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廣開選舉之路
一、歲舉孝廉
選官製度作為帝國統治政治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政策性、時代性是顯而易見的。
選官製度的發展，從一個深刻而明確的層麵上反映著帝製國家的思想與意誌，同時亦勾勒著整個帝國製度的發展及趨向。
武帝執政下的西漢王朝，在經曆了漢初七十餘年的鞏固、發展之後，逐步開始進入其蓬勃向上、跨越巔峰的軌道。
統一的、多民族強大帝國的崛起，勢必要求其統治基礎相應擴大，國家管理機構更趨完善，統治機製相對優化。
而所有這些進步與變革，又必須依賴於統治主體——皇帝及其代理人集團的素質提高。
在世襲皇權的前提下，官吏之選拔，無疑成為完成這一過程的唯一可能的激活因素。
在對內勵精圖治的改革中，在對外開拓疆域的征伐中，武帝通過對舊有選官製度的增補、完善，從而廣開仕進門路，為其個人的政治宏圖籠絡了一大批追隨者、實踐者；而西漢王朝亦正是在這一代躍躍欲試、躊躇滿誌的人才簇擁下，一步步走向其發展的頂峰。
縱觀武帝時期的選官途徑，其中影響最久、最大的莫過於“歲舉孝廉”。
而說到“舉孝廉”，我們就不能不先了解什麽是“察舉”。
“察舉”即考察後予以薦舉的意思。
它作為漢代最普遍的選拔人才製度，源頭可追溯到漢初高祖統治末期，而正式產生則在文帝時代。
《漢書·文帝紀》記載：
二年（前１７８）十一月詔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前１６５）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史稱當時“對策者百餘人，惟（晁）錯為高第，由是遷中大夫”。
可見，在經曆了一定時間的發展之後，察舉製已經在有效地進行著了。
察舉製發展成熟，成為一種較為完善的選官製度，並真正確立，是在武帝時期。
其具體表現為：
首先，察舉人才的標準明確起來。
《漢書·武帝紀》載：“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冬十月，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從此，儒術不僅成為漢帝國的統治思想，同時也成為仕進的標準。
其次，察舉取仕範圍有所擴大。
武帝已不滿足局限於官吏層中的察舉，一些布衣之士亦可登堂入室，有機會施展其治民理政之才。
第三，察舉科目增加。
這是武帝對於察舉製度最為有益的改革，即除了原有的“賢良方正”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科目“孝廉”、“秀才”。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一時期產生了歲舉性科目。
據《漢書·武帝紀》：
“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察舉製以歲舉孝廉的產生為標誌，既表明它本身已經發展為一個比較完備的仕進途徑，也意味著其作為西漢仕進製度的主體地位的確立。
孝廉之稱，顏師古注雲：“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
實際上就是指孝子廉吏。
其中“孝”作為察舉標準，受當時政治思想的影響較深。
《左傳·文公二年》中講：“孝，禮之始也。”《呂氏春秋·孝行覽》則進一步闡論：
“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
大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
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由於“孝”與道德各方麵，尤其是與對帝王之忠聯係起來，“孝廉”並稱並舉也就再自然不過了。
而事實上，孝廉在漢代也確是一項範圍極廣的察舉科目，幾乎成為兩漢選舉的同義語。
舉孝廉的要求，一為歲舉；二是一定要由郡國向朝廷薦舉；三有人數的限定。
這實際是郡國向中央“貢士”的科目，但其開始進行得卻不順利，甚至出現了“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的尷尬局麵。
於是武帝不得不再度下詔，嚴格規定：以後“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在法律強力的保障之下，歲舉孝廉才真正得以貫徹執行。
