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興建茂陵
一、漢代最大的帝陵
秦漢時厚葬之風很盛。
在“侍死如奉生”意識支配下，上自皇帝、諸侯，下至官吏、豪強，對於人生儀禮的這最後一幕都極盡奢華之能事。
武帝時期是西漢國力鼎盛之秋，厚葬之風最熾。
對於這位一生求仙不得、乞長生不能的大漢天子來說，怎樣確保自己在另外一個世界仍能永享至權威儀、豪奢榮華，始終是最為重要的個人問題。
而其好大喜功、驕奢淫逸的生性，又使其陵墓——茂陵及附屬建築的規格，所耗費的資財、人力均達到一個驚人的規模，成為漢陵之最。
在今西安市西北約４０公裏處的鹹陽塬上，即今陝西興平南位鄉內，巍然矗立著一代雄才漢武帝的帝陵——茂陵。
這位生前叱吒風雲、赫一時的天之驕子，就長眠在這裏。
茂陵位於西漢諸帝陵的最西端，因所選陵址所在地——西漢前期稱槐裏茂鄉而得名。
武帝為自己修建的壽陵是在他即位後第二年，即從公元前１３９年開始的，到最後建成共用了五十三年，在漢陵中修築時間最長。
到武帝入葬之時，早先栽植於陵上的樹苗已長成兩臂合抱的參天大樹了。
而茂陵也是西漢帝陵中建築規模最大的一座。
首先就陵墓封土而言，茂陵比其他皇陵要大。
據史書記載“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據現今實際勘察的結果來看：茂陵底部東西邊長２２９米，南北邊長２３１米，頂部東西長３９５米，南北寬３５５米，殘高４６５米，確實要比西漢其他帝陵要大出許多。
這恐怕與武帝一生好大喜功，到死亦欲向後代顯示其無與倫比的功績和威嚴有關。
而武帝長期執政，王朝高度發展，社會財富雄厚，亦為其陵墓修造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其次，茂陵陪葬品數量極大。
《漢書·貢禹傳》稱墓內“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相傳武帝身穿的金縷玉衣、玉箱、玉杖和他生前所讀的雜經三十餘卷，盛入金箱，也一並埋入。
西漢末年，赤眉軍進攻關中，盜掘茂陵，將士兵卒齊動手，不停頓地搬了幾十天，陵中陪葬品仍不能減半。
從此之後，每經變亂，茂陵都成為盜掘的主要對象，不難想象，茂陵內隨葬物品數量之大是多麽驚人。
西漢時，皇帝與皇後合葬，但“同塋不同穴”，所以每座帝陵都由帝、後兩個墓塚組成。
一般是帝陵在西，後陵在東。
但合葬在茂陵的卻不是武帝皇後，而是他最寵愛的李夫人。
當年正值年輕貌美的李夫人不幸暴病而亡，武帝悲痛萬分，於是以皇後之儀安葬李夫人於自己壽陵西北。
而早年“金屋藏嬌”的陳皇後由於被廢，死後葬於霸陵郎宮亭之東。
另一位榮寵一時的衛子夫雖被立為皇後，但因巫蠱之禍而自殺，也沒能入葬茂陵，至於其葬地之所在，傳聞很多，已不得確知。
李夫人墓又稱“英陵”或“集仙台”“習仙台”，在茂陵西北５２５米處，較一般帝陵小得多，封土殘高２４５米，外形為兩層台形。
古代“英”有“重”之意，“山形兩重者名英”，李夫人陵亦因此得名。
從文獻記載並結合考古資料來分析，茂陵似乎應建有兩重城垣，陵園的範圍亦較現今發現遺址要大得多。
當時，茂陵的陵園內還修建了大規模用於祭祀的便殿、寢殿及供宮女、臣僚居住的附屬性建築。
當時專門設置有陵令及其屬官寢園令、園長、門吏等專門負責陵園管理的官員。
僅擔任護衛、灑掃、澆灌樹木的差役人就達五千人之多。
武帝入葬後，“皆以後宮女置於陵園”，估計至少也有幾千人。
現今位於茂陵東南部的白鶴館遺址，就是當時陵園內的主要建築之一。
白鶴館周圍方圓５裏，是“馳逐走馬”之場所，現隻存一處夯土基址，周圍遍布漢代的殘磚斷瓦。
而位於茂陵東南３５０米處的“壓石塚”遺址，被認為是白鶴館中一座重要的高台建築遺址，殘高十二米，基址上部和周圍有巨大的石塊、漢代磚瓦及紅色燒土。
在白鶴館東，曾出土過飾有四靈圖案的畫像磚，及用於大門裝飾的巨型青玉鋪首，以及四周鏤刻“與民世世，天地相方”，中央有“永安中正”文字的瓦當。
