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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親情無價
湯仲明的一生經曆了許多坎坷和風雨，然而萬幸的是他有賢淑的妻子，也有孝順的子女，親情溫暖著他、鼓勵著他，伴著他走過了曲折的人生之路。
在郭秀英的眼裏，丈夫和家庭是一切。她端莊賢淑、美麗溫柔、勤勞節儉，又非常地愛整潔。湯仲明白天忙於工作，晚上忙於科研，操持家長的擔子全部落在秀英的身上。她從來沒有半句怨言，在任何時候，她都那麽溫存地體貼丈夫，對子女也從沒有高聲吵罵過。她樂意伺候丈夫和孩子，在丈夫和孩子身邊她感到踏實和幸福。
解放前她跟著丈夫，帶著孩子，顛沛流漓，擔心吊膽地過日子，兩個女兒的早逝給她精神上以巨大的打擊，落下了癲癇的病根。解放後，舒心的日子剛過七八年，湯仲明就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郭秀英也就自然成了“右派”、“反革命”的家屬。她跟著丈夫從二層的樓房搬到平房，再搬到棚房，她感到自己和丈夫就象垃圾一樣被扔在了長江邊。
她沒上過學，隻是結婚後在湯仲明那裏認識了一些字。她怎麽也想不通勤勤懇懇工作的丈夫會是“壞人”，她睡不著覺，吃不下飯。然而她愛湯仲明，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好人”，一定是別人弄錯了。她心裏十分焦慮，卻表麵裝著沒事一樣勸慰丈夫，更加細致周到地照顧丈夫。對於一個家庭婦女來說，也許這就是她所能做到的一切。
她是一雙小腳，和她同一時代生活的女性一樣，這是封建製度滅亡前在她們身上留下的最後印記。她要到李家沱街上買菜，就必須爬上一段又陡又滑的泥濘小道。小道的一旁是十幾米深的水溝，湯仲明和子女們都擔心她摔倒滾下山溝裏喪命，都勸她不去買菜，讓湯仲明買菜，而她為了照顧好丈夫的生活，堅持自己去買菜，她擔心從未操持過家務的丈夫買的菜不合適。重慶經常陰雨連綿，大霧籠罩，滑倒是免不了的，這個細心的小腳老人總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盡量靠著岩邊走。經常滑倒的她卻沒有跌進溝裏。
湯仲明白天參加勞動，晚上才有時間搞設計，他一投入設計就會進入到忘我的境地，不吃、不喝、不睡覺。郭秀英理解和支持他，為他準備好飯菜，然後坐在他身邊為他搖扇。飯菜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湯仲明停下筆來，她才陪著一起吃飯。她一生都這樣心甘情願地伺候她的丈夫。子女們曾經想接她到西安、天津去散散心，然而她堅決不離開湯仲明，因為湯仲明是沒有人身自由的，不準離開那個監督他的街道，所以郭秀英就緊緊地守在丈夫的身邊，一天也不離開，一直到去世。多麽可貴的逆境恩愛啊！
郭秀英有癲癇病的老根，在湯仲明被打成“右派”後不久又複發了。而且病情越來越厲害，間隔的時間越來越短。發病時渾身抽搐，口吐白沫，麵色鐵青，神誌不清，持續幾分鍾或十幾分鍾。她用頑強的意誌，承受著疾病時時給她帶來的折磨，一如既往地照顧關心湯仲明。一九七三年十月，湯仲明戴了十六年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後，有了自己活動的權利，老兩口才從新建灣搬到大坪，住在小女兒湯三生的家裏。
一九七五年，年近八旬的郭秀英又病倒了，這時已有閨女、女婿、外甥女們照顧湯仲明，支撐她那根精神支柱倒了，就一病不起了，她不讓告訴在外地的兒子、閨女。三生還是寫信告訴了哥哥和二姐。
兒媳馬鳳華趁寒假帶著兩個閨女湯虹、湯奇由西安來到重慶看望老人。此時湯虹已十一歲，湯奇也已七歲，湯奇是第一次見爺爺奶奶。郭秀英見到兒媳帶著兩個孫女非常高興，也很激動。她的病情突然轉重，三生瞞著媽媽給哥哥曉明、姐姐瑞秋發了電報，等曉明和瑞秋到達重慶後，和子女們都見了麵，她很高興，也很著急，她責怪兒女不該來，想不到這竟成了她不願意再活下去的原因之一，她以前幾次病重，都不同意給兒子、閨女發電報告訴他們，她知道，叫他們來，要請假耽誤工作，要花錢，路上還要吃苦，七十年代坐火車，擠得要命，可不是享受而是受罪，她幾次說，我為什麽不快點死啊！她對兒子曉明說：我不行了，不要給我治了，讓我快點走吧！再活下去就會成為你們的累贅了。如今我快八十歲了，再不走，我不僅服侍不了你爹，還要他服侍我，成為他的一個包袱，拖累著他，使他不能一心搞研究。我走了，他一個人輕輕鬆鬆，還能多活幾年，為國家再做貢獻，我要病倒在床拖累著他，他就什麽也幹不成了，我想過多次了，我走了最好。
“媽，爹怎麽能夠離開您！”兒子曉明聽後勸她說：“您不要這樣想，病是能夠治好的，您要聽醫生的話，該吃藥吃藥，該打針打針。”
“我不要吃藥，也不再打針。我最了解自己的病情，再吃藥打針也是白費，更是浪費，我要快走。不然又拖住你和鳳華不能上班，孩子們不能上學，讓我一個人拖你們一大片，我不忍心啊！”郭秀英對兒子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你們都在，我走了多好啊！”她補充說。
一天她的病情突然轉重，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醫生給她打強心劑挽救她時，她已說不出話，但她心裏清楚，她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樣照顧丈夫的生活起居，反過來還需要丈夫照顧她，這會耽誤丈夫，也會害得子女們遠道來回奔波，而且非常珍惜這次兒媳和兩個孫女遠道來齊的機會為她送終，這樣她會安然而走，到九泉之下也會感到心滿意足的。
她拿定主意，忍著巨痛，搖頭，手捶打著床板，不讓醫生打針，她緊咬牙關，不讓人喂藥，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她安然地離開了人世。她給子女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照顧好你們爹！”
相依相隨整整六十年，妻子郭秀英走了。湯仲明百感交集，悲痛不已：這是患難與共的妻子，是知冷知熱的妻子，是視自己和家庭為第一的妻子，是對自己百依百順的妻子，是忍辱負重的妻子……子女們懂得湯仲明的心情，不離左右，時時安慰著他。
湯仲明的兒子湯曉明、兒媳馬鳳華、二女兒湯瑞秋、小女兒湯三生、女婿吳學龍對父母都十分孝順。在父親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時候，他們始終相信父親的無辜，不斷地寬慰父母，特別是湯仲明被開除工廠，取消工資，搬進棚屋的艱苦歲月裏，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用各種方式從精神上和經濟上幫助父母。小女兒三生住在重慶，一有機會就回到父母身邊，照顧他們的生活；兒子曉明從西安來到重慶，和父親談心，開導父親敞開胸懷，放遠眼光，從全國的形勢大局分析問題。還常常寫信問候，寄錢和糧票給父母，特別是二女兒瑞秋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讓小女兒蔣新渝去重慶，寄居在父母身邊。那是一九六O年冬，新渝剛滿八歲，在政治上也不怕什麽影響，借口家裏的孩子多，照顧不過來，實際上是讓她去陪伴外公外婆，一方麵為老倆口解解悶，另一方麵通過每月寄錢和糧票能經常和她通訊，了解老倆口一些情況，新渝還可以為二老作些簡單的家務活。
新渝是個很聽話的小姑娘，漂亮又天真無邪，給兩個老人帶來了無比的喜悅和精神寄托，一直陪伴他們度過了四年的艱難歲月。新渝在長大成人後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我的外公外婆》，字裏行間，滲透著無盡的深情，全文如下：
我的外公外婆
蔣新渝
我第一次見到外公外婆，感到與我想象中的很相似，外公是個中等身材稍胖的老人，慈祥的麵容上常架著一副深褐色花邊老花鏡，穿著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裝，一看便知是一位很有風度的知識分子，我把他當作《少年報》上的知識老人，不過外公沒有知識老人老，他才六十多歲，精力還很充沛，聲音洪亮，頭發濃密，隻是有些稀疏的白發，他每天都是很忙的，下班後也難得休息，不是伏案寫寫畫畫，拿著計算尺計算，就是坐下來讀書看報，很少有時間同我玩，給我講故事，但講起來可有趣，並常問我一些動腦筋的小問題，如果我答對了，他就高興得開懷大笑，並表揚我，外公知識豐富，說話很有哲理，記得他講的第一個故事就是“看事容易做事難”，說明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下功夫才能做成，我遇到不懂的事就問外公，他都能對答如流，耐心地解釋給我聽，直到我明白為止，有些不是小孩子應知道的事情，他就說：這個事情嘛，等你長大了就會知道的，現在還為時過早。
在我眼裏，外婆的形象也是很高大的。她是一位身材修長、穩重、大方、沉默寡言的老婦人，在她臉上雖然有了皺紋，但皮膚依然白晰，有一雙慈祥的、似乎在深思的大眼睛。她常穿一件深藍色的大褂，她特別愛整潔，言行舉止穩重大方，衣著雖不算講究，但很幹淨。她每天從事家務勞動，總是將室內外收拾得幹幹淨淨，她心靈手巧，年輕繡花，做衣服都是好手。
