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天帝之尊與一統天下的理念

王學理

天帝之尊與一統天下的理念秦人在立國之前，從民間到官方，都是多神崇拜的。因此，祭祀對象也“雜”到上自天界的各種神靈，下至自然界的萬物鬼怪，以及自身的宗祖。

自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史記·封禪書》。之後，出於政治的需要，把上帝視為君主的保護神，就開始了隆重的祭祀活動，曆世不絕。

盡管秦襄公給自己確立了最髙的“族神”之地位，但多帝、多地、多祀，仍是秦人祭祀“上帝”活動的一大特征。所以直至戰國初年，先後祭祀的上帝就有白帝、青帝、黃帝和炎帝（赤帝）等等。

陰陽五行學說，在戰國時期被政治化。人為的五“德”成了運動、替代的核心，出現了五德配五色、五方、五時的一套理論模式。而這些，從政治製度延及社會生活，成了一套人們的社會行為準則。在此，我們不可能用幾句話說清它涵蓋的所有內容。但從中抽繹出“五帝守五方”這一對搭配關係看，發現它不僅被秦人接受，而且還在演繹著新的內容。那麽，這中間的思想基礎、認識過程、追求的理想境界等問題，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我想，如果把這些問題弄清楚了，對理解漢代郊祀製度應該說也是有幫助的。

一、宗祖神——白帝——在天界地位的確立

天，是中外一切原始先民普遍崇拜的神，秦人也不例外。他們經曆了夏、商、周三代的曆史變遷，社會地位從統治者上層的幫辦，下降到被歧視、壓抑的種族奴隸，遠徙隴東之後又過起耕牧兼營的生活。其受到生產水平低下的製約，自然災害對生存和生活的影響，很自然地把超人的支配力量、無形的主宰，幻化成至高無上並被人格化了的茫茫上蒼。

自非子在“汧渭之間”為周王養馬並取得成績，營秦邑號“秦嬴”起，秦人獲得了立身安命的契機。如果說秦仲為“大夫”，莊公為“西垂大夫”，是在周人“國難”時期使秦人獲得政治翻身的一個個台階的話，而“犬戎之亂”、結束西周的統治，則是秦襄公獲得立功建國的天賜良機。所以說，隻有在這個時候，秦襄公作為一方諸侯，不但獲得了資格，而且也真正有了以祭天這最具號召力的能力和條件。

《史記·秦本紀》載：“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駠駒、黃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祭祀用牲之數，固然這些不合周禮的規定，但畢竟炫耀自己政治身份今非昔比的不凡。其所謂“西畤”，我們還隻能認為它是設在漢西縣的一處神壇。當然，這個叫法也並非它原來的稱呼。因為這一祭天的場所是由秦“國家”確立之後而固定化了的，所以後來司馬遷在表述時就釆用了能為人們所理解的這種叫法“西縣”是西漢時設立的縣，屬隴西郡。治所在今甘肅天水市西南。

至於用“西畤”來“祠白帝”的這一說法，則來自《史記·封禪書》的記載：“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由此可見，秦襄公把自己的老祖先“少皞”推到了天帝的位置，使“白帝”成為親族頂禮膜拜的宗祖之神，從根本上就改變了過去那種籠統的、沒有實指的情況。而第一次在發源地的隴東為祖先建立國家祭壇，其政治用意也可說是不指自明的。那麽，把“作西畤，祠白帝”作為團結內部、協調政教關係的教育基地，也充分顯示了秦襄公把“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這一職能放在立國後的重要位置上來。

白帝已定，立畤祭天，是秦人把祭祖和郊祀結合的最高表現。使自己的宗祖神居於天帝中的正統地位，由此的供奉就貫徹始終。自秦襄公立“西畤”開始，後有秦文公在汧渭之會立“鄜畤”、秦獻公在櫟陽置“畦畤”等等，其祭祀對象無一不是白帝。至於西畤、鄜畤和畦畤等名稱，在功能上並沒有什麽不同。我們也沒有深究的必要，隻能認為是隨著秦都的遷徙而取設畤所在地的名稱罷了。那麽，從秦襄公置西畤起，到秦獻公設畦畤，前後跨越400多年時間。秦祭祀自己的宗祖神——白帝——始終未變，我們從中也看不出這個“白帝”能同“西方之主”有什麽聯係？

