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際鑾：我一直在清華大學工作，當年也在清華教書，作為清華大學的代表參與了鄧小平同誌主持召開的1977年8月4日“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參與討論了恢複高考問題。

　　楊學為：大家好，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交流。我1977年之前在東北師大當教員，當年被借調到教育部，參與了一些恢複高考文件的起草工作。

　　主持人：為什麽在1977年恢複高考？當時有哪些現實需要，必須恢複高考招生製度？

　　潘際鑾：我在清華大學工作60年了，在文化革命以前我們都很正常地進行教學，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後整個學校就亂了，我們這些老師都成了批鬥的對象了。從70年開始招工農兵學員，就是從各個地方選拔一些青年，插隊的，工廠的，部隊的。沒有什麽業務標準的要求，隻有一個標準，就是政治可靠，隻要地方一保送我們就收。這個政治可靠本來還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但問題就是到後來變了味了，就是所謂政治可靠就是你跟單位的領導關係好，他就把你推薦出來。所以有的就是走後門進來的，什麽樣的人都有，中學程度的也有，小學程度的也有，甚至是文盲都有，都一起搞到學校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們要麵對的是從小學一直到中學的學生。

　　我還是老師，雖然被批鬥，還得講課，講課嘛，當時的口號，第一個就是“上管改”，工農兵學員到了學校以後要“上管改”，就是“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我們這些老師成了被管的，被改造的對象，但是還要給他們講課，學生聽不懂，就說明你老師不行。比如說我講課，因為我搞焊接，我講電焊機跟自動化的這些東西，當然要給學生打基礎，因為有的學生就是小學，他甚至什麽叫電路也不懂，什麽叫支流電路，什麽叫交流電路都不懂。可我剛講幾堂課，他們就講：“你怎麽又搞資產階級一套？講的都是人家聽不懂的東西！”當場就批判我，甚至我講課的時候，就有學生拍桌子站起來訓斥：“你講的什麽東西？”那我說：“怎麽辦呢？”他說，你幹嗎不對著機器講，在黑板上畫的亂七八糟，因為講電路總是要畫線路圖。我說好吧，我們就結合實際，因為我們樓上是教室，樓下是實驗室，實驗室就有很多機器，我說好，咱們下一堂課就到機器那個教室講。我就把機器打開，我說這是發動機，這是變壓器，這樣一講他們就更不懂了，因為在課堂上還是講的基本的東西，到了實驗室就是講實際的東西了。他們聽不懂就還批判我：“你還在搞資產階級。”

　　主持人：潘院士的經曆已經說明，當時的大學現實教學工作已經到了混亂的地步，必須要通過恢複高考來把大學生的素質提升上來。

　　楊學為：剛才潘老師說的都是實際情況，大學招生沒有文化水平的要求。有一部電影，可能你們年齡小，不知道看過沒有，裏麵反映過這樣一個鏡頭：舉起手來，什麽叫上大學的資格，手上的老繭就是資格；這就是當時上大學的文化水平。

　　所以剛才潘老師說的大學根本沒法上課，我以前還在東北師大當教員，我不是像潘老師這樣講理工科課程，我是講文科的，照樣聽不懂，沒有起碼的曆史知識，文學知識很差，所以很多東西聽不懂。鄧小平講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話，必須改革教育。1977年5月他曾在《人民日報》撰文講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然後他提出要恢複高考。

　　主持人：剛剛說學生的水平參差不齊難以開課，成了恢複高考的現實需求，此外還有哪些曆史必然因素要在當年恢複高考製度呢？

　　潘際鑾：從1950年解放一直到1967年，這17年的高等教育跟教育究竟是什麽樣的一個狀況？文化大革命認為整個高等教育是資產階級的教育，是不行的，是黑線，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必須徹底掃除。在這種情況之下教育怎麽恢複？四人幫倒了以後，別的戰線撥亂反正，唯獨教育路線，認為還是錯的，所以在這個背景下要撥亂反正，也隻有鄧小平站出來。

　　主持人：由此可見，鄧小平同誌複出工作也應該說是促成因素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嗎？

　　楊學為：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中國已經嚴重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了，中國人民也不再願意過動亂的生活了。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按鄧小平的話說就是要有人才，迫切需要培養新的知識分子。大學如果不改，那樣的學生進來根本不可能培養的，1975年鄧小平跟胡耀邦有一次談話，就講過；這種水平上大學就不要叫大學了，大家可以看《鄧選》的相關記載。

