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創辦莫斯科中山大學和支持國民會議運動

※※第一節 共產國際創辦莫斯科中山大學為中國培養革命幹部

共產國際和蘇聯十分重視培養各國革命幹部。將訓練各國共產黨幹部一事,當作一項重要工作。共產國際和蘇聯特別重視對中國革命幹部的培訓。1921年4月,在莫斯科設立了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即東方大學。這是一個專門培養革命幹部的政治大學。學生來自各個民族,除蘇聯東方少數民族外,1921年設立中國班、朝鮮班、日本班等。中山大學未成立前,中共選送的黨、團員都就讀於此。最早去學習的有劉少奇、彭述之、羅覺等人。東方大學的中國學生逐年增加,最多曾達60餘人。1922年時瞿秋白曾在該校任助理教授。

在中山大學建立以後,當時莫斯科的步兵學校、炮兵學校、工兵學校以及列寧格勒的軍政大學,都設有中國班,每班人數由20人至50人。此外列寧學院也有中共學生,分別編入俄文或英文班上課。

@@@一、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創辦,中國派人前往學習

中山大學(簡稱“中大”)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不僅中山大學的名稱反映了孫中山的聯俄政策和中蘇聯盟關係,而且中山大學的成立和關閉還體現了中國革命的高潮和低潮。中山大學為中國革命培養幹部,它是中國革命運動政治鬥爭的一部分。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具有各種政治傾向,學生中既有中國共產黨人,也有國民黨派去的成員,因而它不僅是中國革命政治舞台的縮影,也反映了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

大批學生去“中大”學習,這在中國曆史上也是一個重大的轉變。在這以前,大部分中國學生出國求學都是去歐洲、美國和日本,中國政府1872年的第一批選派出國的留學生30人是去美國,很少有去近鄰俄國深造的,因為當時的俄國落後。十月革命以後,進步的中國青年向往蘇聯,但是,由於中國政府的阻撓,不能直接前往十月革命的故鄉,直到1921年,才有少數的共產黨人去俄國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而1925年,“中大”創辦後,成千上百個中國人成批地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這不僅是人數的變化,而且當赴歐美留學生帶回“科學”與“民主”夢想時,留蘇學生帶回的卻是一個救國綱領。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為紀念孫中山逝世加快了建立中山大學的計劃。鮑羅廷於1925年10月7日,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66次會議上正式宣布建立中山大學。在這次會議上,鮑羅廷還建議國民黨派學生去中山大學學習,這個提議獲得了通過,並且成立由譚延、古應芬、汪精衛組成的選拔委員會。鮑羅廷擔任這個委員會的顧問,這個委員會建立後立即在廣州、上海、北京、天津著手選拔學生。

選派學生去俄國學習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各地。僅廣州一地就有1000多名青年報名參加選拔考試。經過考核,選拔委員會選拔了350名學生,學生的分布如下:廣州180人;黃埔軍校10名;湘(湖南)、滇(雲南)軍校各10名;上海50名;京津50名;鮑羅廷推薦20名。(鮑羅廷推薦的大多數是國民黨要人的子弟),廣州學生中90%是國民黨員。上海和京津地區選拔的學生則多數是共產黨員。

@@@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概況

1925年秋中山大學開學,校址在莫斯科的沃爾洪卡大街16號,是一座四層的樓房。樓房前麵是校園,有許多樹木。左邊是排球場,後邊是籃球場,冬天可改成溜冰場。全樓總共約有100個房間。餐廳在一樓,圖書館、教室、學習室、辦公室設在二、三、四樓。

為了不讓帝國主義掌握有關情報,而且當時中國除廣東以外還處在軍閥統治之下,“中大”的活動很少見報。

開學典禮的那一天,大廳披上了盛裝,列寧和孫中山像分別懸掛在大廳兩側的兩國國旗之下,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代表和蘇共中央委員會代表出席了開學典禮,托洛茨基主持開學典禮。

中山大學從1925年建立到1930年結束的5年中,先後有過三位校長。

第一任校長是拉狄克。他在1925年至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拉狄克講授過《中國革命運動史》。這是中山大學很受歡迎的一門課,他每周講兩三次,每次講三小時。拉狄克用很多時間研究中國問題,在中國革命問題上他的觀點基本上和托洛茨基一致,但在很多政策和策略上和托洛茨基有分歧。拉狄克支持托洛茨基是他失去校長職務的重要原因之一。

拉狄克1885年出生於波蘭,在克拉科夫大學和伯爾尼大學畢業。他在那裏參加了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1919年1月起義失敗後,他被捕和囚禁。1920年1月,他被準許回到蘇聯。3月,成為共產國際的書記,開始擔任重要職務。1920年7月—8月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他作了關於工會問題的報告,並被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9月,他和季諾維也夫領導了在巴庫召開的東方民族代表大會。在1921年2月成了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並幫助籌備在6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他作了關於共產國際策略問題的報告,並再次被選進共產國際執委會和主席團。在11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他提出了幾個報告,1923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他最後一次被選為中央委員。6月,共產國際執委第三次全會上,他作了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