外婆脾氣溫和，無論是對家裏人還是對親友、鄰居，她都以誠相待。她心地善良，特別富有同情心，想方設法去幫助有困難的人，從不求什麽回報，以助人為樂，以幫人為榮。外婆愛吃甜食，但她自己舍不得吃，卻經常將糖果分送給左鄰右舍，我見此思想有些不通，翹起嘴不滿意時，外婆就笑眯眯地對我說“咱們不是還留有嗎？好吃的東西讓大家都嚐嚐有啥不好？我在外婆思想影響下，也慢慢變得胸懷開闊大方了，外婆還經常將一些舊衣服送給比自家更困難的鄰居，有時還給鄰居的小孩做鞋襪，幫人家的忙，她雖然言語不多，但給人感到她實實在在。”
外婆對外公的生活照顧得很周到，外公對外婆也倍加體貼，老倆口感情特別深。我在他們身邊生活了四年，從未見他們拌過嘴，爭論過什麽，外公有時也陪外婆說說話，談些往事，有時引起外婆傷心流淚，外公就耐心地勸慰她：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舊社會太窮，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一些人總是光顧自己，自私，也是社會造成的，不能完全怪個人。
外婆因為貞香和汴生兩個姨早逝，又在抗日戰爭時期受到驚嚇，得了癲癇病，俗稱羊角風，每遇疲勞或生氣就容易發病，外公最了解外婆的病情，處處關照她，不讓她過分疲勞或生氣，萬一患病了突然摔倒，不省人事，渾身抽動，外公就精心照料，直至她完全恢複正常。外公從不向外婆說自己的事，在家裏他總是很有精神的忙裏忙外，樂觀地支撐著這個家。
六十年代初，正值我國自然災害時期，要不是政府的統購統銷政策，還不知要餓死多少人。那時受五八年共產風的影響，還過集體生活，公家辦食堂，我們那時在水輪機廠食堂入夥，每餐在那裏買飯回來吃，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學後，我都要到工廠大門外去接外公，等到成百上千的人都出廠門後，才見外公隨著幾個稀稀拉拉的人出來，外公老穿一件深蘭色的工作大褂，很好認，當他急匆匆地走出來時，我便跑到他麵前帶有埋怨的口氣說：“您又這麽晚才出來。”外公總是說：“不是才下班嗎！”他還開玩笑說：“我要是走在人群中，你能找見我嗎？”我想也是。等外公回到家再拿著碗去食堂買飯時，已排在長長隊伍的最後了。經常要等四十分鍾左右才買上飯，稍好些的菜也買不到了，外公看到這又動腦筋了，他對我說：以後不要再到廠門口去接我了，放學後就直接去食堂排隊，省得買飯浪費很多時間，我那時年紀小，個子還沒有賣飯窗口高，還不會買飯，要等外公來，每次排隊排到了，外公沒有來我就讓後來的先買，有時我從最前頭讓到最後頭外公才來，當時我真生氣，心想，廠裏就他一個人最忙！？由於生活不好，營養不良，那時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一切都按計劃供應，買東西都要票，有糧票、油票、布票、糖票、酒票、棉花票、香煙票等等。外公外婆身體都不如以前，他們每頓飯都吃不飽，但他們除了照顧我，讓我吃飽外，他們倆總是互相謙讓，將飯菜撥來撥去，總是想讓對方多吃一點，生活雖然清苦，但我們的生活是平安和睦的，外公還很樂觀，他說：很多人因營養不良出現浮腫病，我們還不錯隻是瘦一點。
清苦，相對寧靜的生活並不長，不久，外公又出事了。
有一天晚上，天陰沉沉的，黑得也較早，下班後好長時間不見外公回家，外婆將飯菜熱了一遍又一遍，卻仍不見外公回來，不知為什麽，外婆很擔心，外婆年邁又是小腳很少出門，我年幼也不敢去找，幸好那天晚上來了一個親戚，他見外公沒回來，就去廠裏找外公，他從廠裏回來後說：外公在廠裏有些事沒弄清，等事情弄清了才能回來。後來才知道就是逼他承認有意破壞柴油機製造工作，以便找借口開除他廠籍，並讓家裏送去日常用品，親戚又將洗臉毛巾、牙膏牙刷送去。他安慰外婆，沒有什麽大事，請放心。誰知一走十幾天不見回來，外婆憂心忡忡，望眼欲穿，常患癲癇病，幸好這些天常常有親友來探望。後來才知道，外公被關進了李家沱看守所。
一天放學後，我見外公突然回來，他沒精打采，顯得很憔悴，臉色發黃且消瘦，精神很不好，他象變成了另一個人，話也很少了，從那以後，他不去廠裏上班了，四處奔走去找住房，我當時不明白外公為什麽不住公房而去找私房，我聽媽媽說過，外公原在水輪機廠小樓裏住，是書記、廠長、總工程師們住的房子，後來搬到這一大一小的兩間平房裏住，現在又要搬到哪裏去呢？
一天外公從外麵回來，那些天是我第一次見到外公這麽高興，原來是他找到了住房，因水輪機廠限定了他搬出的時間，新的住處是在水輪機廠的山腳下，兩間總麵積約十五平方米的陰暗潮濕的簡陋竹木房子，四麵用木頭竹片釘成，這房裏間和外間還有兩尺左右的距離，潮濕的地麵似乎可以吸出水來，滿屋一股黴味，四麵沒有窗戶，四麵都透風，外邊一間白天開開門可見些陽光，裏邊一間由於前屋擋住了陽光，白天也要點燈才能看見東西，房子的右側是一條跨度很寬的臭水溝，汙水從十幾米高度傾瀉下來，日夜發出嘩嘩啦啦轟隆隆的水響聲，一年四季不斷，順勢流入長江，每逢大雨天，人們說話都要大聲吼叫，否則被震耳欲聾的水響聲淹沒，聽著這水聲有些嚇人，這裏用水吃水都很困難，要爬上幾十階台階去挑自來水，我家挑水是外公的事，重慶雨水多，坡陡路滑，下雨天外公也不敢去，隻好請人幫忙，有一天外公發現屋後山裏有泉水，他嚐嚐水質不錯，可以飲用，為方便這片居民飲水，他用物理上的“虹吸”方法，將山坡上的泉水引到屋後，就挖一個蓄水池，讓大家共用，有時取水人多水很混，需要沉澱很久才能用，外公又想法用竹管將水引到家的水缸裏，變成自來水，我們的鄰居，都是社會的最低層，相比之下，我們的日子還是比較好過的，左鄰右舍常常為吃飯穿衣的事吵嘴打架，外公外婆很同情他們的處境，並經常力所能及的接濟幫助他們。
過去常有人來家向外公請教一些問題，口口聲聲湯總，湯工，自從搬下來後，再沒人來了，外公也不再去水輪機廠上班，隻是每天去街道辦事處，他往返自然，毫無異樣，回家從不說什麽，因此，我以為外公去街道辦事處工作了。可是有一次，我的一個同學告訴我，說外公在街道和“四類分子”（地、富、反、壞）一起勞動，後來又有同學告訴我說：外公是右派、反革命，被水輪機廠開除了，並在全廠大會上宣布這一決定，我大吃一驚，百思不解，外公怎麽會是右派、反革命呢？他一生搞技術，報效祖國，從不參與政治，這是怎麽一回事呢？我想當麵問一問外公，可我又沒有這個勇氣，怕傷了他老人家的自尊心，對這件事我始終是似信非信持著懷疑態度的。
外公每天還是忙忙碌碌的，除去街道勞動、學習改造外，回到家裏還幫外婆幹家務活，由於斷了經濟來源，生活上愈來愈困難，還不準兒女多給錢。眼看他身體消瘦，手變粗了，麵貌也逐漸變黑了，臉上的皺紋也越來越多、愈來愈深了。一個小雨天，外公從街道勞動歸來，路經那條汙水溝時，由於疲勞，加之路滑，一失足從那條每天必經的窄窄的石板橋上，摔到四五米深的水溝裏的一塊石頭上，幸好那天他背著竹簍，簍裏裝了一些紅薯，著地時簍在下麵，才免於摔傷，但摔痛了。當外公被鄰居們救起送到家中時，為安慰外婆，他故作滿不在乎地說：今天竹簍救了我一命，掉下去我睡在竹簍上啥事也沒有，隻是嚇了一跳。第二天，外公沒有聽取大家的勸阻，帶著傷痛又去街道參加勞動了，我當時很不理解外公為什麽如此積極，苛求自己，其實是我不知他的險惡處境。
多年來，外公受到派出所、街道辦事處某些頭目們的冷遇、訓斥是常人難以忍受的。可外公都以寬廣的胸懷默默地忍受著這一切，但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的是永遠抹不掉的陰暗，僅舉一例：
一天下午，一個穿公安服裝的人，突然來到我家門口，氣勢洶洶的將外公叫出去，不問青紅皂白辟頭蓋臉地惡狠狠地大聲訓斥外公，看他很凶的樣子，簡直就象在訓斥犯人。我看外公站在門口心平氣和地向解釋“思想匯報”沒有交上去的原因。那人似乎沒有聽見一樣，仍趾高氣揚，大喊大叫，指手劃腳，手指都快點到外公的臉上了，惹得左鄰右舍都跑出來看，我也一直站在屋裏從門縫偷偷往外看，這人約三十來歲的樣子，黑不溜秋，帶著二杆子勁，不講道理。他訓完外公後，又吼叫著對外公作了幾條規定，就揚長而去了。在我心目中，外公一直是真理、智慧、正義的化身，他不應該受這種侮辱，警察根本沒有資格訓斥他。由於外公知識淵博、為人誠懇，處處替人著想，並為周圍百姓解決生活難題，還為許多鄰居的孩子輔導學習等，贏得了大家的尊重和愛戴，都按晚輩的身份稱他湯爺爺。後來被派出所知道了，又來交待大家不能這樣稱呼，應該稱名道姓，但除了當著警察及街道頭頭的麵外，他們還是稱他為湯爺爺。那次是我第一次見到有人這樣凶地對待外公，直氣得我渾身打顫，怒發衝冠，我想，外公勤勤懇懇地工作幾十年，現在這樣高齡仍不停的工作，犯了哪家的王法要這樣對待他。警察走後，我氣惱的心情不能平靜，我說：“外公，這人憑什麽這樣對待您。”我替外公出氣，以為他也要生氣罵警察幾句的，可他卻象沒有發生這回事一樣，似乎習以為常了，外公沒有直接回答我，隻含糊地說：“沒有什麽事，你不要這樣看他。”以後，我常見外公在寫什麽，一次我好奇地看了一眼，隻見標題是“思想匯報”，每次他都要寫很長時間，交上去厚厚一疊。
