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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失敗

共產國際與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關係,一直是國內外史學界注意研究的一個問題。對於兩者的關係,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在一個較長的時期,由於種種原因,大革命的失敗僅就主觀方麵來講,是因為中共主要領導人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造成的,不講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原因。在國際上,特別是蘇聯有些史學家至今仍然堅持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始終是完全正確的,責任全在中國共產黨本身。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的演說中,在同聯共(布)黨內的反對派爭論時說:“共產國際在中國問題上是完全正確,一貫正確的,任何人都找不出哪一個指示或決議是有錯誤的。”他說:“關於中國共產黨,反對派分子喊叫中國共產黨(其實是它的領導)犯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孟什維克的錯誤。這是對的,但他們拿這一點指責共產國際的領導,那就完全不對了……反對派無論什麽時候也沒有舉不出共產國際有哪一個指示、哪一個決議會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內產生孟什維克主義的傾向,因為世界上沒有這樣的指示。”另一種意見則與此相反,認為大革命失敗是由於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政策指導的結果,他們對此應負全部責任。近年來,在研究共產國際頗有影響的費·克勞丁在他所著的《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一書中,也持這種觀點。以上兩種觀點,都有片麵性,都不能令人信服。

在我黨出版的一般文獻、教材中,主要從主觀方麵總結經驗教訓,指出由於當時黨處於幼年時期,又在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領導下,才造成了大革命的失敗。在《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同誌認為,對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應該負最大的責任”。“第二個對失敗應負主要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沒有直接講共產國際的責任。但後來毛澤東同誌對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問題的評價是:“兩頭好,中間差。”周恩來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明確指出,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應負更多的責任”,但是“當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對中國問題作了一些不正確的分析”。又說:“斯大林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有錯誤,但中國革命的錯誤主要應該由中國同誌負責,犯不犯錯誤主要還是決定於我們自己。”這就是說,大革命失敗首先是由於中國領導者的錯誤,其次是共產國際也有不可推諉的責任。因為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對共產國際發來的各種指示,不僅必須按組織紀律執行,而且多數是執行了的。因此,共產國際當然也有責任。周恩來同誌的分析是正確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第一節 陳獨秀和國際代表妥協退讓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一、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中央占統治地位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了特別會議。13日,會議首先由陳獨秀作了政治報告。經過討論,通過了《政治報告議決案》、《關於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關於湘鄂贛三省農運議決案》、《關於職工運動議決案》等,最後,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蘇聯顧問鮑羅廷又開了一個聯席會議,並通過了《政治問題議決案》。這次會議,集中地反映了陳獨秀和國際代表右傾錯誤的嚴重發展,在以下幾個重大問題上,完全違反了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會的精神。

第一,對形勢的錯誤估計。在這次會議上,陳獨秀所作的政治報告和會議所通過的決議中,都認為當前“各種危險傾向中最主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麵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麵軍事政權對於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認為“這種左、右傾距離日遠,是破裂一般聯合戰線及國共兩黨關係之主要原因”。因此,會議提出必須“防止我們過於向左”,要反對“左稚病”。陳獨秀還列舉了我黨“左稚病”的所謂六種表現,批評我黨所謂在國民黨內、黨外包辦的錯誤。

第二,否認無產階級領導權。會議隻字不提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把黨的工作重點放在“努力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的勢力,幫助他們獲得黨的和政府的領導地位”,“援助左派的勢力發展”,“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衛為領袖的文人派政府”。會議還提出,我們必須從上中下三層鞏固和發展國民黨左派勢力。

會議不但把政權、革命運動的領導權統統送給汪精衛等所謂國民黨“左”派,而且革命的軍權也必將完全送給蔣介石等人。

第三,極力貶低農民土地問題的迫切性和嚴重性,反對我黨“包辦”農民運動。陳獨秀在政治報告中指責黨內那些主張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同誌說:“目前中國大多數農民群眾所爭的還是減租、減息、組織自由、武裝自衛、反抗土豪劣紳、反抗苛捐雜稅這些問題,……若是馬上拿農民群眾還未能直接了解的土地問題作鬥爭口號,便是停止鬥爭”。他還批評說:“若是拿讚成解決土地問題做國民黨左派標準”,就是“想讓未來更左的一派而否認現在的左派,便等於專候下禮拜吃魚肉,把今天吃豆腐白菜維持生活看做不必要。”會議在《農民運動議決案》裏,竟把土地問題稱為“研究室中”的問題。規定:“湖南、湖北兩省國民黨省黨部農民部長均應改用國民黨左派分子,以免C·P因包辦而孤立”。

