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爭的本質是意識形態之爭

【引言】

自冷戰結束以來，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各個領域的摩擦和衝突也不斷升級。然而，這種競爭的本質不僅僅是經濟、軍事或地緣政治的角力，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兩國代表的不同意識形態。大多數政治學者認為，中美之爭的本質是一場意識形態之爭，主要體現在社會製度、價值觀念和國家治理模式的根本分歧上。本文將分析中美之爭的意識形態因素，並探討其對全球政治格局和國際關係的影響。

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是以共產黨一黨獨大（立法規定共產黨主體執政，允許其它民主黨派有限的參政）為權力特征，行使其全麵施政綱領和治國模式。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中，他們代表著“無產階級政黨”，在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製度；他們認為自己的政治路線與資本主義勢不兩立。七十多年來中共不遺餘力地抨擊、批判資本主義製度，他們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資本主義有許多不可饒恕的原罪。而美國是世界上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也自認為是民主世界的“山巔之城”。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長期的政治博弈，這一過程涉及多個方麵的交鋒。中共的宣傳部門在全國範圍內長期不斷地批評攻擊美國為“美帝國主義”，在很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中國將“美帝”視為國家的頭號敵人。其間美國同樣把中國視為敵對的“共產國家”而進行多年的封鎖和打壓。

一、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曆史背景

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及其後的演變。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美兩國在意識形態政治博弈過程中經曆了以下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

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對抗

冷戰時期，中美兩國代表了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美國作為西方民主國家的代表，倡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製度；而中國從一開始就緊跟蘇聯實行了社會主義製度，並推行計劃經濟和中央集權政治。雙方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激烈的較量，美國在國際舞台上倡導反共主義，試圖遏製和孤立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驗。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美中交惡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間，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毛澤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極左思潮導致中國國內政治動蕩，與此同時，美國對中國的批評和抵製加劇了兩國之間的對抗。美國與中國的意識形態差異在全球範圍內引發了一係列的政治紛爭和衝突。

中美關係正常化與改革開放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美關係開始走向緩和與逐步改善。1979年，卡特總統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一起主導了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其後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為兩國的意識形態衝突創造了一定的緩衝空間。然而，盡管中國的經濟改革為兩國合作提供了契機，但在政治製度、人權和自由等問題上的意識形態分歧仍然存在。

冷戰結束後的意識形態變化

90年代冷戰結束後，蘇聯解體使得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這導致了一種意識形態真空，使得西方自由民主製度和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念在全球範圍內占據主導地位。

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大國崛起，以及在實行市場經濟政策後取得了巨大成功，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又逐漸凸顯出來。美國作為自由市場經濟和多黨民主製度的代表，強調個人權利、言論自由和市場競爭。而中國則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強調社會穩定、集體主義和國家政治安全。

中國的經濟改革和開放，雖然引入了一定程度的市場經濟，但中國的市場經濟模式與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仍存在明顯差異，它體現了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的部分融合。這引發了對於中國經濟模式的不同解讀和意識形態上的爭議，並對國際關係和全球治理產生了重要影響。

持續的意識形態較量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影響力的擴大，西方開始重新審視中國，並對其意識形態進行評估。一些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西方的價值觀和全球秩序，擔心中國的政治製度和人權狀況。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中國的成功證明了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之可行性。

互聯網和信息時代的興起使得意識形態之爭在全球範圍內更加顯著。通過各種媒體，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得以迅速傳播，增加了國際社會對中美之間意識形態差異的關注和討論。經過中美貿易戰以及三年來的全球新冠疫情，中美之間的意識形態較量再度升級。由於市場經濟的成功與GDP躍升到全球第二，中國更加強調“三個自信”；美國理念的價值觀越來越遭受中方貶斥，中美價值觀的對立和現實的衝突也越來越尖銳。美國方麵對中國的政治製度、人權狀況和市場準入等問題提出批評，認為中國的崛起及其國家意識形態威脅到自由和民主的價值觀。中國則堅持維護自己的主權和發展道路，反對外部幹涉和意識形態輸出。這種較量體現在貿易戰、科技競爭、地緣政治鬥爭和地區衝突等多個領域。這種意識形態的衝突對中美外交爭端、全球政治格局以及國際關係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核心問題

