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個性與愛好
一、進取尚武
秦漢時期，從貴族到平民，都普遍存在著積極進取的意識。
像與漢高帝劉邦爭霸的楚名將後裔項羽，他在觀看秦始皇巡遊時，竟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而劉邦在為秦王朝地方小吏時，當看到秦始皇時，也曾喊出：“大丈夫當如此也！”
連為人庸耕的陳勝，亦胸懷“苟富貴，毋相忘”的誌向，並自詡為高飛千裏的“鴻鵠”。
實際上，類似項、劉、陳那樣言大誌大的實例在秦漢史冊上不勝枚舉。
秦始皇作為我國曆史上的第一位帝王，他的進取精神更令人歎服。
史書描述他“蜂、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雖然這些話明顯帶有貶責秦始皇的意思，但他那凶禽猛獸般奮勇搏擊銳意進取的個性，卻躍然紙上。
其實，他的這種進取精神，不僅對他橫掃六合統一天下產生過積極影響，對他統一後築長城、辟馳道等宏偉大業也具有重大作用。
漢武帝的進取精神，比起上述各位來，毫不遜色，甚至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歎為觀止。
首先，漢武帝在對外關係上，表現出堅毅的進取精神。
武帝即位之後，即決心要消除匈奴造成的積年外患，並大力開拓西漢王朝的疆域。
是他首先一掃以往對匈奴和親、妥協退讓的保守政策，而改用全力抗擊匈奴侵略的積極進攻政策。
當時因匈奴長期侵擾而造成的危害和蒙受的屈辱相當嚴重，朝廷上下不少人對匈奴十分懼怕，如果沒有強烈的進取精神，是難以實現從委曲求全到全麵反抗這一轉變的。
其後，漢武帝始終堅持消滅匈奴侵略勢力的政策，其中雖曆無數曲折、反複與艱辛，最後還是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保衛了西漢王朝的安全。
再看他“南誅兩越，東擊朝鮮”，“西伐大宛”的拓疆事業，其進取熱情何其高也！
最終，他建立起了一個東起朝鮮半島東海岸、西至西域、北到大漠以北、南至今越南中部的疆域遼闊的西漢大帝國，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漢武帝在開疆拓域中表現出的這種積極進取精神，為後世樹立了典範。
其次，漢武帝在奠定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上，也表現出他“不遵法度”的進取意識。
儒家思想占據“正統”地位，始於漢武帝。
漢武帝即位以前以及即位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是漢帝國的統治思想，當時黃老學派與儒家學派在政治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而控製朝政的武帝祖母竇太後是個篤信黃老的頑固派，她堅持用“黃老之學”進行統治。
武帝不怕老祖母的威嚴，以“不遵法度”的進取精神，不斷強化興儒活動，其間雖經挫折，甚至犧牲了尊儒派首領人物的性命，但卻始終不懈，積極進取，最後，終於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
自此以後，儒學作為曆代帝製王朝正統的統治思想，曆經兩千餘年而不衰。
再次，漢武帝在解決整個社會問題中同樣表現出靈活多變的進取精神。
諸侯王問題是漢武帝即位之初麵臨的社會難題之一，為了徹底消除諸侯勢力對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的威脅，他實行“推恩分子弟”，表麵上使諸侯王及子弟都可以得到分封的土地，使“人人喜得所願”，實際上大大削弱了諸侯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
為了消除相權對皇權的威脅，他調整官製，建立“中朝”，強化皇權。
為了加強對地方官吏的監控，他設立“刺史”，頒布“左官律”“附益法”，把全國的官僚控製在皇帝一人手中。
為了實現抗擊匈奴、開拓疆域的政治抱負，他努力提高生產，增加整個社會經濟力量。
為此，他起用理財專家桑弘羊、孔僅、東郭鹹陽等，實行幣製改革，頒布“算”“告”令，壟斷鹽鐵、平準、均輸，同時大規模地興修水利，自己親自參加治理黃河水患的活動等等。
這些措施為他的對外用兵提供了相應的經濟基礎。
最後，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的具體事例，更集中體現了他銳意進取的精神。