如果說,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會議關於農民土地問題決議未傳達到中國的話,那麽第六次擴大執委會關於農民問題的指示則早已傳到中國,而且維經斯基和鮑羅廷都是共產國際執委第六次擴大會議的參加者,對於第六次擴大執委會十分強調的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應該是清楚的。會議關於農民土地問題的決議是直接與國際決議相違背的。

黨的12月特別會議,標誌著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又有了新的發展,不僅更加係統化了,而且也更加完備了。這次會議全麵接受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方針和政策,並得到了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鮑羅廷的認可。這標誌著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已開始在黨中央占據了統治地位。

@@@二、共產國際1927年3月指示和羅易來華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全黨的推行,還有一個反複的過程。羅易來華傳達共產國際執委七次全會精神,嗣後中共通過《中央政治局對於國際第七次擴大會中國問題決議案的解釋》,曾表示接受共產國際指導,“一切政策及工作計劃,即須依照此提案的方針與戰略而進行”,並再一次提到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但是,這並沒有真正改變黨的12月特別會議上提出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方針政策。所以,到了1927年春,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便逐步貫徹到了全黨,致使全黨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組織工農群眾的革命力量,以對付反革命的突然襲擊。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中國委員會書記羅易,羅易:1887年生於印度孟加拉。1916年赴英國,1917年定居墨西哥,1919年他在那裏遇見了共產國際駐北美的第一個密使鮑羅廷,他參加了創建墨西哥共產黨的活動。1920年代表墨西哥共產黨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會間草擬民族殖民地問題補充提綱,會後參加共產國際遠東局領導工作。1930年12月回印度,1931年7月被捕,1936年11月獲釋,1940年加入印度國大黨,1954年去世。羅易在共產國際享有較高的地位,他在共產國際第三、四、五次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或候補執委,並且是第五、六、七次執委主席團成員。羅易受命來華反映了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視,可是羅易缺乏實際革命經驗,對於中國情況的了解遠不能與鮑羅廷相比,而且從私人關係來說,羅易是由於鮑羅廷的幫助才出席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因此,要羅易指揮鮑羅廷不能不遇到困難。事實上,羅易到達武漢後,在許多問題上與鮑羅廷發生了無休止的爭執。在國際執委七次全會上竭力主張中國應實行土地革命,因此,國際決定派他來中國貫徹全會通過的《中國問題決議》。羅易於1927年2月16日抵廣州,4月2日到達武漢。

1927年初,鮑羅廷開始對蔣介石的陰謀篡奪領導權的活動展開鬥爭。1月,鮑羅廷在武漢群眾大會上公開對蔣介石遷都南昌的要求表示不滿。2、3月間,維經斯基自上海赴武漢,與鮑羅廷商討對付蔣介石的政策。鮑羅廷主張聯合唐生智反蔣。維經斯基則希望革命陣營不要分化過早,曾由武漢去南昌企圖謀求同蔣介石的妥協,但蔣介石已決心反共,維經斯基徒勞往返。4月2日,鮑羅廷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上指出,蔣介石在上海“已經形成一反動中心”。這說明鮑羅廷對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已有所覺察。

正當蔣介石加緊陰謀篡權之際,1927年3月3日,聯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發來信函指出:

“‘(甲)現在由於階級力量的重新結合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中,中國革命正處於危急關頭,它進一步的勝利隻有在發展群眾運動這一堅定的方針之下才有可能’;(乙)‘必須堅持武裝工農、把各地方的農民委員會變為擁有武裝自衛力量的實際政權機關的方針’;(丙)‘共產黨不應當隱瞞國民黨右派的背叛的和反動的政策,應當用揭穿右派的辦法把群眾動員到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周圍’”。

上述事實反映出共產國際對於蔣介石的反革命趨向已有所預料,並且提出了比較正確的對策。但是,同樣存在的問題是共產國際沒有料到蔣介石的叛變發生得如此之快,以致中國共產黨由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以及國際代表的妥協退讓,在組織上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三、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正當羅易來華傳達貫徹共產國際執委七次全會決議之際,中國的革命形勢急轉直下,反蘇、反共、屠殺工農的反革命事件不斷發生。

