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關中六渠的修築
一、漕渠
武帝時期，西漢政府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並不斷對因天災人禍流亡、破產的農民加以優撫，而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重農措施則表現為全國興修水利熱潮的出現。
如對黃河的大規模治理，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的灌溉工程，汝南、九江地區的引淮工程等。
其中尤以關中六渠的開鑿最具代表性。
所謂“關中六渠”是指漕渠、龍首渠、六輔渠、白渠、靈軹渠與成國渠。
漕渠又稱昆明故渠，是武帝時期在關中地區進行的大規模水利工程中最早的一項。
因其最初設計主要是服務於漕運，故得名。
就其規模及功能來看，漕渠更像一條運河，主要以其水運而著名，兼備灌溉功能，因此現代學者多將其劃歸古代水運交通範疇。
帝都長安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為解決帝都長安的供應，漢廷每年都必須從關東調運大量物資——特別是糧食，稱為“漕粟”。
這樣，“關中漕粟”便成為長安開支的最大來源，而其運輸則成為維係帝國心髒的命脈所在。
因此，“漕運”曆來是漢王朝關注的經濟焦點之一。
隨著長安的發展，國家開支的不斷膨脹，漕運負擔日益沉重。
而由於原有漕運路線曲折，運期長，損耗巨大，因此供求矛盾很尖銳。
為解決供應危機，武帝雖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因受原河道條件製約，“漕運”仍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
因此，對於漕運運輸河道的改造成為當務之急。
漢武帝時期關中水利工程示意圖公元前１２９年，充任大司農的鄭當時為徹底解決“漕運”瓶頸之厄，奏請武帝開鑿新渠：“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裏，時有難處。
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裏，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
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
鄭當時的這項建議不久即得到武帝的批準。
於是，齊地著名的水利師徐伯被任命為開鑿漕渠的工程負責人，由他勘察設計，指導工程進行。
當時征發戍卒數萬人，輪番掘進，經過三年努力，終告完成。
由於設計科學，計算準確，工程質量也高，不久新渠的便利之處就顯現出來。
由於避免了舊道的激流與險灘，不但節省了運輸時間，運輸損耗也大大減少。
同時由於新渠水量充足，漕渠所流經的地方農業灌溉就得到了保障，深受農民的歡迎，漕渠工程設計目標圓滿完成。
漕渠與渭水基本平行，但位置靠南，因此距長安比渭水要近得多。
漕渠西起長安西南昆明池東口，引水注河池陂（今河池寨）北，東與水合，流經漢長安城角及城東地區，在清明門外與水支渠會合，又東流到灞水西麵。
在此分為兩支，一北向流入渭河，一東向橫穿灞河。
經華縣、華陰至潼關合於渭口。
《水經注·渭水》中記載：“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東口，東經河池北，亦曰女觀陂，又東合水，亦曰漕渠；又東經長安縣南，東經明堂南。
……故渠又東而北屈經青門外，與水支渠會。”基本上描繪了漕渠的流經及所處。
現今漕渠遺跡基本與文獻吻合，經過的地區有臨潼、渭南、華縣、華陰，至潼關入黃河，全長近１５０公裏。
據估算其路程較舊漕運路線（主要逆溯渭河而上）縮短近三分之二，時間也節省了近一半多。
漕渠的開鑿，引起了漕運的繁榮。
由於漕運的數量較大，不但可以按時全部供給長安耗費，還有部分餘額。
