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喪葬習俗

七、殘酷的人殉之俗

古代的有些帝王和貴族死後，每每要用活人殉葬，使其在陰間地府陪伴侍奉他們。這種以人為殉的葬俗，肇始於原始社會，盛行於奴隸社會，並一直延續到封建社會，可謂源遠流長。

人殉之俗發端於氏族社會末期。在甘肅境內的齊家文化墓地中，有一批異乎尋常的成人合葬墓：墓內葬有一男二女，男子仰臥居中，兩名年輕的女性屈肢側身依附於兩旁，作侍奉男子狀。她們無疑是作為男主人的殉葬品而被活活埋入墓中的。這些墓葬的時代為父係氏族社會晚期，距今在四千年以上，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殉人墓。

在我國奴隸社會的鼎盛時期——商代，人殉的惡俗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上自商王，下至中小貴族，死後一般都要使用活人殉葬，少者一人，多者可達數百人之眾。自本世紀以來，在殷墟發掘的大量的商王和各級貴族的墓葬中，其殉人的現象相當普遍。殉人的數量與墓主生前的地位成正比，地位愈高，殉人愈多。在十四座商王和高級貴族的大墓中及其附屬的殺殉坑和車馬坑裏，殉人總數約三千九百人，其中殉人最多的是商王大墓，達三百六十人之多。普通中小貴族墓的殉人數量遠遠少於上述大墓，多為一至數人。殷墟以外的商代貴族墓，殉人者亦比比皆是。

商代殉葬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的被活埋在墓道、二層台或墓底腰坑裏；有的被砍去頭顱，身首異處地埋入墓內填土中；有的被斫殺在大墓附近的殺殉坑裏。白骨累累，慘不忍睹！這些殉葬者的身份比較複雜，既有家內奴隸，也有墓主人的近臣、近親和侍從。商王和貴族生前需要他們照料衣、食、住、行，死後也要把他們帶到另外一個世界上去。

西周依然流行人殉，但已不如商代嚴重。現發現的西周殉人墓有八十餘座，墓主多為諸侯王和高級貴族，共殉二百多人。殉葬者多是墓主的家內侍從，諸如寵幸的愛妾婢女，護衛的壯士，趕車的輿者，守門的雜役以及供貴族驅使的兒童等。

春秋戰國時期，人殉的現象仍比較普遍。據史書記載，春秋諸侯齊桓公、秦武公、秦穆公、晉景公、宋文公、楚靈王、邾莊公等，死後都曾以人為殉。在春秋列國中，秦國的人殉尤為突出。《史記·秦本紀》載：秦武公“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死後葬於雍城，“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近年來發掘的雍城秦公一號大墓，殉人達一百六十四人之多。如此大規模地用人殉葬，在其他國家是不多見的，可視為秦國喪葬文化的一個特點。《墨子·節葬下》對戰國時代的人殉之風有這樣的描述：

天子殺殉，眾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眾者數十，寡者數人。

漢人劉向說：“昔齊威王卒，從死七十二人”（《七國考》卷一〇引）。除文獻記載外，戰國殉人墓也多有發現，如著名的曾侯乙墓就殉有二十一人，均為青少年女性，當是這位三流諸侯國君的近幸侍妾或樂舞歌女。

用活人殉葬的野蠻習俗，在春秋戰國時代已開始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並逐漸走向衰落。據《左傳》文公六年記載，在為秦穆公殉葬的一百七十七人中，有子車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鍼虎，他們品行極好，頗受國人愛戴。秦國人民對他們的悲慘命運深為痛惜，賦《黃鳥》之詩三章哀悼子車三兄弟。這首悼念良人的《黃鳥》詩收錄在《詩經·秦風》篇中，詩中首章寫道：