1927年4月6日,張作霖的警察搜查了蘇聯駐北京的外交機關,逮捕大批蘇聯使館工作人員,同時還在使館區逮捕了李大釗等幾十名中國共產黨人。並公布了一係列“文件”。軍閥政府的這一駭人聽聞的反蘇反共的反革命行動,是在英日等帝國主義直接策劃和支持下進行的。

對於帝國主義者和張作霖的反革命活動,蘇聯代辦當天就提出了抗議。4月9日,莫斯科再次提出抗議。4月29日,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就張作霖襲擊北京蘇聯使館後公布的文件發表了聲明。5月1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為張作霖軍閥政府殺害李大釗等25名共產黨人發表了關於若幹中國共產黨人被處決的抗議書。抗議中國反動當局的反蘇反共的反革命行徑。

帝國主義除了直接出兵鎮壓革命和公開挑動軍閥進行反蘇反共的反革命活動外,還處心積慮地加緊進行分化中國革命陣營的種種活動。1927年初,美國和日本派遣代表到南昌與蔣介石會談,拉攏蔣介石投向帝國主義懷抱,3月,美英等帝國主義製造南京慘案,用大炮敦促蔣介石盡快地進行反革命政變。積極尋求反革命支持的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密謀勾結,於4月12日發動了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在上海向工人開刀了,他發布了通緝令,被通緝的197名共產黨人中,第一名就是鮑羅廷。4月15日,蔣介石又在廣東發動了反革命政變。緊接著,國民黨反動派在南京、無錫、寧波、杭州、廈門、福州、汕頭等地也進行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所謂“清黨”運動。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共產國際代表表現出軟弱無能。鮑羅廷曾一度主張東征討蔣,但因無力實現隻好作罷。羅易竟在4月13日致電蔣介石,避而不談“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一嚴重事件,好言勸告蔣介石前往武漢出席國民黨中央會議,解決黨內一切爭端。這份電報全文如下:“我們得知你要求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其駐華代表前去拜訪,以商討由於武漢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會議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目前第三國際代表團正在中國,並一直渴望前去拜訪,但因我們曾在全國各地分頭進行訪問,所以迄未成行。”

“一周前我們在武漢會合,打算遵照你的要求,前去上海拜訪。在我們啟程前夕,傳來了襲擊蘇聯駐北京大使館和駐上海領事館的消息,表明帝國主義列強正在采取最嚴重的侵略手段。當時我們還得知你已離開上海。所以我們放棄了計劃中的上海之行。”

“今天又傳來消息,你已決定在南京召集幾個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開會。這一行動顯然違反了你和汪精衛所訂的協議,即關於黨內一切爭論的問題,應提交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這個會議應在武漢召開,並須有你參加。你們在此關鍵時刻召集幾個中央委員開會,革命的敵人自然會說是國民黨隊伍的一次分裂。”

“當此國際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向中國國民革命進行惡毒攻擊的時候,一切革命力量的團結是最大的需要。事實上,國民革命隊伍中的糾紛已經引起帝國主義采取這樣一種高壓手段,如五大強國遞交了內容一致的照會。鑒於形勢的危急,我們勸告你放棄計劃中的南京會議,它實際上將使黨陷於分裂,而你將承擔在關鍵時刻破壞民族陣線的嚴重責任。我們勸告你遵照協議,將黨內一切爭論問題提交給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你如采納這個勸告,我們將樂於訪問南京,以便和你親自商討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

“第三國際願望竭盡全力協助組成包括一切革命力量的統一的民族陣線。”

“第三國際代表團,羅易簽字,1927年4月13日於漢口。”

4月1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布了關於蔣介石反共事變的聲明,聲明說:“帝國主義不僅封鎖了整個中國,而且還破壞了國民黨的團結,收買了蔣介石。這個出賣了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叛徒已經成為全國反革命的中心。”

“我們以無比憤怒和無比憎恨的心情,宣布蔣介石為革命叛徒、帝國主義強盜的同盟者、革命國民黨的敵人、工人運動的敵人和共產國際的敵人。”

