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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周人的農耕文化與周文明

劉多劉芳

周人素以好農耕、尚文德而著稱於世。他們世代相繼、艱苦卓絕所創造的農耕文化和社會文明,不僅推動了周代社會的進步,而且在中華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孔夫子就發自內心地讚歎:“鬱鬱乎文哉,吾從周”;他也因為自己年老體衰不能弘揚先賢創建的文明成果而深深遺憾:“甚矣吾久不複夢見周公矣。”



周人是善於學習並善於汲取前人所創造的文明成果的部族。第一位叫得出名字的男祖棄便是其中傑出代表。敘述周先祖曆史的《詩經·大雅·生民》說:“厥初生民,時維薑嫄”。王國維雲:“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此周之通製也。上古女子無稱姓者,有之惟一薑嫄。薑嫄者,周之妣,而其名出於周人之口者也。”王國維:《觀堂集林·殷周製度論》,中華書局1984年版。田昌五雲:“現在看來,薑嫄當是一個薑姓氏族部落居住之原,如前述姬塬一樣,在這個原上居住的薑姓氏族部落的女子統稱薑嫄。”田昌五:《對周滅商前所處社會發展階段的估計》,《華夏文明》第二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史記·周本紀》雲:“周後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薑嫄。薑嫄帝嚳元妃。”《詩經·大雅·生民》雲:棄“即有邰家室”。《史記·正義》引唐《括地誌》雲:“故邰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裏,古邰國,後稷所封地,有後稷及薑嫄祠。”棄就是隨其母在古邰地成長的。至於《詩經·大雅·生民》和《史記·周本紀》所說的薑嫄踩巨人腳印感應生棄和棄被再三丟棄受大鳥保護的故事,看似神秘、荒誕,卻向我們透露了如下曆史事實:當時社會處於母係氏族向父係氏族過渡和轉折時期,母係社會遺風猶存,棄隨母族生活。周人從此知其母而知其父,知道其第一位叫得出名字的男祖叫棄,棄是人而不是人造的神。

《周本紀》又雲:“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誌。其遊戲,好種樹、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後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後稷,別姓姬氏。後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棄之所以如此酷愛農業,少而有誌於學,成而業績卓著,這和他的父族,尤其母族深厚的農耕文化底蘊有關。棄之母族薑炎族是中國農耕文明開山之祖炎帝神農氏後裔。棄及其母薑嫄生息之地邰,就在炎帝神農氏故裏今之陝西西部寶雞。

赤帝(即炎帝)在典籍中首見於《逸周書·嚐麥篇》:“昔天之初,□[誕]作二後,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春秋·左丘明《國語·晉語四》:“昔少典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又雲:“炎帝以薑水成,為薑姓之祖也,炎之為瑞,亦未審也。”戰國《竹書紀年·前編》雲:“(神農)元年即位居陳遷曲阜。”北宋·羅萍《路史·後紀三》雲:“黃帝而崇炎帝之祀於陳(羅萍注:黃帝所崇疑在陳倉,故秦靈公於吳陽作下畤。)”寶雞在唐肅宗之前稱陳倉,黃帝祭炎帝於陳倉,其地宜為炎帝生長之地。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雲:“炎帝神農氏……母曰任姒……遊於華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薑水,因以氏焉。”南朝梁·沈約《宋書·符瑞誌》、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帝王部》、唐·司馬貞《史記·補三皇本紀》、北宋·鄭樵《通誌》記述大抵類此。北魏·酈道元《水經·渭水注》雲:昔秦穆公馬被盜食處,“岐水又東逕薑氏城南,為薑水”。盜食穆公馬處、薑氏城都在寶雞地區。明·李賢《大明一統誌》第三十四卷雲:“薑氏城,在寶雞縣南七裏,城南有薑水。”明·南軒《資治通鑒綱目·前編》雲:“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王。……按:‘《大明一統誌》鳳翔府寶雞縣南七裏,有薑氏城,城南有薑水。《帝王世紀》:炎帝神農氏母,有蟲喬氏女登,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薑水,即此。’”