　　主持人：潘院士作為清華大學的代表，1977年參加了科教工作會。也就是在那場會議上，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第一個提出了恢複高考。請給網友介紹一下當年的科教工作會的情況？

　　潘際鑾：鄧小平複出任副總理的時候抓科教工作，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召開了科教工作會。參加科教工作會的代表大概有一半是科學院的，一半是高等學校的，共30幾個人，科學院領導跟教育部領導都參加了。鄧小平說這個會的目的就是怎麽使得中國四個現代化搞的更快，經濟發展的更快，教育發展的更快，目標就是請大家談這個問題，科學怎麽發展，教育怎麽發展。

　　這個會上大家紛紛發言，發言的內容很多了，各方麵都有，有的是講文化大革命中，教育跟科學遭到什麽樣的破壞；有的是講到當前學校的現狀；有的是講到個人經曆……其中有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當前教育再這麽搞下去，中國就要完了，就沒有人才了，而且會出現斷檔的情況，我們現在這批人一死，底下沒有人了。所以就激烈地呼籲要改變教育製度，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改變招生製度。

　　主持人：那您在會議上發言了嗎？

　　潘際鑾：我講清華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教育受到什麽樣的破壞，教師受到什麽迫害，當時的教育狀況怎麽樣，實際上根本談不上培養人才，也談不上培養質量，這麽下去不行，是這麽個意思。

　　主持人：當時這個會議是鄧小平主持的，他說了什麽？

　　潘際鑾：我非常佩服鄧小平，整個開會過程當中，他一直都在聽大家的講話，很少插言打亂人家，我們開了五天會，8月4號到8月8號，五天會他就坐了四天半，有半天他接待外賓去了，他說今天不開會了，我要接待外賓。其他的四天半他全部傾聽大家意見，隻有最後半天他總結意見。聽完他的總結意見以後，我覺得我十分佩服鄧小平同誌，他的思路非常清楚，把大家意見歸納以後提出的方針政策確實給科教事業指出了新的道路，所以那個會開完以後我是非常興奮的，也非常高興。

　　主持人：他總結發言裏麵都說了一些什麽，還有印象嗎？

　　潘際鑾：對於恢複高教製度是很清楚了，他就問當時的教育部長劉西堯說是不是可以恢複，是不是晚了？因為我們是8月份開會，一般高教統考是7月、8月考試，他說晚了，來得及來不及改？劉說還可以來得及，後來大家說是不是推遲兩個月高考？所以第一屆，77屆是冬季高考，春季入學，那屆招的人比較少。

　　主持人：楊老師，您當時參加了哪些會議？親曆了恢複高考製度的哪些工作？

　　楊學為：鄧小平複出之後，教育部決定要開招生工作座談會，5月份在太原開了一個，那一次基本上維持了文化大革命錯誤的那一套，大家很不滿意。

　　主持人：當時還要推薦上大學？

　　楊學為：對，還是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就是剛才潘老師說的老辦法，大部分是走後門的，不合格的，參加會議的人員很不滿意。恰恰這個時候中國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就是鄧小平又出來了，出來之後就開了科教座談會，大家強烈呼籲要立即改革文革期間那種推薦保送的辦法，要恢複高考製度。鄧小平當時就表態推遲半年招生，教育部前部長劉西堯後來有一個回憶，說那是開會以來第一次全體鼓掌歡迎，就是鄧小平當場拍板決定。

　　科教座談會結束之後，鄧小平決定重開招生會，我們又立即準備重開招生會，先到北京飯店，然後前門飯店，最後友誼賓館，這個會開了45天，最長的一次。建國以來惟有1977年開了兩次招生會。並且第二次北京招生會開了45天。