交交黃鳥，（往來飛翔的黃鳥）

止於棘。（落在小棗樹上）

誰從穆公？（誰為穆公殉葬呀）

子車奄息。（子車氏的奄息）

維此奄息，（這位奄息啊）

百夫之特。（真是百裏挑一的賢人）

臨其穴，（他走到墓穴邊上）

惴惴其栗。（忍不住渾身顫抖）彼蒼者天，（蒼天啊）

殲我良人！（殺害了我們的賢人）

如可贖兮，（若能使他脫出死神之手）

人百其身。（我們寧願用一百人去替代）

詩人用樸素悲憤的語言，描述了殘忍的殉葬場麵，表達了秦國人民對野蠻殉人的極端憤慨。

《左傳》宣公十五年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春秋晉國的卿大夫魏武子有一愛妾，美而無子。武子得病後，對他的兒子魏顆說：“我死了以後，將愛妾改嫁出去。”病危之際又改變了原來的主意，囑其子必以愛妾為殉。魏武子死後，魏顆認為父親的臨終遺囑是胡言亂語，沒有遵從父命，而是將這位愛妾改嫁了別人。類似的例子見於《禮記·檀弓下》：陳乾昔臨終時，讓兄弟和兒子為他做一具寬大的棺材，以便將兩位愛妾殉葬其中。他死了以後其子並未照此辦理，還用譴責的口吻說：“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使父親愛妾同棺共葬的美夢化為泡影。

一些有識之士還用“死者之無知”的道理，極力勸阻貴族當權者不要用活人殉葬。《戰國策·秦策》記載：秦昭王之母宣太後在掌權期間，納魏醜夫為麵首，供其淫樂，寵幸無比。太後臨終前發話：“為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醜夫得知後極為恐慌，托庸芮為其在太後麵前說情。庸芮對宣太後說：像您這樣神靈的人，明知人死之後萬事無知，為什麽還要讓您寵愛的魏子白白送死呢！如果死者有知的話，早逝的先王對您生前的曖昧行為已積怒日久，您賠罪都來不及，哪裏還有機會和魏子在陰間地府行魚水之歡呢？聽了這一番巧言相勸，太後頗覺在理，遂打消了原來的念頭，給魏醜夫留了一條生路。

上述事例說明，當時人們已將殉人的惡習視為殘暴、非禮和無知之舉，並采取了譴責、抵製或勸阻的態度。迫於社會輿論，有的國家還明令禁止用人殉葬，如秦獻公在即位的當年（前384）就明確宣布，“止從死”（《史記·秦本紀》），以法令的形式廢除人殉製度。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一法令實施得並不徹底，人殉的現象禁而未絕，但它從一個側麵反映了人們普遍反對殉葬的時代潮流。

人殉之風在春秋戰國時期走向衰落的另外一個標誌，就是俑的出現。由於社會各階層的群起反對和國家法令的禁止，貴族們已不便肆無忌憚地用大批活人殉葬，遂別出心裁地用陶土或木頭做成人形俑，以代替活人殉葬。迄今發現時代最早的陶俑出土於春秋戰國之際的一座齊墓中，與俑共存的還有殉人。陶俑的形象有男有女，姿態各異：或伸臂起舞，或張口說唱，或披甲執銳，或騎馬戲耍，當是模仿墓主生前的伎樂和武士。這種陶俑和殉人同墓並存的現象，說明以俑代替生人殉葬是有一個過程的，也反映了人殉之俗的根深蒂固。湖南長沙一帶的戰國楚墓出土了大量的木俑，有手執戈、劍的武士俑，擊鼓彈瑟的奏樂俑，手持勺、鏟的炊事俑，平手持物的侍奉俑等。這些偶人象征的就是過去用於殉葬的活人，通過它們的形象，可以了解到古代殉葬者的具體身份。