從所舉孝廉者的家世、資曆來看，被舉者大多數出身官貴富豪，且多為儒者、官吏，這說明其統治基礎仍是以世襲貴族、豪強富戶為主的；但同時亦需指出，所舉之士中亦有相當比例（近四分之一）為平民或處士、貧民。
這樣一批被選拔者的出現，本身代表了一種流動，一種帶有某種開放性與競爭意味的社會下層進入統治上層的社會流動，而正是這種新氣象也為整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活力與生機。
從所舉孝廉的任用情況看，既有中央屬官，也有地方官吏，其秩級絕大多數為六百石以下，而且多以郎官為任（對此，前文曾述及）。
所舉者在經曆了郎官階段的“培訓”之後充任到中央或地方行政部門任職，對於武帝及其以後漢朝廷政治結構的優化具有深刻影響。
舉孝廉給整個國家管理係統帶來了新的血液、新的氣息。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所確立的“歲舉孝廉”與當時所謂“舉孝”、“察廉”是“舉孝”一般為特舉，舉主有公卿也有郡縣；而舉孝廉為常舉、歲舉，其規模、人數皆有製度規定。
“察廉”為長官報請上級擢升優秀屬吏之科目，僅限於已仕之低級官吏，且皆據本秩直接遷補，而“孝廉”則是郡國向朝廷“貢士”。
“歲舉孝廉”的產生及發展，實際是適應西漢王朝鞏固和加強統治而出現的一場仕進製度的改革，是武帝推崇儒術，美化統治外殼的重要舉措，同時也是其完成思想統一的關鍵步驟。
在這一製度刺激下，社會文化階層中逐漸形成一種注重名節的風氣，在一定曆史階段內，這對於振勵末俗，是具有某種積極作用的。
畢竟，在孝廉製度還能比較正常實行的情況下，按“孝”與“廉”取士，較之那種公開賣官鬻爵，還是進步得多。
二、察茂才
武帝時期對於察舉製度的增益完善除“歲舉孝廉”外，還開創了另外一條門徑，名為“察茂才”。
“茂才”又作茂材。
古“才”、“材”二字相通。
據《漢書·武帝紀》可知，元封五年（前１０６），武帝設立刺史製度，負責全國十三州的督察工作，但麵對大將軍衛青去世、“名臣文武欲盡”的局麵，他非常渴望能出現一批能建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於是下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這樣便產生了察舉茂才製度。
茂者，美也。
茂本作秀，後因避光武帝劉秀諱，改秀為茂。
所謂異等，當指超等出群不與凡同者。
即有出類拔萃之才能，不同凡響之本領的人才。
這當然是武帝指照當時朝廷內外庸才碌碌而言。
其最初作為特舉形式出現，顯然帶有某種應急、權宜的成分在其中。
察舉秀才之士，就其被舉者的資曆來看，已仕官吏及被舉孝廉占相當大比例，更強調精選；就其被任用情況來看，出仕多為縣令或相當於縣令一級的官職，這與孝廉多數僅僅拜郎的使用情況有很大不同。
一般說來，孝廉任郎中秩比三百石，而秀才任縣令秩千石至六百石。
顯然秀才的使用遠較孝廉為重。
至於個別秀才，起家則拜二千石，當屬特例，但亦同樣反映了其任用之重。
舉秀才的另一特點則在於舉主的多樣性。
其舉主除州、郡外，還有列侯、丞相、光祿勳、禦史、中二千石及派員專舉等。
這與舉孝廉幾乎清一色由郡國舉薦，迥然不同。
舉秀才的第三個特點是人數少。
秀才舉主雖具有多樣性，但每年察舉的人數卻十分有限，學者研究認為“尚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三、“自鬻”
在以察舉為主體的漢代選官製度體係中，還存在許多其他的仕進途徑作為必要的補充。
如辟除法，皇帝征召，試學童，博士弟子課試，博士三科，任子製，以及所謂的特種仕途等。
其中尤以特種仕途最為駁雜、繁複而且不穩定，但在一定曆史階段中，特種仕途亦可發揮其獨特的功效。
如納貨賣官，計吏拜官，以方伎為官，以財力為官等。
其中武帝一代尤以“自鬻”最為突出。
所謂“自鬻”，即毛遂自薦之意。
顏師古注“”曰“行賣也”，注“鬻”曰“亦賣也”。
《說文解字》“”字又作“”，從言從行，表示以言語弛說自我推薦之意。
也有人習慣上把此途直稱為“上書求官”。
武帝統治前期“自鬻”風氣盛極一時，據《漢書·東方朔傳》記載，當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其規模巨大，蔚為大觀。
自鬻者的身份特殊，不合仕進之道。
《漢書·揚雄傳》中稱其“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倒頗符合實際情況。
考求“自鬻”風氣大漲的社會背景，這種特殊的仕進之途與武帝統治前期整個西漢社會蒸蒸日上、追求建功立業的社會風尚有著密切聯係。