炎帝神農氏的功業,據史籍可歸納為農耕之利;“範金合土”(製陶冶金);“日中為市”:醫藥濟世;文德教化;修火之利等。其中“修火之利”和““耒耨之利”(農耕)最可稱道。因為火的廣泛使用於生產和生活使人最終“有異於禽獸”;而且使人類由蒸汽機時代進入電子、信息時代。而農業則是數千年文明古國立國之本,當今仍在聚焦“三農”。神農氏炎帝對農業的貢獻首推生產工具的製造。《逸周書·嚐麥篇》雲:“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斧斤,為耒耜、钅且、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助,百果藏實。”耒耜、钅且、耨是當時最得力而有效的開墾、耕種土地的工具。但在樹木茂密、荊棘叢生之地必先“焚山澤”,除去妨礙墾耕的草木,並使草木灰變為肥料,然後墾殖。製作耒耜、钅且、耨,除過直接用火烤“揉”為一定形狀,必得用斧斤之類製作工具的工具“去斫”、“去鑿”。而修火之利,“範金”,似乎又是製造斧斤之類的方法。陶器既是生產工具,又是農耕、定居生活必備器物。陶刀用於收獲,陶銼用於銼穀、製作工具,陶拍用於製陶,陶球用於狩獵,陶紡輪用於製作麻、毛、絲、葛,陶網墜用於捕撈,陶鬲用於加工熟食,陶盆、甕、罐等用於貯存,如水、糧食、酒、流食、半流食,既隔潮,又可防變質、汙染。至於熟食在擴大人的食物範圍,增加營養,便於吸收,增強人類體質,特別是大腦發育,防毒防病方麵的作用更是顯而易見。火在照明、防寒、取暖、烘烤窖穴窯洞、牆壁、地麵,驅蟲滅菌,使屋壁地麵堅硬,防潮濕方麵的作用亦不可忽視。火攻、驅趕、誘捕、煙熏與陷坑、毒餌、石陶球、網捕、弓箭、矛刺等又是畜牧狩獵的重要手段。《史記·五帝本紀》雲:“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而諸侯鹹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黃帝的功業在於“治五氣、藝五種”,“教熊、羆、貔、貅、豸區、虎”(馴獸、飼養、畜牧)、造房屋、製舟車、製曆法、音樂、嫘祖養蠶、織絲、製衣裳,把炎帝神農氏開創的農耕、畜牧、手工文明推向新的階段。炎帝神農氏的薑炎族是姬周族的母族,軒轅氏黃帝的姬姓族是姬周族的父族,姬周族繼承炎黃,發揚炎黃開創的農耕等文明理所當然。

值得注意的是在周祖後稷棄之前已有人作過稷官。《左傳·昭公二十九年》雲:“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國語·魯語上》雲:“昔列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滅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柱為稷官在前,棄為稷官在後,宜其稱為後稷,這也說明棄繼承了炎帝神農氏後裔柱的農耕文明。



一部周人文明發展史在某種意義上說是繼承祖業、弘揚農耕文化的曆史,棄之後的曆代周先公、先王始終不忘“複修”後稷之業,這在周人的多次遷徙中表現甚為突出。自棄被堯“舉以為農師”,“帝舜封棄於邰,號曰後稷”之後,“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傳到不穴出,大難臨頭,斯時夏後氏德衰政亂,廢棄了農業等生產活動,周人不但“用失其官”,而且無法在故地生存,被迫逃亡於戎狄之間。值得注意的是棄並非不穴出的生父,不穴出是棄之後隔了許多代的子孫,《毛詩·疏》說得明白:“虞及夏殷隻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史記·周本紀·索隱》引《毛詩·疏》,中華書局1959年版。因為不穴出及其先世在邰已居住了許多代,必然積累了豐富的農業、畜牧、飼養技術和經驗,所以才能在強大的戎狄勢力間站住腳,並且建立了城邑。據《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唐《括地誌》雲:“不穴出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裏,即不穴出所居不穴出城也。”不穴出為代表的周人在甘肅慶陽一帶能頑強地生存下來,“複修後棄之業”,應當說起了決定作用;能建城邑聚族而居自有相當發達的農業作物質基礎。