據此推測，茂陵的寢園當初大概就建在這附近一帶。
另據文獻記載，茂陵以東近邊界處，修建有陵廟——龍淵宮，亦稱“孝武廟”，主要是用來供奉和祭祀武帝“神主”的場所。求仙問卜一世的孝武皇帝，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仍未忘記向冥冥中神靈祈福，那求仙之願，隻能到地下去償還了。
茂陵規模巨大還表現在其陪葬墓的規格、形製方麵。
據載，陪葬茂陵的多是西漢政壇上的重要人物，如衛青、霍去病、陽信長公主、金日，霍光、董仲舒、公孫弘、李延年等。
現今還能看到其封土的陪葬墓共有十二座，主要分布於茂陵以東，陵園東司馬道的南北兩側。
根據漢陵形製、布局，一般說來，陪葬墓封土越大，墓距司馬道，距東司馬門越近，其墓主身份就愈高。
像現今已可以認定的衛青、陽信長公主、霍去病等人的墓葬都遵循此例。
茂陵附近墓葬分布示意圖衛青墓在茂陵以東９００米處，史載其封土築成形如當時匈奴境內的廬山狀（即顏山），用以紀念其對匈奴作戰所取得的赫赫戰功，今其殘高２１４米。
像衛青一樣，另一位功勳卓著的青年名將霍去病墓封土亦築以像祁連山狀，今殘高１５５米。
這兩位生前既為舅甥，又同為朝臣的西漢名將，是武帝時代對匈戰爭的最主要領導者，也是對匈武功最卓著者。
他們都先武帝而死，其中霍去病去世時年僅２３歲，可謂英年早逝，實堪哀痛。
失此二人後，武帝再沒有求到得力統帥，西漢軍事發展也已跨越巔峰，輝煌不再。
讓此二人陪葬茂陵，也許是武帝表達其無限的希望與悲哀的特殊而現實的方式。
其中在霍去病墓前，還豎立了許多氣勢恢宏的大型石雕，現仍保存於以霍去病墓為主體的茂陵博物館。
這組巨型石雕其最大特點在於充分利用巨石的天然形態，巧妙構思，因勢循形加以雕琢，既刀法簡練，又突出表現出作品形神的完美結合。
其中“馬踏匈奴”一座應是這組石刻的主像，借以象征、歌頌這位青年將軍屢敗匈奴、英名永垂的不朽功績。
雖經千年的風雨剝蝕，其神韻仍栩栩可覺。
茂陵作為武帝時期曆時最長，也是最後一項浩大的工程結束之時，武帝帶著他無盡的夢想與數不盡的奇珍走入了生命盡頭這一歸宿地。
“掩陌萋萋春草生，茂陵風雨不勝情；輪台一詔嗟遲暮，多少春閨恨未平”。
但他所奠定的強大西漢帝園形象，卻深深留在曆史記憶之中。
直到今天，當我們立於茂陵的荒草與瓦礫之中，仰望其巨大的封土剪影時，似仍能感受到那份奔放與進取，自信與雄渾。
也許這與武帝建陵的初衷有所偏差，但這卻確實證明了亙古不變的規則：一個人的人生總是渺小而脆弱的，如果他不能融入或代表一個時代，一種精神，那麽曆史總會以其特有的殘酷與無情來湮沒他，修正他，使他最終成為一種合理的標尺。
二、茂陵
邑漢·玉鋪首 陝西興平茂陵出土在今陝西興平南位鄉道常村東窟溝以西，武帝茂陵白鶴館遺址以東，以瓦碴溝為中心的一片古文化遺存地帶，經常出土有大量的漢代遺物，其中尤以磚、瓦等建築材料為最多。
就其遺址、遺物的形製分布來看，中心範圍東西長約１５００米，南北寬約７００米左右，顯然是一座漢代古城邑的殘跡。
麵對著這一片連綿而已無明顯起伏的殘磚、碎瓦，即使翻開史書，找到其相關記載，人們也仍很難相信，這片瓦礫場，就是那曾經煊赫一時，富甲天下，號稱“五陵之冠”，當時漢都長安最大的“衛星城”——茂陵邑。
建元二年（前１３９），在武帝壽陵動工後不久，為了圈定陵園地域，按照先帝慣例，升壽陵所在地為縣製，由中央有關部門直轄，以便於工程運營、管理。
武帝壽陵選址在當時的槐裏縣茂鄉，因此茂鄉就成為中央專區，並升格為縣，以其名為茂陵，治所設在主陵區東北。
一向以善於處置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中大夫主父偃借建陵邑一事向武帝進言：
“茂陵初立，天下豪傑並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這一上書被武帝采納，於是馬上頒布詔書，向天下下達了關於強製移居的命令。