在當時那種開放性社會環境下，國家內部相對安定穩固，對外交流空前活躍，經濟、文化、軍事發展興旺，“重功利思進取”成為全社會的價值取向。
南方的珊瑚樹、巨象，西方的美酒、寶馬，東方的大海及神仙傳說都刺激著漢帝國的每一根神經，全國上下都處於一種極為興奮、渴求成功的氛圍之中。
那種小國寡民、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觀念至少在一些發達地區已被打破，求名逐利、建功立業的思潮高漲。
另一方麵，相對穩定的國內政治局勢，較為寬鬆的言論環境也為下層知識分子、誌士能人參與國家對內外政策討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而選舉製度的新變化、新發展，亦為有投身政治領域思想的下層人物提供了參與政治的希望與可能。
從某種意義上講，武帝統治前期與戰國時期的用人環境有相似之處，其下層人士參政的欲望都具有相同性質的狂熱。
而武帝作為一代新主，年輕的帝王，其對於人才選拔的不拘一格，也為“自鬻”大量出現製造了誘導性驅動力，正如《漢書·梅福傳》中所指出的：“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誌竭精以赴闕廷自鬻者不可勝數。”
《顏氏家訓·省事篇》對於當時“自鬻”者上書的內容曾做過客觀的分析，按其上書意向劃分為四類：“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由此可見，武帝統治前期社會較為清明，直接來自社會下層的輿論，還是可以自由發展並上達最高統治者的。
武帝對於“自鬻”者基本上采取鼓勵政策，像主父偃、朱買臣、東方朔、徐樂、嚴安、終軍等一批對西漢文治武功做出重大貢獻的名臣，都是被武帝破格提拔的“自鬻”者中的佼佼者。
史稱“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並非言過其實。
由於“自鬻”所依賴的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本身具有不穩定性，其實現基礎顯得極為薄弱，當武帝執政時代的黃金時期過去後，“自鬻”的熱潮亦不複重現。
而伴隨儒學的日益顯赫，其講求尊卑、等級，強調師承、班輩的風氣對“自鬻”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後世曆代，再沒有出現過像武帝時的“自鬻”熱潮。
這也是東漢以後，統治階級喪失了昔日生機勃勃的精神狀態，曆史地位明顯發生變化的必然反映。
選官製度作為帝國統治政治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政策性、時代性是顯而易見的。
選官製度的發展，從一個深刻而明確的層麵上反映著帝製國家的思想與意誌，同時亦勾勒著整個帝國製度的發展及趨向。
武帝執政下的西漢王朝，在經曆了漢初七十餘年的鞏固、發展之後，逐步開始進入其蓬勃向上、跨越巔峰的軌道。
統一的、多民族強大帝國的崛起，勢必要求其統治基礎相應擴大，國家管理機構更趨完善，統治機製相對優化。
而所有這些進步與變革，又必須依賴於統治主體——皇帝及其代理人集團的素質提高。
在世襲皇權的前提下，官吏之選拔，無疑成為完成這一過程的唯一可能的激活因素。
在對內勵精圖治的改革中，在對外開拓疆域的征伐中，武帝通過對舊有選官製度的增補、完善，從而廣開仕進門路，為其個人的政治宏圖籠絡了一大批追隨者、實踐者；而西漢王朝亦正是在這一代躍躍欲試、躊躇滿誌的人才簇擁下，一步步走向其發展的頂峰。
縱觀武帝時期的選官途徑，其中影響最久、最大的莫過於“歲舉孝廉”。
而說到“舉孝廉”，我們就不能不先了解什麽是“察舉”。
“察舉”即考察後予以薦舉的意思。
它作為漢代最普遍的選拔人才製度，源頭可追溯到漢初高祖統治末期，而正式產生則在文帝時代。
《漢書·文帝紀》記載：
二年（前１７８）十一月詔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前１６５）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史稱當時“對策者百餘人，惟（晁）錯為高第，由是遷中大夫”。
可見，在經曆了一定時間的發展之後，察舉製已經在有效地進行著了。
察舉製發展成熟，成為一種較為完善的選官製度，並真正確立，是在武帝時期。
其具體表現為：
首先，察舉人才的標準明確起來。
《漢書·武帝紀》載：“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冬十月，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從此，儒術不僅成為漢帝國的統治思想，同時也成為仕進的標準。