傳到公劉周族出現了興旺發達的景象。《詩經·大雅·公劉》、《詩經·豳風》多處有描述。《史記·周本紀》雲:“不穴出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複修後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史記·周本紀·正義》雲:“公劉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為用也。《括地誌》雲:豳州新平縣即漢漆縣也。漆水南出岐州普潤縣東南岐山漆溪,東入渭。”又雲:“《詩》豳國,公劉所邑之地也。”因知公劉曾居陝西彬縣一帶。《漢書·地理誌》右扶風旬邑下雲:“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按此說,公劉曾“都”旬邑縣。《元和郡縣圖誌》卷三邠州下雲:“按:豳國城在今州東北三十九裏三水縣界,古豳城是也。”《元和郡縣圖誌》卷三邠州三水縣下雲:“古豳城在縣西三十裏,公劉始都之處”。《太平寰宇記》卷三十四,三水縣下雲:“‘古豳城’地在縣西南三十裏,有古豳城,在龐川水西,蓋古公劉之邑即此城也。”按此說,公劉居豳應是今之旬邑縣。以彬縣先周文化斷涇類型集中分布於旬邑、彬縣可知,公劉為首的周人活動中心當在三水河流域。他在豳地“複修後稷之業”,探水源、察地形,劃地界,農、牧、桑、麻諸業蓬勃。《詩經·大雅·公劉》對公劉居豳時的生產、生活、社會情況作了生動具體的描述。他“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製作得力的生產工具和其他器物;產品自給有餘,“行者有資,居者有積畜”,族眾為此十分慶幸;他“徹田為糧”,建立了初級剝削製度,加快了財富積累;他建立了保衛自己和族眾的武裝,“弓矢斯張,幹戈戚揚”,隊伍十分雄壯。其族人亦兵亦農,分三部分輪流生產、執兵,謂之“訁夭其軍三單”;他修建了城邑、宗廟,“乃覯於京”、“於京斯依”《詩經,大雅·公劉》,召集宗族成員舉行盛大慶典,“宗之君之”,周人邁向文明時代的門檻。傳至慶節,周人又向文明前進了一步。《史記·周本紀》雲:“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建立了自己的方國。慶節之後經皇仆、差弗、毀阝俞、公非到高圉、亞圉、公叔祖類時,周人已發展為商王朝西部強大的部族。故其後代對其崇敬有加。春秋時周景王曾說:“餘勿忘高圉亞圉”《左傳·昭公七年》。認為他們是發揚光大公劉之業的英明先公。從商王武丁卜辭中“周侯”的多次出現可知,大約此時周人受封為西方侯國。卜辭中還有商王常常發布命令,周人受命從征,參加了圍獵,向商王獻龜甲、子女等內容。在密切交往中,周人接受商文化加速了自身發展。

周人蒸蒸日上,開墾土地,發展經濟,積累財富,周圍戎狄十分眼紅。他們對周人不斷勒索、攻擊,企圖趕走周人占有那裏的土地和人民。古公亶父審時度勢,感到硬拚會被消滅或兩敗俱傷,便以“不以養人者害人”為理由說服族人進行第三次大遷徙,史稱古公遷岐。古公遷岐後利用周原地區受先進的商文化影響較深和優越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重新創業。首先是“貶戎狄之俗”,接受先進文化;同時大力發展農業,收獲的季節,田野裏割倒的莊稼“億萬及秭”,桑麻、果蔬布滿山原;營築城郭室屋而讓族民分別圍野而居住;“作五官有司”,建立國家機構;建立了宏偉的宮殿、莊嚴的宗廟,建立了軍隊抵禦戎狄,衛護國內秩序;驅逐周原地區的畎夷。古公亶父的苦心經營為周族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準備滅商的行動從此開始。周人充分肯定其豐功偉業,追尊古公太王,歌頌說:“後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太王晚年有意傳位其妃太薑所生的幼子季曆,以便進一步加強姬薑兩族的聯係,對付戎狄和商王朝。聰明的太伯和仲雍善解人意,痛快地表示願意讓弟弟繼承王位,以便以後傳位給姬昌。他們離開周原到了荊蠻之地,“入鄉隨俗”,“文身斷發”,與當地土著居民相結合。同時他們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文化和周文明。他們為以後西周王朝經營南國開了先河,成了春秋時期強大吳國的開山之祖。這就是周人曆史上的第四次遷徙。

季曆繼位,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同戎狄激烈抗爭。先後討伐西落鬼戎、燕京之戎、餘無之戎、始乎之戎、醫殳係徒之戎,鞏固了周原根據地,並東進逼近商王朝。迫於周的日益強大,商王武乙三十四年,賜給季曆地二十裏及玉器、良馬等以示籠絡。文丁四年商王以其伐戎有功命之為牧正,且嫁女給季曆:“執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詩·大雅·大明》。季曆作牧正,證明周人在農牧業方麵業績驕人。

季曆死後,其子文王姬昌繼位。他竭盡全力發展經濟,甚至親自“康功田功”,“秉鞭作牧”;他仁厚恤民,“敬老慈少”;他作風嚴謹,“不敢盤於遊田”;他勤勞國事,以至於“日中不暇食”;他禮賢下士,廣招人才,“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通政知兵多奇計的薑姓首領薑尚、善進諫多良謀的商大臣率甲及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等先後投奔文王。商王日益孤立,文王人才濟濟。文王胸懷大誌,被囚禁羑裏七年而矢誌不移;出獄後“陰行善”,虞、芮等國紛紛向周靠攏,強大的反商聯盟日漸形成;他擴充領地,使“三分天下周有其二”;他作邑於豐,把大本營設在翦商前沿,謂之文王遷豐,這是第五次遷徙。