　　主持人：據說，是從夏天開到了秋天，有一些來參加會議的同誌，當時衣服帶的不夠，還讓家裏寄了衣服，是嗎？

　　楊學為：對，因為開會的時候是8月中旬，北京正熱，散會的時候就9月末了，冷了，有些來的同誌已經冷了，讓家裏寄來點衣服。

　　主持人：為什麽要開這麽長的會呢？

　　楊學為：根本的問題是當時文革還沒有否定，大家的思想還都停滯在文革後期。

　　潘際鑾：認為高等教育還是黑線。

　　楊學為：參加人員的認識也不一樣，像知識分子，大學裏來的，可能像潘老師這樣的一些認識，還有一些同誌要維持那一套，所以會上的爭論很大。

　　潘際鑾：文化大革命以後思想領域的鬥爭還是相當激烈的。

　　主持人：大概在會議進行到多長時間的時候，大家能夠統一意見，說今年我們就要按照分數進行高考招生？

　　楊學為：會議爭論的很多，往往都是反複那麽來爭論，我覺得會議開的長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沒有當機立斷，應該跟著鄧小平的那個指示去當機立斷，這樣會很快就可以結束的，沒有必要討論那麽長時間。就是大家在那兒爭論。等到後來，終於在9月中旬會議起草了一個改革招生製度的一個初步意見，報給了鄧小平，鄧小平是分管科教的副總理，教育部就把這個意見報給他了。他看了之後找教育部的領導談過一次話。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對這個會議起草的文件很不滿意，當時說的話很嚴厲，對起草的文件裏麵也有很多不滿意的地方。這些內容在《鄧選》中也有記載。

　　主持人：有哪些方麵他不滿意的？

　　楊學為：我記得他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政審的條件，我當時在文件起草小組，是負責起草文件的，我作為一個教員也是覺得文革期間那套是不行了，是要改的。但是改呢，又擔心被扣上分數掛帥的帽子，所以我們對政治條件寫的很詳細，亂七八糟，能想到的都寫上了，雞毛蒜皮的事，鄧小平看了之後我記得連說三個：“繁瑣！”，三個繁瑣，大筆一揮全部抹掉，政審條件全部抹掉。這個表現了他對文革期間極左的那一套，所謂血統論的厭惡，然後他重新起草了一段。後來教育部給國務院再上報文件的時候就照抄了鄧小平的原話。

　　主持人：他原話裏麵都寫了什麽內容？

　　楊學為：都是很基本的，有兩個，一個就是為革命而學習，遵守紀律，熱愛勞動，這樣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再一個就是要看現實表現，不要看出身，要看本人的現實表現，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政策的變化。

　　主持人：他上報給國務院的文件最後叫什麽名字？

　　楊學為：《教育部關於1977年招生工作座談會的請示報告》。

　　主持人：總結起來，做了哪些改革？

　　楊學為：應該說這個文件在鄧小平的親自指示下是撥亂反正的一個文件，完全否定了文革中間極左的錯誤路線那套，應屆高考畢業生也可以上大學了，這個不得了的，兩千多萬知識青年，不用勞動兩年都可以上大學了，應屆的高中畢業生也可以上，這是最大的一個變化。其次，就是要考試，不是群眾推薦，所謂群眾推薦說穿了就是基層領導說了算，就是走後門，這個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說明的。再一個就是政審的變化，應屆可以考了，要考試了，政審變了。

　　主持人：剛剛已經談了政策製定的過程，政策製定完了就要發布了，當年要恢複高考的消息是什麽時候發布的？

　　楊學為：10月5號政治局常委討論，10月12搞國務院批準，國務院文件下發，當時不是說發了文件馬上公布，不是這樣的，各新聞媒體要統一步驟，10月22號統一發布，新華社發布文稿，所以群眾知道是10月22號。

　　主持人：潘老師，您當時是通過報紙看到這個消息的嗎？

　　潘際鑾：我是早知道，但是楊老師說的這個過程我不知道，我們認為當時鄧小平拍了板就做了，最後恢複高考我們覺得很自然，當中這個爭論過程我都不知道。

　　主持人：不是所有的教授都參加了當年的科教工作會，別的教授聽到這個消息，有什麽評論嗎？

　　潘際鑾：都非常擁護，覺得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都不行，那麽搞的話，一個是我們中國的大學教育就要完蛋了，中國的人才也沒有了，我們所有人當時痛哭流涕，說我們這輩人下去就沒有人了，確實憂國憂民。所以鄧小平那個思想大家非常興奮，公布那個消息大家自然就很高興了。

　　主持人：10月22號全國報紙發了消息說可以恢複高考，當年的高考好像是定在了12月11號，是嗎？那當年為什麽我們非要定在1977年的冬天考呢？

　　楊學為：鄧小平說要早出人才，要快，要不是鄧小平的話，別人沒有這麽大的魄力。

　　潘際鑾：這也是我們那個會上決定的，我們說如果今年再不招生，工農兵又來一批，到時候又是小學生，中學生。

　　主持人：當年的高考是分省考的，為什麽？

　　楊學為：因為推遲了半年，時間非常緊迫，全國統一出卷來不及，而且77年的時候全國沒有統一的大綱，也沒有統一的教材，也沒有物理課，化學課，都是學的農機，化肥這些東西，所以全國統考是不現實的，就各省考試。

