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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含冤受屈成“右派”

湯仲明未曾想到,他的事業、他的人生輝煌竟如此的短暫。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五、六月份,中共中央統戰部先後召開了十四次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征求對黨的工作的意見。同時,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以及教育界、科技界、文藝界、新聞界、出版界、衛生界等,召開了各種形式的座談會,向廣大黨員、幹部、群眾征詢意見。

從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層都這樣做了。並且取了個新名詞——大鳴大放。就是有意見盡管提,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湯仲明被邀參加了重慶科技界召開的座談會,也參加了廠裏黨委召開的工程技術人員座談會。他被會議上的氣氛所感染,會議主持人一再地動員大家幫助黨整風,並再三強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原則。湯仲明被鼓動起來,他在會上發言,說出了以前心裏想說而沒有說的兩件事,也就是對水輪機廠的廠長提了兩條意見:第一件事是湯仲明到水輪機廠時帶來了一部仲明動力機的樣機,這是他多年研製成功的無曲軸蒸汽動力機,是繼木炭汽車之後的第二項獲重大發明專利並已在全國推廣應用的機器,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仲明動力機曾在桂林為大公報社解決了印刷的動力和照明,為江西西江造船廠解決了船隻的蒸汽動力問題,也解決了許多機械加工廠車床的動力問題。當時因國內機械加工業落後,無法解決曲軸加工而是采用斜麵代替曲軸使蒸汽動力旋轉,湯仲明視這部樣機為生命,十分的珍愛。為慎重起見,廠長給他專門寫了一個收條。但不久,廠長認為這部機器已無使用價值,趁他出差不在廠裏的時候,將機器作為廢鐵熔化了。等湯仲明出差回來,有人告訴了他。湯仲明十分著急,仲明動力機凝聚了他多少年的心血啊!一朝化為鐵水,能讓他不心疼嗎?但生米已經煮成熟飯,湯仲明再著急也沒有用了,當時他就想找廠長問個明白,但他冷靜一想,這樣做不僅不能挽回損失,還會造成他和廠長之間的矛盾,於是他忍了下來,裝著什麽也不知道的樣子算了。從此他心裏就有了一個揮之不去的疑惑:“廠長為什麽要這樣對待我呢?”這次整風,湯仲明壓抑不住地提出了這個問題,並且直率地指出廠長的作法是不應該的。第二件事是,湯仲明曾提出過不少合理化建議,而且多數被采納後在生產和管理中都產生了明顯的效益,但是有一次在全廠大會上,廠長公開宣布:當工程師的今後不要再提什麽合理化建議,有建議就用到工作中去。湯仲明想,提合理化建議有什麽不對嗎?為什麽合理化建議不能讓領導知道呢?他認為廠長的這個決定不妥當,在座談會上他也把這個問題提了出來。他萬沒有想到,這兩條意見的提出,竟給他帶來長達20多年的噩夢般的生活。

在全國大鳴大放中,廣大群眾,包括黨員群眾向黨提出了許多善意的意見。當時,也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趁機發表謬論,攻擊誣蔑社會主義製度,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見此情況,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於五月十五日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對黨內情況和黨外知識分子情況作了分析,提出應當開始批判修正主義。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毛澤東主席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批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一場反擊資產階級右派進攻的鬥爭,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可謂轟轟烈烈。運動規模不亞於土地改革,甚於三反五反運動。對於極少數人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反動思潮進行批判是有必要的,對大多數人也是一種教育。但是,由於我國社會長期不允許自下而上的批評的存在,反右派鬥爭被“左”的錯誤嚴重地擴大化了。有些單位甚至采用所謂“引蛇出洞”的手段抓右派,按百分之五的比例劃右派。他們認為毛澤東主席說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人,那百分之五就是壞人就該訂為右派,這樣一來,就使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的幹部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嚴重而不幸的後果,湯仲明就是其中之一。

反右鬥爭暴風驟雨般地迅猛,湯仲明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發言被看成是右派言論,是否定黨的領導,是向黨進攻。在一次全廠大會上領導公開點他的名,對他的言論進行批判,湯仲明想解釋一下自己的觀點,但大會不容他作半點解釋,反而群起攻之,這時湯仲明終於明白了,這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批判鬥爭,才意識到大禍臨頭,不知所措,會上眾口鑠金,百口難辯。有的還不是即席發言,而是有準備的批判。湯仲明被宣布劃為右派分子。

往日的輝煌,轉眼變成一片漆黑,市勞模、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總設計師的形象一下沒了,就像由座上賓一下變成了階下囚,真是由天上一下掉到地下,一落千丈。

此後,湯仲明成了有“罪”之人。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在運動的激流中,人人自危,唯恐自己受到牽連,誰也不敢接近他,更不敢與他交談。大家都避著他,躲開他,對麵走過也不敢和他打個招呼,他似乎成了瘟疫。更有少數人,為了往上爬,在運動中竭力表現自己,不惜編造和歪曲事實,以嚴厲的態度,偏激的言辭拚命攻擊湯仲明。湯仲明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與悲哀。對有人為他羅織的許多莫虛有的罪名,他覺得十分冤屈而有口難辯。然而在這段時間裏,也不乏善良與正義的人,有人當麵不敢與他交往,卻在背地裏安慰他、關心他。特別是廠裏有一位和湯仲明平時很要好的技術員,他了解湯仲明,知道湯仲明的為人,佩服湯仲明的學識。這個技術員利用他倆單獨在一起的時間,和湯仲明作了一番長談,安慰湯仲明,並開導他從全國大的形勢來分析這場運動,來看待自己的處境。這些正義與善良如寒夜中的一縷暖風撫慰了湯仲明的心。

在反右鬥爭中,湯仲明更忙了。他要老老實實地工作,加班加點地戴罪立功,還要不斷地接受各種名目的批判會,班組、車間、分廠、總廠、黨的、團的、工會的、群眾的各種各樣的,大大小小的,一輪又一輪,一批又一批無休止的批判。他得作檢查、講認識、低頭認罪……在無數的批判中,湯仲明承認自己有錯誤,思想沒有改造好。但他無論如何都不認為自己攻擊黨,反對社會主義,於是他又招來更多更激烈的批判,湯仲是捫心自問,自己確實是擁護共產黨的,怎麽會攻擊黨呢?這一信念支撐著他;總有一天,人們會明白他是清白的。

湯仲明被劃為右派是一九五八年,他當時剛過六十歲。因為我國規定:男性幹部六十歲退休,所以六十歲是許多人的人生轉折點。當他們工作到六十歲時,就可以卸下工作的重擔,有退休工資作保障,輕鬆地享受生活:或下棋打牌,或遊覽山水,或品茶垂釣,或走親訪友,或子孫繞膝盡享天倫之樂。而湯仲明這個年屆花甲的老人卻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終日惶惶,身心疲憊不堪,然而這隻是噩夢的開始。

湯仲明被劃為右派分子後,人大代表的資格被取消了,勞動模範早已成為過去,但市裏還保留他一個政協委員,廠裏還讓他做普通工程師的工作,隻是工資降低了一級,每月少了十元錢,住房也從領導住的兩層樓房裏搬到了兩間平房內。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幾乎徹底地擊垮了這位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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