根據共產國際聲明,鮑羅廷、羅易於4月22日,發布了《第三國際代表團為帝國主義威嚇武漢及蔣介石背叛宣言》,宣言說:蔣介石的背叛“並不是個人或某幾個人叛黨,而是一個整個的社會階級離開了國民革命,並且轉過來反對國民革命。我們不僅應當推翻蔣介石和他的屠殺助手們廣東將軍等的霸權,並且所有全國的封建資產階級分子,都應當撲滅淨盡,應當鏟除蔣介石主義的發源地。僅僅到上海南京去進攻蔣介石還不夠,我們在每個鄉村每個城市中都要向他的勢力進攻,撲滅封建製度權力和反動資產階級。”

※※第二節 共產國際緊急指示,陳獨秀和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嚴重危害

@@@一、共產國際緊急指示

1927年5月,共產國際執委八次全會期間,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發來緊急指示,主要內容如下:

(1)改組武漢國民政府,加強中國共產黨對這個政府的領導力量。

(2)改組國民黨中央黨部,挑選中國共產黨中的積極分子,讓他們參加國民黨中央。

(3)要武裝2萬中國共產黨員。

(4)挑選5萬工農積極分子參加國民黨軍隊工作。徹底改造國民黨軍隊,排除其中的反動將領,以中國共產黨或堅定的國民黨左派代之。

(5)成立革命軍事法庭,嚴厲審判右派及反革命分子。由國民黨左派領袖擔任法庭庭長,置於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

(6)厲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豪紳的財產。

共產國際五月緊急指示關於實行土地革命,武裝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等內容是正確的,是挽救中國革命的唯一方法,對於後來的革命鬥爭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當時要貫徹執行有一定的困難,如指示要求在保持與汪精衛、唐生智聯合即不造成國共分裂的前提下,“徹底改造國民黨軍隊”和“厲行土地革命”,這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大革命已經麵臨失敗的前夕,要想挽救危局談何容易。但也不是絕對不能執行,如立即堅決采取有效措施,是可以取得一些成效的。陳獨秀和鮑羅廷等人不加分析地認為,這個指示所提出的各項任務全都沒法執行,鮑羅廷認為指示是“荒謬可笑”的,他給莫斯科發了一個回電,用外交辭令說:“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陳獨秀也不向黨內同誌公布國際指示,任弼時領導共產主義青年團做了擁護這個指示和決議,竟被陳獨秀當場撕毀。他於6月15日給共產國際的電報稱:“貴方的意見是正確的,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它在短期內是不能實現的。”國際指示被擱置一邊。

羅易相信國民黨和汪精衛超過相信共產黨,不和任何人商議,不經過組織,竟把共產國際這一重要密電拿去給汪精衛看,並且依照汪精衛的要求,送給他一個副本。汪精衛得知電報後到處鼓動說: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馬上就要毀滅國民黨及國民革命軍了,要實行共產革命了。正在準備分裂反共的汪精衛,抓到了這個把柄,加緊進行“分共”。

@@@二、陳獨秀和國際代表妥協退讓的嚴重危害

在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為了挽救中國革命的危機,共產國際執委八次全會製定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接著又發出了緊急指示,在一係列重要指示和意見中,反複建議中國黨必須大力發展革命勢力,深入發動農民運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改造武漢政府,以及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必須掌握領導權等。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這些指示和意見是正確的,但是也有錯誤,例如認為蔣介石是民族資產階級代表,汪精衛是上層小資產階級代表,因而把整個民族資產階級列為革命對象,寄希望於汪精衛,幻想使武漢政府成為工農民主專政機關,使國民黨“農民化”、“工人化”,並指示要通過武漢政府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等。

陳獨秀和國際代表,發展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錯誤方麵,對正確的指示拒不執行,給中國革命造成極大危害。

在當時,武漢政府轄下的兩湖及河南部分地區,擁有7000萬人口,有相當的工農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工農群眾運動仍在繼續發展,武漢工人建立了一支擁有5000人,2000枝槍的工人糾察隊。湖南、湖北的農民普遍建立了農民自衛軍。根據我黨所掌握和依靠的這一批革命力量,如果陳獨秀和國際代表能夠接受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和黨內許多同誌的正確建議,仍然可以有力地反擊蔣介石對革命的進攻,防止左派的動搖和離心。但是,陳獨秀和國際代表頑固推行其妥協退讓,繼續發展了共產國際的錯誤主張,致使革命的前途更趨險惡。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武漢地區反動勢力日益猖獗,反動軍官相繼叛變革命。5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所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鬥寅在宜昌叛變,進攻武漢。21日晚,駐長沙的反動軍閥許克樣發動了反革命的馬日事變,大肆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6月6日,江西軍閥朱培德在“禮送”的美名下,驅逐共產黨員出境,殺害了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在這種形勢下,以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某些上層分子日益走向反動。他們公然發出一係列反動布告,壓製工農運動。6月10日,汪精衛等在鄭州與馮玉祥密謀,決定公開反共。6月19日,馮玉祥赴徐州會見蔣介石,達成了“清黨反共”、“寧漢合作”的協議。革命形勢急轉直下,革命到了成敗的最後關頭。