1923-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反對派,於1924年6-7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並撤消了領導職務。在1925年3-4月舉行的共產國際執委第五次擴大全會上,一個專門反對拉狄克、布蘭德勒和塔爾海麥的決議案被通過。共產國際任命他去領導中山大學,1927年12月舉行的俄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他被開除黨籍,1936年判決十年徒刑,在被放逐後,於1939年去世。

中山大學第二任校長是米夫。米夫年輕,經驗不足,在“中大”普遍不得人心。他不上課,他隻和少數俄語流暢的人保持接觸,他在“中大”建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所,專門研究中國革命問題,撰寫中國革命論著。1929年,米夫要求辭去校長職務。

米夫原名費爾曼,1899年出生於俄國烏克蘭。1917年11月以後,在共青團中活動,俄國國內戰爭時期,在紅軍中擔任政治工作,內戰結束時,他是一支紅軍部隊的政治委員,爾後,他進入訓練布爾什維克幹部的高等學校學習,1921年畢業於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1925年秋擔任中山大學副校長。1927年2月6日,受聯共(布)派遣領導一個宣傳團到達廣州、上海、武漢訪問,並出席了中共五大。1927年返回莫斯科,1928年他代替拉狄克擔任中山大學校長,從這年3月起同時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至1935年12月止,他出席了中共六大,並參加了大會文件起草工作。他還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他和布哈林、羅佐夫斯基代表俄共(布),在委員會上負責起草關於殖民地國家革命運動的提綱。

在1930年底,米夫作為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來到中國,1931年1月,以共產國際使者身份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支持王明等人在黨內取得領導地位。六屆四中全會以後,米夫返回蘇聯。王明也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職務。1932年編輯了他從1926年到1931年寫的關於中國的文選。1933-1934年,他為共產國際刊物撰寫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文件,散布了許多關於中國革命的“左”的觀點。1933年12月以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名義在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三次擴大全會上講演。從1934-1937年,他編輯關於中國問題的著作,於1938年去世。

中山大學第三任校長是威格爾。威格爾是一個教育家,老布爾什維克。被任命為中山大學校長之前,在莫斯科的很多大學任過教。當中山大學在人數越來越多的工農學生要求根本改變教育計劃的壓力下,作為一個富有經驗的教育家的威格爾被指定來擔任這一工作。他對學生非常關心。他在擔任校長的同時,還被任命為《中國問題》雜誌的編委,這是1929年起在莫斯科出版的季刊,他稱得上是蘇聯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之一。

威格爾當“中大”校長時,正值“中大”清黨,處在一片混亂之中。1930年,“中大”正式宣告停辦,威格爾離開了學校。

“中大”校長下設秘書處、總務處和教務處。秘書長由波哥裏耶夫等擔任;總務處處長由維索梯擔任,在這個處工作的有楊明齋等人;教務主任由伊格納托夫擔任。

1928年以後,學校增設中國同誌擔任校領導副職,王保禮、李竹聲等先後擔任副校長;殷鑒等擔任教務處副主任職務。

這所學校的經費,包括學生的衣、食、住、行、圖書、文具、寒暑假費用,回國路費等全由校方負擔。

“中大”還有三個附屬機構—中國問題研究所、翻譯局、中文印刷所。“中大”還編譯出版《國際評論》中文周刊。

@@@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教學活動

“中大”教學目的和課程設置的出發點:

(1)學習的目標在於培訓熟練的政治工作人員,並非培養科學家,不設自然科學。

(2)為適應中國革命迅速發展的需要,訓練政工人員必須速成,講究實效,學習期限為兩年。

(3)理論和實踐並重,學生既要具備群眾工作的能力,又要具備軍事指揮的才幹。

(4)除了學習書本理論外,必須對蘇聯黨、政、軍等進行現場考察。

從上述各點出發,“中大”的課程安排如下:

(1)俄語。俄語是第一學年最重要的必修課,也是決定一個學生是否及格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除了俄語外還可選修第二門外語,如英語、法語或德語。

(2)曆史。曆史課包括:社會發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俄國革命史、東方革命運動史、西方革命運動史。所有上述各科曆史都是厚今薄古,重點是講授近現代史。

(3)哲學。這門課包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學生們被這門新鮮學科吸引住了。

(4)政治經濟學。這門課學習馬克思的《資本論》,因《資本論》很難讀懂,用考茨基的《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作教材。

