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竹馬三毛，二月因新冠去世了。由於三四年前曾有人誤傳他已去世，這次我又以為是誤傳。直到他太太用他的微信賬號給我發來了訃告，才知道這回他是真的走了。
三毛九十多歲的母親今年一月感染了新冠，因為中國那時候放棄了所有的隔離，醫院同樣。三毛去醫院探望照顧母親，結果也感染了。他母親是一月中旬去世的，之後他開始感到不適，過了三個星期，他也走了。太太一再說，疫情三年，我們家防護做得很好，一家三口從未陽過，可最後還是沒有逃過災難。
第一次聽聞三毛去世是三四年前，有位發小給我微信，說三毛腦梗去世了。我一看就蒙了，之後每每想到他就若有所失。
三毛是我的小學、中學同學，又是鄰居。童年時，因為他調皮，老師讓我“幫助”他，結果走得很近。一二年級他曾每天來我家開學習小組，之後我還跟他同桌了兩三年，我們兩小無猜，關係很鐵。但是從六年級開始，分男女生了，我們從此拜拜。
回憶往事，感慨萬千，當時我寫了篇回憶三毛的短文準備發給一個公眾號。找到老鄰居，讓他去三毛家要一張童年照片。他說，人家活得好好的，怎麽就要寫紀念文章了呢？我一聽喜出望外，三毛“死而複生”了。不過，我還是把文章發給了公眾號，隻是加了個令人驚喜、皆大歡喜的結尾，之後不少讀者留言，都說看了結尾太開心了。
既然三毛還在，我迫不及待跟他聯係上了，在微信上你來我去，一起回憶童年和各自的人生路。雖說有半個世紀沒有聯係，但畢竟從小一起長大，知根知底，兩人一拍即合，毫無陌生感。
或許因為能在他有生之年一起懷舊，甚至讓他提前看到了我紀念他的文章，於我而言，我倆的友誼很完美，沒留下遺憾。為此，我感恩那天鬼使神差地提筆寫他，文章使得我“失而複得”了三毛。
三毛看罷文章，給我留言：謝謝你，看得我心裏暖暖的，真為有你這麽個發小而高興。
以下是那篇紀念文章的梗概，發表在《世界日報》。遺憾的是，我寫再多的紀念文章也不能讓三毛死而複生了。
日前聽說同學三毛因新冠肺炎去世，唏噓不已。他是我上學第一天認識的朋友。
小學就近入學，鄰家孩子和幼兒園同學去了離家不遠的學校，而我捨近求遠，進了教學品質更好的學校。第一天上學「舉目無親」，放學後，老師送我們到校門口，低頭囑咐三毛帶我回家。
話音剛落，他一把抓住我的手，拉著就走。一路上，兩人一言不發，他緊緊拉著我的手，或許怕我丟了，辜負了老師的信任。走到我家公寓門口，突然鬆開了手，我詫異他怎麼知道我家住在這裡？隻見他直奔公寓的電梯，原來他住在我家樓上，因在家排行老三，小名三毛。
一年級，每天跟三毛手拉手回家，我膽小怕羞，經常是無言低頭趕路，馬路上的方地磚，邁三步才能走過兩塊。印象中，回家的路很長，現在去走才十分鐘，童年的光陰走得慢。
一、二年級半日製，老師把我倆安排在一個學習小組，吩咐我督促他做作業。他很聰明，坐得住的話，作業馬上能做完，可他常定不下心來，跑進跑出，東張西望。一看十有八九不能完成老師賦予我的任務，乾脆兩人分工合作。他最痛恨的作業是一個漢字抄寫十遍，他寫完拚音後，由我在田字格裡替他寫漢字，我倆結為「盟軍」，配合默契應付老師。
那時寫字太用力，鉛芯一會兒就會變得又粗又短，常需要削鉛筆，三毛削木頭，我削鉛芯。有一天，他說：「我們鉛筆削得那麼好，可以替其他小朋友削了，削一支，收一分錢。」我說：「人家看我們也是小孩，不會要我們削的。」他說：「那我們就躲到沒有窗子的小房子裡，隻有一個小洞，讓他們把鉛筆塞進來。」
我找出過家家的玩具杯碟，準備帶去小房子，他也興致勃勃，建議用削下來的鉛筆木屑當柴火，鉛芯可以做成煤球。
三年級，乖孩子都入了少先隊，我成了中隊長；他卻成了「落後同學」，因他脾氣太強，一旦認為別人做錯了事，便不依不饒，老師要小事化了，他卻「仗義執言」 ，不肯甘休，乃至影響到上課。老師安排我倆成為同桌，再次一幫一。有次打了上課鈴後，他繼續跟同學爭論不休，老師勸阻也不聽，我輕輕拉了他一下，他居然為了「盟軍」的深厚情誼，安靜下來。老師表揚他進步很大，不久他也入隊了。
我倆同桌兩三年，跟其他男女生同桌不同，沒有三八線，可以隨便用對方的文具，他隨時可以抄我的作業，在學校抄不完，回家接著抄。不過那時候，早不跟他手拉手一起回家了，他有他的男生群，我有我的女生圈。我們漸行漸遠，六年級都有了新同桌，徹底斷交了，不是由於關係惡化，而是開始分男女生了，男女同學之間不再交往。中學跟他同校不同班，繼續分男女生，偶爾遇見，目不斜視，儼然路人。
十六歲中學畢業，全校學生被發配去黑龍江插隊，我倆分在一個村莊，登上了同一列北去的知青專列。火車走走停停，愈走愈北，愈走愈冷，愈走愈荒。
第三天，車上一陣騷動，據說我校男生跟同車另一學校的「小流氓」打架了，因為小流氓調戲我校女生。車廂裡的女生無不讚歎男生的俠骨柔腸，平時不理我們，關鍵時刻卻挺身而出，三毛自然是「俠客」之一。然而，護送我們下鄉的工人宣傳隊認為是「流氓毆鬥」，參與打架的男生被拆散開來，分送到不同村落，他被發落到離我們村七、八十裏以外的另一個村莊。
他在被工宣隊押送去特定車廂，路過我座位時，我們對望了一下，我看到了他的憤怒和無助。那個黑暗的冬夜，窗外什麼都看不見，就像等待我們的未來。想到臨走時，他外婆囑咐我倆到了黑龍江要互相關心、互相照顧，而現在他將去一個沒有朋友的村莊，我用棉大衣蒙住頭，文革幾年來壓抑在內心的無望、屈辱、忿然、悲傷，一瞬間都變成了淚水，滴落在骯髒漆黑的車廂地上。
我插隊的村莊在黑龍江邊，冬天河水結成了冰，夏初冰雪融化後，有三、四個月可以行船，小江輪成了去縣城的交通工具。每逢江輪經過，乘客上上下下，男女老少聚在江邊，迎送親友，問候過往熟人。
火車上一別三年多後，一次看到三毛獨自站在甲板上，他長高了，成了一米八幾的大個子。我猶豫要不要跟他打個招呼，可是村裡的知青沿用了學校分男女生的習慣，依舊不跟異性交往。猶豫不決中，汽笛響了，水手收起跳板，拉起了錨，船尾的大水輪一圈圈轉動，江輪離岸了。
若幹年後，我們先後回到上海，各忙各的，沒有機會敘舊，直到兩年前才重新聯繫上，回憶手拉手一起回家的美妙童年，曾希望有機會再見，他卻永遠走了。三毛，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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