勞動改造，思想匯報，繁鎖的家務挑水、挑煤、買菜、買糧等體力活，全是外公一個承擔，還有半饑半飽的種種困難，都沒有將外公壓倒，精神摧殘和壓抑，絲毫不能動搖他對事業的追求。離開了工廠，離開了辦公室，離開了圖紙和計算尺，但他卻從來沒有離開他用以報國的研究工作。外公一有空就看書學習、計算。有一個星期天，他說要去江岸對麵的火車站看火車頭，我問他看火車頭幹什麽？他說過去他考慮過火車頭的改革，還有火車輪子的改造。後來，他就每逢星期天去看火車頭，這車站離我們住處很遠，要坐船渡過長江，往返要上下四次幾百多台階的山坡，過江後還要步行很遠才能到達九龍坡車站，每次去都要用將近一整天的時間，所以事先都要向派出所請假，同意了才能去。有一次外公又去看火車頭，一大早出去天黑了還不見回來，我們非常著急，不知出了什麽事，當時我和外婆一老一少，誰也不知外公到底在什麽地方看火車頭，也沒有能力去找，隻能焦急地等待著，直到晚上九點多鍾，才見外公扶著一根竹杆，拖著沉重的腳步慢慢走回來，他臉色發黃，疲憊不堪，步態不穩，進屋便倒在床上，經詢問才知道在回來的路上外公患的“美尼爾氏綜合症”突然大發作，頭暈眼花，摔倒在地，繼而頻繁惡心嘔吐，坐在路旁想走不能走，有一些好心的人見到此情景要送他回家，他考慮路這麽遠，交通不便還要過江，自己又是這樣處境，不便麻煩人家，都被他婉言謝絕說：“不用不用，休息一會，我能回家。”事實上，他這樣嚴重的美尼爾病，需要幾個小時才能緩解。就這樣一直坐到天黑，才勉強用幾個小時走完這段艱難的路。從那以後我們勸外公不要再去看火車頭了，但他為了研究、測量數據，他還照樣去。
還有一次外公看火車頭回來後告訴我說：“今天差一點報銷了，在過鐵路時，我正考慮一個車頭改革問題，沒有聽到火車開來的聲響，險些出了事。”外公考慮問題精神非常集中，因患美尼爾氏症也造成了他聽力下降，外公出外看車頭必沿鐵路走2-3裏路的鐵路線，我們很擔心，但誰也阻擋不住。他每次看完車頭回來，就抓緊時間又寫又畫帶計算。裏邊屋子裏有張桌子，但因室內太暗無法利用，外公就用屋外一個木凳倒放著，上麵放一塊木板作繪圖板。他身體較胖，彎腰繪圖顯得很費力，但無論是炎熱的夏天還是寒冷的冬天，他都從未間斷畫圖，有很多圖畫了改，改了畫，為了一張圖，他甚至要幾次去看火車頭，我從未見他睡過午覺，為了畫圖也常顧不上吃飯，外婆常將飯菜熱了一遍又一遍。
重慶是山城，山環水抱不透氣，每到夏天，悶熱得出奇，有時高溫達到四十度以上，屋裏象蒸籠，外邊似火盆，外公平時就好出汗，到了夏季，吃不好，睡不好，成天大汗淋漓，但他仍不放鬆一分鍾工作時間，我見他畫圖時背心都被汗水濕透，我和外婆常拿起芭蕉扇給他扇風。後來外公又想了個辦法，將一塊帆布做成吊扇掛在房中，一側安上滑輪接上長繩，拉動繩使帆布擺動扇風，隻要有一人拉動繩，滿屋都有風，大家都涼快。
外公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政治上的高壓，精神上的摧殘，生活上的磨難，事業的坎坷，都沒有壓垮他，反而使他生命力更堅強，更具抗衡韌性。自然災害後期，有了自由市場，外公就買了兩隻奶羊，每天擠羊奶給外婆及全家喝，這對度過生活困難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這在城裏住的人來說也是很希罕的事。他經常利用早晚時間帶著書報出去，一邊放羊，一邊看書或讀報。鄰居對我說：“你外公心真寬，真是好漢肚裏能撐船。”事實上，外公的生活非常單調，我在他身邊四年多，從沒見外公外婆看過一次電影、一場戲。也從未見他們去轉過商場、串過親戚。派出所規定外公出門必須請假，可能也是一個緣故，他幾乎沒有空閑時間，加之他愛動腦筋動手做些什麽，每天時間都排得滿滿的，不知底細的人，誰也看不出他是一個被剝奪了自由的人。他兒女親友來的信都要先送到派出所去拆閱，然後自己才能看。由於這一個原因，書信也變成了政治說教，稱呼要指名道姓，這唯一能使他得到慰藉與溫暖的東西也失去了，外公對外回信也要經派出所檢查。外婆身體不好，膽量又小，很少出門，常處於抑鬱狀態，話都不想多說，隻有老倆口到一起了才有話，他們倆互相關心，相互照料算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吧。
過去外公家常有親朋來往，後來逐漸少了，外公怕自己的事連累別人，從來不去親友家串門，連街坊鄰居家也不進去，記得有件事很使外公外婆傷心，家裏有位親戚在部隊工作，她寫信說她哪一天過重慶，準備去看外公外婆，見有親戚來，老倆口非常高興，早早就準備好飯菜，外公還帶著我一次又一次去江邊的碼頭接她，可我們一直未等來這位穿軍裝的女兵，外公外婆大失所望很傷心，這個過去受外公資助上學的親戚，知道外公有問題，連個招呼也不打，就不再露麵了，後來她再也沒來過信。我想她應該裝不知道外公的處境來見老倆口一麵，才在情理之中。我頭一次見外公外婆談起此事的淒涼景象，我真恨這個拿老人的誠心當兒戲的人，外公卻說：“莫怪人家，要體諒。”
經濟上，公安局派出所規定生活費每月二十五元錢，每人平均一十二元五角（包括生活費和醫療費），不許兒女多給他寄錢，又不花他們的錢，也不許兒子盡孝，這種規定真是曠古希有。中央也不會有這樣的規定，這都是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我外婆犯了你們哪家的什麽王法，她為什麽不能接受兒女的孝敬？
可憐兩位斷了經濟來源的老人，又限製了外援，兒女有錢也不能給他們多寄，到了風燭殘年還要節衣縮食，精打細算，要算好再吃，不能吃了再算，因此，剩下的飯菜從來不舍得扔掉。有一次我放學回來晚了，外公外婆已吃過飯，我吃飯時突然發現一隻鹹菜碗裏長了蛆，我很驚訝，趕緊告訴外公外婆，問他們吃了沒有，他們說吃了，並沒有顯得多大驚異，看來生活已將他們磨得麻木了，外婆還說：“這不奇怪，鹹菜、豆腐乳裏邊有時都有這東西。”我離開他們後常想：隻剩下兩位日益衰老的老人了，再出現這種事情誰來提醒他們呢？兩位老人哺育兒女一場，到晚年卻不能去投奔兒女，又不能進孤老院，也不知到底是什麽“法律”，公安局隻準許外婆一人去投奔兒女，可外婆能丟下外公嗎？外公在這樣的困境中又怎離得開外婆呢？老倆口隻能相依為命，苦度風燭殘年。
對於生活上的清苦，外公外婆似乎不大在乎。有一次我問外公：“您說咱們的生活苦不苦？吃不飽，副食少，有時還吃野菜。”外公回答說：“苦，但不算最苦，我小時候生活比現在苦得多。半饑半飽是常事，每逢家裏蒸黑麵饅頭就是最好的飯了。一次家裏蒸了黑麵饅頭，每人分兩個，我沒吃飽還想吃不敢要，晚上睡覺時看見掛在房上的饃籃，便偷兩個吃了，被媽媽發現後，還挨了一頓說。現在和那時比強多了，如今生活有保障，計劃供應，不是吃了上頓沒下頓，隻是少一點罷了。”外公說得很輕鬆，似乎生活困難對他沒有多大觸動。
聽媽媽說，外公有錢時，生活也是很儉仆的，他將所有的錢都用在試驗機器上了，為了試驗機器，他很大方慷慨，不管花多少錢，反複試驗直至成功；家庭生活花錢，他卻很小氣吝惜，對自己的吃穿要求很低，對孩子們要求也很嚴，很少給自己和孩子們添置衣物，因此，外婆常常為此事想不開，我見外公外婆穿的內衣補了又補，連絨衣毛衣都打了不少補釘。
外公是個品德高尚的人，困難時期，糧票是無價之寶，有錢也買不到的，一天清晨，外公起得很早出去放羊，發現順著山坡撒了許多糧票，他一一拾起來一大撂，麵值約有一百多斤。回家告訴外婆說：“估計這可能是貪汙犯丟掉的。”他沒有猶豫，立即將全部糧票上交公安局，並說明情況。後來許多鄰居知道了此事，他們都很不理解，有的說：“現在一斤糧票都很珍貴，拾來的誰也不知道，還去交什麽嘛？”也有的說：“公安局對他那樣，還交給公安局，真是多餘。”我當時也想不通，問外公道：“他們這樣對待您，您還把撿來的糧票交給他們，何必呢？”外公說：“國家現在遇到暫時困難，糧食這麽緊張，我們不能去沾國家的便宜，都這樣就會破壞國家供應計劃，你說對嗎？”我答不上來，被外公問住了，我隻是想當時有這麽多糧票，真比千金還重。我和外公外婆每月總共才供應60多斤糧食，沒有副食，吃不飽，外公還要做街道的體力勞動，外公能夠如此果斷處理，上交這批糧票，看得出他高尚的品格也超出一般人。
五十年代，為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國家每年發行一次建設公債，外公為了了支援國家經濟建設，每年都要擠出一部份錢購買公債。一九五三年他一下買了幾百元錢公債，成為全廠購買公債最多的人，到六十年代開始還本付息，這可能就是善有善報吧，這部份錢幫助外公渡過許多難關，解決不少難題。如外婆有病住院花錢，沒有這就不好辦了。
一九六四年，我快上中學了，家裏怕我上中學後轉學不方便，就讓我回天津去上中學，當時我既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就要和父母姐弟團聚；難過的是就要離開哺育我多年的慈祥的外公外婆。我看到他們逐年衰老，無人照顧怎麽辦呢？我雖年齡小，但一些跑腿的零星小事還是可以幹的。外婆每次出門上街，都是我陪她出去，縫補衣服時穿針引線也是靠我，我走了她年老眼花，誰來幫助她呢？
我這次回天津是跟隨媽媽單位一位來重慶出差的熟人，時間是在暑假。
離別的時間終於來到了，外婆幫我穿上外衣整理著我的衣領，深情地望著我，我看見她那對大大的深沉的眼眶裏含著淚水，我的淚水也止不住的流了出來，外婆囑咐我一路上要小心，回家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點頭答應，當我再抬起頭來，想到今後外公外婆的生活……心裏非常難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淚水卻怎麽也止不住。此時，外公沉默不語，最後他終於說：“別哭，我們走吧。”我的幾個同學伴我走出家門，外公隨在後麵，幫我拿些隨身帶走的東西，走到小道的拐彎處，我回過頭再向外婆站著的家門口望去，隻見外婆直直地站在門口望著我，我頓時想起荒山上孤獨的蒼鬆。我心裏說：“再見了，親愛的外婆。”一狠心最後一次向外婆揮手告別，誰知這竟是我和外婆的永別。一路上，我想到外公外婆這樣的年齡、這樣的處境、這樣的生活條件，今後生活將有多少困難呢？我真想不走了，留下來照顧外公外婆，伴他們度過晚年。我對外公說：“我不想走了，我要留下來照顧您們。”外公推著我說：“不要瞎想說傻話，我們過得不是挺好的嗎？你要努力讀書，讀好書我們就高興。”我和外公登上渡船和送我的同學們告別後，望著籠罩在霧中的青山流水，心裏無限惆悵，我想何時能再回到這裏，重見我的親人啊！