正如本書第三章第一節已經指出的那樣，漢初，西域共有三十六國，絕大多數都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裏木盆地南北的綠洲地帶。
為了更有效地抵禦北方匈奴人的侵擾，當漢武帝從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遷的大月氏有報複匈奴的意向時，便立即招募前往尋求大月氏的使者。
同樣具有進取精神的漢中人張騫立即響應。
當時，從西漢到西域必須經過匈奴人控製的河西地區，前進的道路極為艱難。
但是，漢武帝認識到要擊敗匈奴，就必須要不畏艱難險阻，積極開拓進取。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張騫率眾百餘人持漢節從長安向西域進發。
果然，中途被匈奴俘獲，被截留了十年，逃脫後他們毅然繼續西行，終抵大月氏。
但此時大月氏已在中亞阿姆河流域定居農耕，“誌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盡管張騫未能完成預定使命，但他終在元朔三年（前１２６）返回長安，給漢武帝帶回了關於西域的最新信息。
這更加激起了漢武帝的進取熱情，此後他開始了一係列廣求西域通道的大規模活動。
到元狩二年（前１２１），霍去病大敗匈奴收複河西之後，通往西域的道路終於暢通無阻了。
司馬遷把張騫的西域之行稱為“鑿空”，“鑿空”就是探險的意思。
這種“鑿空”行動，固然要以一定的物質基礎為前提，但積極進取的精神作用，更具有重要意義。
由武帝組織發起經張騫力行而開拓的西域通道，後來發展為著名的“絲綢之路”，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譜寫了世界古代史上光輝絢麗的一頁。
漢武帝不僅進取，而且尚武。
這種尚武精神從他抗擊匈奴、征伐四方上雖已顯現無遺，但從他個人生活上，亦能看出其雄武豪放、勇敢奮發的尚武氣質。
例如他對狩獵的濃厚興趣，便很能反映這方麵的情形。
他不僅常常在皇宮的苑囿內縱馬射獵，而且還時時輕裝戎服，同身邊的衛士去田野裏擊鷹逐兔。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雲：“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
他的勇敢而冒險行為連臣下都為之擔心，司馬相如就曾上書勸諫：“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但武帝並未因此而絲毫怯懦。
漢武帝好獵狩，而且特別喜歡親自追逐野獸，充分體現了他的尚武精神。
總之，進取尚武的性格，正是漢武帝在文治武功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精神源泉，這種積極向上的思想態度推動著他勇敢地去征服他事業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二、好大喜功
大凡古代成功之帝王，差不多都有好大喜功的特點。
好大喜功既有誇示功績、表明自得之意，又極盡炫耀、靡費之能事。
天之驕子漢武帝也正是這樣一位帝王。
上文已述漢武帝極具強烈的進取精神，在這種精神引導下，他的所作所為也無不包含著好大喜功的成分。
例如他恩威並施，迫使四方一一臣服，開拓疆域固然是其本旨，但憑借著劉家王朝的強盛，南征北伐，四處出擊，亦頗有自得地顯示富強、誇耀武力之意。
又如他大肆進行工程興作，築關中六渠，根本目的當然是為了發展農業生產，但也有顯示自己一代帝王雄才大略的成分。
至於擴建長安城，大修宮室，興建茂陵，武帝好大喜功的特性則更是暴露無遺。
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本來就宮殿林立，富麗堂皇，人口密集，“五方雜錯”，商業繁榮，“郡國輻輳”。
經過擴建，長安城則更加雄偉壯觀。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中，漢武帝好大喜功的自尊心得到了極大的快慰與滿足。
而漢武帝為自己修建的茂陵不僅是漢代帝王陵墓中最高大雄偉的，他還在陵區設縣移民，形成茂陵邑，城內居住著大量達官顯貴和富戶名門，使茂陵邑成為京城長安附近的另一處繁華之地。
漢武帝不僅今生今世要讓人看到他的“豐功偉績”，死後更欲“流芳百世”。
從漢武帝精神世界的種種活動中，更能清晰地凸現他好大喜功的形象。
