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與民族複興

炎帝部落遷徙中幾個問題的探討

李尚英

炎帝與黃帝一樣，同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文明之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炎黃文化與上古史研究愈益受到學界關注，炎帝部族遷徙路線與活動地區，即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對此，有學者指出，炎帝發祥於寶雞，後都於陳（今河南淮陽），再遷於山東曲阜，最後以120歲的高齡崩葬於湖南長沙茶陵（現改為炎陵縣）。這種觀點，大致勾勒出炎帝族活動地區和遷徙路線，但其中問題很多，值得我們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一、“都於陳”之“陳”應作何解？

在有關炎帝記載的許多史籍中，都有炎帝“都於陳”和“其初國伊，繼國耆”之語。我們先來探討“都於陳”之“陳”字應作何解。目前，學界有三種看法：一指陳倉，即寶雞；二指河南陳留；三指河南淮陽。我以為，我們應首先正確理解“都”和“國”的涵義。眾所周知，炎帝生活的時代是母係氏族社會向父係氏族社會轉變的曆史時期，其時是個無階級的社會。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都”和“國”都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因此，炎帝時期的“都”和“國”，都不具有階級社會中的涵義，而應是炎帝及炎帝族聚居的地區或主要聚居的地區。“都”和“國”的涵義即明，“都於陳”的“陳”字就不難理解了。

《國語·晉語四》說：“昔少典娶於有蟲喬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薑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薑。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說黃帝、炎帝均為少典所生，這正如曆史學一代宗師楊向奎先生所說：“‘少典’可能是姬薑兩族聯盟，融合成華夏後，加上去的‘共祖’。”楊向奎：《宗周社會與禮樂文明》（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實際上，黃炎二帝各有來源，姬薑二姓原來也並不是一個氏族。“炎帝以薑水成”，倒是事實。薑水，按學術界的一般看法，就在陝西西部與甘肅天水地區相鄰、處於黃河中上遊渭水支流的寶雞地區岐山縣境內。這就是說，炎帝發祥於陝西寶雞地區。再從考古研究看，正如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所說：薑炎文化在寶雞一帶“發現很多，更在考古學上得到印證”鄒衡：《炎帝的原生地究竟在哪裏？》，霍彥儒主編：《炎帝與漢民族論集》，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頁。炎帝既發祥於寶雞地區，就說明寶雞是炎帝族最早聚居的地區。可見，“陳”即是寶雞。

炎帝發祥於寶雞後，帶領其族人積極創業，在生產活動中，搞了很多發明創造，諸如培育粟穀，製作耒耜和陶器，發明醫藥，建立聚落，首創集市貿易，製作五弦琴，創立蠟祭和儺舞，在中華民族的文明發展史上，具有篳路藍縷、開創基業的偉大作用。晉代史學家皇甫謐《帝王世紀》也說：炎帝“都於陳，作五弦琴”。可見，包括五弦琴在內的炎帝的發明創造，都是在“陳”地完成，“陳”就是今寶雞。

《逸周書·嚐麥》講述了炎帝之臣蚩尤發動叛亂，與炎黃二帝大戰於涿鹿的故事。於是有學者進一步說，炎帝自寶雞帶領族人自西向東遷徙，並定都於陳，即河南陳留。我們知道，發祥於寶雞的炎帝距今6500年左右，而涿鹿之戰距今5500年左右，兩者相差1000年左右。顯然此時的炎帝已不是發祥於寶雞的初祖炎帝了。這裏的“陳”已有另外的含意了。

《帝王世紀纂要》還說：炎帝“都於陳，遷曲阜，……在位百十四年，崩於長沙茶陵，子臨魁踐位”，接著又列舉了臨魁之後六位炎帝的名字及其在位年代。這一段敘述，問題很多。第一，如果把“陳”解釋為河南陳留，或河南淮陽，那麽，從炎帝發祥於寶雞後，到“都”於上述兩地中的任何一地，按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交通諸狀況，都不是一位炎帝在位時所能完成的。第二，從炎帝都於陳到崩於湖南長沙，在位140年（有說120年），那麽這位炎帝至少在世上活了150-160（或130-140）年，這從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及人的總體壽命（在原始社會時期，一個人活到四五十歲恐怕都是極為罕見的）來看，也是不可能的。第三，按該書的說法，炎帝都於陳後傳了八代，與一般史籍所說的炎帝發祥於寶雞後所傳八代是相矛盾的。由上可見，初祖炎帝“都於陳”之“陳”隻能在寶雞，不能與其後裔“都於陳”之“陳”同日而語。