在此緊急關頭,羅易、鮑羅廷和陳獨秀都認為現在的中心問題還不是軍事問題,乃是與國民黨“左”派的關係問題,隻有與“左”派關係搞好,一切政策才有中心,現在當務之急便是建立此中心。

為了搞好與“左”派關係,陳獨秀和國際代表跟著武漢政府限製農民運動。羅易在聲討夏鬥寅叛變的宣言中竟“承認農民運動的過火”。馬日事變後,鮑羅廷與譚平山等組織查辦團趕赴長沙“查辦農民過火”。鮑羅廷認為“現在國民黨的‘左’派還是好的,他們沒有什麽錯誤和不好的傾向。一切錯誤都是工農運動過火,我們同誌太幼稚,不能真正領導農民運動,領導湖南農民的是‘地痞’與哥老會,而不是我們;我們現在必須向‘左’派讓步,繼續取得與他們合作是中心的問題……C·p·中央及一切工農會現應發表宣言,號召群眾擁護國民黨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締民眾運動過火和錯誤的法令”。鮑羅廷無視共產國際指示,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上,他竟提議將武漢工人糾察隊的槍支自動交給國民黨。

※※第三節 共產國際七月決定,汪精衛集團的叛變,第一次大革命失敗

@@@一、共產國際七月決定

1927年7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布了《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定》,對中國共產黨當前的政策和策略規定如下:

(1)中國共產黨人毫不遲疑地退出武漢政府,以示抗議。

(2)在退出武漢政府之際發表原則性的政治聲明,申述由於武漢政府反對土地革命和工人運動,才采取此步驟,而且要求嚴懲鎮壓工農的一切罪犯,並揭發武漢政府的路線政策。

(3)不退出國民黨。

(4)全力加強無產階級群眾的工作,建立群眾性的工人組織,鞏固工會,教育工人群眾準備采取最後行動,並領導無產階級當前的鬥爭。

(5)開展土地革命。並有步驟地把工農武裝起來。

(6)建立黨的秘密戰鬥機關。

(7)采取措施,糾正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會主義錯誤,並從政治上純潔黨的領導成分。

汪精衛集團的叛變已不可避免,共產國際對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中央提出譴責,“說它違背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獨立性、土地革命和武裝工農等問題的決議。雖然每天向它發布指示,它卻置之不理。……所以,中共必須召開非常會議並選舉新的領導人。”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組,成立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停止陳獨秀的領導職務。13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罪行,撤退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

@@@二、汪精衛集團的叛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召開“分共會議”。正式同共產黨決裂。7月26日,武漢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又提出“統一本黨政案”。其內容是:

(1)凡名列本黨之共產黨員,在本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及國民軍中有職務者,應自即日起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

(2)在國民革命期內,共產黨員不得有妨礙國民革命之活動,並不得以本黨名義,作共產黨之工作。

(3)本黨黨員未經中央許可,不得加入他黨;違反者以叛黨論。

汪精衛反動集團在“寧可枉殺一千,不使一人漏網”的反革命口號下,瘋狂地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使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倒在血泊之中。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了。

鮑羅廷等於7月27日下午3時,自漢口乘火車北上到鄭州、洛陽,途經馮玉祥的防區和蒙古而回俄國。同行者有陳友仁。臨行前國民黨武漢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遞交鮑羅廷轉交蘇共中央信件,信函全文如下:

“蘇俄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諸同誌:鮑羅廷同誌自被任本黨顧問以來,盡心讚助,厥功最多。今因鮑羅廷同誌回國之便,特攜此函,證明鮑羅廷同誌之工作,為本黨同誌所感念不忘。最近本黨感於國民革命之進展與環境之關係,曾經決議於最短時間,派遣重要同誌前往蘇俄,商量中俄兩國之聯合方法;同時本黨與中國共產黨之合作方法,亦欲得所承蔽。關於此中曲折,鮑羅廷同誌必能詳述一切也”。