元朔二年（前１２７），伴隨“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詔令的傳達，在通往長安的西去大道上，陸陸續續出現了一隊隊滿載箱籠、前呼後擁的搬遷隊伍。
來自各地主要的豪強大戶們雖然極不情願卻也無可奈何地踏上西徙長安的路途。
武帝倒也不小氣，一邊派飛馬快報督促這一支支入關豪富，一邊派使節傳達其授爵以示恩寵的福音。
在這種軟硬兼施、雙管齊下的政策推動下，豪強巨商們大多不敢再彷徨觀望，紛紛拜別祖祠，變賣田產，收拾細軟舉家西進。
背著財富和榮耀遭受風吹雨打，總比舉門被下獄、全家抄沒要強得多。
這些被征發的豪強中也有較為強硬的，比如有一個河內軹縣（今河南濟源南）的人名叫郭解，人送綽號“關東大俠”。
他知道此番一去長安，定是全無從前的特權勢力，甚至是凶多吉少，於是就托情到朝廷大將軍衛青府上。
衛青礙於情麵不好推辭，就在上朝議事之時偷偷地向武帝說：“郭解家裏挺窮，是不是就不必搬家了？”
武帝冷笑道：“郭解區區一草民，居然能讓大將軍都替他說話，可見家裏不窮吧！”衛青又羞又愧，忙退下。
郭解無奈，隻好登程上路。
臨走之時他仍不甘心，在地方上留下許多昔日的耳目、爪牙，由他在長安遙控。
並以籌措路費為由，接受了當地權貴所送錢財上千萬錢！
不久，他為非作歹的事情敗露，公孫弘親自上書揭露其罪行，郭解最終沒有逃脫懲罰，被滿門抄斬。
這對於當時各地豪強不義、為富不仁者不啻為一次血淋淋的威懾、警告。
在強製遷徙豪商大戶的政策刺激下，茂陵邑很快發展起來，不久就形成一個相當規模的附屬性城市。
由於入遷豪強大多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他們安定下來後積極投資工商業及周邊農業，使該地區經濟有了質變性的大發展，不但為城市本身發展提供了保障，而且亦為茂陵建設提供了資金、後勤、服務等保障，他們當中甚至有人直接從事建陵物資的販運投機活動。
在政治上，這些外來大戶豪強積極與長安政治官僚牽線搭橋，依托新的靠山，提高其政治地位。
而長安名流亦以居“富甲天下”的茂陵新區為時尚，大批遷居於此。
到茂陵邑最繁榮的時期，其人口竟達２７萬—２８萬，住戶有六萬戶以上。
依據《漢書·地理誌》的統計，這比長安內城的人口還要多。
《三輔黃圖》卷四記載：“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
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裏，南北五裏，激流水注其中。
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裏。
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獸珍禽委積其間。
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雛產彀，延漫林池；奇樹異草，糜不培植。
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這種種豪侈情景，著實也讓武帝眼紅，後治罪廣漢誅其家而沒收其園，鳥獸草木，皆移入當時的皇家中央公園——上林苑中。
茂陵之富，可見一斑。
邑中富家連綿，其子弟更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輩。
這幫闊少不學無術，終日鬥雞走狗，尋歡作樂，“五陵子弟”漸漸成為當時紈子弟的代名詞、同義語。
所謂“五陵”是指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及後來的昭帝平陵，再加上最富庶、繁榮的茂陵邑。
茂陵邑為五陵之冠，還因為其吸引了當時一大批文人學士。
文豪司馬相如、史學家司馬遷、思想家董仲舒等，他們都曾長居於此，地以其名也更加顯達。
秦漢時厚葬之風很盛。
在“侍死如奉生”意識支配下，上自皇帝、諸侯，下至官吏、豪強，對於人生儀禮的這最後一幕都極盡奢華之能事。