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核心問題涉及多個層麵，其中包括社會製度和政治體係、價值觀念和文化差異，以及國家治理模式和全球影響力。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翟玉忠認為：中美之爭歸根結底是文明之爭（http://www.xinfajia.net/16081.html）。

此外，美國著名學者Michael Pillsbury（白邦瑞）也在他的著作《2049 百年馬拉鬆：中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一書中認定：“中美之爭已經逐步演變成了兩個文明之間的衝突，即資本主義文明和社會主義文明的製度競爭。看來這種衝突還要持續很多年。”

白邦瑞還重申，資本主義文明的核心價值觀是：新聞自由，政治民主，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保護私有財產，不允許政府經營企業和報紙廣電。由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認同這種價值觀體係，故稱之為“普世價值觀”。

社會主義文明的核心價值觀是：執政黨領導一切部門。他們控製軍隊，決定各級官員的任命與升遷；直接管控國家金融和大型國企；反對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原則；嚴密管控報紙廣電、網絡內容以及社會輿論，不允許人民一人一票直選國家領導人。

武漢大學學者陳繼勇教授從曆史大國的戰略競爭與博弈視角出發，認為當前中美衝突的實質是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的全球戰略競爭；從更長遠的視角看，是中國模式與華盛頓模式之爭（https://www.sohu.com/a/254847009_739032）。

也有學者持與上述不同的觀點。如四川大學教授鄧曦澤博士認同“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他在《聯合早報》上撰文認為，中美之爭並不是製度之爭， “中美之爭的本質是霸權之爭，它可以具體表現為科技之爭、經濟之爭、軍事之爭、貨幣之爭、文化之爭等。……在國際社會中，國家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就是霸權”。（https://www.kzaobao.com/mon/keji/20190620/58602.html ）

社會製度和政治體係

我們都看得清楚，中美之間最顯著的意識形態差異就是社會製度和政治體係。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主張自由市場經濟、多黨競選和個人自由權利。而中國則采取社會主義製度，實行共產黨領導國家和社會的一切領域。這兩種不同的社會製度和政治體係在權力分配、政府功能、公民權利和參與度等方麵存在根本差異，這種差異無可避免地引發了對社會組織和個體自由的理念衝突。

價值觀念和文化差異

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價值觀念和文化差異。美國強調個人權利、言論自由、平等和多元化。它推崇個人主義、競爭和人權保護。相比之下，中國注重集體利益、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強調家庭、社區和集體責任。中國傳統文化強調集體主義、孝道和社會和諧。這些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差異導致了對社會道德、個人自由和公共倫理的認知差異。

國家治理模式和全球影響力

中美之爭的意識形態核心問題還包括國家治理模式和全球影響力。美國主張通過民主製度和市場經濟來實現國家治理，並試圖推廣其模式到其他國家。它追求全球領導地位，倡導自由、開放和規則的國際秩序。相比之下，中國采取了一種中央高度集權的國家治理模式，強調社會安全和穩定，並主張對外非幹涉原則。中國追求實現國家利益、維護領土完整和發展自身實力。

這些核心問題使得中美在意識形態領域產生了深刻的分歧和對立。這種意識形態之爭在全球範圍內對國際關係產生了廣泛影響，它涉及到經濟貿易、科技發展、文化交流和地緣政治等多個領域。如何處理這些核心問題，平衡意識形態差異，成了中美關係及全球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挑戰。