※※第四節 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教訓

@@@一、過高地估計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革命作用

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過高地估計了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的作用,而對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所能發揮的作用估計不足,這是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犯的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這種錯誤的分析和估計直接導致了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以及武裝鬥爭等許多重大原則和策略上都發生了嚴重的偏差,促使陳獨秀右傾錯誤的形成。

共產國際對中國的資產階級缺乏一個完整正確的了解,因此它不能正確指導中國共產黨在同資產階級的複雜關係中奪取中國革命的領導權。

@@@二、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領導權問題的認識和對策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領導權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1920年,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出了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問題,沒有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1922年,共產國際“四大”討論並製定了《東方問題提綱》,“提綱”強調的是反帝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對領導權的提法是:“把當地無產階級鍛煉成為政治領袖。”1924年,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同誌仍然強調民族運動的反帝性質,不論這個運動是由誰來領導。共產國際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放在政治宣傳和發動群眾的範圍之內,忽略了對政權和軍權的領導與控製1926年11月,共產國際七次全會上,斯大林的《論中國革命前途》講話和全會《關於中國形勢問題決議》中,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有了進一步認識。他指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是中國革命特有的事實之一”,“由此得出結論,中國革命的倡導者和領導者,中國農民的領袖,必不可免的要由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來擔任。”全會決議指出:“現階段中國革命的動力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無產階級是這一聯盟的領導成分。決議還把無產階級領導權和農民土地問題聯係起來。”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後,5月,召開了共產國際八次全會,通過了《中國革命決議案》,並對中國革命發出了緊急指示,強調了爭取領導權。但當時革命已處於危急關頭,執行起來相當困難,為時已晚,加之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致使革命遭到失敗。

總之,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雖然有關於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領導權的提法,但其含義是指潛在的、戰略發展方向上的領導權,是戰略性口號,而不是現實的、直接的領導權,不是行動口號。事實上,在整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共產國際始終未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問題當作是中國革命的一個中心問題來解決。

@@@三、共產國際強調要依靠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來發動農民開展土地革命

和領導權密切聯係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是農民問題,它是革命領導權的中心問題。農民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力軍,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農民的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內容,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從根本上說就是和資產階級爭奪對於農民的領導權。

從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的初稿》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期間的共產國際的有關文件,從理論方麵講,列寧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農民問題,有過許多精辟的論述,對中國革命有重大的理論貢獻。但就共產國際實際指導工作來講,這個問題並沒有解決好。

1925年五卅慘案後,南方一些省份農民運動興起,引起了國民黨的恐慌,國民黨的高級官員,要求鎮壓農民運動,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曾致電中共中央:“在占領上海之前,暫時不應當強調土地運動。”據羅易說:“這個電報反映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觀點,他們認為,為了保持同國民黨聯合,不應該強調階級鬥爭。”後來共產國際雖又提出土地革命,但是,“利用政權機關沒收土地,”依靠國民黨政府來搞,並未要共產黨人領導農民土地革命,實際上他把領導土地革命的重任交給了國民黨,共產國際指示中的開展土地革命隻能成為泡影。

@@@四、共產國際忽視由共產黨人掌握軍隊領導權和建立自己革命軍隊的重要性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於中國革命的武裝鬥爭問題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入的過程。先是強調做國民黨的政治工作,後又講到共產黨人要學習軍事。1927年5月,才提到要動員2萬黨員參加組織的5萬工農軍,但因客觀形勢緊迫,它的這個指示也沒有行通。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中國革命武裝問題上的失誤主要有兩個方麵:

(一)自願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不懂得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是隨時都要準備武裝鬥爭的,一方麵要建立黨自己領導的革命軍隊,一方麵要武裝下層工農群眾。

(二)共產國際、蘇聯及其在中國的代表,把一切希望寄托於蔣介石、馮玉祥等國民黨將領們,因而,集中全力援助他們,即從事所謂“將軍運動”,在國共合作的情況下不敢建立和擴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結果,蔣介石一反共,就使我們措手不及,難於應付。

@@@五、共產國際在三次大退讓中右傾動搖

由於共產國際對資產階級力量和革命作用的錯誤估計和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武裝問題等一係列原則問題上的失誤,就必然導致它在指導中國革命實踐過程中也發生問題,突出地表現在三次大退讓問題上。