其次，察舉取仕範圍有所擴大。
武帝已不滿足局限於官吏層中的察舉，一些布衣之士亦可登堂入室，有機會施展其治民理政之才。
第三，察舉科目增加。
這是武帝對於察舉製度最為有益的改革，即除了原有的“賢良方正”之外，又增加了新的科目“孝廉”、“秀才”。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這一時期產生了歲舉性科目。
據《漢書·武帝紀》：
“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察舉製以歲舉孝廉的產生為標誌，既表明它本身已經發展為一個比較完備的仕進途徑，也意味著其作為西漢仕進製度的主體地位的確立。
孝廉之稱，顏師古注雲：“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
實際上就是指孝子廉吏。
其中“孝”作為察舉標準，受當時政治思想的影響較深。
《左傳·文公二年》中講：“孝，禮之始也。”《呂氏春秋·孝行覽》則進一步闡論：
“務本莫貴於孝。
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
大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
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由於“孝”與道德各方麵，尤其是與對帝王之忠聯係起來，“孝廉”並稱並舉也就再自然不過了。
而事實上，孝廉在漢代也確是一項範圍極廣的察舉科目，幾乎成為兩漢選舉的同義語。
舉孝廉的要求，一為歲舉；二是一定要由郡國向朝廷薦舉；三有人數的限定。
這實際是郡國向中央“貢士”的科目，但其開始進行得卻不順利，甚至出現了“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的尷尬局麵。
於是武帝不得不再度下詔，嚴格規定：以後“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在法律強力的保障之下，歲舉孝廉才真正得以貫徹執行。
從所舉孝廉者的家世、資曆來看，被舉者大多數出身官貴富豪，且多為儒者、官吏，這說明其統治基礎仍是以世襲貴族、豪強富戶為主的；但同時亦需指出，所舉之士中亦有相當比例（近四分之一）為平民或處士、貧民。
這樣一批被選拔者的出現，本身代表了一種流動，一種帶有某種開放性與競爭意味的社會下層進入統治上層的社會流動，而正是這種新氣象也為整個社會的發展提供了活力與生機。
從所舉孝廉的任用情況看，既有中央屬官，也有地方官吏，其秩級絕大多數為六百石以下，而且多以郎官為任（對此，前文曾述及）。
所舉者在經曆了郎官階段的“培訓”之後充任到中央或地方行政部門任職，對於武帝及其以後漢朝廷政治結構的優化具有深刻影響。
舉孝廉給整個國家管理係統帶來了新的血液、新的氣息。
需要指出的是，武帝所確立的“歲舉孝廉”與當時所謂“舉孝”、“察廉”是“舉孝”一般為特舉，舉主有公卿也有郡縣；而舉孝廉為常舉、歲舉，其規模、人數皆有製度規定。
“察廉”為長官報請上級擢升優秀屬吏之科目，僅限於已仕之低級官吏，且皆據本秩直接遷補，而“孝廉”則是郡國向朝廷“貢士”。
“歲舉孝廉”的產生及發展，實際是適應西漢王朝鞏固和加強統治而出現的一場仕進製度的改革，是武帝推崇儒術，美化統治外殼的重要舉措，同時也是其完成思想統一的關鍵步驟。
在這一製度刺激下，社會文化階層中逐漸形成一種注重名節的風氣，在一定曆史階段內，這對於振勵末俗，是具有某種積極作用的。
畢竟，在孝廉製度還能比較正常實行的情況下，按“孝”與“廉”取士，較之那種公開賣官鬻爵，還是進步得多。
二、察茂才
武帝時期對於察舉製度的增益完善除“歲舉孝廉”外，還開創了另外一條門徑，名為“察茂才”。
“茂才”又作茂材。
古“才”、“材”二字相通。
據《漢書·武帝紀》可知，元封五年（前１０６），武帝設立刺史製度，負責全國十三州的督察工作，但麵對大將軍衛青去世、“名臣文武欲盡”的局麵，他非常渴望能出現一批能建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於是下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這樣便產生了察舉茂才製度。
茂者，美也。
茂本作秀，後因避光武帝劉秀諱，改秀為茂。
所謂異等，當指超等出群不與凡同者。
即有出類拔萃之才能，不同凡響之本領的人才。