我國祭炎曆史悠久，據《路史·後記》：“黃帝所崇炎之祠於陳”。羅萍注說：“黃帝所崇疑在陳倉，故秦靈公於吳陽作上畤，祠炎帝”。吳陽在今寶雞市北的吳山之南。陳倉即是寶雞，說明寶雞是我國最早祭炎帝的地區。

綜上所述，我認為，“都”和“國”一樣，在原始社會中都是指先民族人聚居的地區，或主要地區，“都於陳”之“陳”字隻能作“寶雞”解。這是我們研究炎帝發祥和遷徙史時必須注意的，否則就會把炎帝本來模糊不清的曆史變得更為模糊不清了。

二、山西古上黨地區是炎帝事業的繁榮階段

有學者指出，現在全國範圍內炎帝古跡最著名的有三處：一為陝西寶雞，二為湖北隨縣，三為湖南株洲市炎陵縣。實際上，這種說法並不全麵，至少說明我們對山西古上黨地區存在著大量炎帝遺跡、遺址群落或認識不足，或研究不夠。我認為根據古上黨地區至今還存在著大範圍、高密集、體係完整的遺跡、遺址群落，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文獻記載和碑刻資料，以及經久不衰的祭祀活動與民間傳說，完全可以說，這裏是炎帝事業的繁榮階段。

炎帝部族在陝西地區發祥後，可能因族人人口日趨增多、生存空間狹小、自然災害嚴重等方麵的原因，炎帝及其一些支族，或向東北方的山西晉東南地區或向東方的河北、河南中部，或向東南方的湖北、湖南等地區進行長達數百年的遷徙活動。

以今山西高平、長治二市為中心的晉東南地區（又稱古上黨地區），可稱為炎帝部族自遷徙後的一個很重要的活動地區，正如中國古代編年體史書《竹書紀年》所說：“炎帝神農氏，其初國伊，又國耆，合而稱之，又號伊耆氏。”“伊”為今河南洛陽，可能是炎帝部落在遷徙中，自寶雞先至洛陽，隨後乘黃河冰凍，北上山西，將“耆”（今山西北黎城縣）作為本部落的聚居區。

炎帝部落在古上黨地區的生產活動，主要集中在百穀山和羊頭山上。百穀山，一名柏穀山（俗稱老頂山），位於長治市東北部十多裏處；羊頭山在今高平（古稱長平）市神農鎮北部，位於高平、長子、長治三市縣交界處，因山頂巨石狀如羊頭而得名。兩山山勢高大蜿蜒，危峰挺拔，溝壑縱橫，樹草繁茂，氣勢宏偉，是先民理想的聚居地。

據北宋地理總誌《太平寰宇記》記載，百穀山“昔神農氏嚐百穀於此”，今長治市黎城縣寶泰寺（今廢）所存隋代的一塊石碑稱，羊頭山為“炎帝獲嘉穀之地”。該石碑是全國範圍內現存有關炎帝文化的最早的一塊，應有極高的史料和文物價值。羊頭山神農廟中一塊唐天授二年（691年）的《清化寺碑》更說：羊頭山“炎帝之所居也。……（炎帝）遍陟群山，備嚐庶草；屆斯一所，獲五穀焉。……於是創製耒耜，始興稼穡”。炎帝在其他方麵的創造發明，與在寶雞地區一樣，無須贅述。值得注意的是，炎帝在寶雞和百穀山、羊頭山培育五穀、教民耕種的情形有所不同：相傳炎帝在寶雞創製耒耜、教民稼穡的忘我精神，感動了天上的玉皇大帝。於是玉皇大帝便派了一隻神鳥，帶上穀種，降臨人間，把種子撒在炎帝部落開墾過的土地上，嘴裏不停地叫喊著“布穀！布穀！”，提醒人們適時播種。不久，這些穀物先後破土而出，長出了稻、黍、稷、麥、菽五種穀物。此後，人們在炎帝的帶領和指導下，種植和吃上了五穀。於是人們感激炎帝，稱他為“神農”霍彥儒、郭天祥：《炎帝傳》，陝西旅遊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頁。與寶雞這種帶有傳說色彩相比，山西古上黨地區的情況就顯示出炎帝及其部落發憤圖強、人定勝天的英雄氣魄了。炎帝在羊頭上嚐百穀並“獲嘉穀”後，就開辟了一塊“五穀畦”，教民殖五穀百蔬，以後又推而廣之，使炎帝部落和當地的人們都吃上了五穀糧食。人們感戴炎帝的功德，讚頌他為“五穀神”，並修廟建祠紀念他。這種在兩地獲得穀種和種植五穀的不同情形，至少說明，炎帝部落在山西古上黨地區的生產活動超過了寶雞，走上了繁榮發展階段。