據前文所述，漢武帝曾於元封元年（前１１０）親登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又於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宣布“改製”，建立漢王朝的土德製度。
關於這兩件事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前文已經述及，這裏不再重複。
如果僅從漢武帝個人來說，則是他誇耀豐功偉績的最充分的體現。
因為像這種規模宏大的典禮和改製之事，自漢高帝即位以來，雖然數次有人提出，前代的皇帝也曾想親躬實行，但均未成功，而漢武帝卻都實現了。
這是他對漢興以來種種“事業”所進行的大總結，充分顯示了漢王朝的統一與強盛，也正襯托出隻有他才是這樣盛世中的“英雄”。
漢武帝同秦始皇一樣，也喜歡到全國各地巡行，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巡遊的足跡。
而他所到之處既免除農民的田租賦貸，賞賜孤寡老人，有時甚至更賜天下民爵、酒食，充分顯示個人的慷慨與恩惠。
當然，武帝巡行還包含有其他種種複雜的動機與目的，但總能流露出他對當時大一統的盛世局麵和自己的功業“欣欣自得”之意。
西漢王朝在同周邊屬國藩臣的交往中，總是顯示出大國的風度與氣派，更極盡誇大炫耀之能事。
武帝在接見外國使臣、商人時，特別有意讓他們到各地去參觀，對他們熱情招待，不吝賞賜，以誇示漢王朝的強大與富饒。
下麵的一個具體事例，更能集中說明漢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
大家知道，漢武帝好馬，特別愛好大宛的千裏馬。
當使者告訴他說大宛的千裏馬都藏在貳師城裏，不肯送給他時，一向唯我獨尊的漢武帝十分惱怒，但他還是先禮而後兵，於是吩咐工匠鑄成一匹金馬，再加千斤黃金，以如此高的代價來換取貳師城的千裏馬。
大宛認為貳師的千裏馬是他們的寶貝，不僅拒絕了漢武帝的要求，還殺死使者，劫掠了漢朝的財寶。
這一回真正傷害了漢武帝的自尊心。
為了複仇，更為了向大宛誇耀武力，“威行西域”，漢武帝便趁此機會大肆對大宛用兵。
他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率領六千餘騎兵外加數萬名步兵，前去攻打大宛奪取寶馬。
但無奈大宛路途遙遠，又無接濟，費時兩年，李廣利大軍還是半途而廢返至敦煌。
此時，李廣利上書漢武帝要求罷兵歸國。
漢武帝聞此怒不可遏，認為他太給西漢帝國和自己丟臉了，便宣布：敢入關者格殺勿論！
李廣利不敢入關，隻得留守敦煌待命。
征大宛奪取寶馬失利，朝廷公卿大多主張放棄大宛，主攻匈奴。
但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卻不同意，認為大宛這樣一個小國都攻不下，不但得不到大宛寶馬，更會為外國恥笑。
於是他又發兵六萬，並派發十幾萬人為預備隊，準備接應；發牛十萬、馬三萬、驢和駱駝不計其數，運送物資。
這次大舉發兵終於迫使大宛舉城投降，漢軍擇取大宛良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牲三千餘匹，結盟而還。
至此，漢武帝的自尊心得到了滿足與快慰，既炫耀了武力又奪取了功名。
他便封李廣利為海西侯，以四萬錢勞軍，隨行軍士皆有賞賜。
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形象活靈活現，如在眼前。
三、癖好種種
漢武帝一生癖好極多。
這其中既有作為一代雄才大略聖君高雅的興趣愛好，也有作為古代帝王庸俗腐朽、揮霍享樂的怪癖。
漢武帝自青年時代就喜好文學，特別愛好詩、賦，也格外愛惜詩人、文士。
在他身邊聚集了一大批很有才華的知識分子。
有一次，漢武帝讀到《子虛賦》，十分欣賞它的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的出眾才華，感慨地說：“我怎麽不和這個人同時代呢？！”流露出對這位作者的欽佩之情和想與作者結識的願望。
恰巧這時負責給他養狗的楊德意在場，就上前對漢武帝說，《子虛賦》的作者是自己的同鄉司馬相如。
武帝聽後十分高興，立刻要召見這位才子。
司馬相如被召進朝廷後，漢武帝授以官職，賜給筆劄，讓其專事寫賦。
除司馬相如外，在漢武帝身邊的還有枚皋、劉安、朱買臣等文人、學士，他們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詩人。
漢武帝不僅欣賞他們的才華和作品，而且還同他們一起吟詩作賦，以詩賦唱和。
在漢武帝的影響下，當時許多文臣、武將都喜歡吟詠詩賦。