當然，秦人除了自己的宗祖神之外，祭天帝的名目也隨時隨地的在增加。據《史記·封禪書》載，在秦文公未作“鄜畤”之前，雍地的吳陽就有“武畤”，雍東就有“好畤”。大概是這些祭壇設施因為年久失修，無人問津也就統統“皆廢無祠”了。但在秦遷都雍之後僅過了四年，宣公於公元前674年在渭河之南設置了“密畤”，用以祭青帝。公元前422年，靈公於吳陽之地設了“吳陽上畤”祭黃帝，設了“下畤”祭炎帝。這比上距立“密畤”的時間，相隔了252年；比立“鄜畤”時晚了332年，比立“西畤”晚了近350年。我們若從都城地域諸畤遍設的情況看，算上“鄜畤”，雖然這幾處畤地分別在渭河南北，但畢竟都距雍不遠。況且其中大多數的畤地還設在原上，這是因為當時選址的標準就是“自古以雍州積髙，神明之隩”。古人以為，神仙喜歡居住在地勢積髙之處。而今鳳翔縣的“南原”正符合這一條件。在這裏，除過渭河南的“密畤”外，“鄜畤”和吳陽的上下畤都位於原上，所以後來這裏就有了“三畤原”的稱呼“三畤原”橫亙在渭河以北至北山之間的地段上，西起汧河左岸，東到漆水河（中亭川），跨越鳳翔、寶雞、扶風、武功等縣。我們平常把鳳翔南的原地稱作“三畤原”，顯然是狹義的稱呼。不過，有一點還需明白。在這裏秦人除了自己的宗祖神少昊為白帝之外，還出現了青帝、黃帝和炎帝。如按東方色青，則青帝即是太昊。但太昊和少昊都屬於東夷集團的首領，均以“皞”為氏。因為都是秦的遠祖，因此也給予封號。雖然時、空距離很大，出自“政治需要”，融為一體，總是“可以理解”的。一時間出現“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的局麵，仍然具有“雜祠”的特征。這種情況說明，被“人格化”了的天帝，從籠統的一般概念開始走向“多帝”的具體化。也就是說，為天帝一統的那個“神界”被突破了，而被“神格化”了的曆史人物擠了進來。但有另外一點也需明白，盡管四天帝已經具備，但畢竟還沒有同天地的“五方”發生對應。所以，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就是“重實用”的秦人，在周的故地上雖然早就接受了周文化的影響，但隻有進入戰國時期才真正觸及到了周文化的源頭——炎黃文化。那麽，他就會以秦為本體，用傳統的處事方式，對外來事物所具有的包容精神，很快地做出了回應。

二、神化炎、黃，推行耕戰

黃帝和炎帝，是同時又幾乎是同地進入秦人的祭天禮儀之中的，而且又各有專祀——上畤和下畤。這是非常有意思而又有意義的曆史現象，其中隱含了炎黃文化的外擴、秦文化形成的軌跡，也就是農業文明內部的衝突與重組等一係列問題。

炎黃故事，荒遠渺茫。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麵對欲梳理又繁亂的材料和傳說，在作《五帝本紀》時也發出了“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的感慨。但他還是肯定了黃帝屬於神農氏的繼承者和取代者這一曆史順序。炎、黃同時，“炎帝欲侵淩諸侯”，於是爆發了氏族部落之間兼並、組合的“阪泉之戰”。《國語·晉語四》裏，載有季子對重耳說的一段話：“昔少典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二帝用師，以相濟也”。他把二人說成是弟兄。但據徐旭生研究認為：“少典生黃帝、炎帝，是說後麵這兩個氏族由少典氏族分出，不是說這兩位帝是少典的兒子”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科學出版社1960年版。此說有道理，因為神農氏炎帝傳八代約500年，才是榆罔。而榆罔被黃帝打敗，顯然兩人並非同胞弟兄！當然，在沒有更早又可信史料的情況下，我們隻有信從太史公觀點並釆用了的此一史冊。那麽，在探討秦人同炎黃的關係時，就不能不首先提出：炎、黃發源地的“姬”和“薑”這兩條古水，還存在不？如有，又相當今天的哪條河流？