外公一路為我送行，一路低頭不語，我從來未見過他如此沉默，我知道他心裏也不好受，他也舍不得我離開，看著外公日益增多的白發，開始有些彎曲的腰背和逐漸變沉默的性格，我想這是一位多麽堅強的老人，但生活對他太不公平了，誰知這樣的日子何年何月是盡頭。
回到天津，這裏與重慶相比生存環境要好得多，政治上也沒有那麽多“火藥味”，好象變了一個世界。我多麽希望外公外婆能住在這裏過平靜的生活啊，我知道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但我仍忍不住寄信表達了我的心意，外公給我回信說：“我們生活得挺好，不用掂記。”並告訴我“你的許多同學還陸續將紀念卡和一些小禮品送到家裏，讓我們轉寄給你，他們都很想你，你要好好學習，好好鍛煉自己，永遠做最好的學生。”我當時真感激我的同學，他們沒有蔑視我的外公，還有一些同學的家長也暗中幫助過外公，那時的點滴溫暖都是何等的珍貴啊！
十六年後，一九八O春，我真的又回夢中常常來到的地方，多少年來我多麽想回來看看外公外婆，而真的來到這裏，外婆卻早已離開人間，外公也已昏迷不醒，不久就逝世了。在外公住院和去世後，過去整外公的一些人也來看望，並說了一些懺悔的安慰話。當時“四川日報”、“重慶日報”都以大量的篇幅報導了外公的遭遇和事跡。我真的希望這樣的悲劇永遠不要再發生了。一位一心想報效祖國，才華橫溢的老知識分子，如不遭此劫難，將為我們國家能做出多少貢獻啊！在經曆漫長的20年後，外公才得到平反，在親友們慶幸他終於等到這一天的時候，他卻深知“時間”對他來講是第一重要的，他曾風趣地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我也不去。”這時他更渴望生存，渴望試製他在忍辱負重的年代裏艱難地設計出的“內外燃元心轉子發動機”，由於機器製作需要較高工藝水平，當時許多單位都達不到，直到他82歲那年，才找到了有條件的單位，政府籌的資金，機器要試製了，這對於外公來說是最重要和最幸福的事了！外公常常夜以繼日的畫圖，親友們擔心他的身體和年齡不能承受這樣勞累的工作量，可外公總是說：“我的時間不夠用啊，我心裏著急，我希望早一天看到我的機器應用到火車上。”親友們理解老人多年的願望，不便太幹予了。此時病魔也可怕地向他襲來。那是一個冬季的清晨，外公和往常一樣早早起床，打開窗戶，清醒一下連續勞累多日的大腦，擰亮台燈又伏案工作了，一小時，兩小時過去了……正當他聚精會神畫圖時，他突然感到頭暈、頭痛、惡心，倒在畫圖板上，他的女兒、女婿聞聲趕來將他扶在床上，此時他稍有清醒，用含糊不清的語言說：“我的圖紙還沒畫完……”這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後話語，也成了他終生的遺憾。我真想把我年輕的生命換給他，來圓他的夢，讓人們看到他那顆赤誠的報國心。醫院診斷的“蛛網膜下腔出血”因出血量大，已無法醫治，在昏迷的第14天，一顆偉大的心髒停止了跳動。外公走得很安祥，好象沒有什麽痛苦。但我們卻深知他內心的苦和遺憾。曆史的人為錯誤奪去他大量寶貴的時間，盡管他百折不撓與命運抗爭，病魔卻不肯放棄這位83歲的老人。說心裏話，我不埋怨病魔，外公畢竟巳過古稀之年，我怨人為的錯誤，持續時間太長了。20年，即使是勞改犯人也早該釋放了，我敬佩外公，他心胸寬廣，熱愛祖國和人民，以知識報國，癡心不改，外公在自己製造的木炭汽車上標新立異地寫著“中國人發明”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想這就是代表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民族魂，我相信，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國，報效祖國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報國之路越來越寬。我們的國家必將走在世界的前例。外公自法國勤工儉學起直到臨終的宿願是一定能夠實現的。
這次來九龍坡李家沱是去水輪機廠為外公辦理後事的，雖知外公外婆已不在人世，但我不由自主地依然走向新建灣我們那簡陋的故居。十六年過去了，這裏依然如故，隻有那條日夜嘩嘩作響的流入長江的臭水溝被填平了。有一些鄰居都還記得我，我也還認得出他們，他們見到我就紛紛圍攏來和我談起外公外婆受過很多苦，但他們很要強，一直咬牙挺過來了，直到最後平反昭雪。你外公外婆真好，一對菩薩心腸，外婆晚年多病，無人照顧，每次住院都是大家幫他送去。說外公外婆晚年生活很悲慘，幸好你外公熬到了頭，見到粉碎“四人幫”中國第二次得到解放。我害怕聽這些，外公剛剛去世，大概容易觸景生情，難以控製感情，我就岔開話題抽身走進這兩間外公外婆住了十幾年，我也住過三四年的竹木小房裏，這裏已經住上別人，房子也已經整修了。但比以前也好不了多少，這一片還是重慶的貧民窟，這裏的一切都觸動著我心靈深處的隱痛，我和姨夫便匆匆離去，徑直來到水輪機廠辦完事宜就走向返程，來到長江邊上，在候船室裏，姨夫又向我談起外公外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令人悲憤的往事：
我離開重慶的兩年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新的苦難又壓在外公頭上。抄家、挨鬥、戴高帽、遊街、批判、挨打、受罵、罰跪、坐飛機……受盡精神與肉體的種種折磨，可憐他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了。外公始終沒有屈服，奇跡般地生存下來，和年邁多病的外婆闖過一道又一道大關。為了他的事業，為了他的機器，為了祖國富強，也為了黨給他公正評價的這一天。令人難以置信的正是他在那一段頻遭摧殘的年代裏，在那樣惡劣的條件下，竟然設計出世界領先水平的“內外燃元心轉子發動機”和“高揚程轉子水泵”這真是奇跡中的奇跡。令人難以想象。
外婆由於這些年生活上的折磨，精神上的壓抑，身體垮下來了，患了“冠心病”和嚴重的“肺心病”，心力衰竭，經常需要住院治療，那裏離醫院很遠，要翻幾道山坡，全靠鄰居們幫忙。外婆住院，外公一個人忙裏忙外，既要陪床，又要做飯，他還充當半個護士，從外公一九七四年陪外婆住院時記的幾天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對外婆的關心照顧是無微不至的，也是發人深省的，值得每一位做丈夫或妻子的讀一讀這段文字。看來有些枯燥，其含義卻無比深刻，耐人尋味的一次住院記錄：
1974年3月28日秀英住進大坪醫院。
1974年3月30日，曉明從西安來看他母親，4月7日走，取消吊針。
1974年4月10-11日，身上又燒至39度，吃中藥、打吊針，中西醫結合治療。
1974年4月12日，打卡拉黴素吊針。吃少許藕粉、牛奶和肉汁。王醫生談病情很嚴重，病人很剛毅，抗病力強，不要緊。
1974年4月13日，病情好轉，早上吃點稀飯、藕粉，中午吃點飯菜，打吊針。13點吃點麵條，吃一塊糕，打兩次吊針，喝少許牛奶，還吃了6片蝦。
1974年4月14日，吃1/4碗稀飯，喝半磅牛奶，一小碗藕粉，少許麵條，打吊針兩瓶，夜晚睡得很好。
1974年4月15日，早上吃半碗稀飯，一小半饅頭，中午吃麵條一小碗，幹米飯，紅燒肉少許。下午吃肉湯麵一小碗，喝一磅牛奶。
1974年4月16日，早上吃半碗稀飯和3/4塊發糕；中午吃一小碗肉湯麵，一磅牛奶。停止打吊針。
1974年4月17日，病情好轉，吃三兩飯，一磅牛奶。
1974年4月18日，病全愈，準備出院，因天下雨延一天。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除了細心照料病妻，知道認真記錄下每天的治療和飲食等情況，足見他心地善良，做事認真，與相依為命的妻子深厚的感情。
多年患病的外婆既闖過一道道生活難關，又闖過一道道生命的難關，與外公相伴近60個春秋，這除了對外公的細心照顧外，我想善良的外婆不放心丈夫失去伴侶孤獨地留在世上，因此她頑強地活了下來。
外公還把這次住院的情況寄信告訴我說：“那裏的醫生護士對外婆態度很好，他們感到有些蹊蹺，還以為有姨夫姨媽的熟人，後來問起他們才知道不認識。”其實這是醫生的醫德好，善待兩位年邁的老人。而20多年來外公外婆享受人間溫暖太少，見到的冷麵孔太多了，相比之下使他們詫異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外婆的病也愈來愈重了，後來派出所同意外婆住在重慶的姨家，外公孤獨一人留在李家沱接受改造，從此風雨同舟的二位老人分開了。1975年，外婆再也無力擺脫疾病的折磨，帶著無限的眷戀和遺憾離開了外公，可憐的外婆20年一直在困惑和不安中艱難度日，在黎明即將到來時，她卻先走了一步，沒見到為外公平反昭雪，是全家人的遺憾，更是外公最痛苦的事情。
汽笛長鳴，我們乘坐的船離開了李家沱江岸，我仿佛看到一位白發老人貓著腰，緩緩地認真地掃著山腰上那每一級台階，無論寒冬酷暑。我還看到外婆那慈祥的麵容，修長的身影，看到他們相互攙扶著走完人生……