因此不久在其渠口附近又專門修建了京師倉（或稱華倉，河口倉，京師庚）等大型國家儲備倉庫。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陝西省考古所對該倉遺址曾進行過發掘。
遺址位於渭河南岸第二階地上，地勢較高，外有城牆護圍。
倉城遺址位置依地勢構築，大致呈長方形，東西長１１２０米，南北寬７００餘米，城牆厚達１０米，夯築堅固。
城內北部為倉儲區，地基極深，室內設有木製架空地板，室外東西有披簷，屋麵覆以板瓦和簡瓦，簷際有瓦當。
每個糧倉進深四間，麵闊十間，東西長６０多米，寬２５米，土木混合結構，既能通風，又可防潮。
如此規模龐大的漕運儲備倉，正是當時漕渠水運繁榮一時的曆史見證。
漕渠開鑿的成功，為關中經濟注入了綿綿不絕的物質活力，對強化長安經濟基礎，鞏固發展京師及其周邊地區的農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同時，漕渠也是當時中國水利工程的參照與樣板，為關中水利的興盛開創了先例。
二、龍首渠
當某一項工程成為一道不得不去完成的詔令時，所有的受詔者不得不拚盡全力來確保工程質量、進度。
而在此過程中，一些大膽的構想、巧妙的技術也在空前的壓力下被有意無意激發出來。
龍首渠便是這樣一個例子。
約在元朔、元狩之交（前１２３年—前１２２），有一個名叫莊熊羆（《漢書》作嚴熊）的人向武帝上書，其奏稱：“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
誠即得水，可令畝十石。”
不久武帝頒詔征發一萬多民工前往開鑿這條擬議中的灌渠。
工程的構想是大膽而巧妙的。
從徵縣（今陝西澄城南）引水至商顏山（今鐵鐮山），直接開鑿一條沿山明渠，沿途多經土質地段，本來應該是水到渠到、不費太多時間的，但在實際施工中，卻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難。
由於該地土質直立且疏鬆，渠道挖不多深兩邊的渠岸就發生滑坡、崩塌，常常釀出事故，而且工程進度極為緩慢，常常是好不容易鑿開一段，一夜之間就被塌下的泥土覆蓋了。
這可急壞了施工大臣，經過一番苦思冥想，決定放棄明渠鑿進法，轉而采用鑿井開渠：即在一定距離的兩頭先掘豎井，到達要求地層後，再相向鑿進，使其成為地下隧道，彼此相連，既避免了土方傾覆，也節省、減少了土方開鑿量。
此法經試驗成功，在全線使用，基本上解決了渠岸塌方的難題。
但由於豎井工作麵較小，井又極深（有近四十丈）其掘進亦為緩慢，從施工開始到工程完成，前後用了近十年的工夫。
而且渠道通水後，渠內黃土塌陷現象仍無法根本解決，其功效遠不及設計時所預想能達到的程度。
但在開鑿過程中無意挖出大量古生物化石，人們稱之為“龍骨”，並作為祥瑞之物報告了武帝，武帝很高興，這個幾乎徹底失敗的渠道終於有了個名稱“龍首渠”。
龍骨是龍首渠開鑿的“副產品”，而真正有意義的副產品卻是“井渠法”。
雖然龍首渠幾乎以失敗告終，但它在工程中采取的隧洞豎井施工法卻成為技術成果得以保留，直到現今仍被改造使用。
而莊熊羆的大膽構想後來亦被證明是可行的，北周、唐代都曾先後在此繼續開渠，並取得一定成效。
今陝西關中洛惠渠的前身，可以說，正是這個具有傳奇性的“龍首渠”。
三、六輔渠
武帝時期對於關中水利的建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階段，這又不單表現在眾多新渠的開鑿上，同時，該時期對既有水利工程的維護及完善也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麵。
像六輔渠的開鑿，其主要目的就在於為關中最大的水利工程——鄭國渠做功能性補充。
鄭國渠是秦統一前在關中修建的最大水利灌溉工程。
秦王政十年（前２３７）
，不思進取的韓王聽信讒言，竟指望秦國通過大規模國內工程而損耗其實力，從而無力再對外擴張，因而把韓國最優秀的水利工程家鄭國送入秦國，並要他勸說秦王修築一條規模空前的大型灌溉工程。
秦王不知其計，很賞識鄭國，於是不久即破土動工。
不料在工程進行中，韓王的陰謀被秦發現了，秦王遂下令逮捕了鄭國。