這當然是武帝指照當時朝廷內外庸才碌碌而言。
其最初作為特舉形式出現，顯然帶有某種應急、權宜的成分在其中。
察舉秀才之士，就其被舉者的資曆來看，已仕官吏及被舉孝廉占相當大比例，更強調精選；就其被任用情況來看，出仕多為縣令或相當於縣令一級的官職，這與孝廉多數僅僅拜郎的使用情況有很大不同。
一般說來，孝廉任郎中秩比三百石，而秀才任縣令秩千石至六百石。
顯然秀才的使用遠較孝廉為重。
至於個別秀才，起家則拜二千石，當屬特例，但亦同樣反映了其任用之重。
舉秀才的另一特點則在於舉主的多樣性。
其舉主除州、郡外，還有列侯、丞相、光祿勳、禦史、中二千石及派員專舉等。
這與舉孝廉幾乎清一色由郡國舉薦，迥然不同。
舉秀才的第三個特點是人數少。
秀才舉主雖具有多樣性，但每年察舉的人數卻十分有限，學者研究認為“尚不及孝廉的十分之一”。
三、“自鬻”
在以察舉為主體的漢代選官製度體係中，還存在許多其他的仕進途徑作為必要的補充。
如辟除法，皇帝征召，試學童，博士弟子課試，博士三科，任子製，以及所謂的特種仕途等。
其中尤以特種仕途最為駁雜、繁複而且不穩定，但在一定曆史階段中，特種仕途亦可發揮其獨特的功效。
如納貨賣官，計吏拜官，以方伎為官，以財力為官等。
其中武帝一代尤以“自鬻”最為突出。
所謂“自鬻”，即毛遂自薦之意。
顏師古注“”曰“行賣也”，注“鬻”曰“亦賣也”。
《說文解字》“”字又作“”，從言從行，表示以言語弛說自我推薦之意。
也有人習慣上把此途直稱為“上書求官”。
武帝統治前期“自鬻”風氣盛極一時，據《漢書·東方朔傳》記載，當時“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鬻者以千數。”其規模巨大，蔚為大觀。
自鬻者的身份特殊，不合仕進之道。
《漢書·揚雄傳》中稱其“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倒頗符合實際情況。
考求“自鬻”風氣大漲的社會背景，這種特殊的仕進之途與武帝統治前期整個西漢社會蒸蒸日上、追求建功立業的社會風尚有著密切聯係。
在當時那種開放性社會環境下，國家內部相對安定穩固，對外交流空前活躍，經濟、文化、軍事發展興旺，“重功利思進取”成為全社會的價值取向。
南方的珊瑚樹、巨象，西方的美酒、寶馬，東方的大海及神仙傳說都刺激著漢帝國的每一根神經，全國上下都處於一種極為興奮、渴求成功的氛圍之中。
那種小國寡民、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觀念至少在一些發達地區已被打破，求名逐利、建功立業的思潮高漲。
另一方麵，相對穩定的國內政治局勢，較為寬鬆的言論環境也為下層知識分子、誌士能人參與國家對內外政策討論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環境；而選舉製度的新變化、新發展，亦為有投身政治領域思想的下層人物提供了參與政治的希望與可能。
從某種意義上講，武帝統治前期與戰國時期的用人環境有相似之處，其下層人士參政的欲望都具有相同性質的狂熱。
而武帝作為一代新主，年輕的帝王，其對於人才選拔的不拘一格，也為“自鬻”大量出現製造了誘導性驅動力，正如《漢書·梅福傳》中所指出的：“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誌竭精以赴闕廷自鬻者不可勝數。”
《顏氏家訓·省事篇》對於當時“自鬻”者上書的內容曾做過客觀的分析，按其上書意向劃分為四類：“攻人主之長短，諫諍之徒也；訐群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由此可見，武帝統治前期社會較為清明，直接來自社會下層的輿論，還是可以自由發展並上達最高統治者的。
武帝對於“自鬻”者基本上采取鼓勵政策，像主父偃、朱買臣、東方朔、徐樂、嚴安、終軍等一批對西漢文治武功做出重大貢獻的名臣，都是被武帝破格提拔的“自鬻”者中的佼佼者。
史稱“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並非言過其實。
由於“自鬻”所依賴的政治環境、社會環境本身具有不穩定性，其實現基礎顯得極為薄弱，當武帝執政時代的黃金時期過去後，“自鬻”的熱潮亦不複重現。
而伴隨儒學的日益顯赫，其講求尊卑、等級，強調師承、班輩的風氣對“自鬻”的打擊是毀滅性的。
後世曆代，再沒有出現過像武帝時的“自鬻”熱潮。
這也是東漢以後，統治階級喪失了昔日生機勃勃的精神狀態，曆史地位明顯發生變化的必然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