我擦掉淚水再最後一次看一眼這熟悉又感到生疏的山山水水，十六年前外公送我渡江，那時是依依不舍，是對二老處境的擔憂，如今再沒有什麽可留戀的了，那悲慘的一切已經過去，外公外婆重聚九泉之下。我心裏默默地說：別了！九龍坡，李家沱，新建灣，我再也不想見到這裏的一切了，因為這裏不僅沒有給我留下童年的美好記憶，而且在我心靈上留下深深的鞭痕，我感到十六年的夢圓了又破滅了。
新渝眼裏的外公外婆，就是這樣一對可敬可愛，又可悲可憐的，跨越了兩個世紀，經曆了三個朝代，飽嚐人生酸甜苦辣的兩位老人。
在那樣的歲月裏，郭秀英的弟弟郭居謙夫婦，湯仲明的侄女湯貞蘭夫婦等親友也時常去看望和幫助兩位老人。
在困苦的時候，親情就象一把遮風避雨的傘，讓湯仲明的心靈得到庇護。深厚的親情給他以溫暖，給他以慰藉，給他以生活的勇氣和力量，陪伴他走到生命的終點。這也許是湯仲明人生不幸中的大幸，親情無價啊！
在郭秀英的眼裏，丈夫和家庭是一切。她端莊賢淑、美麗溫柔、勤勞節儉，又非常地愛整潔。湯仲明白天忙於工作，晚上忙於科研，操持家長的擔子全部落在秀英的身上。她從來沒有半句怨言，在任何時候，她都那麽溫存地體貼丈夫，對子女也從沒有高聲吵罵過。她樂意伺候丈夫和孩子，在丈夫和孩子身邊她感到踏實和幸福。
解放前她跟著丈夫，帶著孩子，顛沛流漓，擔心吊膽地過日子，兩個女兒的早逝給她精神上以巨大的打擊，落下了癲癇的病根。解放後，舒心的日子剛過七八年，湯仲明就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郭秀英也就自然成了“右派”、“反革命”的家屬。她跟著丈夫從二層的樓房搬到平房，再搬到棚房，她感到自己和丈夫就象垃圾一樣被扔在了長江邊。
她沒上過學，隻是結婚後在湯仲明那裏認識了一些字。她怎麽也想不通勤勤懇懇工作的丈夫會是“壞人”，她睡不著覺，吃不下飯。然而她愛湯仲明，相信自己的丈夫是“好人”，一定是別人弄錯了。她心裏十分焦慮，卻表麵裝著沒事一樣勸慰丈夫，更加細致周到地照顧丈夫。對於一個家庭婦女來說，也許這就是她所能做到的一切。
她是一雙小腳，和她同一時代生活的女性一樣，這是封建製度滅亡前在她們身上留下的最後印記。她要到李家沱街上買菜，就必須爬上一段又陡又滑的泥濘小道。小道的一旁是十幾米深的水溝，湯仲明和子女們都擔心她摔倒滾下山溝裏喪命，都勸她不去買菜，讓湯仲明買菜，而她為了照顧好丈夫的生活，堅持自己去買菜，她擔心從未操持過家務的丈夫買的菜不合適。重慶經常陰雨連綿，大霧籠罩，滑倒是免不了的，這個細心的小腳老人總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盡量靠著岩邊走。經常滑倒的她卻沒有跌進溝裏。
湯仲明白天參加勞動，晚上才有時間搞設計，他一投入設計就會進入到忘我的境地，不吃、不喝、不睡覺。郭秀英理解和支持他，為他準備好飯菜，然後坐在他身邊為他搖扇。飯菜熱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湯仲明停下筆來，她才陪著一起吃飯。她一生都這樣心甘情願地伺候她的丈夫。子女們曾經想接她到西安、天津去散散心，然而她堅決不離開湯仲明，因為湯仲明是沒有人身自由的，不準離開那個監督他的街道，所以郭秀英就緊緊地守在丈夫的身邊，一天也不離開，一直到去世。多麽可貴的逆境恩愛啊！
郭秀英有癲癇病的老根，在湯仲明被打成“右派”後不久又複發了。而且病情越來越厲害，間隔的時間越來越短。發病時渾身抽搐，口吐白沫，麵色鐵青，神誌不清，持續幾分鍾或十幾分鍾。她用頑強的意誌，承受著疾病時時給她帶來的折磨，一如既往地照顧關心湯仲明。一九七三年十月，湯仲明戴了十六年的右派帽子被摘掉後，有了自己活動的權利，老兩口才從新建灣搬到大坪，住在小女兒湯三生的家裏。
一九七五年，年近八旬的郭秀英又病倒了，這時已有閨女、女婿、外甥女們照顧湯仲明，支撐她那根精神支柱倒了，就一病不起了，她不讓告訴在外地的兒子、閨女。三生還是寫信告訴了哥哥和二姐。
兒媳馬鳳華趁寒假帶著兩個閨女湯虹、湯奇由西安來到重慶看望老人。此時湯虹已十一歲，湯奇也已七歲，湯奇是第一次見爺爺奶奶。郭秀英見到兒媳帶著兩個孫女非常高興，也很激動。她的病情突然轉重，三生瞞著媽媽給哥哥曉明、姐姐瑞秋發了電報，等曉明和瑞秋到達重慶後，和子女們都見了麵，她很高興，也很著急，她責怪兒女不該來，想不到這竟成了她不願意再活下去的原因之一，她以前幾次病重，都不同意給兒子、閨女發電報告訴他們，她知道，叫他們來，要請假耽誤工作，要花錢，路上還要吃苦，七十年代坐火車，擠得要命，可不是享受而是受罪，她幾次說，我為什麽不快點死啊！她對兒子曉明說：我不行了，不要給我治了，讓我快點走吧！再活下去就會成為你們的累贅了。如今我快八十歲了，再不走，我不僅服侍不了你爹，還要他服侍我，成為他的一個包袱，拖累著他，使他不能一心搞研究。我走了，他一個人輕輕鬆鬆，還能多活幾年，為國家再做貢獻，我要病倒在床拖累著他，他就什麽也幹不成了，我想過多次了，我走了最好。
“媽，爹怎麽能夠離開您！”兒子曉明聽後勸她說：“您不要這樣想，病是能夠治好的，您要聽醫生的話，該吃藥吃藥，該打針打針。”
“我不要吃藥，也不再打針。我最了解自己的病情，再吃藥打針也是白費，更是浪費，我要快走。不然又拖住你和鳳華不能上班，孩子們不能上學，讓我一個人拖你們一大片，我不忍心啊！”郭秀英對兒子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你們都在，我走了多好啊！”她補充說。
一天她的病情突然轉重，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醫生給她打強心劑挽救她時，她已說不出話，但她心裏清楚，她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樣照顧丈夫的生活起居，反過來還需要丈夫照顧她，這會耽誤丈夫，也會害得子女們遠道來回奔波，而且非常珍惜這次兒媳和兩個孫女遠道來齊的機會為她送終，這樣她會安然而走，到九泉之下也會感到心滿意足的。
她拿定主意，忍著巨痛，搖頭，手捶打著床板，不讓醫生打針，她緊咬牙關，不讓人喂藥，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她安然地離開了人世。她給子女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照顧好你們爹！”
相依相隨整整六十年，妻子郭秀英走了。湯仲明百感交集，悲痛不已：這是患難與共的妻子，是知冷知熱的妻子，是視自己和家庭為第一的妻子，是對自己百依百順的妻子，是忍辱負重的妻子……子女們懂得湯仲明的心情，不離左右，時時安慰著他。
湯仲明的兒子湯曉明、兒媳馬鳳華、二女兒湯瑞秋、小女兒湯三生、女婿吳學龍對父母都十分孝順。在父親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的時候，他們始終相信父親的無辜，不斷地寬慰父母，特別是湯仲明被開除工廠，取消工資，搬進棚屋的艱苦歲月裏，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用各種方式從精神上和經濟上幫助父母。小女兒三生住在重慶，一有機會就回到父母身邊，照顧他們的生活；兒子曉明從西安來到重慶，和父親談心，開導父親敞開胸懷，放遠眼光，從全國的形勢大局分析問題。還常常寫信問候，寄錢和糧票給父母，特別是二女兒瑞秋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辦法，讓小女兒蔣新渝去重慶，寄居在父母身邊。那是一九六O年冬，新渝剛滿八歲，在政治上也不怕什麽影響，借口家裏的孩子多，照顧不過來，實際上是讓她去陪伴外公外婆，一方麵為老倆口解解悶，另一方麵通過每月寄錢和糧票能經常和她通訊，了解老倆口一些情況，新渝還可以為二老作些簡單的家務活。
新渝是個很聽話的小姑娘，漂亮又天真無邪，給兩個老人帶來了無比的喜悅和精神寄托，一直陪伴他們度過了四年的艱難歲月。新渝在長大成人後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我的外公外婆》，字裏行間，滲透著無盡的深情，全文如下：
我的外公外婆
蔣新渝
我第一次見到外公外婆，感到與我想象中的很相似，外公是個中等身材稍胖的老人，慈祥的麵容上常架著一副深褐色花邊老花鏡，穿著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裝，一看便知是一位很有風度的知識分子，我把他當作《少年報》上的知識老人，不過外公沒有知識老人老，他才六十多歲，精力還很充沛，聲音洪亮，頭發濃密，隻是有些稀疏的白發，他每天都是很忙的，下班後也難得休息，不是伏案寫寫畫畫，拿著計算尺計算，就是坐下來讀書看報，很少有時間同我玩，給我講故事，但講起來可有趣，並常問我一些動腦筋的小問題，如果我答對了，他就高興得開懷大笑，並表揚我，外公知識豐富，說話很有哲理，記得他講的第一個故事就是“看事容易做事難”，說明做任何一件事都需要下功夫才能做成，我遇到不懂的事就問外公，他都能對答如流，耐心地解釋給我聽，直到我明白為止，有些不是小孩子應知道的事情，他就說：這個事情嘛，等你長大了就會知道的，現在還為時過早。
在我眼裏，外婆的形象也是很高大的。她是一位身材修長、穩重、大方、沉默寡言的老婦人，在她臉上雖然有了皺紋，但皮膚依然白晰，有一雙慈祥的、似乎在深思的大眼睛。她常穿一件深藍色的大褂，她特別愛整潔，言行舉止穩重大方，衣著雖不算講究，但很幹淨。她每天從事家務勞動，總是將室內外收拾得幹幹淨淨，她心靈手巧，年輕繡花，做衣服都是好手。