　　主持人：在各省組織高考的過程中，組織方式上有區別嗎？

　　楊學為：非常緊張，因為10年沒組織考試了，出題的人在什麽地方，誰會組織考試，考場怎麽組織都不熟悉了，印卷紙在什麽地方，夠不夠都不知道，所以當時非常緊張，都是倒計時排的，各省工作倒計時安排。因為不是全國統考，所以各省考試時間不一樣，大部分在12月份。

　　主持人：當年有570萬的考生報考，這個教育部事先想到了嗎？

　　楊學為：那個想到了。

　　主持人：想到這個數字了嗎？

　　楊學為：開招生會的時候，因為積壓了十年，有兩千萬下鄉知識青年，初中畢業就可以報考了，當時估計有幾千萬人會報名，所以當時最擔心的是印卷子的紙不夠，570萬，雖然這個數字相當多，但是並不是超出了我們當時的估計。

　　主持人：有一個報道說，當時為了印考卷都動用了毛選五卷的印刷用紙，是這樣嗎？

　　楊學為：文件發布之後，各省在準備過程中間，我記得有幾個省打電話到教育部問，可不可以用毛選五卷的紙，當時教育部經過請示，同意可以用印毛選五卷的紙。廈門大學教授劉海峰對這個事情有段考證，他說在高考的時候，各省毛選五卷都已經印完了，所以他說所謂動用印毛選五卷的紙，也應該是印完了之後剩餘的紙，所以不應該認為高考不得了，什麽都讓步，還不是這個意思。

　　主持人：570萬的高考報名認輸，除了帶來了考卷印刷用紙不夠這麽一個困難，當年還給高考帶來了什麽壓力？

　　楊學為：考場都在公社這一級，分散的很厲害，組織工作很困難，評卷子沒有那麽多人，也沒有那麽大地方評卷子，所以當時分兩次考試，先是地區這一級初選一次，按照招生計劃人數的三倍初選，比如招20萬，就要初選出60萬來參加全省的統考，全省統考之後再按照計劃招生數錄取，所以是分兩次考，等於地市這級先考一次，叫地市初選。

　　主持人：然後再在全省考試？

　　楊學為：對。

　　主持人：那1977年高考考了什麽？

　　楊學為：因為文革期間沒有學物理化學，都是學農機，化肥這些東西，所以理化合成一科來考，史地合成一科來考，數學、語文、史地、理化。

　　主持人：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區別就在這。1977年考完閱卷之後，發現考生考的情況如何？

　　楊學為：當時教育部發過好幾期簡報，就是考生的卷子拿來之後，評閱老師非常氣憤，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學生在文革期間基本上沒有學什麽東西，有的考生沒有答卷子，在上麵批判四人幫，說文革期間沒有學什麽東西，什麽都不懂，就寫的這些東西。

　　主持人：因為好多年沒有學習，當年好像數學難倒了很多人，有考的特別低的隻有幾分，是嗎？

　　楊學為：對，有幾個學生我知道的，77、78、79連考三年都沒考上，81年才考上。他不是不聰明，是因為文革期間根本沒有學習，利用這幾年重新學習了中學的課程，然後到81年考上了，是這樣的。

　　主持人：連考了好多屆，這應該還是比較有毅力的考生了。從教育部掌握的情況看，像這樣連考好幾屆的考生很多嗎？

　　楊學為：對，當時應屆的可以考，高一的可以考，高三的可以考，下鄉的可以考，回鄉的可以考，麵非常寬。

　　主持人：考試完了多久之後，我們就開始進入了招生的階段？

　　楊學為： 12月初教育部就基本上掌握情況，各省的考試就完了，然後開錄取工作座談會，研究錄取的政策，錄取應該是在12月末，應該在78年春天就入學了，你看當時的照片考生都穿著棉襖。

　　主持人：招生過程當中，又有一些什麽樣的新問題體現出來了嗎？

　　楊學為：招生遇到的最突出的問題我記得的就是政審，因為17年的冤假錯案沒有改，文革期間的冤假錯案沒有改，這些孩子其中有一些學習很好，也沒說不讓他們考試，他們參加考試了，考試了之後，分數都知道了，可以被錄取，但是政審不合格，這個是當時最大的問題。這個問題又不是教育部可以解決的，教育部管不了政審，比如說冤假錯案，右派平反的問題，這個教育部解決不了，所以當時最大的矛盾是這個。