鄭國早以置生死於度外，他承認當初確實受計於韓王來執行疲秦之計，但作為一個水利工程專家，他主持修造的這一工程完全是科學合理的，一旦成功，對秦國的農業會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秦王認為他說得有道理，就赦免了他，並命他繼續領導這項工程。
最後這項巨大水利工程終於竣工了，正如鄭國所言，它帶來的收益遠遠超過它的投資，它使關中四萬多頃土地受到充足的灌溉，同時兼有改良鹽堿、施肥的功能，大大提高了土地質量，促進了農業發展，秦的國力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增加了。
人們為紀念鄭國，便命名其渠為“鄭國渠”。
當然，由於曆史的局限，鄭國渠在設計及功效上亦有不足之處。
鄭國渠在武帝時期仍是關中最重要的灌溉樞紐，為充分發揮其作用，武帝多次派人對其考察、維護。
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左內史倪寬在對鄭國渠全麵勘察之後向武帝提出部分改造建議，“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之地”。
這裏所說的六輔渠指的是六條人工灌渠，以其數為總稱，又名“六渠”或“輔渠”。
它是在鄭國渠故渠旁地勢較高的地方再進一步開鑿分渠，使更多農田得以灌溉。
一般認為新建六渠位於鄭國渠上遊南岸，引鄭國渠水從上遊流出，主要灌溉下遊高地。
最近有學者指出，如果這六渠確為鄭國支渠，且支渠坡降比幹渠緩，這樣雖可以灌溉下遊高地，但勢必因滲漏過量，水速過慢而引發大規模土地次生鹽堿化，但史籍對此並無記載。
因此，有人提出六輔渠雖在整體上屬鄭國渠係統，但其水源可能不是來自鄭國幹渠，而是來自鄭國渠北的冶峪、清峪、濁峪等河流。
這樣一來，六輔渠的位置也就不可能在鄭國渠南，而應在鄭國渠北。
並認為古代冶峪一帶的水利工程，可能是六輔渠的延續。
曆史的淪桑巨變，使六輔渠這一重要關中水利工程顯得撲朔迷離。
其位置、水源仍是討論的疑難，但武帝留在《漢書·溝洫誌》中的一段議論也許對我們了解六輔渠的功能及武帝對水利的態度更有幫助：“農，天下之本也。
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
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
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
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四、白渠
在對鄭國渠進行擴大、補充的同時，另一項較大的水利工程也在醞釀之中。
鄭國渠溝通涇水、沮水、洛水，其位置稍偏北，在其南部尚有大片農墾地帶介於鄭國渠與渭水之間得不到充足的水源灌溉。
由於其地域狹長，如果鑿南北向的新渠，則至少要新開好幾條才能滿足需要，而且鄭國渠與渭水之間地形差異較大，施工也不便。
更重要的是，到武帝時期鄭國渠水量大為減少，河道淤塞嚴重，已不可能再提供充足水源。
直到太始二年（前９５）
，也就是六輔開鑿後的第十六年，為解決日益嚴重的關中幹旱問題，新渠的開鑿不得不再次提上日程。
此時西漢政府正采取全麵收縮政策，以緩解日益窘迫的政府財政。
由於負擔沉重，天禍人災，全國流民不斷，怨聲載道；武帝對連年征發大批民工所帶來的社會動蕩亦有所顧慮。
而這一年的全國性旱災卻為新渠開鑿計劃的付諸實踐，提供了再充分不過的理由。
當時趙中大夫白公抓住這一機會，再次向武帝提出建議，力陳新渠開鑿之必要與可能帶來的極大農業效益。
武帝終於同意了這項提案，醞釀已久的新渠終於可以動工了。
新渠“穿渠引涇水，首起穀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裏，灌田四千五百餘頃”。
即流經現陝西省涇陽、三原、高陵、臨潼等縣。
與鄭國渠相仿，新渠的渠口選在今涇陽縣涇惠渠渠口之下（南），鄭國渠仍維持石川河以西舊道，新渠則在鄭國渠以南，二者共同構成一個龐大的長安北部灌區。
由於新渠的建議人白公的貢獻，人們習慣上稱此渠為“白公渠”，亦稱“白渠”。
由於鄭國、白公二渠是整個灌區的兩條幹渠，且功效相當，亦同稱“鄭白渠”。
