學中國古代教育,起始甚早。

傳說上古三代,便鄉裏有教,所謂“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是也。

但漢代之前,主要是一種貴族教育,受教育者基本限於貴胄子弟的範圍之內。

春秋戰國,私人講學興起,雖對貴族教育有所突破,但卻非政府行為。

中國古代,由政府麵向全體國民辦教育,始自漢武帝。

他采納公孫弘建議,興建太學,不僅是我國曆史上有文獻記載的正式大學,而且也是在世界教育史上有確切文字記載的由統一的中央政府設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學。

他還“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是為郡國學。

在我國古帝王中,辦教育熱情之高,成績之大,漢武帝當數第一人。

他的一係列興教舉措,在中國和世界教育發展史上皆屬劃時代的大事,具有深遠的影響。

(五)禦匈奴,開邊拓疆漢武帝一生的業績中,武功占有極大的比例。

其中由他領導的抗禦匈奴的戰爭,有效地捍衛了漢帝國的安全,曆史意義不容否定。

由此而開辟的溝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對於加強世界範圍內的友好往來及經濟文化交流,促進人類文明發展,更是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武帝主持的漢帝國,向南方、西南及東北方向的開邊拓疆,所取得的積極成果,直接鞏固發展了多民族的統一國家,促進了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

(六)興修水利,發展生產漢武時代,水利工程的興修,史稱“不可勝言也”。

其主要成績,本書第五章第二節已作專門介紹。

水利建設,直接關係農業生產,對社會發展有益,也有利於交通運輸,是遺澤萬世的事業。

武帝對黃河水患的治理,也很值得稱道。

他親臨治河現場巡視,令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河決”。

他作的《瓠子之歌》,表達了對治理水患的關切之情,在曆代帝王中是少有的。

武帝晚年檢討以往的過失,與民休息,任用趙過推行代田法,“用力少而得穀多”,集中反映了他對農業的重視。

他命大司農專門召集工匠與有技術的人,製作新農具,讓各地派官員及三老、力田和種田能手學習使用新農具與新耕作技術,對推動農業生產的進步,都是大有益處的。

二、大功背後的大過

漢武帝的曆史功績雖然是很大的,但在大功的背後,卻也同時存在著大過。

試看《史記·孝武本紀》所記,差不多全是武帝迷信方士、敬祀鬼神一類的荒唐事體,便不難看出作者批評的意圖,這實際上也是暴露他的各種過失。

該《紀》的《索隱述讚》這樣寫道:

孝武纂極,四海承平。

誌尚奢麗,尤敬神明。

擅開八道,接通五域。

朝親五利,夕拜文成。

祭非祀典,巡乖卜征。

登高勒岱,望景傳聲。

迎年祀日,改曆定正。

疲耗中土,事彼邊兵。

日不暇給,人無聊生。

俯視嬴政,幾欲齊衡。

《述讚》緊緊圍繞《紀》文而發,所批評的武帝過失與《紀》基本相同,隻是其將武帝比作秦皇,旗幟更加鮮明。

以後的論者,多沿用此說,如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漢紀十四》中評述說: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綜觀上述,可知古人對漢武帝過失的基本看法。

應該說,這些評論還不能說全無道理。

它為今天評判漢武帝的過失,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漢武帝作為中國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其積極進取、奮力向上,是值得讚許的,但不少事他都做過了頭,因而使事物發生了轉化。

有些事,當時看起來,頗有積極作用,但從長遠來看,卻造成中國社會嚴重的詬病。

當然,出於時代的局限,他還搞了一些純屬無意義的荒唐之舉。

下麵,擬對其過失具體做些剖析——

(一)征伐過度,危及社會漢武之世,外事四夷,武功極盛。

其中一些征戰,不僅必要,而且具有積極的正義的性質。

對此,前文已經指出,並將之掛在了武帝曆史功績的賬上。

不過亦應看到,有些征戰卻純屬窮兵黷武之舉,像派李廣利伐大宛,便屬此例。

“自武帝初通西域,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

過度的征戰,嚴重危及全社會。

宣帝朝任長信少府的夏侯勝在廷議為武帝立廟樂時曾講過如下的一席話: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

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裏,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

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盡管夏侯勝因此被劾奏為“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的大罪而下獄,但他的話,顯然應是信史,集中反映了武帝大肆征伐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二)窮奢極欲,勞民傷財漢武擾民,對外征戰自屬第一大宗。

但他的窮奢極欲大興土木,同樣給民眾帶來嚴重的災難。

有關武帝大興土木工程及窮奢極欲享樂生活的情況,前文第五章、第七章已作論述。

這裏,不妨再引一段班固的話,以綜觀其狀:

孝武之世……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

故能睹犀布、

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薄陶則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

殊方異物,四麵而至。

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

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枟巴俞枠都盧、海中枟碭極枠、漫衍魚龍、角之戲以觀視之。

及賂遺贈送,萬裏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

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

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

是以末年遂棄輪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詔。

以上的引文雖然長了一些,但所總結的漢武帝窮奢極欲勞民傷財的情狀,卻是比較係統和全麵的。

眾所周知,班固在古代史家中,遠較司馬遷保守,是皇權的衛道者,儒學的捍衛士。

上述總結出自他之口,應該說水分不大。

連一位偏於保守的衛道士都對武帝作出如此含有譏評性的總結,那麽,武帝窮奢極欲勞民傷財的實際情況,恐怕就更甚一籌了。

(三)信惑神怪,揮霍無度史家以為武帝舉事,最無謂者,即其“祠祭,求神仙”。

本書第六章設有專節,對武帝求仙祭祀活動作了介紹。

這裏需要強調的是,此類活動所投入的巨大人力、物力、財力,全然是一種沒有結果的消耗,是一種白白的浪費,較之征戰、土木工程的巨大耗費,性質尤為惡劣。

而且這類投入,又是經常性的。

一些祠典,一經確立,便需要按年按月按時舉行。

這種經常性費用累積起來,較之一次性投入,數字更為驚人。

西漢後期發生的祀典改製,盡管原因相當複雜,但其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祭祀所耗費的人力、物力太龐大了,政府財政難以維持這種支出。

誠然,武帝朝正值漢世蒸蒸日上之際,財力相對要雄厚得多,但武帝連年征戰,大興土木,加之求仙淫祀,國家財政的老底很快便被折騰光了,以致出現了種種的危機。

這一切,自然都造成了民眾的巨大災難。

以上武帝三方麵的過失,最為明顯,前人也都已經指出。

此外,武帝的不少作為,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確有其積極的作用,因此被歸結為他的曆史功績,但就其長遠影響而論,這種“功”每每也是“過”。

譬如強化中央集權,由武帝開其端,以後曆代統治者在這方麵逐漸加碼,特別是宋、明兩代則將這種政治推到了極致,其結果造就了中國高度集權的政治傳統,因而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建立民主政治便顯得特別費勁,所付出的代價也特別沉重。

再如獨尊儒術,固然十分符合當時漢帝國大一統的政治需要,對統一思想很有好處,但從此卻窒息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的百家爭鳴局麵,使思想文化變得單一化。

學術的道路從此限定隻有經學一條了”;“二千餘年沒有生氣的學術思想就在這時行了奠基禮”。

若從這樣的視角去看漢武帝,他的的確確是一個莫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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