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形成之後,工農革命形勢急劇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迅速統一和鞏固,全國正麵臨著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決戰。這時,革命領導權問題突出地提了出來,隱藏在統一戰線內部的老右派鬥爭中,接連表現出右傾動搖,妥協退讓。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重要環節上:

(一)國民黨“二大”會上的妥協退讓。

(二)“三二〇”事件中國際代表的妥協退讓。

(三)整理黨務案事件上的退讓。

共產國際在指導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為什麽會發生這樣一些重大失誤呢?周恩來同誌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他指出:“在階級關係的分析上,過去我們的缺點,一是公式化,一是定型化。”1960年7月,周恩來同誌在《關於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中說:“當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對中國問題作了一些不正確的分析,六、七、八三次會議對我國階級力量的分析都有錯誤,……”機械地認為:“廣州時期是四個階級的聯合,武漢時期是三個階級的聯合,南昌起義是工農、隻有兩個階級。”這樣一種形而上學的分析問題的方法,既是共產國際本身產生錯誤的原因,又是直接導致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形成的原因。

※※第五節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我們認為陳獨秀的錯誤並不是違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恰恰相反,正是因為陳獨秀堅持了共產國際的錯誤方針、路線和策略,嚴重脫離中國革命實際的結果。

@@@一、十二月武漢特別會議是在國際代表直接指導下召開的

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之前,共產國際和蘇聯顧問從來沒發表過批評陳獨秀右傾和不執行國際指示和頑固抵製國際路線的決議、講話和文件,隻是到了1927年7月,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已成定局的嚴重時刻,共產國際執委會才發表了《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議》,指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犯了一係列重大的政治錯誤。”聯共中央1927年8月9日也指責“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違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陷入右傾。”曆史事實並非如此。

1926年12月,我黨在武漢召開的特別會議,集中地反映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黨中央的右傾錯誤思想,並開始在黨中央占了統治地位。這樣一次典型的錯誤會議是在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維經斯基直接指導下召開的,會議期間,黨中央政治局與國際代表吳廷康和顧問鮑羅廷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了《政治問題決議案》,確認了上述會議內容。因此,陳獨秀的右傾錯誤與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是分不開的。

@@@二、陳獨秀對共產國際決議和指示的貫徹執行

大革命時期,我們黨盡管處在幼年時期,但對共產國際的不少指示,包括陳獨秀在內,是有過不同看法甚至是反對意見的。但是,在共產國際的批評、監督和紀律約束下,陳獨秀基本上放棄了個人主張,執行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決議。如1926年“三二〇”事件和蔣介石提出的“整理黨務案”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之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激烈反對蔣介石這些無理要求,為此,陳獨秀曾寫報告給國際執委會,要求退出國民黨,結果,遭到鮑羅廷的反對。

曆史事實證明,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之所以能在黨內占統治地位,除他本人的原因外,主要是得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而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也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這才是共產國際與陳獨秀右傾錯誤造成大革命失敗的因果關係。

@@@三、陳獨秀的錯誤及我們應吸取的教訓

我們說陳獨秀的錯誤是執行共產國際錯誤決議和指示的結果,絕不是說陳獨秀本身就沒有責任,就不應該對革命失敗承擔責任,而應該真實地反映曆史本來麵目,隻有這樣,才能正確地總結曆史的教訓。

陳獨秀的主要錯誤:

第一,他不能正確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起來,對於大革命高潮的到來缺乏思想上、理論上的準備,因而,把共產國際的指示教條化。

第二,不善於發揮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指示中正確合理部分,抵製消極錯誤因素。

第三,在黨內實行家長製,個人專斷,對一部分同誌的正確意見未能認真聽取。

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和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是大革命失敗的主觀原因,大革命失敗的客觀原因是資產階級叛變革命,敵我力量過於懸殊。

第一次大革命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教育並鍛煉了黨和人民,提高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同時也為中國革命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第一,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是革命成敗的關鍵。在這一時期,當中國共產黨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時,革命就發展,就勝利;否則,革命就遭到挫折和失敗。

第二,中國革命必須建立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革命統一戰線。在統一戰線中,必須對資產階級實行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必須堅決依靠廣大農民作為自己的主要同盟軍,才能保持與鞏固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

第三,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裝鬥爭,沒有革命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無產階級要實現對革命的領導,必須掌握革命的武裝。

第四,必須加強黨的建設,堅持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把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一個堅強的、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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