事實證明，白渠的開鑿基本上是成功的。
白渠兩岸農田在白渠充足水源的灌溉下，基本擺脫了幹旱的困擾而煥發出勃勃生機。
受益民眾為表達他們的喜悅之情編唱了一首民歌，後被收入《漢書》，作為對白渠功效的充分肯定：
田於何所？
池陽、穀口。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舉為雲，決渠為雨。
涇水一石，其泥數鬥。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縱觀關中水利工程，能得到這樣的全麵肯定，白渠、鄭國渠是唯一的合璧之作。
東漢班固在其《西都賦》中也以“鄭白之沃，衣食之原”來歌頌二渠之功，可見白渠的地位，事實上與鄭國渠基本上並駕齊驅了。
武帝經營關中水利幾十年，白渠是最為成功的農業水利工程建設。
白渠在漢以後經曆代王朝修繕，其主體工程保留時間很長，在唐朝又下分三支渠，即太白渠、中白渠、南白渠，三渠合稱“三白渠”。
到唐永徽年間（６５０—６５５）
，三白渠的流域麵積仍達一萬多頃。
但後來因沿渠修造碾，水流遲緩，泥沙多淤，水量減少，灌溉麵積開始不斷減少。
到宋元時期，白渠漸湮塞，隻在上遊保留部分幹渠。
元明清三代仍存，但已不通涇水了。
五、成國渠與靈軹渠
成國渠和靈軹渠是武帝時期修建的關中六渠中規模較小的兩條。
這兩條灌渠都是引渭工程。
其影響較鄭白渠、漕渠要小一些，主要用以長安以西的灌溉係統。
成國渠源起今陝西眉縣東北的渭水北岸，引渭水東流經今扶風南，又經武功、興平、鹹陽北，至灞、渭匯合處注入渭水。
東漢末年，因董卓以此輸粟又稱“董卓運河”。
三國時曹魏攻蜀，魏尚書左仆射衛臻征集民工又自陳倉（今寶雞市東）引水東流，和武帝舊渠合為一水，後總稱亦為成國渠。
由於泥沙淤塞，新成國渠到北魏時已名存實亡。
西魏大統十三年（５４８）漆河之上又建六門堰以截水勢，成國渠更加敗落。
直到唐代，成國渠才漸恢複。
鹹通十三年（８７２），除原引渭水、
水之外，又匯集韋川、莫穀、香穀等小河流，主要用以灌溉武功、興平、鹹陽一帶農田，其麵積達二萬餘頃，俗號“渭白渠”，與溝通涇水的白渠相提並論，可見其功效確已發揮至極。
宋以後，成國渠再度衰落，水源減少，渠道淤塞，加之氣候幹燥，幾近幹涸。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先後在眉縣杜家村西南１５００米處的東門渡、祁家河、河池、白家下村、馬道，孫家之南及扶風境內的牛蹄、下宋、西渠以及武功縣南６５００米處今惠高幹渠附近，發現大批古渠遺址，這些可能就是成國渠的陳跡。
由於史籍記敘不詳，至今我們仍無法考證出成國渠的興建過程及年代。
但從後世王朝對其重視程度來看，成國渠對於長安西部農業經濟確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漢書·地理誌》
縣條中記成國渠東北至上林苑入蒙龍渠。
因此有人推測其與上林水係關係密切，進而推測昆明池的衰敗與成國渠的廢棄可能有某種聯係。
靈軹渠情況與成國渠相似。
其位置大約在今陝西周至縣東部。
《漢書·地理誌》周至縣條下載：“靈軹渠、武帝穿也”。
除此再無他述。
後人認為其渠首應起周至縣東，靈軹塬南，其水東北流入渭水，主要用以灌溉今周至到戶縣一帶的農田。
但也有人認為該渠應該位於渭水以北，其主要依據為《水經注》渭水條的一段記載：“縣苑有蒙龍塬，上承渭水於縣，東經武功縣，為成林塬，東往縣苑，亦曰靈軹塬”。
與成國渠有所不同，直到宋時，靈軹渠仍有灌溉之利，隻不過其改建很多，與原渠已有很大區別。
武帝時期“關中六渠”的開鑿，是關中農業、水利發展史上的大事。
其對於整個關中的農業繁榮、經濟發展都有戰略性意義。
同時，對緩和漢都長安因快速發展而出現的生活資料供求矛盾，鞏固漢京師經濟自給基礎亦作出重要貢獻。
就當時全國範圍而言，“關中六渠”也是武帝時期農業水利建設全盤計劃中的重要一環，並起到了示範榜樣的作用，成為武帝時期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與標誌。
而西漢的強盛，正是建立在這種堅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空前發展。