三、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影響與挑戰

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挑戰廣泛涉及到全球政治格局的重塑和國際關係的多個方麵。它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加劇了國際社會的分裂和對立。一方麵，美國及其盟國主張自由民主製度和市場經濟模式，試圖維持其全球領導地位。另一方麵，中國及其支持者倡導多極化，主張不同國家根據自身國情選擇適合的發展模式。這種意識形態分歧導致了全球力量對比的重塑和一些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中美意識形態之爭也加劇了國際關係的緊張和不確定性。雙方在貿易戰、科技競爭、地緣政治和地區衝突等領域的衝突升級，導致了國際合作的減少和雙邊關係的惡化。這種緊張關係對全球經濟增長、地區穩定和全球治理體係產生了一係列負麵影響，並在經濟、科技和安全領域引發了激烈的博弈。新近的美國兩屆政府都極力遏止中國的高科技（如人工智能、超算、5G、航天等）技術發展，對中國敏感企業實施製裁和限製。中國則不斷加強自主創新、技術自給和軍事現代化的努力。這種博弈對於全球經濟的穩定和科技創新的發展帶來了風險，並可能導致供應鏈中斷、技術分裂以及軍備競賽等問題。

四、中美貿易戰的有關背景及其前因後果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戰是中美之間最顯著的經濟領域的摩擦和衝突。

中美貿易戰起源於美國政府對中國在貿易領域的不公平行為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的擔憂。美國認為中國采取了一係列不公平的貿易政策，如強製技術轉讓、非關稅壁壘、知識產權盜竊等，這些導致了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增加，並損害了美國企業的利益。因此在2018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項針對中國的301調查報告，宣稱中國存在知識產權盜竊和技術轉讓等不公平貿易行為。作為回應，美國政府決定采取一係列措施，包括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限製中國投資和技術出口，並對中國的相關行業進行製裁。

中美貿易戰的後果是導致雙方互相加征關稅，涵蓋了廣泛的商品，包括鋼鐵、鋁、汽車、農產品等。這些關稅和貿易壁壘對兩國的出口和經濟活動造成了重大影響，導致了全球貿易的緊張局勢。貿易戰引發了市場的不確定性，導致企業對未來投資持謹慎態度。這對全球經濟增長產生了負麵影響，並影響到了全球供應鏈和跨國公司的業務決策。

中美兩國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廣泛影響。貿易摩擦導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並影響到其他國家的出口和產業鏈。

同時，貿易戰加劇了中美之間的政治關係緊張。雙方之間的爭端擴大到了其他領域，如技術競爭、地緣政治和人權問題，使得兩國間的對立更加複雜化。它對全球經濟、投資和市場產生了許多不利影響。盡管雙方進行了多次談判，但目前仍存在許多挑戰和不確定性。

五、應對中美意識形態之爭的朝野重新思考

應對中美意識形態之爭，中美兩國政治家和民眾應進行深入的分析與思考，以促進相互理解、合作與和平共處。以下是一些關鍵的問題需要朝野三思。

尋求對話，實事求是

中美兩國政治家和民眾應積極尋求對話和互相傾聽的機會，以增進相互了解與消除誤解。通過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渠道，包括高層會晤、經貿談判、學術研討、文化交流等，可以促進雙方之間的對話，加強共識，並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著名政治經濟學者鄭永年曾經公開告誡，在中美對話中要遵循鄧小平說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要把什麽東西都意識形態化。在政治宣傳方麵一定要拒絕義和團思維，不能因為美國可能成為中國的長期性、戰略性、對抗性的對手，就仇恨美國，全盤否定美國的一切，也不認可和學習美國的優點。先入為主的所謂“政治正確”和意氣宣泄對解決問題沒有任何幫助。例如，國內宣傳媒體經常說美國是靠美元霸權和戰爭而富起來的，這顯然不符合客觀事實。請看一看美國百年來靠不斷創新發展各項高科技而引領全球消費市場的一係列成就，你就可以明白。

探索共同利益和合作領域

中美兩國應尋找共同利益和合作領域，以建立互利共贏的合作關係。盡管存在意識形態差異，但兩國在經濟、環境、反恐、氣候變化、公共衛生、貿易規則等重要領域仍然可以開展廣泛的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挑戰。

