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危機是男人的常見病，個別人病情比較嚴重，搞個小三進來，害得家裏危機重重，天翻地覆。 

 

嚴太（化名）跟老嚴是大學同學，在國內結了婚，有了兒子。老嚴90年代初，出洋攻讀國際商務的MBA。由於他原先就做外貿，英文好，工作能力強，熟識不少國外客戶，一畢業就找到在紐約的老客戶，去客戶的跨國公司供職，專做對華貿易，生意做得風生水起，深得老板欣賞。 

 

老嚴決定留美發展，由公司出麵替他辦綠卡。辦綠卡有個等待期，他自然不能隨便回國探望妻兒，結果跟國內的家人有兩三年沒見了。 

 

老嚴雖然看上去活得光鮮，實際上並不幸福，晚上回家，黑屋冷灶，孤獨寂寞。正巧遇到華人聚會，老嚴閑得無聊，就去蹭飯吃。聚會上，遇到了美麗的潘女士（化名）。潘女士30來歲，四川人，俏麗纖細，本來在一個小地方的電視台主持一檔小節目，頗受當地男士追捧。遺憾的是，她患上了“崇洋媚外”，老公出國留學了，她也不惜一切要跟著出來。當年辦陪讀不那麽容易，兩年之後，終於到了美國，卻發現丈夫已另有新歡，結果兩人離婚了。 

 

獨身的潘女士，這會兒遇上了暫時的單身漢嚴先生。一開始，兩人的交往是很無辜的，無非是相聚在華人聚會，隨便聊聊。一來二去的，發現雙方都挺愛看書，都受過高等教育，共同語言不少。再說這潘女士蠻嗲的，開口閉口叫老嚴”哥哥“，叫得他骨頭都要酥了。上海人這種哥啊妹啊，是叫不出口的，看看南方劇種，夫妻間也不過是互稱“官人娘子”。 

 

有人以為上海女人嗲，可是嚴太雖是上海人，卻是非常實惠的寧波人家出身，為人處事幹淨利落，一碼歸一碼，不浪費時間在卿卿我我上。 

 

這麽一對比，老嚴雖然在理性上知道應該做個好父親好丈夫，可也實在是享受充當潘女士的哥哥。要說這男女之間，有時候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正好觸到了人心中的柔軟，愛情就開始了。 

 

老嚴有一天胃疼，潘女士知道後，連夜為他送來胃藥，替他端來溫開水，看著他把藥服下才離開，老嚴為此相當感動。第二天一大早潘女士又打電話來詢問病情，異性的關切讓孤獨的老嚴胡思亂想，原來好不容易修造起來的理性防線，瞬時土崩瓦解。防線崩潰之前，他居然打電話向各位好友求救，也打給了我。問我怎麽辦？明明知道說也白說，我還是勸他，情場老手的話，無非是逢場作戲，任何時候都可以抽身出來。可惜他不是情場老手，不陷進去是上策，一旦陷進去，那就是濕手沾上了幹麵粉，麻煩越來越多。 

 

我果然是白說，不久老嚴跟潘女士同居了，在潘女士的執意要求下，他決定跟嚴太離婚。那段時候，他的事業蒸蒸日上，綠卡到手了，還在美國東西兩地，各買了一套公寓，東邊是愛巢，西邊是投資。老嚴出國後的第四年，終於可以頻頻回國了，他成了部門經理和中美之間的空中飛人。 

 

上海的家那麽狹小簡陋，老嚴覺得不能委屈自己，再去住這樣的房子了。實幹精神超強的嚴太，做了幾年單親媽媽，變得獨立粗放，也不大討人歡喜了。

 

嚴太上班管孩子照顧兩家的老人，累得半死，自然衣著隨意，說話粗聲大氣。看到老公像個洋買辦，有模有樣，拿下了綠卡，買了房子，以為一家人馬上可以在美國團聚了。正高興呢，老公卻把一張離婚協議放在她麵前。 