武帝經常和群臣在柏梁台聚會飲酒賦詩，據說古詩中的“柏梁體”就是由漢武帝和群臣賦詩而開始流行起來的。
漢武帝自己創作詩賦的水平也相當高，流傳至今的《瓠子歌》《秋風辭》和《李夫人歌》等，都非常精美，表現出他具有相當高的文學修養。
漢武帝還特別喜歡藝術，像音樂、歌舞，他都精通。
善歌舞的李延年就是漢武帝宮中眾多的藝術家中的一位。
《漢書·外戚傳》載：“初，（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
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李延年出身優倡，地位低下，且曾遭受腐刑，為宦者，隻因長於音律與詩歌的寫作，就為武帝所重視。
武帝在出巡、出遊之時，還常常讓隨臣作歌，或者自己親自吟歌，以抒情明誌。
他在西巡途中，曾作過《回中道歌》；東巡時，曾在黃河決口處作《瓠子歌》二首；出遊河南時，曾作《秋風辭》一首。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漢武帝也隨時隨地有感而歌。
綜上所述，漢武帝喜好文學的性格是很顯然的。
漢武帝還十分重視文化建設。
他剛即位就慨歎“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並常常把各地的博學之士接到都城來，讓他們精研文獻，或與之徹日長談。
像司馬遷、孔安國等都是當時精通古文獻的大家，他們都致力於古文獻的研究和整理。
漢武帝建立秘府，對當時修禮樂、訂律曆等都起了很大作用。
總之，武帝這種重視文化和愛惜文人的作風，對西漢文化事業的發展直接起著推動作用。
當然，漢武帝絕不是一個纖弱的文人。
他崇尚武功，喜愛寶馬，酷愛打獵，追逐猛獸，更像一位勇敢的鬥士。
這些前文已經述及，在此不再重複。
漢武帝在任人方麵也別具一格。
雖然他獨尊儒術，但在用人時卻不拘資限，不拘一方，同時，還充分體現出誠懇、果斷、寬容、敏辨等等特點。
《漢書·主父偃傳》雲：“……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
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漢書·東方朔傳》雲：“……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又雲：“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又曰：“武帝即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唯其如此，所以史稱“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但是，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漢武帝庸俗腐朽的癖好也很多。
如他迷信鬼神方士，求仙祭祀終生不懈，喜歡營造別宮離館，搜求珍奇異寶等等。
尤其他對於女色，更有著特殊的喜好。
據《漢武故事》載：“……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兩千人充之，率取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滿四十者出嫁。
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補之。
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
……常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黛黑。
侍衣軒者亦如之。
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說。”這段話雖出於後人的記載，但也反映了漢武帝真實的荒淫生活。
武帝一生最寵愛的一個嬪妃，是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
《漢書·外戚傳》
載李延年引薦李夫人給漢武帝的經過雲：“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這就是說李夫人被幸愛，不是因為她有其他的長處，而隻是因為她有傾城傾國之色而已。
雖然武帝的深宮中有數以千計的年輕美貌女子供他一人玩弄，但他仍不滿足，還不斷在宮外拈花惹草。
還是在漢武帝年輕的時候，有一次，他在姐姐平陽公主家偶然看見歌伎衛子夫，立刻被她的姿色所動，就迫不及待地在更衣室裏占有了她，並帶回宮中。