外婆脾氣溫和，無論是對家裏人還是對親友、鄰居，她都以誠相待。她心地善良，特別富有同情心，想方設法去幫助有困難的人，從不求什麽回報，以助人為樂，以幫人為榮。外婆愛吃甜食，但她自己舍不得吃，卻經常將糖果分送給左鄰右舍，我見此思想有些不通，翹起嘴不滿意時，外婆就笑眯眯地對我說“咱們不是還留有嗎？好吃的東西讓大家都嚐嚐有啥不好？我在外婆思想影響下，也慢慢變得胸懷開闊大方了，外婆還經常將一些舊衣服送給比自家更困難的鄰居，有時還給鄰居的小孩做鞋襪，幫人家的忙，她雖然言語不多，但給人感到她實實在在。”
外婆對外公的生活照顧得很周到，外公對外婆也倍加體貼，老倆口感情特別深。我在他們身邊生活了四年，從未見他們拌過嘴，爭論過什麽，外公有時也陪外婆說說話，談些往事，有時引起外婆傷心流淚，外公就耐心地勸慰她：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舊社會太窮，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一些人總是光顧自己，自私，也是社會造成的，不能完全怪個人。
外婆因為貞香和汴生兩個姨早逝，又在抗日戰爭時期受到驚嚇，得了癲癇病，俗稱羊角風，每遇疲勞或生氣就容易發病，外公最了解外婆的病情，處處關照她，不讓她過分疲勞或生氣，萬一患病了突然摔倒，不省人事，渾身抽動，外公就精心照料，直至她完全恢複正常。外公從不向外婆說自己的事，在家裏他總是很有精神的忙裏忙外，樂觀地支撐著這個家。
六十年代初，正值我國自然災害時期，要不是政府的統購統銷政策，還不知要餓死多少人。那時受五八年共產風的影響，還過集體生活，公家辦食堂，我們那時在水輪機廠食堂入夥，每餐在那裏買飯回來吃，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學後，我都要到工廠大門外去接外公，等到成百上千的人都出廠門後，才見外公隨著幾個稀稀拉拉的人出來，外公老穿一件深蘭色的工作大褂，很好認，當他急匆匆地走出來時，我便跑到他麵前帶有埋怨的口氣說：“您又這麽晚才出來。”外公總是說：“不是才下班嗎！”他還開玩笑說：“我要是走在人群中，你能找見我嗎？”我想也是。等外公回到家再拿著碗去食堂買飯時，已排在長長隊伍的最後了。經常要等四十分鍾左右才買上飯，稍好些的菜也買不到了，外公看到這又動腦筋了，他對我說：以後不要再到廠門口去接我了，放學後就直接去食堂排隊，省得買飯浪費很多時間，我那時年紀小，個子還沒有賣飯窗口高，還不會買飯，要等外公來，每次排隊排到了，外公沒有來我就讓後來的先買，有時我從最前頭讓到最後頭外公才來，當時我真生氣，心想，廠裏就他一個人最忙！？由於生活不好，營養不良，那時有錢也買不到東西，一切都按計劃供應，買東西都要票，有糧票、油票、布票、糖票、酒票、棉花票、香煙票等等。外公外婆身體都不如以前，他們每頓飯都吃不飽，但他們除了照顧我，讓我吃飽外，他們倆總是互相謙讓，將飯菜撥來撥去，總是想讓對方多吃一點，生活雖然清苦，但我們的生活是平安和睦的，外公還很樂觀，他說：很多人因營養不良出現浮腫病，我們還不錯隻是瘦一點。
清苦，相對寧靜的生活並不長，不久，外公又出事了。
有一天晚上，天陰沉沉的，黑得也較早，下班後好長時間不見外公回家，外婆將飯菜熱了一遍又一遍，卻仍不見外公回來，不知為什麽，外婆很擔心，外婆年邁又是小腳很少出門，我年幼也不敢去找，幸好那天晚上來了一個親戚，他見外公沒回來，就去廠裏找外公，他從廠裏回來後說：外公在廠裏有些事沒弄清，等事情弄清了才能回來。後來才知道就是逼他承認有意破壞柴油機製造工作，以便找借口開除他廠籍，並讓家裏送去日常用品，親戚又將洗臉毛巾、牙膏牙刷送去。他安慰外婆，沒有什麽大事，請放心。誰知一走十幾天不見回來，外婆憂心忡忡，望眼欲穿，常患癲癇病，幸好這些天常常有親友來探望。後來才知道，外公被關進了李家沱看守所。
一天放學後，我見外公突然回來，他沒精打采，顯得很憔悴，臉色發黃且消瘦，精神很不好，他象變成了另一個人，話也很少了，從那以後，他不去廠裏上班了，四處奔走去找住房，我當時不明白外公為什麽不住公房而去找私房，我聽媽媽說過，外公原在水輪機廠小樓裏住，是書記、廠長、總工程師們住的房子，後來搬到這一大一小的兩間平房裏住，現在又要搬到哪裏去呢？
一天外公從外麵回來，那些天是我第一次見到外公這麽高興，原來是他找到了住房，因水輪機廠限定了他搬出的時間，新的住處是在水輪機廠的山腳下，兩間總麵積約十五平方米的陰暗潮濕的簡陋竹木房子，四麵用木頭竹片釘成，這房裏間和外間還有兩尺左右的距離，潮濕的地麵似乎可以吸出水來，滿屋一股黴味，四麵沒有窗戶，四麵都透風，外邊一間白天開開門可見些陽光，裏邊一間由於前屋擋住了陽光，白天也要點燈才能看見東西，房子的右側是一條跨度很寬的臭水溝，汙水從十幾米高度傾瀉下來，日夜發出嘩嘩啦啦轟隆隆的水響聲，一年四季不斷，順勢流入長江，每逢大雨天，人們說話都要大聲吼叫，否則被震耳欲聾的水響聲淹沒，聽著這水聲有些嚇人，這裏用水吃水都很困難，要爬上幾十階台階去挑自來水，我家挑水是外公的事，重慶雨水多，坡陡路滑，下雨天外公也不敢去，隻好請人幫忙，有一天外公發現屋後山裏有泉水，他嚐嚐水質不錯，可以飲用，為方便這片居民飲水，他用物理上的“虹吸”方法，將山坡上的泉水引到屋後，就挖一個蓄水池，讓大家共用，有時取水人多水很混，需要沉澱很久才能用，外公又想法用竹管將水引到家的水缸裏，變成自來水，我們的鄰居，都是社會的最低層，相比之下，我們的日子還是比較好過的，左鄰右舍常常為吃飯穿衣的事吵嘴打架，外公外婆很同情他們的處境，並經常力所能及的接濟幫助他們。
過去常有人來家向外公請教一些問題，口口聲聲湯總，湯工，自從搬下來後，再沒人來了，外公也不再去水輪機廠上班，隻是每天去街道辦事處，他往返自然，毫無異樣，回家從不說什麽，因此，我以為外公去街道辦事處工作了。可是有一次，我的一個同學告訴我，說外公在街道和“四類分子”（地、富、反、壞）一起勞動，後來又有同學告訴我說：外公是右派、反革命，被水輪機廠開除了，並在全廠大會上宣布這一決定，我大吃一驚，百思不解，外公怎麽會是右派、反革命呢？他一生搞技術，報效祖國，從不參與政治，這是怎麽一回事呢？我想當麵問一問外公，可我又沒有這個勇氣，怕傷了他老人家的自尊心，對這件事我始終是似信非信持著懷疑態度的。
外公每天還是忙忙碌碌的，除去街道勞動、學習改造外，回到家裏還幫外婆幹家務活，由於斷了經濟來源，生活上愈來愈困難，還不準兒女多給錢。眼看他身體消瘦，手變粗了，麵貌也逐漸變黑了，臉上的皺紋也越來越多、愈來愈深了。一個小雨天，外公從街道勞動歸來，路經那條汙水溝時，由於疲勞，加之路滑，一失足從那條每天必經的窄窄的石板橋上，摔到四五米深的水溝裏的一塊石頭上，幸好那天他背著竹簍，簍裏裝了一些紅薯，著地時簍在下麵，才免於摔傷，但摔痛了。當外公被鄰居們救起送到家中時，為安慰外婆，他故作滿不在乎地說：今天竹簍救了我一命，掉下去我睡在竹簍上啥事也沒有，隻是嚇了一跳。第二天，外公沒有聽取大家的勸阻，帶著傷痛又去街道參加勞動了，我當時很不理解外公為什麽如此積極，苛求自己，其實是我不知他的險惡處境。
多年來，外公受到派出所、街道辦事處某些頭目們的冷遇、訓斥是常人難以忍受的。可外公都以寬廣的胸懷默默地忍受著這一切，但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的是永遠抹不掉的陰暗，僅舉一例：
一天下午，一個穿公安服裝的人，突然來到我家門口，氣勢洶洶的將外公叫出去，不問青紅皂白辟頭蓋臉地惡狠狠地大聲訓斥外公，看他很凶的樣子，簡直就象在訓斥犯人。我看外公站在門口心平氣和地向解釋“思想匯報”沒有交上去的原因。那人似乎沒有聽見一樣，仍趾高氣揚，大喊大叫，指手劃腳，手指都快點到外公的臉上了，惹得左鄰右舍都跑出來看，我也一直站在屋裏從門縫偷偷往外看，這人約三十來歲的樣子，黑不溜秋，帶著二杆子勁，不講道理。他訓完外公後，又吼叫著對外公作了幾條規定，就揚長而去了。在我心目中，外公一直是真理、智慧、正義的化身，他不應該受這種侮辱，警察根本沒有資格訓斥他。由於外公知識淵博、為人誠懇，處處替人著想，並為周圍百姓解決生活難題，還為許多鄰居的孩子輔導學習等，贏得了大家的尊重和愛戴，都按晚輩的身份稱他湯爺爺。後來被派出所知道了，又來交待大家不能這樣稱呼，應該稱名道姓，但除了當著警察及街道頭頭的麵外，他們還是稱他為湯爺爺。那次是我第一次見到有人這樣凶地對待外公，直氣得我渾身打顫，怒發衝冠，我想，外公勤勤懇懇地工作幾十年，現在這樣高齡仍不停的工作，犯了哪家的王法要這樣對待他。警察走後，我氣惱的心情不能平靜，我說：“外公，這人憑什麽這樣對待您。”我替外公出氣，以為他也要生氣罵警察幾句的，可他卻象沒有發生這回事一樣，似乎習以為常了，外公沒有直接回答我，隻含糊地說：“沒有什麽事，你不要這樣看他。”以後，我常見外公在寫什麽，一次我好奇地看了一眼，隻見標題是“思想匯報”，每次他都要寫很長時間，交上去厚厚一疊。
勞動改造，思想匯報，繁鎖的家務挑水、挑煤、買菜、買糧等體力活，全是外公一個承擔，還有半饑半飽的種種困難，都沒有將外公壓倒，精神摧殘和壓抑，絲毫不能動搖他對事業的追求。離開了工廠，離開了辦公室，離開了圖紙和計算尺，但他卻從來沒有離開他用以報國的研究工作。外公一有空就看書學習、計算。有一個星期天，他說要去江岸對麵的火車站看火車頭，我問他看火車頭幹什麽？他說過去他考慮過火車頭的改革，還有火車輪子的改造。後來，他就每逢星期天去看火車頭，這車站離我們住處很遠，要坐船渡過長江，往返要上下四次幾百多台階的山坡，過江後還要步行很遠才能到達九龍坡車站，每次去都要用將近一整天的時間，所以事先都要向派出所請假，同意了才能去。有一次外公又去看火車頭，一大早出去天黑了還不見回來，我們非常著急，不知出了什麽事，當時我和外婆一老一少，誰也不知外公到底在什麽地方看火車頭，也沒有能力去找，隻能焦急地等待著，直到晚上九點多鍾，才見外公扶著一根竹杆，拖著沉重的腳步慢慢走回來，他臉色發黃，疲憊不堪，步態不穩，進屋便倒在床上，經詢問才知道在回來的路上外公患的“美尼爾氏綜合症”突然大發作，頭暈眼花，摔倒在地，繼而頻繁惡心嘔吐，坐在路旁想走不能走，有一些好心的人見到此情景要送他回家，他考慮路這麽遠，交通不便還要過江，自己又是這樣處境，不便麻煩人家，都被他婉言謝絕說：“不用不用，休息一會，我能回家。”事實上，他這樣嚴重的美尼爾病，需要幾個小時才能緩解。就這樣一直坐到天黑，才勉強用幾個小時走完這段艱難的路。從那以後我們勸外公不要再去看火車頭了，但他為了研究、測量數據，他還照樣去。
