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坎危機到烏坎轉機，共產黨的中央政府應該找到了一個繼續統治，以為“長治”“久安”的方法。
1。烏坎危機
烏坎這地方，就是90年代走私的大門戶，可以說村村走私戶戶走私。現在走私不大吃香了，又沒有發展起別的致富渠道，老百姓就開始埋怨村幹部鄉幹部。如今這世道，哪有不貪的官。隻要一抗爭，自然有官出事。當然，村幹部鄉幹部這些利益集團必然會想方設法維護自己的權益、錢益、人益。官民雙方所索取的利益分割差距就會很大，自然就有了鬧大的烏坎抗爭事件。
這種抗爭隻反村官鄉官土豪劣紳，不反府官高官中央政府，當然更不反社會製度。所以，烏坎人的抗爭跟澎湃的造反不同，跟陳勝的農民造反更不同。不僅是規模上的差別，更重要的是訴求上的不同：現代烏坎人“隻反貪官，不反皇帝”，跟宋江的性質一樣，當然結果也和宋江雷同：被招安、被和諧。
2。烏坎轉機
烏坎事件一發生，人們立即聯係到海陸豐農民起義。中央高層也是人，一樣會知道海陸豐人的海民風格和“起義”傳統，也會擔心搞不好會再來次星星之火。你不見那時候，喜歡薄熙來的立馬罵汪洋，一個村都治不好還想要治國家；恨共產黨至少反對一黨政治的立即說，你看中國就要開始大亂了。
我想那時候汪洋也真是傻眼了，一定是上報中央商量舉措，準備打壓與和諧兩手抓。你不見他的警察包圍了村莊嚴以待命，其實就是隨時準備實施打壓的那一手；然而他又隻包圍不鎮壓遲遲不動，顯然汪是在待命中央的決定，從21號周永康的“進一步化解社會矛盾”就知道中央集體的決定主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抓那村官鄉官去“迎合群眾訴求”“補償群眾利益”。顯然，這就是破財免災：犧牲市府的稅錢財，避免社會動蕩的大災---權災，以維護統治地位。
所以才有了這後來的烏坎事件的轉機 --- 犧牲小貪官，達到局部和諧，進而達到社會管治。
3。汪洋的仕途是定了
六四前江書記處理導報得分，總設計師選他當了核心一路進京。現在汪總督拿到中央的尚方寶劍一揮，對群眾訴求滿口應充，將基層矛盾頓時化解，汪督立馬得分成了“汪洋政績”“汪洋經驗”“領導同誌要懂得化解社會矛盾，懂得管理基層社會”等等進京台階的大帽子。
天助他有了這次契機，轉不利為有利，烏坎已經成了中國新時代社會危機管理的標誌性事件。那不僅成就了汪洋個人一步登天，說不定能當個國家副主席，也成就了共產黨在新時期新形勢新矛盾下“長治”中國“久安”地方的方法 ---- 那就是：
哪裏有抗爭，就把那裏的地方官抓起來；哪裏有訴求，就把那裏的貪官土豪所得給還於民。
4。烏坎事件給中國基層民主帶來榜樣的作用雖說中國層層貪官，到了無官不貪的地步。但現在的中國不需要革命。從烏坎事件給人的啟示：你想得到的，不必要革命，可以有不同的手段不同的道路。其實，喊著要民主的精英們都知道，革命和民主沒有必然聯係。列寧革命了沒帶來民主，先帝革命了也沒帶來民主。精英們現在也知道，一談革命中國老百姓就反感，那裏沒有存在的土壤。所以他們來了個新名詞叫“顛覆性”。可惜，中國老百姓一聽到“顛覆”就聯想到“外國滲透”，所以，我說精英們的造化也行不通。
現在的中國不需要造反。雖然我們的文化向來認為造反有理，但現代這社會此路不通，人家手裏有基本的東西，一斷電一斷水一斷網絡，你就沒招了。但中國的每個地方都需要抗爭。記住你的抗爭“隻反地方貪官，別反高官皇帝，更不要反製度”，那你的抗爭就離成功不遠了。就是說，你的抗爭隻對人（某個官），別對規則（製度）。人家如何全麵淺規則、如何腐敗集團化，你都別管別說別涉及，隻說你頂頭的那個“小官”，就夠了。
從烏坎轉機我們看到，對抗爭的妥協處理，使統治者不僅得到了群眾，可以使政權不倒台，延長了政黨的執權，還肯定了政權的合法性。君不見，各地的所有抗爭者，都是揮著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去訴說地方小政府的不是，農民底層人成了中央文件和法製精神的導播者。既然如此，那上一層政府不正好可以拿著烏坎模式，應用在對自己下層危機的處理上。 5。中國政府開始從戰略上改變維穩思維
過去維穩，就是抓抗爭者，結果民怨四起，黨已不黨，三個代表成了發財代表，貪汙代表，欺詐代表。現在周永康代表科學發展觀講話了：要學會化解社會的深層矛盾，完善大調諧工作體係，把社會的不穩消滅在萌芽之態。
黨報開始宣揚烏坎經驗，說明中央從戰略上想改變維穩觀念，從戰術上開始改變維穩手段，開始就事論事，就村論村，柔性有效地解決地方/局部抗爭事件，以致做到國家真正維穩，在製度建設上推行實用手段。 現在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績，就看你那裏出現了多少抗爭事件和上訪事件，結果髒亂差的地方問題多亂子多，那的官員不得不動不動就調用警察去鎮壓、抓人、阻攔上訪。結果是官民對立加劇，全社會矛盾加劇，使各階政府失信於民，使中央失信於整個社會。要是考核當官的誰幹得好壞，就看他能多少次成功平息抗議/上訪事件的“比例”，那地方領導就不會動不動調用警察了。問題就有望會“和諧地”解決在基層，解決在地方。那些地方頭頭要政績，就會自覺地選擇和諧、妥協的手段，去盡可能地解決自己範圍內的事，自然就不敢那麽明目張膽地欺負轄內老百姓了。 烏坎處理方式是個裏程碑事件，在中國社會危機管理上會成為重重的一筆，說不定因此會製導中國”民主管理”機製的一大步發展。讓鄉處理村，縣處理鄉，市處理縣，省處理市，中央沒那麽累了，社會管理真正分工分層了。這樣，老百姓民主抗爭的渠道暢通了，政府處理危機的製度也健全了，官員的責任也清楚了。進一步，中國的社會就穩定了，製度就發展了。民主不也就一步一步建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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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常委周永康21日在政法會上表示，要深化化解中國社會矛盾，深化社會管理創新，深化公正廉潔執法，為明年十八大召開營造穩定的社會環境，為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穩定作出新貢獻。
維穩是他們很頭疼的事，逼著他們要“執法”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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