　　我記得江蘇省當時的招辦主任叫胡新善，給我講過一個例子，我聽了之後眼淚都流出來了。錄取的時候，江蘇省招辦主任胡新善看一個考生考試成績不錯，他父親是江西的紅小鬼，參加長征，但是是現行反革命，被槍斃了，他的兒子參加高考，政審不合格。

　　招辦胡新善主任就覺得，紅小鬼參加過長征，怎麽會成現行反革命呢？他就有懷疑。晚上吃飯的時候，在大食堂裏遇到常州市招辦主任，就跟他說，誰誰誰，是這個考生，這個孩子成績很好，政審不通過，具體情況你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麽回事。這個招辦主任說好，就完了。

　　第二天早晨吃飯，胡新善又看他還坐在那兒吃飯，就氣的夠嗆，因為錄取一會兒就幾百人過去了，就覺得這個孩子如果不錄取太可惜。因為沒搞清楚，就跟這個常州市招辦主任說，我昨天晚上跟你說的那個事情你辦了嗎？常州市招辦主任說我已經回來了。從南京到常州，不像現在有高速路，沒有像現在這麽好的汽車，他回去要找五、六個人，因為政審要改，要找五、六個人都要蓋章子的，連夜改完，第二天吃早飯的時候回來，反應是非常迅速的。

　　後來搞清楚這個人怎麽回事呢？考生的父親1959年說了類似於彭德懷那樣的話被打成右派，因為他從來都不服，所以文革期間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還不服，就被槍斃了。這個例子我感動在哪兒呢？就是這種情況下做這麽深刻的變動，是靠招生戰線上的大批同誌他們的覺悟，對於黨的事業的忠誠，對考試事業的熱愛，是靠這些人才把這個工作完成的。如果不是胡新善發現了這個問題，如果不是那個同誌連夜趕回去把章子蓋過來，這個孩子就完了。

　　主持人：當年因為政審不合格但是經過教育部門的努力又重新進入大學的情況，有多少？有統計嗎？

　　楊學為：非常遺憾，因為當時忙於手頭的工作，各種資料都不完全，考生的成分，工人多少，農民多少，學生多少，這樣的統計都是很粗糙的，沒有這樣的統計，但是教育部當時的學生司已經恢複了，日常處理大量的問題，我們直接幹預的問題都是政審的問題。凡是我們知道的，根據我們的政策水平根據我們的能力去解決，我們不知道的，或者解決不了的就沒法說了。

　　主持人：當年還有兩個新名詞，一個是擴招，還有一個是走讀，這是怎麽回事？

　　楊學為：77年考完了之後有很多學生考的都很好，特別是66、67屆的高中畢業生，他們是61年以後上的高中，他們的基礎知識比較紮實，經過下鄉鍛煉他們也沒有完全放棄學習，所以高考之後這批孩子考的最好，當時的計劃招生數很少，考生考的很好，但進不了大學。這個情況鄧小平就知道了，反映到鄧小平那兒。他說能不能夠增加一點招生計劃？所以就出現了一個擴大招生，就是錄取之後又再追加計劃，擴大招生。

　　當時教育部門說主要困難是大學裏沒有宿舍，學生沒地方住，食堂也裝不下。擴大招生沒地方住怎麽辦？鄧小平說，就走讀。我記得海澱走讀大學就是那個時候成立的。

　　主持人：潘教授，1978年春天清華招了多少學生？

　　潘際鑾：清華第一年招的比較少，可能一半，我們一年大體上招兩千人，那一年招一千人，大概這樣的水平，所以77屆的人是最少的。

　　主持人：為什麽那麽少呢？

　　潘際鑾：我想是條件的問題，因為我們當年學校還有75年入學的，還沒有畢業，還在校，所以宿舍什麽都比較困難。

　　楊學為：主要是沒有宿舍，因為十幾年文化大革命，學校也沒有蓋房子，房子還少了，當時的青年教師也結婚的，有的生孩子了，就把學生宿舍占了相當一部分。

　　主持人：我看到一個評論，說77、78屆是我們大學生有史以來最最勤奮的大學生，潘院士你認同這個評價嗎？

　　潘際鑾：我完全認同，因為他們文化大革命期間，很艱苦的在基層勞動，做工，做農民，得了這麽一個好機會不容易。另外，他們在那種條件下能考上大學，說明這個學生是比較勤奮的，正好進來以後他也確實表現這批學生比較勤奮，動手能力、實踐能力也比較強，應該說77屆、78屆這方麵是比較強的。現在很多中堅分子，骨幹，我們科教界的骨幹，這批人是占了很多的，相當不錯。