武帝及其時代的輝煌，正是西漢農業輝煌在政治上的反映，正是農耕文化繁榮發達的全麵體現。
武帝時期，西漢政府繼續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並不斷對因天災人禍流亡、破產的農民加以優撫，而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重農措施則表現為全國興修水利熱潮的出現。
如對黃河的大規模治理，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的灌溉工程，汝南、九江地區的引淮工程等。
其中尤以關中六渠的開鑿最具代表性。
所謂“關中六渠”是指漕渠、龍首渠、六輔渠、白渠、靈軹渠與成國渠。
漕渠又稱昆明故渠，是武帝時期在關中地區進行的大規模水利工程中最早的一項。
因其最初設計主要是服務於漕運，故得名。
就其規模及功能來看，漕渠更像一條運河，主要以其水運而著名，兼備灌溉功能，因此現代學者多將其劃歸古代水運交通範疇。
帝都長安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為解決帝都長安的供應，漢廷每年都必須從關東調運大量物資——特別是糧食，稱為“漕粟”。
這樣，“關中漕粟”便成為長安開支的最大來源，而其運輸則成為維係帝國心髒的命脈所在。
因此，“漕運”曆來是漢王朝關注的經濟焦點之一。
隨著長安的發展，國家開支的不斷膨脹，漕運負擔日益沉重。
而由於原有漕運路線曲折，運期長，損耗巨大，因此供求矛盾很尖銳。
為解決供應危機，武帝雖然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因受原河道條件製約，“漕運”仍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
因此，對於漕運運輸河道的改造成為當務之急。
漢武帝時期關中水利工程示意圖公元前１２９年，充任大司農的鄭當時為徹底解決“漕運”瓶頸之厄，奏請武帝開鑿新渠：“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裏，時有難處。
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裏，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
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
鄭當時的這項建議不久即得到武帝的批準。
於是，齊地著名的水利師徐伯被任命為開鑿漕渠的工程負責人，由他勘察設計，指導工程進行。
當時征發戍卒數萬人，輪番掘進，經過三年努力，終告完成。
由於設計科學，計算準確，工程質量也高，不久新渠的便利之處就顯現出來。
由於避免了舊道的激流與險灘，不但節省了運輸時間，運輸損耗也大大減少。
同時由於新渠水量充足，漕渠所流經的地方農業灌溉就得到了保障，深受農民的歡迎，漕渠工程設計目標圓滿完成。
漕渠與渭水基本平行，但位置靠南，因此距長安比渭水要近得多。
漕渠西起長安西南昆明池東口，引水注河池陂（今河池寨）北，東與水合，流經漢長安城角及城東地區，在清明門外與水支渠會合，又東流到灞水西麵。
在此分為兩支，一北向流入渭河，一東向橫穿灞河。
經華縣、華陰至潼關合於渭口。
《水經注·渭水》中記載：“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東口，東經河池北，亦曰女觀陂，又東合水，亦曰漕渠；又東經長安縣南，東經明堂南。
……故渠又東而北屈經青門外，與水支渠會。”基本上描繪了漕渠的流經及所處。
現今漕渠遺跡基本與文獻吻合，經過的地區有臨潼、渭南、華縣、華陰，至潼關入黃河，全長近１５０公裏。
據估算其路程較舊漕運路線（主要逆溯渭河而上）縮短近三分之二，時間也節省了近一半多。
漕渠的開鑿，引起了漕運的繁榮。
由於漕運的數量較大，不但可以按時全部供給長安耗費，還有部分餘額。