殉葬的習俗雖然在春秋戰國時期已基本衰落，到秦代卻回光返照，秦始皇死後出現了我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人殉。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葬始皇於驪山，始皇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死者甚眾”。為防止泄露陵內的秘密，二世還下令將營造地宮的全部工匠活埋於地宮之內。為始皇殉葬的嬪妃宮女和慘死的工匠究竟有多少人？西漢學者劉向在諫漢成帝厚葬的上疏中說：“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又多殺宮人，生埋工匠，計以萬數”（《漢書·劉向傳》）。劉向距秦末僅一百多年，博識多聞，其說應有所據。如果真像劉向所說的那樣，始皇陵內的殉葬者當在萬人以上！如此規模的殉葬，在曆史上可謂空前絕後。

秦代以後，大規模的殉葬已不複存在，但人殉的現象並未絕跡。西漢宣帝時，趙繆王劉元脅迫供其尋歡作樂的奴婢十六人自殺殉葬，被朝廷以“暴虐無道”的罪名廢除了封國。（《漢書·趙敬肅王傳》）河南洛陽曾發現一座東漢末年的殉人墓，活埋十人。三國時期，東吳大將陳武戰死，孫權“命以其愛妾殉葬”（《三國誌·吳書·陳武傳》）。東晉史學家幹寶之父有一侍婢，頗受寵幸，寶母大為妒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晉書·幹寶傳》），活埋殉葬。明代以前，漢族地區的人殉雖時有發生，但畢竟已是個別現象了。

到了明初，以人為殉的死灰再度複燃。從太祖朱元璋到宣宗朱瞻基，明初四位皇帝的山陵毫無例外地都用妃嬪殉葬，少者十餘人，多則數十人。《朝鮮實錄》記載了明成祖朱棣死後宮人殉葬的情景：

及帝之崩，宮人殉葬者三十餘人。當死之日，皆饗之於庭，饗輟，俱引升堂，哭聲震殿閣。堂上置小木床，使立其上，掛繩圍於其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自雉。據上文可知，從死的宮人是被縊殺後葬入山陵的。“哭聲震殿閣”一語，道出了其場麵的悲慘。天順八年（1464），明英宗朱祁鎮駕崩前做了一件好事，“遺詔罷宮嬪殉葬”（《明會要》卷一七）。至此，明初以來皇帝升天後妃嬪從死的慘劇，才宣告收場。

清朝初期，皇室中也每每以人為殉。據《滿洲實錄》記載，中宮皇後死，“太祖深為悼惜，將四婢殉之”。一六二六年，清太祖努爾哈赤駕崩，皇後“遂服禮服，盡以珠寶飾之”，自盡後與另外兩個皇妃同時為太祖殉葬。一六六〇年，順治皇帝的愛妃董鄂妃死，三十名太監和宮中女官被“賜死”後為之殉葬。清初人殉並不僅限於皇室，在八旗貴族中也較為流行，《清稗類鈔·喪祭類》在記述八旗喪葬習俗時說：“其舊俗多以仆妾殉葬。”大約在順治以後，由於朝廷下令禁止，以人為殉的現象逐漸消失。

除中原王朝外，人殉之俗在古代少數民族地區也非常盛行。戰國、秦漢時期的匈奴，其首領單於死，“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史記·匈奴列傳》）。漢、晉時期的夫餘，“死者以生人殉葬”（《晉書·四夷列傳》）。唐代的東女國，“國王將葬，其大臣親屬殉死者數十人”《（舊唐書·西南蠻傳》）。宋代的女真族，“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大金國誌》卷三九）。杜佑《通典》卷一九〇記載了唐代吐蕃殉葬的具體場麵：

其君與臣自為友，號曰“其命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其命人皆日夜縱酒，葬日於腳下針，血盡乃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

吐蕃是古代藏族建立的奴隸製政權，吐蕃王死後，其臣僚和親信往往以身殉葬，而且帶有自願從死的特點。上述事例說明，人殉的現象在我國古代各民族的曆史發展過程中是普遍存在的。