文王遷豐後第二年死去,滅商重任落在其子武王身上。武王發展經濟,奠定了堅實的滅商物質基礎,鞏固發展了反商軍事政治同盟;作了充分的輿論準備。終於在牧野一戰,推翻了商王朝,建立了西周政權,並且遷都於鎬。這是第六次遷徙。

武王即位,食不甘味,“自夜不寐”,謀劃如何鞏固、發展新國家,可是第二年便死去。周公輔佐成王受命於危難之際,他團結內部、平定了三監、武庚叛亂,製服了奄、薄等東方親商勢力,使周東土直達海疆;他營建了東都洛邑(今洛陽),建立了統攝東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從而為西周興盛奠定了基礎。至康王時達到了鼎盛,史稱“成康之治”。需要指出的是武王、成王時的兩次大分封,或稱封蕃建諸侯,在全國要害地方建立了若幹政治、軍事中心(後來發展為經濟、文化中心),由姬姓貴族,異姓親戚、功臣、古“帝”王之後等分而治之,周天子居中統攝。分封實際上是一次規模空前的大遷徙,也是周人曆史上第七次大遷徙。據《荀子·儒效》雲:周初立國七十一,而姬姓獨居五十三,周人由此從關中西部走向全國。隨遷的還有殷人和其他族人。如隨康叔到衛的殷民七族,隨伯禽到魯的殷民六族,隨叔虞到唐的懷姓九宗,還有被集中於洛邑監管的“殷頑民”。這是以周人為基本的民族大播遷,也是周農耕文化為基礎的周文明大播遷。它同前六次相比,無論從規模、深度、廣度上講都是空前的。他們把先進的農牧、灌溉、工商知識、技術經驗和製度、文化帶到了新遷地區。他們同當地人民一起艱苦創業。各地區、各民族經濟文化得到空前交流和發展,與此同時,周代的文明,民族融合,也就在這種交流中大大邁進了。原來比較落後的地區到春秋時期不僅迎頭趕上,甚至有後來居上之勢。齊桓公的首霸、晉文公的繼霸、楚莊王定霸、秦穆公霸西戎、吳越爭霸,無一不是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實力的較量。其實力則是交流、融合、發展的結果。



周人發展農耕文化並在農耕文明基礎上推進社會文明是與周人重農傳統密切相關的。從始祖棄到不穴出、公劉、古公亶父,無一不把農業作為求生存、圖發展的根本,他們又都是通曉農牧諸業的行家裏手。所以才能被堯舉為農師,虞、夏之時世為稷官。西周時代,周“文王荷衰”,“即康功田康”、“秉鞭作牧”,不僅是周後王,而且是以農立國所有後人的“師表”,重農傳統曆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諸王,至厲王行暴政專製,宣王“不籍千畝”而中衰,幽王終於敗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田裏不鬻的土地所用製,分封製下的土地分級管理,井田製的經營方式,使勞動者與土地緊密結合,適應了當時農業發展的需要。孟子對其讚許有加,國家對農業實行嚴格的製度化管理,藉田之禮就是以禮治國的周代重要禮製之一。在土地經營方麵推行效率較高的耦耕製,如《詩》中講的“十千維耦”,“千耦其耘”。周人製作了耒、耜、鐮、钅尃等從耕種到收獲成套的生產工具。他們培育了黍、稷、稻、粱、禾、麻、菽、麥等優良品種,積累了植桑、養蠶、織絲知識。注意了水利在生產中的應用。重視施肥、中耕鋤草,間苗培土。懂得防治病蟲害和禽獸對作物的危害。從而得到了“億萬及秭”,“千斯倉,萬斯箱”的收獲。周人還清楚林、牧、漁、副的相輔相成的重要性。《詩》《詩經·大雅·皇矣》。中寫周原,山上有柞、棫、鬆、柏,原野有灌、檉、椐。“漪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鮪、鰷、鱨、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詩經·周頌·振鷺》雲:“振鷺於飛,於波西雍”,水鳥成群。1976年試掘周原遺址,扶風雲塘製骨作坊,麵積僅兩百平方米,出土骨料竟達兩萬多斤。主要是牛骨,還有豬、羊、馬和駱駝等。僅12號灰坑就出土骨料8000多斤,其中牛1300頭,馬21匹。