炎帝在古上黨地區的活動和功績，受到了後代人們的愛戴和封建時代統治者的敬意。這就是今天高平、長治兩地有關炎帝遺址、遺跡範圍之大、密集度之高的根本原因。在高平、長治兩市中，高平市神農鎮是炎帝遺址、遺跡群落的集中地。這裏有炎帝陵、炎帝廟（神農廟）、炎帝行宮、神農鎮。其中神農廟又有炎帝上廟、炎帝中廟和炎帝下廟之分。神農鎮北的羊頭山和長治市的百穀山、黎城縣也有神農廟、神農城、神農井以及炎帝與其一家的活動遺跡。還有兩塊值得注意的碑文：一塊是炎帝中廟的碑文，其中說，此廟“奉敕建立其來遠矣，而創興之始查不可考。重修則於（元朝世祖）至元之年……”。這說明炎帝中廟至遲“奉敕建立”於宋代，這在全國也是罕見的。另一塊是高平市團池鄉於1995年發現的刻有“高平縣神農鄉團池村”九個大字的碑文，說明早在北宋時期，高平市的團池村一帶即被北宋政府定為“神農鄉”。這兩塊石碑的存在，充分說明了古上黨地區的炎帝文化區早在宋代（或宋代以前）就得到了封建社會最高統治者和中央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事實正如著名曆史學家、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王俊義教授所說：“從上述長治市、高平市一帶現存有關炎帝的遺址、遺跡看，其時間之久遠、範圍之廣闊、密度之集中、體係之完整，都令人歎為觀止。我們考察組一行由於工作關係，近幾年曾到過目前國內炎帝遺跡相對集中的湖南炎帝陵、湖北神農架、陝西寶雞神農祠，各地現有炎帝遺存，都不像長治、高平如此密集。王俊義：《山西長治、高平炎帝遺址考察散記》，《炎黃文化研究》第9期，第10-18頁。

以高平、長治兩市為中心的古上黨地區炎帝遺址、遺跡群落的存在及當地碑刻、傳說的流傳也從一個側麵說明了炎帝部落在古上黨地區的生產活動，使該部落走上了繁榮發展的階段。

三、炎帝陵寢及炎帝部落遷徙

目前，全國範圍內存在的炎帝陵隻有三處，一是1993年4月寶雞人依據炎帝去世後葬於寶雞天台山蓮花峰的傳說，在常羊山上修建了一座鬆柏環繞、莊嚴肅穆的炎帝陵。此前，隻有山西高平市神農鎮和湖南株洲市炎陵縣各有一座炎帝陵。

寶雞為炎帝及其部族的發祥地，這已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在1993年之前隻有幾處神農祠、神農廟和炎帝葬於天台山主峰蓮花峰的傳說。包括《大明一統誌》、《大清一統誌》、《陝西省誌》、《鳳翔府誌》和《寶雞縣誌》在內的中央和地方誌中均沒有炎帝陵的記載。

而在以高平、長治為中心的古上黨地區，不僅有如前述的數量眾多、密集度高的炎帝遺址、遺跡群落以及碑刻資料；就連炎帝去世的經過，都可以從神農鎮範圍內許多村莊的命名反映出來。舉例於下：