武帝時期是西漢國力鼎盛之秋，厚葬之風最熾。
對於這位一生求仙不得、乞長生不能的大漢天子來說，怎樣確保自己在另外一個世界仍能永享至權威儀、豪奢榮華，始終是最為重要的個人問題。
而其好大喜功、驕奢淫逸的生性，又使其陵墓——茂陵及附屬建築的規格，所耗費的資財、人力均達到一個驚人的規模，成為漢陵之最。
在今西安市西北約４０公裏處的鹹陽塬上，即今陝西興平南位鄉內，巍然矗立著一代雄才漢武帝的帝陵——茂陵。
這位生前叱吒風雲、赫一時的天之驕子，就長眠在這裏。
茂陵位於西漢諸帝陵的最西端，因所選陵址所在地——西漢前期稱槐裏茂鄉而得名。
武帝為自己修建的壽陵是在他即位後第二年，即從公元前１３９年開始的，到最後建成共用了五十三年，在漢陵中修築時間最長。
到武帝入葬之時，早先栽植於陵上的樹苗已長成兩臂合抱的參天大樹了。
而茂陵也是西漢帝陵中建築規模最大的一座。
首先就陵墓封土而言，茂陵比其他皇陵要大。
據史書記載“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據現今實際勘察的結果來看：茂陵底部東西邊長２２９米，南北邊長２３１米，頂部東西長３９５米，南北寬３５５米，殘高４６５米，確實要比西漢其他帝陵要大出許多。
這恐怕與武帝一生好大喜功，到死亦欲向後代顯示其無與倫比的功績和威嚴有關。
而武帝長期執政，王朝高度發展，社會財富雄厚，亦為其陵墓修造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其次，茂陵陪葬品數量極大。
《漢書·貢禹傳》稱墓內“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鱉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相傳武帝身穿的金縷玉衣、玉箱、玉杖和他生前所讀的雜經三十餘卷，盛入金箱，也一並埋入。
西漢末年，赤眉軍進攻關中，盜掘茂陵，將士兵卒齊動手，不停頓地搬了幾十天，陵中陪葬品仍不能減半。
從此之後，每經變亂，茂陵都成為盜掘的主要對象，不難想象，茂陵內隨葬物品數量之大是多麽驚人。
西漢時，皇帝與皇後合葬，但“同塋不同穴”，所以每座帝陵都由帝、後兩個墓塚組成。
一般是帝陵在西，後陵在東。
但合葬在茂陵的卻不是武帝皇後，而是他最寵愛的李夫人。
當年正值年輕貌美的李夫人不幸暴病而亡，武帝悲痛萬分，於是以皇後之儀安葬李夫人於自己壽陵西北。
而早年“金屋藏嬌”的陳皇後由於被廢，死後葬於霸陵郎宮亭之東。
另一位榮寵一時的衛子夫雖被立為皇後，但因巫蠱之禍而自殺，也沒能入葬茂陵，至於其葬地之所在，傳聞很多，已不得確知。
李夫人墓又稱“英陵”或“集仙台”“習仙台”，在茂陵西北５２５米處，較一般帝陵小得多，封土殘高２４５米，外形為兩層台形。
古代“英”有“重”之意，“山形兩重者名英”，李夫人陵亦因此得名。
從文獻記載並結合考古資料來分析，茂陵似乎應建有兩重城垣，陵園的範圍亦較現今發現遺址要大得多。
當時，茂陵的陵園內還修建了大規模用於祭祀的便殿、寢殿及供宮女、臣僚居住的附屬性建築。
當時專門設置有陵令及其屬官寢園令、園長、門吏等專門負責陵園管理的官員。
僅擔任護衛、灑掃、澆灌樹木的差役人就達五千人之多。
武帝入葬後，“皆以後宮女置於陵園”，估計至少也有幾千人。
現今位於茂陵東南部的白鶴館遺址，就是當時陵園內的主要建築之一。
白鶴館周圍方圓５裏，是“馳逐走馬”之場所，現隻存一處夯土基址，周圍遍布漢代的殘磚斷瓦。
而位於茂陵東南３５０米處的“壓石塚”遺址，被認為是白鶴館中一座重要的高台建築遺址，殘高十二米，基址上部和周圍有巨大的石塊、漢代磚瓦及紅色燒土。
在白鶴館東，曾出土過飾有四靈圖案的畫像磚，及用於大門裝飾的巨型青玉鋪首，以及四周鏤刻“與民世世，天地相方”，中央有“永安中正”文字的瓦當。
據此推測，茂陵的寢園當初大概就建在這附近一帶。