(5)經濟地理。

(6)列寧主義。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在莫斯科斯維爾德洛夫大學作了一連串的講演,係統地闡述了他對列寧主義的解釋。他第一次提出列寧主義的命題。他的這些演講以《論列寧主義基礎》為題,編印成書作為教材。這是一門很重要的課程。

(7)軍事學。這是一門重要的課程,是中山大學特色之一,開設這門課程不僅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是中國革命的實踐需要。這門課程進行得十分認真細致,由高級軍官擔任教官,他們當中有師長、大校。中山大學軍事研究室主任阿基莫夫,是一位空軍聯隊指揮官。

在軍事研究室裏陳列著各種普通的武器如:大炮、步槍、機槍、手榴彈、榴彈炮,還有各種地形沙盤,作為正規課堂教學的補充。在這個研究室講解各種武器的結構和使用。校方還經常組織學生去莫斯科附近的軍事院校參觀和附近兵營去打靶。暑假期間,所有男生都要穿上軍裝,住到莫斯科附近的某一處兵營去接受野營訓練。

除了上述各門課程外,還有黨的建設、蘇維埃建設和工人運動等。擔任講授的教師都是從蘇聯各大學抽調來的有聲望的老黨員教授。如教經濟學的是馬丁諾夫、利浦曼等,教西方革命史的是瓦克斯,教中國革命運動史的是拉狄克。此外,在學生中挑選了一些黨員如張聞天、陳紹禹、秦邦憲、董亦湘、傅勝蘭、王稼祥、沈誌遠等充當助教(翻譯)。

蘇共、共產國際領導人也時常來校作重要報告。如斯大林於1927年5月13日作《和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在三個小時的報告中,回答了十個問題;布哈林講過宣傳工作;羅佐夫斯基講過國際職工運動;克魯普斯卡婭作過《共產主義教育》的報告。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張國燾、周恩來、向忠發、瞿秋白、陸定一、鄧中夏,關向應等來校作過報告。赴蘇聯訪問的國民黨人胡漢民、馮玉祥、於右任等人也來“中大”講演。宋慶齡、陳友仁也曾訪問過“中大”,並在“中大”舉行的招待會上講了話。

※※第二節 共產國際和蘇聯援助馮玉樣國民軍,支持國民會議運動

@@@一、北京政變,共產國際和蘇聯對馮玉祥的支援

1924年10月23日,直係將領馮玉祥發動政變,推翻了曹錕、吳佩孚把持的北京政府。北京政變後,馮玉祥把自己的部隊,改稱為國民軍。馮玉祥為國民軍第一軍,駐察、綏;胡景翼為國民軍第二軍,駐河南;孫嶽為國民軍第三軍,駐陝西。通電孫中山立即北上,共商全國統一大計。

正如幫助孫中山一樣,共產國際和蘇聯,對於馮玉祥采取了聯合、支援的方針。因為張作霖、段祺瑞、吳佩孚等,都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援助馮玉祥國民軍,反對奉、直軍閥,必然會削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勢力。這樣,從1924年秋起,共產國際和蘇聯,對馮玉祥國民軍,給予了積極援助。

1924年10月27日,經李大釗等人介紹,馮玉祥和加拉罕會談,商談了蘇聯給國民軍物質支援問題。1925年1、2月間,鮑羅廷赴張家口訪問馮玉祥,商討國民黨宣傳人員進入國民軍宣傳三民主義問題。同年4月21日,鮑羅廷和傑克(蘇聯大使館武官)一同與馮玉祥會晤,進一步洽談共產國際和蘇聯軍事援助問題。此後,馮玉祥訪蘇,蘇聯軍事顧問和軍械源源不斷地支援國民軍,任德江任總軍事顧問(見本書附錄)。

1924年至1926年8月,蘇聯援助馮玉祥國民軍軍械如下:

飛機:10架

三口徑炮:60門

迫擊炮:18門

炮彈:58000發

鐵甲車:8輛

機關槍:230挺

步槍:42328枝

子彈:6970萬發

軍刀:5000把

手榴彈:1萬多枚

火焰噴射器:10支

共產國際和蘇聯對馮玉祥國民軍的援助,對馮玉祥觸動很大。他曾對高級將領說:“我想世界各帝國主義者,用不平等條約壓迫中國,製中國的死命,隻有蘇聯自動的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平等待我們民族,自是引起我們的好感,使我們彼此親善。蘇聯的幫助使人感動,我無以形容。”他還說過:“鮑羅廷和加拉罕也先後由人介紹相識,常來找我談話。……我請他們二位介紹,從蘇聯請來三四十位顧問,步騎炮工等各項專門人才皆備……有位總顧問,中國名字叫任(德)江,曾參加歐戰”。“我說蘇聯是我們最忠誠的好朋友,這回我返國參加革命,幫助我許多槍械,派來幫助我們革命的朋友至誠至懇的努力,犧牲性命的也有,我等豈有不感激之理。還有一個小例子,譬如我們在平地泉的騎兵學校,蘇聯就一次幫助我們五萬元,作為購買馬匹和添置教具之用。這個例子說明隻有蘇聯是幫助中國革命,其他美、日各國都在幫助軍閥!”