綜觀古代曆史，人殉就像一個難以驅除的幽靈時隱時現，在漫漫的曆史長河中遊蕩了數千年之久。那麽，這種殘酷而又根深蒂固的陋俗是怎樣產生的呢？一般認為，人殉的習俗起源於原始的宗教信仰。在靈魂不死觀念的支配下，古人相信人死之後還會到另外一個世界上去繼續生活，隻是挪動了一下地方而已。古代的帝王和達官貴人，生前妻妾成群，奴仆如雲，衣、食、住、行無不有人侍奉，享盡榮華富貴。他們幻想在陰間地府還像生前一樣過奢侈淫逸的生活，就將妻妾、奴仆、寵臣、親信等帶進墳墓，繼續供其驅使。同時，古代的人殉也反映了現實社會的文明程度。愈是野蠻落後的社會，人殉的現象亦愈為嚴重；隨著社會的不斷進化，人殉之俗也逐漸地退出了曆史舞台。

值得提及的是，在中國古代，與人殉有關的還有夫死妻從的所謂“殉節”。封建倫理道德要求女子為丈夫保持貞節，“生是夫家人，死做夫家鬼”。一些受封建禮教毒害甚深的女子，在丈夫死後每每以身殉之，用犧牲生命的極端方式表明對丈夫忠貞不貳的心誌。自東漢以後，婦女殉節的現象就常常見諸史籍，曆代正史、野史和方誌中的《列女傳》，對烈女、節婦們為夫慷慨捐軀的“壯舉”頗多記述，大肆渲染。明清時代，殉節之風極為盛行，據《清稗類鈔·貞烈類》記載，有這樣幾位清代烈女殉節的典型事例：

李氏，康熙朝人，歸安孫龍行之妻。龍行素有嘔血之疾，婚後病情日篤，眼看不久人世。李氏歸寧與母親訣別：“孫郎病恐難治，兒將以身殉之矣。”龍行病危時，問李氏日後作何打算，李明確表示：“君若不諱，則惟隨君地下耳。”龍行死後，李氏粒米勺飲不進，其母強灌以粥，李咬碎粥碗，絕食數日而死，時年十八歲。

袁素文，錢塘人，幼年許配如皋高氏之子。高家因其子患有惡疾，願解除婚約，素文不允，曰；“女，從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遂嫁入高家。其夫係不肖之徒，脾性暴戾，對素文動輒拳腳相加，甚至以火炮烙之；且賭博成性，債台高築，曾打算將素文賣掉以償賭債。即使這樣，素文亦不改初衷，低眉順眼地侍奉其夫。後其夫病狂暴卒，她整日號哭不止，血淚交迸而死，當了惡鬼的殉葬品。

單氏，澠池人，永寧郝小車之妻。小車五短身材，英年謝頂，手攣足跛，目眇口吃，係遠近聞名的“醜夫”。單氏姿色秀美，嫁與醜夫後常受鄰裏婦輩女流的嘲笑，單正色告之：“夫，天也。天可憎乎？且吾命也，勿複再言！”後鄉邑大饑，其夫身亡，單氏靜坐破窯之中，餓數日而死。

周氏，上元人，江都陳國財之妻。國財死後，周氏決意以身殉夫，自殺竟達四次：先是吞金五錢，不死；又食大黃若幹，亦不死；無奈以手自勒脖頸，因秀手無力而未達目的；最後絕食二十餘日，氣衰而死，終遂其願。

不難看出，古代婦女的殉節具有自願從死的特點。殉節和殉人雖有一定的差別，但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曆史聯係，殉節屬於變相的人殉，是人殉在不同曆史條件下的另一表現形式。被封建禮學家們津津樂道、推崇備至的殉節，不知奪去了多少無辜女子的性命；更為可悲的是，那些以身殉夫的“烈女”們，至死也不明白她們實際上是充當了封建禮教無謂的犧牲品，隻是在封建禮教的“英烈譜”上留下了幾滴淡淡的墨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