另據文獻記載，茂陵以東近邊界處，修建有陵廟——龍淵宮，亦稱“孝武廟”，主要是用來供奉和祭祀武帝“神主”的場所。求仙問卜一世的孝武皇帝，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仍未忘記向冥冥中神靈祈福，那求仙之願，隻能到地下去償還了。
茂陵規模巨大還表現在其陪葬墓的規格、形製方麵。
據載，陪葬茂陵的多是西漢政壇上的重要人物，如衛青、霍去病、陽信長公主、金日，霍光、董仲舒、公孫弘、李延年等。
現今還能看到其封土的陪葬墓共有十二座，主要分布於茂陵以東，陵園東司馬道的南北兩側。
根據漢陵形製、布局，一般說來，陪葬墓封土越大，墓距司馬道，距東司馬門越近，其墓主身份就愈高。
像現今已可以認定的衛青、陽信長公主、霍去病等人的墓葬都遵循此例。
茂陵附近墓葬分布示意圖衛青墓在茂陵以東９００米處，史載其封土築成形如當時匈奴境內的廬山狀（即顏山），用以紀念其對匈奴作戰所取得的赫赫戰功，今其殘高２１４米。
像衛青一樣，另一位功勳卓著的青年名將霍去病墓封土亦築以像祁連山狀，今殘高１５５米。
這兩位生前既為舅甥，又同為朝臣的西漢名將，是武帝時代對匈戰爭的最主要領導者，也是對匈武功最卓著者。
他們都先武帝而死，其中霍去病去世時年僅２３歲，可謂英年早逝，實堪哀痛。
失此二人後，武帝再沒有求到得力統帥，西漢軍事發展也已跨越巔峰，輝煌不再。
讓此二人陪葬茂陵，也許是武帝表達其無限的希望與悲哀的特殊而現實的方式。
其中在霍去病墓前，還豎立了許多氣勢恢宏的大型石雕，現仍保存於以霍去病墓為主體的茂陵博物館。
這組巨型石雕其最大特點在於充分利用巨石的天然形態，巧妙構思，因勢循形加以雕琢，既刀法簡練，又突出表現出作品形神的完美結合。
其中“馬踏匈奴”一座應是這組石刻的主像，借以象征、歌頌這位青年將軍屢敗匈奴、英名永垂的不朽功績。
雖經千年的風雨剝蝕，其神韻仍栩栩可覺。
茂陵作為武帝時期曆時最長，也是最後一項浩大的工程結束之時，武帝帶著他無盡的夢想與數不盡的奇珍走入了生命盡頭這一歸宿地。
“掩陌萋萋春草生，茂陵風雨不勝情；輪台一詔嗟遲暮，多少春閨恨未平”。
但他所奠定的強大西漢帝園形象，卻深深留在曆史記憶之中。
直到今天，當我們立於茂陵的荒草與瓦礫之中，仰望其巨大的封土剪影時，似仍能感受到那份奔放與進取，自信與雄渾。
也許這與武帝建陵的初衷有所偏差，但這卻確實證明了亙古不變的規則：一個人的人生總是渺小而脆弱的，如果他不能融入或代表一個時代，一種精神，那麽曆史總會以其特有的殘酷與無情來湮沒他，修正他，使他最終成為一種合理的標尺。
二、茂陵
邑漢·玉鋪首 陝西興平茂陵出土在今陝西興平南位鄉道常村東窟溝以西，武帝茂陵白鶴館遺址以東，以瓦碴溝為中心的一片古文化遺存地帶，經常出土有大量的漢代遺物，其中尤以磚、瓦等建築材料為最多。
就其遺址、遺物的形製分布來看，中心範圍東西長約１５００米，南北寬約７００米左右，顯然是一座漢代古城邑的殘跡。
麵對著這一片連綿而已無明顯起伏的殘磚、碎瓦，即使翻開史書，找到其相關記載，人們也仍很難相信，這片瓦礫場，就是那曾經煊赫一時，富甲天下，號稱“五陵之冠”，當時漢都長安最大的“衛星城”——茂陵邑。
建元二年（前１３９），在武帝壽陵動工後不久，為了圈定陵園地域，按照先帝慣例，升壽陵所在地為縣製，由中央有關部門直轄，以便於工程運營、管理。
武帝壽陵選址在當時的槐裏縣茂鄉，因此茂鄉就成為中央專區，並升格為縣，以其名為茂陵，治所設在主陵區東北。
一向以善於處置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中大夫主父偃借建陵邑一事向武帝進言：
“茂陵初立，天下豪傑並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奸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
這一上書被武帝采納，於是馬上頒布詔書，向天下下達了關於強製移居的命令。