從此，他就冷落了原皇後、他姑母大長公主的女兒阿嬌，並廢黜之，而立衛子夫為皇後。
在漢武帝的一生中，得到他“寵幸”的姬妾比西漢王朝任何一個皇帝都多，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荒淫的程度和糜爛生活。
秦漢時期，從貴族到平民，都普遍存在著積極進取的意識。
像與漢高帝劉邦爭霸的楚名將後裔項羽，他在觀看秦始皇巡遊時，竟脫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而劉邦在為秦王朝地方小吏時，當看到秦始皇時，也曾喊出：“大丈夫當如此也！”
連為人庸耕的陳勝，亦胸懷“苟富貴，毋相忘”的誌向，並自詡為高飛千裏的“鴻鵠”。
實際上，類似項、劉、陳那樣言大誌大的實例在秦漢史冊上不勝枚舉。
秦始皇作為我國曆史上的第一位帝王，他的進取精神更令人歎服。
史書描述他“蜂、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雖然這些話明顯帶有貶責秦始皇的意思，但他那凶禽猛獸般奮勇搏擊銳意進取的個性，卻躍然紙上。
其實，他的這種進取精神，不僅對他橫掃六合統一天下產生過積極影響，對他統一後築長城、辟馳道等宏偉大業也具有重大作用。
漢武帝的進取精神，比起上述各位來，毫不遜色，甚至說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歎為觀止。
首先，漢武帝在對外關係上，表現出堅毅的進取精神。
武帝即位之後，即決心要消除匈奴造成的積年外患，並大力開拓西漢王朝的疆域。
是他首先一掃以往對匈奴和親、妥協退讓的保守政策，而改用全力抗擊匈奴侵略的積極進攻政策。
當時因匈奴長期侵擾而造成的危害和蒙受的屈辱相當嚴重，朝廷上下不少人對匈奴十分懼怕，如果沒有強烈的進取精神，是難以實現從委曲求全到全麵反抗這一轉變的。
其後，漢武帝始終堅持消滅匈奴侵略勢力的政策，其中雖曆無數曲折、反複與艱辛，最後還是大大削弱了匈奴的力量，保衛了西漢王朝的安全。
再看他“南誅兩越，東擊朝鮮”，“西伐大宛”的拓疆事業，其進取熱情何其高也！
最終，他建立起了一個東起朝鮮半島東海岸、西至西域、北到大漠以北、南至今越南中部的疆域遼闊的西漢大帝國，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漢武帝在開疆拓域中表現出的這種積極進取精神，為後世樹立了典範。
其次，漢武帝在奠定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上，也表現出他“不遵法度”的進取意識。
儒家思想占據“正統”地位，始於漢武帝。
漢武帝即位以前以及即位以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是漢帝國的統治思想，當時黃老學派與儒家學派在政治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而控製朝政的武帝祖母竇太後是個篤信黃老的頑固派，她堅持用“黃老之學”進行統治。
武帝不怕老祖母的威嚴，以“不遵法度”的進取精神，不斷強化興儒活動，其間雖經挫折，甚至犧牲了尊儒派首領人物的性命，但卻始終不懈，積極進取，最後，終於確立了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
自此以後，儒學作為曆代帝製王朝正統的統治思想，曆經兩千餘年而不衰。
再次，漢武帝在解決整個社會問題中同樣表現出靈活多變的進取精神。
諸侯王問題是漢武帝即位之初麵臨的社會難題之一，為了徹底消除諸侯勢力對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的威脅，他實行“推恩分子弟”，表麵上使諸侯王及子弟都可以得到分封的土地，使“人人喜得所願”，實際上大大削弱了諸侯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
為了消除相權對皇權的威脅，他調整官製，建立“中朝”，強化皇權。
為了加強對地方官吏的監控，他設立“刺史”，頒布“左官律”“附益法”，把全國的官僚控製在皇帝一人手中。
為了實現抗擊匈奴、開拓疆域的政治抱負，他努力提高生產，增加整個社會經濟力量。
為此，他起用理財專家桑弘羊、孔僅、東郭鹹陽等，實行幣製改革，頒布“算”“告”令，壟斷鹽鐵、平準、均輸，同時大規模地興修水利，自己親自參加治理黃河水患的活動等等。
這些措施為他的對外用兵提供了相應的經濟基礎。