還有一次外公看火車頭回來後告訴我說：“今天差一點報銷了，在過鐵路時，我正考慮一個車頭改革問題，沒有聽到火車開來的聲響，險些出了事。”外公考慮問題精神非常集中，因患美尼爾氏症也造成了他聽力下降，外公出外看車頭必沿鐵路走2-3裏路的鐵路線，我們很擔心，但誰也阻擋不住。他每次看完車頭回來，就抓緊時間又寫又畫帶計算。裏邊屋子裏有張桌子，但因室內太暗無法利用，外公就用屋外一個木凳倒放著，上麵放一塊木板作繪圖板。他身體較胖，彎腰繪圖顯得很費力，但無論是炎熱的夏天還是寒冷的冬天，他都從未間斷畫圖，有很多圖畫了改，改了畫，為了一張圖，他甚至要幾次去看火車頭，我從未見他睡過午覺，為了畫圖也常顧不上吃飯，外婆常將飯菜熱了一遍又一遍。
重慶是山城，山環水抱不透氣，每到夏天，悶熱得出奇，有時高溫達到四十度以上，屋裏象蒸籠，外邊似火盆，外公平時就好出汗，到了夏季，吃不好，睡不好，成天大汗淋漓，但他仍不放鬆一分鍾工作時間，我見他畫圖時背心都被汗水濕透，我和外婆常拿起芭蕉扇給他扇風。後來外公又想了個辦法，將一塊帆布做成吊扇掛在房中，一側安上滑輪接上長繩，拉動繩使帆布擺動扇風，隻要有一人拉動繩，滿屋都有風，大家都涼快。
外公是一個熱愛生活的人，政治上的高壓，精神上的摧殘，生活上的磨難，事業的坎坷，都沒有壓垮他，反而使他生命力更堅強，更具抗衡韌性。自然災害後期，有了自由市場，外公就買了兩隻奶羊，每天擠羊奶給外婆及全家喝，這對度過生活困難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這在城裏住的人來說也是很希罕的事。他經常利用早晚時間帶著書報出去，一邊放羊，一邊看書或讀報。鄰居對我說：“你外公心真寬，真是好漢肚裏能撐船。”事實上，外公的生活非常單調，我在他身邊四年多，從沒見外公外婆看過一次電影、一場戲。也從未見他們去轉過商場、串過親戚。派出所規定外公出門必須請假，可能也是一個緣故，他幾乎沒有空閑時間，加之他愛動腦筋動手做些什麽，每天時間都排得滿滿的，不知底細的人，誰也看不出他是一個被剝奪了自由的人。他兒女親友來的信都要先送到派出所去拆閱，然後自己才能看。由於這一個原因，書信也變成了政治說教，稱呼要指名道姓，這唯一能使他得到慰藉與溫暖的東西也失去了，外公對外回信也要經派出所檢查。外婆身體不好，膽量又小，很少出門，常處於抑鬱狀態，話都不想多說，隻有老倆口到一起了才有話，他們倆互相關心，相互照料算是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吧。
過去外公家常有親朋來往，後來逐漸少了，外公怕自己的事連累別人，從來不去親友家串門，連街坊鄰居家也不進去，記得有件事很使外公外婆傷心，家裏有位親戚在部隊工作，她寫信說她哪一天過重慶，準備去看外公外婆，見有親戚來，老倆口非常高興，早早就準備好飯菜，外公還帶著我一次又一次去江邊的碼頭接她，可我們一直未等來這位穿軍裝的女兵，外公外婆大失所望很傷心，這個過去受外公資助上學的親戚，知道外公有問題，連個招呼也不打，就不再露麵了，後來她再也沒來過信。我想她應該裝不知道外公的處境來見老倆口一麵，才在情理之中。我頭一次見外公外婆談起此事的淒涼景象，我真恨這個拿老人的誠心當兒戲的人，外公卻說：“莫怪人家，要體諒。”
經濟上，公安局派出所規定生活費每月二十五元錢，每人平均一十二元五角（包括生活費和醫療費），不許兒女多給他寄錢，又不花他們的錢，也不許兒子盡孝，這種規定真是曠古希有。中央也不會有這樣的規定，這都是歪嘴和尚把經念歪了。我外婆犯了你們哪家的什麽王法，她為什麽不能接受兒女的孝敬？
可憐兩位斷了經濟來源的老人，又限製了外援，兒女有錢也不能給他們多寄，到了風燭殘年還要節衣縮食，精打細算，要算好再吃，不能吃了再算，因此，剩下的飯菜從來不舍得扔掉。有一次我放學回來晚了，外公外婆已吃過飯，我吃飯時突然發現一隻鹹菜碗裏長了蛆，我很驚訝，趕緊告訴外公外婆，問他們吃了沒有，他們說吃了，並沒有顯得多大驚異，看來生活已將他們磨得麻木了，外婆還說：“這不奇怪，鹹菜、豆腐乳裏邊有時都有這東西。”我離開他們後常想：隻剩下兩位日益衰老的老人了，再出現這種事情誰來提醒他們呢？兩位老人哺育兒女一場，到晚年卻不能去投奔兒女，又不能進孤老院，也不知到底是什麽“法律”，公安局隻準許外婆一人去投奔兒女，可外婆能丟下外公嗎？外公在這樣的困境中又怎離得開外婆呢？老倆口隻能相依為命，苦度風燭殘年。
對於生活上的清苦，外公外婆似乎不大在乎。有一次我問外公：“您說咱們的生活苦不苦？吃不飽，副食少，有時還吃野菜。”外公回答說：“苦，但不算最苦，我小時候生活比現在苦得多。半饑半飽是常事，每逢家裏蒸黑麵饅頭就是最好的飯了。一次家裏蒸了黑麵饅頭，每人分兩個，我沒吃飽還想吃不敢要，晚上睡覺時看見掛在房上的饃籃，便偷兩個吃了，被媽媽發現後，還挨了一頓說。現在和那時比強多了，如今生活有保障，計劃供應，不是吃了上頓沒下頓，隻是少一點罷了。”外公說得很輕鬆，似乎生活困難對他沒有多大觸動。
聽媽媽說，外公有錢時，生活也是很儉仆的，他將所有的錢都用在試驗機器上了，為了試驗機器，他很大方慷慨，不管花多少錢，反複試驗直至成功；家庭生活花錢，他卻很小氣吝惜，對自己的吃穿要求很低，對孩子們要求也很嚴，很少給自己和孩子們添置衣物，因此，外婆常常為此事想不開，我見外公外婆穿的內衣補了又補，連絨衣毛衣都打了不少補釘。
外公是個品德高尚的人，困難時期，糧票是無價之寶，有錢也買不到的，一天清晨，外公起得很早出去放羊，發現順著山坡撒了許多糧票，他一一拾起來一大撂，麵值約有一百多斤。回家告訴外婆說：“估計這可能是貪汙犯丟掉的。”他沒有猶豫，立即將全部糧票上交公安局，並說明情況。後來許多鄰居知道了此事，他們都很不理解，有的說：“現在一斤糧票都很珍貴，拾來的誰也不知道，還去交什麽嘛？”也有的說：“公安局對他那樣，還交給公安局，真是多餘。”我當時也想不通，問外公道：“他們這樣對待您，您還把撿來的糧票交給他們，何必呢？”外公說：“國家現在遇到暫時困難，糧食這麽緊張，我們不能去沾國家的便宜，都這樣就會破壞國家供應計劃，你說對嗎？”我答不上來，被外公問住了，我隻是想當時有這麽多糧票，真比千金還重。我和外公外婆每月總共才供應60多斤糧食，沒有副食，吃不飽，外公還要做街道的體力勞動，外公能夠如此果斷處理，上交這批糧票，看得出他高尚的品格也超出一般人。
五十年代，為了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國家每年發行一次建設公債，外公為了了支援國家經濟建設，每年都要擠出一部份錢購買公債。一九五三年他一下買了幾百元錢公債，成為全廠購買公債最多的人，到六十年代開始還本付息，這可能就是善有善報吧，這部份錢幫助外公渡過許多難關，解決不少難題。如外婆有病住院花錢，沒有這就不好辦了。
一九六四年，我快上中學了，家裏怕我上中學後轉學不方便，就讓我回天津去上中學，當時我既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就要和父母姐弟團聚；難過的是就要離開哺育我多年的慈祥的外公外婆。我看到他們逐年衰老，無人照顧怎麽辦呢？我雖年齡小，但一些跑腿的零星小事還是可以幹的。外婆每次出門上街，都是我陪她出去，縫補衣服時穿針引線也是靠我，我走了她年老眼花，誰來幫助她呢？
我這次回天津是跟隨媽媽單位一位來重慶出差的熟人，時間是在暑假。
離別的時間終於來到了，外婆幫我穿上外衣整理著我的衣領，深情地望著我，我看見她那對大大的深沉的眼眶裏含著淚水，我的淚水也止不住的流了出來，外婆囑咐我一路上要小心，回家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點頭答應，當我再抬起頭來，想到今後外公外婆的生活……心裏非常難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淚水卻怎麽也止不住。此時，外公沉默不語，最後他終於說：“別哭，我們走吧。”我的幾個同學伴我走出家門，外公隨在後麵，幫我拿些隨身帶走的東西，走到小道的拐彎處，我回過頭再向外婆站著的家門口望去，隻見外婆直直地站在門口望著我，我頓時想起荒山上孤獨的蒼鬆。我心裏說：“再見了，親愛的外婆。”一狠心最後一次向外婆揮手告別，誰知這竟是我和外婆的永別。一路上，我想到外公外婆這樣的年齡、這樣的處境、這樣的生活條件，今後生活將有多少困難呢？我真想不走了，留下來照顧外公外婆，伴他們度過晚年。我對外公說：“我不想走了，我要留下來照顧您們。”外公推著我說：“不要瞎想說傻話，我們過得不是挺好的嗎？你要努力讀書，讀好書我們就高興。”我和外公登上渡船和送我的同學們告別後，望著籠罩在霧中的青山流水，心裏無限惆悵，我想何時能再回到這裏，重見我的親人啊！