 

老嚴也不是毫無歉意，忸忸怩怩，說兩人的價值觀不合，生活在一起沒有樂趣。為了補償嚴太做出的犧牲，老嚴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妻兒繼續留在上海，每個月他為他們提供1000美金，1000美金在90年代的上海，確實可以過得不錯了。二是如果為了兒子的教育想去美國，母子可以住在西部的公寓裏，他會提供兒子的撫養費。他跟嚴太商量時，膽戰心驚，畢竟自己沒有道理，被嚴太臭罵一通，被嚴太的娘家兄弟扇幾個嘴巴，也在情理之中。 

 

令他大吃一驚的是，嚴太毫不囉嗦，嚓嚓嚓在離婚書上簽了字，1000塊？不要。美國？不去。老嚴戰戰兢兢地問：這怎麽行呢？你們怎麽生活？嚴太說：囉嗦什麽啊？活得下去就活，活不下去，找根繩子，娘倆吊吊死拉倒。說著，把離婚書扔給了老公。 

 

老嚴的內心比較文藝，也相對單純，否則也不會被人家30多歲的女人幾聲哥哥一叫就動了心。原以為嚴太會為了家庭為了愛情誓死決鬥，鬥到魚死網破，感情殆盡，離婚水到渠成。不料人家如此瀟灑、大氣，這倒讓他擔心起來。嚴太會不會是精神受了刺激？如果真的去自殺了，還帶著自己的寶貝兒子，自己豈不犯下了滔天大罪。在辣霍霍（爽氣大氣）的老婆和嗲溜溜（撒嬌求寵）的情人之間，老嚴猶豫了。 

 

又經過了一年的拉鋸戰，老嚴在家人朋友的圍攻下，浪子回頭，拋棄了四川情人，回到了上海老婆身邊。回來後，他是全副心身拍妻兒馬屁，鈔票是統統交給老婆，見老婆依舊對他愛理不理，勸慰老婆說：你現在可以完全放心了，我錢都給你了，沒有錢的男人，女人是不愛的。老嚴是不是上海人說的“十三點”？該跟女人撇清關係的時候，提什麽女人？嚴太還沒吱聲呢，兒子跳出來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塌糊塗，假如你還想讓我尊敬你，你就得尊重媽媽和你自己。這兒子是不是很會說啊？ 

 

本來以為這家人重新團聚，是最為圓滿的結局。遺憾的是，嚴太看到老嚴，肚子裏就一包氣，動輒就拿他出軌說事。想當年，你如何如何無情，如何如何好色，我跟兒子如何如何悲慘。在老嚴麵前做個祥林嫂也罷了，有時太氣憤了，內外不分，讓老嚴非常沒有麵子。好在老嚴還算寬容，冤有頭，債有主，都怪自己搭上了小三。 

 

幸虧老嚴那時候高升了，去中國分公司做老總，常駐國內。我以為嚴太會跟著他一起回去，便於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可是，嚴太好像對他喪失了興趣，由著他去國內自由，不管不問。他不在，嚴太變得溫和安寧了，種種花，上上班，每天晚上還能接到嚴先生的報平安電話。 

 

嚴先生呢，就此成為了好男人，打打球，看看書，健健身，晚上準時給老婆打電話，每個節日和特殊的紀念日，從未忘記給老婆送花。我跟他開玩笑：中年危機過去了？他答：是啊，為了得到兒子的尊重嘛。 

 

平心而論，老嚴骨子裏是拎得清的，每個人生階段的心態不同，做點出格的事，也不奇怪。剛畢業那會兒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後來被老婆小三兒子全方位夾攻，徹底孤立，算是體會到了“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總算緩過來，卻已到了“欲說還休，隻道天涼好個秋“的年齡。 

 

疫情前見到老嚴夫婦，兩人都退休了，手拉手，散步海邊，和顏悅色，琴瑟和諧。風雨過去了，又是晴天。