1926年5月9日,馮玉祥抵達莫斯科,對蘇聯的軍事、政治、經濟進行考察。紅軍總參謀長布加喬夫、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司司長麥爾尼科夫、莫斯科衛戌司令雅科夫列夫等,到車站歡迎。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生,高舉“歡迎國民領袖—中國工農運動的捍衛者!”大幅標語,列隊迎接。馮玉祥在歡迎會上致詞說:這次訪問蘇聯的目的是“為了加強中蘇友誼,學習蘇聯建設國家和紅軍的經驗”。馮玉祥在蘇期間,受到了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齊切林、蘇聯黨政軍領導人加裏寧、伏羅希洛夫等親切接見。同時,中共派劉伯堅、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蔡和森等,向馮玉祥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以及實行國民革命的重要意義。這次訪問,大大促進了馮玉祥思想的變化。1926年9月16日,馮率部五原誓師,同仇敵愾,投身國民革命。

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中共的推動,共產國際和蘇聯的援助,國民軍從困守地位轉入到進攻,不但解除了吳佩孚爪牙圍攻西安,包圍蘭州的威脅,並且采取了攻勢,從潼關出兵,進攻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的勝利進軍。

@@@二、共產國際代表支持國民會議運動

關於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是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8月發表的《第二次對於時局的主張》中提出來的。當時,北京的國會,不過是封建軍閥手中欺騙人民的工具和傀儡,根本沒有代表民意的資格。因此,中共主張廢除這種國會,而由全國各商會、工會、農會、學生會及其他職業團體,推選代表,在適當地點,召開國民會議,製定憲法,建立新政府,統一中國。這個“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是為當時全國各階層人民所容易接受的口號,它反映了全國人民對當時北京軍閥政府的痛恨和對於人民選舉的民主政府的渴望,馮玉祥北京政變後,中共於1924年11月,發表了第四次對時局的主張,又一次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號召,並且闡述了舉行國民會議的具體辦法。

召開國民會議運動,得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鮑羅廷的支持。1924年12月12日,維經斯基以魏琴筆名在《向導》周報第95期發表了《列強與中國國民會議》的文章,指出“國民會議的思想激蕩了全國,各階級各民眾的團體,對此思想皆有相當的明了,各有自己的觀念。”文章說現在我們求解放之唯一的方法,就是趕快組織民眾的力量,預備國民會議之召集,由此國民會議選出為國民所願意的人們組織政府,此政府一定可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12月30日,維經斯基又在《向導》周報第97期發表《國民會議、軍閥和帝國主義》的文章,再次強調指出:“民眾現在最重要的職任,是積極的集合自己的力量,達到各地國民會議促成所提出來的要求。”

鮑羅廷積極為國民會議的召開而奔走。1924年11月12日,孫中山主持召開革命委員會,鮑羅廷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發表《北上宣言》,宣言明確闡明了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提出國民會議召開前,先召集預備會議,討論國民會議的基礎條件以及召開的日期、代表選舉辦法等。11月13日,鮑羅廷隨孫中山乘永豐艦離粵北上,12月20日抵達北京。1925年1月,孫中山決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由廣州移至北京,鮑羅廷繼續擔任該委員會顧問。在北京的幾個月內,鮑羅廷為國民會議運動而奔忙。

正當國民會議促成會進行之際,孫中山舊病複發,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孫中山臨終時,給革命同誌留下《遺囑》和《致蘇聯遺書》。他在《遺囑》裏指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他在《致蘇聯遺書》中說:“親愛的同誌!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屆時蘇聯以良友及同盟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遺囑》和《遺書》體現了他一生的偉大革命精神,表現了他堅決貫徹三大政策以拯救祖國的堅強意誌,反映了他對蘇聯人民的革命友誼。

孫中山臨終前,鮑羅廷一直守在他的身邊。孫中山逝世的當天,駐北京的蘇聯外交官員都親往鐵獅子胡同進行吊唁。13日,共產國際和俄共中央分別發來唁電,共產國際的唁電宣稱:“第三國際謹守列寧之意誌,從事教導全世界工人竭盡全力援助東方民族革命運動,而對於中國尤為注意。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將盡力向各國勞動群眾解釋孫逸仙事業之重大意義,深信共產國際之各支部皆竭力援助將完成孫逸仙大業之國民黨並深信與國民黨合作之中國共產黨亦能完成當前之偉大曆史的事業。”表達了共產國際並不因孫中山的逝世而放鬆支援中國革命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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