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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祭祀與政治文化

瞿林東

一、關於炎帝的傳說

在中國古代曆史文獻中,有許多關於炎帝的傳說。從曆史學的觀點來看,遠古的傳說雖然不能視為真實的曆史,但有些傳說總還是保存了先民在一代代口耳相傳中對於曆史的片斷記憶。從這個意義上說,“傳說是傳播曆史知識的最原始的形式”,“遠古的傳說,總是夾雜著相當濃厚的神話性質。而且隨著年代的變遷,傳說的本身,也會有變化。但傳說裏也有反映曆史真實的東西。”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1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頁。正因為如此,在人類文明史上,傳說具有重要的價值。

關於炎帝或炎帝神農氏的傳說,反映了中國先民發明農業之早、從事耕稼之勤的曆史;這樣的傳說,曆代皆有,且從很早的時候起,人們就開始了對炎帝或炎帝神農氏的祭祀,直至於今,這從一個方麵反映了中華文明之連續性的發展。炎帝傳說與炎帝祭祀,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

先秦文獻,以至於秦漢及秦漢以下的許多文獻,都有關於炎帝傳說的豐富內容。這裏,僅舉幾例有代表性的材料略作說明。

一是關於炎帝最早的活動區域。皇甫謐《帝王世紀第一》記:“神農氏,薑姓也。母曰任姒,有蟲喬氏之女,名登,為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薑水,因以氏焉。”這是關於炎帝的出生和由來,而其“氏”則與薑水有關。同書又說:“炎帝初都陳,又徙魯。”這表明,炎帝或炎帝部落活動的範圍不限於一個固定的地方,後世各地多有關於炎帝的傳說,當與此有關。

二是關於炎帝或炎帝神農氏何以為後世所敬仰與尊崇。《周易·係辭下》記:“皰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顯然,這是關於原始農事和原始交換的記載。尤其是關於農事的記載,在先秦文獻中層出不窮。如《屍子》記:“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五日為時雨。正四時之製,萬物鹹利,故謂之神。”見汪繼培輯《屍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雨水與農事有直接的關係,至於“行雨”、“時雨”的說法,當是反映了先民對於風調雨順的期望。而四時的製定,同曆法有關,也同農事有關,這應是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才能達到的。先民把這些經驗的總結都集中到炎帝或炎帝神農氏這個象征性的人物身上,反映了他們對這些經驗的重視,從而這個象征性人物在先民的心目中也被神化了。《屍子》為戰國時作品,它說“故謂之神”,正反映了這一曆史過程。關於傳說中炎帝的另一個貢獻,是“嚐味草木,宣藥療疾,救夭傷之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帝王世紀第一》,見《叢書集成初編》本。炎帝著書,自不可能,但先民在這方麵的經驗積累是毫無疑義的,這些也都集於炎帝而使其格外為後人所敬重。

三是炎帝或炎帝神農氏名號的由來。這自然與炎帝或炎帝神農氏何以受到先民的敬仰與尊崇有關,同時也還有與此相關的一些傳說有關。《漢書·律曆誌下》記炎帝:“《易》曰:'皰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為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這是說的“炎帝”、“神農氏”名號之所由來,以及二者合而為一的原因,分別都交代清楚了。《白虎通義》卷一記:

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製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

這是突出從狩獵到農耕過程中,“神農”的作用。《帝王世紀第一》稱:炎帝“長於薑水,有聖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這是把活動方位與名號聯係起來。馬端臨《文獻通考·職官考一·官製總序》又說:

神農氏以火紀,故為火師火名。火,德也,故為炎帝。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也。神農有火星之瑞,因以名師與官也。

炎帝時代,自無官製。這似是把有關的傳說同《周禮》的相關內容相比附而衍生出來的說法。凡此諸說,從傳說來看,似都可以“成立”;從曆史來看,也都不能說毫無根據。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傳說中反映了一些曆史的蹤影,而曆史的源頭總是要從傳說講起。

二、炎帝祭祀的曆史傳統

炎帝祭祀有久遠的曆史傳統,它從一個方麵反映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和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據有關研究者的考察,關於炎帝或炎帝神農氏的祭祀,有幾個不同的脈絡:一是和“蠟祭”有關:“臘祭源於田間祭祀田神,始於伊耆氏。後周時以神農氏、伊耆氏等合祭,相沿至宋代。”二是和“先農壇祭”有關:“先農壇祭源於籍田祭祀農神,西漢末演為祭祀炎帝神農氏,相沿至清代。”三是和炎帝陵祭有關:“據有關資料記載,炎帝神農氏死後‘葬長沙’,而至宋初始於今湖南省炎陵縣鹿原陂訪得炎帝陵寢所在,即立廟行祭,相沿至今。其地在漢晉時期屬長沙郡(國)茶陵縣境,宋嘉定四年(1211年)析置酃縣,1994年更名炎陵縣。”以上見李學勤、張豈之總主編《炎黃匯典》(三),曲英傑主編《祭祀卷》前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這三個祭祀脈絡中的“先農壇祭”和“炎帝陵祭”,前者延續至清代,後者相沿至今。這一曆史傳統,是值得十分重視的。從現存的文獻看,從《續漢書》誌、《晉書》誌、《宋書》誌、《南齊書》誌、《魏書》誌、《隋書》誌、《舊唐書》誌、《新唐書》誌、《大唐開元禮》、《政和五禮新儀》、《元史》誌、《大明會典》、《明史》誌、《大清會典》、《清史稿》誌等,均有關於祭、饗先農的記載。關於炎帝陵祭,似乎要晚一些。《帝王世紀》稱:炎帝神農氏死後“葬長沙”。《續漢書·郡國誌》說得詳細一些:“炎帝神農氏葬於長沙。長沙之尾,東至江夏,謂之沙羨,是其地。”《宋史》卷一〇五更有明確記載:

先代陵廟及錄名臣後。建隆元年,詔:“前代帝王陵寢、忠臣賢士丘壟,或樵采不禁、風雨不芘,宜以郡國置戶以守,隳毀者修葺之。”

乾德初,詔:“曆代帝王,國有常享,著於甲令,可舉而行。自五代亂離,百司廢墜,匱神乏祀,闕孰甚焉。按《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長官,有故則上佐行事。官造祭器,送諸陵廟。”又詔:“先代帝王,載在祀典,或廟貌猶在,久廢牲牢,或陵墓雖存,不禁樵采。其太昊、炎帝,黃帝,高辛,唐堯,虞舜,夏禹,成湯,周文王、武王,漢高帝、光武,唐高祖、太宗,各置守陵五戶,歲春秋祠以太牢;商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周成王、康王,漢文帝、宣帝,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各置三戶,歲一享以太牢;秦始皇帝,漢景帝、武帝、明帝、章帝,魏文帝,後魏孝文帝,唐玄宗、憲宗、肅宗、宣宗,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兩戶,三年一祭以太牢;周桓王、景王、威烈王,漢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衝帝、質帝、獻帝,魏明帝、高貴鄉公,陳留王、晉惠帝、懷帝、湣帝,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帝,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順宗、穆宗、代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後唐末帝諸陵,常禁樵采。”尋又禁河南府民耕晉、漢廟地。凡諸陵有經開發者,有司造袞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以葬,掩坎日,所在長吏致祭。

……

[紹興]十四年,衡州守臣劉清之奏:“載炎帝陵在長沙茶陵,祖宗時給近陵七戶守視,禁其樵牧,宜複建廟,給戶如故事。”淳祐八年,湖南安撫大使、知潭州陳韡再言,從之。

從上文可以得知,北宋時,把炎帝陵祭列於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南宋各級官員更是謹慎對待此事。

據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知縣唐榮邦主修《酃縣誌》卷四“炎陵”條記:“按:宋《禮誌》:太祖命李昉、盧多遜、王佑、扈蒙等分撰曆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詔孫崇等分詣諸廟書於石。炎陵自太祖訪得,於乾德五年建廟陵。上遣比部員外郎丁顧言詣潭州祭告。其詣廟立碑。亦因五代百司廢墜,匱神乏祀,特為修舉。碑文暨分撰詣廟書石諸人,俱無從考。”轉引自《炎黃匯典》(三)《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頁。然而自北宋以後,關於炎帝陵的碑文、祭文便多了起來,表明宋、元、明、清曆代皇朝對此事的重視。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金朝統治者在這方麵的活動。《金史》卷三五記:

三年一祭,於仲春之月祭伏犧於陳州,神農於亳州,軒轅於坊州,少昊於兗州,顓頊於開州,高辛於歸德府,陶唐於平陽府,虞舜、夏禹、成湯於河中府,周文王、武王於京兆府。

以女真族貴族為主所建的金皇朝,如此重視對炎、黃至文、武的祭祀,深刻地反映出它對中原曆史文化傳統的認同,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炎帝祭祀與政治文化

明、清兩代,是炎帝陵祭祀最為頻繁、隆重的時期。明代大祭,有史可查的15次,其中14次告即位,另外一次為天順初年,是為英宗朱祁鎮告複辟。清室為明正統,對炎帝祭祀更為恭謹。祭文均由翰林院擬定,程序亦按禮部定式,分“迎神”、“初獻”、“亞獻”、“終獻”、“受胙”、“撤饌”、“辭神”七道。每一程序均有頌詞,是為樂章。樂章及祭祀圖式,舊誌均有詳載。每遇祭,鹿原陂上官宦軍民雲集,奉聖寺內晨鍾暮鼓,梵音繞梁,數裏之內,殷殷若有雷聲。如此數日,禮畢而止。清代大祭,有史可查的38次,其中告即位9次,告靖邊軍功6次,告災1次,告萬壽12次,告複儲1次,告後宮晉徽4次(中有3次兼告),告先人後事禮成7次。還有一次,是乾隆帝弘曆慶幸當了50年皇帝,遣人前來謝恩的。所告靖邊軍功,包括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平吳三桂之亂、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漠北之戰、乾隆二十年(1755年)準噶爾之戰等曆史上的重大事件。以上引自《炎黃匯典》(三)《祭祀卷》,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316頁。

炎帝祭祀確確實實成為明、清兩代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重大典禮,這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具體反映,是曆史文化認同的突出表現。這在祭文中反複有所致意:

第一,關於“功被生民”、“潤澤生民”。這是對炎帝的歌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皇朝政治思想中的民本思想,這種民本思想是先秦時期的思想成果之一,而在西漢以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第二,關於“宣著人文”、“淵源遞衍”。這是講的禮製教化,源遠流長,強調先賢製定的禮法製度在後世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和作用。這個思想從一個方麵反映了明、清政治生活中的曆史文化認同意識,即所謂“統緒相承”,從而對於維護中國曆史文化的連續性與繼承性有重要的意義。

第三,關於“四千年帝緒王猷”、“四千年治法欽承”、“繼道統而新治統”。這是清朝皇帝在祭文中反複申言的觀念,人們可以從中得到這樣的啟示:清朝統治者並未把自身視為“異族“,而認為是炎帝、黃帝以來曆朝曆代的繼承者。

今天的人們對於以往曆史文獻中有關所謂“異族”的記載和說法,一要作曆史的看待,二要作正確的辨析,以符合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事實,以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祭祀炎帝和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這個傳統,對於民族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對於民族精神的形成、豐富和發揚,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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