彼此尊重與包容，正視世界潮流

中美兩國應尊重與包容彼此的多元性。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曆史、文化和價值觀，應理解並尊重對方的獨特性。相互尊重和包容有助於構建和諧的國際關係，並減少衝突和對抗的可能性。中國應當汲取20世紀“革命輸出”的曆史教訓，在宣傳口徑上不要輕易地詆毀所有資本主義製度，把人家成功運行了幾百年的民主政治體製斥為“虛偽的民主”。不久前我查考了《百度百科：資本主義國家》條目，發現世界現有225個資本主義國家，其中187個是二戰後就獨立存在的，加上38個原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經過蘇東劇變後選擇資本主義體製的國家。然而世界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隻剩下五個：中國、朝鮮、越南、老撾和古巴。顯然，當今世界的體製潮流是資本主義，而非社會主義。

中國人民應打破藩籬，推倒防火牆，突破心靈的桎梏，重新認識外部世界。推動信息開放和互聯互通才能增進相互了解，才會有務實、開明、開放的眼界和態度。

六、中美對話與溝通的重要性

中美之間的對話與溝通非常必要，它可以發揮多方麵的積極作用。

化解分歧，避免誤判

對話和溝通是化解分歧、增進政治互信的關鍵途徑。通過直接交流，可以澄清觀點、分享信息，進一步了解對方的立場和意圖，從而減少雙方之間的誤判。並有助於尋找共同點，在可合作領域達成共識，為長久的和平共處奠定基礎。

建立危機管理機製，防止衝突升級

通過建立有效的對話和溝通機製，雙方可以及時交流重要信息、磋商和協商，避免重大誤判和意外行動，降低緊張局勢，避免衝突升級，有效地管理和化解潛在的危機。當前特別引人關注的區域熱點是台海局勢，兩國領導人有責任及時管控事態發展，避免發生任何擦槍走火之類的事件。

這裏特別指出，國內一些極不負責任的自媒體，為了賺取流量整天嘩眾取寵，編造種種故事或理由，恨不得中美早日開戰，進而戰勝美國，取代美國而成為世界霸主。這種極端民族主義的喧囂非常有害，它會給世界輿論一種“中國人太好戰”的印象，然後各國都盯著你、防著你，把你真正地視為敵人。

中美作為全球重要國家，在全球治理和麵臨共同挑戰方麵負有舉足輕重的國際責任。對話和溝通是推動全球治理和合作的關鍵機製。中美合作可以為國際問題提供重要的解決方案，如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核不擴散、貿易規則、公共衛生等許多領域的挑戰。

探討和平競爭與合作共贏的途經

和平競爭與合作共贏是中美兩國之間應對意識形態之爭的應有途經。這種途經可以在競爭的同時實現雙方的利益最大化，並減少對抗和衝突的可能性。

中美可以通過建立規則和機製來管理競爭，確保競爭的公平和可預測性。例如，在貿易領域可以加強多邊貿易體製，推動貿易自由化和市場準入的公平規則。在技術領域可以建立技術合作框架，推動知識產權保護和技術創新的合作，並嚴格遵守所有既定規則。

和平競爭與合作共贏的途徑需要中美雙方共同努力和承擔責任。通過遵循相互尊重、平等對話、合作共贏的原則，中美應當共同遵守國際規則，實現良性競爭，促進雙方的共同繁榮以及區域乃至全球的穩定與發展，由此造福中美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

總結

中美兩國70多年來的分歧和爭端，其實質是意識形態之爭，也就是製度之爭，道路之爭，文明之爭。兩國之爭不僅體現了在社會製度、價值觀念和國家治理模式上的分歧，也對全球政治格局和國際關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可預見的將來，顯然兩國誰也無法征服對方。因為兩種體製各有利弊，兩國在社會發展、國家治理、經濟體量、軍事實力、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各有其長處和短處。最現實、最符合兩國人民最大利益的，是麵對挑戰，兩國加強對話與合作，通過和平競爭推動合作共贏，同時建立管控重大分歧的有效機製，以緩解緊張局勢，避免任何武力衝突或戰爭，共同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

2023年8月15日，波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