因此不久在其渠口附近又專門修建了京師倉（或稱華倉，河口倉，京師庚）等大型國家儲備倉庫。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陝西省考古所對該倉遺址曾進行過發掘。
遺址位於渭河南岸第二階地上，地勢較高，外有城牆護圍。
倉城遺址位置依地勢構築，大致呈長方形，東西長１１２０米，南北寬７００餘米，城牆厚達１０米，夯築堅固。
城內北部為倉儲區，地基極深，室內設有木製架空地板，室外東西有披簷，屋麵覆以板瓦和簡瓦，簷際有瓦當。
每個糧倉進深四間，麵闊十間，東西長６０多米，寬２５米，土木混合結構，既能通風，又可防潮。
如此規模龐大的漕運儲備倉，正是當時漕渠水運繁榮一時的曆史見證。
漕渠開鑿的成功，為關中經濟注入了綿綿不絕的物質活力，對強化長安經濟基礎，鞏固發展京師及其周邊地區的農業，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同時，漕渠也是當時中國水利工程的參照與樣板，為關中水利的興盛開創了先例。
二、龍首渠
當某一項工程成為一道不得不去完成的詔令時，所有的受詔者不得不拚盡全力來確保工程質量、進度。
而在此過程中，一些大膽的構想、巧妙的技術也在空前的壓力下被有意無意激發出來。
龍首渠便是這樣一個例子。
約在元朔、元狩之交（前１２３年—前１２２），有一個名叫莊熊羆（《漢書》作嚴熊）的人向武帝上書，其奏稱：“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
誠即得水，可令畝十石。”
不久武帝頒詔征發一萬多民工前往開鑿這條擬議中的灌渠。
工程的構想是大膽而巧妙的。
從徵縣（今陝西澄城南）引水至商顏山（今鐵鐮山），直接開鑿一條沿山明渠，沿途多經土質地段，本來應該是水到渠到、不費太多時間的，但在實際施工中，卻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難。
由於該地土質直立且疏鬆，渠道挖不多深兩邊的渠岸就發生滑坡、崩塌，常常釀出事故，而且工程進度極為緩慢，常常是好不容易鑿開一段，一夜之間就被塌下的泥土覆蓋了。
這可急壞了施工大臣，經過一番苦思冥想，決定放棄明渠鑿進法，轉而采用鑿井開渠：即在一定距離的兩頭先掘豎井，到達要求地層後，再相向鑿進，使其成為地下隧道，彼此相連，既避免了土方傾覆，也節省、減少了土方開鑿量。
此法經試驗成功，在全線使用，基本上解決了渠岸塌方的難題。
但由於豎井工作麵較小，井又極深（有近四十丈）其掘進亦為緩慢，從施工開始到工程完成，前後用了近十年的工夫。
而且渠道通水後，渠內黃土塌陷現象仍無法根本解決，其功效遠不及設計時所預想能達到的程度。
但在開鑿過程中無意挖出大量古生物化石，人們稱之為“龍骨”，並作為祥瑞之物報告了武帝，武帝很高興，這個幾乎徹底失敗的渠道終於有了個名稱“龍首渠”。
龍骨是龍首渠開鑿的“副產品”，而真正有意義的副產品卻是“井渠法”。
雖然龍首渠幾乎以失敗告終，但它在工程中采取的隧洞豎井施工法卻成為技術成果得以保留，直到現今仍被改造使用。
而莊熊羆的大膽構想後來亦被證明是可行的，北周、唐代都曾先後在此繼續開渠，並取得一定成效。
今陝西關中洛惠渠的前身，可以說，正是這個具有傳奇性的“龍首渠”。
三、六輔渠
武帝時期對於關中水利的建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發展階段，這又不單表現在眾多新渠的開鑿上，同時，該時期對既有水利工程的維護及完善也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麵。
像六輔渠的開鑿，其主要目的就在於為關中最大的水利工程——鄭國渠做功能性補充。
鄭國渠是秦統一前在關中修建的最大水利灌溉工程。
秦王政十年（前２３７）
，不思進取的韓王聽信讒言，竟指望秦國通過大規模國內工程而損耗其實力，從而無力再對外擴張，因而把韓國最優秀的水利工程家鄭國送入秦國，並要他勸說秦王修築一條規模空前的大型灌溉工程。
秦王不知其計，很賞識鄭國，於是不久即破土動工。
不料在工程進行中，韓王的陰謀被秦發現了，秦王遂下令逮捕了鄭國。