《水經·渭水注》：“岐水又東，逕薑氏城南，為薑水”。很明白，渭水支流之一的岐水，經過薑氏城南之後的一段，即是薑水。據多年來多位學者的論證，取得了“薑水不在渭河之南而在渭北”的共識，從而否定了今寶雞市渭濱區的清薑河、薑城堡的附會。有說岐水、薑水實即今岐山縣橫水河匯合雍水後東南流的後河或湋河，此意見頗具說服力劉宏斌：《岐水、薑水與薑氏城》，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更有先生考定，薑水在岐山、扶風兩縣交界處原雍水旁的畤溝河下遊李仲操：《薑水辨》，寶雞市社科聯編：《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當然，在這一不算過大的區域裏，無論是一條河的兩段流程，或者是並行的兩條河流，但都應是炎帝出生並成業的地方。如有實證材料而不具排他性，指明某地就是炎帝的誕生地最好。否則，就沒有計較的必要。

關於黃帝的出生地，也有多種說法，又極其分散。文獻記載中的不同，理解有別，當然使結論南轅北轍前有晉人皇甫謐既倡山東“壽丘說”，又主張河南“新鄭說”（晉皇甫謐），而北魏酈道元則有“天水軒轅穀說”等，後世學者也多循此導引，踵事生華，以致陷入不能自圓其說的境地。把出生、成長和居地分開，這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是很難辦到的。至於說，這是作者有意把黃帝一生幾個關鍵時期選出來放入一個句子中的說法，也是難於成立的。如果我們縮小查找範圍，用曆史地理學的方法查考姬水的所在，則不失其為一種有效的途徑。據何光嶽先生研究，“黃帝生於姬水，姬水即岐山下的岐水。因姬與岐同音相通，姬薑二水相鄰”何光嶽：《炎黃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這個說法，較為合理。不可想象的是，在交通不便、生存環境惡劣的原始社會，有蟲喬氏之女生下兩子竟能分隔千裏而各為氏族？若在一個地域的兩地，各自發展，那絕對是合乎情理的。所以，炎、黃二帝發源於關中渭河流域的黃土地帶，創造出人們賴以生存繁衍的農業文明，自然成了後世緬懷的先哲。

我們隻有揩去曆史演變中的一層層塗彩，才能恢複事物的本來麵目！

當秦人越過隴山東進關中之後，在周的故地上早有神農氏、軒轅氏的故事廣為流傳。但此時，對這兩位“人文始祖”稱“帝”了沒有？現在看來還沒有。秦穆公病臥五天，人事不省。當他睜開眼睛時，說自己“夢見上帝”。還說上帝命他“平晉亂”《史記·封禪書》。當然，他的話被史官記錄下來入了檔案。這個時間，上距宣公作“密畤”隻有14年。可見這時的“上帝”還不是炎、黃這些具體化了的“帝”，而是神界那位最高的主宰。“帝”，在古代指的是天神。顧頡剛先生舉例說明，“帝”與“天”是可通用的同紐字。換言之，“天”即是帝，“帝”即天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中華書局1977年版。因為帝在天上，所以也可稱作“上帝”。

至於把“帝”作為最高君王的稱呼，那時間要晚得多，而且最早還屬於對所崩之王上的尊稱。秦靈公於公元前422年在雍都的吳陽一地，分別設立了上、下兩畤，應該說是除自己的宗祖少昊為“白帝”之外，第一次把黃帝和炎帝推上了天帝的寶座。兩位曆史人物被同時、同地的享有專祀，其內在的動因是什麽？同秦國的政治生活有什麽樣的關聯？……