最後，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的具體事例，更集中體現了他銳意進取的精神。
正如本書第三章第一節已經指出的那樣，漢初，西域共有三十六國，絕大多數都分布在天山以南、塔裏木盆地南北的綠洲地帶。
為了更有效地抵禦北方匈奴人的侵擾，當漢武帝從匈奴降人口中得知西遷的大月氏有報複匈奴的意向時，便立即招募前往尋求大月氏的使者。
同樣具有進取精神的漢中人張騫立即響應。
當時，從西漢到西域必須經過匈奴人控製的河西地區，前進的道路極為艱難。
但是，漢武帝認識到要擊敗匈奴，就必須要不畏艱難險阻，積極開拓進取。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張騫率眾百餘人持漢節從長安向西域進發。
果然，中途被匈奴俘獲，被截留了十年，逃脫後他們毅然繼續西行，終抵大月氏。
但此時大月氏已在中亞阿姆河流域定居農耕，“誌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
盡管張騫未能完成預定使命，但他終在元朔三年（前１２６）返回長安，給漢武帝帶回了關於西域的最新信息。
這更加激起了漢武帝的進取熱情，此後他開始了一係列廣求西域通道的大規模活動。
到元狩二年（前１２１），霍去病大敗匈奴收複河西之後，通往西域的道路終於暢通無阻了。
司馬遷把張騫的西域之行稱為“鑿空”，“鑿空”就是探險的意思。
這種“鑿空”行動，固然要以一定的物質基礎為前提，但積極進取的精神作用，更具有重要意義。
由武帝組織發起經張騫力行而開拓的西域通道，後來發展為著名的“絲綢之路”，為中西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譜寫了世界古代史上光輝絢麗的一頁。
漢武帝不僅進取，而且尚武。
這種尚武精神從他抗擊匈奴、征伐四方上雖已顯現無遺，但從他個人生活上，亦能看出其雄武豪放、勇敢奮發的尚武氣質。
例如他對狩獵的濃厚興趣，便很能反映這方麵的情形。
他不僅常常在皇宮的苑囿內縱馬射獵，而且還時時輕裝戎服，同身邊的衛士去田野裏擊鷹逐兔。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雲：“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
他的勇敢而冒險行為連臣下都為之擔心，司馬相如就曾上書勸諫：“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能用。”但武帝並未因此而絲毫怯懦。
漢武帝好獵狩，而且特別喜歡親自追逐野獸，充分體現了他的尚武精神。
總之，進取尚武的性格，正是漢武帝在文治武功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精神源泉，這種積極向上的思想態度推動著他勇敢地去征服他事業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二、好大喜功
大凡古代成功之帝王，差不多都有好大喜功的特點。
好大喜功既有誇示功績、表明自得之意，又極盡炫耀、靡費之能事。
天之驕子漢武帝也正是這樣一位帝王。
上文已述漢武帝極具強烈的進取精神，在這種精神引導下，他的所作所為也無不包含著好大喜功的成分。
例如他恩威並施，迫使四方一一臣服，開拓疆域固然是其本旨，但憑借著劉家王朝的強盛，南征北伐，四處出擊，亦頗有自得地顯示富強、誇耀武力之意。
又如他大肆進行工程興作，築關中六渠，根本目的當然是為了發展農業生產，但也有顯示自己一代帝王雄才大略的成分。
至於擴建長安城，大修宮室，興建茂陵，武帝好大喜功的特性則更是暴露無遺。
長安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本來就宮殿林立，富麗堂皇，人口密集，“五方雜錯”，商業繁榮，“郡國輻輳”。
經過擴建，長安城則更加雄偉壯觀。
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中，漢武帝好大喜功的自尊心得到了極大的快慰與滿足。
而漢武帝為自己修建的茂陵不僅是漢代帝王陵墓中最高大雄偉的，他還在陵區設縣移民，形成茂陵邑，城內居住著大量達官顯貴和富戶名門，使茂陵邑成為京城長安附近的另一處繁華之地。
漢武帝不僅今生今世要讓人看到他的“豐功偉績”，死後更欲“流芳百世”。
從漢武帝精神世界的種種活動中，更能清晰地凸現他好大喜功的形象。