鄭國早以置生死於度外，他承認當初確實受計於韓王來執行疲秦之計，但作為一個水利工程專家，他主持修造的這一工程完全是科學合理的，一旦成功，對秦國的農業會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秦王認為他說得有道理，就赦免了他，並命他繼續領導這項工程。
最後這項巨大水利工程終於竣工了，正如鄭國所言，它帶來的收益遠遠超過它的投資，它使關中四萬多頃土地受到充足的灌溉，同時兼有改良鹽堿、施肥的功能，大大提高了土地質量，促進了農業發展，秦的國力非但沒有被削弱，反而增加了。
人們為紀念鄭國，便命名其渠為“鄭國渠”。
當然，由於曆史的局限，鄭國渠在設計及功效上亦有不足之處。
鄭國渠在武帝時期仍是關中最重要的灌溉樞紐，為充分發揮其作用，武帝多次派人對其考察、維護。
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左內史倪寬在對鄭國渠全麵勘察之後向武帝提出部分改造建議，“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之地”。
這裏所說的六輔渠指的是六條人工灌渠，以其數為總稱，又名“六渠”或“輔渠”。
它是在鄭國渠故渠旁地勢較高的地方再進一步開鑿分渠，使更多農田得以灌溉。
一般認為新建六渠位於鄭國渠上遊南岸，引鄭國渠水從上遊流出，主要灌溉下遊高地。
最近有學者指出，如果這六渠確為鄭國支渠，且支渠坡降比幹渠緩，這樣雖可以灌溉下遊高地，但勢必因滲漏過量，水速過慢而引發大規模土地次生鹽堿化，但史籍對此並無記載。
因此，有人提出六輔渠雖在整體上屬鄭國渠係統，但其水源可能不是來自鄭國幹渠，而是來自鄭國渠北的冶峪、清峪、濁峪等河流。
這樣一來，六輔渠的位置也就不可能在鄭國渠南，而應在鄭國渠北。
並認為古代冶峪一帶的水利工程，可能是六輔渠的延續。
曆史的淪桑巨變，使六輔渠這一重要關中水利工程顯得撲朔迷離。
其位置、水源仍是討論的疑難，但武帝留在《漢書·溝洫誌》中的一段議論也許對我們了解六輔渠的功能及武帝對水利的態度更有幫助：“農，天下之本也。
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
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
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
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四、白渠
在對鄭國渠進行擴大、補充的同時，另一項較大的水利工程也在醞釀之中。
鄭國渠溝通涇水、沮水、洛水，其位置稍偏北，在其南部尚有大片農墾地帶介於鄭國渠與渭水之間得不到充足的水源灌溉。
由於其地域狹長，如果鑿南北向的新渠，則至少要新開好幾條才能滿足需要，而且鄭國渠與渭水之間地形差異較大，施工也不便。
更重要的是，到武帝時期鄭國渠水量大為減少，河道淤塞嚴重，已不可能再提供充足水源。
直到太始二年（前９５）
，也就是六輔開鑿後的第十六年，為解決日益嚴重的關中幹旱問題，新渠的開鑿不得不再次提上日程。
此時西漢政府正采取全麵收縮政策，以緩解日益窘迫的政府財政。
由於負擔沉重，天禍人災，全國流民不斷，怨聲載道；武帝對連年征發大批民工所帶來的社會動蕩亦有所顧慮。
而這一年的全國性旱災卻為新渠開鑿計劃的付諸實踐，提供了再充分不過的理由。
當時趙中大夫白公抓住這一機會，再次向武帝提出建議，力陳新渠開鑿之必要與可能帶來的極大農業效益。
武帝終於同意了這項提案，醞釀已久的新渠終於可以動工了。
新渠“穿渠引涇水，首起穀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裏，灌田四千五百餘頃”。
即流經現陝西省涇陽、三原、高陵、臨潼等縣。
與鄭國渠相仿，新渠的渠口選在今涇陽縣涇惠渠渠口之下（南），鄭國渠仍維持石川河以西舊道，新渠則在鄭國渠以南，二者共同構成一個龐大的長安北部灌區。
由於新渠的建議人白公的貢獻，人們習慣上稱此渠為“白公渠”，亦稱“白渠”。
由於鄭國、白公二渠是整個灌區的兩條幹渠，且功效相當，亦同稱“鄭白渠”。
事實證明，白渠的開鑿基本上是成功的。