在經濟,特別是農業經濟基礎上形成了周人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主要有種豆得豆、種瓜得瓜的實證主義;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務實精神;天乾地坤、天父地母的宇宙觀和親地觀念;土能生萬物,地內產黃金的大地為財富之母的價值觀;樹活一層皮,人活一張臉的“修身”觀;勤儉持家,耕讀傳家的“齊家”觀;人哄地一時,地哄人一年的誠信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禮儀道德觀;親戚相忍、鄰裏相幫、睦鄰友邦的處事之道;春華、夏長、秋實、冬藏四季相接,晝夜交替,寒來暑往,內向封閉,循環往複的思維方式及其運用於觀察社會的“磨子天天轉,江山輪著坐”,“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複始,一治一亂”的曆史循環論等等。

許多農諺也富有哲理和接近科學,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底蘊。“七十二行,莊稼為王”,強調農業的極端重要,農業知識技術的豐富和高深,手工勞動的艱辛;“莊稼一枝花,全憑糞(肥)當家”,強調施肥的重要;“穀潤心,麥潤根”,強調適時灌溉,節約用水;“稠穀子好看,稀穀子吃飯”,強調合理密植,疏密得宜;“情願餓死,不吃種子”,強調培育、保存種子的重要性;“穀雨前後,點瓜種豆”,強調作物種植應與時令相合;“種秋爭個前半晌”,強調秋季作物播種要搶時間、搶墒情;“六月天氣妖婆的臉”,指農曆六月天氣變化多端,要及時收割,碾打收藏,龍口奪食,避免減少自然損失;“月暈而風,月潤而雨”,“日頭(太陽)進了潭,下得水漣漣”,指太陽落山前被烏雲遮蓋,可能會下大雨;“雲往南,水成潭”,指夏季含雨雲隨北風而南,可能下雨;“雲往北曬幹麥”,夏季雲隨南風而北,不會有雨了,可以放心地在麥場曬麥;“早上霧一霧,中午曬死兔”,早上有霧,中午可能是晴天;“樹挪一步死,人挪一步活”,強調人應堅忍不拔,自力更生,擇善而處,不必固守一點;“有借有還,再借不難”,強調誠實守信;“投桃報李,禮尚往來”,指人要有情義,講文明禮貌;“第一個當牆,第二個當娘”,指男性要有正確的婚姻、戀愛、家庭觀,喜新厭舊,朝三暮四會自食惡果;“好馬不配二鞍,好女不嫁二男”,指要約束自己,不要輕易換“鞍”——婚戀對象;“窮漢慣娃娃,財東慣騾馬”,指貧富不同,則情愫相異;“隔風揚碌碡——沒譜”,批評說話、做事不自量力,不著邊際;“嘴上沒毛(胡子)說話不牢”,批評少不更事,有點狂妄,說話做事靠不住;“豬娃子喝‘惡水’(刷鍋水之類髒水)——胡吹哩”,批評為了自我滿足而說大話,空話或不著邊際的話等等。

綜上,再透過製度文化的層麵,如宗法製,核心是嫡長子繼承製,在衛護父權的同時,突出兄權,家族內則提倡孝和友,對他人講信和義;分封製強調君對諸侯臣民要仁,諸侯臣民對君對上司要忠,君臣上下等級名分關係則用禮樂加以規範。禮樂製度,特別是禮是無所不包的典章製度和行為規範。它用於定名分,序等列。要求君臣、父子、兄弟、夫妻依禮各安本分。“樂以和同”,昭示人們從心靈、感情深處求得和諧,禮樂相配,相得益彰。以勞役地租製為實質的井田製,使勞動者與土地緊密結合,使之有起碼的生產和生活條件,適應了當時經濟,特別是農業發展。刑罰製度,目的是鎮壓反抗,製裁政治異己勢力。但周人提倡德主刑輔,以德導刑,以德司刑,以德刑律己(當政者),把民當人,善意教化。兵製,周代建立強大武裝,其職能是對內鎮壓,對外防禦,但自武王伐商成功,即宣布縱馬華山之陽,牧牛桃林之寨,振兵釋旅,表示從此要偃武修文了。雖然後來並未真正實現,但比商代動輒用武,要算“文”治了,世卿世祿製,是維護貴族特權的製度,但也用德、禮、刑做了若幹限製,也算是一個進步,至於德、禮、刑、政綜合治國之術,則是周人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現,我們可以看到以農耕文化為基礎的周文化、是走向人性化、理性化、倫理道德化、禮樂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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