元朔二年（前１２７），伴隨“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詔令的傳達，在通往長安的西去大道上，陸陸續續出現了一隊隊滿載箱籠、前呼後擁的搬遷隊伍。
來自各地主要的豪強大戶們雖然極不情願卻也無可奈何地踏上西徙長安的路途。
武帝倒也不小氣，一邊派飛馬快報督促這一支支入關豪富，一邊派使節傳達其授爵以示恩寵的福音。
在這種軟硬兼施、雙管齊下的政策推動下，豪強巨商們大多不敢再彷徨觀望，紛紛拜別祖祠，變賣田產，收拾細軟舉家西進。
背著財富和榮耀遭受風吹雨打，總比舉門被下獄、全家抄沒要強得多。
這些被征發的豪強中也有較為強硬的，比如有一個河內軹縣（今河南濟源南）的人名叫郭解，人送綽號“關東大俠”。
他知道此番一去長安，定是全無從前的特權勢力，甚至是凶多吉少，於是就托情到朝廷大將軍衛青府上。
衛青礙於情麵不好推辭，就在上朝議事之時偷偷地向武帝說：“郭解家裏挺窮，是不是就不必搬家了？”
武帝冷笑道：“郭解區區一草民，居然能讓大將軍都替他說話，可見家裏不窮吧！”衛青又羞又愧，忙退下。
郭解無奈，隻好登程上路。
臨走之時他仍不甘心，在地方上留下許多昔日的耳目、爪牙，由他在長安遙控。
並以籌措路費為由，接受了當地權貴所送錢財上千萬錢！
不久，他為非作歹的事情敗露，公孫弘親自上書揭露其罪行，郭解最終沒有逃脫懲罰，被滿門抄斬。
這對於當時各地豪強不義、為富不仁者不啻為一次血淋淋的威懾、警告。
在強製遷徙豪商大戶的政策刺激下，茂陵邑很快發展起來，不久就形成一個相當規模的附屬性城市。
由於入遷豪強大多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他們安定下來後積極投資工商業及周邊農業，使該地區經濟有了質變性的大發展，不但為城市本身發展提供了保障，而且亦為茂陵建設提供了資金、後勤、服務等保障，他們當中甚至有人直接從事建陵物資的販運投機活動。
在政治上，這些外來大戶豪強積極與長安政治官僚牽線搭橋，依托新的靠山，提高其政治地位。
而長安名流亦以居“富甲天下”的茂陵新區為時尚，大批遷居於此。
到茂陵邑最繁榮的時期，其人口竟達２７萬—２８萬，住戶有六萬戶以上。
依據《漢書·地理誌》的統計，這比長安內城的人口還要多。
《三輔黃圖》卷四記載：“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
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裏，南北五裏，激流水注其中。
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裏。
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獸珍禽委積其間。
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濤，致江鷗海鶴孕雛產彀，延漫林池；奇樹異草，糜不培植。
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這種種豪侈情景，著實也讓武帝眼紅，後治罪廣漢誅其家而沒收其園，鳥獸草木，皆移入當時的皇家中央公園——上林苑中。
茂陵之富，可見一斑。
邑中富家連綿，其子弟更多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輩。
這幫闊少不學無術，終日鬥雞走狗，尋歡作樂，“五陵子弟”漸漸成為當時紈子弟的代名詞、同義語。
所謂“五陵”是指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及後來的昭帝平陵，再加上最富庶、繁榮的茂陵邑。
茂陵邑為五陵之冠，還因為其吸引了當時一大批文人學士。
文豪司馬相如、史學家司馬遷、思想家董仲舒等，他們都曾長居於此，地以其名也更加顯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