據前文所述，漢武帝曾於元封元年（前１１０）親登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又於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宣布“改製”，建立漢王朝的土德製度。
關於這兩件事本身所具有的意義，前文已經述及，這裏不再重複。
如果僅從漢武帝個人來說，則是他誇耀豐功偉績的最充分的體現。
因為像這種規模宏大的典禮和改製之事，自漢高帝即位以來，雖然數次有人提出，前代的皇帝也曾想親躬實行，但均未成功，而漢武帝卻都實現了。
這是他對漢興以來種種“事業”所進行的大總結，充分顯示了漢王朝的統一與強盛，也正襯托出隻有他才是這樣盛世中的“英雄”。
漢武帝同秦始皇一樣，也喜歡到全國各地巡行，大江南北都留下了他巡遊的足跡。
而他所到之處既免除農民的田租賦貸，賞賜孤寡老人，有時甚至更賜天下民爵、酒食，充分顯示個人的慷慨與恩惠。
當然，武帝巡行還包含有其他種種複雜的動機與目的，但總能流露出他對當時大一統的盛世局麵和自己的功業“欣欣自得”之意。
西漢王朝在同周邊屬國藩臣的交往中，總是顯示出大國的風度與氣派，更極盡誇大炫耀之能事。
武帝在接見外國使臣、商人時，特別有意讓他們到各地去參觀，對他們熱情招待，不吝賞賜，以誇示漢王朝的強大與富饒。
下麵的一個具體事例，更能集中說明漢武帝好大喜功的性格。
大家知道，漢武帝好馬，特別愛好大宛的千裏馬。
當使者告訴他說大宛的千裏馬都藏在貳師城裏，不肯送給他時，一向唯我獨尊的漢武帝十分惱怒，但他還是先禮而後兵，於是吩咐工匠鑄成一匹金馬，再加千斤黃金，以如此高的代價來換取貳師城的千裏馬。
大宛認為貳師的千裏馬是他們的寶貝，不僅拒絕了漢武帝的要求，還殺死使者，劫掠了漢朝的財寶。
這一回真正傷害了漢武帝的自尊心。
為了複仇，更為了向大宛誇耀武力，“威行西域”，漢武帝便趁此機會大肆對大宛用兵。
他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率領六千餘騎兵外加數萬名步兵，前去攻打大宛奪取寶馬。
但無奈大宛路途遙遠，又無接濟，費時兩年，李廣利大軍還是半途而廢返至敦煌。
此時，李廣利上書漢武帝要求罷兵歸國。
漢武帝聞此怒不可遏，認為他太給西漢帝國和自己丟臉了，便宣布：敢入關者格殺勿論！
李廣利不敢入關，隻得留守敦煌待命。
征大宛奪取寶馬失利，朝廷公卿大多主張放棄大宛，主攻匈奴。
但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卻不同意，認為大宛這樣一個小國都攻不下，不但得不到大宛寶馬，更會為外國恥笑。
於是他又發兵六萬，並派發十幾萬人為預備隊，準備接應；發牛十萬、馬三萬、驢和駱駝不計其數，運送物資。
這次大舉發兵終於迫使大宛舉城投降，漢軍擇取大宛良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牲三千餘匹，結盟而還。
至此，漢武帝的自尊心得到了滿足與快慰，既炫耀了武力又奪取了功名。
他便封李廣利為海西侯，以四萬錢勞軍，隨行軍士皆有賞賜。
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形象活靈活現，如在眼前。
三、癖好種種
漢武帝一生癖好極多。
這其中既有作為一代雄才大略聖君高雅的興趣愛好，也有作為古代帝王庸俗腐朽、揮霍享樂的怪癖。
漢武帝自青年時代就喜好文學，特別愛好詩、賦，也格外愛惜詩人、文士。
在他身邊聚集了一大批很有才華的知識分子。
有一次，漢武帝讀到《子虛賦》，十分欣賞它的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現的出眾才華，感慨地說：“我怎麽不和這個人同時代呢？！”流露出對這位作者的欽佩之情和想與作者結識的願望。
恰巧這時負責給他養狗的楊德意在場，就上前對漢武帝說，《子虛賦》的作者是自己的同鄉司馬相如。
武帝聽後十分高興，立刻要召見這位才子。
司馬相如被召進朝廷後，漢武帝授以官職，賜給筆劄，讓其專事寫賦。
除司馬相如外，在漢武帝身邊的還有枚皋、劉安、朱買臣等文人、學士，他們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學者、詩人。
漢武帝不僅欣賞他們的才華和作品，而且還同他們一起吟詩作賦，以詩賦唱和。
在漢武帝的影響下，當時許多文臣、武將都喜歡吟詠詩賦。
武帝經常和群臣在柏梁台聚會飲酒賦詩，據說古詩中的“柏梁體”就是由漢武帝和群臣賦詩而開始流行起來的。
漢武帝自己創作詩賦的水平也相當高，流傳至今的《瓠子歌》《秋風辭》和《李夫人歌》等，都非常精美，表現出他具有相當高的文學修養。
漢武帝還特別喜歡藝術，像音樂、歌舞，他都精通。
善歌舞的李延年就是漢武帝宮中眾多的藝術家中的一位。