外公一路為我送行，一路低頭不語，我從來未見過他如此沉默，我知道他心裏也不好受，他也舍不得我離開，看著外公日益增多的白發，開始有些彎曲的腰背和逐漸變沉默的性格，我想這是一位多麽堅強的老人，但生活對他太不公平了，誰知這樣的日子何年何月是盡頭。
回到天津，這裏與重慶相比生存環境要好得多，政治上也沒有那麽多“火藥味”，好象變了一個世界。我多麽希望外公外婆能住在這裏過平靜的生活啊，我知道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但我仍忍不住寄信表達了我的心意，外公給我回信說：“我們生活得挺好，不用掂記。”並告訴我“你的許多同學還陸續將紀念卡和一些小禮品送到家裏，讓我們轉寄給你，他們都很想你，你要好好學習，好好鍛煉自己，永遠做最好的學生。”我當時真感激我的同學，他們沒有蔑視我的外公，還有一些同學的家長也暗中幫助過外公，那時的點滴溫暖都是何等的珍貴啊！
十六年後，一九八O春，我真的又回夢中常常來到的地方，多少年來我多麽想回來看看外公外婆，而真的來到這裏，外婆卻早已離開人間，外公也已昏迷不醒，不久就逝世了。在外公住院和去世後，過去整外公的一些人也來看望，並說了一些懺悔的安慰話。當時“四川日報”、“重慶日報”都以大量的篇幅報導了外公的遭遇和事跡。我真的希望這樣的悲劇永遠不要再發生了。一位一心想報效祖國，才華橫溢的老知識分子，如不遭此劫難，將為我們國家能做出多少貢獻啊！在經曆漫長的20年後，外公才得到平反，在親友們慶幸他終於等到這一天的時候，他卻深知“時間”對他來講是第一重要的，他曾風趣地說：“七十三、八十四，閻王不叫我也不去。”這時他更渴望生存，渴望試製他在忍辱負重的年代裏艱難地設計出的“內外燃元心轉子發動機”，由於機器製作需要較高工藝水平，當時許多單位都達不到，直到他82歲那年，才找到了有條件的單位，政府籌的資金，機器要試製了，這對於外公來說是最重要和最幸福的事了！外公常常夜以繼日的畫圖，親友們擔心他的身體和年齡不能承受這樣勞累的工作量，可外公總是說：“我的時間不夠用啊，我心裏著急，我希望早一天看到我的機器應用到火車上。”親友們理解老人多年的願望，不便太幹予了。此時病魔也可怕地向他襲來。那是一個冬季的清晨，外公和往常一樣早早起床，打開窗戶，清醒一下連續勞累多日的大腦，擰亮台燈又伏案工作了，一小時，兩小時過去了……正當他聚精會神畫圖時，他突然感到頭暈、頭痛、惡心，倒在畫圖板上，他的女兒、女婿聞聲趕來將他扶在床上，此時他稍有清醒，用含糊不清的語言說：“我的圖紙還沒畫完……”這也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後話語，也成了他終生的遺憾。我真想把我年輕的生命換給他，來圓他的夢，讓人們看到他那顆赤誠的報國心。醫院診斷的“蛛網膜下腔出血”因出血量大，已無法醫治，在昏迷的第14天，一顆偉大的心髒停止了跳動。外公走得很安祥，好象沒有什麽痛苦。但我們卻深知他內心的苦和遺憾。曆史的人為錯誤奪去他大量寶貴的時間，盡管他百折不撓與命運抗爭，病魔卻不肯放棄這位83歲的老人。說心裏話，我不埋怨病魔，外公畢竟巳過古稀之年，我怨人為的錯誤，持續時間太長了。20年，即使是勞改犯人也早該釋放了，我敬佩外公，他心胸寬廣，熱愛祖國和人民，以知識報國，癡心不改，外公在自己製造的木炭汽車上標新立異地寫著“中國人發明”時常浮現在我的眼前，我想這就是代表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民族魂，我相信，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國，報效祖國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報國之路越來越寬。我們的國家必將走在世界的前例。外公自法國勤工儉學起直到臨終的宿願是一定能夠實現的。
這次來九龍坡李家沱是去水輪機廠為外公辦理後事的，雖知外公外婆已不在人世，但我不由自主地依然走向新建灣我們那簡陋的故居。十六年過去了，這裏依然如故，隻有那條日夜嘩嘩作響的流入長江的臭水溝被填平了。有一些鄰居都還記得我，我也還認得出他們，他們見到我就紛紛圍攏來和我談起外公外婆受過很多苦，但他們很要強，一直咬牙挺過來了，直到最後平反昭雪。你外公外婆真好，一對菩薩心腸，外婆晚年多病，無人照顧，每次住院都是大家幫他送去。說外公外婆晚年生活很悲慘，幸好你外公熬到了頭，見到粉碎“四人幫”中國第二次得到解放。我害怕聽這些，外公剛剛去世，大概容易觸景生情，難以控製感情，我就岔開話題抽身走進這兩間外公外婆住了十幾年，我也住過三四年的竹木小房裏，這裏已經住上別人，房子也已經整修了。但比以前也好不了多少，這一片還是重慶的貧民窟，這裏的一切都觸動著我心靈深處的隱痛，我和姨夫便匆匆離去，徑直來到水輪機廠辦完事宜就走向返程，來到長江邊上，在候船室裏，姨夫又向我談起外公外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令人悲憤的往事：
我離開重慶的兩年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新的苦難又壓在外公頭上。抄家、挨鬥、戴高帽、遊街、批判、挨打、受罵、罰跪、坐飛機……受盡精神與肉體的種種折磨，可憐他已是年過古稀的老人了。外公始終沒有屈服，奇跡般地生存下來，和年邁多病的外婆闖過一道又一道大關。為了他的事業，為了他的機器，為了祖國富強，也為了黨給他公正評價的這一天。令人難以置信的正是他在那一段頻遭摧殘的年代裏，在那樣惡劣的條件下，竟然設計出世界領先水平的“內外燃元心轉子發動機”和“高揚程轉子水泵”這真是奇跡中的奇跡。令人難以想象。
外婆由於這些年生活上的折磨，精神上的壓抑，身體垮下來了，患了“冠心病”和嚴重的“肺心病”，心力衰竭，經常需要住院治療，那裏離醫院很遠，要翻幾道山坡，全靠鄰居們幫忙。外婆住院，外公一個人忙裏忙外，既要陪床，又要做飯，他還充當半個護士，從外公一九七四年陪外婆住院時記的幾天日記中可以看出他對外婆的關心照顧是無微不至的，也是發人深省的，值得每一位做丈夫或妻子的讀一讀這段文字。看來有些枯燥，其含義卻無比深刻，耐人尋味的一次住院記錄：
1974年3月28日秀英住進大坪醫院。
1974年3月30日，曉明從西安來看他母親，4月7日走，取消吊針。
1974年4月10-11日，身上又燒至39度，吃中藥、打吊針，中西醫結合治療。
1974年4月12日，打卡拉黴素吊針。吃少許藕粉、牛奶和肉汁。王醫生談病情很嚴重，病人很剛毅，抗病力強，不要緊。
1974年4月13日，病情好轉，早上吃點稀飯、藕粉，中午吃點飯菜，打吊針。13點吃點麵條，吃一塊糕，打兩次吊針，喝少許牛奶，還吃了6片蝦。
1974年4月14日，吃1/4碗稀飯，喝半磅牛奶，一小碗藕粉，少許麵條，打吊針兩瓶，夜晚睡得很好。
1974年4月15日，早上吃半碗稀飯，一小半饅頭，中午吃麵條一小碗，幹米飯，紅燒肉少許。下午吃肉湯麵一小碗，喝一磅牛奶。
1974年4月16日，早上吃半碗稀飯和3/4塊發糕；中午吃一小碗肉湯麵，一磅牛奶。停止打吊針。
1974年4月17日，病情好轉，吃三兩飯，一磅牛奶。
1974年4月18日，病全愈，準備出院，因天下雨延一天。
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除了細心照料病妻，知道認真記錄下每天的治療和飲食等情況，足見他心地善良，做事認真，與相依為命的妻子深厚的感情。
多年患病的外婆既闖過一道道生活難關，又闖過一道道生命的難關，與外公相伴近60個春秋，這除了對外公的細心照顧外，我想善良的外婆不放心丈夫失去伴侶孤獨地留在世上，因此她頑強地活了下來。
外公還把這次住院的情況寄信告訴我說：“那裏的醫生護士對外婆態度很好，他們感到有些蹊蹺，還以為有姨夫姨媽的熟人，後來問起他們才知道不認識。”其實這是醫生的醫德好，善待兩位年邁的老人。而20多年來外公外婆享受人間溫暖太少，見到的冷麵孔太多了，相比之下使他們詫異了。
隨著年齡的增長，外婆的病也愈來愈重了，後來派出所同意外婆住在重慶的姨家，外公孤獨一人留在李家沱接受改造，從此風雨同舟的二位老人分開了。1975年，外婆再也無力擺脫疾病的折磨，帶著無限的眷戀和遺憾離開了外公，可憐的外婆20年一直在困惑和不安中艱難度日，在黎明即將到來時，她卻先走了一步，沒見到為外公平反昭雪，是全家人的遺憾，更是外公最痛苦的事情。
汽笛長鳴，我們乘坐的船離開了李家沱江岸，我仿佛看到一位白發老人貓著腰，緩緩地認真地掃著山腰上那每一級台階，無論寒冬酷暑。我還看到外婆那慈祥的麵容，修長的身影，看到他們相互攙扶著走完人生……
我擦掉淚水再最後一次看一眼這熟悉又感到生疏的山山水水，十六年前外公送我渡江，那時是依依不舍，是對二老處境的擔憂，如今再沒有什麽可留戀的了，那悲慘的一切已經過去，外公外婆重聚九泉之下。我心裏默默地說：別了！九龍坡，李家沱，新建灣，我再也不想見到這裏的一切了，因為這裏不僅沒有給我留下童年的美好記憶，而且在我心靈上留下深深的鞭痕，我感到十六年的夢圓了又破滅了。
新渝眼裏的外公外婆，就是這樣一對可敬可愛，又可悲可憐的，跨越了兩個世紀，經曆了三個朝代，飽嚐人生酸甜苦辣的兩位老人。
在那樣的歲月裏，郭秀英的弟弟郭居謙夫婦，湯仲明的侄女湯貞蘭夫婦等親友也時常去看望和幫助兩位老人。
在困苦的時候，親情就象一把遮風避雨的傘，讓湯仲明的心靈得到庇護。深厚的親情給他以溫暖，給他以慰藉，給他以生活的勇氣和力量，陪伴他走到生命的終點。這也許是湯仲明人生不幸中的大幸，親情無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