由秦國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觀察，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來看精神建設，我以為以下幾方麵似乎可以成為問題研究的切入點：

1.需要進一步發揚開拓進取的奮鬥精神

炎帝和黃帝，在開辟草萊、種植五穀、驅趕野獸，為生存而搏擊自然；在社會分化、部落爭戰，為維持新秩序而“修德振兵”，武裝統一。總之，他們所領導的部族在告別野蠻、邁入文明的曆史時期形成了“炎黃精神”。其恩澤、其影響，不僅普及當時的中華大地，而且在發源地的關中，更為濃烈。那麽，這種精神文化的穿透力必然地又直接地觸及到秦人敏感的神經。因此，秦靈公設畤祭祀炎、黃，顯然具有直接的價值取向。

秦自襄公建國到靈公即位時，已經傳世17代，長達350多年。為開拓疆土、霸西戎解除了後顧之憂，而伐魏國、戰河西則在於謀求“以河為界”。不過，近期的目標是，首先鞏固關內，然後再謀東進。為了占有“河西地”，秦與三晉爭戰了百年之久。但至靈公時，黃河西岸仍有魏國的軍事據點。為了牢固地控製“河西地”，還需要秦國上上下下發揚開拓進取的“炎黃精神”。秦靈公是在朝廷內亂中即位的，當權力鞏固後的第六年即向魏國開戰。公元前419年，魏在黃河西岸築少梁城（今陝西韓城市南），秦起兵奪回了這一軍事據點。隨之，在西岸築起一道防魏的長城，還在籍姑（今陝西韓城市北的北潘莊附近）建起扼守黃河的要塞《史記·秦本紀》。可以看出，這些涉及秦國前途的軍事行動，都同通過祭祖來統一力量、團結內部有關。

2.發展農耕生產，增強國力

周的故地以農為本，炎黃傳統代代相承。後稷教民稼穡，周原豐饒。穆公重農，盈糧濟鄰。靈公自然也懂得，在同魏國爭奪河西地的兩軍戰爭中，隻有糧足兵精，有著強大的國力，才能把魏國最後趕出去，才能有鞏固的國防。所以，神化炎黃，立畤祭祀，就在於動員國人，遵照“農神”的教導，努力從事農耕生產，增加產量，提高綜合國力，支持戰爭。

3.加強秦人和周人的團結，增強國內人心的凝聚力

秦人建國，舉的是白帝少昊的精神大旗。而周人尊奉炎黃，重視禮製。盡管在國內秦人占據主導地位，又多從事戰事，也接納了周的人才，從周文化中汲取營養。但和占人口大多數的周人及其他少數族相比，終因信仰的不同，畢竟造成情感上的隔膜。如果說在秦文公未作“鄜畤”之前，雍地原來就有“武畤”和“好畤”的話，當地人祭祀的很可能就是黃帝和炎帝。而現在秦靈公神化炎、黃，重新立畤祭祀，共尊其為人文初祖，無疑地從精神上、思想上、行為上起到了向心的作用。“宗教”作為“一人心”的粘合劑，在經過秦國內亂之後的秦靈公那裏是深諳其底蘊的。

炎帝和黃帝，是實實在在的受人愛戴的曆史人物。而秦靈公第一次把他們推向天界，作為上帝，作為頂禮膜拜的偶像，在當時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和積極作用。

帝號的尊貴，從天上轉向人間。及至戰國時七國稱王，王的升級就成了“帝”。秦昭王自稱“西帝”，也想要齊湣王來稱“東帝”。雖然沒有得到當時社會的認可，遂之“去帝複為王”《史記·秦本紀》、《史記·田齊世家》，但謀求稱“帝”的意識終竟在時人的頭腦裏生了根。所以，司馬遷在作《史記》時，就自軒轅始稱“黃帝”起，夏、殷朝諸位君主名前都冠上了“帝”號。隻有周朝是個例外，諸君一律稱“王”。那大概是因為西伯昌本人自稱“文王”而帶的頭。不論怎麽講，天上諸帝並存，就有了主次的區別。主者尊貴，居於領導地位；次者非一，就有了分工位序、各司專職的需要。天界偶像秩序，是人間統治的影子。人世間追求一統的想法，成了普遍的社會心態。