《漢書·外戚傳》載：“初，（李）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
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李延年出身優倡，地位低下，且曾遭受腐刑，為宦者，隻因長於音律與詩歌的寫作，就為武帝所重視。
武帝在出巡、出遊之時，還常常讓隨臣作歌，或者自己親自吟歌，以抒情明誌。
他在西巡途中，曾作過《回中道歌》；東巡時，曾在黃河決口處作《瓠子歌》二首；出遊河南時，曾作《秋風辭》一首。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漢武帝也隨時隨地有感而歌。
綜上所述，漢武帝喜好文學的性格是很顯然的。
漢武帝還十分重視文化建設。
他剛即位就慨歎“書缺簡脫”“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並常常把各地的博學之士接到都城來，讓他們精研文獻，或與之徹日長談。
像司馬遷、孔安國等都是當時精通古文獻的大家，他們都致力於古文獻的研究和整理。
漢武帝建立秘府，對當時修禮樂、訂律曆等都起了很大作用。
總之，武帝這種重視文化和愛惜文人的作風，對西漢文化事業的發展直接起著推動作用。
當然，漢武帝絕不是一個纖弱的文人。
他崇尚武功，喜愛寶馬，酷愛打獵，追逐猛獸，更像一位勇敢的鬥士。
這些前文已經述及，在此不再重複。
漢武帝在任人方麵也別具一格。
雖然他獨尊儒術，但在用人時卻不拘資限，不拘一方，同時，還充分體現出誠懇、果斷、寬容、敏辨等等特點。
《漢書·主父偃傳》雲：“……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
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漢書·東方朔傳》雲：“……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又雲：“武帝初即位，征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又曰：“武帝即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
唯其如此，所以史稱“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但是，作為帝國最高統治者，漢武帝庸俗腐朽的癖好也很多。
如他迷信鬼神方士，求仙祭祀終生不懈，喜歡營造別宮離館，搜求珍奇異寶等等。
尤其他對於女色，更有著特殊的喜好。
據《漢武故事》載：“……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兩千人充之，率取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滿四十者出嫁。
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出者補之。
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
……常從行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黛黑。
侍衣軒者亦如之。
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說。”這段話雖出於後人的記載，但也反映了漢武帝真實的荒淫生活。
武帝一生最寵愛的一個嬪妃，是李延年的妹妹李夫人。
《漢書·外戚傳》
載李延年引薦李夫人給漢武帝的經過雲：“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這就是說李夫人被幸愛，不是因為她有其他的長處，而隻是因為她有傾城傾國之色而已。
雖然武帝的深宮中有數以千計的年輕美貌女子供他一人玩弄，但他仍不滿足，還不斷在宮外拈花惹草。
還是在漢武帝年輕的時候，有一次，他在姐姐平陽公主家偶然看見歌伎衛子夫，立刻被她的姿色所動，就迫不及待地在更衣室裏占有了她，並帶回宮中。
從此，他就冷落了原皇後、他姑母大長公主的女兒阿嬌，並廢黜之，而立衛子夫為皇後。
在漢武帝的一生中，得到他“寵幸”的姬妾比西漢王朝任何一個皇帝都多，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荒淫的程度和糜爛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