　　同時補充一下，應該說自從恢複高考以後，75屆的學生也開始努力學習了，剛開始他們就是造反，後來認認真真學，所以75屆出來以後他們是學了一些知識的，但是前頭的學員應該說學是學了，但是沒好好學。

　　楊學為：77年上大學的這批人現在在相當多數的部門都是領導人，是骨幹分子，比如教育部考試中心現任主任戴家幹，77年從內蒙上來的學生青年，剛才我說的劉海峰，他也是77年考取廈門大學的，北大的黨委書記閔維方也是77年的。

　　主持人：好！1977年的那場高考我們先講到這兒，我們再來問一下1978年的那場高考，78年的高考製度有沒有在77年的高考製度基礎上進行改革呢？

　　楊學為：78年和77年最大的區別就是全國統一考試，77年的冬天教育部統一組織製定了高考複習大綱，這個複習大綱發下去之後，成為各地複習的依據，然後成為第二年78年高考命題的依據，就恢複了全國統考。

　　因為77年的爭論太多，關於考試的問題沒有什麽討論，所以78年的招生會議上主要的是爭論了恢複考試是不是所謂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有的同誌就擔心恢複考試之後是不是又犯錯誤了。但這種思想受到了批評，大部分人還是認同恢複高考招生。這就是1978年爭論最大的一個問題。

　　主持人：再回望1977年恢複高考的決策，兩位有什麽評價？

　　楊學為：恢複高考20周年的時候，人民日報編輯部搞了一次征文，這個征文結束的時候，人民日報編輯部有一個結束語，那個結束語說：征稿發出之後，稿件像潮水般湧進編輯部，幾乎異口同聲的說感謝鄧小平，說鄧小平恢複高考改變了他們的命運。隨後，人民日報編輯部引用一個教育家的話，原話記不清了，可能不是很準確，意思是絕對這樣的：恢複高考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挽救了中國和中華民族。恢複高考25周年的時候也開過一個座談會，我有一個比喻，牛頓說給他一個支點他能撬起地球，如果把這個地球比做四個現代化的話，這個支點就是高考，恢複高考撥亂反正，整個教育戰線風氣為之一振。前幾天恢複高考30周年的時候，教育部又開了一次座談會，教育部學生司副司長薑鋼說，沒有當年的高考就沒有今天的盛世。我覺得20周年人民日報的，還有我的支點的比喻和剛才我說的薑鋼的話，都說明了當年恢複高考對中國目前的強大，崛起，四個現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主持人：有一個數據可以印證您剛剛的說法，30年來，高考為國家選拔了3600萬人才。那潘教授，您有什麽想法？

　　潘際鑾：恢複高考以後，我們選拔培養的人才是我們當前科教界的骨幹分子，很明顯，我們學校現在的係主任教授基本上是78屆的，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如果讓工農兵上來根本當不了教授，也做不了。

　　主持人：最後一個問題想問一下，現在呼聲很高，說要取消高考，兩位怎麽看？

　　潘際鑾：我的看法是這樣，高考是絕對成功的，但是高考走到30年以後，也有弊端，弊端是什麽問題？就是當前我們整個教育製度走獨木橋的問題，而且有一個選拔人才一刀切的問題。我很讚賞一個提法，叫因材施教，現在沒有提這個，我們現在一刀切，很多人才出不來，這是我們的弊端。但不是高考製度恢複錯了，是現在的高考製度應該改革，這是我的看法。

　　楊學為：我認為可以分為兩句話，第一句話，高考是絕對不可以廢除的，曆史已經證明，恢複了高考給中國帶來了繁榮，我認為表麵上看高考是大學招生的考試，實質上它是中國基礎教育完成之後，勞體一次大的分工，沒有這個分工就是走後門，一定是社會的混亂，沒有公平公正，教育將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所以廢除的話，純粹是，說句不好聽的話，是沒有認真考慮的一句話。第二句話我同意潘老師的，絕對要改革的，沒有因材施教，今年一千萬人了，一張卷子去考，無論什麽樣都用一把尺子衡量，應該說扼殺了革新，不會有創新了，所以考試的方式是需要改的。

　　主持人：非常感謝兩位今天做客我們的聊天室，也非常感謝各位網友的關注，謝謝，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