白渠兩岸農田在白渠充足水源的灌溉下，基本擺脫了幹旱的困擾而煥發出勃勃生機。
受益民眾為表達他們的喜悅之情編唱了一首民歌，後被收入《漢書》，作為對白渠功效的充分肯定：
田於何所？
池陽、穀口。
鄭國在前，白渠起後。
舉為雲，決渠為雨。
涇水一石，其泥數鬥。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
衣食京師，億萬之口。縱觀關中水利工程，能得到這樣的全麵肯定，白渠、鄭國渠是唯一的合璧之作。
東漢班固在其《西都賦》中也以“鄭白之沃，衣食之原”來歌頌二渠之功，可見白渠的地位，事實上與鄭國渠基本上並駕齊驅了。
武帝經營關中水利幾十年，白渠是最為成功的農業水利工程建設。
白渠在漢以後經曆代王朝修繕，其主體工程保留時間很長，在唐朝又下分三支渠，即太白渠、中白渠、南白渠，三渠合稱“三白渠”。
到唐永徽年間（６５０—６５５）
，三白渠的流域麵積仍達一萬多頃。
但後來因沿渠修造碾，水流遲緩，泥沙多淤，水量減少，灌溉麵積開始不斷減少。
到宋元時期，白渠漸湮塞，隻在上遊保留部分幹渠。
元明清三代仍存，但已不通涇水了。
五、成國渠與靈軹渠
成國渠和靈軹渠是武帝時期修建的關中六渠中規模較小的兩條。
這兩條灌渠都是引渭工程。
其影響較鄭白渠、漕渠要小一些，主要用以長安以西的灌溉係統。
成國渠源起今陝西眉縣東北的渭水北岸，引渭水東流經今扶風南，又經武功、興平、鹹陽北，至灞、渭匯合處注入渭水。
東漢末年，因董卓以此輸粟又稱“董卓運河”。
三國時曹魏攻蜀，魏尚書左仆射衛臻征集民工又自陳倉（今寶雞市東）引水東流，和武帝舊渠合為一水，後總稱亦為成國渠。
由於泥沙淤塞，新成國渠到北魏時已名存實亡。
西魏大統十三年（５４８）漆河之上又建六門堰以截水勢，成國渠更加敗落。
直到唐代，成國渠才漸恢複。
鹹通十三年（８７２），除原引渭水、
水之外，又匯集韋川、莫穀、香穀等小河流，主要用以灌溉武功、興平、鹹陽一帶農田，其麵積達二萬餘頃，俗號“渭白渠”，與溝通涇水的白渠相提並論，可見其功效確已發揮至極。
宋以後，成國渠再度衰落，水源減少，渠道淤塞，加之氣候幹燥，幾近幹涸。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先後在眉縣杜家村西南１５００米處的東門渡、祁家河、河池、白家下村、馬道，孫家之南及扶風境內的牛蹄、下宋、西渠以及武功縣南６５００米處今惠高幹渠附近，發現大批古渠遺址，這些可能就是成國渠的陳跡。
由於史籍記敘不詳，至今我們仍無法考證出成國渠的興建過程及年代。
但從後世王朝對其重視程度來看，成國渠對於長安西部農業經濟確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漢書·地理誌》
縣條中記成國渠東北至上林苑入蒙龍渠。
因此有人推測其與上林水係關係密切，進而推測昆明池的衰敗與成國渠的廢棄可能有某種聯係。
靈軹渠情況與成國渠相似。
其位置大約在今陝西周至縣東部。
《漢書·地理誌》周至縣條下載：“靈軹渠、武帝穿也”。
除此再無他述。
後人認為其渠首應起周至縣東，靈軹塬南，其水東北流入渭水，主要用以灌溉今周至到戶縣一帶的農田。
但也有人認為該渠應該位於渭水以北，其主要依據為《水經注》渭水條的一段記載：“縣苑有蒙龍塬，上承渭水於縣，東經武功縣，為成林塬，東往縣苑，亦曰靈軹塬”。
與成國渠有所不同，直到宋時，靈軹渠仍有灌溉之利，隻不過其改建很多，與原渠已有很大區別。
武帝時期“關中六渠”的開鑿，是關中農業、水利發展史上的大事。
其對於整個關中的農業繁榮、經濟發展都有戰略性意義。
同時，對緩和漢都長安因快速發展而出現的生活資料供求矛盾，鞏固漢京師經濟自給基礎亦作出重要貢獻。
就當時全國範圍而言，“關中六渠”也是武帝時期農業水利建設全盤計劃中的重要一環，並起到了示範榜樣的作用，成為武帝時期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與標誌。
而西漢的強盛，正是建立在這種堅實經濟基礎之上的空前發展。
武帝及其時代的輝煌，正是西漢農業輝煌在政治上的反映，正是農耕文化繁榮發達的全麵體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