換馬村（史書上也稱“換馬鎮”）：相傳炎帝一日因誤嚐斷腸草，體內疼痛難忍，至此地難以繼續騎馬前行，於是下馬而改由人抬著走。炎帝去世後，此地便叫“換馬村”。

北營村（原稱“叫不應”）：炎帝下馬由人們抬著走後，病勢不斷加重，身邊的人雖不斷呼喊，但已無力回應。因此，當地人將此地稱為“叫不應”，後來又演變成“北營村”。

臥龍灣：炎帝去世後，遺體停放此地，就叫“臥龍灣”，現在當地老百姓仍沿用此稱呼。

莊裏村（“莊裏”為“裝斂”的諧音）：炎帝去世後，在此處裝斂入葬。後來，此地演變為“莊裏村”。

以上這些傳說，寄托了人們心中對炎帝的熱愛和敬仰，雖然不盡可信，但根據馬克思主義“存在決定意識”的根本原理，加之傳說本身生動具體，內容豐富，給人一種如身臨其境的感覺，不是任何無聊文人所能編造出來的。不然，全國的省、市、縣成百上千，其他地方都無此說，而偏偏在高平神農鎮有如此生動豐富的傳說呢？

如果再聯係到南宋人羅泌《路史》中的記載，黃帝封其後裔“參盧於潞（潞城縣東北40裏，距高平炎帝陵160裏），守其先塋，以奉神農之祀”，則高平神農鎮的炎帝陵至少有五六千年的曆史了。這樣看來遷徙到山西上黨地區的炎帝，很可能是自寶雞發祥以來的炎帝部族的初祖，如此估計不錯的話，那麽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1611）立於炎帝陵前的“炎帝陵”碑就是合乎邏輯的，也是解釋得通的。

湖南炎帝陵修建的過程是這樣的：北宋初年，宋太祖為使自己從後周世宗手中搶得的政權具有理論基礎，便奉炎帝為感生帝，於是遣使遍訪天下古陵，這如同大海撈針。忽然一次夢中經神指點，在湖南茶陵縣找到了炎帝陵，於是在陵前建築了規模宏大的祠、坊。這雖然是傳說，但此地建有炎帝陵確是不爭的事實。

湖南為什麽建有炎帝陵呢？原來，炎帝部族在自寶雞向河南遷徙中，炎帝的臣屬重黎（祝融）曾定居於今河南滑縣東的北楚丘一帶，其後裔又徙居湖北、湖南。如今湖南的炎帝陵安葬的很可能是其中一支部族的首領。但從時間上看，湖南的炎帝陵比山西高平的炎帝陵晚了四五千年。

除了湖北、湖南有炎帝傳說、遺跡或炎帝陵外，南方很多省份也有紀念、敬仰炎帝的一些遺跡、傳說，乃至民間風俗。這種現象的形成，能否說明炎帝及其部族的足跡也到過南方很多地方呢？目前，因史料不足，難以對此做出準確判斷。前幾年，趙世超先生用戰國時期的“五行”學說解釋這種現象。他說：“戰國秦漢時期，社會影響力非常巨大的一種思想文化，就是陰陽五行說。”“當時民間也受到陰陽五行說的巨大影響，把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和陰陽五行搭配起來。”比如把五方、四季、五種顏色與五行相配，而且還給五行各配了一個帝：東方是太昊，西方是少昊，北方是顓頊，中央是黃帝，南方是炎帝。“把炎帝配成了南方之帝，所以南方才出現了炎帝崇拜”，“為了使大家在崇拜時有一個物化的對象和形式，所以就造了炎帝陵、炎帝廟”。據此，趙先生說：“我個人隻承認炎帝文化的南遷，不承認炎帝族和炎帝本人從陝西遷到河南，最後又遷到湖南，葬在湖南。”趙世超：《陰陽五行學說與炎帝文化的南遷》，《薑炎文化論》，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頁。

趙先生的分析有其精辟的一麵。但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炎帝部族在自寶雞向東、向南遷徙過程中及遷徙後，確實建立了一些方國，申、呂、齊、許即是。申、呂均在今河南西南部，許在河南許昌，齊在山東。楊向奎先生指出：“申呂文化即屬於炎帝一支，炎帝薑姓，申呂是其後裔。”“申先楚而王，本為一族，疆界相接，後申衰而楚繼之稱王，逐漸申楚為一，而申在政治、文化上實為楚之核心。”分見楊向奎：《論“以社以方”》，《煙台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李尚英整理：《楊向奎教授論基礎科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90年第2期。楊向奎先生的分析同樣也是精辟的。楚國確為炎帝後裔所建，楚文化同樣屬於炎帝一支。由此，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炎帝部族遷徙到南方是一個客觀事實，而五行說的影響則為南方很多地方崇拜薑炎文化起了催化劑的作用。

陝西寶雞、山西古上黨地區、湖南株洲三處炎帝安葬處和陵墓的存在，確實反映了炎帝部族遷徙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