三、五方對應，天下一統

雖然至秦靈公時，秦地已有了白、黃、炎、青等四帝，而且由模糊的影像轉為有實指的人。不過，要把他們作為天界的四方之神，恐怕在這時似乎隻是一種朦朧的意識。而真正付諸實施的，那還是戰國以後的事。有五行搭配關係的，主要者如下表：

配者五行土金木水火五方中西（白虎）東（青龍）北（玄武）南（朱雀）四季六月秋春冬夏五色黃白青黑赤四神白虎青龍玄武朱雀天帝黃帝白帝（少昊）青帝（太昊）黑帝（顓頊）炎帝

秦獻公之所以在櫟陽立“畦畤”，卻是緣於兩個特殊而又顯滑稽的理由。據《封禪書》記載：一個是周太史儋對獻公說：“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複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另一個是在櫟陽地方，天上落下了金子。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必是國家昌盛的好兆頭。分合嬗遞和五行之瑞，本來就是陰陽五行說的一套理論。而現在盡管“畦畤”祭祀的對象仍然是白帝，但畢竟透露出了秦人接受“五德終始”的影響。當然，作這樣的倡導無疑對“子孫飲馬於河”的信念是一種精神的鼓舞和力量的加強。

戰國並立，兵革相向。固土與外侵，往往是大國這時並用的兩種武力形式。因為國家存在的與否，都麵臨消滅別國或被別國消滅的可能。秦人立國之後，越過隴東高原，沿著渭水，一次又一次地遷徙自己的國都，隨著周退秦進的發展趨勢，地盤在不斷擴大。秦國同魏國在河西地上的軍事較量，也不意味著把“以河為界”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當周天子失去“共主”地位而無力回天時，追求霸王、奄有天下的想法可以說各國是共同的。而這時，鄒衍的“五德終始”學說給霸權主義者提供了理論根據。“兆五帝於四郊”，本來就是“小宗伯”的職責之一《周禮·春官》。鄭玄注解的“五天帝”，就是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那麽，天界“封神”的結果就成了這麽一幅統治藍圖：東方是青帝（太昊）、西方是白帝（少昊）、北方是黑帝（顓頊）、南方是炎帝，黃帝居於中央。當然，居中的黃帝是天界諸神的主導。從此，人間對五帝的祭祀之隆重，就成了壓倒一切的祭祀。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人們的五帝之尊雖對的是“天上”，而實際用意則在於“天下”。春秋末年，有人就“褅禮”問孔子。他回答說：“不知。知褅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把天下看作手掌，觀覽全局竟是如此的容易，這大概是各諸侯國夢寐以求的“天下一統”的目標。不可諱言，秦國豈不也是如此！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稱帝，推五德之傳，說“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史記·封禪書》。在這裏，五行的終始相克、對應的顏色、祥瑞對人事的影響等等，可以說是環環緊扣。隨後，東巡郡縣、封禪大山，為天帝的祀典奠定了天子之禮的規模。

天有五帝，各主一方。但秦僅立四畤，漢高祖遂為黑帝立了“北畤”。五天帝俱全，西漢或分祭，或合祭，故而有不辭勞苦地“祠五畤”、“郊泰畤”之遠旅，也有望祭同宇的“渭陽五帝廟”和“長門五帝壇”的近祀。更進一步認為“五帝是泰一之佐”，在甘泉宮更築“泰畤”。使“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泰一壇三陔，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泰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漢書·郊祀誌》。以後，又在長安附近立南北郊。雖然遠近無一，分合常變，固然是西漢社會動蕩的一種曲折反映。但秦漢對天帝秩序的整理，畢竟是為鞏固一統天下和中央集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